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7日，深圳首例涉嫌“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一案在深圳罗湖法院审判庭尘埃落定，主犯李成录因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7项罪名被判总和刑期25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5年。同一时期，其他地方也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案件提交审判，黑社会（性质）已经逐步成为中国社会的焦点话题之一。
现有法律体系不承认黑社会的存在
作为组织犯罪的最高形态的黑社会，是一种否定社会既有结构、自成一体的亚社会，给社会治安和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副面作用。因此，各种类型的黑社会组织是世界各国警方重点打击对象。
但长期以来，中国社会一直不承认有黑社会的存在，甚至在1997年修订刑法的时候，中国的法学界依然普遍认为，中国没有典型的黑社会组织形态。因此，在1997年的刑法修订时，对于当时出现的一些以暴力、威胁或其它不正常手段，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暴力犯罪，称霸一方，为非作恶，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在294条中把其罪名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其组织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而不是“黑社会组织”。与此同时，为了加大对国外黑社会组织人境犯罪的力度，刑法同条对“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做了相关的规定。
以深圳两件案件的审判为例：2000年9月，深圳中级法院在国内第一次以“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的罪名判处邓群等八名香港公民有期徒刑。而此次李成录一案，最后是以“领导、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罪名审结。这说明，中国目前的法律体系并没有在字面上承认中国有严格意义的黑社会，至少认为它并不等同于国外的黑社会。
然而，2000年的张君团伙以它的残暴和组织严密惊动了世人，各地发生的黑社会性质案件也证明了中国的黑恶势力组织已经完全达到了黑社会的标准，中国存在黑社会，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中国黑社会是如何走入公众视野的
“黑白两立”，所谓黑社会，就是游离和否定在合法社会之外的高效组织犯罪结构，组织能力和经济实力是黑社会的主要特性。只有高度的组织能力和严密的纪律，黑社会才能和现有法律结构抗衡，“法外生存”；同样，只有明确的经营目标和相当的经济实力，黑社会才能长时间生存。
在计划经济体制中，社会经济资源的各个方面都由国家统筹安排，各类物资实行统购统销，除了国营和集体单位之外，任何个人都没有能力调动经济资源，更谈不上在主体社会之外经营、甚至具有实力了；而人事制度也相当严格，每个人都根据其身份和相关的“单位”或者合法组织相关联，根本无法在主体社会之外存在另外的自治组织。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可能存在地方恶霸，但是基本不存在黑社会组织。
改革开放之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政府退出了大部分市场，但是与此同时，相应的和市场经济配套的法规并没有完全建立，因此存在大量的灰色地带可以谋取利润。在各种利用转型漏洞的方式中，黑社会性质组织是一种相对比较草根的组织犯罪形式，这些组织存在的地点也是那些政府退出的行业。例如这次李成录就是组织了非法的“深圳市永兴摩托车出租公司”，运用暴力手段拉人入伙、有组织地反抗管理。
转型期间社会相关法规的不健全和政府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匮乏是黑社会得以长期存在的原因。合法社会不正常运转之处，就是黑社会的滋生之地。例如，由于经济转型而大量失去固定工作的人员是黑社会的拉拢对象。人都是社会人，在变动的社会中往往追求安全感：组织的安全感和经济的安全感。黑社会以其严密的组织性和暴力支撑下的经济“业绩”，吸引了不少失业人员。黑社会就是以这种方式逐步进入中国当代社会。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黑社会在继承传统社会帮会、行会的特点之外，也在逐步学习国外黑社会的组织手法，以对抗现代社会的法律体系。
应当依法打击黑社会
为了加强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打击，最高人民法院特地在2000年12月5日颁布了高院司法解释，详细解释了刑法第294条，为各级法院给出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条基本判断标准：组织能力、经济实力、国家工作人员参与、破坏公共秩序。
也正是因为这个司法解释，在深圳李成录一案的庭审期间，控辩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辩方认为，李成录一案根本没有国家工作人员参与，不符合高院司法解释，所以其非法的“深圳市永兴摩托车出租公司”不能被定义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法庭最后认为，由于李成录等人已经形成固定的犯罪集团，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和相当的经济实力，并且对社会危害极大，黑社会性质组织判定成立。
联系各地出现的相关判例，可以看出，中国的司法体系逐渐倾向于对相关黑恶势力的犯罪做出倾向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判决，由此，用法律手段打击黑社会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而其中出现的一些司法争议，则说明司法部门应当针对变化发展的现状，重新对黑社会犯罪相关法律作出修订。
但需要指出的是，黑社会的根本铲除，在于加大法律打击力度地同时，需要完善合法社会的运作能力，增强社会成员的社会安全感，当然还包括发展当地经济，让更多的人能够靠合法职业生存。这样才能有效减缓黑社会在中国的滋生蔓延。
（文/安替 摘自南方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