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下午，在深圳又发生了一起城管执法的悲剧。执法队员练士滔被摊贩老帅前后各捅一刀，生命垂危。老帅负罪逃亡，留下妻子独对残局。两个家庭同时面临破损。媒体报道中，两个人分别都在工作伙伴中被称为老实人。两个老实人相见，为何喋血街头？
广东媒体在同一天报道，随着网络曝光的《城管执法操作实务》引起多方关注，广州近日应运而生“小贩对付城管十大绝招”，包括如何联合对抗、送红包搞好关系、被打时“尽量以刘翔一般的速度逃避”，等等。
没有证据表明，练士滔看过“实务”之后去执法，老帅看了这些“绝招”之后出手的。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二者之前的关系，正如“实务”和“绝招”所揭示的，充满了敌意和算计。执法人员认为，老帅夫妇“屡教不改”。而摊贩则说，自从城管此前罚没了一些摊贩的货品后，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就开始在包里备把刀防身。
可悲的是，《城管执法操作实务》所传授的“不能轻易放过相对人”、“要使相对人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周围不见人”原则，在摊贩这里干脆颠倒过来：“不能轻易放过没收货品的城管”、“要使城管脸上见血，身上见伤，周围见人”。这样一种“人若犯我，我定犯人”、“你要不仁，我更不义”的态势，不应成为城市管理的常态。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天生的，而是社会建构的。练士滔并不是老帅的世家仇人，假如他脱下城管的服装去逛街，两人也许还能成交一笔小生意。但是，一旦进入社会角色，城管和摊贩就对立仇视，以至于藏刀备用。
城市摊贩是一个庞大的社会阶层，他们并不是执意犯罪的人们，而是期望通过自己卑贱的劳动来养家糊口。如果把他们当作潜在的罪犯对待，那么不要说城管不管用，就是警察的力量全都用上也远远不够。不幸的是，《城管执法操作实务》所传递的，正是这样的一种意思。
若干年前我和同事去中部某省份采访，有人为我们借了一辆车。那辆车开出去之后，街道两边如同浪涛翻滚，人们拼命逃散。我们大为惊讶，稍后才反应过来，原来车上喷着“××执法”的字样。当时我的思考是，城市管理者每天都在这种情景下工作，多么容易变得骄横跋扈。今天我才想到，另一方面，那些逃跑的人，每天看到这样的车，心中聚集着的是一种怎样的情绪。开着那样的车上路，有多少“危险”伴随。
社会状态是一种互动的结果，而且永远在没完没了的互动之中。总有一些人，往往都只会把自己设想成强者，或者是潜在的有能力反击者，而没有想到，对方也会以牙还牙，而且可能更加凶猛。为什么要强调人性执法，那不就是希望收获对等的人性？
当然，我并非不同情执法队员练士滔的遭遇，也并不认为是他亲手种下了仇恨。他是一个受害者，既受害于老帅的不义之刀，更受害于某种畸形的制度。要保证“权为民所用”，人性执法，仍必须从制度层面予以审视。
潇湘晨报2009年0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