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病夫”的称谓，笔者一度颇不以为然。我们虽有吸鸦片之不肖国民，但他们不足以代表全体。因此，曾经认定“东亚病夫”纯系洋鬼子诬蔑我中华儿女的不实之词。但近读《走向世界》丛书，颇觉意外。
○不容否认的病态
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如是说：
试集百数十以上之华人于一会场，虽极肃穆毋哗，而必有四种声音：最多者为咳嗽声；次为欠伸声；次为嚏声；次为拭鼻涕声。吾尝于演说时默听之，此四声如连珠然，未尝断绝。又于西人演说剧场静听之，虽数千人不闻一声。东洋汽车必设唾壶，唾声狼藉不绝；美国车中设唾壶者甚稀，即有亦几不用。东洋汽车途间在两三点钟以上者，车中人假寐过半；美国车中虽行终日，从无一人作隐几卧。东西人种之强若优劣可见。
西人行路，身无不直者，头无不昂者。吾中国人则一命而伛，再命而偻，三命而俯。相对而下，真自惭形秽。
再看容闳《西学东渐记》中中国第一批留学幼童赴美前后的合影：赴美前幼童皆呆若木鸡，服装与住院病人毫无二致；赴美后从神情到服饰都焕然一新——潇洒自如、英气逼人。蔡尔康《李鸿章西聘欧美记》中的几幅插图，也反映了同样的史实：俾斯麦、格兰斯顿干练挺拔、老当益壮，李鸿章却步履蹒跚，老态龙钟。
再细细一想：英军破开国门，迫使清廷割地赔款；八国联军在数万万人聚居的中华大地，如入无人之境，岂止枪炮使然？
因此，病态非吸鸦片者所独有。而称病态毕露之国民为“东亚病夫”，实在也不算诬蔑。
○古人尚武
披阅古籍，更有新得。
羿射九日、夸父逐日……。原始的活力，在我国远古神话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说神话和文学作品尚不足为信，那么，请看历史记载：
“夏桀殷纣，手搏豺狼，足追四马，勇非微也。”（《史记。律书》）
“王（秦武王）与孟说举鼎，绝膑。”（《史记。秦本纪》）
即使孔子，也主张文武并重，并在自己的教育中努力贯彻这一主张。孔门弟子“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而所谓“六艺”，就包括射、御等体育项目。孔子自己亦非文弱之徒。他“长九尺有六寸”（《史记。孔子世家》），是“周世多力之人”（《论衡。效力篇》），“能拓国门之关”（《列子。说符》，意谓孔子的力气可举起城门的闩闸），周游四方，不畏险阻，“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尽心上》），还经常打猎、射箭，“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礼记。射义》）。
○专制的三种解释
与古人相比，我国国民体质的确退化了。
何以如此？一言以蔽之，专制使然。
关于“专制”，有以下三种解释：
1 “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八七页）
2 “国家实行君主制时，政权归一人掌握。”（《列宁选集》中文版第四卷第五十一页）
3 “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君主政体、专制制度和暴政……是同一概念的不同说法，……哪里君主制的原则是天经地义的，哪里就根本没有人了。……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一一——四一四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
三种解释的差异，颇耐人寻味。
第一第二种解释，仅是描述性的，而且只描出专制主义的皮毛。根据这两种解释，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废除皇位，政权不再只归一人掌握时，专制主义就会寿终正寝了。难怪三、四十年代的苏联人，以至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人，对专制主义都缺乏应有的警惕。
只有第三种解释才是最深刻的，它将专制的本质——兽性——揭露无遗。用这面镜子来映照，赤裸裸的和披上“文明”外衣的专制主义，都难以遮掩其真实面目。
○专政之下，人皆为奴
诚如卢梭所云：“专制政治是不容许有任何其他的主人的，只要它一发号施令，便没有考虑道义和”职责的余地。最盲目的服从乃是奴隶们所仅存的唯一美德。“（《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法律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
政治权力也是资本；而专制政治的最大特色是政治资本全归私有；而且这种资本是很特殊的：无所不及、无所不能。正因为如此，虽然在经济上、社会生活等其他领域不遗余力地推行所谓公有制（如井田制），都只能徒有其名，因为政治资本私有化的必然结果，是所有社会财富终归私有。个人借着占有政治资本而占有一切，包括全国臣民，导致严重的人身依附，使其他人都变成权力占有者的奴隶。这是专制最惨酷的后果，也是专制者最大的恶。
因此，要真正实现公有制，就不仅要变革经济等领域，还要变革政治领域，使每个人不再被占有，成为自己的主人。
○“文弱”是尚
专制国家只有两种人：一是治人者，即主人；一是被治者，即奴隶。而且总是前者寡，后者众。以寡治众，必须使用种种手段，包括摧残百姓的身心，使他们驯服安分。若被治者身心健全，勇于冒险进取，治者即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所以，“动”为专制国家之大忌。在中国历史上，“动”往往与“乱”字相随，若洪水猛兽。
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也反映了这一点。
顾颉刚先生说：“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学者，即射，学宫即司射之地耳。”（《史林杂识》）然此种评断只可用于“古代”。先秦时期，“静以养生”说已开始流传。至两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兴盛，“以无为本”、“虚无寂静、动中求静”等主张更为流行，社会上十分偏重养“性”，忽视甚至鄙薄体格锻炼，“文弱”之风逐渐蔓延。“文”几乎成为“弱”的同义词。唐以科举取士，于是天下俊彦更相率习文。面容苍白、身材消瘦、不堪重负的“弱”者形象，与“才子”形影相随，还被赋予美和崇高的意义，成为流“芳”千古的时髦玩意。
此类价值观念必然摧残人的意志，导致人的体质退化。
○体育衰落
专制统治者还采用高压强制手段，限制民间的体育运动。迫使人民“好静鄙动”、“好文轻武”。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即下令收缴并销毁民间兵器，禁止人民操戈习武。清朝统治者更扫荡以习武著称的少林寺。明清两代，民间舞蹈多采用“走会”（注），清朝统治者惟恐人民利用此种形式造反，一再发布禁令，使“走会”活动屡屡受挫。综观中国两千多年体育史，多数传统项目如各种球戏、泳嬉、狩猎等，都经历了一个由盛到衰的过程，至清代后期更呈现停滞趋势，有些甚至濒于湮没。即使是幸存的一些项目，也往往有竞技性而少群众性，有专业性而少社会性。体育的衰落是国人体质退化的一个直接原因。
○户籍制度戕贼国民体质
此外，专制统治者又不遗余力地推行户籍制度以约束人民和維護其“太平盛世”。
战国时代已有户籍制度。据《周礼》记载，有“司民”一官，“掌登万民之数目，自出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中，与其都鄙，及于郊野。异其男女，岁登其死生。”这就是说，男孩出生后八个月，女孩出生后七个月，都要在户口簿上登记，而且是户分城乡，人分男女。秦国也在献公十年（公元前三五七年）建立户籍制度，即“为户籍相伍”（《史记。秦本纪》）。至商鞅变革，户籍制度更为完善，“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商君书。境内篇》）。此外，秦律还规定，已成年的儿童未登记户口，连里正都要受处罚；居民迁徙，必须向官府申请办理迁移户口的手续；擅自脱离户籍而逃亡，称作“亡命”，被捕后要治罪。此后历代均有严密的户籍制度，并采取一些新的手段加强控制户籍，如南朝的“土断”、隋的“大索貌阅”、宋清两代的“保甲法”等等。
户籍制度不利全国人民的联系，令各地区孤立封闭、人民愚妄无知。它还是形成“东亚病夫”的重要因素——户籍制度严格限制了人口流动，使人们祖祖辈辈固定在一地。这样，就无法打破以同宗同族为单位而形成的婚姻圈，近亲繁殖现象也就极为普遍和持久了。遗传病和先天呆痴症借近亲反之广泛流传，人口素质（包括人的体质）因此持续下降。
○结语
上述均为古典专制所造成的遗害。然而古典专制主义虽有千罪万恶，与现代专制主义（即国家极权主义）相比较，则是小巫见大巫了。古代科技谈不上发达，统治机器的能量因此十分有限；古代官僚力量往往只能及于县，县以下就难以深入了。所以，古典专制造成人的退化，但只在其控制范围内发生，以外的百姓，尚可高唱“帝力于我何有哉！”持不同政见的文人显宦，也可远走野村僻乡，“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皇帝鞭长莫及。
现代专制主义则借助高度发达的科技，使其统治机器越来越庞大精密，牢牢地控制了社会每一环节，每个人都在它的股掌之中，无路可遁，无山可隐。因此，现代专制主义所造成的人的退化，是规模空前的退化。其次，古典专制主义标榜“朕即国家”、“朕即法律”，狂妄中也有点直率的可爱；现代专制主义则含蓄得多，每每以“民意”作招牌，比古典专制主义更可恶、更容易使天真善良的人上当，其危害当然也就更大。
原载《明报月刊》1990-10
来源：中国报道周刊 发布日期：2001-04-16 1: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