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讨论的几个例子看，民主政治建设（包括议会民主）并非简单的事情，它和一个国家身处的时代、面临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条件以及此时此刻的国内国际背景深刻相关。事实上，20世纪转换之交乃至一战后的世界也处于剧烈的过渡时代。一些传统大帝国崩解了（满清帝国、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新的民族国家纷纷出现，它们或是以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形式、或是以多民族国家形式登上历史舞台，后者在实现国家重构过程中必然面临更大的紧张。那么民主政治呢？按照社会进化和制度现代化的基本逻辑，民主政治建设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应有之意，在理想状态下，民主政治建设应当有助于民族国家建设，反之同理。但事实却比这个理想假设复杂得多。像德国、日本开始是以帝国名义走上建设现代民族国家之路，并在君主立宪框架内启动宪政、民权工程的，但其征服者逻辑几乎毁掉了民族国家，也压抑甚至毁掉了宪政民主。土耳其、中国则代表另一类情形，它们乃是在传统帝国衰落的背景下，在一片废墟上尝试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同时推进民主政治建设。诚然，土耳其比中国幸运，由于凯末尔的出现，土耳其的权威主义转型之路基本是成功的，而袁世凯、孙中山均不具备凯末尔的条件，中国也经历了更为复杂、更为曲折、更为惊心动魄的民初转型之苦痛。
一句话，民族国家与民主政治两大历史任务的相互缠绕、相互限定，几乎是那个年代所有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共同“命数”，虽然作为征服者或作为被征服对象，这种“缠绕”、“限定”的具体内容及历史呈现方式，又有很多不同。这从经验历史的角度再次印证了本书所谓社会进化的普遍性和各国制度现代化进程之特殊性之间的辩证法。（第1卷第2章第16节）就中国而言，我们还是要重申，在大历史逻辑范围内，民国早期的宪政努力毕竟奠定了一个辉煌的起点，尽管历史三峡的航程仍然遥远。具体总体化是狡猾的，它的行程喜欢千回百转，它的生成总是充满意外，虽然，放到更大的历史场域中，这种“意外”其实有着更多可理解的成分。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页1471。
2数据引自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8年版，页78。之所以以22省计，是因为蒙藏等地处于事实上的分立状态，没有举行选举，1912年《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规定的西藏、蒙古等地议员名额，其人选大抵由北京指定。
3上数据亦引自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页78。
4 同上，页52、83。
5见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版，页32、35。
6 据张朋园统计，首届国会当选之议员年龄，参议院263人，平均36.6岁，众议院596人，平均36.3岁，其中，30~34岁者人数最多。张认为“初入议会年龄若多数不超过35岁，并不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年轻人容易冲动、不懂节制，“民国初建，国会议员处处强调责任内阁，放论限制总统权力，此为共和政治不能稳定原因之一”。（见《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页95、98）
7 同上，页118、119。
8 《申报》1918年6月19日报道《最近之中央选举界》、6月17日报道《中央选举界之怪象》；《盛京时报》1918年6月16日报道《鲁省选举买卖场之怪象》。转引自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页154。
9 原始文件见徐树铮《电稿》，转引自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页152。
10 见来新夏等著《北洋军阀史》（下册），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页728。
11见《申报》1922年8月4日报道《国会继续开会之第一日》。
12 引自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下册），页772。
1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善后会议》，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页3。
14 北方政府虽烽烟不断、更迭频繁，但始终受到国际承认，是为国际法意义上的合法政府。
15 见徐矛《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页157。
16 当然，陆、唐欲发展地方势力，和北方亦暗通款曲，亦是和孙龃龉之因素。
17 见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誌》（第一册），页377。
18 徐矛《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页167。
19 《申报》1921年4月17日报道《广州通讯：选举总统之各面观》。
20 《白逾桓反对非常选举电》，1921年5月，载《陈竞存（炯明）先生年谱》附录，页1056。
21 同上，页332。
22 关于孙党用金钱贿赂议员投票，《申报》和《华字日报》都有报道，据《华字日报》选举后第4天揭露，“孙氏之谋得总统，酝酿已久，此次忽成为事实，闻亦系金钱魔力之作用。国会议员领款最少者亦有千元，多或至三五千，总共费去不下二三十万”。同上，页334~335。本注及注19、注20、注21均转引自袁伟时《近代中国论衡》，页164、165、168，为了方便读者，详细列出原始出处。本书作者感谢袁伟时教授为恢复历史真相做出的文献梳理工作。
23 见《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页144。
24 见《民国日报》1922年6月11日。
25 陈茹玄《临时约法之内容与批评》，见夏新华等《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页160。
26 见《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页198。
27 同上，页245。
28 同上，页232~233。
29 同上，页232、246。
30 同上，页233。
31 见张博树《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之分报告5，那里提出未来民主中国选总统，可把全国中央、省、县（市）三级议员都纳入选举人范围，还可考虑加入有代表性的社会团体和公民组织代表（该书，页156）。
32《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页246。
33 同上，页234。
34 同上。
35 同上，页253。
36 同上。
37 同上，页258。
38 同上，页261。
39 见《申报》1913年10月21日报道《湖北黎副总统等宪法意见电》。
40 严泉《失败的遗产：中华首届国会制宪1913~1923》，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页85。
41 同上，页86、98~99。
42 陈茹玄《新约法之内容及批评》，见《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页476。
43 同上，页477。
44 见《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页480。
45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料日誌》（第一册），页144。
46 见刘仲敬《民国纪事本末》，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页97。
47国宪起草委员会事务处编《草宪便览》，载《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页510。
48 同上。
49 见《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页522~524。
50 详见拙作《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之分报告8“大国治理：国家纵向权力构成的双轨共和制”。
51 同上，页530~531。
52 同上，页546。
53 同上，页547。
54 参见金宏达《太炎先生》，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年版，页261~262。
55 该文见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五，载台湾中华书局版《饮冰室文集》第十二册
56愚厂编辑《省宪辑览》之“甲编省宪概论”，见《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页640~642。
57 引自毛泽东起草之《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1920年6月23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室编《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页488
58 梁启超代拟《湖南省自治法大纲》，见《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页648~649。
59《湖南省宪法草案说明书》，见《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页671。
60 关于赵恒惕在湖南省长任上的作为，可参李新宇《湖南自治与中国人的联邦梦》一文，载《东方历史评论》，链接 https://www.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403393392148547。
61转引自汕尾市地方文献数据库潘采夫文章《陈炯明：悲伤的乌托邦》，链接http://www.swstsg.com:48/contents/37/434.html。
62上。
63见淡黄柳《陈炯明的广东自治梦》，载“文学城”网站2014年3月9日，链接https://bbs.wenxuecity.com/memory/580351.html。
64转引自叶曙明《大国的迷失：帝制崩溃后十字路口的中国》，页55。
65 有多条信息可以证明此事属实，包括孙文指定的刺客、粤军将领黄大伟后来的公开揭露信，详见袁伟时《近代中国论衡》，页163。
66见李新宇《湖南自治与中国人的联邦梦》。
67陈炯明《致西南各省电》，转引自叶曙明《大国的迷失》，页65~66。
68见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誌》第二册（清季），页1257。
69刘建军《你所不识的民国面相：直隶地方议会政治1912~1928》，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页106。
70同上，页114。
71见张鸣为刘建军《你所不识的民国面相》一书写的“序”。
72见张君劢《宪政之道》，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页6（代序）。
73同上，页324。
74同上，页327。
75见《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页752、754。
76同上，页759。
77以上通信引自张君劢《宪政之道》，页51~52。
78见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一册），页158。
79同上，页199~200。
80 张允起译自宫越信一郎所编《日本宪政基础史料》，议会政治社1939年出版，页343~344。此文收入张允起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日本明治前期法政史料选编》一书，有网络版。
81同上。
82《大日本帝国宪法》全文，见链接http://www.todayonhistory.com/lishi/201803/78992.html。
83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一册），页222。
84福泽曾这样分析朝鲜改革及日本与朝鲜、中国的关系：“今西洋各国以其威势进逼东洋，其势无异于大火的蔓延，而东洋各国，特别是我们的近邻支那和朝鲜迟钝，挡不住此进逼之势，犹如木板房子不堪火烧。故应当明白，我们日本以武力应援它们，不单是为了他人，而且也是为了自己。应以武力保护它们，以文化诱导它们，使它们赶快仿我之例，进入近时的文明。在万不得已时，也可以强力迫使它们进步。”（见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一册），页186）按照这里的逻辑，中国是落后的（尚未进入“近时的文明”），它庇护朝鲜会导致朝鲜的同样落后，所以日本要出手，不但要助朝鲜，而且最好把两国都引导到文明进程中来。——这种基于价值观的考量，与纯粹基于民族国家利益的扩张逻辑尚有不同。
85 戴季陶《日本论》，页82~83。
86 见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 JR.）著、拓夫等译《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页233。
87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页16。
88 同上，页108、113。
89关于黑格尔的这个观点，可参其《历史哲学》第四部第三篇对现代日耳曼世界的评述，黑格尔认为，只是到了现代日耳曼这个“具体的实在的世界”，“精神”才在其中得到“内在的满足”。（该书王造时译本，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页456。）黑格尔此话讲于1820年代的柏林大学讲堂，其时之普鲁士正在经历深刻的改革，黑格尔任教的柏林大学本身就是这个改革的成果之一，它创立于1810年。但这个改革后来因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之间的多重扭结而受挫。
90见俾斯麦《思考与回忆：俾斯麦回忆录》，山西大学外语系《思考与回忆》翻译组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页183~184。
91 魏玛宪法全文，见链接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D%8F%E7%8E%9B%E5%AE%AA%E6%B3%95。
92 钱端升《德国的政府》，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页87。
93正是为了纠正这个问题，今天的联邦德国采用混合选举制，德国联邦议院的半数议员根据简单多数原则选举产生，另一半议员采用比例代表制，通过各政党推举的名单，经选民投票选举产生。
94 数字引自克劳斯·费舍尔（Klaus P. Fischer）著、佘江涛译《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页66。
95关于“三B战略”和“三C战略”，详见宫崎正胜《中东与伊斯兰世界史》（刘惠美译，台北，城邦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8年出版），第8章“欧洲势力导致奥斯曼帝国解体”。
96见陈琬喻《永远的阿塔图克：逝世80年后，土耳其如何看待“国父”》，载“转角国际”网站，链接见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4/3469039。
97 语出自罗伯·葛沃斯（Robert Gerwarth）所著《不曾结束的一战：帝国灭亡与中东欧民族国家兴起》一书（冯奕达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2018年出版），作者认为，虽然互换人口是为了避免大规模宗教冲突，但这种单一族群逻辑的滥用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事实上，希特勒“就曾抱着极大的兴趣观察1918~1923年间安纳托利亚情势的发展”，“无论是青年土耳其党人战时对亚美尼亚人采取的种族屠杀政策，还是凯末尔无情驱逐奥斯曼基督徒的做法，在纳粹的愿景中都有吃重的戏份，成为接下来纳粹计划与梦想的灵感来源和榜样”。见该书，页368。
98也有学者认为，凯末尔世俗化改革主要在城市和精英层获得了成功，在广大内陆农村却远非如此。“凯末尔主义没有渗透进虔诚民众的内心，因为民间伊斯兰势力非常强大。在共和国世俗主义的表象下，宗教情感和实体在政治上仍很活跃。”（见毕健康《土耳其国家与宗教：凯末尔世俗主义改革之反思》，载《西亚非洲》2009年第2期）事实可能是这样，毕竟突厥人皈依伊斯兰教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今天仍有不少土耳其人认为，凯末尔追求的并非“去伊斯兰化”，而是“土耳其式的伊斯兰”。（陈琬喻《永远的阿塔图克：逝世80年后，土耳其如何看待“国父”》）这种解释应该更符合今天土耳其的“政治正确”。
99关于凯末尔要求军人“中立”的规定及凯末尔身后土耳其军人政变的历史，参见张镇宏《阿塔图克的忧国骑士：土耳其政变简史》，载“转角国际”网站，链接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3/1836310。
“中国：历史与未来网站”首发，https://www.chinese-future.org/
SEPTEMBER 14,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