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记得安迪·杜佛尼第一次跟我接触要东西的情形，往事历历在目，好像昨天才发生一样。不是他想要丽塔·海华丝的海报那次，那还是以后的事。一九四八年夏天，他跑来找我要别的东西。
我的生意大部分是在运动场上做成的，这桩交易也不例外。我们的运动场很大，呈正方形，每边长九十码。北边是外墙，两端各有一个瞭望塔，上面站着武装警卫，还佩着望远镜和镇暴枪。大门在北面，卡车卸货区则在南边，肖申克监狱总共有五个卸货区。在平常的工作日，肖申克是个忙碌的地方，不停有货进出。我们有一间专造汽车牌照的工厂、一间大洗衣房。洗衣房除了洗烫监狱里所有床单衣物，还替一家医院和老人院清洗床单衣物。此外还有一间大汽车修理厂，由犯人中的技工负责修理囚车和市政府、州政府的车子，不用说还有监狱工作人员的私人轿车，经常也可以看到假释委员会的车停在那儿待修。
东边是一堵厚墙，墙上有很多小得像缝隙的窗子，墙的另一边就是第五区的牢房。西边是办公室和医务室。肖申克从不像其他监狱一样人满为患。一九四八年时，还有三分之一的空位。但任何时候，运动场上都有八十到一百二十名犯人在玩美式足球或打棒球、赌骰子、闲聊或暗中交易。星期天，场上人更多，像假日的乡下……如果再加上几个女人的话。
安迪第一次来找我时是个星期日。我正跟一个叫安耳默的人谈完话；安耳默隔三差五帮我一些小忙，那天我们谈的是一部收音机的事。我当然知道安迪是谁，别人都认为他是个冷冰冰的势利小人，一副欠揍的样子。说这种话的其中一个人叫做博格斯·戴蒙德，惹上他可真是大坏事一件。安迪没有室友，听说是他自己不想要的。别人都说，他自认他的屎闻起来比别人香。但我不随便听信别人的传言，我要自己来判断。
“喂，”他说，“我是安迪·杜佛尼。”他伸出手来，我跟他握手。他不是那种喜欢寒暄的人，开门见山便说出来意。“我知道你有本事弄到任何东西。”
我承认我常常有办法弄到一些东西。
“你是怎么办到的？”安迪问道。
“有时候，”我说，“东西好像莫名其妙地就到了我的手上。我无法解释，除非因为我是爱尔兰人。”
他笑笑。“我想麻烦你帮我弄把敲石头的锤子。”
“那是什么样子的锤子？你要那种锤子干什么？”
安迪很意外，“你做生意还要追根究底吗？”就凭他这句话，我已知道他为何会赢得势利小人的名声，就是那种老爱装腔作势的人——不过我也在他的问话中感觉到一丝幽默。
“我告诉你，”我说，“如果你要一只牙刷，我不会问你问题，我只告诉你价钱，因为牙刷不是致命的东西。”
“你对致命的东西很过敏吗？”
“是的。”
一个老旧、贴满了胶带的棒球飞向我们，安迪转过身来，像猫一样敏捷，在半空中把球抓了下来，漂亮的动作连弗兰克·马左恩弗兰克·马左恩（FrankMalzone），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数度赢得美国联盟金手套奖的著名三垒手。都会叹为观止。安迪再以迅速利落的动作把球掷回去。我可以看见不少人在各干各的活儿时，还用一只眼睛瞄着我们，也许在塔上的守卫也在看我们。我不做画蛇添足或会惹来麻烦的事。每个监狱中，都有一些特别有分量的人物，小监狱里可能有四、五个，大监狱里可能多达二、三十个，在肖申克，我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我怎么看待安迪，可能会影响他在这里的日子好不好过。安迪可能也心知肚明，但他从未向我磕头或拍马屁，我就是敬重他这点。
“应该的。我会告诉你这种锤子长什么样子，还有我为什么需要这种锤子。石锤是长得很像鹤嘴锄的小锤子，差不多这么长。”他的手张开约一英尺宽，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整齐干净的指甲。“锤子的一端是尖利的小十字镐，另一端是平钝的锤头。我要买锤子是因为我喜欢石头。”
“石头？”我说。
“你蹲下来一会儿。”他说。
我们像印第安人一样蹲着。
安迪抓了一把运动场上的尘土，然后让尘土从他干净的手指缝间流下去，扬起了一阵灰。最后他手上留下了几粒小石头，其中一两粒会发光，其余的则灰扑扑的，黯淡无光。其中一粒灰暗的小石头是石英，但是要等摩擦干净了以后，才看得出来是石英，发出一种奶色的光芒。安迪把它擦干净后扔给我。我接住后，马上叫出名字。
“石英，不错，”他说，“你看，云母、页岩、沙质花岗岩。这地方有不少石灰石，是当年开辟这一个山丘盖监狱时留下来的。”他把石头扔掉，拍掉手上的灰尘。“我是个石头迷。至少……以前是。我希望能再度开始收集石头，当然是小规模的收集。”
“星期日在运动场上的探险？”我问道，站了起来。好一个傻念头，不过……看见那一小块石英，我也不禁稍稍心动了一下，我不知为什么；我想，大概是和外面的世界有某种联系吧。你不会想到在运动场上会看到石英，石英应该是在奔流的小溪中捡到的东西。
“星期天有点事做，总比没有的好。”他说。
“你可以把锤子插进某人的脑袋中。”我评论道。
“我在这儿没有敌人。”他静静地说。
“没有？”我微笑道，“再等一阵子吧。”
“如果有麻烦的话，我不会用锤子来解决。”
“也许你想越狱？在墙下挖地道？因为如果你——”
他温文有礼地笑了起来。等到我三个星期后亲眼见到了那把石锤时，我就明白他为什么笑了。
“你知道，”我说，“如果有人看见你带着这玩意儿，他们会把它拿走。他们连看到你有个汤匙，都会把它拿走。你要怎么弄呢？就蹲在这儿敲敲打打吗？”
“噢，我会想出更好的办法的。”
我点点头，反正那部分确实不关我的事。我只负责供应东西，至于他能否保住那个东西，完全是他的事情。
“像这样一个玩意儿，要多少钱？”我问，我开始享受他安静低调的态度。如果你像我一样，已经度过了十年的牢狱生涯，你会极端厌倦那些爱大声咆哮、好吹牛、还有大嘴巴的人。所以，可以这么说，我从初次见面就很喜欢安迪。
“任何卖石头和玉石的店都可以买到，要八块钱，”他说，“不过当然我明白，你经手的东西都还要加一点佣金——”
“平常是加百分之十，不过我必须把危险物品的价格再提高一点。你要的东西比较不那么容易弄到手，所以就算十块钱好了。”
“那就十块钱。”
我看着他，微微一笑。“你有十块钱吗？”
“有。”他平静地说。
过了很久，我才发现他至少有五百元，是他入狱时就带进来的钱。每个人入狱时都要先经过一番检查，他们会强迫你弯下腰来，然后仔细查看你的某个部位。不过那部位空间不少，有决心的人想瞒天过海还是有办法，东西直往内塞，表面上甚至看不出来，除非碰巧检查你的那个人居然有心情戴上橡皮手套，往里面猛掏。
“很好，”我说，“你应该知道万一我给你的东西被发现了，该怎么办吧？”
“我想我应该知道。”我可以从他的眼神转变中看出，他早已猜到我要说什么了。他的眼神中闪现一丝他特有的带着嘲讽的幽默。
“如果你被逮着了，你要说是你自己找到的。他们会关你三或四个星期的禁闭……还有，当然啰，你的玩具自然也会被没收，还会在你的记录上留下一个污点。但是如果你说出我的名字，以后就甭想再和我做生意了，连一双鞋带或一包香烟都甭想我卖给你。我也会派人给你一点颜色瞧瞧。我不喜欢暴力，但你要了解我的处境，我可不能随便给人摆了道儿，这样我往后就混不下去了？”
“我懂，你不用担心。”
“我从来不担心，”我说，“在这种地方，担心于事无补。”
他点点头走开了。三天后，趁早上洗衣服的休息空档，他走向我。他没跟我说话，甚至没看我，不过神不知鬼不觉地塞给我一张摺得整整齐齐的钞票，手法就像魔术师玩扑克牌戏法一样利落。这家伙学得很快。我给他弄了一把锤子，正是他形容的尺寸和样子。我把锤子藏在我的牢房中一个晚上，这种锤子不像逃亡工具，我猜如果想用这样一把锤子挖地道逃出去，大约要六百年，但我还是有点不放心。因为万一把这玩意插在某人的脑袋中，他就再也别想听电台播放的流行歌了，而安迪一向跟那些同性恋处不好，我希望他们并非他真正想锤的对象。
最后，我还是相信自己的判断。第二天一早，起床号还没有响起，我就把锤子藏在香烟盒中拿给厄尼，厄尼是模范囚犯，他在一九五六年出狱前，一直负责打扫第五区的走道。他一句话也没说，就飞快地把锤子塞进上衣里，此后十九年，我不曾再看过那把锤子，等我再看到它时，那把锤子早已磨损得没法用了。
接下来那个星期日，安迪在运动场上又走向我。他的样子惨不忍睹，下嘴唇肿得像香肠，右眼也肿得张不开，脸颊有一连串刮伤。他又跟那些“姊妹”起冲突了，但他从来不提这件事。“多谢你的工具。”他说，说完便走了。
我好奇地看着他。他走了几步，在地上看见什么东西，弯下腰去捡起来。那是块小石头。囚衣是没有口袋的（惟有担任技工的囚犯在工作场合中穿的工作服例外），但是总有办法可想，因此那块小石头消失在安迪的袖子中，而且一直没有掉下来，手法真叫人佩服……我也很佩服他，尽管他碰到不少麻烦，还是继续过他的日子，但世界上其他成千上万的人却办不到，他们不愿意或没有能力这么做，其中许多人根本没有被关在牢里，却还是不懂得过日子。我还注意到，尽管安迪的脸孔透露出他碰到麻烦了，但是他的双手仍然干净得一如往常，指甲也修剪得整整齐齐的。
接下来六个月，我甚少看见他。安迪有好一阵子都被单独关在禁闭室里。
说到这里，我想先谈谈关于“姊妹”的一些事情。
这类人有许多不同的名称，像“公牛怪胎”或“牢房苏茜”等等——最近流行的说法是“杀手皇后”，但在肖申克，大家总是称他们为“姊妹”。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过除了名称不同之外，我猜其他没有什么不一样。
大多数人对监狱中发生鸡奸早已见怪不怪了，或许只有一些新进犯人除外，尤其是那些不幸长得苗条俊秀、又缺乏警觉的年轻犯人。但是同性恋和异性恋一样，也有几百种不同的形式。有的人因为无法忍受无性的生活，因此在狱中转而结交男人，免得自己发疯。通常接下来原本是异性恋的两个男人之间就会有某种安排，虽然我常常怀疑，当他们有朝一日回到妻子和女友身边时，是否真能像自己所说的一样恢复为异性恋者。
也有一些人在狱中“转变”性倾向。现在流行的说法是，他们变成同性恋者，或是“出柜”了。而这些男同性恋者大多数扮演女性的角色，而且大受欢迎。
于是就有了这群“姊妹”。
他们之于监狱这个小型社会，就好像强暴犯之于墙外的大型社会一样。他们往往是罪大恶极的长期犯，而他们的猎物则是一些年轻、瘦弱和没经验的囚犯……或者，就安迪的情况而言，看起来很柔弱的囚犯。淋浴间、洗衣机后面的狭窄通道，有时候甚至医务室，都成为他们的狩猎场。其中不止一次，强暴案也发生于礼堂后面只有衣橱大小的电影放映室中。很多时候，他们其实不必使用暴力也可以得逞，因为入狱后转为同性恋的囚犯似乎总是会迷上其中一位“姊妹”，就好像十来岁的少女迷恋明星或歌星偶像一样。但是对这些姊妹而言，其中的乐趣正在于使用暴力……而我猜这部分永远都不会改变。
由于安迪长得比较矮小，生就一张俊脸，或许也因为他那特有的泰然自若的神态，他一进来就被那批姊妹看上了。如果我说的是童话故事，我会告诉你安迪一直奋勇抵抗，直到他们罢手为止。我很希望能这么说，但我不能。监狱原本就不是童话世界。
第一次出事是在他加入我们肖申克快乐家庭还不到三天的时候，在浴室里。就我所知，那次只是一连串的挑逗和侮辱。那些人喜欢在采取真正的行动前，先捉弄一下猎物，就像胡狼想测试看猎物是否真的像外表那么软弱。
安迪狠狠反击，而且把那个叫博格斯·戴蒙德的大块头嘴唇给打裂了，警卫及时冲进来，才制止住双方进一步的动作，但博格斯发誓非逮到安迪不可，他果然说到做到。
第二次则发生在洗衣房后面。多年来，那条狭长肮脏的通道发生了不少事情，警卫全都知道，却放任不管。那里很暗，散置着一袋袋洗衣剂、漂白剂和一桶桶HexliteHexlite为复合材料界巨头——美国赫氏公司（Hexcel）的一个商标。催化剂，如果你的手是干的，碰到也不会怎么样，但是如果弄湿了，这些化学药剂就会像电池的酸液一样害你送命。监狱的警卫都不喜欢来这里，也警诫新人不要到这儿来，因为如果被囚犯困在这个地方，你可没有后退之路，连搏斗的空间都不够。
博格斯当时不在场，但从一九二二年起便在洗衣房当工头的亨利·拜克告诉我，博格斯的四个朋友都在那儿。安迪起先手里拿着一碗Hexlite，让他们不敢靠近，他威胁着如果他们再走近一步，就要把催化剂往他们的眼睛丢过去。但是安迪往后退时，不小心跌倒了，结果他们就一拥而上。
我想“轮暴”这个名词的意义是永远不会改变的，那正是这四姊妹对他做的事。他们把安迪按在齿轮箱上，拿着螺丝起子对准他的太阳穴，逼他就范。被强暴后会有一点伤口，但不是太严重。你问，这是我的经验之谈吗？——但愿并非如此。之后你会流几天血，如果不希望有些无聊小丑问你是不是月经来了，就在裤子里多垫几张卫生纸。通常血流个两、三天就停了，除非他们用更不自然的方式对待你。不过虽然身体没有什么大损伤，强暴终归是强暴，事后你照镜子瞧自己的脸时，会想到日后该怎么看待自己。
安迪孤独地经历了这些事情，就像他在那段日子里，孤零零地经历了其他所有事情一样。他一定就像之前许多人那样，得到了这个结论：要对付这群姊妹只有两种方法，要不就是力拼之后不敌，要不就是从一开始就认了。
他决定跟他们力拼。当博格斯和两个同党一星期后尾随安迪时，安迪猛烈还击，当时厄尼刚好在附近。根据厄尼的说法，博格斯当时说：“我听说你已破身了。”安迪打破了一个叫卢斯特的家伙的鼻子，那家伙是个粗壮的农夫，因为打死继女而被关进牢中。我很乐于告诉你，他后来死在这里。
他们三个人联手制伏他，轮流强暴他，之后再强迫安迪跪下来。博格斯站在他面前，他那时有一把珍珠柄的剃刀，刀柄上刻了“戴蒙德珍珠”的字样。他打开剃刀说：“我现在要解开拉链啦，男人先生，我要你咽下什么东西，你就得给我咽下。等你咽完了我给你的东西，你就得咽下卢斯特的东西，你把他的鼻子打破了，应该要对他有所补偿。”
安迪说：“如果你把任何东西塞进我的嘴里，你就会失掉那个东西。”
厄尼说，博格斯看着安迪，以为他疯了。
“不对，”他慢慢对着安迪说，好像安迪是个笨孩子，“你没听懂我说的话。如果你胆敢这样做的话，我会把这柄八英寸长的玩意从你耳朵全插进去，懂吗？”
“我明白你在说什么，但是我想你没听懂我的话。只要你把任何东西塞进我的嘴巴里，我就会把它咬断。你可以把刀子插进我的脑袋里，不过你应该明白，当一个人脑部突然受到严重创伤时，他会同时撒尿拉屎……和大力咬下去。”
安迪抬头看着博格斯，脸上带着惯有的微笑，厄尼描述，仿佛他们三个人只是在和他讨论股票和债券，仿佛他还像在银行上班一样，身上穿着三件头西装，而不是跪在洗衣房的脏地板上，裤子褪到脚踝处，大腿间流下一滴滴鲜血。
“事实上，”他还继续说，“我只知道，这种用力咬下去的反射动作有时候太激烈了，事后你得用铁锹或钻子才有办法把他的下巴撬开。”
结果，一九四八年二月的那个晚上，博格斯没敢放任何东西到安迪嘴巴里，卢斯特也没有，就我所知，以后也没有任何人敢这么做。他们三个人结结实实把安迪打了一顿，差那么一点点就把他打死；而四个人都关了一阵子禁闭。安迪和卢斯特还先被送到监狱的医务室疗伤。
这些家伙找过他几次麻烦？我不知道。我想卢斯特很早便对他失去兴趣了，足足有一个月的时间都得用夹板固定鼻梁，会让一个人倒足胃口。那年夏天，博格斯也停止找他麻烦了。
那是一件怪事。六月初的一个早上，博格斯没出来吃早饭，他们发现他被打得半死，奄奄一息地躺在牢房中。他没说是谁干的，或是怎么发生的，但是干我这一行，我很清楚你几乎可以买通监狱警卫去做任何事情，只要不是要他们为囚犯带枪进来就好。那时他们的薪水不高，就是现在也不高，而且当时没有电动门锁，没有闭路电视或中央系统可以监控整个监狱。在一九四八年，每个囚区都有单独的门禁和警卫，贿赂警卫让两、三个人混进来很容易，是啊，甚至进到博格斯的牢房中，都有可能。
当然这样做需要花掉不少钱，不是依照外面的水准，不，监狱里属于小规模经济，你进来一段时间就会发现，手上有张一块钱钞票，就跟外面的二十元一样管用。我猜如果博格斯是这样被暗算的，那么某人可花了不少钱，可能给警卫十五块钱，几个打手则一人两、三块钱。
我并不是说这件事一定是安迪干的，不过我知道他带了五百元进来。他进来前在银行工作，对于金钱能够发挥的力量，他比我们任何人都更清楚。
我只知道：自从这次挨打以后——博格斯断了三根肋骨、眼睛出血、背部拉伤加上股骨脱臼，他不再找安迪的麻烦了，事实上，他再也不找任何人麻烦了。他就好像夏天刮大风一样，虽然狂吹着，却都是虚张声势。你可以说，他变成一个“软弱”的姊妹。
博格斯的故事就此结束，原本他很可能杀了安迪，如果安迪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防备的话。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姊妹也不再找他麻烦，偶尔他们还是会趁他不备，乘虚而入，但次数不多。毕竟胡狼还是比较喜欢容易上手的猎物，而在肖申克，比安迪容易上手的猎物多的是。
不过，我记得安迪每次都奋力抵抗。我猜，他知道只要有一次让他们容易上手，以后便永无宁日。因此安迪脸上偶尔会挂彩，在博格斯被打约六或八个月后，他还断了两根指头。对了，在一九四九年末，他还曾经因为脸颊骨断裂而到医务室就诊，看来有人用布将铁管子包起来，用力往他脸上挥打。他总是反击，因此经常被单独监禁。我想关禁闭对他而言并不苦，不像其他人那么受不了，他一点也不害怕独处。
他勉强适应着和姊妹们周旋——但到了一九五〇年，这种事几乎完全停止了。等一下我会详细讲述这部分。
一九四八年秋天，有一天早上，安迪在运动场上跟我见面，问我能不能替他弄到一打磨石布。
“那是什么鬼玩意？”我问道。
他告诉我那是石头迷的术语，是跟擦碗布差不多大小的布，用来磨亮石头。磨石布厚厚的，一面粗糙，一面光滑，光滑的一面像砂纸，粗糙的一面则像工业用的钢丝绒（安迪的牢房里也有一盒钢丝绒，却不是我帮他弄到的，我猜他是从洗衣房里偷来的）。
我跟他说这宗生意没问题，替他从同一家岩石和玉石店弄到了他要的东西。这次我只抽百分之十的服务费，没多要他一分，因为我认为这种长七英寸、宽七英寸的正方形布垫没啥危险。磨石布，真是的。
五个月后，安迪问我能否替他把丽塔·海华丝给弄来。我们这次是借着礼堂放映电影的时候谈生意。现在我们一周可以看一两次电影，以前一个月才看一次，通常放映的电影都含有浓厚的道德启示，那次放映的电影《失去的周末》也不例外，警告我们喝酒是很危险的。这样的道德教训倒是令身陷囹圄的我们感到有点安慰。
安迪想办法坐到我旁边来，电影放到一半时，他挨近我，问我是否能给他弄到丽塔·海华丝。说实话，我真想笑。他一向表现得很冷静，而且一板一眼，但那天晚上他坐立不安，十分难为情，好像在跟我要保险套似的。他好像充足了电，随时要爆发一样。
“可以呀，”我说，“别紧张，冷静点，你要大张的还是小张的？”当时丽塔是我最喜欢的电影明星（几年前则是贝蒂·葛兰宝），当时丽塔·海华丝的海报有两种尺寸。花一块钱的话，可以弄个小张的，二块五毛钱则可以弄到大张的，四英尺高，女人味十足。
“大张的，”他说，没看我。那晚他真是害臊得厉害，脸红得像个想偷拿哥哥身份证去看香艳秀的孩子，“你有办法弄到吗？”
“当然可以，别紧张。”这时大家看到电影精彩处，开始拍手尖叫起来。
“多久可以弄到？”
“一个星期，也许可以更快点。”
“好吧，”他的声音透着失望，好像希望我马上就能从口袋里掏一张出来给他，“多少钱？”
这次我照批发价算给他。这点折扣，我还给得起；他一直是个好顾客，而且也是个乖宝宝——当博格斯、卢斯特和其他人一直找他麻烦时，我常常怀疑，他哪天会不会拿起他的石锤，敲破某个人的脑袋？
海报是我的大宗生意，抢手的程度仅次于酒和香烟，通常比大麻的需求量还多。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各种海报的需求量都大增，例如，有不少人想要鲍勃·迪伦鲍勃·迪伦（BobDylan），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传奇摇滚民谣创作歌手。、吉米·亨德里克斯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Hendrix），摇滚吉他大师。以及电影《逍遥骑士》的海报。但大多数人还是喜欢女人的海报，一个接一个的性感漂亮海报皇后。
在安迪和我谈过几天以后，和我有生意往来的洗衣房司机为我捎回六十多张海报，大多数是丽塔·海华丝的海报。你可能还记得那张有名的照片，我就记得清清楚楚，海报上的丽塔·海华丝身着泳装，一只手放在头后面，眼睛半闭，丰满的红唇微张，好一个喷火女郎。
也许你很好奇，监狱管理当局知道有黑市存在吗？当然知道啰。他们可能跟我一样清楚我的生意，但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们知道整个监狱就像个大压力锅，必须有地方透透气。他们偶尔会来次突击检查，我一年总要被关上两三次禁闭，不过像海报这种东西，他们看了眨眨眼便算了，放彼此一条生路嘛。当某个囚犯的牢房里出现了一张丽塔·海华丝的大张海报时，他们会假定大概是亲戚朋友寄来的。当然事实上亲友寄到监狱的包裹一律都会打开检查，然后登记到清单上，但如果是像丽塔·海华丝或艾娃·嘉娜这种完全无害的性感美女海报，谁又会回去重新审阅那张清单呢？当你生活在压力锅中时，你得学会如何生存，也学会放别人一条生路，否则会有人在你的喉咙上划开一道口子。你得学会体谅。
厄尼再度替我把海报拿去安迪的十四号牢房，同时替我带回一张字条到我的六号牢房来，上面是安迪一丝不苟的笔迹，只有两个字：“多谢。”
后来有一天，早上排队去吃早餐时，我找机会瞄了一下安迪的房间，看到丽塔·海华丝的泳装海报亮丽地贴在床头，这样他在每晚熄灯后，还可以借着运动场上的水银灯看着泳装打扮的丽塔·海华丝，她一手放在头后面，眼睛半闭，丰满的红唇微张。可是，白天她的脸上全是一条条黑杠，因为太阳光把铁窗栅栏的阴影印到海报上了。
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九五〇年五月中发生的事，这件事结束了安迪和那些姊妹之间持续三年的小冲突，而他也因为这次事件终于从洗衣房调到图书馆工作，他在图书馆一直待到今年初离开这个快乐小家庭为止。
你或许已经注意到，我告诉你的许多事情都是道听途说——某人看到某件事以后告诉我，而我再告诉你。在某些情况下，我已经把这些经过四五手传播后的故事简化了许多。不过在这里生活就是如此。这里的确有个秘密情报网，如果你要保持消息灵通，就得运用这个情报网。当然，你得懂得去芜存菁，知道怎么从一大堆谎言、谣传和子虚乌有的幻想中，挑出真正有用的消息。
还有，你也许会觉得我描述的是个传奇人物，而不是普通人，我不得不承认这多少是事实。对我们这些认识安迪多年的终身犯而言，安迪的确带着点传奇魔幻的色彩，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监狱里流传的故事，包括他拒绝向博格斯屈服、不断抵抗其他姊妹，甚至弄到图书馆工作的过程，都带着传奇色彩。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是，最后这件事是我亲眼目睹的，我敢以我妈妈的名字发誓，我说的话句句属实。杀人犯的誓言或许没有什么价值，但是请相信我：我绝不说谎。
当时我们已经建立起不错的交情，这家伙很有意思。我还忘了告诉你一件事，也许我应该提一下的。就在他挂上丽塔·海华丝的海报五周后，我早已忘记了这整件事，而忙着做其他生意。有一天厄尼从牢房的铁栅栏递给我一个白色小盒子。
“安迪给你的。”他低声说，两手依然不停地挥动扫把。
“多谢！”我说，偷偷递给他半包骆驼牌香烟。
当我打开盒子时，我在想里面会是什么怪东西？里面放了不少棉花，而下面是……
我看了很久，有几分钟，我甚至有点不敢去碰它们，实在是太美了。这里极端缺乏美好的东西，而真正令人遗憾的是，许多人甚至不怀念这些美丽的东西。
盒子里是两块石英，两块都经过仔细琢磨，削成浮木的形状，石英中的硫化铁发出闪闪金光。如果不是那么重的话，倒可以做成一对很不错的袖扣，这两块石英就有这么对称精致。
要琢磨这两块石头得花多少时间？可想而知，一定是在熄灯以后无数小时的苦工。首先得把石头削成想要的形状，然后才是用磨石布不断琢磨打光。看着它们，我内心升起一股暖意，这是任何人看到美丽东西之后都会涌现的感觉。这种美是花了时间和心血打造出来的，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原因。我对他的毅力肃然起敬，但直到后来，我才真的了解他是多么坚持不懈。
一九五〇年五月，上面决定要翻修监狱车牌工厂的屋顶。他们打算在天气还没有太热时做完，征求自愿去做这份工作的人，整个工程预计要做一个星期。有七十多个人愿意去，因为可以借机到户外透透气，而且五月正是适合户外工作的宜人季节。上面以抽签方式选了九或十个人，其中两个正好是安迪和我。
接下来那个星期，每天早饭后，警卫两个在前，两个在后，押着我们浩浩荡荡穿过运动场，瞭望塔上所有的警卫都用望远镜远远监视着我们。
早晨行进的时候，我们之中有四个人负责拿梯子，把梯子架在平顶建筑物旁边，然后开始以人龙把一桶桶热腾腾的沥青传到屋顶上，只要泼一点那玩意儿在你身上，你就得一路狂跳着去医务室找医生。
有六个警卫监督我们，全是老经验的警卫。对他们而言，那个星期简直像度假一样，比起在洗衣房或打造车牌的工厂中汗如雨下，又或者是站着看管一群囚犯做工扫地，他们现在正在阳光下享受正常人的五月假期，坐在那儿，背靠着栏杆，大摆龙门阵。
他们甚至只需要用半只眼睛盯着我们就行了，因为南面墙上的警卫岗哨离我们很近，近到那些警卫甚至可以把口水吐到我们身上，如果他们要这么做的话。要是有哪个在屋顶上工作的囚犯敢轻举妄动，只消四秒钟，就会被点四五口径的机关枪扫成马蜂窝，所以那些警卫都很悠闲地坐在那里；如果还有几罐埋在碎冰里的啤酒可以喝，就简直是快活似神仙了。
其中有个警卫名叫拜伦·哈力，他在肖申克的时间比我还长，事实上，比此前两任典狱长加起来的任期还长。一九五〇年的时候，典狱长是个叫乔治·邓纳海的北方佬，他拿了个狱政学的学位。就我所知，除了任命他的那些人之外，没有人喜欢他。我听说他只对三件事有兴趣：第一是收集统计资料来编他的书（这本书后来由一家叫“粉轻松”的小出版社出版，很可能是他自费出版的），其次是关心每年九月哪个球队赢得监狱棒球联谊赛冠军，第三是推动缅因州通过死刑法。他在一九五三年被革职了，因为他在监狱的汽车修理厂中经营地下修车服务，并且和哈力以及史特马分红。哈力和史特马因为经验老到，知道如何不留把柄，但邓纳海便得走路。没有人因为邓纳海走路而感到难过，但也没有人真的高兴看见史特马坐上他的位子。史特马五短身材，一双冷冰冰的棕色眼睛，脸上永远带着一种痛苦的微笑，就好像他已经憋不住了、非上厕所不可、却又拉不出来的表情。在史特马任期内，肖申克酷刑不断，虽然我没有确切的证据，不过我相信监狱东边的灌木林中，可能发生过五、六次月夜中掩埋尸体的事情。邓纳海不是好人，但史特马更是个残忍冷血的卑鄙小人。
史特马和哈力是好朋友。邓纳海当典狱长的时候，不过是个装腔作势的傀儡，真正在管事的人是史特马和哈力。
哈力是高个子，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有一头稀疏的红发。他很容易晒得红彤彤的，喜欢大呼小叫。如果你的动作配合不上他要求的速度，他会用棍子猛敲你。在我们修屋顶的第三天，他在和另一个名叫麦德·安惠的警卫聊天。
哈力听到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所以正在那儿发牢骚。这是哈力的典型作风，他是个不知感恩的人，对任何人从来没有一句好话，认定全世界都跟他作对：这个世界骗走了他一生中的黄金岁月，而且会把他下半辈子也榨干。我见过一些几乎像圣人般品德高尚的狱卒，我知道他们为什么如此——他们明白自己的生活虽然贫困艰难，却仍然比州政府付钱请他们看守的这群囚犯好得多。这些狱卒能够把痛苦做个比较，其他人却不能，也不会这么做。
对哈力而言，没什么好比较的。他可以在五月温暖的阳光下悠闲地坐在那儿，慨叹自己的好运，而无视于不到十英尺外，一些人正在挥汗工作，一桶桶滚烫的沥青几乎要灼伤他们的双手，但是对于平日需要辛苦工作的人而言，这份工作已经等于在休息了。或许你还记得大家常问的那个“半杯水”老问题，你的答案正反映了你的人生观。像哈力这种人，他的答案绝对是：有一半是空的，装了水的玻璃杯永远有一半是空的。如果你给他一杯冰凉的苹果汁，他会想要一杯醋。如果你告诉他，他的老婆总是对他忠贞不贰，他会说，那是因为她像无盐嫫母一样丑。
于是，他就坐在那儿和麦德聊天，声音大得我们所有人都听得到，宽大的前额已经开始晒得发红。他一只手扶在屋顶四周的矮栏杆上，另一只手按在点三八口径手枪的枪柄上。
我们都听到他的事了。事情是这样的，哈力的大哥在十四年前到德州去，自此音讯全无，全家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真是一大解脱。一星期前，有个律师从奥斯汀打长途电话来，他老兄四个月前过世了，留下了差不多一百万美元的遗产，他是搞石油生意发的财。“真难以置信有些笨瓜有多走运。”这个该死没良心的家伙站在工厂屋顶上说。
不过，哈力并未成为百万富翁——如果真的成了百万富翁，即使是哈力这种人，可能都会感到很快乐，至少会快乐一阵子——他哥哥留给缅因州老家每个还活在世上的家人每人三万五千美元，真不赖，跟中了彩券一样。
但是在哈力眼中，装了水的玻璃杯永远有一半是空的。哈力整个早上都在跟麦德抱怨，该死的政府要抽走他大部分的意外之财，“留下来的钱只够买辆新车，”他悻悻然，“然后怎么样？买了车以后还要付该死的税、付修理费和保养费，该死的孩子们又闹着要你带他们出去兜风——”
“等到他们长大了，还会要求把车开出去，”麦德说，老麦德知道面包的哪一面涂了奶油，他没有说出我们每个人心底的话，“老小子，如果那笔钱真是这么烫手的话，我很愿意接下这烫手山芋，否则要朋友做什么呢？”
“对啦！他们会要求开车，要求学开车，天哪！”哈力说到这里有点不寒而栗，“然后到了年底会怎么样？如果你发现不小心把税算错了，还得自掏腰包来补税，甚至还要去借贷来缴税。然后他们还要稽查你的财务呢，稽查完他们铁定要收更多的税，永远都这样。谁有能耐跟山姆大叔对抗？他们伸手到你衬衫里捏着你的xx头，直到你发紫发黑为止，最后倒霉的还是自己，老天爷！”
他陷入了懊恼的沉默中，想着他继承了这三万五千元，真是倒霉透了。安迪正在十五英尺外用一根大刷子刷沥青，他把刷子顺手扔到桶里，走向麦德和哈力坐的地方。
我们都紧张起来，我看到有个叫杨勒的警卫准备掏出枪来。在瞭望塔上的一名警卫也用手戳戳同伴的手臂，两人一起转过身来。有一阵子，我还以为安迪会被射杀、狠狠打一顿或两者都发生。
他轻声问哈力：“你信得过你太太吗？”
哈力只是瞪着他，开始涨红了脸，我知道要坏事了。三秒钟之内，他会抽出警棍来，朝着安迪的胃部要害打下去，胃后面正是太阳神经丛的所在，那儿有一大束神经，只要力道够大，就能送人上西天，但他们还是会打下去，万一没死，也足以让你麻痹很长一段时间，忘掉原本想做什么。
“小子，”哈力说，“我只给你一次机会去捡起刷子，然后从这屋顶滚下去。”
安迪只是看着他，非常冷静，目光如冰，恍若没有听到他的话似的。我真想上去告诉他识时务点，给他上一门速成课，告诉他，你绝不能让警卫知道你在偷听他们谈话，更不能插嘴，除非他们问你（即使他们问你，也只能有问必答，然后立刻闭嘴）。在这里，无论黑、白、红、黄哪色人种，在狱卒眼中都一样，他们全把你当黑鬼，如果你想在哈力和史特马这种人手下活命的话，你得习惯这种想法。当你坐牢的时候，你的命是属于国家的，如果你忘了这点，只有自己倒霉。我曾经看过瞎了眼的人，断了手指、脚趾的人，还有一个人命根子断了一小截，还暗自庆幸只受了这点伤。我想告诉安迪，已经太迟了。他可以回去捡起刷子，但是晚上还是会有个笨蛋在淋浴间等着他，准备打得他两腿痉挛，痛得在地上打滚。而你只要用一包香烟，就可以买通这样的笨蛋。最重要的是，我想告诉他，情况已经够糟了，不要把事情弄得比现在更糟。
但我什么也没做，只是若无其事地继续铺着沥青。我跟其他人一样，懂得如何明哲保身。我不得不如此。东西已经裂开来啦，而在肖申克，永远会有些像哈力这类人，极乐意把它打断。
安迪说：“也许我说得不对，你信不信任她不重要，问题在于你是否认为她会在你背后动手脚。”
哈力站起来，麦德站起来，杨勒也站起来。哈力的脸涨得通红。“现在惟一的问题是，你到底还有几根骨头没断，你可以到医务室去好好数一数。来吧，麦德！我们把这家伙丢下去。”
杨勒拔出枪来。我们其他人都疯狂地埋头铺沥青。大太阳底下，他们就要这么干了，哈力和麦德准备一人一边把他丢下去。可怕的意外！编号八一四三三SHNK的囚犯杜佛尼脚踩空了几步，整个人从梯子上滑了下去。太惨了。
他们两人合力抓住他，麦德在右，哈力在左，安迪没有抵抗，眼睛一直盯住哈力紫涨的脸孔。
“哈力先生，如果她完全在你的掌控之下，”他还是用一贯平静镇定的声音说，“那么没有什么理由你不能全数保有那笔钱。最后的比数是：拜伦·哈力先生三万五千，山姆大叔零。”
麦德开始把他拉下去，哈力却只是站在那儿不动。有一阵子，安迪好像拔河比赛的那条绳子，在他们两人之间拉扯着。然后哈力说：“麦德，停一会儿。你说什么？”
“如果你控制得了你老婆，就可以把钱交给她。”安迪说。
“你最好把话说清楚点，否则是自找苦吃。”
“税捐处准许每个人一生中可以馈赠配偶一次礼物，金额最高可达六万元。”安迪说。
哈力怔怔地望着安迪，好像被斧头砍了一下那样。“不会吧，免税？”他说。
“免税，”安迪说，“税捐处一分钱也动不了。”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
杨勒说：“他以前在银行工作，我想他也许——”
“闭嘴，你这鳟鱼！”哈力说道，看也不看他，杨勒满脸通红，闭上嘴。有些警卫喊他鳟鱼，因为他嘴唇肥厚，眼睛凸出。哈力盯着安迪看，“你就是那个杀掉老婆的聪明银行家，我为何要相信像你这样的聪明银行家？你想要我跟你一样尝到铁窗滋味吗？你想害我，是不是？”
安迪静静地说：“如果你因为逃税而坐牢，你会被关在联邦监狱中，而不是肖申克，不过你不会坐牢。馈赠礼物给配偶是完全合法的法律漏洞，我办过好几十件……不，是几百件这种案子，这条法令主要是为了让小生意人把事业传下去，是为一生中只发一次横财的人，也就是像你这样的人，而开的后门。”
“我认为你在撒谎。”哈力说，但他只是嘴硬，由他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其实相信安迪的话。哈力丑陋的长脸上开始浮现些微激动，显得十分古怪，在哈力脸上出现这样的表情尤其可憎。他之所以激动，是因为看到了希望。
“不，我没撒谎。当然你也不必相信我，你可以去请律师——”
“你他妈的龟儿子！”哈力吼道。
安迪耸耸肩，“那你可以去问税捐处，他们会免费告诉你同样的事情，事实上，你不需要我来解说，你可以亲自去调查。”
“你他妈的，老子用不着谋杀老婆的聪明银行家来教我黑熊在哪里拉大便。”
“你只需找个律师或银行家帮你办理馈赠手续，不过要花点手续费。”安迪说，“或是……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很乐意免费帮你办，只要你给我的每一位同事送三罐啤酒——”
“同事？”麦德说，一边拍着膝盖，捧腹大笑。我真希望他在吗啡还未发明的世界里因为肠癌而上西天。“同事，太可笑了？同事？你还有什么——”
“闭上你的鸟嘴！”哈力吼道，麦德闭嘴。哈力看了安迪一眼，“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我只要求你给每位同事三罐啤酒，如果你也认为这样公平的话，”安迪说，“我认为当一个人在春光明媚的户外工作了一阵子时，如果有罐啤酒喝喝，他会觉得更像个人。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感激你的。”
我曾经和当天也在现场的几个人谈过——包括马丁、圣皮耶和波恩谢——当时我们都看到同样的事情，有同样的感觉。突然之间，就变成安迪占上风了。哈力腰间插着枪，手上拿着警棍，后面站着老友史特马，还有整个监狱的管理当局在背后撑腰，但是突然之间，在亮丽的金色阳光下，这一切都不算什么。我感到心脏快跳出来了，自从一九三八年，囚车载着我和其他四个人穿过肖申克的大门，我走出囚车踏上运动场以来，还不曾有过这种感觉。
安迪以冷静自若的眼神看着哈力，这已不只是三万五千元的事情了，我们几个都同意这点。我后来不断在脑海中重播这段画面，我很清楚，这是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角力，而且安迪步步进逼、强力推进的方式，就好像两个人在比腕力的时候，强者硬把弱者的手腕压在桌上的情形。哈力大可以向麦德点点头，让他把安迪扔下去，事后仍旧采纳安迪的建议。
他没有理由不这么做，但他没有这么做。
“如果我愿意，我是可以给你们每个人几罐啤酒，”哈力说，“工作的时候喝点啤酒是很不错。”这个讨厌鬼甚至还摆出一副宽宏大量的样子。
“我先给你一个不让税捐处找麻烦的法子，”安迪说。他的眼睛眨也不眨看着哈力。“如果你很有把握的话，就把这笔钱馈赠给你太太。如果你认为老婆会在背后动手脚或吞掉你的钱，我们还可以再想其他——”
“她敢出卖我？”哈力粗着声音问道，“出卖我？厉害的银行家先生，除非我点头，她连个屁都不敢放一个。”
麦德和其他人没有一个敢笑。而安迪脸上始终没有露出任何笑意。
“我会帮你列出所有需要的表格，表格在邮局里都有卖，我会帮你填好，你只要在上面签字就行了。”
这点很重要，哈力的胸部起伏着，然后他看了我们一眼，吼道：“该死！看什么？干你们的活儿去！”他面向安迪，“你过来，给我听好，如果你胆敢跟我耍什么花样，这礼拜还没过完，你会发现自己在淋浴间追着脑袋跑。”
“我懂。”安迪轻轻地说。
他当然懂，他懂得比我多，比其他任何人都多。
于是一九五〇年，我们这一伙负责翻修屋顶的囚犯，在工作结束前一天的早上十点钟，排排坐在屋顶上喝着啤酒，啤酒是由肖申克监狱有史以来最严苛的狱卒所供应的。啤酒是温的，不过仍然是我这辈子喝过的滋味最棒的啤酒。我们坐在那儿喝啤酒，感觉阳光暖烘烘地洒在肩膀上，尽管哈力脸上带着半轻视、半打趣的神情，好像在看猩猩喝啤酒似的，却都不能破坏我们的兴致。我们喝了二十分钟，这二十分钟让我们感到自己又像个自由人，好像在自家屋顶上铺沥青、喝啤酒。
只有安迪没喝，我说过他平常是不喝酒的。他蹲坐在阴凉的地方，双手搁在膝盖间摇晃，微微笑着，看着我们。惊人的是，竟然有这么多人记得安迪这副样子；更惊人的是，竟然有那么多人说安迪对抗哈力的时候，他们也在现场铺屋顶。我认为当天去工作的囚犯只有九个人或十个人，但是到了一九五五年，工作人员的人数至少已暴增到两百人，也许还更多……如果你真的人家说什么都信的话。
总之，如果你要我说，我描述的到底是普通人、还是在加油添醋地描绘一个仿佛沙砾中珍珠般的传奇人物，我想答案是介乎两者之间吧。反正我只知道安迪·杜佛尼不像我，也不像我入狱后见过的任何人。他把五百美金塞在肛门里，偷偷夹带了进来，但似乎他同时也夹带了其他东西进来——或许是对自己的价值深信不疑，或坚信自己终会获得最后胜利……或只是一种自由的感觉，即使被关在这堵该死的灰墙之内，他仍然有一种发自内在的光芒。我知道，他只有一次失去了那样的光芒，而那也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
一九五〇年，美国职业棒球世界大赛开打的时候——如果你还记得的话，那年费城人队在冠亚军大赛中连输四场——总之，那些姊妹再也不来骚扰安迪了。史特马和哈力撂下狠话，如果安迪跑去向他们或其他警卫告状，让他们看到他的内裤里再有一滴血，肖申克每个姊妹当晚都得带着头痛上床。他们一点都没反抗。我在前面说过，总是不停会有十八岁的偷车贼、纵火犯或猥亵儿童的人被关进牢里。所以从翻修屋顶那天开始，安迪和那帮姊妹就井水不犯河水了。
那个时候，安迪已经调到图书馆，在一个叫布鲁克的老囚犯手下工作。布鲁克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便进图书室工作，因为他受过大学教育，尽管布鲁克在大学念的是畜牧系，不过反正在肖申克这种地方，大学生如凤毛麟角，这跟乞丐没什么可以选择的余地是同一道理。
布鲁克是在柯立芝还在当总统的时候，赌输后失手杀了妻女而被关进来。他在一九五二年获得假释。像往常一样，政府绝不会在他还对社会有一点用处的时候放他出去。当罹患关节炎的布鲁克穿着波兰西装和法国皮鞋，蹒跚步出肖申克大门时，已经六十八岁高龄了。他一手拿着假释文件，一手拿着灰狗长途汽车车票，边走边哭。几十年来，肖申克已经变成他的整个世界，在布鲁克眼中，墙外的世界实在太可怕了，就好像迷信的十五世纪水手面对着大西洋时一样害怕。在狱中，布鲁克是个重要人物，他是图书馆管理员，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如果他到外面的图书馆求职的话，不要说图书馆不会用他，他很可能连借书证都申请不到。我听说他在一九五三年死于贫苦老人之家，比我估计的还多撑了半年。是呀，政府还蛮会报仇的：他们把他训练得习惯了这个粪坑之后，又把他扔了出去。
安迪接替了布鲁克的工作，他也干了二十三年的图书馆管理员，他用对付哈力的方法，为图书馆争取到他想要的东西。我看着他渐渐把这个原本只陈列《读者文摘》丛书和《国家地理杂志》的小房间（房间一直有个味道，因为直到一九二二年之前，这原本只是个放油漆的地方，从来也没有空调），扩充成新英格兰地区最好的监狱图书馆。
他一步一步慢慢来。他先在门边放了个意见箱，很有耐性地筛选掉纯粹开玩笑的提议，例如“请多买些黄色书刊”或“请订购《逃亡的十堂课》”，然后整理出囚犯似乎认真需要的书籍。接着，他写信给纽约主要的读书俱乐部，请他们以特惠价寄来他们的精选图书，并且得到文学协会和每月一书俱乐部的回应。他也发现肖申克的狱友很渴望得到有关休闲嗜好的资讯，例如，有关肥皂雕刻、木工、各种手工艺和单人牌戏的专业书，还有在各监狱都十分抢手的加德纳和拉摩尔的小说，狱友们好像永远看不厌有关法庭的书。还有，他还在借书柜台下藏了一箱比较辛辣的平装书，尽管他出借时很小心，而且确保每一本书都准时归还，不过这类新书几乎每一本都很快就被翻烂了。
他在一九五四年开始写信给州议会。史特马那时已当上典狱长，他老爱摆出一副安迪只不过是只吉祥物的样子，经常在图书馆里和安迪瞎扯，有时还搂着安迪的肩膀，跟他开玩笑。但是他谁也骗不了，安迪可不是任何人的吉祥物。
他告诉安迪，也许他在外面是个银行家，但那早已成为过去，他最好认清监狱中的现实。在州议会那些自大的共和党议员眼中，政府花在狱政和感化教育的经费只有三个用途：第一是建造更多的围墙，第二是建造更多的铁窗，第三是增加更多的警卫。而且在州议会诸公眼中，被关在汤玛森、肖申克、匹兹费尔和南波特兰监狱的囚犯，都是地球上的人渣，是进来受苦的。假如面包里出现了几条象鼻虫，那还真他妈的不幸啊！
安迪依旧神色自若地微笑着。他问史特马，如果每年滴一滴水在坚硬的水泥块上，持续滴上一百万年，会怎么样？史特马大笑，拍拍安迪的背，“你可活不了一百万年，老兄，但如果你真能活这么久，我相信到时候，你还是老样子，脸上还是挂着同样的微笑。你就继续写你的信吧，只要你自己付邮资，我会替你把信寄出去。”
于是安迪继续写信。最后，终于开怀大笑的人是他，虽然史特马和哈力都没机会看见。安迪不断写信给州议会，要求拨款补助监狱图书馆，也一再遭到拒绝。但是到了一九六〇年，他收到一张两百元的支票。州议会也许希望用这两百元堵住他的嘴，让他别再烦他们了。但安迪认为自己的努力已收到初步成效，于是加倍努力。他开始每周写两封信，而不是一封信。到了一九六二年，他收到四百元，此后十年中，图书馆每年都会准时收到七百元。到了一九七一年，补助款甚至提高到整整一千元。当然这无法与一般小镇图书馆的经费相比，但一千元至少可以采购不少二手侦探小说和西部小说。到安迪离开之前，你在肖申克图书馆中几乎可以找到任何你想看的书，即使找不到，安迪很可能也会为你找到。这时候的图书馆已经从一个油漆储藏室扩展为三个房间了。
你会问，难道这一切全因为安迪告诉哈力那笔意外之财该如何节税吗？答案是：对……也不对。或许你自己也猜到是怎么回事了。
（未完待续）
（[美]斯蒂芬·金/著，施寄青、赵永芬、齐若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