第二十一章 姨父
（一）
我姨父姓杨，属兔。1891年生于河北省冀县城东南十里的杜各沙村。
家里并不富裕，兄弟三个，他排行老二。奇怪！他哥哥被称作“老大”，他弟弟被称作“老五”，不知他们的父母是怎么排的。老大、老五不知是什么原因都终生未娶。
姨父十几岁就出来了，跟着亲戚来到北京靠双手劳动混碗饭吃。他的脑袋比兄弟们都灵，不到四年就出徒了，学到了木匠这门手艺。
那年月，按北京的老理儿说，学徒的要学三年另一节才能出徒。“三年”人们好理解，“另一节”现在的人们不大好懂。
我向上年纪的人请教过，他们说旧时候，一年有两个大节：年节（农历正月初一）和八月中秋节（农历八月十五）。当学徒拜师的时候，肯定是在两节之间。比如说春节后拜的师，那末，出徒要在第三年的八月节之后。
学徒期内，掌柜的只管每天三餐饭食，及提供个打开铺盖睡觉的地方，三年多白干不说，没有一文工钱。出徒了，现在叫：领了“上岗证”，可以独立操作了，才开始挣工钱。
他很早就开始为皇家园林做修缮的小工，跟着师傅们，干活当下手。
扛料、和灰、拉大锯，总之，最吃苦受累的活都干过。收了工还得给师傅端茶、盛饭、跑腿儿买东西，每天为师傅提夜壶是万万不能忘的。
到七十岁的时候（那年我十七岁），他个子比我还高一点儿，比他自己的哥哥、弟弟都高不少。正像人们常说的：“身大力不亏”么，他像有一股使不完的力气。
据说，年轻的时候，学会了练拳脚，早晚儿他都要打几趟拳，出一身汗。
我的一位四川同事，七十年代初，回东北探亲路过北京时，曾住在我家。他就跟我谈起“老头”，谈起在院子里为他特地打了一趟长拳，那腰腿还挺灵活。那年，姨父八十一岁。
他这个人不善言语，跟我们兄弟们之间一般没什么话说。记得，有一次，他可能是喝酒喝多了一点儿，也不知拨动了哪根神经，竟然跟我们提起了往事。
“那些伙计们可是猴精猴精的”，他的第一句话，我没料到是这样开始的：
那时候，大伙儿都在西苑干活，估计是修园子吧。他们住在西城里，每天天不亮就得起身，赶到西直门，稍等一会儿，天放亮了，城门才开。出城不远往北一拐，就是高亮桥，转向西北，在没有什么遮蔽的土道上匆忙地赶路。走一趟有二十多里地开外。
天暖和的时候还算凑合，碰上雨天，路上的泥泞，一走一滑，就让你迈不动步子。尤其是冬天，那罪可受大了。西北风刮起来的日子，尘土满天飞，大风灌得你喘不过气来。满脸、满身一层灰土，跟个土猴儿似的。有时出城雇头毛驴，坐在驴背上，顶着凛冽的西北风，只一会儿两脚就冻麻木了，就得跟着毛驴跑一段儿路，再骑一会儿驴。
在西苑做活时，一处有百十号人。午饭都得在工地那儿吃。伙食无非是馒头、窝头，有时是蒸糙米饭，一勺大锅熬菜，见不着什么油星，顶多外加两片腌大萝卜咸菜，凑合着就饭吧。
直接管大伙儿的是几个监工，那些可个个都是穿官衣，吃官饭的“大爷”。大伙儿干活的时候，他们抄着手在一边看着，手脚慢一点是不行的。轻的呵斥几句，有那忒恶的，乘不冷丁地就踹你一脚，或随手抄起个“料头儿”就给你一下。大伙儿恨得牙根儿疼，可在人家的手底下干活，也只好忍下那口恶气。
机会终于来了，听说上头要来查看工程。于是有人出主意，叫大伙儿把米饭里的谷子都挑拣出来。只一顿饭就凑了大半碗，藏在一边儿。
这天，监工们陪着一帮子官员来了，这从服饰就看得出来。其中一个装模作样地问起：“你们吃得怎么样啊？”他们趁机就把那碗“谷子”呈了上去：“您瞅瞅！给俺们吃的米，尽是谷子。”那个最大的官儿，转身就斥责那带队的：“以后，要用好一点儿的米。”那带队的当面只能不断点头称“喳”。大伙心里的那憋了很久的那股气，终于算是出来了。
姨父的左眼不好，黑眼球上蒙着一层云翳。我当着他的面，从来没敢说起过“瞎子”、“看不见”这类的词语。您想想，俗话说“矮子面前不说矬”，那是连阿Q都明白的常识。
我在四川工作时，就听过这样的笑话：有个人“赶场”（北方叫集）买花椒，刚要想问：“你的花椒麻不麻呀？”一抬头，见卖主脸上有几颗“麻子”，已到嘴边的“麻”字马上又吞了回去，变成了：“你的花椒——那个不那个？”其实，卖花椒的心里明明白白的，都是有点年纪的人了，已经不在乎什么了。正要答话：“麻，很麻。”可见到问话的人也是一脸的小“坑”，马上转成了对方避讳的话：“是那个，很那个！”
在青年工人们之中，七十年代初期曾盛行一种扑克的玩法：每人手里有五张牌，每次可以抓一张牌，或与桌上的牌一起调换；A是11分，有“人头”的10分，其它按点数算分，可前提是五张牌必须是同花色的。结束时，记录总分，有杂色的记零分——“画个圈儿”，很像给他名字后面点了一颗“麻子”。于是，大家都管这种玩法叫“捉麻子”。可是，玩的时候有个心照不宣的约定：大家都不找脸上有“坑儿”的人一起玩这种游戏，避嫌么。
还有一个笑话，也是取笑天花后遗症的：一天夜里，小偷去人家窗户下听动静。只听见屋子里两个成年人在说悄悄话。男人说：“过来，我帮你数数，你有多少圆？”过了不久，就听到：“你一共一百八十一圆。你也帮我点一点。”又过了一会儿，就听女的说：“你比我还要多些，整整有二百一十圆。”小偷听了，心里美孜孜的，今天遇到一桩大买卖。他终于等主人家睡熟了，摸进去，东西翻了个遍，也没找着。
兜了这么大一个圈子，也没切入正题，这是因为我周围的人们也都小心地不去碰“敏感”话题。可我有个喜欢刨根问底的坏毛病，总以为：只要对人家说真话，什么时候都无可挑剔的。其实我错了，许多人都奉行：“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古话，“能屈能伸”是古今中外英雄们的信条，否则，就像鲁迅所嘲讽的那个不合时宜的，在参加人家宴会上，还说“实话”的书生啦。因为这种观念，我这一生不知吃了多少“亏”，可至今也改不了，这大概就是母亲所常说我的：“三岁至老”吧。
我终于从他的徒弟那儿知道了事情的梗概：
据说是在清朝皇帝退位之后，复辟之前，那时他才出徒不久。一次，他随他的师父进皇宫里干活，是在哪个殿里头干刷油漆的小活。见周围监工的人不在，他就到正中的龙椅上坐了一坐。心里还想呐：皇上坐在这上头，看着下面的文武大臣，可真是好威风啊！
刚一干完活儿，就被送出了皇宫。师父悄悄地跟他说：别以为我没瞧见！那是龙椅，是你坐的吗？随后又狠狠地添了一句：你要遭老天报应的。
那天夜里，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当真老天爷要惩治我吗？管他呢！
您说，事情怎么那么“寸劲儿”，就在他跟师父都差不多要忘了这件事情的时候。一次，他用凿子剔一个榫眼，撬得太猛了，一个不大的木屑飞进了左眼里。在木匠的生活中，眯了眼睛是再平常不过的事，让师哥师弟帮着拨开眼皮吹一下就是了。
可这次症状几天也不见减轻，只是不停地流泪，看东西逐渐地模糊了。那真是老天爷的报应他吗？到柜上借支了几个钱，他去了一趟医院，医生说：“太晚了，治不了啦！”半年以后，左眼完全失明了。看来，他只好认命了。
他是回冀县老家结的婚，他那时候，都快三十岁了。我大姨那一年十七岁。
婚是结了，离北京六百里的路程，把他们长期的分开了。只有年底他才有回家相合的日子。
大姨没文化，个子不高，又是个小脚，体质也很虚弱。一直没有孩子，即使几年后大姨从农村来北京团聚，也没有一点孩子的影子。
他们开了个木器厂，字号就用姨父的名字，在西安门“内”路北，三间门脸儿，进深也是三间，其中靠西边截出两间当“柜房”，那是“杨掌柜”的帐房，也是他接待、喝茶、休息的地方。后面院子很小，三间北房是他们的住室。
据说，他们的夫妻关系并不好，是年龄相差太大，是性格不和，还是身体的原因？旁人无从知晓。
但他们吵嘴是经常的事，尤其是在姨父“逛窑子”回来以后。去“八大胡同”，他没有那资格。四牌楼附近就有几处，听说，西安门外的“鸡鸭市”有一处。姨父趁去澡堂洗澡的工夫，就捎带去那儿走一趟。
当然，这件事终究是包不住的。被大姨发现了少不了又要吵一架的。
大姨是位勤劳、善良的妇女，1951年春死于心脏病。姨父为她特地做了口好棺材，用得是一水儿的新柏木，内里还特地浇了一层厚厚的松香。
大姨一生无生育，从姨父的那个村，收养了个远房侄子。这样，大姨出殡的时候，总算有个打幡儿、带孝的人。
“送走”大姨之后，姨父一个人过着孤独的日子。
（二）
一直到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时，姨父的几个徒弟都入了手工业合作社。他一方面年过六十，老了；另一方面所有资产算下来也不足两千元，算不得资本家，不给安排工作了，用今天的话说，自找出路吧。
没有了干活的工人，新泉木器厂就名存实亡了。西安门大街上的：绸布商店、汽车修理厂、牛奶场……凡是资本超过两千元的都公私合营了，资本家都摇身一变成了商店的雇员，成了合营厂的工人。
不足两千元，又有工作能力的，全部加入了“社”。平常做小吃买卖的全都成立了联组，就是小吃店。连焊洋铁壶的，也都组织起来，在一起打制炉子、拔火罐、铁皮烟囱……。总之，组织起来，是那时最响亮的口号。
听说那些资本家和小业主们中的许多人，您别看，他们在白天和大伙一起上街敲锣打鼓，举着横幅和小旗子搞庆祝，晚上回来关上门全家抱头痛哭。
虽然姨父的“杨掌柜”的称号还被人又叫了好些年，但是，那已经名不符实了。那个有三间门脸儿的小作坊还在。许多年了，对着门口高高的大罩棚下，“新泉木器厂”那几个黑色大字还依稀可见。
他的成份定为小业主，比毛泽东的年纪还要大两岁。他是一个十分典型的拜“赵公元帅”最勤的人。从一个穷学徒工，爬到自己当“掌柜”的地位，除了时运那就是个人奋斗的结果了。
在旧社会，一个本份老实的穷人，是不大可能当上掌柜的。
当上“杨掌柜”以后，他同样用过去老板对自己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徒弟们。在他的脑海深处里，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他经营起自己的木匠铺子，徒弟多时四、五个。加上他雇用的师弟，铺子的规模也不小了。他为了防止徒工们偷懒，常常扒门缝监视他们干活。而徒工常常一天要干活十几个小时。
那时，木匠活是一个很劳累的体力活，没有任何机械，全凭的是力气。听母亲说，解放前有个小徒弟晚上加班，实在支持不住了，打了个盹，被他发现了，他随手抄起一根木棍，没头没脸地毒打那个徒弟。
他呵斥、漫骂徒弟更是家常便饭。有个徒弟就因受不了他的虐待，跑出去参加了解放军。解放后当了大官，人家从不来看他，就是这个缘故。
我从见到他那天开始，在幼小的心灵里，就逐渐产生了对他惧怕和厌恶。在我心中，他就是一个坏人。这种心理伴随着我长大，直到参加工作。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对他的怨恨也渐渐地淡漠了，但是，仍然有许多刻骨铭心记忆无法彻底忘却。它给我童年心灵上造成的伤痛，就像一个久治不愈的伤痕，永远也涂抹不去，不会消失……。
父亲去逝后，母亲带着我们三兄弟在原籍农村艰难度日。经人说合，一九五四年下半年，妈妈带着我和两个幼年的弟弟来到北京，走进了这个陌生的家。
那年我刚十岁，两个弟弟分别是七岁和四岁。母亲为了把三个孩子养大成人，和我的姨父结了婚。
我们兄弟三人仍然叫他姨父，户口本上与户主关系一栏中也是这样注明的。
母亲和我们三弟兄就住在两间北屋里，那是三间北屋靠西面的两间。三间屋子都是木隔断的，只是在木格子上简单地糊了几层纸而已。里间是“一间屋子半间炕”，靠窗户的是一个通铺，横着睡四个人还是挺紧的。
外屋也很挤，有几件红木家具，把空间塞得满满的。所说的红木家具，只是一件条几，一张八仙桌，一把太师椅而已。那都是日本投降时期，他从小市上“一估堆儿”贱价买来的，外带一小箱子旧书。外屋再就是两只大樟木箱子了。
姨父到底是老一辈人，又长期在老北京混，旧的烙印是很深的。“食不言，睡不语”是他常常在吃饭的时候，挂在嘴边的话。对我们说话，经常用他“格言”来表达他的不快。
他的规矩挺多：每天天黑的时候，不能说“关门”，因为那不吉利，会有“破产”的含义，只能说“上板儿”了；拿勺子盛汤、盛饭，都只能“向里”舀、“向里”倒，这叫“财不外流”……。
他还有一套经营之道。不过，他的“事业”的辉煌也只不过是那个铺子和铺子后面的小院子——有八间碎砖头盖的房子而已。这也是他常在人前拍胸脯的资本。
我家东边隔着两个门就是西安门大街百货商店。建国初期，那是两个商店：一个大的卖百货，一个小的卖油盐酱醋。那时大家都叫它“合作社”。姨父常常用蔑视的口气说道：“去问问他们经理，他们的店是怎么开起来的？一句话就把他的老底揭了。那是大伙的钱凑的！”
刚到北京那几年，姨父的木器厂活还不少。母亲除了做繁重的家务劳动之外，还要干一些拉大锯——剖木头的重体力劳动。姨夫也常常安排我们给他干些力所能及的活。收刨花，打扫卫生。这些活是必须经常干的之外，他还把许多从旧木板上起下的钉子，让我们给砸直了，再利用。为了调动我们的积极性。根据干的多少，还拿出几分钱给我们作为奖励。
这个人自恃有本事，看不起别人，性格狭隘、自私，脾气极坏。他经常找茬儿和母亲打架，而且每次打架、吵架都很凶。他的嗓门很大，母亲远非是他的对手。母亲身上有时被他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
记得有一次，母亲拉大锯走了线，他抬手打了母亲一巴掌。和姨父吵架受气后，母亲总是伤心地痛哭。我们惊恐地躲在一旁，那种恐惧与痛苦的感觉就像一把利剑剜心，给我们心灵上留下了难以弥合的伤口。
姨父和母亲打架，起因仅仅是一些在现在看来只是鸡毛蒜皮微不足道的小事。
有一次，家里没了干粮（指已经做熟的窝头、馒头之类），妈妈买来许多烧饼，给了六岁的小弟吃了一个。他觉得特别香，忍不住还想吃一个，就恳求母亲：“再给我一个行吗？”母亲忍不住，就又递给小弟一个烧饼。在一边的姨父看到这种情况生气了。他抄起一个茶杯使劲地摔到地上。因此事和母亲吵了起来。小弟吓得哭了起来，以后再也不敢在姨父面前向妈妈提要求了。
还有一次，两个弟弟追逐打闹，被姨父看见了，他动了火，把气全撒在母亲身上，母亲正坐在小板凳儿上，他过去一脚把母亲踹倒在地。又是一场激烈的吵架。
一次母亲带着两个弟弟去看电影，演的是《杨门女将》。这也是母亲唯一的一次带他俩到电影院里看电影。在农村时，我们那里每年总有一、两次庙会，母亲对那仅有的几场“大戏”挺喜欢看，就是太稀罕了。
那次因为做饭晚了，姨父借此吵了起来。母亲吵架时也不肯示弱，和他对着吵，但面对凶神恶煞的姨父每回母亲都退到北屋，姨夫常常还不依不饶地从柜房追到院子里，大吼大骂不止。吵完架，母亲总要痛哭一场。这些都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留下深深的创伤，心中不断积蓄着对姨夫的怨恨。
有一次，母亲实在忍受不了姨父的虐待，就领着小弟到法院去告他，向法院的工作人员哭诉自己的遭遇。法院的人把姨父叫了去，训斥了一番。最后，母亲又哭着领着小弟跟姨父回到家。
母亲的脾气、性格和经历，使她非常要强，能吃苦耐劳却受不了气。
有一次，母亲在和姨夫吵架后出门了，许久也不见回来。后来看见大门口来了许多人，一个民警把母亲送了回来。起初我们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后来才听说，母亲因实在受不了姨父的气，一时想不开，来到北海大桥上，想跳水自杀。但是，她又怎么忍心丢下自己那三个未成年的孩子，他们已经失去了父亲，如果再失去母亲的呵护，今后怎么过啊！
母亲在北海大桥上久久地默默流着泪，走来走去，却又难以做出决断。有一位好心的民警，发现了我母亲的异常举动，他对母亲劝解了半天，并把母亲送回了家。
姨父一直住在铺子的“柜房”内，柜房是过去对做买卖管收钱的房间称呼。我们和母亲则住在小院北屋的两间屋里。我在小的时候，只见过两三次，早上醒来，发现姨父也睡到我们的大床上，那时我们内心感到耻辱。
姨父和母亲结婚时就讲明：他只供养我和二弟上学到十八岁为止。三弟上小学时起，他就拒绝负担三弟的学杂费。尽管那时每学期的学杂费才一元伍角钱。弟弟上三年级时，有一次交学费，三弟忘了向母亲要就上学去了，结果学校老师让他回家去拿。到家后却找不到母亲，他只好硬着头皮向姨父去要。可是，他一听说是要钱交学费，就不耐烦地对说：“你找邻居去借吧！”三弟只好去邻居刘大嫂家，刘大嫂问为什么不去跟姨夫要，听明原因，刘大嫂二话没说，就拿了两元钱给了三弟。
在姨父的柜房里，有一台日本产的老式收音机，放在碗橱的上面。从后盖的缝隙里可以隐约看见，它有四个电子管，大概是四灯的。它没有棱角，那木黄色已经很旧了，圆头方脑的，像一个立着的小木箱。
你别看它很旧，只有两三个台，却是吸引我们唯一的一件东西。两个弟弟有时围着它听节目不肯离开。姨父常常露出不悦的神情，把他俩轰走。
他对那个“过继”的儿子不时的给予资助。对他的“孙儿”们也很宠爱，但对于我们这几个外甥，却十分吝啬。除了每月买粮食的钱外，他几乎不给母亲任何零花钱。
母亲常常去“信托商店”卖一些父亲生前留下的东西：一些洋布和一些在当时看来比较好的衣服。还有一些其它东西，如一台手摇缝纫机、父亲生前用的一只怀表、一付茶色天然水晶眼镜等物品。
姨父很会保养身体，在粮食困难时期，常年定半磅牛奶。在大门口钉个小盒子，每天早上把空奶瓶放在小盒里。送奶工把当天的鲜奶送到门口，收走空瓶，还经常让母亲单独给他炒个鸡蛋来补养身体。
年青时他曾练过几手拳脚。我们常常看见他比划几下子。尤其是在众人而前，他更是心血来潮，给大伙演示他不减当年的功夫。毕竟年纪大了，几下子下来也难免气喘吁吁了。
由于他失去了“新泉木器厂”，他对共产党是不满意的。粮食困难时期，有一次，听三弟在说社会主义好，他忍不住了，接过话茬儿说道：“好什么呀，八路军来了，老百姓都吃不饱饭了。”
他的性格自私、狭隘，使得他没有什么朋友。听母亲跟我说过一件事：有一年冬天，他和一帮人去办事，因为他眼神不好，一屁股坐在了炉子上，大伙见了谁也不哼声。直到他的棉裤烧了一个洞，他才发觉。
据他个人讲，那些人是坏心眼儿，故意捉弄他。
不过，说他一个朋友也没有，也不符合实际。他有一个师兄，家境比他强多了，后来见他有困难，就主动提出每月给他五元钱，并给了他一个小本，让我姨父每月初拿着那个小本，去他那拿钱，每次都往那本上记下某年某月所拿的五元钱。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始终帮助他，一直到七七年。听母亲说姨父的师兄来看他的师弟，知道姨父已经去世后，才不再给钱了。
“文革”前，他做一些家俱卖。再加上几间房子房租收入，他也算是有钱花的。后来，他的进项就只有那每月二十几元的房租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私房被迫上交，姨父没有了任何经济收入了。母亲也失去了一份当油漆工的临时工作。姨父也从他一直住的“柜房”那间屋里搬出来，住到北屋的外屋。家里的生活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
姨父没有了进钱的来路，已不再有当初的蛮横。随着我们长大，姨父不再发威，不再跟母亲吵架了。
六八年，三弟到北大荒时，姨夫给他做了一个箱子。姨夫那时已经有七十八岁了，眼神又不好，能做箱子已经很不容易了。他把放在床下的据说是原想给自己留着做棺材的木料拿出来，把它“破”（注：木匠们称锯开大木料成木板为“剖开”，却念成了“破”）成薄一些的木板，刨平后不用钉子钉，而是木板和木板之间“上榫儿”咬住，再用胶粘牢。整个箱子做好后，再在偏上部位锯开。这样的箱子的盖儿会严丝合缝。
姨父又刨好箱口，上好合页，刷上油漆，小箱子做得非常好。
一九六八年，我也面临大学毕业分配。那时对出身看得很重。能分配到四川属机密厂，我已经心满意足了。二弟那时正谈对象，女方家长因为我姨父的问题坚决反对这门亲事。母亲为了二弟不受家庭的牵连，同意二弟跟对象去了甘肃平凉。这样，我们兄弟三人就成了名符其实地天各一方。
每回我们回京探亲，姨父都很高兴。
有一次，三弟回京时，母亲还没有回到北京，不会做饭的八十岁的姨父特地给三弟包了饺子。
母亲跟三弟聊家常时说道：“你们兄弟三人给家里来信，谁都从来不提你姨父一句，就该这样，谁叫他那时对我们不好呢！”
母亲不识字，我们来信后，她总要请人来念。有一次，母亲见姨父在一旁抹眼泪，他是因为信中从来没人提他一句。母亲见了训斥他：“孩子来信是件高兴的事，你哭什么！”
三弟听说此事之后，再给母亲来信时，总忘不了随笔写上一句：“代问姨父好。”
七三年，我回北京进修，二弟和三弟也回家探亲。二弟用家中的几根木料做方子，买了纤维板为我和三弟各做了一个大立柜。七四年，母亲到四川给我带孩子。姨父一个人在北京生活。由我每月按时给他寄钱，八十多岁的人，钱也不够开销的。他有点照顾不了自己了。
二弟来北京结婚没能见到母亲。他见姨父生活很困难，就有意将大立柜锁的钥匙留下来。姨父将其中一个大立柜卖了。另一个我没有要，给了三弟。
他还零零碎碎地把那些红木家具，修整一下全卖了。据说，他曾把放在床下的红木椅子，搬到院子里，“熬胶、粘榫”的忙活了好半天，特地雇个三轮车，拉到前门，卖到旧家具收购点。他对人提起这件事：人家那里只过称，才给了五十几元钱，当时买的时候可是挺珍贵的。
在他有病困难的时候，姨父也曾想到他“过继”的儿子那里求助，结果被拒之门外。后来，他走不动了，就把屎尿都倒在门口，邻居们也有了意见。为照顾他，母亲从四川回到北京，陪同他走过了最后的两年。
一九七六年四月，他走完了八十五年的漫长人生之路。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