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石勇先生对话

在刚读完石勇先生的文章《徐友渔:‘自由’还是‘主义’?》(载于“世纪中国”的“世纪周刊”,2004年9月24日发布)时,我的感觉是,作者是不友善的、挑剔的、有误解和偏见的。

紧接着读了刚到手的《天涯》上朱苏力的“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顿时觉得相比而言石文就算客气和讲道理的了。

朱在此文中断言,我从当代西方语言哲学转向政治哲学是因为学术研究能力衰退,我很奇怪,他怎么知道是这样?朱从未与我交谈过,他对我专业兴趣改变的动因毫无所知,他显然并不了解我在政治哲学方面已经发表的东西从而评价我的学术功力,也不清楚我在国内国际专业会议上的表现和得到的评价,更无从知道我即将发表的东西,他有什么理由把自己的主观愿望当成事实?

我发现,石勇先生在批评我的时候,读了足够多的东西,他是在批评我说话的内容,而不是臆断我这么说是出于学问做不下去这个可悲的原因。而且,他针对的问题是重要的,如果恰当地回应,将助于讨论的深入。

我愿与石勇先生对话,表达我的观点,同时也表露我的困惑。我只在论证必需时才解释和澄清我的看法,以避免大量的自我引证。

一、改革:令人尴尬的两难局面

中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从综合国力的角度,从GDP的帐面数字看,它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但从道义和人心上看,它相当失败。当初改革的阻力成了动力,因为那些占据“近水楼台先得月”位置的人,看清了变动对他们不是威胁而是机会;而对那些坚持道义立场和承担改革代价的人来说,从上世纪末起,改革的乌托邦就不断破灭,现状令人难以忍受。

在回答“‘改革’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改革”这个问题时,石勇这样描述:

经过从承包到改制到大力私有化,争着抢着要把本属于大家的东西——公共资产——“卖”出去,“改革”的“财富再分配”过程变成了一种赤裸裸的“抢劫”的过程,大量的公共资产落到了权力和资本阶层的手里。

他还描述了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面对改革难局的尴尬心态,我相信,他在评判时力求客观公正:

这个时候,自由主义所面临的复杂问题在于:鼓吹私有化既可以被看成是他们所向往的建立一个“自由市场”的必要步骤,但同时这种“私有化”却又是一种抢劫。而很显然,为了达到他们所向往的目标,他们必须默认掠夺和抢劫,从而使自己陷入不义。新左派面临的复杂问题是:他们从追求公正和捍卫弱势群体的利益出发,对权力与资本的抨击、对私有化的抨击非常容易被一种对“自由市场”的警惕所支配,而如果不能建立一个成熟的“自由市场”,不付出被掠夺和抢劫的代价,一个最终能防止权力参与掠夺的市场机制又在哪里?在这里,比新左派更不喜欢作价值判断的自由主义者只能选择站在资本一方,客观上因弱势群体利益的忽略而使自由主义变成了一种甘阳所抨击的“贵族”的自由主义。而新左派则没有归宿,他们无法提供可以解决问题的实用路径,他们只能是在不断地解构和批判,以弱势群体的利益作为批判的价值基点而不停地呼啸呐喊。这是一个悲剧。

上述说法大体上成了当前中国民间话语中“政治正确”的新版本,但在我看来它是成问题的,需要辨析的,整个事情也需要进一步探讨。

最近郎咸平挑起的关于国企产权改革的争论是说明改革两难局面的最好例子,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是当今改革的重头戏,它所产生的不公正是最大的社会问题。我一直密切关注这场讨论,对郎的立场,我有一个从共鸣、支持到疏离的过程。

我和大多数人一样,一直对郎所指控的现象愤懑不平:在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过程中,掌权者私分公有财产,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但郎主张不搞产权改革,不承认国企存在的问题,认为国企经营得很好,效益不比民企差,没有必要改革,这是我和许多人所不能同意的。(郎的观点似乎在变化,他后来说同意国有企业应该改革,只是主张应该按青啤模式进行,我们这里可以不追究细节)

周其仁对郎的批驳使我想到了我一直思索而不得解答的问题:我们能不能在总体上给中国这些年来进行的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作这样的定性:这完全是一个掌勺者私分大锅饭,国有资产流失的过程?任何人都同意,这个过程中问题很多,贪污腐败很严重,但多到什么程度,严重到什么程度,以至于可以得到一个基本判断:国企改制就是国资流失,没有半点好处?

争论的双方都列举了一些事实,讲了一些道理,但都只是列举对自己有利的事实,没有人认真考虑对方举出的事实和讲出的道理,因此并没有形成真正的争论。

我觉得有一种观点也应该考虑:一些企业以大大低于帐面资产值卖出,是因为新的经营者要花很多资金来解决原企业工人就业问题,或冗员的退休安置问题(比如见戴慕珍:“国家社会主义之后——中国企业改制的政治约束”,《二十一世纪》,2004年8月号,第21—22页)。

我还知道,国营企业的资产一直在大量流失,其渠道并不仅限于改制,比如有企业经营亏损引起的流失、管理不严造成的流失、被所属集体企业无偿占用、被行政事业单位无偿占用导致的流失,等等,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就是产权关系没有理顺,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正是改制的初衷。

问题的核心是数字问题,程度问题:化公为私的比例有多大,正常和比较正常的情况有没有,有多少?在中国没有言论、信息自由的情况下,没有人能说得清楚。政府部门的决策和执行也是不公开、不透明的。

所以,陆兴华的评论很好,他认为在没有民主宪政、法治框架、民意表达和民众参与的情况下,谈论和争论目前的国有资产的产权改革,是极其困难,甚至没有意义的。陆指出,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我赞成并一直坚持这样的看法。

可以把像我这样的自由主义者所持的立场归结如下(事实上我们从来都是这样表达的):

一、坚决主张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以形成最终能防止权力参与掠夺的机制;二、批判现行改革中严重的不公正,要求规范市场经济体制,排除权力的干预;三、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和当务之急是立即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作为对比,我把我们与新左派的分歧理解为:一、我们提倡并力图推动市场经济,大谈规范的、较为理想的市场经济的种种好处,包括对于实现社会公正的根本好处,而新左派主要谈市场经济的弊害;二、我们批判现行的权力主导的改革,但没有断定目前改革的性质就是赤裸裸的掠夺和抢劫(也许要被说成是不彻底和抱有幻想),而新左派对现行改革的批判要严厉得多,基本上是持全盘、彻底否定的态度,甚至主张不改革;三、自由主义者有一个宪政民主的目标和纲领,而新左派没有表现出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兴趣。

二、市场经济、权贵改革和专制

石勇虽然稍微公平地提过一次“‘新左派’对公正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淹没了‘自由主义者’在这个领域的声音”,但他主要还是断定自由主义“默认掠夺和抢劫”,认为自由主义无法“对新左派指责自己无视社会公正进行辩解”。我曾纠正过这种“政治正确”的老生常谈,但基本无效,由此痛感成语“众口铄金”说得太有道理了。

我曾在“评中国九十年代的新左派”一文中指出:“从学理上讲,自由主义强调财产获取、转移的正当与合法,反对对他人和社会利益的侵害;从实际上看,中国学者中最早和一直呼吁并论证社会公正的,主要是公开认同自由主义原理,与新左派展开论战的人……新左派在什么时候大力提倡社会公正呢?他们只是在攻击自由主义的时候才对此大加议论和渲染,事实上,公正成了他们打自由主义的一根棍子。”(这里应该说明,后来越来越多的呼唤社会公正的声音中,自然包含新左派的声音)

石勇赞扬甘阳抨击自由主义是“贵族”的自由主义,我特别乐于以甘阳为例,来看看是我上面这句话说得对,还是甘阳果真是“平民”的代言人。

甘阳说:“今日许多对自由主义的高谈阔论主要谈的是老板的自由加知识人的自由,亦即是富人的自由、强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他断言中国版本的自由主义是:“民主是奢侈的,平等更是罪恶的,反倒是弱肉强食成了自由主义的第一原则。”他甚至进而对整个中国知识界作出了如下宣判:“我把这种集体信仰称为‘中国知识界的集体道德败坏症’。因为这种信仰只能表明中国知识界几乎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道义感和正义感。这种集体信仰同时还可以称为‘中国知识界的集体知性低能症’”。(甘阳:“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读书》,1991年1月号,第85页。)对于这么严重的指控,甘阳提供了甚么样的文本依据呢,没有,一点也没有。甘阳也提不出任何文本依据,证明他比我所提到的自由主义者更早(或者同时,哪怕更晚也行)论说过社会公正问题,抨击过有人利用改革化公为私、搞腐败。

那么,为什么许多人都附和“自由主义主张自由和权利,新左派主张公正和平等”这种说法呢?石勇解释说这是因为“‘新左派’对公正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淹没了‘自由主义者’在这个领域的声音”,其实,这与其说是因为新左派强调公正的声音强大,还不如说是像甘阳这样的新左派代表人物上面那种机敏而精明的策略(甘阳精明到这种地步,他连“自由主义”的旗号都不想放过),他们的工夫与其说下在呼吁社会公正方面,还不如说更下在抨击自由主义不要公正方面。而甘阳们的策略之所以得手,是因为没有人去查核文本,认真考察事情到底是不是那么回事。

印象和想当然之所以大行其道,还有更深刻的原因。人们把哈耶克当成自由主义的正宗,或者把他们理解的西方社会中左、右的区别不假思索地运用于中国。在他们看来,说“自由主义主张自由、新左派主张公正”应该是正确的,说“自由主义强调效率、新左派强调平等”也应该是不会错的。他们没有去追究,中国的自由主义是不是西方的自由主义,中国的新左派等不等于西方的新左派。不过也有人能够区分“应该是”、“逻辑上是”与“实际上是”,站在第三者立场的杨继绳在说到自由主义者比较亲近中产阶级和新左派更亲近低层社会民众时,就要在括号里注明一种是逻辑结论,不是口头表达,而另一种是口头表达,不是逻辑结论(杨继绳:“跨世纪的争论——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争”,《明报月刊》,2000年5月号,第38—39页)。

中国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具有明显的本土特征,虽然二者的理论资源均来自西方。仔细弄清楚他们实际上的主张和行动,而不是顾名思义地想象他们的思想和主张,是至关重要的。比如,对体制资源的接近,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根本没法和对方比,这肯定是与照西方历史情况来想象相反的;又如对中国搞人权外交,西方的左派往往比右派更来劲,因为他们理想主义色彩更浓,右派有时倾向于地缘政治和实用主义的考虑,而中国的新左派对人权外交的愤恨则不下于官方。

我认为,石勇这篇文章的一个相当可取之处,是区分了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而以前新左派在论争中的做法是以经济自由主义中那些遭病垢的主张为靶子,攻击政治自由主义。他的疏漏在于认为我和一般的自由主义者把“经济自由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捆绑在一起而使后者蒙受损失。事实上,我在“评中国九十年代的新左派”一文对他所说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批评,几乎和石勇如出一辙:

有人(比如有个别经济学家)把适用于理想市场条件下的学说、理论、概念、公式用于分析当前中国经济问题,而无所不在的权力干预,多变的政策使他们的研究纯属纸上谈兵。有人把中国的民主进程等同于中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认为除了等待这个阶级的壮大之外不能做其他任何事,他们对于民主的意愿和参与,不是抱怨,就是咒骂。

……在中国,确实有人认为市场化就是私有化,以加快改革步伐为借口肆无忌惮地化公为私,把改革的成本和代价全推到普通人民群众身上。可能有少数自命为自由主义者的人支持或默认以上言行,但真正的自由主义是与此格格不入的。

曾经有人向我建议,我们根本不应承认经济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支持压迫和专制的主张怎么能够是自由主义?我不同意这个建议,这样做未免有为了论争而“摔包袱”之嫌。大力主张市场经济的学说应该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品种,它在论证和推动市场经济方面的作用不容否定。当然应该看到,并不是每个(甚至并不是大多数)大力鼓吹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都在为权贵式的改革辩护。外号“吴市场”的吴敬琏大概是最典型的市场经济的鼓吹者了,但在揭露改革中的腐败和寻租,鼓吹和维护社会公正方面,有哪个新左派比他做得更早、更有力和有效呢?

“经济自由主义”这个词中的“自由”,即使不包括政治自由和个人自由这些可欲的含义,绝对要包含“自由竞争”的含义,而市场的规范化与规则平等则是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我们谴责的对象严格说来不应该称为“经济自由主义”,而应该是与权力体制联系的“市场主义”,这种依靠市场的权贵主义与在拉美和东南亚某些国家中的专制既得利益是不一样的,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看,最恰当的称呼是“市场列宁主义”。

如果一种不确切的“能指”不妨碍我们有共同的“所指”,那么如何判定这个所指的性质则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说,关键问题在于,我们怎么分析当前中国现实条件下的市场经济、自由、专制之间的关系。

石勇断言自由主义(主要是其中的经济自由主义)“已经渗透入官方的意识形态体系”,而“它成为主流实际上通过自由主义体系内在的联系已经为政治自由主义的出台准备了基础和合理性的保证。”我认为这是大大低估了官方的执政能力和应变能力,完全没有看到市场经济和专制政治结合并服务于它的可能性,即诞生一种“市场列宁主义”的可能性。

共产制度的死敌杜勒斯曾断言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会由于经济建设而发生,基辛格在《选择的必要》一书中驳斥并嘲笑了这个反共政治家实际上信奉的还是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并引述近代欧洲历史证明这个看法不正确。石勇上面论断的原理也是如此,他从他所谓的经济自由主义与专制在目前的蜜月状态推断专制已经不再具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性质,而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自由主义的性质。也许可以把石勇和新左派担忧并反抗的东西叫做“自由主义的极权制”,这在概念上和理论上都是非常古怪的,连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承认,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体制很难产生专制极权,而从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倒比较容易。我早就说过,新左派对自由主义的无知和偏见,超过了终生大反特反资本主义的毛泽东。

自由主义看重的是,尽管中国的经济体制、社会风貌、尤其是消费心理在这四分之一个世纪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斯大林、毛泽东的政治模式并没有根本改变;而新左派力图让人们相信的是,中国人现在面临的奴役,是马尔库塞教导的那种欧美西方社会中产生的资本主义异化。

三、关于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

我认为,石勇这篇文章的重大意义,在于提出了如何理解国际关系,正确处理对国内体制批判与正视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他的批评是针对中国的自由主义,这种批评值得认真对待,对某些人来说是切中要害,当然更需要进一步分析和妥当地厘清事实和观点。石勇在批评持自由主义立场的人时说:

他们完全忘记了,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不仅是在代表他们自己,也在代表国家,一句话,他们在捍卫他们自己的利益时也在利用国家的力量捍卫生活在这个国家里的所有人的利益。这种“一反到底”的单向度思维在1998年中国驻南使馆被炸和到现在仍然未算真正结束的伊拉克战争中得到痛快淋漓的反映。支持战争的“自由主义者”认为美国的制度是民主的,那么美国政府的某些对外行为便也是正义的;而谁胆敢反对侵略战争,谁就是在维护专制。他们似乎从来不知道无论一个国家国内政治体制是专制还是民主,都不影响国际关系的政治体制中的性质。它们之间所遵循的不是同一机制,深刻地表现出某种异质异构的特征。从逻辑上讲,以一国的政治体制来判断它在国际关系中的作为出现了一个断裂,这种断裂宣告了国内和国际政治体制处于不同的领域和情境,并且遵循不同的指令。而国际关系由实力来划分不同的等级体系、由暂时的利益来划清暂时的敌友已经表明这种国际政治体制毫无自由民主可言,而赤裸裸就是一个极权主义政治秩序。看不到这一点,那就不是在捍卫自由和正义,恰恰相反,倒是在捍卫美国的利益,为霸权张目,扼杀国际关系领域的民主和正义。

我首先要指出,石勇只把自由主义挑出来批评,其实全体中国民众中都有人存在同样的问题,而且他没有分析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而这一点才是事情的关键。

自从1949年以来,中国人生活在可悲的封闭状态,他们无从了解世界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教育和文化上的意识形态专制和愚民政策使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甚至知识精英,都没有国家利益的概念,更缺乏观察国际关系的地缘政治学维度。

事实上,支撑执政党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支柱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一整套关于近现代历史的精致的、无所不包的神话,从三元里抗英的似是而非的故事,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抗击了95%以上的侵华日军”,从毛泽东断言“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到“美国发动侵朝战争,目的是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对事实的歪曲与对敌人的丑化紧密结合在一起,至今都难于还原历史真相。

有一项事实特别值得一提,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人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大大增强了,但常常可以发现,哪怕是最尖锐最激烈批判国内现实的人,一说到国际问题(包括台、港问题),马上变得相当盲从和无知,从不妥协地(甚至是过分地)批判官方变为不自觉地附和官方——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往往就是如此。原因很简单,人们从自己亲身经历中对关于国内事务的谎言有免疫力,在许多事情上甚至本能地采取逆反态度,但对于发生在国门之外的事,他们没有亲身经验来证伪,他们仍然是信息管制和宣传的牺牲品。

对许多人来说,逆反态度,对官方的宣传作反向解读往往没错,既然在国内事务方面能如此,这种方法和习惯自然就延伸到国际问题方面。这当然是不可靠的,也许有时冤枉了政府。但是这不过是政府自食其果,当它把广大中国人民变成自己宣传和意识形态灌输的受害者时,它偶尔也成了受害者,这不过是愚民政策小小的报复。但石勇可能没有注意到,第一,这种逆反态度导致的结论很可能是对比错多;第二,持这种方法和态度的决非只是自由主义者;第三,在国际事务问题上仍然是盲从者、受害者大大多于持逆反态度者。

作为自由主义者,近年来我常常痛感我的一些朋友在知识结构和思想方法方面的欠缺,他们思想的基调只有自由、民主-专制、极权的对立,他们不知道国家除了这种分类并导致对立外,还有考虑问题的其他维度,比如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利益单位,比如地缘政治的考虑是国际关系中不可缺少的,是超乎国内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他们不了解历史的复杂性。当然他们还有常识,不至于在中国政府与美国就纺织品贸易和反倾销进行交涉时指责政府。

我最想说的是,自由民主国家的立国理想和原则是一回事,它在国际竞争中和利益格局中推行实力政策(任何国家都不得不这么做),是另一回事。当不同政治制度国家之间发生利益纠纷时,并不能保证民主国家天然持有正义,任何手法都属正当。把国内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外推到判断外交政策的是非是不对的,反过来说,把正常的国家利益冲突演绎为对人类政治文明公认价值和成果的否定也是不对的。

我想和石勇先生探讨的第一个问题是,如果说这两种毛病对中国人都存在,那一种更厉害?更长期、更广泛?更值得提醒、反思、清理、矫正?

我想和石勇先生探讨的第二个问题是,虽然我们肯定不同意“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这句格言,但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的外交是否还是有不容忽视的区别,我承认并重视这种区别。许多政治理论家都指出,人类历史上战争不断,但近现代历史上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争(罗尔斯在《万民法》中也强调这个事实),哪怕有例外,但这个论断肯定基本正确,这是否还是说明一点问题?

国际事务中固然是利益主导而非理想与价值主导,但外交政策或多或少总要受国内政治价值观的影响,民选政府和独裁政府受民意约束程度大不同,在对外政策上毕竟会得到反映。比如二战中,民主阵营和法西斯阵营的作为是否毫无区别?我们当然可以谴责西方盟国的自私和重实利,比如我们说雅尔塔协议是大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协议,但它和无耻的苏德互不侵犯协议(即瓜分波兰协议)是不是完全一样?我们不少人乐于谴责美国对日本投原子弹,但这和南京大屠杀是一回事吗,难道这不是日本右翼份子为二战翻案的理由吗?石勇断言,近现代史,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史“证明最有军国主义狂热的恰恰是自由主义‘长期占居文化哲学和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的国家”,我觉得这实在是走火入魔,你指的军国主义只能是英美,而不是德、意、日,那么中国与谁结盟,被谁侵略呢?

当石勇断言:“主导美国政府行为的新保守主义在世界各地进行掠夺、干涉和发动战争,已建立了一个令人恐怖的极权主义政治――军事秩序”,我感到,这种说法已经超过了中国自1949年以来最革命、最狂热、最极端的语言。我不知道当石勇使用“令人恐怖的极权主义政治”时是否认真想过其准确含义,我想问一下,你是否比较过日本、德国、伊拉克在战前和美国军事占领之后的宪法、人权状况和政治制度?(为了避免无谓纠缠,我要强调,我这里只是追究“令人恐怖的极权主义政治”的含义,而不谈整个相关历史;也许澄清这一点不是多余的:我没有表态支持过美国出兵伊拉克。)

我自信我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考虑有足够的清醒,比如我一直对中外人士说,既然北约的宗旨是针对和防范东欧社会主义集团、防范华约,那么在苏东巨变、华约不存在之后,北约有什么必要存在,有什么理由反而要东扩?我认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必须正视类似的问题,理解国际问题的复杂性,这不能靠简单地划分“民主-专制”来解决,正如对待国内问题不能简单地靠区分“左-右”、“保守-改革”来解决。“利益”是思考政治最根本的维度,但由于意识形态和愚民政策,在中国的教育和知识中一直付诸阙如。

许多人认为,使馆被炸事件、撞机事件,还有以前的“银河号”事件,充分说明了美国的霸权行径和对中国的欺凌,国内群情激愤是自然的,自由主义者偏重于警惕极端民族主义是亲美卖国。我在这期间没有作公开表态,但内心想法和表态的自由主义者差不多,因为我从各种信息来源知道情况和官方宣布的大相径庭。当石勇大力为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辩护时,我想到的是他们情绪的真诚(这种人除外,他们朝使馆扔石块来劲,考托福和办签证同样来劲)和信息状况的可怜。我不知道石勇是否打算和我讨论中国的信息自由问题,我这里只简单地提一句,在全中国人民面临“非典”这个大灾大难时,如果没有蒋彦永大夫的冒险犯难,后果会如何,而蒋大夫的遭遇又如何?把灾情(家丑?)捅给美国的媒体,是不是(用石勇的话来说)亲美卖国?但是,我和石勇现在能对话,没准还是托了蒋大夫的福呢?

石勇应该想一下,一个体制,当自己的亿万人民的生命受到“非典”严重威胁,当由于封锁消息疫病已经传播到香港、东南亚、北美时还拒不说出真相,它在与“美帝国主义”打交道时,还会把真相告诉人民?对许多国际事件的判断,问题并不在于有人要“亲美卖国”,而在于是根据真实的,还是虚假的信息作出判断、作出反应。

所谓“亲美卖国”的最雄辩事例,是9.11事件发生后任不寐、余杰等人起草的公开信中有一句“今夜,我们是美国人”,许多人揪住不放,极尽挖苦嘲骂之能事。我曾对任讲过,我也不赞成说这句话,但你们的唯一过错,是高估了国人的知识和理解力,用了一个欧美化的表达。此话出自柏林墙危机时,美国总统肯尼迪访问西柏林,讲话中表示反对苏联的封锁,道义上支持柏林人民,用德语说了:“Heute,Ich bin ein Beiliner(今天我是德国人)。”任不寐等在9.11事件后的声明中套用这句话,用意一样,即一国人民遭遇危难时,表示与之站在一起,分享其道义和感情。肯尼迪讲此话时没有“崇德媚外”的意思,任不寐说这话时也没有以当一夜美国人为荣的意思。

四、什么样的自由主义

说到这里我愿向石勇先生表明,我和你对话并不是想宣讲自由主义的教义,你在文章中说我是激进的自由主义者,我认为更准确地说是清醒的自由主义者。我知道存在着成为教条的自由主义者的危险,我很警惕,我希望我的朋友也警惕。

世界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我找不到理由使我决心在自由主义这棵树上吊死。我认为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如市场经济、法治、人权、思想和言论自由、权力的制衡等等,对中国很有参考价值,我是为了这些价值而研究、言说自由主义,如果有更好的主义,我何必死守着它?我在文章中说得很清楚,我并不认为自由主义垄断了这些价值,或者其他思想流派不分享这些价值(石勇有这种误解),我特别愿意强调这些价值的普遍性。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自由主义首先提出并深刻阐发了这些价值。也许,从社会民主主义出发也可以抵达和实现这些价值,但因为这些理念和价值并不是我们思想文化传统中故有的东西,需要学习,就应该从源而不是流起步研究。

我认为,自由主义对中国人来说,不能只意味着其中的这一家这一派,而决不可沾染另一家另一派,有用的是上面提到的那些最基本、最核心的东西,那些被历史证明了,为其他思想流派同意,成为人类政治文明共同财富的东西。其中的细微差异,比如福利多一点还是少一点,国家多管一点还是少管一点,对别人可能很重要,对我们就并不那么重要,更何况我们必须根据具体国情集思广益、兼容百家、创新发展。“XX主义救中国”已被历史证明是一种僭妄,我想自由主义更没有那非份之想。

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构成了近10年中国思想舞台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作为争论的参与者,我常常感到就中国的现实而言,这不太像是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我觉得,对于像陆兴华这样的真正的(或真诚的,他似乎自称为“原教旨主义的”)新左派,我与他可能的争论是在对“原教旨”的喜好还是不喜好方面,就现实问题而言,就这年发生的重大事件而言,据我看多的还是立场和感情的一致。所以我和他的工作有重合之处,即我批评和揭露的与其说是新左派的理论,不如说是一种伪立场和伪观念,是对学术真诚性的藐视和冒犯。这可以解释,当我写“评中国九十年代的新左派”一文时,把很大篇幅花在“评新左派学风”上面。

敏锐的观察者可以看到,在自由主义者中间,开始出现了分歧和分化的苗头。我以复杂的心情看待一种新兴的、强有力的动向: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合流。对刘军宁以爱德蒙·柏克为典范解释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关系,我没有太大的异议。但我的问题是,如果说在英国历史上早就存在着可贵的自由传统,因而保守意味着保持这个传统的话,那么在中国要保守什么传统呢?三纲五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人说,对文化、对传统,决不能革命,保守天然合理。我的疑问是,如杜维明所说,传统多种多样,不止一个,除了大传统,还有小传统,除了旧传统,还有革命传统。杜维明的例子中,就有延安传统。谁也不能否认,就其影响的强度、广度、深度、持久度而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形成一种传统,难道它可以在“保守传统”这一抽象原则下而具有合理性、合法性?

我理解一批年轻学者的思路,对于像中国这样历史悠久、文化丰富的国家,难于想象文化基因的彻底改变,自由主义不是出自本土,不以某种方式与传统接榫,难道可以全面移植?

我完全承认,文化保守主义应该是多元文化建设种一种正面的、建设性的元素,我知道,像汤一介先生所主张的以批判、革新精神对待传统文化,使其“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很有价值的。

一些认同自由主义原理的年轻学者正在大力进行自由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对接工作,我理解他们,祝福他们。我没有这方面的学术兴趣和能力,只能对他们的努力乐观其成。但我要提醒他们两点,第一,不要因为有良好的愿望就落入实用主义的为我所用的窠臼,在对接中要实事求是,不要善意地曲解和美化传统经典要义。在这一点上,我愿意做忠诚的、建设性的反对派。

第二,虽然汤一介先生在学养、人品以及学术界内部的影响力方面是第一流的,但在我看来他似乎没有以文化保守主义相标榜,至少在今天以文化保守主义旗手自命的人士当中没有他的身影。年轻的自由主义学人看好和接近的是另外一些人,这些人的底蕴我不了解,但我提醒注意以下特点:他们中有人主张凡人只有生来接受圣人教化的义务,不存在用理性审查同意不同意的问题;中国人天生不适合自由、民主;他们立志要把孔孟的所谓“王道”运用于今日中国;他们开始与权威主义、国家主义(用余世存的话说是“次法西斯主义”)接近或结盟,而后者正在想方设法地利用文化传统资源。

如果说我对分歧和分化的动向不无忧虑,同时我也感到乐观。分化是思想、学理研究深入、发展的标志和必然。如果中国的自由主义成为内部倾向、观点多元杂陈,交锋、争论不断的思想流派,这决非坏事。

同样,如果目前自由主义-新左派的僵硬划界能有所松动、改变,那一定体现了中国知识界的长进。观点的分歧和对立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对专制和非正义的抗争;重要的是观点一定要是头脑思索、心灵感受的产物,而不是由屁股决定。

附一:石勇:徐友渔:“自由”还是“主义”?

附二:徐友渔:自由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浅议未来中国宪政原理

爱思想2004-10-05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