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好了,我的想象过于浪漫了。事实上也许完全不象我想象的这样。事实上我们到了清平湾的时候,随随和英娥的罗曼史已告结束。我的想象是根据了村里的传说和陕北动人的情歌。

去年回陕北去,一路上我这想象逐渐清晰,便讲给同行的六个人听。大家都被这情歌打动。有老婆的想起了老婆,没有老婆的便说应该赶紧找了,不然日子有点难熬。那位“太行山人士”也说这歌词歌曲实在作得太好,然后又不失时机地讲起他的太行山,希望他认识的那女孩不要有英娥似的命运。他已料到英娥和随随的事不会成。

但无论如何那是清平湾历史上有数的几桩自由恋爱之一,而且确实极富浪漫色彩。人说,“砍柴时见二人在苦行山洼里走哩”,“见随随把英娥捉起亲口哩”,“英娥睡倒在随随怀里,咋才叫羊把沙家沟的桃黍闹糟踏啦。”随随是在拦羊时与英娥建立和发展了爱情,这一点确凿无疑。

六七年冬里英娥嫁到了马家坪。王康儿是个老实人,心里明白英娥看不下他,便连话也很少敢跟英娥说,一个人不吭不哈地受苦、做饭、喂猪,有了钱给英娥买衣裳。英娥不穿他买的衣裳,也不给做饭,也不让他跟她一块睡。英娥还是常往随随拦羊的路上跑。于是英娥娘家的人就跑到随随窑前来骂,把瞎老汉也捎上,说:“叫你跟你大一样把眼窝瞎了!”随随急了,抄起老镢跑出去,说:“你狗日的骂谁哩?谁的事说谁的事!”众人把双方拉开。王康儿家的人告到了公社,公社里来人把随随叫去整治了一顿。英娥听说了便要寻死。据说水银吃了能死人,据说镜子背后涂的就是水银,英娥就刮了镜子背后的“水银”吃,不顶事。她以为那层红的涂料就是水银。她又把镜子摔了,用碎玻璃割脖子,被众人发现拽住。随随也想过死,但又想到撂下瞎老汉谁管?这些都是我们到清平湾之前的事。我们来之后,风波全已平息。只是听说英娥结婚两年还是没有怀娃娃。第三年还是没有。第四年生了一个儿子,第五年又生了一个女子。众人说这下没麻搭了。

我在清平湾的几年中,没听随随说过半句这往事。他还是穷得问不下婆姨,却似乎也不急。别人间他,他就随机说些嘎话,大家一笑。

瞎老汉却心焦。他还是总到那土崖上去,和那条狗在一块,从太阳偏西望到暮色苍茫,望得随随拦羊回来。随随不再唱山歌。山歌差不多都是情歌。瞎老汉草也铡不了多少了,总是病病歪歪。他一辈子不知道婆姨的味儿,心想不能再拖累得随随也娶不上婆姨。

那时李卓干起了赤脚医生,靠一本《农村医疗手册》,自己买了听诊器、注射器,开始给老乡们开药,打针,扎针灸。李卓傻大胆,真干起来也心细,又买了麻药和手术刀,给村里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做了包皮切除术,竟很成功。那确是急用先学,上午抱着书看几遍,把器械都消了毒(无非是一把刀两把镊子),下午就去做,手术的时候书翻开在旁边,不时再看几眼。老乡说,“要看书哩嘛,不看书能治好个病?”绝对相信他的手艺,相信他不时看看书是必要的。我也跟李卓一起去给人打过针,把针使劲往人家屁股上一戳,没进去,针头弯了,李卓就忙说“这针头不行,换一个”,老乡们就相信那全不是因为我的手艺不济。李卓的医道于是日渐高超了。瞎老汉的病却难治。李卓再胆大,那时也还不敢做胃溃疡的手术。上延安去治就又要借钱,瞎老汉说死不去。“不顶事了,再不要瞎糟踏了钱,”他说。“我死了你就好好介打上两眼窑,”瞎老汉跟随随说,“我死了你就结婚下婆姨好好介过。”随随就急得喊:“多会儿死咧,咱俩相跟上!”

有这话瞎老汉心里就满足,于是又想起那个吹手,说:“也常要给你亲大上坟哩。把我也埋在前川枣树滩里。”随随不耐烦听,出去和“花脑”在窑前坐一会,然后使足了力气劈柴。

有一天瞎老汉又走上那土崖。看见的人说,他走得缓慢又镇静,身后也没跟着那条狗。瞎老汉往崖畔上走,差一步就要掉下去的时候人们以为他会像往常那样停住,可他没停。那崖几丈高。

“花脑”这时跑来,站在崖上一望,又返身跑开,直往山里去。

众人惊叫着跑下崖去,见瞎老汉正在河滩上翻身爬起,愣瞌瞌坐着,浑身是泥,只在脸上被砂砾划破一道口子,洇出血来。这事有点让人难以相信,众人一时都不敢上前。瞎老汉愣了一会,对众人说:“小鬼儿不接我去哩,还要再拖累随随哩。日这小鬼儿的先人!”

“花脑”带着随随走来时,挤了满满一窑人,瞎老汉坐在炕上,脸上只贴了块纱布。瞎老汉只说是自己不留神才出了这乱子,咋也不咋。有人还记得他坐在河滩里说的话,就把原话悄悄说给随随。有人又记起那条狗当时被拴在窑前,便把狗叫来看,脖颈上还有半截被咬断的绳子。随随大哭了一场,发誓要给他大娶下儿媳妇。众人又劝随随,说这是天意,好人总要有好报;说神神保佑着这老汉哩,往后的日子要好过了。

这之后大约半年,随随和碧莲好上了。随随的话是:“碧莲母子命苦咧。”碧莲是说:“随随人好哩,心忠哩。”这事便在村里传开,人人都说这倒又是神神牵线,天配就的。这时明娃已经殁下一年多。碧莲是十二分的看得下随随,比随随要心急得多,催随随托人去跟公婆说。随随自己去找疤子,说:“明娃的儿还是姓明娃的姓,明娃在时和我可好哩,我不能错待了他的儿。”疤子没主意,叫他去问明娃妈。随随去了又是这一套话。明娃妈眼圈又红,沉了好一阵子,说:“就这,明娃的儿还是姓明娃的姓,你窑里我窑里都是这娃的家。你给咱出上四百块,我家二元儿也十七了,问婆姨又要使唤钱哩。”随随楞了半晌,回去。他自然是拿不出四百块。这关头碧莲却充当了男子汉的角色,说:“不怕,她不讲理,一个二婚的倒要你那么多钱?不怕她,有理走遍天下。”火在心里烧,眼见的好男人不能丢,碧莲胆子大了,抱了孩子拉了随随去找李卓他们,又找徐悦悦她们。那时我已经离开清平湾,正住在北京的医院里,听金涛来信说起这事。碧莲知道明娃妈最信知识青年的话,知道徐悦悦和金涛的嘴能说,知道那年明娃母子来北京时吃住都在李卓家,李卓在明娃妈面前说话最顶事。李卓他们和徐悦悦她们便轮番去跟明娃妈说,都感觉负了正义又神圣的使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成篇大套的恋爱自由经典学说。男女生间的隔阂于这时开始融化,我在北京听说了这一节,心里很是羡慕。明娃妈落了泪,说:“疤子下炭窑去挣来的钱,好不容易给明娃娶了婆姨,六百块钱来得那么容易?再要给二元儿问婆姨,又要五六百块哩。”那几个经典学说的信仰者立刻都没了话。明娃妈又说:“我晓得随随穷,二百块总要出哩吧?”几个人再能说也都没的说。

瞎老汉竟然悄悄存了些钱,把疤子喊来,从枕头里摸出一百零六块,全给了疤子。疤子说:“咳呀——”瞎老汉说:“再欠的钱我死前准定给你还上,能行不?”“咳呀——”疤子说。

我们那地方娶媳妇很热闹。一队人马从女家的村里出来,顺着山路走。最前面是四、五个吹手,每人一把唢呐。吹手后头是一个迎亲的老汉或老婆儿,骑着驴。然后是新媳妇,也骑了驴(要是骑骡子就更排场),经常也并没有盖头,脸反正是垂到众人看不明白的程度。再后边是几匹驴驮了嫁妆,大致是木箱和被褥,多与少便标志出穷与富。最后又是一个老汉或者老婆儿,是送亲的。一队人在大山里悠悠地走,除了新媳妇之外似乎都不急,翻梁越岭。都是在冬天,庄稼早都收光,漫山遍野是裸露的黄土,更显荒莽,幸而天是格外的蓝,格外深远。远远望见个村子,吹手们把唢呐高高扬起,让那自由欢畅的曲调信着天游开,顺着天游开。《信天游》或《顺天游》这曲牌名都不是瞎起的。村子里的人便都跑出来,辨认这是哪村里的女子,都露着白牙笑。有相识的就朝那迎亲的或送亲的呐喊两声,对方很高兴回答。新媳妇浑身都抽紧。过了村子,吹手们歇下,一队人就走得有些寂寞。新媳妇松口气,不知是应该笑一回还是想哭一顿。再走一程,唢呐声又信天游开。

十四

六九年一月十七日到清平湾,这日子记得清楚,永远不会忘。

不久就过年,当然是阴历年,那儿没有人承认阳历。过阴历年,过清明,过端午,过中秋,不过“十一”和“五一”。不少人稀里糊涂地知道有个“五一”,却不知道有劳动节。劳动就是受苦,谈何节哉?每日都过。我们第一回上山受苦是在大南山掏地,李卓和金涛疯狂地抡着老镢掏向山顶,不久便都似终点线上的马拉松运动员,被人搀扶着安慰着拖到一边去休息。最被重视的是阴历年,不用受苦,在热炕上款款盛下,喝米酒,吃大肉,吃油糕和油漠,吃豆腐和漏粉,吃白馍和扁食……这才是过节。夜晚,家家窑前吊一盏油灯,在漆黑的山间如一片朦胧的星光。

这一冬,烧的柴是队里派人给我们砍下的。大队革委会主任叫徐财,跟我们说,公社通知,知青的烧柴,队里只管这一冬,然后陪着笑脸。徐财是个老好人,既无能力也无威信,既怕公社领导也怕村里的乡亲。我们无端地想起老书上说的地保,就叫他徐地保。徐地保任何时候都显出张惶与和蔼。真正有本事有威望的原大队书记,两年前被公社降为第二把手。

山上雪化了的时候,我们自己去砍柴。提上小镢,背上书包,牵上栓儿家的“黑黑”,上山去。“黑黑”是条公狗,常追踪着随随家的“花脑”,“花脑”对它时冷时热。我们想得挺好,砍一阵柴看一会书,书包里背着《国家与革命》、《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等。

雪化了,风和泥土都湿润润的,山野间有了清新的生气。清平河开始解冻,早晨的太阳照在疏松的冰层上。这季节的河水也清冽,哗哗啦啦如同奏乐,轻缓而安然,像它的名字。我们牵着“黑黑”在大山上跑,喊。村里的一群孩子也提了小镢,追在我们屁股后头。孩子们请求:“吹个曲儿嘛!”仲伟带了个口琴。

站在山顶上看清平河,一条金属似的带子,蜿蜒东西不见头。

清平湾上浮着薄雾,隐约可见家家窑檐下耀眼的红辣椒,隐约可闻石碾的吱扭声,人的吆驴骂狗声,狗惭愧的讨饶声和驴的引吭高歌。

蓝天,黄土,地远天高。云彩的影子在山地上起伏赛跑,几座山峁忽地暗了,几座山茆聚然又辉煌灿烂。那时候你觉得,或许在这儿呆一辈子也凑合吧?

“吹个曲儿嘛。”。娃娃们蹲着、跪着、趴着,把仲伟围住。吹了个《三套车》,又吹了《山植树》,又吹《小路》和《红河谷》,我们跟着哼,遇到“姑娘”、“爱情”一类的字眼就含混过去,不咬得太清楚。唱到《货郎与小姐》的插曲时,就尤其乱了节奏,舌头都不大利落。娃娃们听不懂,但都满意,因为那么个东西竟能吹成个曲儿。“吹个道情!”娃娃们说,“随随唱道情唱得好,这程儿不唱了。喂牛的老汉这程儿还唱,也唱得好。”有个大些的男孩就唱一句:

“半夜里想起干妹妹,狼吃了哥哥不后悔。”所有的孩子都笑,说:“这狗日的骚情咧。”那男孩又唱一句:“村子小来路又僻,忽啦啦来了些游击队。”

忽然发现,远处山梁上女生们正在那儿照像,她们有人带了个相机。红头巾,绿头巾,蓝头巾,在黄土的大山上分外鲜明。李卓说:“快看驴奔儿。”小彬望着那个蓝头巾又犯傻。仲伟吹起《海港之夜》,我们齐声唱:“当天已发亮,在那船尾上,又见那蓝头巾在飘扬!”

小彬说:“×,别逗了,我看那边那山呢。”李卓说:“没错儿,那边那山上。”小彬一下把李卓扭倒,大巴掌照屁股上猛抽。我们重复唱最后一句:“又见那蓝头巾在飘扬!又见那蓝头巾在飘扬!”李卓在地上翻滚,狂呼救命。

对面山梁上的头巾都扭过去,变成脸,奇怪我们这边出了什么事。“说真格的,小彬,”金涛说,“你写封信,我负责送到刘溪手里。”

“牛——你敢送去?”

“只要小彬敢写。”

“我替他写,你送不送?”

“那不行。”

“牛——!”大伙都说。“你知道驴奔儿不敢写。”

“要不然我去跟刘溪说,就说小彬跟她借相机用用。怎么样?”

大伙认为这主意好,说要去现在就去。

“现在不行。”

“牛——!你就牛吧。”

“你们懂什么,这事得瞅机会。”

“牛×——!”

大伙哼着歌散开,去砍柴。

那天我们六、七个人只砍了一捆黄篙。黄篙好烧,一点就着,不过不经烧,老乡只用它引火。晌午我们背着那捆黄篙往回村走,以为不算少。那群和我们一道上山来的娃娃这时纷纷不知从哪儿都冒出来,一人背一大捆柴,弯着腰走,见了我们的一捆黄篙,都扭起脸来:学着大人的腔调“咳呀咳呀”地嘲笑,脸上全是黄泥汗。孩子还不如一捆柴高,远看只有一捆柴在山坡上一跃一跃地移动。

晚上烧了一大锅热水洗脸洗脚,就把那捆黄篙全用光。几个人脱了衣服在灯下抓虱子,浑身起鸡皮疙瘩。李卓让大伙看他屁股上的血印,说:“驴奔儿这小子真他妈驴,手真狠。”

十五

那天砍柴回来的路上,看见个八、九岁的小姑娘坐在山坡上哭,身旁放了一捆柴。这小姑娘也是追在我们屁股后头上山来砍柴的。

“怎么了你?”

她光流泪,不哭出声,用小脏手在脸上抹。

“怎么不回家?”

“砍柴时,把买本本儿的钱撂了。”

小姑娘小鼻子小眼长得挺秀气,脸被抹脏了,头发上挂着碎黄篙。

“买什么本本儿?”

“小学校要开学哩。”

“丢在哪儿啦?”

“不晓得。这山上彻走遍,再寻不着。”

“几块钱?”

“三角。还有买笔的。”

“这好办,回家吧。”

小姑娘嘤嘤地哭出声。“我大要打死我咧……”

“谁带钱了?”

大伙都摸兜。只小彬带了一块钱。小姑娘不接,却盯着那一块钱住了哭声。小彬把钱放在她膝上,她低头看着不动手,直到一阵风要把那张票子吹掉,她才一把捂住。这小姑娘就是怀月儿。

这事我已经忘记,去年回清平湾见了怀月儿,她跟我说起这事,我才依稀记起。她说她常记得这件事,记得小彬,“小彬的个子高得危险哩。他这程儿做什么?”我说:“他在一家公司里,当了官了。”

“他跟刘溪结婚了是?”“你怎么知道他们俩的事?”“你们不是常笑他咧?”“不行,他们俩没成。”怀月儿听了沉默一会。

回来我跟小彬说起怀月儿还记得他给了她一块钱的事,小彬说“有这回事吗”,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我说怀月儿你总记得吧?

他说这名字记得。我说怀月儿是金涛的得意门生。他说金涛当小学老师那会儿,他已经当兵走了。我说怀月儿家就住在芦根沟门上。“芦根沟?沟门上?”我说怀月儿的大就是张富贵。这下他才想起来。

十六

张富贵就是前大队书记,在朝鲜打过仗,在国内也打过,头上一块很大的伤疤不长头发,所以总戴着帽子。帽子还是当兵时的帽子,已经发白,上了补钉,补钉也已发白。他之所以被降为第二把手,是因为他反对大队分红,主张小队核算。清平湾老少三百余口,土地是全川最好的,公社决定在这里搞大队分红试点,为了早日实现共产主义。

知识青年都赞成公社这主张,认为此乃历史前进必然之途径,改天换地当然之招法。由小集体到大集体再到全民所有制,最后消灭阶级以及赖阶级以生存的国家才能环球一片红,使三分之二还在水深火热中的人们全都过上好日子,这,无疑是一条革命的康庄大道。男女生坐在一起开了会,在女生窑里。男生低头耷脑地进来,女生都躲到一个角落去,油灯微光照亮之处都没人坐。然后开始互相催促着发言,渐渐说起来,总听见“我觉得”、“我觉得”、“我觉得”,大家都觉得站到斗争前列去,坚决支持大队分红,要与张富贵斗争,但张富贵毕竟是同志,所以还应该把矛头指向真正的阶级敌人。村里有一个地主。“谁呀?”“是谁呀?”都不知道,光知道有一个地主。又严肃认真地探讨了一回理论。说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一节时,产生一点疑问:清平湾目前没有半点机械化,人力、牛力、犁、镢头,与几百年前绝无不同,何以能产生新的生产关系呢?大家沉默着坐了半晌。终于小彬想到:政治思想工作第一,生产工具不是生产力,掌握生产工具的人才是生产力,掌握了革命思想的人才是最先进的生产力。解决了理论问题,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油灯跳跃着,我心想这土窑洞里还真有马列主义。小彬说话时,刘溪一直看着他,这让他永生难忘。其实大家都一直看着他。

我们去找张富贵,想争取他。我们自信比梁生宝①和萧长春②水平高。张富贵偏偏是第二把手,这像小说。小说中的二把手常是要人来争取的。

张富贵不在窑里。炕上坐着个老汉,是怀月儿的爷爷,正捻毛线。在陕北,捻毛线,织毛衣、毛袜,都是男人的事。

“您说,大队分红好,还是小队分红好?”

怀月儿爷爷啰啰嗦嗦说很多,他不识字,又结巴,说得我们打了哈欠还不知道他要证明什么。窑里只有两只木箱,几个瓦罐。猪在灶台边“卡嗤卡嗤”蹭痒痒。灶台上睡着一只猫,时而睁一下眼睛看那只瘦猪。猪卷动了几下尾巴走开了。炕上一条毛毡,两条被。窑掌里一个很大的荆条编的因子。木架上整整齐齐码了些红薯。满窑里就再没有别的东西。

“那就好咧——”怀月儿爷爷终于告一段落。

“什么好咧?大队分红好咧?”

“就是的,小队分红好咧。”他还有点聋。

“小队分红好?”

“欧嘛!”这次回答得明确。

男生看女生,女生看男生,又都四周看。怀月儿对我们的到来感到高兴,带着两个弟弟在炕上抛一只猪尿泡。猪尿泡里吹足了气,用线扎紧,像一只土黄色的气球。墙上贴了很多布票,仔细看,有过期的也有当年的。家家都买不起那么多布,娃娃们就把布票贴在墙上当画画儿看。

“那您说,是小队分红好呢?还是单干好?”

我们想引导他忆苦思甜。似乎只要证明了小队分红比单干好,就自然证明了大队分红更具优越性。

怀月儿爷爷楞了一下,把脸凑近些,压低声音问:“能哩?”颇为怀疑地看我们每一个人。

“什么能哩?”

“球——,谁解不下这事?不是不敢言传?众人心里明格楚楚儿介。小队分红好,可还是不顶单干。”

大家又互相看,都没敢轻易相信自己听见了什么。怀月儿爷爷是彻底的贫农,烈属,有三个儿子,一个死在青化砭,一个死在沙家店。“这号话不敢乱说哩。”他从我们的神情中大约觉察出了什么,又专心于他的毛线了。一会又说:“随咋介。受苦人解开个球。”

我们又去问徐财,村里那个地主是谁。徐财说那人叫李正发,已经死了三年。

十七

在清平湾的头一年我们吃的国库粮,每人每月四十五斤,玉米、麦子、谷,还有几两青油。老乡们就说我们也都是“公家儿的”。

老乡们常要吃麸子,吃糠,还吃一种叫“叶子”的东西(我至今不知该是哪两个字,查了辞海也无结果,总之比糠还难下咽);若吃一钡净玉米干粮便如过节般喜庆。老乡说我们:“这些窑里有办法。”“这些的老子都是中央的干部咧!”说的听的都点头,确认我们给公家为儿乃天经地义,每月吃四十几斤好粮无可厚非。

婆姨们常拿着鞋底聚到我们灶房前来纳,赞叹说,“这些吃的好干粮”,“洋芋菜、萝卜菜,浮面常见漂的油”,然后纷纷给我们以指教。北京式的窝头引得他们笑,说“这看糟践成了甚”,玉米面还是要发了蒸“黄儿”才是正道。菜要煮烂,否则岂不是生吃了?白面不如掺了豆面擀成杂面条条,切得细细的,调上酱和辣子,光吃白面能吃几回?我们二十个人,轮流每两个人做一天饭,都叫苦连天,手艺本来不济,被众婆姨一指点就更乱了套路,昏天黑地。这时就有见义勇为者,麻线绕在鞋底子上,挽了袖子下手帮我们做;做一顿好饭比做不上千顿好饭当然多了乐趣。另一个婆姨又帮着烧火,说灶火该整顿了,不然柴就费得厉害,等她家掌柜的山里回来给整顿一下,她家掌柜的整顿灶火有方法。她们都很称赞北京带来的粉丝,比她们漏的粉又白又细。饭做熟了,我们壮着胆子请她们也尝尝,她们都退却,开始骂腿底下的娃不听话;依旧拿起鞋底来纳。我们给几个娃掰一点白模吃,娃的妈眼里亮起光彩,才想起让娃管我们都叫一遍叔叔。女生们没法叫,那儿没有相当于阿姨的叫法。

二十个人都宁可上山受苦,也不愿意做饭。那灶火实在难摆弄,常常天不亮就起来生火,直到太阳很高,仍然是满窑浓烟不见人,光听见风箱拉得发疯似地响。风箱声忽然停歇,浓烟中便趔趔趄趄地跳出两个人来,抹眼泪,喘粗气,坐在磨盘上,蹲在院当心,于朝阳光中和鸡鸣声里相对无言想一阵,又钻回烟中去。

要把煤火烧得旺盛,必须有好柴。譬如狼牙刺,有油性,烧起来火势既猛又耐久。然而这柴砍来费劲。我们先跟老乡借一些,借的次数多了自觉无理,就只好偷一些,反正一样,都不还。偷的次数一多,又觉有违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教导,便终于发现了呐喊山上小庙的门窗和门槛。

小庙不知经历了多少年风雨,残垣断壁,处处长满荒草,几间小殿堂也表示随时要歪倒的愿望。那腐朽的门槛,干裂的窗棂、门框,正是上好的柴。我和金涛有一次到那儿去,先发现了这能源,能源有限,不宜告诉别人。轮到我们俩做饭时,就拿一把斧头去砍一块好柴。先用光了窗棂,又砍门槛。金涛说,这门槛不知是否样林嫂捐的那条。

小庙里几尊泥佛,斑斑驳驳还有些彩饰在身上,中间一尊仿佛观世音。据说每个佛都有一颗心,或者金的,或者银的、铜的。

我们俩在那泥胎后背砍开一个洞,果然掏出一颗心,是木头的。

金涛掂掂那木头心,说这就够做一顿饭了,不用再砍门槛,门槛已经所剩不多。佛像前铺了许多麦秸,时常有些外乡人来这儿过夜。

从榆林来过两个卖艺的,在这庙里住过几天。一个瘸子,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孩子很瘦,头上很多疮在流黄水。两个人来到村于中心的空地上,瘸子就敲起一面小鼓,大喊:“表演一回榆林的硬势子!”

孩子把上衣脱光,显出一串脊椎骨和两扇分明的肋骨,也喊:“操心看下,演上一回榆林的硬势子。”瘸子把一根铁丝缠在孩子胸上,再把鼓敲一阵。孩子憋足一口气,弯腰跺脚就地团团转,想把那铁丝崩断。铁丝没断,孩子直起身惶然地看那瘸子。

瘸子很机灵,冲众人说:“这娃几天没吃干粮了,光喝了一肚子稀米汤。”围看的人都笑。孩子又弯腰跺脚用了一回力气,铁丝终于崩断。然后换了孩子敲鼓,瘸子抡拳摇掌比划了一阵,发出歇斯底里般的叫喊,险些跌倒。

那小庙不知接待过多少流浪的吹手、石匠、说书的、卖艺的。

佛像前总有些新烧就的灰烬。

有一年那小庙恢复了一阵香火。那年到处传说,从黄河东过来了神神,方圆几百里内的寺庙都兴旺了一阵,寺庙的神灵都复活。人们去庙里跪拜、许愿、烧香。那时没有卖香的,便只好用纸烟代替,指定要“延安牌”的,说那是神神看下的牌子,以致“延安牌”烟脱销了很久。呐喊山小庙的门框和门槛都被补上,窗户用席遮住,观世音后背的窟窿填满泥,刷了白灰。殿堂里光线昏暗,烟雾缭绕,人声嗡嗡。有病的求神神给些药,没儿的求神神给个儿子,缺粮欠债的求神神保佑年年风调雨顺且公粮不要收得太多。瞎老汉烧了一包烟,求神神帮助随随娶下婆姨;那时随随还是单身。明娃还在世,明娃妈卖了一罐青油,差疤子去百十里外的一个大庙去磕头。据说那庙神灵大,有求必应。县里、公社里都出动了人,把跪拜的人群驱散,挑几个不大顺眼的绑走。黄河东的神神也才回了黄河东。疤子失魂落魄地跑回来,说花了十几块钱,“咳呀——,险忽儿叫捉去”。明娃死后,明娃妈仍对那神神抱着希望,认为这下明娃转世要有好光景过了。

十八

接近垴畔山的山顶处,有一眼孤零零的窑洞,与呐喊山上的小庙隔河相望,三面土夯的矮墙围成一个小院落。每天太阳最先照到它的西墙,最后离开它的东墙。窑里安安静静地住着一对老人。老汉是全村最高寿的老汉,七十七岁。老婆儿是全村岁数最大的人,八十岁。老两口自己过,不靠儿孙。并非是儿孙不孝,实在是儿孙的光景过得都还不如他们。老两口养了二十几只鸡,养两头老母猪。二十几只鸡能下不少蛋,托人拿到集上卖了,一年下来够一个人的粮钱。六七十块钱就顶一千工分,交到队里,队里给分粮。两只老母猪一年下儿窝猪儿子,卖了,又够一个人的粮钱还有富裕。

年富力壮的人不能这么干,否则就挨一顿批判,或者被公社来人绑一绳。那时惩罚农民的办法只剩这一种,无论什么罪,偷了一升黑豆也好,复辟了资本主义也罢,都是绑一绳。一根粗绳,五花大绑,推推操操地送走关个把月。

村里人都羡慕这老俩口,认为这老俩口前生必是做下好事。

知识青年们问:“咱村里有老红军吗?”

“噫——,那老汉就是。”

“打过仗吗?”

“咳呀,那老汉就打过,炮弹把耳朵震得一满聋下。”

“咱村有人见过毛主席吗?”

“那老汉就见过,在瓦窖堡。那老汉烧炭。”

“张思德也是烧炭。”

“还怕就在一搭里烧哩。”

“张思德是在安塞烧炭。”

“咳呀,那就不晓得在不在一搭里。那老汉打了几年仗,把耳朵聋了下。那老婆儿在窑里听说,哭得一满弄不成,咋托人捎话去,老汉就回来。”

从来没听那老汉说过话。每天早晨总见他到河对面去担水,慢慢地走过河,慢慢伏下身把木桶探进井里,水面很高,满满地提一桶水上来,再提一桶上来,慢慢地担了往回走,沿着小路走上垴畔山,白发银须轻轻地颤。担完水他就到近处的山里寻些喂猪的野菜,或者在村前村后转着捡碎柴。无论碰见谁他也不打招呼,不管你是公社干部还是县里的干部,他照旧捡他的柴,偶尔角度适合看你一眼,倒让你有些怀疑。知识青年的到来,应该算是古今罕事,却也不给他任何惊动。他站在人群中看一会,目光和面容都极平静,仿佛早已料到要有上山下乡运动发生。

那老婆儿呢?却听说了知识青年爱吃鸡蛋,时常用围裙兜十几个鸡蛋,小脚翘翘地走来问知识青年要不要。

那小院落总安安静静的,在朝阳里或在落日中,给人一点神秘感。

村里的一切事似乎全与他们无关。明娃死了,从那老汉的表情看,未必就是灾祸。随随成亲了,从那老婆儿的神态看,未必不是苦难。

老俩口有一对好棺材,柏木打的,远近闻名。老汉每年给它们上一遍漆,漆得很仔细,很耐心。棺材放在垴畔山腰的一眼闲窑里,窑口堆满了柴草以遮挡风雨。有一回小彬偷柴偷到此处,看看四下没人,抱一捆柴正要走,黑糊糊见了那两口棺材,又见一个满头白发、满脸银须的老人正扶着棺材看着他,他拖了柴赶紧跑,老人一声不响,继续漆他的棺材。

有一天早晨,老汉起来倒了尿盆,担了水,扫了院子,回到窑里就躺在炕上,叫老婆儿把他的寿衣拿来,无非一身黑条绒袄,老婆以为他又要看看,就去拿来,拿来老汉就穿上,说“再没有旁的事了”,就闭了眼。

那老汉入殓的时候,几乎半个村子的人都戴了孝,都是他的晚辈。男人们跪下来粗声粗气“呜呜”一阵,女人们哭得有腔有调。那老婆儿平平静静地坐在棺材旁,摸模棺材上的漆。

又过两个月,老婆儿也死了。

那座小院落就更加静寂,主要是没有了猪和鸡的声音。

随后村里闹了一阵子“鬼”。好些人都说又见了那老汉和老婆儿,有说见二人相跟着在村里走的;有说见他俩在那院前坐着,老汉问明日吃啥,老婆儿说白馍大肉都有哩,情愿吃啥就吃啥。公社来人吓唬了一顿,又拿来一条粗绳,才没有人再说。

(未完待续)

(《钟山》198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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