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好了，我的想象过于浪漫了。事实上也许完全不象我想象的这样。事实上我们到了清平湾的时候，随随和英娥的罗曼史已告结束。我的想象是根据了村里的传说和陕北动人的情歌。
去年回陕北去，一路上我这想象逐渐清晰，便讲给同行的六个人听。大家都被这情歌打动。有老婆的想起了老婆，没有老婆的便说应该赶紧找了，不然日子有点难熬。那位“太行山人士”也说这歌词歌曲实在作得太好，然后又不失时机地讲起他的太行山，希望他认识的那女孩不要有英娥似的命运。他已料到英娥和随随的事不会成。
但无论如何那是清平湾历史上有数的几桩自由恋爱之一，而且确实极富浪漫色彩。人说，“砍柴时见二人在苦行山洼里走哩”，“见随随把英娥捉起亲口哩”，“英娥睡倒在随随怀里，咋才叫羊把沙家沟的桃黍闹糟踏啦。”随随是在拦羊时与英娥建立和发展了爱情，这一点确凿无疑。
六七年冬里英娥嫁到了马家坪。王康儿是个老实人，心里明白英娥看不下他，便连话也很少敢跟英娥说，一个人不吭不哈地受苦、做饭、喂猪，有了钱给英娥买衣裳。英娥不穿他买的衣裳，也不给做饭，也不让他跟她一块睡。英娥还是常往随随拦羊的路上跑。于是英娥娘家的人就跑到随随窑前来骂，把瞎老汉也捎上，说：“叫你跟你大一样把眼窝瞎了！”随随急了，抄起老镢跑出去，说：“你狗日的骂谁哩？谁的事说谁的事！”众人把双方拉开。王康儿家的人告到了公社，公社里来人把随随叫去整治了一顿。英娥听说了便要寻死。据说水银吃了能死人，据说镜子背后涂的就是水银，英娥就刮了镜子背后的“水银”吃，不顶事。她以为那层红的涂料就是水银。她又把镜子摔了，用碎玻璃割脖子，被众人发现拽住。随随也想过死，但又想到撂下瞎老汉谁管？这些都是我们到清平湾之前的事。我们来之后，风波全已平息。只是听说英娥结婚两年还是没有怀娃娃。第三年还是没有。第四年生了一个儿子，第五年又生了一个女子。众人说这下没麻搭了。
我在清平湾的几年中，没听随随说过半句这往事。他还是穷得问不下婆姨，却似乎也不急。别人间他，他就随机说些嘎话，大家一笑。
瞎老汉却心焦。他还是总到那土崖上去，和那条狗在一块，从太阳偏西望到暮色苍茫，望得随随拦羊回来。随随不再唱山歌。山歌差不多都是情歌。瞎老汉草也铡不了多少了，总是病病歪歪。他一辈子不知道婆姨的味儿，心想不能再拖累得随随也娶不上婆姨。
那时李卓干起了赤脚医生，靠一本《农村医疗手册》，自己买了听诊器、注射器，开始给老乡们开药，打针，扎针灸。李卓傻大胆，真干起来也心细，又买了麻药和手术刀，给村里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做了包皮切除术，竟很成功。那确是急用先学，上午抱着书看几遍，把器械都消了毒（无非是一把刀两把镊子），下午就去做，手术的时候书翻开在旁边，不时再看几眼。老乡说，“要看书哩嘛，不看书能治好个病？”绝对相信他的手艺，相信他不时看看书是必要的。我也跟李卓一起去给人打过针，把针使劲往人家屁股上一戳，没进去，针头弯了，李卓就忙说“这针头不行，换一个”，老乡们就相信那全不是因为我的手艺不济。李卓的医道于是日渐高超了。瞎老汉的病却难治。李卓再胆大，那时也还不敢做胃溃疡的手术。上延安去治就又要借钱，瞎老汉说死不去。“不顶事了，再不要瞎糟踏了钱，”他说。“我死了你就好好介打上两眼窑，”瞎老汉跟随随说，“我死了你就结婚下婆姨好好介过。”随随就急得喊：“多会儿死咧，咱俩相跟上！”
有这话瞎老汉心里就满足，于是又想起那个吹手，说：“也常要给你亲大上坟哩。把我也埋在前川枣树滩里。”随随不耐烦听，出去和“花脑”在窑前坐一会，然后使足了力气劈柴。
有一天瞎老汉又走上那土崖。看见的人说，他走得缓慢又镇静，身后也没跟着那条狗。瞎老汉往崖畔上走，差一步就要掉下去的时候人们以为他会像往常那样停住，可他没停。那崖几丈高。
“花脑”这时跑来，站在崖上一望，又返身跑开，直往山里去。
众人惊叫着跑下崖去，见瞎老汉正在河滩上翻身爬起，愣瞌瞌坐着，浑身是泥，只在脸上被砂砾划破一道口子，洇出血来。这事有点让人难以相信，众人一时都不敢上前。瞎老汉愣了一会，对众人说：“小鬼儿不接我去哩，还要再拖累随随哩。日这小鬼儿的先人！”
“花脑”带着随随走来时，挤了满满一窑人，瞎老汉坐在炕上，脸上只贴了块纱布。瞎老汉只说是自己不留神才出了这乱子，咋也不咋。有人还记得他坐在河滩里说的话，就把原话悄悄说给随随。有人又记起那条狗当时被拴在窑前，便把狗叫来看，脖颈上还有半截被咬断的绳子。随随大哭了一场，发誓要给他大娶下儿媳妇。众人又劝随随，说这是天意，好人总要有好报；说神神保佑着这老汉哩，往后的日子要好过了。
这之后大约半年，随随和碧莲好上了。随随的话是：“碧莲母子命苦咧。”碧莲是说：“随随人好哩，心忠哩。”这事便在村里传开，人人都说这倒又是神神牵线，天配就的。这时明娃已经殁下一年多。碧莲是十二分的看得下随随，比随随要心急得多，催随随托人去跟公婆说。随随自己去找疤子，说：“明娃的儿还是姓明娃的姓，明娃在时和我可好哩，我不能错待了他的儿。”疤子没主意，叫他去问明娃妈。随随去了又是这一套话。明娃妈眼圈又红，沉了好一阵子，说：“就这，明娃的儿还是姓明娃的姓，你窑里我窑里都是这娃的家。你给咱出上四百块，我家二元儿也十七了，问婆姨又要使唤钱哩。”随随楞了半晌，回去。他自然是拿不出四百块。这关头碧莲却充当了男子汉的角色，说：“不怕，她不讲理，一个二婚的倒要你那么多钱？不怕她，有理走遍天下。”火在心里烧，眼见的好男人不能丢，碧莲胆子大了，抱了孩子拉了随随去找李卓他们，又找徐悦悦她们。那时我已经离开清平湾，正住在北京的医院里，听金涛来信说起这事。碧莲知道明娃妈最信知识青年的话，知道徐悦悦和金涛的嘴能说，知道那年明娃母子来北京时吃住都在李卓家，李卓在明娃妈面前说话最顶事。李卓他们和徐悦悦她们便轮番去跟明娃妈说，都感觉负了正义又神圣的使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成篇大套的恋爱自由经典学说。男女生间的隔阂于这时开始融化，我在北京听说了这一节，心里很是羡慕。明娃妈落了泪，说：“疤子下炭窑去挣来的钱，好不容易给明娃娶了婆姨，六百块钱来得那么容易？再要给二元儿问婆姨，又要五六百块哩。”那几个经典学说的信仰者立刻都没了话。明娃妈又说：“我晓得随随穷，二百块总要出哩吧？”几个人再能说也都没的说。
瞎老汉竟然悄悄存了些钱，把疤子喊来，从枕头里摸出一百零六块，全给了疤子。疤子说：“咳呀——”瞎老汉说：“再欠的钱我死前准定给你还上，能行不？”“咳呀——”疤子说。
我们那地方娶媳妇很热闹。一队人马从女家的村里出来，顺着山路走。最前面是四、五个吹手，每人一把唢呐。吹手后头是一个迎亲的老汉或老婆儿，骑着驴。然后是新媳妇，也骑了驴（要是骑骡子就更排场），经常也并没有盖头，脸反正是垂到众人看不明白的程度。再后边是几匹驴驮了嫁妆，大致是木箱和被褥，多与少便标志出穷与富。最后又是一个老汉或者老婆儿，是送亲的。一队人在大山里悠悠地走，除了新媳妇之外似乎都不急，翻梁越岭。都是在冬天，庄稼早都收光，漫山遍野是裸露的黄土，更显荒莽，幸而天是格外的蓝，格外深远。远远望见个村子，吹手们把唢呐高高扬起，让那自由欢畅的曲调信着天游开，顺着天游开。《信天游》或《顺天游》这曲牌名都不是瞎起的。村子里的人便都跑出来，辨认这是哪村里的女子，都露着白牙笑。有相识的就朝那迎亲的或送亲的呐喊两声，对方很高兴回答。新媳妇浑身都抽紧。过了村子，吹手们歇下，一队人就走得有些寂寞。新媳妇松口气，不知是应该笑一回还是想哭一顿。再走一程，唢呐声又信天游开。
十四
六九年一月十七日到清平湾，这日子记得清楚，永远不会忘。
不久就过年，当然是阴历年，那儿没有人承认阳历。过阴历年，过清明，过端午，过中秋，不过“十一”和“五一”。不少人稀里糊涂地知道有个“五一”，却不知道有劳动节。劳动就是受苦，谈何节哉？每日都过。我们第一回上山受苦是在大南山掏地，李卓和金涛疯狂地抡着老镢掏向山顶，不久便都似终点线上的马拉松运动员，被人搀扶着安慰着拖到一边去休息。最被重视的是阴历年，不用受苦，在热炕上款款盛下，喝米酒，吃大肉，吃油糕和油漠，吃豆腐和漏粉，吃白馍和扁食……这才是过节。夜晚，家家窑前吊一盏油灯，在漆黑的山间如一片朦胧的星光。
这一冬，烧的柴是队里派人给我们砍下的。大队革委会主任叫徐财，跟我们说，公社通知，知青的烧柴，队里只管这一冬，然后陪着笑脸。徐财是个老好人，既无能力也无威信，既怕公社领导也怕村里的乡亲。我们无端地想起老书上说的地保，就叫他徐地保。徐地保任何时候都显出张惶与和蔼。真正有本事有威望的原大队书记，两年前被公社降为第二把手。
山上雪化了的时候，我们自己去砍柴。提上小镢，背上书包，牵上栓儿家的“黑黑”，上山去。“黑黑”是条公狗，常追踪着随随家的“花脑”，“花脑”对它时冷时热。我们想得挺好，砍一阵柴看一会书，书包里背着《国家与革命》、《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等。
雪化了，风和泥土都湿润润的，山野间有了清新的生气。清平河开始解冻，早晨的太阳照在疏松的冰层上。这季节的河水也清冽，哗哗啦啦如同奏乐，轻缓而安然，像它的名字。我们牵着“黑黑”在大山上跑，喊。村里的一群孩子也提了小镢，追在我们屁股后头。孩子们请求：“吹个曲儿嘛！”仲伟带了个口琴。
站在山顶上看清平河，一条金属似的带子，蜿蜒东西不见头。
清平湾上浮着薄雾，隐约可见家家窑檐下耀眼的红辣椒，隐约可闻石碾的吱扭声，人的吆驴骂狗声，狗惭愧的讨饶声和驴的引吭高歌。
蓝天，黄土，地远天高。云彩的影子在山地上起伏赛跑，几座山峁忽地暗了，几座山茆聚然又辉煌灿烂。那时候你觉得，或许在这儿呆一辈子也凑合吧？
“吹个曲儿嘛。”。娃娃们蹲着、跪着、趴着，把仲伟围住。吹了个《三套车》，又吹了《山植树》，又吹《小路》和《红河谷》，我们跟着哼，遇到“姑娘”、“爱情”一类的字眼就含混过去，不咬得太清楚。唱到《货郎与小姐》的插曲时，就尤其乱了节奏，舌头都不大利落。娃娃们听不懂，但都满意，因为那么个东西竟能吹成个曲儿。“吹个道情！”娃娃们说，“随随唱道情唱得好，这程儿不唱了。喂牛的老汉这程儿还唱，也唱得好。”有个大些的男孩就唱一句：
“半夜里想起干妹妹，狼吃了哥哥不后悔。”所有的孩子都笑，说：“这狗日的骚情咧。”那男孩又唱一句：“村子小来路又僻，忽啦啦来了些游击队。”
忽然发现，远处山梁上女生们正在那儿照像，她们有人带了个相机。红头巾，绿头巾，蓝头巾，在黄土的大山上分外鲜明。李卓说：“快看驴奔儿。”小彬望着那个蓝头巾又犯傻。仲伟吹起《海港之夜》，我们齐声唱：“当天已发亮，在那船尾上，又见那蓝头巾在飘扬！”
小彬说：“×，别逗了，我看那边那山呢。”李卓说：“没错儿，那边那山上。”小彬一下把李卓扭倒，大巴掌照屁股上猛抽。我们重复唱最后一句：“又见那蓝头巾在飘扬！又见那蓝头巾在飘扬！”李卓在地上翻滚，狂呼救命。
对面山梁上的头巾都扭过去，变成脸，奇怪我们这边出了什么事。“说真格的，小彬，”金涛说，“你写封信，我负责送到刘溪手里。”
“牛——你敢送去？”
“只要小彬敢写。”
“我替他写，你送不送？”
“那不行。”
“牛——！”大伙都说。“你知道驴奔儿不敢写。”
“要不然我去跟刘溪说，就说小彬跟她借相机用用。怎么样？”
大伙认为这主意好，说要去现在就去。
“现在不行。”
“牛——！你就牛吧。”
“你们懂什么，这事得瞅机会。”
“牛×——！”
大伙哼着歌散开，去砍柴。
那天我们六、七个人只砍了一捆黄篙。黄篙好烧，一点就着，不过不经烧，老乡只用它引火。晌午我们背着那捆黄篙往回村走，以为不算少。那群和我们一道上山来的娃娃这时纷纷不知从哪儿都冒出来，一人背一大捆柴，弯着腰走，见了我们的一捆黄篙，都扭起脸来：学着大人的腔调“咳呀咳呀”地嘲笑，脸上全是黄泥汗。孩子还不如一捆柴高，远看只有一捆柴在山坡上一跃一跃地移动。
晚上烧了一大锅热水洗脸洗脚，就把那捆黄篙全用光。几个人脱了衣服在灯下抓虱子，浑身起鸡皮疙瘩。李卓让大伙看他屁股上的血印，说：“驴奔儿这小子真他妈驴，手真狠。”
十五
那天砍柴回来的路上，看见个八、九岁的小姑娘坐在山坡上哭，身旁放了一捆柴。这小姑娘也是追在我们屁股后头上山来砍柴的。
“怎么了你？”
她光流泪，不哭出声，用小脏手在脸上抹。
“怎么不回家？”
“砍柴时，把买本本儿的钱撂了。”
小姑娘小鼻子小眼长得挺秀气，脸被抹脏了，头发上挂着碎黄篙。
“买什么本本儿？”
“小学校要开学哩。”
“丢在哪儿啦？”
“不晓得。这山上彻走遍，再寻不着。”
“几块钱？”
“三角。还有买笔的。”
“这好办，回家吧。”
小姑娘嘤嘤地哭出声。“我大要打死我咧……”
“谁带钱了？”
大伙都摸兜。只小彬带了一块钱。小姑娘不接，却盯着那一块钱住了哭声。小彬把钱放在她膝上，她低头看着不动手，直到一阵风要把那张票子吹掉，她才一把捂住。这小姑娘就是怀月儿。
这事我已经忘记，去年回清平湾见了怀月儿，她跟我说起这事，我才依稀记起。她说她常记得这件事，记得小彬，“小彬的个子高得危险哩。他这程儿做什么？”我说：“他在一家公司里，当了官了。”
“他跟刘溪结婚了是？”“你怎么知道他们俩的事？”“你们不是常笑他咧？”“不行，他们俩没成。”怀月儿听了沉默一会。
回来我跟小彬说起怀月儿还记得他给了她一块钱的事，小彬说“有这回事吗”，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我说怀月儿你总记得吧？
他说这名字记得。我说怀月儿是金涛的得意门生。他说金涛当小学老师那会儿，他已经当兵走了。我说怀月儿家就住在芦根沟门上。“芦根沟？沟门上？”我说怀月儿的大就是张富贵。这下他才想起来。
十六
张富贵就是前大队书记，在朝鲜打过仗，在国内也打过，头上一块很大的伤疤不长头发，所以总戴着帽子。帽子还是当兵时的帽子，已经发白，上了补钉，补钉也已发白。他之所以被降为第二把手，是因为他反对大队分红，主张小队核算。清平湾老少三百余口，土地是全川最好的，公社决定在这里搞大队分红试点，为了早日实现共产主义。
知识青年都赞成公社这主张，认为此乃历史前进必然之途径，改天换地当然之招法。由小集体到大集体再到全民所有制，最后消灭阶级以及赖阶级以生存的国家才能环球一片红，使三分之二还在水深火热中的人们全都过上好日子，这，无疑是一条革命的康庄大道。男女生坐在一起开了会，在女生窑里。男生低头耷脑地进来，女生都躲到一个角落去，油灯微光照亮之处都没人坐。然后开始互相催促着发言，渐渐说起来，总听见“我觉得”、“我觉得”、“我觉得”，大家都觉得站到斗争前列去，坚决支持大队分红，要与张富贵斗争，但张富贵毕竟是同志，所以还应该把矛头指向真正的阶级敌人。村里有一个地主。“谁呀？”“是谁呀？”都不知道，光知道有一个地主。又严肃认真地探讨了一回理论。说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一节时，产生一点疑问：清平湾目前没有半点机械化，人力、牛力、犁、镢头，与几百年前绝无不同，何以能产生新的生产关系呢？大家沉默着坐了半晌。终于小彬想到：政治思想工作第一，生产工具不是生产力，掌握生产工具的人才是生产力，掌握了革命思想的人才是最先进的生产力。解决了理论问题，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油灯跳跃着，我心想这土窑洞里还真有马列主义。小彬说话时，刘溪一直看着他，这让他永生难忘。其实大家都一直看着他。
我们去找张富贵，想争取他。我们自信比梁生宝①和萧长春②水平高。张富贵偏偏是第二把手，这像小说。小说中的二把手常是要人来争取的。
张富贵不在窑里。炕上坐着个老汉，是怀月儿的爷爷，正捻毛线。在陕北，捻毛线，织毛衣、毛袜，都是男人的事。
“您说，大队分红好，还是小队分红好？”
怀月儿爷爷啰啰嗦嗦说很多，他不识字，又结巴，说得我们打了哈欠还不知道他要证明什么。窑里只有两只木箱，几个瓦罐。猪在灶台边“卡嗤卡嗤”蹭痒痒。灶台上睡着一只猫，时而睁一下眼睛看那只瘦猪。猪卷动了几下尾巴走开了。炕上一条毛毡，两条被。窑掌里一个很大的荆条编的因子。木架上整整齐齐码了些红薯。满窑里就再没有别的东西。
“那就好咧——”怀月儿爷爷终于告一段落。
“什么好咧？大队分红好咧？”
“就是的，小队分红好咧。”他还有点聋。
“小队分红好？”
“欧嘛！”这次回答得明确。
男生看女生，女生看男生，又都四周看。怀月儿对我们的到来感到高兴，带着两个弟弟在炕上抛一只猪尿泡。猪尿泡里吹足了气，用线扎紧，像一只土黄色的气球。墙上贴了很多布票，仔细看，有过期的也有当年的。家家都买不起那么多布，娃娃们就把布票贴在墙上当画画儿看。
“那您说，是小队分红好呢？还是单干好？”
我们想引导他忆苦思甜。似乎只要证明了小队分红比单干好，就自然证明了大队分红更具优越性。
怀月儿爷爷楞了一下，把脸凑近些，压低声音问：“能哩？”颇为怀疑地看我们每一个人。
“什么能哩？”
“球——，谁解不下这事？不是不敢言传？众人心里明格楚楚儿介。小队分红好，可还是不顶单干。”
大家又互相看，都没敢轻易相信自己听见了什么。怀月儿爷爷是彻底的贫农，烈属，有三个儿子，一个死在青化砭，一个死在沙家店。“这号话不敢乱说哩。”他从我们的神情中大约觉察出了什么，又专心于他的毛线了。一会又说：“随咋介。受苦人解开个球。”
我们又去问徐财，村里那个地主是谁。徐财说那人叫李正发，已经死了三年。
十七
在清平湾的头一年我们吃的国库粮，每人每月四十五斤，玉米、麦子、谷，还有几两青油。老乡们就说我们也都是“公家儿的”。
老乡们常要吃麸子，吃糠，还吃一种叫“叶子”的东西（我至今不知该是哪两个字，查了辞海也无结果，总之比糠还难下咽）；若吃一钡净玉米干粮便如过节般喜庆。老乡说我们：“这些窑里有办法。”“这些的老子都是中央的干部咧！”说的听的都点头，确认我们给公家为儿乃天经地义，每月吃四十几斤好粮无可厚非。
婆姨们常拿着鞋底聚到我们灶房前来纳，赞叹说，“这些吃的好干粮”，“洋芋菜、萝卜菜，浮面常见漂的油”，然后纷纷给我们以指教。北京式的窝头引得他们笑，说“这看糟践成了甚”，玉米面还是要发了蒸“黄儿”才是正道。菜要煮烂，否则岂不是生吃了？白面不如掺了豆面擀成杂面条条，切得细细的，调上酱和辣子，光吃白面能吃几回？我们二十个人，轮流每两个人做一天饭，都叫苦连天，手艺本来不济，被众婆姨一指点就更乱了套路，昏天黑地。这时就有见义勇为者，麻线绕在鞋底子上，挽了袖子下手帮我们做；做一顿好饭比做不上千顿好饭当然多了乐趣。另一个婆姨又帮着烧火，说灶火该整顿了，不然柴就费得厉害，等她家掌柜的山里回来给整顿一下，她家掌柜的整顿灶火有方法。她们都很称赞北京带来的粉丝，比她们漏的粉又白又细。饭做熟了，我们壮着胆子请她们也尝尝，她们都退却，开始骂腿底下的娃不听话；依旧拿起鞋底来纳。我们给几个娃掰一点白模吃，娃的妈眼里亮起光彩，才想起让娃管我们都叫一遍叔叔。女生们没法叫，那儿没有相当于阿姨的叫法。
二十个人都宁可上山受苦，也不愿意做饭。那灶火实在难摆弄，常常天不亮就起来生火，直到太阳很高，仍然是满窑浓烟不见人，光听见风箱拉得发疯似地响。风箱声忽然停歇，浓烟中便趔趔趄趄地跳出两个人来，抹眼泪，喘粗气，坐在磨盘上，蹲在院当心，于朝阳光中和鸡鸣声里相对无言想一阵，又钻回烟中去。
要把煤火烧得旺盛，必须有好柴。譬如狼牙刺，有油性，烧起来火势既猛又耐久。然而这柴砍来费劲。我们先跟老乡借一些，借的次数多了自觉无理，就只好偷一些，反正一样，都不还。偷的次数一多，又觉有违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教导，便终于发现了呐喊山上小庙的门窗和门槛。
小庙不知经历了多少年风雨，残垣断壁，处处长满荒草，几间小殿堂也表示随时要歪倒的愿望。那腐朽的门槛，干裂的窗棂、门框，正是上好的柴。我和金涛有一次到那儿去，先发现了这能源，能源有限，不宜告诉别人。轮到我们俩做饭时，就拿一把斧头去砍一块好柴。先用光了窗棂，又砍门槛。金涛说，这门槛不知是否样林嫂捐的那条。
小庙里几尊泥佛，斑斑驳驳还有些彩饰在身上，中间一尊仿佛观世音。据说每个佛都有一颗心，或者金的，或者银的、铜的。
我们俩在那泥胎后背砍开一个洞，果然掏出一颗心，是木头的。
金涛掂掂那木头心，说这就够做一顿饭了，不用再砍门槛，门槛已经所剩不多。佛像前铺了许多麦秸，时常有些外乡人来这儿过夜。
从榆林来过两个卖艺的，在这庙里住过几天。一个瘸子，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孩子很瘦，头上很多疮在流黄水。两个人来到村于中心的空地上，瘸子就敲起一面小鼓，大喊：“表演一回榆林的硬势子！”
孩子把上衣脱光，显出一串脊椎骨和两扇分明的肋骨，也喊：“操心看下，演上一回榆林的硬势子。”瘸子把一根铁丝缠在孩子胸上，再把鼓敲一阵。孩子憋足一口气，弯腰跺脚就地团团转，想把那铁丝崩断。铁丝没断，孩子直起身惶然地看那瘸子。
瘸子很机灵，冲众人说：“这娃几天没吃干粮了，光喝了一肚子稀米汤。”围看的人都笑。孩子又弯腰跺脚用了一回力气，铁丝终于崩断。然后换了孩子敲鼓，瘸子抡拳摇掌比划了一阵，发出歇斯底里般的叫喊，险些跌倒。
那小庙不知接待过多少流浪的吹手、石匠、说书的、卖艺的。
佛像前总有些新烧就的灰烬。
有一年那小庙恢复了一阵香火。那年到处传说，从黄河东过来了神神，方圆几百里内的寺庙都兴旺了一阵，寺庙的神灵都复活。人们去庙里跪拜、许愿、烧香。那时没有卖香的，便只好用纸烟代替，指定要“延安牌”的，说那是神神看下的牌子，以致“延安牌”烟脱销了很久。呐喊山小庙的门框和门槛都被补上，窗户用席遮住，观世音后背的窟窿填满泥，刷了白灰。殿堂里光线昏暗，烟雾缭绕，人声嗡嗡。有病的求神神给些药，没儿的求神神给个儿子，缺粮欠债的求神神保佑年年风调雨顺且公粮不要收得太多。瞎老汉烧了一包烟，求神神帮助随随娶下婆姨；那时随随还是单身。明娃还在世，明娃妈卖了一罐青油，差疤子去百十里外的一个大庙去磕头。据说那庙神灵大，有求必应。县里、公社里都出动了人，把跪拜的人群驱散，挑几个不大顺眼的绑走。黄河东的神神也才回了黄河东。疤子失魂落魄地跑回来，说花了十几块钱，“咳呀——，险忽儿叫捉去”。明娃死后，明娃妈仍对那神神抱着希望，认为这下明娃转世要有好光景过了。
十八
接近垴畔山的山顶处，有一眼孤零零的窑洞，与呐喊山上的小庙隔河相望，三面土夯的矮墙围成一个小院落。每天太阳最先照到它的西墙，最后离开它的东墙。窑里安安静静地住着一对老人。老汉是全村最高寿的老汉，七十七岁。老婆儿是全村岁数最大的人，八十岁。老两口自己过，不靠儿孙。并非是儿孙不孝，实在是儿孙的光景过得都还不如他们。老两口养了二十几只鸡，养两头老母猪。二十几只鸡能下不少蛋，托人拿到集上卖了，一年下来够一个人的粮钱。六七十块钱就顶一千工分，交到队里，队里给分粮。两只老母猪一年下儿窝猪儿子，卖了，又够一个人的粮钱还有富裕。
年富力壮的人不能这么干，否则就挨一顿批判，或者被公社来人绑一绳。那时惩罚农民的办法只剩这一种，无论什么罪，偷了一升黑豆也好，复辟了资本主义也罢，都是绑一绳。一根粗绳，五花大绑，推推操操地送走关个把月。
村里人都羡慕这老俩口，认为这老俩口前生必是做下好事。
知识青年们问：“咱村里有老红军吗？”
“噫——，那老汉就是。”
“打过仗吗？”
“咳呀，那老汉就打过，炮弹把耳朵震得一满聋下。”
“咱村有人见过毛主席吗？”
“那老汉就见过，在瓦窖堡。那老汉烧炭。”
“张思德也是烧炭。”
“还怕就在一搭里烧哩。”
“张思德是在安塞烧炭。”
“咳呀，那就不晓得在不在一搭里。那老汉打了几年仗，把耳朵聋了下。那老婆儿在窑里听说，哭得一满弄不成，咋托人捎话去，老汉就回来。”
从来没听那老汉说过话。每天早晨总见他到河对面去担水，慢慢地走过河，慢慢伏下身把木桶探进井里，水面很高，满满地提一桶水上来，再提一桶上来，慢慢地担了往回走，沿着小路走上垴畔山，白发银须轻轻地颤。担完水他就到近处的山里寻些喂猪的野菜，或者在村前村后转着捡碎柴。无论碰见谁他也不打招呼，不管你是公社干部还是县里的干部，他照旧捡他的柴，偶尔角度适合看你一眼，倒让你有些怀疑。知识青年的到来，应该算是古今罕事，却也不给他任何惊动。他站在人群中看一会，目光和面容都极平静，仿佛早已料到要有上山下乡运动发生。
那老婆儿呢？却听说了知识青年爱吃鸡蛋，时常用围裙兜十几个鸡蛋，小脚翘翘地走来问知识青年要不要。
那小院落总安安静静的，在朝阳里或在落日中，给人一点神秘感。
村里的一切事似乎全与他们无关。明娃死了，从那老汉的表情看，未必就是灾祸。随随成亲了，从那老婆儿的神态看，未必不是苦难。
老俩口有一对好棺材，柏木打的，远近闻名。老汉每年给它们上一遍漆，漆得很仔细，很耐心。棺材放在垴畔山腰的一眼闲窑里，窑口堆满了柴草以遮挡风雨。有一回小彬偷柴偷到此处，看看四下没人，抱一捆柴正要走，黑糊糊见了那两口棺材，又见一个满头白发、满脸银须的老人正扶着棺材看着他，他拖了柴赶紧跑，老人一声不响，继续漆他的棺材。
有一天早晨，老汉起来倒了尿盆，担了水，扫了院子，回到窑里就躺在炕上，叫老婆儿把他的寿衣拿来，无非一身黑条绒袄，老婆以为他又要看看，就去拿来，拿来老汉就穿上，说“再没有旁的事了”，就闭了眼。
那老汉入殓的时候，几乎半个村子的人都戴了孝，都是他的晚辈。男人们跪下来粗声粗气“呜呜”一阵，女人们哭得有腔有调。那老婆儿平平静静地坐在棺材旁，摸模棺材上的漆。
又过两个月，老婆儿也死了。
那座小院落就更加静寂，主要是没有了猪和鸡的声音。
随后村里闹了一阵子“鬼”。好些人都说又见了那老汉和老婆儿，有说见二人相跟着在村里走的；有说见他俩在那院前坐着，老汉问明日吃啥，老婆儿说白馍大肉都有哩，情愿吃啥就吃啥。公社来人吓唬了一顿，又拿来一条粗绳，才没有人再说。
（未完待续）
（《钟山》198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