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是否真正认同和捍卫个人自由，是自由主义和其他理论流派的根本分歧。”[1]
以上这一段话若放在西方，肯定是个假命题。在西方，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是新左派、社会民主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真正认同和捍卫个人自由”都作为一种共同的价值基准而被“先验”地设定。换句话说，他们的“根本分歧”不在于对价值前提的认定，而在于实现这些价值前提的不同选择和路径的歧异。然而在习惯了“阶级斗争”的中国，某种“单向度”思维却使它从“公理”的位置上越出，渗透入各种“主义”的比较中，被赋予了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从一种共同的东西变成了某个派别的私有财产。它显然很受“自由主义者”激赏，不过对于其他“派”，其他“主义”来说却是不公正的。这无异于指责“新左派”等不想认同和捍卫个人自由。他们肯定会反驳：他们更强调公正和平等不仅仅是在捍卫个人自由，恰恰相反，是在企图捍卫普遍的个人自由，而不仅仅是“能人”、“强人”等少数人的自由――在捍卫个人自由等方面，他们比“自由主义者”彻底得多。然而新左派的这些辩护在浓重的意识形态语境中苍白无力。被强行与极权主义政治秩序联系在一起使他们从一开始便被认为与追求自由毫无关系。而他们所主张的“积极自由”，也已被认为是一种有可能走向专制的东西。“自由主义者”通过对“自由”的垄断获得了道德优势，正如“新左派”对公正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淹没了“自由主义者”在这个领域的声音。
说这话的人是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徐友渔。徐友渔在说这句话时正值20世纪90年代“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战正酣时期。这句话是意味深长的，它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在对“自由主义”的“言说”中，在中国可能再没有几个人能像他如此“激进”，以致将自由主义与作为公共基准的价值前提而不仅仅是某种社会制度安排的设定对应，从而从根子上对其他与之竞争的主义提出质疑。这种搞哲学研究的人应该拒绝的独断论难免使一个学者的理性蒙上浓重的阴影，并赋予事实判断以过多的价值判断的指令。可以为徐友渔的这句话透露出的信息进行论证的是，在此后他接连写了几篇文章，比如《新世纪对自由主义的重新阐释》、《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在“自由主义”已“浮出水面”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它发扬光大，以变成一种主流理论。这么说当然不太准确，“自由主义”并不是在1998年才“浮出水面”，而是在官方于20世纪90年代初确立了建构市场经济体制以后，经济自由主义就已经成为官方的经济理论了。这一点也得到了徐友渔的承认：“市场经济方针的确立使经济自由主义的旗帜鲜明地亮出来。”[2]因此，准确地说“浮出水面”的应该是政治自由主义，即一套在西方已经成功，并可以搬用来对中国的政治体制予以改革的民主政治理论，它将导向一个民主的体制和自由的社会。而既然市场经济的确立使经济自由主义的逻辑支配了官方的经济政策，那么与之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便是合理和必然的。政治自由主义在90年代后期的“复活”不仅仅是中国改革的必然产物，经济与政治领域互动的需要，同时也是中国的社会历史发展的逻辑结果。正如徐友渔所说：“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要求更加依靠市场调节机制，依法治国，加强舆论监督作用，等等，这一切经济和政治构架的设立，都需要认真研究自由主义学说，以便在思想和学理上得到相关支撑。”[3]
正是这种“认真研究自由主义学说”而翼求“在思想和学理上得到相关支撑”，以切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促使中国通过“改良”而走上西方的“自由民主之路”的内在指令，使徐友渔对自由主义的鼓吹甚至超过了朱学勤。反观他这几年的一系列言论，竟然让我们产生一个错觉，使我们以为他仅仅是个自由主义的二道贩子，而不是一个严肃的哲学家。他的那些可以确立他的学者地位的哲学研究著作，比如上海三联书店于1994年出版的《“哥白尼式”的革命》、香港中华书局于1994年出版的研究罗素的著作《罗素》、三联书店1996年出版的与周国平、陈嘉映、尚杰合著的《语言与哲学》，几乎被他对自由主义的鼓吹所遮蔽。而与邓正来、朱学勤、何怀宏等人不同，他研究的方向主是要罗素、维特根斯坦那一路的语言哲学，与“自由主义”中的某个具有理论原创力的思想家没有多大的联系。在他身上所出现的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固然与他所研究的哲学置身于英美经验主义传统有很大的联系，但恐怕更主要的是价值选择的结果。新左派常常被他和朱学勤指责为有过多的文学化倾向（他们中有多数人原本就是弄文学的），也许正是他有哲学背景的原因。但是，无论是哲学背景还是文学背景，是历史背景还是法律背景，都不能成为在判断某个问题时对判断能力进行质疑的判据。研究当代西方哲学的徐友渔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主体的认知能力并不仅仅取决于某种知识背景，它作为起作用的一种因素并不一定就是决定性的；而且主体的认识图式随着知识结构的不断组合而不断地变化，当变化达到一定程度时，所谓的知识背景已经相当模糊了。
徐友渔1947年出生于四川成都。据他在他的自选集《自由的言说》里的简介：他1966年文革爆发时为成都一中高三学生，下乡三年，返城当工人六年，高教制度恢复后为首届大学生。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这种经历其实也算是丰富的了。在他的收入《自由的言说》的系列文章，如《我的造反生涯》里，他坦承自己当过红卫兵，而且其“革命事迹”比曾下乡到河南兰考的朱学勤“光辉”得多了。在中国，一个富有讽刺意味的事情是：当“文革”正轰轰烈烈压倒一切的时候，许多人的“革命理想主义”疯狂蔓延，歇斯底里；而当官方否定文革时，许多在文革时哪怕干过很无耻和罪恶的勾当的人都跟在后面痛骂文革了。有两拨老红卫兵的表演相当有趣，一拨是高歌当初的“理想主义”，把一场愚民运动看成一种道德和人格上的洗礼，至死不知悔悟；而有一拨则破口大骂，厉声诉苦，大意是自己本是个高贵的城里人，怎么会被弄到农村去成为一个下贱的农民。这种人虽然也随大流逞英雄跳起双脚痛骂文革，但他们骂文革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文革本身的恶，而在于文革伤害到了他们的利益，按他们的心理逻辑，假如文革并没有伤害到他们的话，想必他们对文革只有感恩戴德了。这种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价值判断的行为难免让人感到虚伪，其骨子里的“精英意识”和对农民的鄙视注定了他们与文革并不存在一种天然的异质关系。他们的诉苦当然合理，但也只有切入了整体性的对文革的“反思”和“批判”才具有它看起来的合理性。与这些人不同，徐友渔不仅要解构自己的红卫兵身份，并且要杀回马枪，要朝那个极左年代，朝那个造就出红卫兵、呼唤出无耻和罪恶的意识形态和延续至今的极权主义政治秩序以抽心的一击。也许正因为曾经陷入，一旦回头是岸，对耻辱感和个中的微妙之处体验也越深，批判也越加彻底。他曾经花了远比自由主义的其他领军人物更多的精力来梳理文革的内在逻辑。而这种批判与他对自由主义的鼓吹又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从历史的隐痛出发，现实和未来被纳入了一种批判和建构的统一之中，无论是历史的反思还是现实的内在要求，能够切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都建立了它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如果说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徐友渔的“身份”尚只是一个纯粹的哲学家，那么此后加入的一系列热门思想文化讨论则使他从一个书斋里的学者变成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在现在，他的影响力在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学者当中，已经直逼朱学勤。他和朱学勤等人在网上拥有了无数拥戴者。在公共领域的发言使徐友渔以其知识成就参与了瓦解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和极权主义政治秩序的行列。其中在媒体和网上引起较大反响的有两篇发表在《新京报》上的关于“限制（禁止）乞讨”争论的文章《乞讨权利无须法律来证明》和《制定禁讨法要兼顾自由和秩序》。遗憾的是，在前文他仍然强调“‘法无明令禁止之事不为罪过’，因此，政府无权禁止、干涉这类行为”，指出限制（禁止）乞丐乞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而在后一篇文章，则作了妥协，不谈禁乞是否合法，只更加强调“制定禁讨法要兼顾自由和秩序”。这种妥协是意味深长的。而当苏州率先抛开争论开始禁乞时，无论是强调个人的自由权利还是从法律上对禁乞提出质疑似乎一下子都丧失了意义。公共知识分子某些理性和良知的声音无法抗拒权力的暴政与某些经济学家、法学家在利益驱动下为某些罪恶提供辩护再一次暴露出精英意识的卑鄙。这种知识与权力和资本勾结在一起的背景从另一方面倒似乎确证了徐友渔在参与公共领域的发言时所持的自由主义论据的合理性。唯一的遗憾只在于，当“政治自由主义”遭遇“经济自由主义”与权力的勾勾搭搭时，对后者的警惕和对前者的认同难免使它的某些指令在现实中被修改得面目全非。在这方面，徐友渔并没有跳出一般的自由主义者所具有的将当下中国特定语境中的“经济自由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捆绑在一起而导致前者对后者的某种普遍性适用性进行消解的陷阱。他在这方面甚至还没任不寐清醒，虽然任不寐在影响力上，实在不能与他相提并论。
二
经过几年的争论，“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双方似乎已经“理性”了。但表面上的争论的沉寂掩盖不了中国思想学术界的日益分裂。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们操持的都是西方话语，以至有人说他们的争论是一场“代理人战争”。他们彼此拿西方的理论武器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舞弄并相互攻击，对现实的忽略甚至使某些争论成为一种学术的游戏。这时候，理论能否切入问题，能否从立足于对问题的争论而不变成主义的意气之争便凸显出来。在争论中倾向于自由主义一派却不能称之为“自由主义者”的秦晖看得比较清楚。他在他的《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当代中国“问题”》一文中认为：“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并不是最初财产来源清白而以正当手段积累发展到相当的水平需要限制的问题，中国现在存在的问题是，不少财产的最初来源就不轻白，以后财产的积累也不是按照自由竞争的公正方式建立起来的，这是现在中国面临的很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完全可以坚持诺齐克式的立场。罗尔斯与诺齐克之争在目前的中国还可以算作一个假问题。中国现在的贫富分化或社会矛盾并不是完全公正致富的人与比较穷的那部分人的矛盾。在中国现实中大量存在着西方的左派和右派都不能赞成的一些东西。”[4]
秦晖对中国的“改革”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改革是洞若观火的。经过从承包到改制到大力私有化，争着抢着要把本属于大家的东西――公共资产――“卖”出去，“改革”的“财富再分配”过程变成了一种赤裸裸的“抢劫”的过程，大量的公共资产落到了权力和资本阶层的手里。无论是农民的破产还是工人的下岗，经济自由主义的政策都证明了极权主义政治秩序与野蛮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相互渗透的残酷性。自然，这样的“自由市场”像自由主义者们否认的那样，并不是“自由”的。“自由”的是权力，以及与权力勾结在一起的资本，是一种保证掠夺的政治经济环境。无论是近期的湖南嘉禾拆迁事件，还是许多国有企业被低价收购，都一再地证明在当下中国语境中资本与权力的同构性。一句话，资本具有“原罪”，一些人的财产来源并不是清白的，而且仍然在以掠夺的方式进行积累。那么在这样的由权力所自由干预的市场和私有化的抢劫实质中，只在书斋里从自由市场和私有化的教条出发，不顾它们的实际表现方式而进行鼓吹到底只能对谁有利？恐怕只能对有机会参与抢劫的人有利。
自由与平等的冲突是构成自由主义者与左派冲突的一个特征。但按秦晖的意思，在现在的中国，并不是要自由多一点还是要平等多一点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没有自由和平等。换句话说，要争论自由多一点还是平等多一点起码也应该是以后的事情。现在的问题是：在极权主义的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无论鼓吹什么民主政治还是市场经济，都既不自由，也不平等。在这里，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无论是自由主义者鼓吹的宪政民主还是新左派鼓吹的实质民主，都遥遥无期。而在经济领域，私有化不仅造成普遍的社会不公，而受益者也仅仅是权力和资本。这个时候，自由主义所面临的复杂问题在于：鼓吹私有化既可以被看成是他们所向往的建立一个“自由市场”的必要步骤，但同时这种“私有化”却又是一种抢劫。而很显然，为了达到他们所向往的目标，他们必须默认掠夺和抢劫，从而使自己陷入不义。新左派面临的复杂问题是：他们从追求公正和捍卫弱势群体的利益出发，对权力与资本的抨击、对私有化的抨击非常容易被一种对“自由市场”的警惕所支配，而如果不能建立一个成熟的“自由市场”，不付出被掠夺和抢劫的代价，一个最终能防止权力参与掠夺的市场机制又在哪里？在这里，比新左派更不喜欢作价值判断的自由主义者只能选择站在资本一方，客观上因弱势群体利益的忽略而使自由主义变成了一种甘阳所抨击的“贵族”的自由主义。而新左派则没有归宿，他们无法提供可以解决问题的实用路径，他们只能是在不断地解构和批判，以弱势群体的利益作为批判的价值基点而不停地呼啸呐喊。这是一个悲剧。
自由主义在目前的中国可以说已经成为一种号召，甚至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其情形颇与20世纪20、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类似。这真是颇值得玩味。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正值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暴露出严重的危机和弊病的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劫难、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和西方社会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以及此前从未有过的苏俄所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这种对比的强烈使人们普遍地向往社会主义。在西方，许多知识分子对苏俄的好感难以言表，20世纪西方知识界普遍左倾有两个时期――2、30年代和6、70年代――而第一个时期更具有理想主义特征。而在中国，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后，所谓的“民主”并没有到来。代表“资产阶级”、“地主”和“帝国主义”利益的民国政府实质的专制并没有使它能够在人们心中燃烧出自由主义之火，或者说，它代表的极少数人的利益只能让已经燃烧出的自由主义之火熄灭下去。深陷地地狱中的中国，将苏俄当成了一个典范，而不是危机重重、并且仍然在欺凌中国的英美。今天尽管许多人可以有多种理由来探讨“救亡”与“启蒙”的话题，厉声谴责“民族主义”而无原则地亲美，但必须看到，自由主义在旧中国之所以衰微，自由主义者们不能正确地处理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也是一个原因。当一个国家正饱受欺凌时，在已经被现实证明存在着肮脏与丑恶和已初步展露其美好的一面，而其更大的阴暗尚未能暴露出来的两个事物之间，人们从情感上更愿意选择哪一个，实在没什么疑问。
而现在的自由主义的日渐火爆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苏东解体后，“社会主义”体系分崩离析。资本主义“不自而胜”，从此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又开始了自由主义的“十字军东征”，所到之处，摧枯拉朽，荡涤一切。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的力量主宰了全世界，使得趋炎附势者纷纷归顺。这是自由主义的“复兴”，其强劲势头一扫曾经有过的衰颓之气。而号称“社会主义”的极权主义国家的罪恶和它的解体，已经宣告它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无论是作为一种理想还是作为一种现实都已被人们所抛弃。除了选择“走资本主义道路”外，在中国似乎没有别的路可走了。从国内极权主义统治所带来的长期的愤怒和国际上资本主义的强大势力和它们国内的自由民主上所产生的反应让人们几乎是没有疑问地选择自由主义。在1998年它公开冒出水面后，短短几年间它已经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在众多知识精英和资本精英的鼓吹下，已经成为批评现行体制并成为其改革的某种标准。这种毫不掩饰它捍卫资本利益的主义切入当前的政治环境中，的确让人很难拒绝。
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交火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或者社会分配领域。在政治领域上的分歧主要是具体的制度安排，特别是与经济领域有关的制度安排。新左派对私有制、对国际资本的厌恶与自由主义者的鼓吹水火不容。他们的分歧继承了西方左右分立的传统，在目前中国的特定环境下相互攻讦。而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相互攻击颇耐人寻味。按理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可以成功地结合在一起的，它们是在不同的层面和问题域的两种理论。比如在19世纪的西方，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就是一个共生体：一个国家在对内是自由主义的，而对外则是民族主义的，即捍卫民族国家利益和国内的自由并不矛盾。它们在中国之所以冲突，原因恐怕就在于中国至今仍然是一个专制社会。而只要是专制统治，在自由主义者眼里，凡是与政党和政权有关的一切，如国家、民族利益，都通通得遭受怀疑和打击。自由主义者简单粗暴地认为民族主义是专制主义的支持者，民族主义的发作是在捍卫专制统治。因此他们毫不客气地抨击民族主义，甚至说出“愚民”、“义和团式的盲目排外”等暴露出自己的“精英”嘴脸的词语。他们完全忘记了，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不仅是在代表他们自己，也在代表国家，一句话，他们在捍卫他们自己的利益时也在利用国家的力量捍卫生活在这个国家里的所有人的利益。这种“一反到底”的单向度思维在1998年中国驻南使馆被炸和到现在仍然未算真正结束的伊拉克战争中得到痛快淋漓的反映。支持战争的“自由主义者”认为美国的制度是民主的，那么美国政府的某些对外行为便也是正义的；而谁胆敢反对侵略战争，谁就是在维护专制。他们似乎从来不知道无论一个国家国内政治体制是专制还是民主，都不影响国际关系的政治体制中的性质。它们之间所遵循的不是同一机制，深刻地表现出某种异质异构的特征。从逻辑上讲，以一国的政治体制来判断它在国际关系中的作为出现了一个断裂，这种断裂宣告了国内和国际政治体制处于不同的领域和情境，并且遵循不同的指令。而国际关系由实力来划分不同的等级体系、由暂时的利益来划清暂时的敌友已经表明这种国际政治体制毫无自由民主可言，而赤裸裸就是一个极权主义政治秩序。看不到这一点，那就不是在捍卫自由和正义，恰恰相反，倒是在捍卫美国的利益，为霸权张目，扼杀国际关系领域的民主和正义。
三
在《自由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及其他》这篇文章里，徐友渔认为：“自由主义在许多国家长期占居文化哲学和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遭受严重挫折，迅速衰退，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甚嚣尘上，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急欲抬头时，自由主义是一种重要的健康、清醒力量。但自由主义在中国却是命途多舛，它长期受到批评和误解，虽然三四十年代在知识分子中暂显兴旺之势，但在无情的历史急流中却不断触礁，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左右碰壁。从50年代起，‘自由主义’成了不言而喻的贬义词，只是在近两年，才有一些人对自由主义的内涵，它在中国失败的原因等问题重新探讨，并得到不少富有启发的成果。”[5]
这段话至少有两个错误。其一，“自由主义”已具有丰富的内涵，这些内涵甚至相互冲突。比如我们如何分析比较罗尔斯、德沃金的自由主义和哈耶克、诺齐克的自由主义？除了将自由放在第一位以外，他们在其他方面，特别是怎样保证自由的实现的手段方面，所持的观点甚至是相互冲突的。而自由主义中的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冲突，也已经被看成是右派和左派的冲突，一句话，在西方当左派与右派对自由的价值都承认的情况下，一句笼统的“自由主义”而不界定它的内涵只能使它歧义丛生。如果说更重视福利和平等的自由主义尚是一种健康、清醒的力量的话，那么保守主义绝对不是什么健康、清醒的力量。恰恰相反，主导美国政府行为的新保守主义在世界各地进行掠夺、干涉和发动战争，已建立了一个令人恐怖的极权主义政治――军事秩序。这是对世界和平的极大威胁。而自欧洲白人屠杀印弟安人开始，到在世界各地瓜分殖民地，到两次世界大战，再到美国侵略格林纳达、巴拿马，到现在还未真正结束的伊拉克战争，都证明最有军国主义狂热的恰恰是自由主义“长期占居文化哲学和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的国家。而现在甚嚣尘上的“新自由主义”更是西方强国力图通过操纵国际经济组织，实现对弱国的经济掠夺的一种意识形态。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分析了美国通过操纵世贸组织所产生的几个“预期结果”：1、为美国进一步干涉别国内政提供了“新工具”；2、为美国大公司接管别国经济的支柱产业提供了便利；3、使商人和富人获利；4、使成本转移到老百姓头上；5、为对付民主所产生的威胁提供了新式的潜力强大的武器。[6]试问，在新自由主义成为霸权的同谋和剥夺多数人的利益的事实中，它又健康、清醒在哪里呢？
其二、徐友渔在笼统地谈论“自由主义”时，说话前后矛盾。“自由主义”包括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及其他》发表于《天涯》1997年第四期，如果他所说的“只是在近两年，才有一些人对自由主义的内涵，它在中国失败的原因等问题重新探讨，并得到不少富有启发的成果”中的“自由主义”只是指政治自由主义，那别人自然无话可说。可是，自由主义中的经济自由主义在官方确立了市场经济方针的时候，便已经明确地成为官方建构“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了。经济自由主义并不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才得到“重新探讨”，而是已经渗透入官方的意识形态体系。这就等于说，实际上这种“市场经济”就是自由主义意义上，或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它成为主流实际上通过自由主义体系内在的联系已经为政治自由主义的出台准备了基础和合理性的保证。经济自由主义的喧嚣反过来倒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为边缘，基本上被官方抛弃。而即使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在经济自由主义的渗透下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也只是在作为一种官方的权力合法性的历史属性而继续它的惯性了。这样的一个招牌虽然因与统治制度有理论上的联系而必须打出来，但也早就徒有虚名。20世纪90年代由于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大，由于经济自由主义的主流地位，使得政治自由主义的言说并不是那么艰于呼吸。它能冒出水面说明只要它不激进到要马上威胁权力秩序，基本上其存在的合法性已被承认，而且所谓的改革，在权力精英与知识、资本精英已经结为一体的时候，也在朝这个方向前进。当前虽然既得利益者仍然拼命让他们的专制统治不致显得摇摇欲坠，但他们赖以掠夺的理论武器却是经济自由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在对极左的攻击和知识精英、资本精英的活动下，自由主义所鼓吹的前景和强大的知识与资本操纵力只会将许多人裹挟而去。借用韩毓海的一句话便是：“在这个不断沉浮的世界上，自由主义的得势是自然的”。[7]
像朱学勤和其他自由主义者那样，徐友渔对法兰克福学派这个几乎要将资本主义的五脏六腑掏个干净的松散的左翼学术团体也持批判态度，斥之为“法兰克福书呆子”。这也是任何一个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右派”的态度。法兰克福学派曾经辉煌无比，20世纪著名的一些思想家，如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都是它的成员。但现在它已日薄西山。尚健在的第二代掌门人哈贝马斯也已经从当初论证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转而论证它存在的合理性。所谓的激进批判早就烟消云散了。这似乎是“失败”的证明，它的“文化批判”由此遭到朱学勤的嘲讽，讥之为“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态度颇为不屑。法兰克福学派中的唯一激烈批判到底的马尔库塞对英美实用主义、分析哲学的批判，也被转化成对英美经验理性的批判。他在《单向度的人》这本至今令人读起仍然感觉到他的理论洞察力的书里对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的置换的分析，巧妙地被移置语境，将他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技术控制体系相结合导致的对人的操纵和奴役的批判看成是对一般意义上的对自由主义通向法西斯主义的批判。徐友渔在此重蹈覆辙，将自由主义本身与在自由主义的内在指令下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混为一谈，转而从洛克等人的自由主义言说中为自由主义进行辩护，这实在有转移语境的嫌疑。换句话说，马尔库塞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奴役的洞悉，被纳入了对一个国家的具体政治制度的定性判断。通过分析西方人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控制下越来“单向度”化的事实，马尔库塞并没有错。说一个全面的控制体系是极权主义，同样符合事实。只不过批判越彻底，批判也越无力，当“革命”竟然要从“本能”开始的时候，它是最难的，可以说几乎不可能了。
徐友渔认为：“如果大而化之地勾画自由主义的基本精神，那么可以说它主张对人性采取听其自然的态度。如果不把握以洛克发端的自由主义的主流，那么由此滑向卢梭的专断主义和柏克的保守主义，都是有内在逻辑线索可寻的。法兰克福学派指责自由主义和启蒙运动等于实证主义，抹杀价值的一维，这是没有根据的，但在中国，确实有不少人这么理解自由主义。把握洛克式的自由主义路向对中国人似乎很难，中国的政治思潮总是习惯于在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选择与震荡。”[8]这段话有些地方并不准确。自由主义对人性并不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自由主义理论的基础个人主义强调个体的权利，同时承认自利的合理性；自私在自由主义者眼里，只要不损人便不是罪恶的。但由于人是社会动物，个体利益的获得需要通过与他人的合作，并常常与他人的利益产生冲突，因而有可能损人利已。为了防止这一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假定人性是恶的，力图通过政治制度的安排予以制止。一句话，自由主义对人性的悲观认识和力图阻止其破坏性力量的渲泻使它的哲学基础与政治制度的安排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它承认人性的基本事实，但并不放纵。另外，法兰克福学派并没有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自由主义和启蒙运动是实证主义，抹杀它的价值的一维。自由主义和启蒙运动与实证主义之间并不存在对应的关系，甚至可以说不存在多少联系。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人权的天赋、人性的不可信，等等――便是先验的。它切入政治经济架构后的理论演绎更注重经验，由此演绎成一种“经验理性”并不表明它就是实证的。它的“实证”在于不喜欢作价值判断而喜欢实证的经济学、英美的逻辑实证主义等哲学已经渗入了它的机体，而它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与统治秩序之间的同构关系使它成了一种没有批判性的统治工具。正是这种为现存统治秩序辩护的工具属性取消了价值之维，从而遭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的抨击。而法兰克福学派对启蒙运动的判断更是复杂得多，不可用一句“指责启蒙运动等于实证主义”就加以抹煞。在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里，他们分析了启蒙的裂变，发现启蒙“祛魅”的同时，也是知识、科学等中性的东西确立其神圣地位的同时，就此而言，它们取代了人的主体地位。理性中的工具理性大大地发展了，相反价值理性则大为萎缩。这是实证主义泛滥的结果，它们所确立的判断标准由此取消了价值之维。这的确是启蒙的悲剧，但并不是启蒙本身的错，它是科技理性异化的一种说明。法兰克福学派对启蒙的这种悲剧性后果的批判并不是在批判启蒙取消价值之维，恰恰相反，是在企图通过对启蒙裂变的分析找到它异化的原因而对它本身的价值进行捍卫。正如批判科技理性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人的否定一样，不是要反对它本身，而是希望能通过对它致病原因的分析和诊疗使它回归正轨。
四
西方左派在漫长的批判旅程中难免激进。马尔库塞的《单同度的人》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奴役的揭露入木三分。这本惊世之作使“单向度的人”成为被意识形态洗脑的人的某种称谓。不管是被哪一种意识形态洗脑，非黑即白、拒绝多元化的角度都构成他的思维方式的某种表征。然而必须承认，与西方人相比，长期经受专制愚民教育、又有“文革”的“洗礼”的中国人“单向度”得多，几乎本能地从一个极端到一个极端，好像中间从来没有过度，从来没有过程。而在作出判断时人们则总无法避免戴上意识形态的眼镜。这一点徐友渔看得很清楚。在一篇访谈中，他谈到：“我想指出，以一元化的反左标准和心态对待复杂的社会现象和思想文化观点，凡事只问一个‘革’与‘保’，确实是落后于形势。如是，对许多问题的观察和解答就会不得要领。改革越发展和深入，价值论和意识形态的色彩就越淡化，实际利益的调整和分配问题就越来越突出，由于有权钱交易、化公为私的可能，以前最守旧的人现在可以变得最主张改革，关健不在于要不要改革，而在于要什么样的改革。”[9]
最洞若观火的话往往是在随意中流露的。将徐友渔的这段话说成是对改革中出现的许多现象的本质洞悉绝对不算过分。这无愧是一双哲学家的眼睛。徐友渔说得一点都没错，改革开放所确立的“主要是反左”的方针仍然遵循意识形态的指令，此时无论是改革还是保守，不仅与利益有涉，更主要的是与意识形态纠缠在一起。而当改革开放已经可以为政权提供合法性的保证，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徒有虚名时，无论是改革还是保守的争论都丧失了意识形态的意义。此时的改革已被普遍接受，它带来的利益重组一跃而凌驾在意识形态争论之上。而有些人的渴望返回毛泽东时代仅仅是面对社会不公所产生的一种情绪，这种情绪是根本无法对抗改革的方向的。这个时候还在用左呀右的的意识形态眼光去看待改革便已相当滑稽。改革越深入，对利益的调整和重新分配的特征便越明显，各种社会阶层便越会企图影响改革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实施，从而使自己在改革中的利益最大化。当改革可以为官僚阶层捞取利益时，即使是最保守的人也要跳起双脚对这种改革加以维护。因此，利益重组使改革成了一种权力精英、知识精英和资本精英们掠夺的手段，而他们也早已结成利益共同体。什么样的改革最能让他们掠夺，那么鼓吹这种改革便是他们进行理论论证和政策制定的手段之一。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虽然改革是一场赤裸裸的利益博弈，谁拥有更多的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力，谁就得益更多，但由于必须为这种利益提供理论依据，将它美化成一种即使不是普世也是代表某种光明的前景的价值，因此事情又非常具有讽刺意味，没有意识形态争论的涵义的利益重组过程恰恰充满了意识形态的争论。最典型的便是徐友渔作为其中的一员大将参与了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前者在提出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的同时，背后晃荡着资本的幽灵，对私有化等现在只能是有助于权力资本掠夺的观念的无原则鼓吹使它堕落成一种掠夺的理论依据。而后者在打出公正的旗号的同时，对文革的某些吹捧却又使自己比前者更加丧失存在的价值依据。
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很少有人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表现进行反省。自由主义在现在的这种国际和国内环境下，可以说最有号召力。一方面美国咄咄逼人，无形中使自由主义拥有了一个强硬的国际背景。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基本上已经可以将中国看成是一个粗鄙的资本主义社会。说得露骨一点，完全资本主义化只是迟早的事情。自由主义者可谓代表了“时代”，代表了不可违抗的“潮流”。在这方面，与之相近的“社会民主主义”不见有什么起色，而虽有弱势群体的支持、但在政治上拿不出可行的方案、并且已被边缘化的新左派则根本无须提了。他们也就是跳出来骂几句权力和资本而已，权力与资本照样掠夺，他们的声音等于放屁。但即使是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自由主义除了让一些“精英”和谁都想向他们洗脑的大学生趋之若骛外，在许多他们所呵斥的“愚民”面前并没有收获到什么好名声。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大量的投机分子混水摸鱼伪装成自由主义者展览他们的丑陋和徐友渔、朱学勤最喜欢谈论的中国人与法俄德相近的政治文化性格外，经济自由主义者站在富人和强权一边破口大骂敢挡掠夺和欺凌的道的“愚民”所激起的反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极权主义政治秩序与野蛮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相结合所造成的罪恶，被自由主义者全算到权力和体制的头上，而资本似乎天然是无辜的。在沿海地区的大量血汗工厂里工人在超强度的劳动条件下像牛马一样的劳作、没有劳动保障和随时被侵犯人身自由，这些好像都不是资本家干的。而官府为了所谓的招商引资，对此的视而不见甚至提供保护好像也与他们无关。为了获取最大的利益，开发商与官府勾结起来的强制拆迁好像也只是官府的杰作。通过行贿和“利益共享”等方式在官僚的帮助下低价收购国有企业，变相掠夺国有资产在一些自由主义者听来好像更是天方夜谭。至于资本家与官僚早就在酒桌上称兄道弟结为利益同盟，在他们看来这简直就是污蔑了。当一个主义口喊普世价值却站在某些强势阶层一边为他们的利益呐喊，它所允诺的普世价值到底又在哪里？它如何来证明它的真诚，即“自由”是所有人的自由，而不是上流人物的专利？它如何来对新左派指责自己无视社会公正进行辩解？因为这个判断是针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表现，仅仅从西方自由主义的教条上寻找辩护的论据是无效的。从1992年到现在，中国的社会不平等、贫富悬殊已经到了令人怵目惊心的程度，这种经济自由主义政策施行的后果，自由主义者又如何来面对呢？
自由主义者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即不管是误会还是自身的劣迹，如果不使自由主义与弱肉强食的掠夺划清界限，那么在经济体制改革基础上的政治制度设计就可能遭遇阻力。这种阻力虽来自外部针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力量，但起因却在于对自由主义的运行轨迹的纠正。邓小平曾经说过：“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0]按照邓小平的说法，改革开放真的已经失败了，走了邪路了，因为两极分化已相当严重（20%的人拥有80%的财富），而且新的资产阶级早就产生，并且仍然在继续疯狂地掠夺公共资产。但是，即使“失败”了、“走了邪路了”也要继续改革下去，开弓没有回头箭，这是一条“不归路”。而在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后，一个宪政民主的政治体制也必须尽快建立。要使改革重新从邪路上退出来回归正轨，首先就必须斩断权力与资本的相互联系。但现在自由主义与权力资本的遮遮掩掩的共谋使宪政民主蒙上了一层阴影。现在中国已具有“拉美化”的一些特征，如果自由主义所鼓吹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仍然在切入权力资本推行并掠夺的私有化的语境，不管中国是否能尽快实现统治制度的到位改革，中国的完全“拉美化”都是无法避免的。
秦晖曾在他的《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当代中国“问题”》中比较过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新左派对于当下中国的存在意义，颇有在宪政民主体制的建构中更推崇自由主义的意思。而在这一点上徐友渔比他更不善于遮遮掩掩，表达得更直露和明白：“上一世纪90年代，自由主义话语在中国重新出现；与此同时，新左派思潮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亦日渐猛烈，社会民主主义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由于新左派和后现代思潮主要是从事批判与消解，正面建构性的内容不多，因此当人们思考中国未来的宪政前途和设计时，社会民主主义是与自由主义相近而最具竞争力的另一种选择。我认为，就中国大陆宪政前景的基本原理和价值选择而言，不管是从逻辑顺序还是从时间顺序来看，我们都应该把自由主义放在先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地位。”[11] 我们当然不能说，一个什么样的主义者都是倾向于将它所宣称信奉的主义当成某种设计和安排的标准的。徐友渔作出的这种判断极为严肃，而且似乎是一以贯之的观点。他就差说明白了：中国必须走向资本主义制度。我们承认，在现在竞争的几大思潮中，没有哪一种能比自由主义更成熟，更具有可操作性以及强劲的国际背景。新左派和后现代主义主要是一种文化批判思潮，因此在切入政治制度的建构时难免力不从心，无法提供一个建设性的可行性论证。而社会民主主义更重视平等和它在目前中国的弱势也不入许多人的法眼。唯一可行的似乎只有自由主义了。但俄罗斯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而中国的情况和危机远比俄罗斯严重得多，一个在少数富人、将权力转化成了资本的人、将知识转化成了资本的人，以及不可避免的跨国资本的操纵下的“宪政制度”真能将我们带向我们所想像的民主与自由吗？任何制度的设计都不可能遵循一种理想主义的支配，现实有诸多因素决定理论的运行轨迹，而这种运行轨迹甚至无法与理论的内在指令产生一种性质上的对应关系。这个时候，“现实”和“主义者”会不会基于复杂性和利益对“主义”进行重新编码，将它弄得面目全非？正如秦晖所说：“中国面临着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没有先例的过程……中国并不是在传统私有制国家的基础上，而是在公共资产为主的基础上进入市场经济的，因此对政府的要求和传统私有制国家不同……她是在公共资产高存量基础上通过产权改革进入市场经济的，因此除了要建立市场竞争的秩序外，更重要的是面临产权或交易权初始配置的问题。”[12]那么，强调“自由竞争”的自由主义如何来保证竞争的“自由”，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起点，不使所谓的竞争变成一种掠夺？而“产权或交易权初始配置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初始分配的问题，排斥罗尔斯和德沃金而推崇哈耶克的自由主义者如何来公平地对这种产权或交易权加以配置呢？在这个过程中，排斥左派的理论、对左派对权力与资本的批判进行拒绝最终建立的是一个寡头的“宪政”，还是民主的宪政？一句话，失去了民主的支撑与公平的考虑，一个未来的“自由制度”保证的将只是谁的自由和利益呢？
注释
[1] 徐友渔 《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开放时代》 1999年第3期
[2] [3] 徐友渔《90年代的社会思潮》，载《自由的言说》，长春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259页
[4] [12] 秦晖 《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当代中国“问题”》《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5期
[5] [8] 徐友渔《自由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及其他》，载《自由的言说》，长春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305页，第317页，
[6] 诺姆.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54页
[7] 韩毓海《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 《天涯》1998年第5期
[9] 徐友渔 柏兰群《当前中国思想争论》，载《自由的言说》，长春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267页
[10] 邓小平：《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1985年3月7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1] 徐友渔《自由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浅议未来中国宪政原理》，见思想评论网站
《世纪中国》2004年9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