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每次大闹之后都是加倍地温存和柔情似水，如同大灾之后必要开仓放粮一样。像虫子会对农药产生抗药性一样，我对杜梅的歇斯底里和恐吓症也渐渐习以为常。有时隔一段不闹，我还会蓦然一怔，若有所失：“咦。这阵怎么没闹？”
我曾经试图弄清她发作的周期和间歇规律。有聪明人讲过这和女人的月经周期有关系。
还有人认为和潮汐、太阳黑子活动有关。据我观察和记录，也不是十拿九稳、万无一失。有一点可以肯定，她每次单独外出回来，必要寻衅滋事，当天不闹，隔天也要发作。她外出的时间不固定，有时一月去几次，有时数月不去。她对这种目的不明的外出的解释是：去看一个她家的老邻居，此人曾从生活上关心过她。
制怒。我在白纸上蘸墨挥毫写下龙飞凤舞的两个大字，然后工工整整地题款：书赠杜梅小朋友共勉。
杜梅笑完把纸一把撕了：“少来这套。”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潘佑军弹了一遍托先生的陈词滥调，引申道：“我老婆也跟我吵。”
他不久前也结了婚，娶了一个外国企业的女雇员。外国老板和他都是看中了这位小姐的同一个优点：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你那个老婆还是不错的，起码没跟你软硬兼施，这也挺可爱。我那个老婆硬就硬到底，绘我几天后脑勺看那是常事，所以你现在问我她长什么样我还真说不上来。我说你都会以为是我瞎编的，她现在索性用英语骂我了，就为听不懂她骂的是什么，我真跟她急过几次。”
潘佑军的一个朋友在稻香湖开了一个马场，潘佑军几次提出去那儿玩一趟，找找绅士的感觉。
于是我们约了一帮朋友，找了一辆车，说好不许带老婆，我回家一说，杜梅不答应。
从结婚后，她就成了我的小尾巴，除了我上班她不跟着去。我去哪儿都得挎着她。
“你不带我去，带谁去？”
“谁都不带，一帮老爷们儿，多一个女的你别扭不别扭？”
“不别扭。人家外国总统出门还带夫人呢。就中国，从上到下到哪儿都是一帮男的。”
然后对我下死命令：“我要不去你也不许去。”
我只好带她去，车来了一瞧，潘佑军也带了老婆。其他几个哥们儿还带了两个不三不四的女人。
杜梅一脸瞧不起那两个身份暧昧的女人的样子，透着自己是明媒正娶，上车只跟潘佑军的老婆亲亲热热说话。
有四个女人骑马，马场里就是一片尖叫声。只见四匹马一溜排开，在场子里奔驰，每匹马上都高坐着一个头发飘散、两眼发进、狂叫不已的女子。马跑到我们面前时，就有哀求声：“让它停下来吧。”杜梅尚算果敢，虽很紧张，但坚持跑了几圈，下来还很从容：“挺好玩的。”令我自豪。杜梅在外面总很给我挣面子，除有几分难得的姿色，且举止大方。从不扭捏，令其他男士肃然起敬。
我翻身上马，立于马上缓缓巡视，作统帅状。俄顷，将掌往前一推，叫了一声：“部队跟上。”纵马疾驰。
马一跑起来，我才感到头晕，脚踝处也被铁蹬磨得生疼。我强撑着跑了一圈，经过站在树荫下的女人们面前不嘶哑地喊了一句：“为了斯大林！”心里却为不知如何勒马停住暗暗着急。那劣马越跑越快，我在马背上颠得像个大包袱，踝骨大概已经被磨出血了。这时，那马大概看见自己爱人了，在正由马场主人勒着缰颤巍巍下马的潘佑军的马前猝然一停，我滚鞍落马，跌入尘埃。那边树荫下一片狂笑。
杜梅向我跑过来，搀我起来，关切地问：“摔坏没有？”
“没事。”我作轻松状，笑着拍了那马一下：“跟我调皮。”
那马打了响鼻，尥我一蹶子，我慌忙躲开。
那边笑声又起。杜梅周身上下给我掸土，我闪开她，悻悻地道：“假关心什么？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真不识好歹。”杜梅自我一眼，向那伙人走去。
中午我们在绿如墨玉的鱼塘岸边垂钓，四周田野飘来浓郁的粪香。不远处的一排猪圈，猪们在吃饭，吱吱呀呀拱叫不已。杜梅一直不理我，与潘佑军的老婆站在树荫嘀嘀咕咕说话。我在这边故意大声喧哗：“嗬，又钓上一条大的。”她看也不看一眼。“潘佑军看着自己老婆和杜梅神秘地交谈，忧心忡忡，十分不安：”你老婆不会给我胡说八道吧？“
“不会，她不敢。”我替杜梅辩护。
最好不要让老婆和老婆勾结起来。“潘佑军说，”她们互相传授经验受不了。本来是掏个钱包进了监狱，出来就五毒俱全了。“一会儿，她们两人笑吟吟地走过来，不住地拿眼打量我们，看得我和潘佑军心里发虚，满腹狐疑。
你俩聊什么呢？“杜梅坐到我身边，我小声问她。
“没聊什么，瞎聊。”她笑眯眯地注视着水面，若有所思。
回到家一直到晚上，她终是面带一丝笑，不说话，冷眼观察我。我倒不怕潘佑军的老婆，就怕潘陆军暗地里和她说过什么，这话经她之口传给杜梅。
“干嘛老这么看我，盯贼似的？”“没事，喜欢你，就看看。”她仍是一高深莫测的样子。
“潘佑军老婆跟你说什么了？”
“你害什么怕呀？心虚什么？你有什么怕人说的？”
“我能有什么？”我故作爽朗地笑，“不怕，一生光明磊落。”
“还是的。她没说什么。”
“没说什么怎么聊那么半天？”
“呵，我们聊自个的丈夫呢。放心。”她望着我笑，“我都是说你好，怎么体贴怎么照顾我，我当着外人一向都是夸你，不像你，总跟人家说我不好。”
“我什么时候跟人说过你不好了？”
“那是谁说的我老爱和你吵架，无理取闹？得啦，我不是要跟你算账，你也别紧张。”
“那她呢？都说潘佑军什么了？”我讪讪的，转移话题。
“说潘佑军好，比你对我好。”
“得了吧，我还不知道他，在外边花着呢。”
甭管人家在外边怎么花回到家里对老婆就是温柔，这点就比你强。人家每天早晨出站都要互相接吻，互相说我爱你。潘佑军出差在外地还每天一个电话。“
我大笑：“是用英文说的吧？”
“甭管用什么文，这说明他心里有她。你就从来没对我这样过，有时人家想和你粘乎粘乎，你总把我一把推开，还说我酸。人家俩口子怎么就能那样？”
“那都是跟外国电影里学的，你怎么喜欢这套？令人作呕。”“我就喜欢这套。”“杜梅，咱们是中国人，就要讲究个中国气派和中国形式。”“中国人怎么啦？中国人都是伪君于。你从来都没说过一句爱我，从咱们认识就没听你说过。不行，今天你非得对我说你到底爱不爱我？”“这还用说么？我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
“什么实际行动？我就要听你用嘴说，爱还是不爱？”
“当然……”“别拐拐弯抹角，直接了当……怎么就这么难呢？比要你命还难？”“我这人内向……”“少废话！你说不说？好，你不愿意说，那就说明你不爱我。”“不不不。”“那你就说！”我看着她，嘴皮动了动，话没说出来人先笑了：“你怎么那么注重形式？”“我就是注重形式，你说！”
“爱。”我说完自己脸红了。
她搂住我脖子，兴奋得容光焕发，人像打了一束光，深情地望着我眼睛：“是真心话么么？”
“是。”“你瞧你，你瞧你，我一搂你，你就数我排骨——你都成习惯了。”“嘿，贾玲，干嘛去去了？”
我和杜梅出院门，正碰上贾玲一个人低着头从外面回来，杜梅和她招呼。“没干嘛，出去了一趟。”贾玲淡谈地应了一声，和我们擦肩而过。“你那‘情儿’情绪不高。”杜梅笑着对我说，“听说她最近失恋了。好容易看上一个人，人家又看不上她。”
“别老‘你那情儿’、‘你那情儿’的，人家还是大姑娘，你老这么说算怎么回事。”
那天我的情绪也不高。上班时办公室里的同事都在议论，说我们单位原来一个辞职不干的人发了财，买了房子买了车，我们单位有的过去跟他关系不错的蒙邀去他家玩，回来说他家搞得和宾馆似的。由此说开来，大家历数自己认识的人中谁出国了谁成“老板”了。聊了一上午，聊得全办公室的人又妒又恨，醋劲十足，造成了一个印象：似乎敢在外边混的人都混出了头，而这些人过去都不在我等话下。接着便是发牢骚，怨分配不公，怨法制不健全，叹老实人吃亏。
下班回到家，我仍无法从嗔怨的情绪中自拔，默默地坐在一边啃着指甲沉思。杜梅患了感冒没去上班，一天在家，吃饱了，睡足了，见到我回来心情雀跃。直过来往我膝盖上坐，整个身子仰在我怀里，头搁在我的肩膀上亲呢地蹭我脸。
“哎，你怎么一屁股就往别人身上坐？”我双手推她，“累着呐。”她赖着不起来：“你累什么呀？上班也是坐着胡侃。”
“叫你说的，我们胡侃？我们胡侃这国家的经济生活早停顿了。”我双手托起她腰，自己一撤身，把她留在沙发上。自己另找了一把椅子坐下。她又跟过来，骑坐在我膝上，我腿一伸直，她像坐滑梯一样溜到地上蹲坐在我脚上，仰脸盯着我：
“你就对我这样？”“别烦了，忙了一天那么累，你还添乱。”我把脚从她屁股底下抽出，令她一下坐在地上，随手拎过一张报纸遮住脸看。刚看了眼大标题，她就劈手把报纸从我手中抢走，站在我面前说道：“你还烦了？你烦什么？”
“别闹，把报纸拿来。”
我伸手去夺报纸。她把报纸藏到身后：
“谁闹了？你先说，谁烦你了？”
我没理她，随手又拿起一本书翻，她“啪”地把那本书打掉。“瞧你那无耻的样子。”
我弯腰拣书。
她一脚把书踢得老远，书面飞舞一番卷角皱边地摊在地上。“你非找我收拾你一顿是不是？”
“你来呀你来呀。”她笑着退了几步。
我看她一眼，毫无表情，扭脸看窗外树叶已经泛黄的树木。“给你给你。”她把报纸糊在我脸上，走开：“就显得你多关心国家大事似的。”我接住报纸，低头看起来。她在一边准备晚饭，在一个盆里揉面团，唠唠叨叨和我说着她们医院里的事，谁没按医嘱给药，病人出了问题，家属打上门来；一个老干部嫌医院对他的病不重视，把院长、政委臭骂一顿，还给后勤首长打了电话；保卫科查丢失的吗啡，发现所有护士的更衣柜里都有医院的纱布和敷料，“你那情儿”和保卫科长大吵一场。
她现在提到贾玲，从不说她名宇，只说“你那情儿”。
我逐版看报，并不答腔。
“今天谁来了？”她揉好面，拍着光洁圆润的面团用右手托在肩旁，直起腰问我。“谁来了？”我哗哗往前翻报纸头版。
“我也不知道，出门就见满街旗子，不认识哪国旗。”
“你今天出去了？”“下午没事上街做了头发。你没发现？”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头儿。”我放下报纸，看了她一眼：“难看死了，怎么还卷了刘海？”
“人说这是今年世界上最时兴的发式。”
“你不适合，你说的是今年世界上老年妇女最时兴的发式吧？芭芭拉似的。”“你觉得不好？”“太不好了。跟谁养的什么宠物似的。”
“那怎么办呀？只好明天去削了。”她把面团搁在案板用力撤开，然后用刀麻利地切成一把吧细细的面条，撒上干面，一根根抖落开。“吃完晚饭，我撂下碗又爬上床躺着看书。
她洗完碗，过来说：“今晚总政来院里慰问伤病员，在礼堂演歌舞。”“不去。”
“‘腕儿’全来了，我想去。”
“要去你一人去。”“哎，你怎么回事？我跟你说话，你就光看书，破书有什么好看的？”我不说话，又翻了一面。
“你放下不放下？不放下我可抢了。”
“敢！”“哎，你今天怎么回事？是不是心里有什么不痛快？”她在我身边坐下，床垫往下一陷。“你们头儿又找你茬儿了？”
“没有。”“那是你们办公室谁又提拔了没你份儿？”
“你怎么这么烦呀？”我撂下书露出脸。“你相看演出你就去，呗，非拉上我干吗？”
“准是，你们同年的都有当处长的，你连个主任科员还没混上。”我“啪”地把书往床头横上一折：“你少拿你那套庸俗观点来想我！我那么爱当那主任科员？我要想当司长也不是不可能。嘁，女人就是他妈势利！”
“那你是为什么呀？”“不为什么。”我愤愤不平重又拣起书，旋又立地坐起：“噢，没事就不能安静躺会儿了？心情寂寞，思绪惆怅，感时伤怀，小资产阶级情调浓郁——不行么？”
“看你也象——无病呻吟。”杜梅下了床，对镜理妆，准备出门。“心情寂寞——又想谁呢？感时伤怀——对谁不满？”
我一边看书一边对她连连挥手，让她快走。
“你还别不耐烦，你再撵我我还不走了。”她继续嘟嘟哝哝地说：“摆什么臭架子，就你有情调？使用什么呀？一个小职员，挣的钱还没我多呢。惹我急了，撵出门去，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你少罗嗦！”“我就罗嗦！”她在门口一个转身：“人家有什么事都跟你说，你有什么事全藏在心里。要不说你老奸巨滑呢，一天到晚不知都在琢磨什么，阴得跟糖尿病人似的，哪天我叫你卖了还不知道呢。”我没有接茬和，她自己忽然动了气，冲我嚷：“别觉你挺了不起的，有什么本事你倒是使呵？就会说。早看穿你了，典型的志大才疏，没什么本事还这也瞧不起那也看不上，好像天下谁也不如你。哼，琢磨也是瞎琢磨，气也是自气，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我还告你！”
我气得脸都白了，心里一阵阵悸痛，别人说这话犹可，你也说这种话。我由怒转为辛酸，连声冷笑：“看出来是吧，看出来就好。就我这种没本事人，偏还有人哭着喊着赖上门来，我也不明白了，这种人怎么傻成这样？”
“你还别觉得离了你不成。”她丝毫没察觉我的异样，反而洋洋得意。“追我的人多了。今天我跟你离了，明天我就能找个比你强百倍的。”“那你找去呀。”“找怎么啦？不新鲜，明儿我就给你领一打回来。我这样儿的，嘁，别人找都找不着，恨不得把我供起来，顶在头上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就在你这儿，什么都不是，连个丫环都不如。每天伺候你一句好话都得不到。告诉你，我对你真够可以的了，没我这样的。人家妻子除了穿戴打扮还有几个做饭的？他妈的我也真是贱，放着福不享偏来受你的治。离婚！我还不信天下再没有对我好的了——是个人就比你强。”她摔摔打打，嘴里一个劲嘲哝着乱骂：“什么东西？
越对他好越不行。人就是不知好歹忘恩负义越老实他越欺负你。离婚，我下决心了，不过了……“
“离就离，王八蛋不离。”
‘你就等着我说这句话呢吧？你就逼着、折磨我好让这句话从我嘴里说出来呢吧？“杜梅恶狠狠地逼到我面前，”你早盼着跟我离婚呢吧？一晚琢磨的就是这个。“
“到底谁逼谁呀？又不是我先说的离婚。”
“我说的都是气话，你说就是真的！”杜梅哭了。
“好啦好啦，既然不想离，就别老说气话。”她一哭，我也肝颤。“我又没想离。”
“离，孙子不离！”她倒来劲了。
“你说你老这么说有意思么？你真敢离么？你要真想离那咱们就离，真拽着去又不去了。老拿这威胁人你不怕伤感情么？”
我蓦地心酸了，眼圈也红了：“老说我对你不好，我除了有时假不大理人什么时候对你说过……你就什么混账话侮辱人的话都可对我乱说……”
“我不是真那么想的，我就是气，你一不理我，我就心里急……”“哪么你骂我呢？”
“你气我就不气？可我敢说么？我随便说一句什么你就觉得我别有用心。老实告诉你，我忍了多时了，我受过谁的气？和你结婚说句那什么的话我的自尊心男子气概……”我哽咽地说不下去了，使劲一吸将要流出的鼻涕，悲伤地仰起头。
“那不是因为我爱你，特别特别怕失去你。”她看着我脸色，小心翼翼地贴上来，见我没有拒绝，便一头靠在我的胸前。“没你这样爱的。你该把我当一个人爱，不能像爱件东西，这样你只能失去我。”“以后我改。”“你说过多少回改了？你改过一回么？过后就犯。”
“这回是真的。你不相信我了？”
“老实说，我不大相信你，但不相信又能怎么办呢？又不能和你决裂我又做不出来，就这么凑和过吧。”
她注视着我的眼睛，我和她对视片刻，把目光移开。
“我不想你这种口气对我说话。”
“不想也没办法，我现在没心情说你爱听的话。”
“你讨厌我了？”我叹口气，紧紧搂了她一下，看着已经漆黑一片的窗外：“别胡思乱想了。”
实际上我最激烈的思想活动没有告诉杜梅。那种令我齿冷冷的、我感到受到严重伤害的感觉一直带到我们上床睡觉，甚至做爱也没有使我忘掉它。尽管我知道她是无心的，但我也不能原谅她。在这个问题上我从来没有原谅过任何人。我可以容忍别人对我的谩骂、攻击，容忍别人怀疑我的品质，哪怕贬低我的人格，但我决不容忍别人对我能力的怀疑！此辈我定要穷追至天涯海角，竞我一生予以报复。我活着，所作一切的目的就是要把那些曾经小看过我的人逐一踩到脚下！
我躺在黑暗的床上，旁边传来杜梅入睡后均匀的呼吸，我情绪激荡，亢奋异常。那些曾经羞辱过我的人的脸孔一张张在我的眼前浮现，我想像着他们落入我手之后的情景，咬牙切齿地体难着复仇的快感。
别美！我有一生的时间等着你们。
当我想到将要对她施以报复之后的那个结果，我无声地恸哭了。她从包里拿出两条“牡丹”烟，又拿出条“中华”烟，都是那种老牌子不带过滤嘴的。现在这种烟在市面上已经不大容易买到她又拿出两简上海产的“白玉”牙膏，这也是不大时兴的老名牌。第二天，她外出一整天，回来照旧疲惫不堪，心情恶劣。
她开始织毛衣，用那种结实的黑色纯羊毛线。
贾玲单身住在医院宿舍里，有时没事或电视里有好节目她就到我家看电视。医院干部食堂的伙食不好，但经常分一些牛羊肉鸡鱼什么的，她就拎到我们这儿来，吃的时候杜梅也把她叫来一起吃。一次她看到我书柜里有副象棋，便问我：“会下么？”“当然，高段选手，你会玩么？”
她说她爸爸爱下，她小时候老在旁边看：“会走子儿吧。”接着邀请我下两盘。“哎哟，你真不知好好，陪你下盘指导棋吧。”我忙不迭拿棋清理桌面铺盘摆子，同时招呼杜梅，“杜梅，伺候棋局，倒茶。”我大模大样坐在桌前，点起一支烟：“虽然好久没下，但赢你还是有富裕，要不要让你半扇？”
贾玲光抿嘴笑，不说话，开始有条不索地走子。
一会儿我就认真了，开始思考，贾玲笑了，望着我天真烂漫，叫杜梅：“过来看看。”
杜梅打着毛衣过来看了一眼，说我：“现了吧？”
“好汉不赢头一板。”我胡撸了棋盘重新摆子。“让你一盘，高兴高兴。”“你别让我，真别让我了，自个也高兴高兴。”第二盘我又输了，贾玲笑道。“那我就真不让你了。”第三盘走了半天后，我说：“这盘还是让你吧。”我夸奖贾玲：“进步真快。看到年轻人这么有出息，我比自己赢棋还高兴。你下棋真有我年轻时候的神韵。”
“都第几盘了？”杜梅问。
贾玲伸出一巴掌。“你得算臭棋篓子了吧？连女的都赢不了。”“你别着急，我招儿都没使呢。”
第六盘我终于取得了优势，逼得贾玲苦苦思索。
“我可以负责地讲：你没戏了。”我含笑站起身喝茶点烟。“不能光输就完了。我为什么这么跳马？这都是有讲的。”
贾玲推盘笑说：“只赢一盘，得意成这样。我是不忍再赢你，怕你想不开上吊。”“不在赢多少，看出功力来了吧？”我送贾玲出门时对她说：“以后想提高，就来找我，别不好意思。我不像他们，没架子，爱教着呢。”“你不说我跟你下棋把手都下臭了。”贾玲笑着离去。
从此我和贾玲隔三差五就要会战一番。她不来我都要去硬拖她，堵着她们宿舍门下战表：“输怕了吧？不敢下了吧？”
一天周末，我和贾玲恶战了一晚止。那天我攻势甚猛，几次和她在局数上战成平局。我已经不满足战术性的胜利，一定要获得整个战争的体胜。我对这次胜利已经盼望很久了。11点半时贾玲要走，被我拦住了。
“那好，再下半小时，12点我一定走。”
12点时她仍超出我一局。
“再下半小时，12点半走，你现在走不够意思。”
“你就让他赢吧。贾玲。”杜梅说。她先还感兴趣，看了一会儿，奚落了我几句，后来电视节目都播完了，她就上床躺着去了。“我是想让他赢，可他赢不了，除非我不走子儿了，等着他吃。”直到一点，我看贾玲实在困了，也没情绪再下，就让她走了。“别走了。”杜梅躺在床上说，“又不是外人，就睡这儿吧。”
“那只好你睡地上了。”贾玲笑。
“快追去呀。”贾玲走后，杜梅躺在床上乜着眼朝我说：“她们宿舍今晚就她一人。”
说完她翻身朝里睡了。
下次我领贾玲来下棋，一找棋，棋不见了。
“棋呢？”我问杜梅。“不知道呵。”她睁大眼睛，一副无辜的样子。
我转身又找，哪儿都没有。
“是不是你给扔了？”“哎，你怎么这么说话？”杜梅笔顾一下，立刻严肃起来。“我扔棋干吗？你自己搁哪儿了？”
“我就搁这桌子上了，怎么会没有了？这屋里就这么大地方。”“找不着算了。”贾玲说。“没棋不下了。”
“不该呀，怎么会不见了？”我看杜梅。
“你看我干吗？我又没拿你棋。”
“这家里再没别人，我是不会动吧？你要也没动那咱们家就是进来过小偷。”“算了，我走了，我还有事。”
“我真没拿，你怎么诬赖好人呀。”
“这事儿真怪呵。”“我走了。”贾玲开门离去，朝我们笑笑。
她走后，我们都很不高兴，杜梅阴着个脸。
“你还不高兴？”“你冤枉我。”“得得啦，你那点小心眼谁还不知道？”
杜梅把报纸一撕两半，下床就跑，被我一把拽住，声色俱厉地冲她吼。“你知不知道我最恨的就是撕书撕报纸！”
潘佑军一进门就对我说：“你看我给你把谁领来了？”
肖超英微笑着在他身后出现低矮的门框使他进门得低着头。“哎哟，超英，你怎么回来了？”我忙跳下床，高兴地迎上去。“听说咱们军官来了，怎么没穿军装呵？怎么着，中校了还是上校？”“人家现在是上校了，滨绥图佳保安第五旅上校团副。”
“上校怎么还是团副？”
“开玩笑你还真信。”“副参谋长在师里。”肖超英嗓音低沉地说。打量着我的房子：“你这儿真够难找的。”
“咳，进门就上炕炕，就这条件。”
“你媳妇呢？”潘佑军问。“上班去了？”
“今儿郊外杀人，她跟着她们医院的救护车去拉没主儿的尸体。”“干嘛呀？”肖超英问。
我比划了一下刀子割肉的动作：“解剖用。”
我让他们坐，倒茶递烟，看着肖超英笑：“不错呀，一点没耽误。”“正常。”肖超英道，“咱们那年兵没走的最次的也授少校了。”“有当将军的么？”“那倒没有。过去三连的那个叫崔国力的不知你还有没有印象，刚提了大校：调到军区当作战部长。”
“你怎么样？当将军有戏么？再混几年。”
“不行，我这已经是到头了，再干几年就不干了。”
“你媳妇已经转业了吧？”潘佑军问。
“去年回来的，工作还没安排。”
“她这种干政工的现在不是哪都要？又吃香了。”
“不行，她这样高不高低不低的最不好安排，又是女的。我劝她别去机关了，进公司得了，可公司也不好进。得早点回来了，否则老了哪儿都不爱要了。”
“你还行，还能再干几年。”
“也就再干几年吧。”我们聊起军里的老人，超军说过去军里的那些头儿都退了。新上来一拔年轻的、四五十岁的。“你回去一个都不认识。”又说起我们团，过去我班里的一个山东兵现在是团长。此人当时让他复员时又哭又闹，不知为什么没走还提了起来。
又说起一些死掉的人，我们军打越南也上去了，有些伤亡。当时最整我的连员也被炮弹炸死了，留下老家农村一窝孩子。说到吴林栋，肖超英叹息不已，说没想到。当时他是我们军的比武尖子，军事技术最好，在军区比赛都拿过名次，在军教导队当过好长时间拼刺教练，他一个能同时和三个人对刺。那时我们一起入伍的几个人。除了我五大技术一般点，个个身怀绝技。潘佑军枪法极精，肖超英障碍越野和投弹那在全师也是无出其右的。那时一到全军比武，我们团就靠我们几个往回抱锦旗了。我不怎么地也能弄个射击第三名土木作业榜眼。聊了一通，我说出去请他们吃饭。肖超英连连摆手：“不出去吃，就在你家随便弄点，聊着方便，有酒就行。”
我家还真没什么酒，于是我扒着网兜去服务社买酒。告诉他们冰箱里有什么，让他们看着搞。
服务社里只有一些劣质白酒和葡萄酒，啤酒刚卖完。贾玲正好也在买东西，见我问啤酒，就说她那儿还有几瓶，我要急用待客就给我。“你还喝酒呐？”“一人没事吮几口。”
我买两瓶红星牌“二锅头”回了家。
没多久，贾玲也抱了两瓶半啤酒来了：“就剩这么多了，全给你拿来了。”“够了够了。”肖超英说，“喝白酒，啤酒就涮涮嘴。”
“不够。”我掏钱央求贾玲到外边商店再去买几瓶。
“我有钱。”贾玲没要我的钱，一路去了。
“够瓷器的。”潘佑军说。
“那是，这是我二房。”我有点忘乎所以。
我们简单拌了几盘凉菜，切了些熟食，就坐下吃喝。
我喝了口“二锅头”，吮了下牙花子，挤眉弄眼地说：“不容易呵，又能聚在一起。”
“我是不容易，你们还不容易？”肖超英道。
“一样，别看一个城市住着，一年见不着几回面。”
“主要是你搬这儿太远了。”
贾玲拎着一兜啤酒回来，蹲在地上，一瓶瓶抽出来码成一排。又掏出两个纸包的豆制品给我们下酒。
我们留她一块喝点，她说还有事就走了。
我追出去给她钱，她一甩手皱起眉头：“咳，你这人怎么这样？”喝到中午两点半，我看到医院的草绿色救护车从窗外缓缓驶过，停在旁边的解剖房门口，一些穿白大褂的男女下来抬了两副白被单裹着的担架进了解剖房。
“杜梅回来了。”我说。
又过了十几分钟，杜梅一脸倦意，脸色苍白地进来。
“这是我过去的战友，也是……好朋友。”我站起来大着舌头给她介绍。“肖，肖……
肖超英。“肖超英也站起来。
杜梅冲他点点头：“你好。”接着厌恶地看了眼桌上摆着的切开的火腿肠和油汪汪的素鸡腿。
“一起吃点么？”我脸红脖子粗地问她。
“不吃，你们吃吧。”她走到一边倒了杯水咕咕嘟嘟仰脖喝，喝完喘了口气。她大概想上床休息，可另外两个男人在场，她又不便躺下，便走到一边的沙发上坐下。
“一起吃点吧。”我又说。“不吃，看着就够了。”她声音响了一点。
“她刚摸完死人，劲儿还没过呢。”我劝肖超英和潘佑军。“接着喝。”“你少喝点吧。”她在一旁说。
“别管我呵，我今儿乐意多喝。喝，喝醉了就在这儿住。”
“酒量不大还爱逞能，回头喝吐了可没人管你。”
“别唠叨好不好？看不出我今天高兴？”
“哟，你们喝的什么酒呵？‘二锅头’，干嘛喝这么次的酒？”我放下酒杯，硬着脖子转过身：“我说你今天怎么回事？少说两句行不行？”“她不说话了，头仰在沙发背上看天花板。”
“要不咱们喝一会儿算了。”肖超英说，“我也觉得可以了。”“没事。”潘佑军说，“这都是特熟的人，尽管喝没事。”
“那哪成？”我也坚决不答应。“刚喝出点感觉来。忘了？那会儿咱们过年的时候灌连长、指导员，我一人差不多喝了两瓶白酒。全桌人都吐了——就我没吐。”
“你现在是绝对不行了。”肖超英说，过去我也喝八两没问题，现在三两就头晕。“
“别逗了，照样不信咱们就喝。”
我们一直喝到下午5点，两瓶“二锅头”基本上喝光了，才觉得饿了。“杜梅煮点面条。”我仰着头叫她。
她在沙发上睡着了，醒来起身去煮面条。
潘佑军脸红得像熟透了破了皮儿的桃，呆头呆脑地坐着，如不用手撑着桌子一口气就能吹倒他。
第五节
肖超英也喝多了，脸自如纸，鼻尖上额头上挂满细密的汗珠儿，身上也在不住地出汗，脱了外衣，衬衣后背都湿透了。他睁着布满血丝的眼睛不停地说：
“你们要不走就好了，你们要不走就好了”。“你们要都不走就好了……”我克制着头晕和恶心站起来，冲杜梅喊：“你面条煮好没有？怎么那么慢！”她头也不始，用筷子搅着在锅里团团转的面条。
我开门出去，到厕所猛吐了一阵，冲了秽物，擦擦嘴一步三晃地走回来，扶着门框力争对他们做出微笑。
晚上，天都黑了，杜梅开了灯。
我们三个还在呆若木鸡地坐着，桌上放着的三碗面条没吃几口。“回来吧。回来吧。”
我对肖超英说，“回来咱们一起开公司。”“行啊，”肖超英盯着花瓶里的一束绢花，“应该能赚钱吧？”“应该！”潘佑军面无表情地吐字。
“哎，”杜梅板着脸走过来，“你们是不是该散了？天不早了，再不回去你们家里人也该等着急了。”
她已经在一边摔摔打打蹩了半天了，我们酒后反应迟钝毫无察觉。“没事，”潘佑军说，“我太大和老板去上海出差了，一晚上不回去也没关系。”“可我们得休息了，明天还得上班。实在对不起，改天再来玩吧。”潘佑军和肖超英看我，我脸上十分挂不住，对杜梅说：“去去去，不用你管，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该散。”
“知道什么？都几点了？你身体又不好，喝了那么多酒，聊了一天，还没聊够？”我大怒：“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呵？”
“算了，我们走吧。”肖超英站起来。
“都别走，要走你走。”我指了一下杜梅。
“求你们了，请你们走好不好？我真的头疼了，难受了天，想睡……”这时，我脑袋忽地一热，像什么成块成吨的东西忽然迸碎了，衬衣的扣子也绷掉了，站起转身抡圆了就是一个大耳光结结实实贴在杜梅脸蛋上。随即破口大骂：
“你也太不懂事了！轰他妈我哥们儿。我们多少年没见了？告诉你，要滚你滚，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还没你呢！”
杜梅被我一巴掌房屋懵了，捂着脸吃惊地望着我：“你打我？”“打的就是你！再来劲我还扇你。他妈的把你惯得不成样子，就欠揍！”我气得浑身乱颤，对肖、潘二个道歉：“对不起呵，我这老婆没教养。”
肖超英严正地批评我：“你怎么能打老婆？你也太过分了。”潘佑军酒也醒了，连声说：“你这太不对了，你这让我们以后都没法上门了。”
这时杜梅哇地一声哭出来，扑过来：“我眼你拼了。”我一个嘴巴又把她扇回床边。
肖超英一把扭住我，厉声吼道：“你还不住手！”
“你打我？”我看着肖超英，眼圈一下红了。
“不许你打人，懂么？不许打！”肖超英也十分激动。
相持片刻，他松开我手腕，拿起外衣，对杜梅说：“对不起呵，都怪我们。潘佑军，咱们走。”
一脚迈出门，他忽然哭了，转过身哭着对我说：“你怎么能随便动手就打人呢？有话不会好好说么？”然后哭着走了。
杜梅痛哭了一夜，我一句话没说，也一直没睡。
那之后，我们照旧上班，做饭吃饭，睡觉，但彼此一句话不说，甚至都不看对方，同在一个屋顶下生活，转个身抬个手都能触到对方身体，但就像两个幽灵或者两个影子彼此视而不见。电影里的相声和幽默小品不能使我们解颐一笑，甚至绝对催人泪下的悲剧我们从头看到尾也始终无动于衷，我们出现在对方面前的脸永远是毫无表情。
我们的家庭陷入了冷战状态。
我反复叮嘱自己：忍，要忍，再忍5分钟。可实在忍不住。我的上司一下午都在我身后踱步，钉了铁掌的皮鞋在水泥地上像驴足子似地“咯嗒咯嗒”有节奏地响。他还在我身后的墙上挂了一块小黑板，想起什么点子就用粉笔“吱扭扭”写上几笔，一会儿入党得不成熟，用板擦迭了，再写，又擦，搞得我办公桌上落了一层粉笔末儿。
他这么干，不是一天两天了，而是成年累月，我一直忍着，我想我终究会习惯的，可我总也习惯不了，总感到一股火在心里越烧越旺，就象一堆灰烬中的火苗被风不断地，终于死灰复燃。这个该死的小店员了出身的一辈子风平浪静只会看风使舵冒充领导干部就像肥肉馅冒充雪花膏的家伙，居然他妈的在头发上喷定型发胶！我蹭地站起来，扯着嗓子冲他嚷：“你少在这儿走来走去的好不好！”我这一突然动作使他一惊，眨巴着眼看着我：“我在这儿走碍着你什么了？”全办公室昏昏欲睡的同事，也都闻声一齐抬头，鸦雀无声地看着我们。“烦！甭管碍着没碍着我，不许你在这儿走，想散步到街上散去。”“哎，奇怪了。”
他强作镇定地笑，退了一步看着地面说，“这不是你们家，这是公共的地方，我走走怎么？”
“就不许你走，没什么道理。”
“哎，哎，奇怪了。”他干笑着看大家。“莫名其妙嘛！”
“少废话，不让你走你就别走，该到哪儿呆着哪儿呆着去，办公室里又不是没你椅子。”
“你这就没道理了嘛……”“对，我今天就是不讲理了——
你再走一步试试。“”你今天怎么啦？怎么火气这么大？“看到办公室里没人出头表示义愤，呼应他，他换了一副关心，大人不为小人怪的样子。”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
“没什么不舒服，就是看见你烦！告你烦你不是一天两天了，躲我远远的！”我冲他一挥手，气呼呼地坐下，不看他。
他难堪池笑，站着不动：“不要这样嘛，有什么意见可以提。”“真他妈讨厌！真他妈腻歪人！”我扭脸看着窗外连声狠骂。“你怎么骂人？”他厉声道。
“骂你了，骂你了，”我掉脸冲他嚷：“就骂你了！”
他脸上的油光像调入了其它中和性颜料刹那间失去了，他像舞台上发脾气的小生拂袖翘靴而去。
我的心情并没有因骂了一顿这个无辜的、平心而论还算和善的老头子好多少。下班以后，我在街上游荡。街上到处是鲜丽的瓜果和动人的少女，可这一切并不能使我产生欲望，街上的欣欣向荣和繁华喧闹使人感到压抑。我不知道自己要干嘛，不想去任何地方也不想见人。什么都不能引起我的兴趣。我感到麻木，像被银针扎中了某个穴位周身麻痹，别人撞了我，我也不以为然。我相信这世界中有我一个位置，就像我过去相信有一个人在等着我，可我不知道怎么走才能到达，也许已经错过了。
从骨子里我是个严肃的人传统的人，可事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严肃地对待。我自己选中的我自己感到失望。我尽了最大努力一切都是零。别人都认为这是在爱，可无论如何也说服不了自己是在爱。看着一切都吻合，想想从第一天起裂痕就存在。
可能又是误会，也许永远没个完。
总觉着自己欠什么，心里明白也从未得到过，怀疑中使大家都受到了伤害。我在街上一直逛到深夜，人群散尽，车也蛰伏，只留下一路路的霓虹灯。我回到院里，院里一片漆黑，杜梅大概也睡了，房里熄了灯。我轻轻掏钥匙开门，门被反锁上了。我敲门，里边没动静。
我越敲越响，里边就是没反应。后来我开始用脚踢门，凶猛粗野地踢门。邻居都惊动了，有房门泻出灯光，开门控了一下头，嘟哝哝地又掩上了门。
“你不开门，我就把门踢烂。”
我运足气一脚踢出去，踢了个空，一大步跨进屋里，险些在地上来个大劈叉。黑暗中我听到她跑上床钻进被窝的响声和低低的笑声。我开了灯，她躺在被窝里安详地望着我，用被子把自己裹得紧紧的。“谁让你回来这么晚的？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她开口跟我说话了。我看着她，脚和胯间隐隐地疼。“你看我干吗？”她挑衅地抬起脸，“你不是有本事不理我么？一辈子别理我呀。”我向她迈了一步。她马上说：“你要再敢动我一下，我就把全院的人都喊起来。”“我不动你，我动你干嘛？”我在沙发上坐下。“你也别闹了，我也闹够了。你起来，咱们谈谈。”
“不谈，有什么好谈的？”她裹着被子转身朝里。
“你不谈，那就我说。总这么闹下去，也没意思。我想了，责任也不全在你，当初我们结婚就有些草率……”
她倏地翻过身来，被子也松开了：“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我泰然道，“我觉得我们性格太不合，这不是说你，我性格也不好。
再这么凑和下去也过不好，不如分开……“”噢，“她盘腿坐在床上，盯着我：”你想跟我离婚？“
“我的意思是先分开……”
“别吞吞吐吐的！”“对。是想离婚。”我的态度也坚决起来，“老这么下去对谁都不好，你也怪受罪的。房子家具我都不要，一切都归你。”
“你是不是外头有人了？”
“不是，随你怎么想吧。”
“你想让我同意？”“嗯，好说好散，咱们都是受过一定教育的人……”
“不，我不同意。”她掀被赤脚下地，趿着拖鞋似要去干什么，又不知干什么，愣在书柜旁。“你不同意也没用，我不是来征得你同意而是亲自通知你。”“啪”她把书柜摆的一对小瓷人摔到地上打碎了，接着一路扫过去，把上面的所有她心爱的小摆设：唐三彩马、小鸭标本、瓷卧猪、永动不锈钢分子式以及镜子、小钟表、我的丁烷气筒、茶叶、润喉糖罐还有那支花瓶统统归到地上，挥得乱七八糟，怒冲冲地回过头盯着我：
“离婚，离吧，不过了。”
她又开始从书柜里抽出书一本本撕。
“都砸了，都撕了，反正也不过了。”
“这些东西都是你的了。”我提醒了她一句。“你现在是在破坏你自己的东西。”“我都不要了！”她怒目圆睁冲我嚷。
“那你随便吧。”我绕开地上乱七八糟的弃物，往门口走，顺路一脚踢开了挡道的茶几。“改天咱们再谈，等你冷静一点。”“你别走！”她在后面喊。
一瓶“果珍”从后面飞过来砸在门上，“啪”地粉碎，溅起一阵呛人的桔粉烟雾。我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转身吼：“你要干什么？”
她笑，手拿一只打火机“啪啪”地打着火苗：“你要走，我就把这家点喽。”“你吓唬谁呢？敢点你就点。”
她二话没说，坐到床上，掀起床单一角就用打火机引燃。
我冲过去把她推倒在床上，用手扑火。她咯咯笑着又用打火机点枕巾。我一把将她揪起来，从她手里夺打火机：“你疯了！”
她反手环腰将我紧紧抱住：“你要走我就去死。”
我用力播她的手指：“你何必呢？又不是谁离了谁不能活。”“我离了你就不能活。”
她忍痛不松手，更紧地抱着我。
我早就知道女人身上蕴藏着惊人的力量，这次更有体会了。她像一条钢丝缆绳紧紧缠在我腰间，两条手臂几乎勒进我肉里。“你把我腰都勒断了。”
“那你还走不走？”“好，好，我今晚不走，你放开我吧。”
我揉着被勒疼的皮肉，蹒跚地走到一边，满怀急愤地冲她喊：“你这是干什么嘛？寻死觅活地给谁看？哎哟，我腰扭了。”
“我看看。”“去，一边去！”我厌恶地躲开她。“你到底要干嘛？”
“不干嘛，”她平静地说，“不让你走。”
“你就是把我扣留下来又有什么意思？”我在沙发上坐下，牢骚满腹地抱怨：“我有什么好的？又没钱又没本事，长得也一般，性情古怪还是乙肝病毒携带者，你跟我离了再找个好的不行么？”“不行。”她说。“我就看上你了，赖上你了，你毛病再多我也不嫌，别人再好我也看不上。”
“蠢么！愚蠢！”“就是蠢，就是愚昧——因为我爱你。”
“哦——”我全身像被捆了筋似地一瘫，爱在这儿居然变成了一种赤裸裸的要挟。“我爱你，所以不放你走。”
“你爱我，可你没问问我是不是爱你？”
“我不管你是不是爱我，反正我爱你。”
这叫什么逻辑呀！“我用拳击额，转念一想，问她：”你说你爱我，你了解我么？“
“了解。”“了解什么？我都不了解自己。从一开始你就是盲目的。”
犹如被人一棍打昏，只有醒过来，呆上一会儿，才反应的过来发生什么事，才感到头疼欲裂，才知道伤势有多严重。
杜梅渭然泪下，边哭边说：“从一开始我也不是盲目的，就是真心爱上你，觉得你好，你对我好。谁说我不了解你？就了解你，你那会也是真心爱我的，别到这会儿又不承认。”
“好啦好啦，别动不动就哭鼻子，又不是三岁小孩。就算我那会儿爱过你，就冲你对我这样，我还爱的起来么？”
“我对你哪样了？就算我有时爱跟你吵，那也是人家……那人家还不是最后每回都跟你承认错误了？我也没说我对呀。”她这么一句倒把我怄笑了，没词可说，指指地上：“你瞧你砸这一地东西，这家还像个家么？”
“我砸的我拣，我扫，我再去买。”
看着她穿着单薄的内衣站在那儿抽抽噎噎地哭，我也不忍。“行啦，别哭了。”她越发委屈地哭得伤心。
“行了，别再哭了！”我提高嗓音喝道：“不许再哭了！”
她的哭声小了，没了，仍在流泪，因为竭力忍也忍不住，虽无声脸仍是一副哭相。“拿簸箕来，把地上收拾了吧。”我弯腰拣起两半摔断的马身，又拣起一本撕坏的书。
她吸溜着鼻子拿了簸箕和笤帚哗哗地扫一地碎屑。
我拾起摔碎了玻璃蒙子的小钟，放到耳边听了听：“还在走呢。”杜梅拎着笤帚鼻子嚷嚷地说：“明天我拿出去换块表蒙子。”“再别闹了咱们。”杜梅偎在我怀里低声说，“再这么闹下去，我真害怕。”“以后我一定对你发好的，决不再惹你不高兴。”第二天早晨起床，她又说。星期天一早她就出去了，我醒来后一个人躺在床上，窗外秋日和照的阳光，射在我脸上，有一股暖意，令我想人非非。我想到我的未来，我希望自己能操纵命运。
走廊传来鸡的咯咯叫声，接着是一片惊呼和杂沓奔跑的脚步声。我从窗户看到一群邻居的孩子在捉一只血淋琳的鸡。然后杜梅出现在视野，她拿着一把雪亮的菜刀，在草丛中东扑西扑，跟着孩子们转着一棵树仰脖张望，又一窝蜂地跑进树丛深处消逝了身影。片刻，她头上粘着树叶草屑从树丛里出来，仍拎着那把一尘不染的菜刀，表情失望。
原来是她雄心勃勃地想杀一只鸡，可还是给那只负了重务的鸡跑了。跑了就跑了，它中了我们吃别的肉。“我安慰地。
她还是很扫兴，嘟嘟哝哝怨自己笨：“那刀没割到地方，手软了，应该一刀先把头切下来。”
她拿瓶很贵的“郎酒”，说这是她给我买的。“你不是爱喝酒么？喝就喝好酒。”其实我并不喜欢酱香型的酒，包括“茅台”，那种过于浓郁的香气令我恶心，尤其不堪回味。可我没说什么，拿起那瓶酒端详着表示欣赏。我提议我们到外边去吃上一顿，她十分欣喜。从结婚后我们就很少去外面吃饭，也许这是现在我们的关系显得不那么浪漫的原因之一。我们打开报纸看街上现在正在演什么电影，准备饭前去看一两部受到吹嘘的片子。
我们都想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有一些情调。我甚至陪她去听音乐会，我们像多数人一样盲目地认为西洋音乐是高雅的东西。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仅能接受柔和一些的小的琴和钢琴。
那天很不幸。整场音乐会都是歌剧选段。
尽管如此，我们听得很认真。当女高音不无炫耀地在她的高音区萦回不止时，我发现杜梅闭上了眼睛。初还以为她不堪忍受，继而发现她深深受了感动，睁眼时眼眶中充满泪水。
我相信这并非是受到了歌唱的感染，她对意大利文和我一样一窍不通，一定是剧情使她悲悯，那是《蝴蝶夫人》中的人一段咏叹调。如此一想，我也觉得那段旋律扣人心弦。
接下来不管台上走马灯似地轮换等台的男女胖子们唱什么，我们都沉溺在同一种情绪中不能自拔，哪怕是在唱《费加罗的婚礼》这样的轻歌剧。
实际上我们已不在听了，仅仅是在一种宜人的气氛中遐想，犹如躺在波涛上，眼前华丽景象可以使我们貌似受到吸引借以摆脱无端忧郁的困窘。
在看一部通俗得只能说是胡编乱造的故事片时，杜梅索性呜呜咽咽地哭出声来，当时女主人公的厄运刚露萌芽，同看电影准备了手帕的女人们还都镇定自若，她便抢先一步哭了。
当女主人公苦尽甜来，安享富贵，全电影院哭成一片的女人们都被涕而笑时，她仍是哭泣不已。
散场时，她是那群红眼兔子中眼睛最红的一个。
我知道是什么使她这么易动感情，但我无法安慰她。我已经尽力做到善待她。那夜之后，我们从未再吵过一次嘴，相敬如宾，每到谈话出现争执的苗头，必有一方停下来，不再说话，或是干脆附和对方。我们同出同入，夫唱妇随，惹人羡慕。若不是我坚决、近乎粗鲁地拒绝，居委会险些把我荐上去竞选全市“好丈夫十佳。”
杜梅决是对我微笑，直到我对她报以同样的一笑，才放心地继续去干别的。即便是在做爱过程中，她也不忘准时对我投来一笑。我们去潘佑军家玩过几次，他那个汉奸妻子做作到了令人作呕的程度，总是当着我们面表示她和潘佑军多么如胶似漆，无论是那么窄小的一张椅子，她也要和潘佑军挤着坐——
那是在她家呀！无论是多么小的一块食物，譬如半个苹果，也要你一口我一口像鸟一样地互相喂。我毫不夸张地说，她称呼潘佑军就像宋美龄称呼蒋先生一样叫：“大令。”
到她家里只给喝速溶咖啡和酸葡萄酒这些我都不说了。她喝酒时能把冰块嚼得嘎巴嘎巴响就可以知道她的牙齿是从小吃什么锻炼得这么结实。
我特别不能容忍的就是她说话居然有口音，。一个货真价实的本地丫头，中国话词汇单一得只会说：“很有趣儿。”
杜梅就很欣赏她。当然她还没俗气到喜欢白兰地和毕加索。她只羡慕她能如此外露地表现爱情。当我批评她装腔作势和娇柔造作时，她便为她辩护：“女人就是这样，爱一个人就真爱。只有男人才会觉得这过分。”
“这不叫爱，这叫演戏，演给别人看。”我反驳她。
“总要有所表示，否则怎么才能让人知道？”在这点上，她一向执拗。“不说，不做，我怎么知道你爱我？”
“可即便是说了，帮了，也未必就证明了谁爱谁。这一套花花公子和浪荡娘们儿最拿手。”
“我宁肯被一个人甜言蜜语哄骗一时，也不愿一个人沉默一辈子哪怕他心里爱得最深。”
有时她也学潘佑军的老婆，怯生生地走过来坐在我腿上，我也不撵她也不说话，坐了一会儿，她便没趣儿地自己走开了。她夜里常做恶梦，我经常被她的搐动和呻吟弄醒，拼命摇她，她才从恶梦中惊恐万状地醒来。
她很爱给我讲她都做些什么令她恐惧的梦。都是些荒诞不经、超现实的梦，很多是发生在欧洲。我有印象的其中之一，是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她在捷克领导了一次武装起义。反抗谁不知道，反正是些穿呢子大衣拿自动枪的男人。起义失败后，她在城里受到追捕，几次中弹都没死，从尸堆里爬出来，然后找到了残存的队伍和撤退的德军一起撤往德国。在翻越阿尔卑期山时累得精疲力尽，队伍里有很多她们医院的人，包括贾玲。好容易撤到了德国边界，边界那边的法国已经全都解放了，斯塔隆领着一帮弟兄在巡逻，而且一眼发现了她，机枪就扫了过来。她一边气喘吁吁地又往山上跑，一边想：不行，我得叛变了。但是贾玲她们还是一副坚持到底的大无畏样子。后来醒了，回到中国。
还有一个梦是一群皮夹克党在城里杀人放火，无法无天。她在街上简直是失魂落魄，拼命想跑回有人站岗的院内，可院门都关了，她只好找地方爬墙。终于进了院，又发现院内气氛很阴森，院长、政委嘀嘀咕咕，她一下就明白他们想里应外合。于是想到家里安全，就想回家，可在黑洞洞的走廊总也找不着自己的家，推开一扇门不是，推开一扇门不是，里面全是正在密谋的武装匪徒。她忽然发现自己走错了地方，家在窗外另一所房子里。她跳窗奔向另一处房子。一进门，发现进了匪徒总部，再想跑已经来不及了，枪打得她睁不开眼……无数人压在她身上，压得她透不过气。
我从来没在她的梦中出现过。
有一次，她在极端恐惧中，曾在梦中找过我，到处找找不着。所有人都不告诉她我在哪儿。街上有几个人很像我，她认错了人，那些男人拉住她就要非礼。非要如此这番后才告诉她我在哪儿。她答应了其中某些人，可那些人事后还是不告诉她我在哪儿。她的血流在床上，连被子都给搞脏了一块。她一声不响地拆被子撤床单，泡在冷水中，用手攥着一点点搓洗，直到全部洗净。她疼起来的时候，脸色苍白，佝偻着腰，咬紧牙关闭着眼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仿佛挺不过这场磨难了。
这时我就静静地坐在一边注视着她，整日不发出一点声息。我每天晚上都喝酒，不管什么酒，只要够度数就行。她先是陪我喝几口，怕我喝多了，就把剩下的自己喝了。后来她自己也喝。经常是我们俩人很随意地就喝光了一瓶白酒。然后眼睛通红地互相凝视，醉醺醺地上床，不到八点就昏昏沉沉地睡了。就像童话中两个贪心人挖地下的财宝，结果挖出一个人的骸骨，虽然迅速埋上了，甚至在上面种了树，载了花，但两个人心里都清楚地知道底下埋的是什么。看见树，看见花，想的却是地下的那具骸骨。“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不爱我的？”
半夜，她忽然问。
我没说话。“是那次我轰你的朋友？”她自顾自地说，“还是那次我骂你没本事挣钱不如我多之后？”
“行啦，你睡觉吧，瞎想什么？”
“还是更早，那次我夜里跑出去当着好多人和你发脾气之后你不爱我了？你不会是从一开始就不爱我吧？”
“当然不是，我现在还爱你。”
“你别骗我了，我知道。”她平静地说，“我感觉得出来，你现在早就不爱我了。”
“那我为什么现在还和你在一起？”
“那是你怕伤我，怕我出事，这说明你还是爱过我的。”
“……”“我不会总缠着你。”她隔了一会儿又说，“放心，我只要你再给我三年，把你最好的三年给我，三年之后我就让你走，跟你离婚。”“别胡说了。什么事都没有净瞎琢磨。”
“三年，就三年，有三年我就知足了。”她喃喃低语。
这个月的晚些时候，潘佑军离婚了。
那天，我和杜梅从我父母家做客出来，顺道去看看他们，杜梅借佑军妻子的一本美容书还要还她。
到了他们楼门口，就看见路边停了辆卡车，有几个男人从楼里抬出家具、电器往车上搬。
上了楼，才发现那些家具是从他们家搬出来的。潘佑军和他老婆都在，潘佑军还叮嘱工人：“别动冰箱，冰箱是我的。”
看见我们，他迎了上来。我问他是不是要搬家。他说“哪儿呵，离了，我们离婚了。”
我以为他是开玩笑，先还不信。他说真是离了。还扭头叫他老婆证实“是不是离了？”
那女人回头看见我们，证明道：“是离了。”还朝杜梅一笑。虽然我对这女人有看法，但还是感到突然。
“怎么说离就离了？”“可不说离就离了。我们不像那些俗人，还得打几年。”潘佑军无所谓地说，“你不是也挺瞧不惯她？我更瞧不惯她。”接着又补充一句：“她早在外边有人。”
这时，那女人走过来问潘佑军：“我那大瓶法国香水呢？”
“不知道，”潘佑军摇头，“没看见。”
“卑鄙！”那女人横潘佑军一眼，扭身走开。
潘佑军笑着对我说：“偷了她好几件东西，回头她还有不见的玩艺儿呢。”那女人和杜梅说话，给她写了她的电话和新住址、让杜梅以后找她玩去。那本美容书就送杜梅了。
潘佑军对我说：“以后你也来找我玩吧，这儿清静了。结婚没劲，现在我逮谁跟谁说。
幸亏当时没要小孩，现在看来这点还是比较英明的。“他又跟我开玩笑：”你也离了得了，回头再劝肖超英也离了，咱们几个光棍住在一起多乐儿。“
看到杜梅转过身来，他又改了口气，诚恳地说：“别听我的，能不离还是不离，能凑和就凑和。你可不知道离回婚多伤身子骨，虽然咱们都是想得开的人。”
回到家，我一直没说话，杜梅也懒懒的不开腔。看得出来，她受惊的程度比我严重。
第二天，我正站在窗前边抽烟边看着外面几个小女孩在扔沙包玩。她在一旁开口道：
“特羡慕吧？”我看她一眼，没理她。
“特羡慕人家说离就能离了，是不是觉得我特赖，没潘佑军老婆那么好说话？”“你知道个屁。潘佑军老婆早在外头有人了。”
“你是不是也就差在外边有人了？”
“你是不是又想跟我吵呵？别没事找事。”
“有话别不敢直说，蹩在心里再蹩坏了。瞧人潘佑军，多男子汉，敢做敢当。”“没精神跟你吵架。”我离开窗口，坐到沙发上。
她又跟了过来：“瞅着我烦是么？连吵架都不爱跟我吵了。留着精神跟别人使去。”
“你存心找荐儿怎么着？潘佑军俩口子离婚你冲我撒什么气呀？”“你们都是一路货，都不是好东西！”杜梅愤然道，“早看穿了，全是假的，没一样是真的。”
“你才知道呵。”我冷笑。
“对，才知道，晚么？”她往我对面一坐，疾言厉色：“说吧你打算什么时候和我离婚？”
“你真想离？”“真想。”“可我没想跟你离。”我把头一扭。
“那你就对我好点！”她挺胸发怒道，“别一天到晚不阴不阳，死人似的，做这副委屈样给谁看？”
“你叫什么叫？你撒什么野？你还想把家再砸一遍么？”
“那也没什么难的。”她眼圈红红地指着我，“告你小子，别惹我。我为你哭的次数太多了，我这一辈子都没这么哭过——就为了你！”“你真有本事，快赶上三岁小孩了。你这副样子太不可爱了，照照镜子去，你看你都成什么了。”
“别气我，别气我，你听见了没有？”她嘴唇哆嗦，脸颊的肌肉也哆嚎，忽然弯腰使劲冲我没头没脑地狂叫一声：“你别气我！”“你折磨我，故意折磨我，对我进行精神摧残！”
“霸道，你就是这么霸道！你所做一切都是强加于人，而我不吃这一套！”那天夜里我们翻江倒海地吵了一夜，激烈地互相指责。把所有陈芝麻烂谷子都抖落了出来，连平时开玩笑的话也说出来用以攻击对方，唯恐话语不恶毒，不能刺伤对方。“我只爱过你一个人，可我发现，我爱错了！”
“是只我一个人么？不止把？吴林栋也得算一个吧，不提那些我也知道。”“你在认识我之前十足就是个流氓！”
“鱼找鱼，虾找虾，你也不干净。”
“你当年到广州倒过东西，到他妈公安局检举你去。
“你还在背后讲过国家领导人的笑话，告你们政治处就能定你个反革命。”“你什么东西？臭流氓一个！”
“你什么东西？小贱人……我要骂你就太难听了。”
吵到最后，我们什么都骂出来了，就像一对不共戴天的仇敌。我们互相太熟悉了，因而我们刺向对方的刀刃格外锋利，弹无虚发，沉重打击了对方。
杜梅用蔑视的眼光看着我。
我感到体无完肤。那天夜里最终的结果是：分居。我在长沙发上布置了一人铺位——我看也不要看她一眼！
我有一种深刻和失败感，我的荣誉，我的自尊荡然无存，就像一个被奴隶造反推下王位的小国寡君。
如果我压根对她没感情像一个囚犯对他的看守那倒也干脆。事实却不是这样，毋宁说我的感觉更像一个经营不善面临破产的企业老板，一想到真要和她分手，我就难过，就心酸。
“你这就叫懦弱，玩物丧志。”潘佑军对我说。“女人就像眼镜，度数不合适，继续戴着只会损坏视力——哪怕是金丝眼镜！”我现在经常和潘佑军在一起，成天泡在他家。我对他絮叨我的感情，这感情就像一封地址不详的信，屡投屡误，无论是挂号还是专递，最后总是又退回发信人的手中。
“砸手里了吧？”潘佑军抽着烟，对我高谈阔论，“说你像个诚实的寄信人不如说你更像个专门制造伪劣产品的乡镇企业家。用户不买你的账，说明你的产品质次价高。另外包装怎么样？广告做得如问？噢，闭着眼睛挨你坑呵？用户就是上帝你懂不懂？”“我……”我刚要分辩，他打断了我。
“得得得，你甭对我宣传，我也不买你的东西。我了解你老兄，你也就属于那种一次性商品，咱们都属于，可人家女的想买的是耐用消费品，所以矛盾就产生了。你瞧大凡人家有扔筷子扔碗的，没有扔彩电冰箱的就是这道理。”
“你别跟我胡扯了，我这跟你说正经的呢。”
“可不就是胡扯么？光棍在一起还不就是胡扯？”
“谁光棍？我还没离呢。”
“你呀，跟我两个月前一样，就是个怀有二心的丫环，一方面怨活儿累，一方面又贪恋这家给的钱多吃得好。只有两条路，要么老老实实给人家干，要么去他妈的。这老婆我还有一比——记住，将来你要写小说，版权是我的——好比手里这烟。这烟对身体有害是谁都知道的，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抽？皆因一口成瘾。除非你真有毅力，除非你得了肺癌。说戒也就戒了。”潘佑军把烟扔在地上，用脚碾灭，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说：“改抽白面了。”
我笑，望着他：“叫你一说，什么事都成扯蛋了。”“仔细一想不就是这么回事！”他又坐下，活动着十指。“你瞧我，活得比谁差了？刚离婚时也挺难受，可是哥哥挺过来了。
封锁吧，封锁个十年八年，我们就什么都有了。“
他信心十足地望着我：“离了，趁早离了。这样老婆也要不得了。还想检举你，这是品质问题呵！你要张不开嘴，我去替你跟她谈。不离不行，想赖没门，咱上边还有各级人民法院呢。”现在和潘佑军四处去玩。没事就到开公司在饭店里包房的朋友那儿坐着，人家谈生意，我们就和朋友手下的姑娘穷逗，到吃饭时间就跟着一起下楼去吃。
打电话，给全国全世界认识的人不管熟不熟都敲电话，胡扯，开玩笑，要不就骗人家说有发财的生意给他做，弄得好几个远在美国和香港的朋友都急匆匆坐飞机赶回了国——电话通了，开口第一句总是：“你猜我是谁？”
有时我们自己在饭店里敞开了玩，游泳、洗桑拿、打保龄球，甚至在外汇商店买进口巧克力和洋酒，都用朋友的卡签单。朋友被闹得直求我们：“你们饶了我吧。”
“不饶！”我们振振有词地说，“凭什么就你一人过得好呵？皇上还有三门穷亲戚呢。
你要那么多钱干嘛——干嘛？“
“唉，”朋友叹口气，“有两个离了婚的朋友顶上一个小队的日本兵了。”尽管吃得昂贵，玩得豪华，可我不快乐。也闹也笑，可笑完就像被别人笑了一场。
我每天都回去很晚，每天回去杜梅都没睡。一个人开着所有的灯，坐着听收音机。收听的节目十分芜杂，有时是歌曲有时是京剧有时是新闻。
雪亮耀目的灯光下，她像一个魂儿轻飘飘地没有质感。
她什么也不说，我一回来她就立刻上床睡觉。我知道她畏惧黑夜，每天洗完脸洗完脚就等着屋里再有一个人，才敢上床睡觉。每当看到她这副样子，我心里就有某种坚硬的东西在融化，某种被压抑的东西在复苏。我想对她温柔一点，起码和气一点，可她对我那种不搭不理的态度，又使我望而却步，无从表达。我给过她一个笑脸，可她视而不见。
那天，我们在歌厅认识一两个打扮得很过分的年轻姑娘。她们似乎很为我和潘佑军的风采与口若悬河所吸引。我们坐在一桌喝酒，聊得很放肆。潘佑军公然挑逗她们，她们不以为然，反觉得很刺激。后来我们出门叫了一辆车，把她们带到了潘佑军家。我那个姑娘很温驯，又很会制造气氛，讨男人欢心，正是我想像中的那种令人心满意足的效果。
我甚至对她产生了一点怜借之情。
我不感到羞愧，只是一种沮丧，一份没精打采，连占了点小便宜的感觉都没有，只是觉得无聊，像吃了很多又都吐光了之后那种空虚。第二天早晨，潘佑军和两个姑娘又是留电话又是留地址，约时间再来。我一个人趴在床上，脑子空空如也。后来，在上班的路上，我认为自己是够卑鄙的。
下班后我没再去找潘佑军，直接回家了。
门锁着，杜梅不在家。
我开了门进去，随便弄了点东西吃，坐下看电视。我很久没有真正在这个家呆上一会儿了。我边吃边打量这个家。看着看着发现有些异样，也说不上变化在什么地方，只是觉得和我熟悉的那个家不同了，陌生了。我放下盘子仔细瞅了半天，蓦地发现是那些小织物小绣垫没有了。所有家具、器皿都赤裸裸摆在原处。露出原有的质地、纹路、迭痕和污垢，旧了，粗糙了，狰狞了。这发现使我触目惊心。
“新闻联播”完了，杜梅仍未回来。我坐不住了，出门去院里溜达。天已经暗了，灯光球场开着灯，警卫排的战士在和附近一所中学的校队打篮球，球场边围着很多人在看。
我走过去，在人群中发现贾玲。她扭脸看见我，便出了人群向我走来。“看见杜梅了么？”我问她。
“她一下班就出去了，会不会去她姨家了？”她的脸在暮色中带有几分忧伤。“哪儿和哪儿赛？”“你们怎么了？”她看着我。
“没事，挺好。”“何必闹成这样呢？原来不是挺好？多不容易呀，能凑到一起。”我心中一动，不禁感触，要是杜梅能像贾玲这么善解人意，哪怕脾性随和点，我又何至于……
我无言地看她一眼，低头走开。
她又回去看球。将近10点钟，杜梅回来了，大概她在外边看见屋里亮着灯，知道我在家，所以一进屋就是满脸凛然之色。
“回来了？”她没理我。“我觉得，我想了又想，咱们应该好好谈谈了。”
她拿了脸盆毛巾和牙具就出了门，把门“哐”地带上，到水房洗漱去了。我耐心地等她。片刻，她端了半盆凉水回来，放在地上，我拿起暖瓶，她一把夺过去，把半暖瓶热水倒进盆里，自己坐在床上，拘起裤腿，开始脱袜子。“你不想跟我谈谈么？”
两只丝袜一前一后扔到我旁边的沙发上。
“你不要认为我对现在这种样子无动于衷无所谓。”
她两只脚把水撩得哗哗响。
“这是干嘛呢？离又不离，谈又不离，谈又不谈，就打算这么耗到哪天耗一辈子么？”
我蓦地立起，喉头一阵哽咽。
这时，她擦着腿慢悠悠地说话了：“噢，你着急了。你怎么不出去玩了？出去玩多开心呀？何必回来跟我着急？”
“你别用这种口气，我今天是想跟你好好谈谈。”
她站起来，一步跨过洗脚盆：“这不是你惯用的口气？”
她端起脚盆往外走，我把她拦住。“你就不急？你觉得这样挺好，挺舒服？”
“我觉得这样挺好，谁也不管谁，爱干吗干吗，也用不着一天老吵架了。”她出门把水泼在走廊里。
“算了算了。”我站在原地对自己烦躁道，“离了算了，这样也没意思。哎，杜梅，我们还是离了吧。”
杜梅拎着盆进来，把盆“咣朗”一声扔进一摞盆里：“不离，你有本事就让法院判吧。”
你这是折磨谁呢？这么做你自己能得什么好处？“我跟着她的走动转身。”好玩。“她说，上床铺开被子拉到肩膀上躺下去。”就想看你难受。“她躺下后忽地又坐起，冲我大声说：”这回你甭想让我向你认错！“说完蒙头大睡。”喊——“我哭笑不得地走到沙发前脱衣：”不谈算了。“
第二天晚上，我正躺在长沙发上就着台灯看书，她下床主动走过来对我说：“我想谈。”
我连忙和下书，坐起来，眉开眼笑：“想谈好呵，坐吧。”
她坐到一边的单沙发上，垂着眼睛问我：“你说咱们的感情还能维持么？”“照目前这个样子，我觉得没必要维持。这些天，我也很痛苦……”我伸手拿了一支烟，看到她诧异的目的，不由尴尬。“呵，我说的是这也是我所不希望看到的。”
她拽过我被子上的毯子盖住自己。“怎么搞到这一步的？”我问她。
她摇头：“不知道。”“当初我和你结婚的时候，我没想到短短几个月后就会变成今天这种样子，当初我以为是个……幸福美满的结局。”说到这里，我动了点感情，眼睛也湿润了。
杜梅察觉到我的情绪变化，向我投来忧郁的一眼。
“我也是。”我接着往下说：“为什么我们总是争吵？为一点小事就吵？和那些平等关系的人我们都不这样，都比较客气，善于容忍。偏偏我们反而互不容忍。”
“不知道，不知是怎么回事，别人说什么哪怕冷嘲热讽我都不生气，就对你，我不能容忍你对我一点不好。”
“可在一开始，你什么都能忍。”
“那不一样，那不同。不单是我，你在那时对我也不像现在这样。那会儿你……那会儿你很温柔。”
“我一直就是这样，并没有这会儿和那会儿的区别。我以为你那会儿很欣赏我这点。”
“你的意思又是说责任在我了？”她怒气冲冲地反问。
“不是，我是说我们都有责任。”
“谁的责任更大一点呢？哪会儿你对我什么样？现在你连多看我一眼都不愿意，我想和你亲热点，可你毫无反应。”
“我不愿意结婚后两个人还老是那么酸溜溜的。我有我的感情表达方式。你非逼我那么做我别扭。我有自己的好恶，我有权利按我自己的意愿处事为人，你不能强迫我，这也不代表我一定对你怀有反感。”“可你过去不这样。”她坚持道，“我们刚好的时候，你每天都亲我、抱我，就愿意一天到晚和我在一起，哪怕什么都不干，光呆着。那时候你说想我爱我一点都不难为情，张嘴就来，为什么你现在就觉得这一套酸了？”
“根本没有‘那时候’！这一切都是你的幻想！”我尖酸刻薄地指出，“你对现实失望，就躲入过去，没有一个过去，你就制造一个过去，在梦呓中把过去想像得无比辉煌，无比灿烂，一方面降以自慰，一方面借此指责我——自欺欺人！”
“你连事实都不承认？”
“好啦好啦，不争了，再急我们就又吵起来了，就算过去有……”“不是就算，而是就是有！”
“就算有，难道你现在还想让我像过去那样：每天对你表忠心，痛哭流涕地跪在你面前，一天八百遍对你说：我爱你我爱你，没有你我就不能活——你烦不烦呀？”
“我也没有非说要把这搞成仪式，形成制度。事实是你现在根本不爱我了，不是形，是从心里讨厌我。你为什么这么讨厌我？我哪点对不起你了？”
“这不是事实。”“就是事实，别以为别人都是傻瓜，看不出来，我对你还不够好？伺候你你伺候你喝，每天把一切都给你弄得好好的，家里的大小事不都是我在忙，用你操过一点心么？瞧你都胖了，还不满足？你满世界打听打听去，上哪儿找我这么贤慧又能干的老婆？急不得人家说男人全是人家好——你找个潘佑军那样的老婆试试，就你这样的一天和她也过不下去。”“我没有否定你的丰功伟绩，我承担你做了很多事情。话又说回来了，这不是都是你该干的？你是主妇呵，在这个位置上你要不干，每天好吃懒做，走东家串西家，横草不拿竖草不拈油瓶子倒了都不扶——你不能把应该做的算成恩德，你得算丑表功吧？”
“我不是想给自己评功摆好。我做这些事是应该，我为你做我也愿意，再苦再累也心甘。人家图什么？不就图你念个好儿，别做了跟没看见一样。可是你呢？倒成冤家了——我寒心！”我倒一下给她说愣了，没词了，一肚子要和她好好理论一番的想法都被风扬了。我只是说：“这是你的逻辑，典型你的逻辑……”“甭管谁逻辑，对不对呀？你不是说说：服从真理。我今天也不是要跟人算账的，目的还是想把这个家维持下去。从你刚才说的话来看，你还是爱我的，对我有感情的，我没说错吧？”“是，当然有感情，这么长时间了。可这个问题十分复杂。”我想了一下，尽管这个话很难说，但我还是决定开诚布公，不要最后又糊涂了事。“我看没什么复杂的。”杜梅又说，“只要感情还在，我们双方又都能从今天起从头做起，重新做起，就不会再出现今天这种情况。”杜梅又很认真地对我说：“我发现一个问题，我们总说‘双方’、‘双方’，好像是在谈判，其实我们是一家人。”
“你还爱我对么？你还爱我对么？”她反复盯着我问。
我发觉当我面对她时我缺乏应有的勇气和坦诚。忽然，我的思路顺了。“这与感情无关，这是两回事，虽然我还爱你但我照样无法忍受。你别打断我听我说完！我承认你对我生活上照顾得很好。给我吃给我跑，婚后比婚前生活水平提高很多，这我不抱怨，瞧，我都胖了。但，我说了你别生气呵，但我不是一个衣食无忧就完事大吉的人。和你在一起，老实说，我精神上感到压抑。”我停下不说了，喝水。
她说：“可是我并没有从精神上管制你，我还是想方设法想创造一个愉快的环境的，没事我们不也常去看电影，听音乐会？”“这是两回事。”“怎么是两回事？我觉得是一回事。你觉得我在思想上不关心你？”“不是！”我直接大声道，“我觉得你在思想上太关心我了！都快把我关心疯了！一天到晚就怕我不爱你，盯贼似地盯着我思想上的一举一动。稍有情绪变化，就疑虑重重，捕风捉影，旁敲侧击，公然发难，穷原间委，醍醐灌顶，寸草不生，一网打尽。杜小姐，你不是对我不好，你是对我太好了！你对我好得简直人粉身碎骨无以回报，而你又不是一个不要求回报的人！”“我没听明白，你这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
“夸你呢！说你好！你对我情重如山而我使尽浑身解数也只能是高山仰止。你对我的‘好’给我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不客气地讲，你用你的‘爱’就象人们用道德杀寡妇一样奴役了我！我那么在乎每天下班回来能捏着小酒盅啃猪蹄子你坐在旁边含情脉脉地指着我？
我那么在乎冬穿皮夏穿纱那么在乎被窝里有个热身子？向往的是想心所想，为心所为，不赔不嫌，平安周到。“”我明白了，你是怨我没有给你乱搞的自由。“
“我操……好，好，你要非往这庸俗下流去想我也没办法。唉——有时候真是还不如和没心肝的人混在一起来得痛快。”
“我觉得人有点变态。对我好还不行？非得对你恶狠狠的一天打着骂着你才舒坦？”
“两回事，不说了。”“我看你也没什么可说的，不通嘛。”
“好吧，还是用你可以理解的词句说吧，我不爱你了，我不愿意这么过下去了。”
“……”“你别激动。”“我不激动，我没事，眼泪早哭干了。我不相信你的话，你说的不是真心话。我知道，你还是爱我的。”
“我说的是真心话。”“不是。”“是！你现在这样已经不能激起我真挚的感情了。”
“可你当时选择了我，不能才过了几天就变卦。”
“我当然可以变，因为人，你我都在变。”
“你认为你当初选中了我就是错的？”
“当初选你是对的，现在不选你也是对的。我没卖给你。你不能像……你是什么呀？信仰、国籍、姓名？你给我说一个不能变的东西？性别都不是一成不变了。”
“我们的结合是有婚姻做保证的。”
“婚姻可以解除，协议可以撕毁，承诺可以推翻。我不喜欢不中意了，一切纸上的东西都是一纸空文。”
“就是说，你下决心了，不计后果了？无论我说什么，做什么都无可挽回了？”“我觉得，我确实觉得，我们目前还是分开的好。我们不合适，在很多方面存在分歧，从根本儿上，我们是两种人，继续绑在一起，分歧不但不会缓和，矛盾还会愈演愈烈，最终才是真正的无可挽回。也许分开后，我们冷静了，有了更多的比较和思考，没准将来还会走到一起，起码会成好朋友，人生知己。人生不过百年，最后仍要分手，永世不见，我们不过是提前了5分钟而已。这一生能认识你，我也很幸运，我会到死都想着你的。使我一生中的一段时间有过快乐。能被你这样优秀的姑娘爱过我觉得没白活，很好。希望你对我印象也别太坏，权当是不小心被蛇咬了一口……”说着说着我的语气就开始变得无耻，我完全没料到就象今天晚上我开始谈时根本没想要和她离婚。
第六节
“反正狗不咬你这条腿也白长在你身上，百年之后仍要变成一根本白骨。创伤都在肉上，而肉总要烂的，与其活生生腐烂，不如喂狗。再去找一个嘛。你瞧人家潘佑军两口了，离就离了，没什么痛苦，现在都有新人了。感情是不变的，对象可以替代，就像一江春水向东流，此路淤塞，改选而行，反正我总是要向东流。”
杜梅含泪道：“有人可以不爱谁了，或人家不爱她了，再去爱一个，我不行。”“你可以的，你没试过怎么知道不行？吴……”我犹豫了一下，吞回了下半句话。“我没爱过他！”杜梅尖厉地说。“我跟人睡过觉也不代表我就爱他——我只爱你！”
“你太执著了，这样对你不好。”我对杜梅说，“我们都一样，总是把最新一这一个当作最爱的这一个。
“不是这么回事。”“不争这个问题，睡觉，已经不早了，抓紧时间还能睡两个小时。”我在长沙发上躺下，对杜梅开了句玩笑：“再见吧，来世再见。”她的眼泪刷地下来了。
她坐在那只沙发上动也不动，呆呆地不知在想什么，我再三劝她去睡，她就是不肯，只是说，“你睡吧，我再坐会儿。”
她想一会儿，眼角就沁出泪花，于是用手背抹去，又想。
她对我说：“说一千道一万，理由只有一条：你玩够我了。”
我迷迷糊糊地快要睡着了，也没听清，嗯嗯地点头。
那盏台灯很刺眼，我翻了个身用被子蒙住头。
她又在那边说话，似在感叹。我听到长长的叹气声，我很快睡着了。我再次醒来，天已经蒙蒙亮了，房间里有些朦胧的光线，台灯仍旧开着，台灯猩黄夺目。
杜梅俯脸全神贯注地望着我，眼神中带着一种深究的意味。“你干嘛？”看到我睁眼开口，她后退了一步，这时我看到她手里拿着那把锋利的菜刀。“你干嘛！”我顿时全醒了，挣身欲起，这时才发现我的手脚都被她用晾衣绳捆住了。我奋力挣扎，她上前一把按住我，将菜刀横在我脖子上。
我大怒，高叫：“你放开我，放开我！我看你敢杀我！”
我的下巴碰到了冰凉锋利的菜刀刀刃，声音顿时低下来，转而威胁她：“你要考虑一下法律的后果。”
她平静地说：“不考虑。”
“你要干嘛？”我软下来，“有什么话好好说么。”
“不干嘛，我就是想问问你到底还爱不爱我，听你说句真话。”“可是我在屠刀下是不回答回题的。”我趁她一松，再次奋起，再次被她刀架着脖子躺下去。
“你还挺坚强。”她莞尔一笑。
“那是。”我甚至有点自鸣得意，待发现自己的处境，又火冒三丈：“你等着。”“你看不看我？”“别演戏，说真的，你一生都在撒谎，死到临头就说句真话。”“不爱不爱——不爱！”“你爱过我么？”“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这时，一道晨曦从窗帘缝中射进来，像舞台上的一束追光打在她脸上，她的脸被照亮了。我魂飞魄散，那是一张陌生的脸，用冷酷生硬的线条和痉挛的肌肉构成的脸。
“说你看我。”她命令道。
“我被割破了。”“说你爱我！”惨忍和疯狂在她大睁的双眼中像水底礁石露出，赫然醒目。“我爱你。”我被刀压得几乎透不过气来，声音喑哑。
有人“咚咚”敲门。“救……”我的喉咙咕噜响了一下。
“你要叫，咱们就死在一起。”
她把刀背在身后去开门，露出一道缝问：“什么事？”
一个女人急切地说：“陈医生叫你马上去，八床昏迷了，问你昨天怎么给的药。”“糟了，我忘了给药。”
“你马上去吧，陈医生都火了。”
“好好，我马上去。”杜梅放下刀，六神无主地在屋里团团转换鞋换衣服，一阵风似地冲出去跟等在门外的那个白衣白帽的护士跑了，临出门把门锁“哐”地一声重重带上。
两双高跟鞋的“嗒嗒”奔跑声在走廊里消逝了。走廊里有人开门，走路。“救……”我喊了半句，感到羞愧，闭嘴不再出声。
我扭着身子，十指抓挠想解开腕上的绳扣，她捆得很紧，系了死结，我手指都酸了也无法解开。
我一滚，摔到地上，坐起来，看着脚腕子上的绳子，想用牙去咬，可无论怎么弯腰佝首也够不着，我真恨自己平时缺乏锻炼。屋里已经很亮了，我用屁股蹭地像划船一样一点点挪到床边，挺腰站起来，一头载在松软的床上。
这短短的几步路已使我累得气喘吁吁，我闻到床被中杜梅身上的气息，这时，我感到屈辱。
我在阳光中趴在散乱的被中默默流泪，手脚和脖颈上的疼痛像虫牙啮咬着我的内心。一阵阵汹涌袭来的巨大悲哀吞没了我。我觉得我太惨了，太倒霉了，简直就是个可怜虫。我的一生都是这么被人捆绑着，任意摆弄。
一种悲愤油然而起，我停止了哭泣，心像浸泡在刺骨的冰水中阵阵紧缩。我冷眼瞬睨厄运，已不再委屈，自怨自艾。我感到坚定，情感凝固犹如重创之后的厚厚血闸，我将悍然拒绝——对一切！上午十点，我一头撞破了窗户上的玻璃，满面鲜血，像人们狩猎归来缴获的兽头悬挂在墙上。
正在外面园子里玩的几个小孩，当场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我始终神智清醒，看着人们惊慌地跑来，七手八脚地把我抬往急救室，路上费力地解开我手脚上的绳子。打麻药缝针时，我仍清醒得像块干净的玻璃，第一个微小的疼痛，针扎进皮肤，线在肉里穿行，甚至人们抬我时攥着胳膊的一只手稍稍用了点力，我都感觉到了。
我躺在病房里，每一秒时光的流逝都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印象。我伤得不轻，右耳被落下来的玻璃削掉了一块，双颊各有一道很长很深的口子，加上脖子上的一处割伤，缝了70多针。我想我有权利对别人粗暴一些了。
隔着两栋楼，一个花园，无数堵墙壁，我就对杜梅闻讯后向这里奔的神态看得一消二楚。她不住地流泪，不停地对贾玲辩解中我没想真砍他，我就是想吓唬践唬他，让他说实话。他老爱开玩笑，人以为他这次还是开玩笑。我一直在等着他对我一笑，说没事了，跟你逗着玩呢。我一直在等着……“她进了病房，眼睛哭得红肿，躲躲闪闪地不敢上前，向隅而泣。她擦干泪，上前看我。我脸上伤口疼，不能大声说话，就用手推她，用脚踹她，她忍疼坚持在床前，一步不退。
她亲自端碗喂我吃东西。
我吃一口，对她说一句：“滚，你滚！”
“我和你离婚。”她低着头站在床前小声对我说，“你一出院我们就离婚。”贾玲找我说了很多，希望我原谅杜梅。她声情并茂地说了一大通后。我对她说：“你也滚。”
烧退了，还没拆线我就出院了。杜梅早早为我准备了一个箱子，里面装了我的全部衣物，家里的全都现款和存折也都在里面。我拎着箱于就走，对迎面而来和我打招呼的医护人员一概置之不理。杜梅在贾玲的陪伴下，一直在后面过远地跟着，目送着我出大门，看着我在街上叫了一辆计程车。
当我钻进车里坐定后，司机刚要开车，她离开贾玲一个人跑上来，脸贴着玻璃睁大眼睛凝视我，如同照相机深幽的镜头，要把我的面貌纤毫不差地拓印下来。
汽车开走了，她一下拉出老远。
我回到父母家，沿途看到我的人，无不骇然。
冬天，寒风凛冽，我一个人坐在家看书，听窗外的北风呼号，有时电话铃响，响了一阵就没声了。杜梅给我写过几封信，我看也没看就烧了，我不想激动。
离婚的事正在进行，街道的办事员一定要我们亲自去谈一谈，而我现在这样没法见人，就暂时拖着。
我的伤口愈合得不错，给我缝针的那个医生，是她们医院最好的整形外科大夫。拆了线后小感染了一次，后来就全长平了。我对着镜子看，不仔细观察几乎看不出刀口，仅仅疤口的颜色比周围皮肤的颜色稍红一点。我的脸型因此有所改变，真正刀削般地富于棱角，倒比我过去骠悍了一些，不免窃慰。为了掩饰那只残耳，我圈了一头长发。
过了年的一天中午。外面还不时有零星的鞭炮声。潘佑军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杜梅找他，让他告诉我，她有事要见我，她给我打电话我总不接。
“你问她有什么事。先说清有什么事。”
“她就在我这儿呢，要不让她自己跟你说。”
我刚要再说什么，潘佑军已经放下话筒。
话筒里传来贾玲的声音：“她怕你，不敢跟你说话，让我跟你说，她有要事一定要见你。”
“有什么事就在电话里说吧。”
“不行，这事电话里说不清，一定要和你当面谈，你就见一面怎么啦？至于那么深仇大恨么？”
当时，我正在和我过去十分倾慕但始终没勾上手的一个女同学聊天，她如今也是残花败柳了，刚离了婚，也不那么清高了。我不愿意此刻有人来打搅。
潘佑军接过电话说：“你干嘛呢？是不是有事？”
我看了一眼那女人，说：“没事。”
“没事就见一面呗，人家大老远的已经来了，别弄得事儿似的。”“……好吧。”我说，“你让她们过来吧。”
十分钟后，听到她们上楼的脚步声，然后敲门。
我开了门，看到她们穿着大衣，戴着围巾。一副生客造访的拘谨，杜梅比过去憔悴了，脸色暗黄，和贾玲冻得喷红的光滑脸蛋恰成对比。她看到我那个女同学没什么反应，默默地坐到一边，倒是贾玲无所顾忌地看了人家几眼。
女同学说：“你这儿要谈事，我先回去了，一会儿再来。”
“好吧。”我没更多表示。
女同学走后，我又看了眼杜梅，问贾玲：“什么事？”
“你跟他说吧。”贾玲对杜梅说。
杜梅看我一眼，张了张嘴，又垂下眼睛。
“还是我说吧。”贾玲道，“她想求你一件事，陪她去见一个人。”“什么人？还得我陪她一起去见？”
贾玲看看杜梅：“我看这件事也不能再瞒他了，否则也说不清楚。”杜梅点点头。“我全告诉你吧。”贾玲说，“这个人是她父亲。”
“她不是没父亲么？都死了。”我看杜梅。
“没死，她妈妈死了，她父亲还活着。”
“活着？为什么不早说？”
“不早说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自己父亲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
“这你就不必打听了。”贾玲道，“她父亲想见你，所以请你劳驾务必去一趟。”“我觉得没必要。”我看了眼杜梅说，“过去要见还可以，现在我已经和她没关系了，我去算什么？”“请你务必帮这个忙，就去一趟，装装样子，不要求你别的，完了你就回家——因为她父亲快死了。”
“我装不了，装不象，她父亲死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不该这么不善良，不该这么冷漠。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有点起码的同情心和……不说是助人为乐吧。这是一个临死的人对你请求。就算杜梅有什么对不起你的。伤害了你，可她父亲……”“你少跟我来这套！少跟我说什么同情心和善良！指责我？你凭什么指责我？我不善良？对，我就不善良了！同情心？谁同情谁呀？谁知道打哪儿又冒出个快死的爹来？谁知道你们想干嘛？你以为我那么傻呢？你们说什么我就信什么。”
“算了贾玲，”杜梅第一次开口说话，“他不愿意去就算了，反正也没一两天了，我编个借口哄得过去。”
“不行，必须让他去。这点要求他都不能答应，那他还算个人么？都告诉他得了，反正这次完了各走各的路，他知道了，也没什么。”贾玲对杜梅说。
“她父亲……”贾玲刚开口，杜梅便打断了她：“我自己说吧。为什么一直没告诉你我父亲的事。因为他犯了罪，是个犯人，一直关在监狱里。他把我妈妈杀了，用绳子勒死的，他想和他的一个学生结婚。因为他对国家的一项事业有特殊贡献，上面有人替他说了几句话，所以就没杀他，判了无期徒刑，从六五年到现在——他今年有70了吧？”杜梅掉脸问贾玲。
“整70.”贾玲说。“我妈妈比他小11岁。我不太记得她了，只看过她的照片，不漂亮。”那天风很大，街上的人都被刮得腾云驾雾地走。我穿着大衣竖起毛领，戴了一个大口罩，跟着杜梅换了几次车，到了一所医院。这医院过去是公安部的直属医院，现在交给了地方对市民服务。但仍保留了一个病区，专门收治一些高级犯人。“四人帮”及各个历史时期的反党集团重要成员都曾在此就医。
那个垂死的老花花公子已经不能说话了，像具木乃伊躺在病床上，盖在他峰上的被子没有一点隆起。他的眼睛仍很有神，一望可知他当年一定是好种能力和欲望都很强，敢想敢干，习惯于支配别人的人。
尽管他已经形销骨立，仍可依稀看出他当年的风采。杜梅骗了我，她其实相貌酷肖其父。
我允许她挽着我，并肩站在老人床前。
老人的那只手从被子底下伸出时，我吓了一跳：似乎是一只断手，不和他的身体任何部位相连，桔瘦、灵活、相当有力。他一把抓住我的手，紧紧攥了一下，像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暗示。他的眼睛露出些许笑意，接着像字幕一样轮换出现恳求、乞望和信赖的神情。最后出现了一股凶光，一道咄咄逼人的锐利寒光，我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威胁，一个警告。他的眼光露淡了，像关了电源的电视屏幕渐渐变黑，他的手也无力地松开，耷拉在床边。“
他急促地呼吸，喉咙发出“呼呼”的痰声。一个医生进来看了一眼，神态平静。没有一般病人临终前手忙脚乱的各种措施，人们似乎并不着意抢救他。
“你恨他么？”出来的时候我问杜梅。
她没有回答我，指着一个正在医院门口的水果摊上挑桔子的臃肿的老年妇女说：“这就是他爱的那个人。”
“离你就下决心离，要么就不离，离了也别再另娶，天下乌鸦一般黑我还告诉你！”潘佑军一本正经地望着我。
“你就别再跟我说这些提纲挈领的话了，我本来就在犹豫，再叫你一撺掇，更拿不定主意了。”我一根接一根抽烟，把手里的一个硬币抛上抛下。
我们协议已定，正式办了离婚手续。那天杜梅穿得很俏丽，薄施脂粉，我想她是不想使我伤感，搞一个凄凄惨惨的告别式。她的性格中有一种刚强的东西，或者不妨说，她也有很自尊的一面。收了大红结婚证，发了黄皮书，我们客气地感谢了办事员，一同走出办事处。
“就在这儿告别吧。”她含笑向我伸出手。
“不，我送送你。”我跟着她往东去的公共汽车站走。
“不必，就在这几分手很好。”
街上行人不多，空气干冷，一些建筑物上还插着节日后未曾撤除的旗帜。“反正我还要去拿些东西，就一起走吧。”
公共汽车来了，我们上去，我为她占了一个座儿。“我站着可以。”她还要推辞，我不由分说把她拽在座位上。一路上我们都没说话。到了医院门口，我把口罩戴上。
屋里很冷，暖器不热，我们都没脱大衣，杜梅倒了两杯热水，一杯给我，两手捂着滚烫的杯子对我说：
“不用一分为二地半斤八两分了吧？你看着什么好就拿什么，我都无所谓。”“我就拿几本书走，其余的都留给你。”
“不用。”她态度坚决地说。“留给我也没什么用，值钱的你统统拿走。”“拿走我那儿也没地方搁，你又何必再花钱置。”
“那好，算先存我这儿，你什么时候需要时来取。”
一时无话，我提醒自己该走了，可不知为什么，迟迟不愿告辞，也说不上是对什么留恋。
“有什么东西可以吃么？饿了，身上冷。”
“有，一天没吃东西我也饿了，又不好意思留你吃饭。”
“我想留下来吃饭，想。”我连忙说，把大衣脱下。
杜梅忙着准备食物时，我在屋里溜过，拣起她床头扣着的一本看了一半的书翻翻内容。
“看这种书干吗？”“没事，看着玩。”“多出去找找朋友，别老一个人闷在屋里看书，会把情绪弄消沉的。老实说，我担心你。”
“希望你别觉得我假惺惺的。我真的愿意你……怎么说呢？一个字：好。”“你瞧我不是挺好？”好抬头笑。“我知道你不是假惺惺，你也用不着假了。”我们坐下吃简单的热饭时，杜梅抱歉地说：“按说应该大吃一顿才对，来不及准备。”她又问：“你喝酒么？这儿还有你喝剩的半瓶酒。”“不喝。”我说。“喝点暖和暖和，我也喝点。”
“那就只喝一点。”我伸过杯子接酒。
“怎么说呢？这话特难说，可不说我心里又实在蹩得慌，总像什么事没做彻底。”“说吧。”她说，“现在我们还有什么不好明说的？可以说点实话了。”“不谈具体问题，只说情绪。我觉得我有点对不起你。是的，就是内疚。不认为自己这事办得不对，但就是摆不脱内疚。”“我知道了，我很高兴。”
“噢，你不必为我解脱。”
“不是为你解脱，而是我真高兴，就对你这么说了。”她抿了一口酒，咂咂嘴道：“既然你对我推心置腹，我也不妨对人实话实说，这些天有时，我也总想我们在一起时的情景，一静下来脑子里就一幕一幕地过电影。偶尔一恍惚，总觉得你还在，只是有事出去了，走廊里一响起人走路的脚步声，就尖起耳朵听……噢，我这么说不是想让你同情我。”
“我知道我知道。”我再三点头，“我不会那么认为的。”
“想来想去，觉得你不都错，有的也有道理，倒是我有时显得太无礼了。”她放下酒杯深深叹气，眼睛亮晶晶地望着我笑：“自己瞎折腾把你这么个好人白白赶上山了。”
“哪里，我哪里算得上好人，你这话真让我惭愧。我无礼的时候比你多，大部份的时候是我无礼。其实很多时候我当场就感觉到了，就是转不过来。”
“好啦，我们不必互相检讨了。来，干一杯，希望你再找别找我这么厉害的。”“你不算厉害，你其实挺温柔，只是我太自私。干！下次千万别找我这样自私的男人。”
她一笑，捂捂一侧的脸蛋：“没准找来找去，都是你这样的。我怎么才喝两口就头晕？”
“还有什么话想对我说？”
“说了你别生气。”“不生气，今天说什么都不生气。”
“我一直怀疑你从一开始就不是真想娶我。不过是巧了，当时我想结婚，而我又是你认识的女的里当时最好的。”
“也许，我自己说不清。反正当时我觉得挺可怕的，一点没有书上描绘的那种陶醉感。
还记得么？咱们领结婚证那天就吵了一架。“”也怨我，那么急促就同意和你结婚了。我太自信，大相信自己的看人眼光了。“”也算是遇人不淑吧。“
我们一起哈哈笑起来。杜侮也晃了一阵，定下神态盯着我认真地说：“也有点身不由已。”我没说话。“哎，”她忽然高声，赂膊肘放到桌上，“你说咱们那算爱情么？我指咱们好的那一段。”
“得算吧。”我还是那么说，“不过如此。”
“可我们老吵架。”她皱着眉头说。“我一想起我们在一起的事就净是怎么跟你吵架，别人也这样么？”
“不知道别人什么样，可我们这个，尽管老吵，我觉得还是算！”我这次的语气十分肯定。
她迟疑地看我一眼，旋即眉开眼笑：“那我就觉得够本儿了。”“过把瘾就死是么？”
“过把瘾就死！”我忽然感到这话说得不祥，忙岔开话道：“还有呢？还有什么要说的？”
她暧昧地瞟我一眼，脸上浮起一丝坏笑：“真希望我那一刀砍下去，不砍死，光让你残废。”
我要走了，一边穿大衣，一边酒气冲天地不断指着她唠叨：“不许胡来，好好过你的，我要定期检查的。你要过得不好，我可不答应。”她笑嘻嘻地说：“几天检查一次呀？”
“别嬉皮笑脸的，你必须对得起我。”我走到门口，又转回来，郑重地向她建议：“我做你最好的朋友好么？”
“不要！”她正色道。我不要你做我的朋友！“
“那就算了。”我穿好大农，挟起要带走的一摞书，刚要开门，她在后面叫我：“等等。”
我转过身，她严肃地走上前，轻声说：“再抱我一次。”
那摞书噼哩叭啦接二连三地掉在地上。
我搂住她的头，下巴贴在她毛茸茸的头发上，眼泪就一滴滴流下来了。我和几个朋友去了趟南方。他们去谈生意，想带一桌牌，包吃包住包玩，我就作为“牌架子”去了。脸上的伤疤也可以冒充杀手，在交易现场起一种威慑作用。
我不打算在原单位混下去了，准备出来做生意，只是还没想好是先当马仔还是自己直接空手套狼。
第七节
潘佑军也准备和我一起干，出了上百个大胆的设想，其中我能记住的两个：一个是给陶然亭公司盖个顶，变成亚洲乃至全世界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室内公园，当然这要吸收一部分外资；另一个是成立全国性病防治宣传基金会，一人捐一元钱，全国就是10亿，刨去1亿铁公鸡，另外还可以下设一些由从良妓组成的福利工厂，专门生产供外贸出口的绣花枕头。这期间我有过几次艳遇，都是些没文化的妇女，连她们自己也瞧不起自己，要是不上床连一句话都没有。几次艳遇都像是哑剧大师的表演。我和我的那位女同学关系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也再也进行不下去了。她倒是位堪称文雅的妇女，相当知趣儿，也不乏幽默感。我们在很多方面很默契，偶尔也会出现一些柔情蜜意。只是有一次，她毫不唐突差不多是顺水推舟地随意问了我一句：“你爱我么？”我的反应之强烈事后令我自己也很吃惊，可以说是相当粗暴无礼，连起码的体面都未顾及。
我大声厉喝：“不！不爱！”
与其说她为我的回答所激怒，不如说我的反应令她畏惧。
她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轻声道：“你也用不着使这么大劲回答呀。”之后，她对我仍是一如既往，倒是我自己惭愧了，不肯再与她见面。我想解释我的情感，但想来想去所有的缘由都是托辞，只能显得虚伪。我几乎不太上街，城里发生的任何声势浩大或激动人心的事情，于我都是隔世之嚣。我的朋友都在城西郊区，离婚后，我的生活圈子也就局限在城西郊。
有时我也想到杜梅，独处时或看电视时思绪会突然飘落到她身上，过去我们共同生活的一些片断会有声有色极其生动地出现在我眼前，令我久久怅然。
有时去城东有约，乘车经过杜梅她们医院那条街，我也会不由想起她，不知能不能在街上熙攘的人群中发现她。
初春的一天夜里，我们去一个人家谈了点“事”回来，几个人挤在一辆微型车里，一边聊天一边沿着南三环路往西开。
当时已过12点，南三环又偏僻，马路上除了偶尔呼啸而过一辆车，人迹旨无。快到六里桥时，前面出现一个骑车人，车骑得飞快，忽而没入树荫，忽而出现在路灯之下。我们的车超过这个人时，潘佑军忽然捅我：“杜梅。”
我疾忙回头，骑车人已隐入树荫。
“慢点开，慢点开。”潘佑军对司机说。
汽车减速了，杜梅清晰地出现在一盏路灯的光晕下。她两眼发直，神态严峻，两脚机械有力地蹬着车，照直前冲，头发像一朵妖娆蛊惑人的黑花狂舞蓬炸在脑后，似乎那柔软的根根黑发绑了钢丝统统变得强直。
她身后是黑鸦鸦的田野和苍郁如墨的一排排树冠，她在这黑白分明的边缘轻盈如烟地掠过。像是波涛掀起的一朵浪花，失去控制地向前急急地奔去，只待在空中或撞上什么坚硬的东西顷刻粉碎，化为乌有，方才心甘。
“她一个人跑到这儿来干什么？”潘佑军担忧地问。
“停车，停车。”我朝司机喊。
汽车刹住，我开了车门跳下来，站在马路中间，她箭一般地冲过来，根本没看见汽车和和。
我一把抓住她的车后架，自行车的冲力险些给我带个跟头。潘佑军也下了车，抓住她的车把，对她说：“杜梅，是我们。”“放开！放开我！”她野蛮地朝我们喊，似乎完全不认识我们。她耸着身子在车梁上站起来，用力蹬着已经被定住的车子，人高出我们一截，头发披散，眼冒凶光，像个巨大凶猛的猩猩。“杜梅，是我。”我抓住她的肩膀，把她拉下车。
“你去哪儿？”她劈面给我一掌，我的半边脸立刻肿了起来，我捂着脸叫：“你干嘛？你怎么了？”
她冷笑，扬手欲再打，被潘佑军抓住。自行车哗地一下倒了。她红着眼睛对我和潘佑军又踢又咬，声壮如牛地吼。
“你怎么啦？你怎么啦？”我惊恐地冲她嚷，悲恸地问潘佑军：“她怎么啦？”“不能放她一人走，把她弄上车。”潘佑军果断地说。
其他人也从车上下来，帮我们抬她，杜梅又叫又吼拼力挣扎，那声音已近非人。她的力气十分惊人，我们一帮男人也按不住她，每个人都挨了她的抓，她的踢，我已花得像面星条旗了。我们终于把她抬上了车，几只手用力把她按在后座，挟压着她。她的吼叫变成一种哀号，在高音区不歇气地长嗥，车上的每一个人无不毛骨悚然，司机手抖得几乎把不住方向盘。
那哀号长时间回荡在空无一人的马路上。
我们把她拉到潘佑军家，她已陷入昏迷。我们把她抬到床上，脱了鞋，盖上被子。她脸色惨白，浑身一身一身出汗，很快就湿透了枕巾、床单。我摸她的手，像冰块一样扎手。我束手无策，惊慌难过，只是一个劲问潘佑军：
“怎么办？她怎么办？要不要去门诊部找个大夫？”
潘佑军在部队干过卫生员，很沉着，摸了摸杜梅脉膊说：
“问题不大，脉膊跳得很快，但也相当有力，估计很快会醒过来，要防止她再闹，应该打一针‘冬眠灵’让她睡。”
“你们这儿有药么？”“没有，有也没注射器。我这儿倒有几片安眠药，我们给她灌下去，多少有点作用。”
我们撬开杜梅紧闭的牙关，给她喂了几片药，水从她嘴里漫出，湿了一脸，我用毛巾把她颊边的水擦掉。
“她怎么会这样呢？”潘佑军没答话，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后半夜，她醒了，看来那几片安眠药没起太大作用。别人都去睡了，我独自坐在她床边打盹，听到动静一下醒过来。
她目光柔和，眸子像罩了一层纱朦胧绰约。她像猫一样慵倦无声地坐起来，看见我，微微一笑，接着纳闷地问：“我们怎么在这儿？这是谁家？”
“唔……”我不知说什么好。
“我怎么睡着了？怎么不回我们家？”
“你困了，就睡了。”“噢，这是潘佑军家。我们是不是打麻将打太晚了？他和他爱人呢？”“你都不记得了？”这时，她发现我脸上的累累血痕，立刻下床，捧起我脸，皱着眉问：“怎么搞的？跟谁打架了？你瞧你呀，都出血了！”她跺着脚着急心疼地埋怨：“我一会儿不见你就惹事，我看看，疼么？”她冰凉的手指轻轻抚摸我脸上的血道子，引起一阵阵刺痛。
我一下把她搂过来，紧紧地搂在怀里，哭了起来。我发现我还是爱她，那么爱她，这一发现令我心碎。
那天夜里，我体会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激情。那处巨大的、澎湃的、无可比拟的、难以形容的、过去我从来不相信会发生在人类之间的激情！
这情感的力量击垮了我，摧毁了我，使我彻底崩溃了。我不要柔情，不要暖意，我只要一把锋利的、飞快的、重的东西把我切碎，剁成肉酱，让我痛入骨髓！
枪声回荡在山谷，在手枪的“啪啪”单响中夹杂着冲锋枪和机枪短促有力的阵阵点射。
我们在长辛店的一个军用靶场打枪。这儿的一个“八一”队射击教练是我们的一个朋友，他可以让我们免费过枪瘾。我端着一枝带瞄准镜的大口径比赛专用步枪，以标准的射击姿态斜步站着，飞快地毫不停顿地连连扣动板机，把一发发子弹射向二百米开外的靶心。
灼烫的弹壳像鲜虾一样活蹦乱跳地从枪膛里弹出，接二连三地跳在水泥地上铿然有声，团团打转。
靶子在远处的强烈阳光下随着连连弹击，岿然不动。我闻到刺鼻的硝烟味儿。一匣子弹打光后，我回身装子弹。我看到贾玲正在和另外几个军人在旁边隔间里戴着耳塞打手枪。
她眼角一瞟也看见了我，仍姿态不变地沉着放枪。她放完最后一枪拎着枪口仍在冒烟的手枪向我走来。
我坐在椅子上，把子弹一发一发压入枪膛。
她对我说：“杜梅不让我告诉你。但我觉得还是应该让你知道——她怀孕了。”
（全文完）
（《过把瘾就死》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