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克车厢”使人受罪,“乌鸦车”里苦不堪言,递解站也是个折磨人的地方。顶好还是躲过这几关,乘红色闷罐车厢直达劳改营吧。

在这方面也像在一切方面一样,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是完全一致的。用直达列车道送罪犯去劳改营可以减轻市内铁路线、汽车运输和递解站人员的负担,这对国家是有利的。古拉格早就明白这个道理并且做了出色的安排:编组红色列车(用运牲畜的红色车皮)运输队和驳船运输队,在既无轨道又无水道的地区组织步行的囚犯大队(不许可犯人使用马匹和骆驼)。

每当什么地方的法庭的高速工作或什么地方的递解站挤得难以招架的时候,便显示出红色列车的极大优越性-一它可以一次集中遣送大量的囚犯。一九二九——一三一年曾用这个办法遣送过几百万农民。用同样的办法把列宁格勒迁出了列宁格勒。“三十年代的科雷马殖民也是靠这个办法实现的:我们祖国的首都莫斯科每天吐出一趟红色列车开往苏维埃港、瓦尼诺港。每个省府也发出这种列车,不过不是每天一趟。一九四一年用它把伏尔加河畔的日尔曼族共和国迁到哈萨克斯坦,后来对其他各民族也是如法炮制。一九四五年这种列车从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接回俄罗斯的浪子和浪女们,或者把自行回归的人们从西部边界上运回来。一九四九年把五十八条的犯人们集中到特别劳改营也是用这种交通工具。

“泽克车厢”的运行要按照凡俗的行车时刻表,红色列车则遵照古拉格的神气的将军签署的神气的指令运行。“泽克车厢”不能停在一片旷野里,它的终点总得有一个站房,有一个尽管很不像样的小镇,有一个有房顶的羁押室。但是红色列车却可以开进哪怕是真空里面,它在哪里停下,在它旁边立刻就会从草原或森林的海洋里升出群岛的一座新的岛屿。

并不是随便一节红色车厢都可以马上用来运犯人——首先要对它进行整备。整备的意思并不是如读者可能想象的:把它打扫一下,清除装人以前用于货运时剩下的煤屑和石灰,——这类事情不是每次必须做的。整备的含义也不是把车皮的缝隙填塞好,安上炉子。(克尼亚日一波戈斯特至罗普恰之间的线路刚一建成就立即投入运输犯人的工作,那时它还没有并入全国的铁路网。在这条线上使用的是既没有安炉子又没有支铺位的车皮。大冬天犯人们躺在结冰积雪的车厢底板上,而且还吃不到热食,因为列车跑完这一段的时间从来不超过一昼夜。有谁哪怕在想象中能够躺在那里熬过这十八-一二十个小时而且还能活下来!)整备工作指的是以下这些事:要检查底板、壁板、顶板是否完整牢固;要在小窗孔上装好牢靠的铁栅栏;要在底板上打一个下水口,四周用铁皮和密钉特别加固;整个列车要均匀地、按必要的密度分布一些平台(上面设置带机关枪的押解岗哨),如果平台太少,要临时加造;要装置登上车厢顶棚的梯子;要周密安排设置探照灯的地点并保证电源的畅通;要制造长柄木槌;要加挂一节指挥部用的客车,如果没有,则准备几节设备齐全并能取暖的宿营车供警卫队长、行动特派员、押解队员乘用;要设置给押解队和给犯人做饭的厨房。待一切准备停当,便可以沿着列车首尾走一趟,用粉笔在车皮上歪歪斜斜地写上“专用设备”或者什么“易腐品”之类的字样。(叶-金兹布尔格的《第七节车厢》对红色列车的押解有很生动的描写,这里不再赘述。)

列车准备工作结束之后,现在面临的任务是把囚犯装进车厢,这是一场复杂的战斗行动。进行这件事必须达到两个重要的目标:——

要使老百姓看不到上车,以及——

要使犯人感到恐怖。

上车必须瞒过当地居民,因为一趟列车一次要装进一千来人(至少挂了二十五节车皮),这不同于“泽克车厢”里运的那一小股,那一点人当众押送也是不碍事的。当然尽人皆知每日每时都在抓人,但是不应当让任何人看到大批犯人来在一起的情景而感到可怕。一九三八年在奥廖尔,没有一家没有人被抓,奥廖尔监狱门前的广场上停满了农村来的大车,旁边站着哭哭啼啼的农村妇女,活像苏里柯夫的《射手刑场》的画面。(啊,什么时候还会有人给我们画一幅呢!不用指望了:这已经不时髦,很不时髦……)当时当地这类事情是没有法于掩盖的。但是何必在我们苏维埃人眼前显示出一天就抓来一列车之多呢(当年的奥廖尔被抓的人一天就能凑足一列车),况且更不应该计青年们看到这些——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所以这事只能夜间干——每天晚上从监狱押出一支黑色的解犯队伍步行去车站(“乌鸦车”正用于新的逮捕),这样连续几个月。诚然,女人们是警觉的,女人们有法子打听出来,她们深更半夜从全城偷偷地溜到车站,紧盯着停在待避线上的列车,她们沿着列车奔跑,在枕木和轨道上磕磕绊绊,她们朝一节车厢里喊:某人在这里吗?……某某和某某在这里吗?……

接着又跑向另一节车皮,然后又有另一些人跑到这节车厢来问:有某某人吗?忽然从贴了封条的车厢里传来了回话:“我!我在这儿!”或者:“快去找!他在别的车厢!”或者:“大嫂子们,劳你们的驾,我老婆就住在车站附近,请你们跑一趟告诉她!”

这类有损于我们现时代荣誉的场面之所以能发生,是上车的组织工作不完善所致。当局从错误中汲取了教训,于是从某一夜晚起,一群狂吠乱叫的狼狗组成了一个警戒圈,远远地把列车包围起来。

在莫斯科也是如此,不知是老斯列金卡递解站(这地方现在连囚犯们也不记得了)还是红色普列斯尼亚递解站,把犯人装上红色列车只准许在夜间进行,这是法律规定的。

然而,尽管白日的光辉对于押解队是多余的,可是他们却使用夜间的小太阳——探照灯。这东西用起来方便,因为它们的光束可以集中射向需要的地点——坐在地上的惊慌失措的囚犯的人堆。他们在那里听候命令:“下一批的五个人——起立!目标——车厢,跑步走!”(一切都是“跑步走!”,免得他们东张西望,免得他们心里打主意,要使他们觉得像被一群狗追赶着,只顾往前跑,千万别摔倒);探照灯射向他们奔跑的坎坷不平的小路;射向他们攀登的车厢踏板。探照灯的阴森凄惨的光束不单是为了照明:它是恐吓囚犯的重要的戏剧性手段。此外还有对落后者的厉声恫吓与枪托的猛击;还有“就地坐下!”的命令(有时命令:“跪下!”例如在上面讲过的奥勒尔的车站广场上就曾如此,一千个人像现代的朝圣者一样纷纷跪倒在地上。);还有本身毫无必要但具有很大震慑作用的向车厢的跑步前进;还有警犬的嗥叫;还有对准犯人的枪口(早年是步枪,后来是自动步枪);这一切都属于这种手段。主要目的是压垮和摧毁囚犯的意志,使他们不能产生逃跑的念头,使他们长久地不能领悟自己新的有利条件:他们从石砌的监狱里转入了薄木板制成的车厢。

但是为了能在一夜之间把成千人麻利地装进车厢,监狱当局必须头天早晨就把犯人从监室里提出来进行起解前的处理,押解队要花一整天时间在监狱里长久而严格地进行接收,对接收来的犯人还要负责看押好几小时,不过不是把他们放在监室里,而是集中在大院里,以免和留狱的犯人掺混。所以,夜间的登车对于因犯说来不过是一整天磨难的令人松一口气的结束。

除了常规的点数、核对、剃头、蒸衣和洗澡,起解准备工作的主要内容是总搜查。搜查不由狱方主持,而由前来接收的押解队负责。遵照红色列车押解条例并出于押懈队本身的战斗行动的考虑,搜查时要做到不给犯人留下任何有助于逃跑的物件:没收一切带尖的有刃的东西;为了防止犯人们洒迷押解人员的眼睛,必须没收各种粉末状的市西(诸如牙粉、砂糖、盐粒、烟末、茶叶之类);任何绳索,不管是粗绳、细绳、腰带,要一律没收,因为都可以利用于逃跑。(小皮带当然也不例外!一个独腿人系义肢的小皮带也被剪掉了,这个残废人只好把假腿扛在肩上,靠旁边的人扶着往前跳。)其他东西,包括资重物品和提箱,按条例应一律送进专门的寄存车厢,到押解终点再归还原主。

但是对于沃洛格达或者古比雪夫的押解队,莫斯科定的条例的权威是疲软而松弛的,而对于囚犯们,押解队的权威可是具体而实在的,这一因素便决定了登车行动的第三个目的:为了维护正义,必须没收人民之敌的一切值钱的东西,供给人民之子享用。“就地坐下!”“跪下!”“脱光!”——这几句条例中规定的押解口令体现了一种不容争辩的根本权威。要知道,一个赤身露体的人心里是发虚的,他不能骄傲地挺起胸膛和一个穿着衣服的人平等地谈话。搜查开始了。(古比雪夫,一九四九年夏天。)赤条条的人们拿着自己的东西和脱下的衣服一个个地走过来,四面站着大批戒备森严的武装士兵。气氛不像是起解,而是要拉出去枪毙或者送进煤气室烧死。人在这时候已经不再关心身外之物。押解队故意把一切做得生硬、粗鲁,没有一个字是用普通人类的声音说出来的,因为目的就在于吓倒和压垮。箱子全被抖空(把东西抖在地下),然后扔进一个大堆里。囚犯们的烟盒、皮夹子以及其他一些可怜的“贵重物品”全被挑拣出来,不标姓名,一概丢进旁边的大木桶。(不用保险柜,不用木箱,不用大盒子,偏偏用大木桶——这种做法对于赤身露体的人们不知为什么具有特殊的压力,使他们觉得反抗是无益的。)光着身子的人们只得赶紧从地面上收拾起搜查后剩余的破烂,塞进小包袱或者打进行李卷里。毡靴吗?可以寄存,扔在这一堆里,在登记表上签个名吧!(不是发给你收据,而是要你自己签字证明你往这一堆里扔了东西!)最后一辆装运囚犯的卡车开出监狱大院的时候天已昏黑了,囚犯们看见,押解人员们一拥而上,从大堆里抢光最好的皮箱,从大木箱里挑拣最好的烟盒。接着是看守员们跑来拣点便宜,随后是递解站的杂役们。

这就是为了登上闷罐车在一天之内需要付出的代价!好了,现在总算松了一口气,爬进来了,身子换上了扎人的铺板。但是这里哪有什么松快,这算什么取暖宿营车?!囚犯们又陷入了寒冷和饥饿、干渴和恐惧、盗窃犯和押解队的两面夹攻。

如果阿罐车厢里有盗窃犯(在红色列车里面当然也不会单独把他们隔开的),他们便会占据着靠窗孔的上层铺的传统的好位置。这是夏天。我们可以猜出冬天他们在什么位置。当然是靠着炉子,紧紧围成一圈。当过小偷的米纳耶夫回忆,一九四九年的严冬,从沃罗涅日到科特拉斯全程(好几昼夜),他们那一节“取暖宿营车”统共领到三提桶煤块!这时候盗窃犯们不单是占据了炉边的位置,不单抢光“福来儿”的全部厚衣裳穿在自己身上,甚至连他们的包脚布也不嫌弃,把这东西从他们的鞋里抖出来,缠到自己的贼脚上。“今天该你死,明天才是我!”吃饭问题更要稍微糟糕一些——全车厢的口粮全由盗窃犯负责领取,他们留下最好的或者他们需要的。洛希林回忆起一九三七年的那一次由莫斯科到佩列波尔的三天三夜的递解。因为只有短短的三昼夜,不值得在列车里面煮热食,所以只发给干粮。盗窃犯们把全部夹心糖给自己留下,面包和鲜鱼允许别人均分;这表明他们当时肚里不饿。当供给热食的时候,盗窃犯近水楼台,菜汤是由他们分配的(由基什涅夫到伯朝拉的为期三周的递解,一九四五年)。除此以外,盗窃犯们在途中也不嫌弃普普通通的小抢小劫:他们发现一个爱沙尼亚人镶着金牙,便把他撂倒,用一根火钩子把金牙敲下来。

犯人们认为红色列车的最大优点是供给热食。在一个荒僻的车站上(仍是为了不让老百姓看见)把列车停下,把菜汤和稀粥送到各个车厢。但是发放的时候总要搞一些歪门邪道。他们可能(例如上面说的那趟由基什涅夫发出的列车)把菜汤倒在领煤用的提桶里。要洗也没有水呀!因为列车里饮用水是定量的,比菜汤还缺。就请你一边喝汤,一边嘎吱嘎吱地嚼煤粒吧。或者他们给一节车厢送来了菜汤和稀粥,却不给够钵子,四十个人只给二十五个,同时又命令:“快吃!快吃!我们还要往别的车厢送,不是你们一节!”请问怎么喝法?怎么分法!按钵子平均分配根本不可能,只能凭眼力掌握,手紧一些,免得发过头。(先喝的人叫唤:“你搅和搅和呀!”后来的人不吭声:就让它底下稠一点吧!)头一拨喝着,第二拨等着。快点喝吧!肚子饿得发慌,桶里的粥也要凉了。外头已经在催促:“喂,完了吗?快了吗?”然后才轮到给第二拨舀粥。必须舀得不多不少,不稠不稀。发完以后,还需要估量出每个人还能添多少,这一次至少可以把两份合舀在一个钵子里分给全体了。从头到尾这四十个人简直不是吃饭,而是眼睛盯着分粥,心里受罪。

不给取暖,不管束盗窃犯,水不给喝够,饭不给吃饱——再加上连觉也不让睡。白天押解员能看清楚整个列车和车后面的线路,知道有没有人跳车,有没有人卧轨。到了夜间,警惕性害得他们不得安生。夜间每到一站他们就用长柄木槌(全古拉格标准)咚咚地敲打每一块车板:可别被那些家伙锯断了吧?在某些车站上,车门猛然大开,电筒的光束,甚至可能是探照灯的光束,直射进来:“检查!”这意思是要你们立即跳起来,站好,准备听喝——全体朝左跑还是朝右跑。手持木槌的押解人员蹿进车厢(另一些手持自动步枪的在车门外面排列成半圆形),他们指示:向左!这意思是:左边的人原地不动,右边的人必须立即像跳蚤一样一个从一个头上蹦到那边去,见缝插针,能站在哪儿就站在哪儿。谁的腿脚不灵便,谁在那发呆,——腰间、背上就要吃水相,这是给他握精神。同时,押解员的皮靴已经在乱踩你的叫花子窝铺,乱扔你的破衣烂裳。到处用灯光照亮和用木槌敲打——查看有没有锯缝。没有!这时候押解人员就叫你们一个个从左边走到右边,他们站在车厢当中点数:“一!二!三!……”本来只要简单地数一数,简单地用手指头点一点也就够了。可是那么办不吓人,所以还是用那个木相在你腰间、肩膀上、头顶上或者随便什么地方“点”数才更直观,更精确,更提神,更迅速。点完了,共计四十名。现在轮到在左边乱扔、探照、敲打了。最后完事了,走了,车厢上锁。你们可以睡到下次停车。(不能说押解队是没事自找麻烦——有本事的人确有从红色列车里逃跑的。例如,他们敲打车板的时候,有时就发现一块已经有了锯缝,或者某天清早发菜汤的时候忽然发现:在一群胡子拉碴的面孔中间有几个刚刮过胡子的人。押解队端着自动步枪把车厢包围起来:“把刀子交出来!”这都是那些盗窃犯和靠近他们的人的臭讲究:他们“当腻了”大胡子。现在只得把刮胡刀交出去了。

红色列车与其他长途直达列车不同的地方是,上了这种列车的人不知道还能不能下车。由列宁格勒监狱发出的(一九四二年)一趟列车在索里卡姆卸车的时候,整个路基上摆满了死尸,活着到达的只有少数。一九四四一四五年和一九四五一四六年的两个冬天,从被解放的领土(波罗的海沿岸,波兰,德国)开来的囚犯列车抵达铁路村(克尼亚日一波戈斯特)的时候,也和开到极北地带所有主要枢纽站的时候一样,都挂着一两节装死尸的车皮。这表示在途中他们认真地从活人车厢里把死人检出来,放进了死人车厢。实际上并不是经常这样做。在苏合别兹沃德那亚火车站(翁日拉格)有好多次是这样分清谁死谁活的:列车进站后,打开车厢的门,凡是爬不出来的就算是死人。

冬季乘这种列车是可怕的,致命的,因为押解队一心用在警惕性上,实在无力为二十五个炉子拉煤炭。可是大热天乘这种车也不是那么甜蜜:四个小窗孔两个被封死,车厢顶棚晒得滚烫;至于饮水的问题,如果连一节“泽克车厢”的饮用水都供不上,却硬要押解队为一千口子去提水,岂不会把他们忙坏了?因此,囚犯们认为递解最好的月份是四月和九月。但是,如果一趟列车需要在路上走三个月(由列宁格勒去符拉迪沃斯托克,一九三五年),那么就是连最好的季度也是不够用的。预定要长期运行的列车,对于途中押解队的政治教育以及被囚禁的灵魂的精神关注都会有周密的安排:为这趟列车必定指派一位“教父”——行动特派员,他乘坐一节单独的车厢。这位行动特派员在监狱里就对这次押解做好了准备,犯人不是随随便便地而是按照他认可的名单安排进各个车厢。他批准每节车厢的室长,训练和安插每节车厢的眼线。每次较长时间的停车,他总要找一个理由把这个人或那个人从车厢里叫出来,询问人们在里面谈些什么。这类特派员要是在旅途终了仍然搞不出什么现成的结果,是没脸见人的。他保证在路上就会给什么人立案侦查,你瞧着吧,一到目的地那个人又会被套上一个新的刑期。

算了,让这种可恶的红色牲畜列车,连同它的直通、直达也都见它的鬼去吧!经历过这种递解的人反正永远是忘不了的。还是快点到达劳改营吧!快点到达吧!

人是希望与急躁的动物。好像劳改营的行动人员会比较有人性,好像那儿的眼线们将不会这样昧良心,(实际正好相反!)好像我们到达那里以后,他们不会用同样的恫吓和同样的警犬强迫我们坐到地下,(“就地坐下!”)好像现在吹进了你们的红色车厢的大雪,在车外的地面上不会积得更厚一些。好像我们现在一下车就等于到达了目的地,而不会再把我们装上露天的平台车沿窄轨铁路继续往前拉。(可是使用没有遮拦的平台车怎么运送犯人呢?怎么看守呢?——这确是押解队的一项难题。问题是这样解决的:命令我们挤成一团躺倒,用一整块大帆布苫在上面,和“波将金”号巡洋舰上被枪决以前的水手们一样。为了苫上这块帆布,还应该对他们说声谢谢呢!)奥列涅夫和他的伙伴们在北方的十月间坐在露天的平台车上等了一整天(人已经装上了车,可是火车头没有调来。先是下了一场雨,后来上了冻,犯人们的破衣烂衫全结了冰)。小型列车开动起来猛烈颠簸,平台车的槽帮子常会裂缝和折断,一次震荡就能把什么人甩到车轮子下面去。那么烦请诸位猜一猜:由杜金卡发车,在北极的严寒中乘露天平台车沿窄轨铁路行驶一百公里,在这种情况下盗窃犯坐在什么位置?答案是:在每一节平台车的正中,以便让他们四周的牲畜们捂暖他们,也护着他们免得掉到火车底下去。答对了。还有一个问题:在这条窄轨铁路的终点,犯人们将会见到什么(一九三九年)?那儿会有房子吗?不,没有一间。地屋?有,可是已经挤满了.那不是给他们住的。这么说,他们首先得给自己挖地屋吗?不、因为在北极的冬天怎么能挖呢?他们不是去干这个,而是被带去开采金矿。“可是他们在哪儿住呢?”“什么?——住?……哦,对了,住……住……——住帐篷嘛”

但是不会每一次都需要再乘一段窄轨火车吧?不,当然不。有乘大火车直接抵达的:叶尔佐沃车站,一九三八年二月。半夜里车厢门打开了。沿着列车的全长燃起了一堆堆的篝火,在火光照耀下人们从车里下来,站在雪地里。点数,站队,又点数。气温是零下三十二度。这批犯人是从顿巴斯来的,都是同年夏天被捕的,穿着短腰皮靴、便鞋,还有穿凉鞋的。谁想在火堆旁边取暖,押解队马上把他赶开:篝火不是为这个预备的,而是为了照明,一眨眼工夫手指头就冻木了,雪填进单薄的鞋子里连化也不化。没有一丝宽容,只听见口令声:“站队!看齐!谁离开队列左右一步,我们不打招呼就开枪……齐步走!”系在铁链上的警犬被它们心爱的口令和这个兴奋的时刻激动得阵叫起来。穿着羊皮大衣的押解队员们开步走了,穿着夏季衣服的注定灭亡的人们也沿着积雪很深的完全没有踩出来的道路走向泰加森林中的某个地方。前方看不到一点灯火。北极光在闪耀。这是我们一生第一次也多半是最后一次见到北极光……云杉在酷寒中发出干裂声。没有鞋穿的人们用冻僵的脚掌和小腿测量着积雪的深度,把积雪踩实。

或者以一九四五年一月(“我军攻占华沙!……我军切断东普鲁士!”)到达伯朝拉的情形为例。荒凉的雪原,把人们从车厢里轰出来,叫他们坐在雪地里,排成六路横队。接着就没完没了地点起数来。一次数错了,再数一次。然后叫犯人们站起来,押着他们在没有人迹的雪原里步行六公里。这批犯人也是从南方来的(摩尔达维亚),所有的人脚上穿的都是单皮鞋。狼狗紧跟在他们后面,用前爪推着最后一排人的脊背,向他们的后脑勺子吹送着狗的气息。(走在这一排的是两位神甫——银发苍苍的年迈的费多尔-福罗利亚神父和搀扶着他的年轻的维克托-施波瓦里尼科夫神父。)使用警犬的技术如何?不,警犬显示的自制力如何?——要知道它们是多么想咬上一口啊;

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劳改营的入营洗澡房;先在一座小屋里脱掉衣服,光着身子跑过大院,在另一座房屋里洗澡。但是眼下这一切都是可以忍受的:主要的罪已经受过了。现在总算到达了!天黑了下来。忽然听说:营里没有空位子,不能接收新犯人。于是洗完了澡以后又把解犯叫出来排队、点数,四周布置了警犬——一切再来一遍,拖着自己的东西,还是原来那六公里,他们踩着积雪重返自己的列车,只不过这一次是摸黑。他们走后的几小时内,车厢的门一直大开着,原来那点可怜的热气早已跑得一干二净。而且抵达目的地以前车上的煤炭都烧光了,现在到哪儿去找?他们挨了一夜冻,早晨发给他们干石斑鱼去嚼(谁想喝水——嚼雪去吧!),然后又沿着原路带去劳改营。

这还是一个幸运的事例!因为好歹还有一个劳改营。今天不接收,明天会接收。而红色列车按照其本性说来一般是开往真空地带的。递解终了之日往往就是一座新劳改营开创之时。因之列车可以在北极光的照耀下径直停在泰加森林当中,在云杉树干上钉一块小牌牌:“第一独劳点”(独立劳动点)。在这种地方,犯人们在一周之内要靠嚼风干鲻鱼、和着雪吞咽面粉维持生命。

如果有一座即便是两星期前开办的劳改营,那已经会满舒服了;已经可以煮热食了。虽然没有钵子,但是稀的和干的可以混在一起,六个人一份,盛在洗澡盆里。六个人站成一圈(桌椅都还没有),其中两个人用左手提着澡盆的把手,挨着号用右手从盆里抓饭吃。这是重复前面说过的吗?不,这是一九三七年的佩列波尔,是据洛希林的介绍。不是我在重复,是古拉格在重复。……再接着,他们就会派来一些老劳改犯给新犯人当作业班长。这些老手很快就能教会他们如何生活、找窍门和欺骗。第二天一清早就要出工,因为伟大时代的钟声在轰鸣,时不等人。我们这里不是沙皇时代的苦役服刑地阿库台,那地方新到的犯人有三天的休整。

群岛的经济日渐繁盛。新的铁路支线到处伸延,许多地点不久以前还只通水路,现在已经可以用火车运输了。但是有一些群岛的老土著还活着,他们能够告诉你,当年在伊日玛河上是如何乘着真正的古俄罗斯的大木船航行的。一船装一百人,犯人们自己划桨;他们还能够告诉你,他们是怎样乘着平底小渔船沿着乌赫塔河、乌萨河、伯朝拉河抵达自己的劳改营。当时连去沃尔库塔也是用驳船押运的:先用大船过到阿兹瓦窝姆,那儿设了一个沃尔库塔劳改营的中转站。从那儿出发,比方说到咫尺之遥的乌斯特乌萨,需要乘浅水驳船走十天。虱子多得能把整个驳船拱得颤动起来,押解队准许犯人们二个一个地上甲板把虱子抖落在水里。水路递解也不是直达的,一会儿要换船,一会儿要把船拖过一段陆峡,一会儿要下船步行。

在这些地区也曾经有过自己的递解站——那是用树棍搭的窝棚或者是帐篷(乌斯特乌萨、波莫兹金诺、谢里亚尤尔)。那里也有自己一套特殊的秩序,有自己的押解规章,当然也有一套特殊的惩治犯人的办法。但是描写这一类异国情调显然并非我们的任务,所以我们也就不着手去做了。

北德维纳河、鄂毕河与叶尼塞河知道用驳船运输囚犯开始于什么时候——那是在消灭富农时期。这几条河流都是流向正北的,而驳船又是一些大肚子,大容量的家伙,只有依靠它们才能完成把如此庞大的灰色群体从有生的俄罗斯抛到无生的权北地区的任务。人们被倾倒进像个大木槽似的驳船舱里,人摞人地躺在里面,像装在提篮里的一堆大虾一样微微动弹着。哨兵高高地屹立在船舷上,好像站立在山岩上一样。有时候就这样不遮不盖地驳运这一堆东西,有时候蒙上一块大帆布——也许是为了不想看见他们,也许是为了更容易警戒,反正绝对不是为了给他们遮雨。这样的驳船押运已经不是递解,而简直是分期处决了。再加上途中差不多是不供给伙食的。把他们丢弃到冻土地带之后,就根本不给吃的了,他们被留在那里与大自然一起自生自灭。

北德维纳河(以及维切格达河)上的驳船递解直到一九四0年还没有停止。奥列涅夫就经历过这样的递解。囚犯们在船舱里人贴人地站着,——而这并不止是一天。尿撒在玻璃罐里,传到舷窗口倒掉。如果是比这更严重一点的问题,那只好在自己裤裆里解决了。

沿叶尼塞河的驳船递解变成了固定航班,几十年没有中断过。三十年代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的河岸上搭起了一些敞棚。在寒冷的西伯利亚春天,等待装运的囚犯们在那里面一连打一两昼夜的哆嗦。叶尼塞河上运囚犯的驳船有固定的结构,船舱里是没有光亮的,分上下三层。只有安装着梯子的舱口能透进一点折射的光线。押解队员住在甲板上的小屋里。哨兵警戒着舱口和水面,注意是否有人离水逃走。他们永远不下船舱,不管里面发出怎样的呻吟和呼救的哀号。从来不让囚犯们上来放风。一九三七一三八年,一九四四一四五年,在递解途中没有向舱里的人们提供过任何医疗帮助(可以猜想,以上两个时期之间的年代也是一样)。囚犯们分两排躺在每层的舱板上,一排头朝船舷,一排头朝他们的脚。要上便桶只能从人身上跨过。便桶并不是经常允许及时倒掉(应当想象一下怎样提着满满的粪桶爬上陡直的梯子),粪便溢到外面,在舱板上流淌,漏到下面各层去,那里可也是躺满了人呀!开饭的时候,帮厨的(是从犯人中间抽的)把盛在木桶里的菜场分送到各层。在那永远黑暗的舱房里(现在也许装了电灯),在一盏“蝙蝠牌”煤油灯的光亮下给犯人们发放。到杜金卡去的这样的一趟递解有时要走一个月。(现在当然只用一个星期就够了。)由于搁浅或水路上的其他障碍,拖长了路途的时间,携带的粮食不够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索性一连几天不开伙。(“积欠”的这几天的口粮,以后当然是不会补发的。)

说到这里,机灵的读者不用作者提示也可补充一点:盗窃犯在货舱里占据着最上面的一层,靠近舱口的地方——换句话就是靠近空气和光线的地方。他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可以充分地享受分发面包的特权。如果这一趟旅程条件特别困难,他们会毫不客气地摔掉神圣的拐杖(换句话说就是夺走灰色牲畜——政治犯-一的口粮)。贼骨头们在漫长的旅途中用打牌消磨时间。赌博用的纸牌是自己做的。可是赌注的本钱却是靠搜查“福来儿”搞来的。他们选定舱内某一地段,对躺在那儿的人实行逐个搜身。搜来的东西在一段时间之内是在他们中间根据牌局的输赢反复倒手的。最后全都会“浮”到顶上去,脱手给押解队。对了,读者现在什么全能猜到:盗窃犯和押解队是挂着钩的。押解队或者把赃物留给自己,或者在码头上卖掉,然后给盗窃犯们带来吃的作为报酬。

有反抗吗?有,但是很少见,流传下来一个事例。一九五0年,在一艘与上面所讲的情况差不多只是稍大一些的驳船(是一艘海船)里面,在由符拉迪沃斯托克驶往萨哈林岛的途中,七名手无寸铁的年轻的“五十八条”犯人对盗窃犯(这是一批“母狗”)进行了反抗,对方总共有八十来个人(其中照例会有人带着刀子)。还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三-一门”递解站里面,这批“母狗”就曾对犯人们实行过一次搜身。他们搜得非常彻底,一点不比狱卒们干得差劲。他们熟知一切的隐藏办法。但是不管怎么搜,要发现一切公办不到的。他们明白这个,所以在船舱里面假意宣布:“有钱的可以买马合烟!”米沙-格拉切夫拽出了缝在棉坎肩里的三个卢布。“母狗”沃洛吉卡-塔塔林朝他喊:“喂老鸹的死尸!你不交税啦?”说完就跳过去夺。可是陆军准尉帕维尔(姓氏没有传下来)一把推开了他。沃洛吉卡-塔塔林用手指头分成“两股叉”去戳帕维尔的眼睛,帕维尔把他撂倒在地上。立刻就有二、三十个“母狗”拥了过来。前陆军大尉施帕科夫;谢廖沙-波塔波夫;沃洛尼-列乌诺夫,沃洛甲-特列久兴(这两个人也是前陆军准尉);还有瓦夏-克拉夫左夫等人挺身而出,毅然站到格拉切夫和帕维尔身边。结果如何?仅仅是互相献了几拳就了事。不知道是贼骨头们祖传的真正的怯懦(他们总是用虚张声势的果敢和满不在乎的放肆把它遮掩起来)现了本相,还是因为附近有哨兵(事情发生在舱口下面)妨碍了他们。他们现在需要保存实力,因为他们此行负有一项更加重要的社会使命——从正经盗贼手里夺取亚历山大罗夫斯克递解站(就是契诃夫曾经描写过的那一个)以及萨哈林建设工程(夺取的目的当然木是为了建设)。总之是他们退却了,仅仅限于虚声恫吓,说:“要把你们变成一堆垃圾!”(架没有打起来,谁也没有把这几个小伙子变成“垃圾”。这帮“母狗”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递解站遇到了麻烦:那地方已经被正经盗贼们牢牢地掌握在手里了。)

开往科雷马的海船,在一切方面都和驳船很相似,只是规模大一些。不管多么奇怪,一九三八年乘坐由“克拉辛”号破冰船开路的“珠尔玛”、“库鲁”、“汉瓦工程”、“第聂伯工程”等几艘旧套鞋似的破船被遣送到科雷马去的那一批犯人(即有名的“克拉辛远征队勾当中,今天竟有几个人还活着。这几艘轮船的寒冷肮脏的贷舱也是分作三层,但是在每层上面又用树村搭成了双层的统铺。并不是到处一片漆黑,有的地方点了几盏油灯。允许犯人们以隔舱为单位上甲板放风。每条船装三四千人。一次航程要用一个多星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领的口粮在路上就发了霉,因而一天的口粮定量由六百克减少到四百克。还供给成鱼,至于饮用水……。是的,是的,没有什么可幸灾乐祸的,在水的问题上我们的确存在着暂时的困难。与内河递解比较起来,这儿还增加了风暴和晕船。精疲力竭的人们呕吐不已,已经没有力气从呕吐物中站起来,整个舱板覆盖了一层令人作呕的秽物。

旅途中还有一段政治性插曲。船队要通过拉彼鲁兹海峡”,和日本列岛距离很近。这时候轮船了望塔上面的机关枪消失了,押解队换上了便服,舱口紧闭,禁止上甲板。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发时就早有远见地在船舶文书上注明了船内装载的……不,上帝保佑,决不是犯人,而是应募去开发科雷马的工人。许多日本小汽船和木船在部队周围转来转去,一点没有产生疑心。(另一次,一九三九年,“珠尔玛”号上发生了这么一件事:盗窃犯们跑出货舱潜入了财物保管室,抢光了东西,放了一把火。这时候船恰好在日本附近。“珠尔玛”号浓烟滚滚,日本人要来救援,但是船长拒绝了他们。他甚至没有下令打开舱口!离开日本较远以后,被烟呛死者的尸体全扔进了大海,烧焦了的半腐烂食品后来移交给劳改营充当犯人的口粮。)

自那以后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国际公海上运输的似乎已经不再是犯人,而是苏联公民。但是有多少这样的事例:苏联人遇到海难的时候,拒绝外国救援,原因仍是这种冒充为民族自豪感的封闭性。宁愿让鲨鱼把我们吞进肚里,也不能接受你们的援助之手!封闭性——这是我国的毒瘤。

船队在马加丹港外被封冻在水里。“克拉辛”号也无能为力(还远远不到航行的季节,但是他们急于往那里输送劳力)。五月二日。犯人们被卸到离海岸还有一段距离的冰上。当年马加丹的悲惨景象展示在来客们的眼前;死气沉沉的山岗,没有乔木,也没有灌木,更没有鸟类。只有稀稀拉拉的几间小木房和一座远北建设工程局的两层楼房。然而他们却受到远建局乐队的欢迎。因为当局这时候还在继续表演着“改造”的闹剧,换句话说是做出副样子,好像他们不是运来一堆为盛产黄金的科雷马铺路的白骨,而是一批将来还要回到创造性生活中去的暂时受隔离的苏维埃公民。乐队演奏着进行曲和圆舞曲。一群受尽折磨、半死不活的人们排成灰色的长队在冰上蹒跚行进。他们拖着从莫斯科带来的东西(这一支庞大的政治犯队伍在路上几乎还没有遇到盗窃犯),背着另外一些半死不活的人——风湿病患者和失去双腿的残废(对没有双腿的人也同样判刑)。

但是,我发觉我又要重复;写下去将是乏味的,读下去也将是乏味的,因为读者预先就已经知道了一切:现在将会用卡车把他们装运到几百公里之外,然后还要押着他们步行几十公里。到达目的地以后他们将开辟一些新的劳改点,而且到达后一分钟之内就必须出工。吃的将是鱼和面粉,是和着雪一起吞咽下去的。睡的将是帐篷。

是的,不错。但是头几天他们暂时被安置在马加丹,住的也确是北极帐篷。在这里他们还要受到一次体检,也就是要他们脱光衣服,根据每人臀部的状况确定他是否适宜于劳动(检查的结果一定是全体都合格)。当然还要把他们带进洗澡房,命令他们把皮面大衣、罗曼诺夫羊皮大衣、毛线衣、高级毛料西服、毡斗篷。长筒皮靴、长筒毡靴留在洗澡房的脱衣室(要知道这一批来的人不是土里土气的乡巴佬,而是党的上层人物-一报纸编辑、托拉斯和工厂的经理、省委负责干部、政治经济学教授等等。所有这些人在三十年代初对于高档商品已经很懂行了)。“那由谁来看管呢?”新来的客人们疑惑地问。“快去吧,谁希罕你们的东西?”澡堂服务员显出受侮辱的样子,“进去,放心洗去吧!”于是他们就进去洗澡了。然而出口却是另一个门。出门的时候每人在那里领到一条黑布裤子和一件军便服上衣、一件没有衣兜的劳改营棉背心、一双猪皮鞋。(哦,这可不是一件小事!这是与你原先的生活的诀别——也就是和你的头衔、职位、尊荣的诀别!)“我们的东西呢?”他们哀号了。“你们的东西——留在家里了!”一个首长模样的人朝他们大声呵叱。“劳改营里什么东西也不属于你们。我们劳改营里是共产主义!带队的,开步走!”

既然是共产主义,那么他们有什么可以反对的?他们不是把生命都献给了这个事业了吗?

还有几种递解方式——坐大车或者干脆步行。诸位记得《复活》里在一个阳光明媚的白天一队犯人从监狱被押着走向火车站的情形吗?然而在米努辛斯克,一九四……年,犯人们已经一整年没有放过风,已经木会走路了,不会呼吸了,不会看光亮了;一年以后,把他们带出屋子,列队,驱赶他们步行二十五公里,到阿巴坎去。路上死了十来个。这件事情可没有人去写成一部伟大的小说,连一章也没有人写:住在坟地里,顾不上为每一个死人哭丧。

徒步递解——这是火车递解、“泽克车厢”、红色列车的老祖宗。这种方式现在越来越少见了,除非是在木可能使用机动交通工具的地方。例如,从被围困的列宁格勒遣送犯人,就是让他们徒步通过拉多加湖上的一段冰路,然后装上红色列车(让女犯和德军俘虏走在一起,用刺刀把我国的男犯从女犯身边赶开,免得他们抢夺女犯的面包。倒在路上的人,不管是死是活,一律拽掉靴子,扔到卡车上)。三十年代,从科特拉斯递解站每天发送一百名犯人徒步去乌斯特维姆(约三百公里),有时候去奇比尤(五百多公里)。一九三八年有一批女犯也是用这种方式递解。这种徒步递解一天要走二十五公里。押解队带着一两只狗,他们用枪托于驱赶掉队的人。诚然,犯人的东西、锅灶和食物是用跟在队尾的大车拉着。在这一点上,这支解犯队伍和上一世纪古典的流刑图有些相像。途中也有宿泊的房屋——被消灭的富农的缺门少窗的残破农舍。科特拉斯递解站的会计室发给每一批解犯的食品是按照理论上的旅途时间计算的,其前提是一路诸事顺利,从来不多计算一天(这是我国会计制度的普遍原则)。如果选中发生耽搁,食物就匀开吃,只供给不放盐的黑麦面糊糊,有时候索性就停伙。在这一点上,他们背离了古典的模式。

一九四0年,奥列涅夫等一批解犯下了驳船以后,被押送着徒步穿过泰加森林(从克尼亚日-波戈斯特到齐比尤)。一路上根本不给饭吃。喝的是沼泽里的水,痢疾迅速地蔓延开来了。许多人体力衰竭,倒在地下,警犬撕扯倒下的人们的衣裳。在伊回马河里,犯人们用裤子捞鱼,生着就吃进肚里。(最后走到了一块林间空地,当局向他们宣布:你们就在这里动手修建科特拉斯-沃尔库塔铁路吧!)

我国欧洲部分极北地区的另一些地方,也一直是采取这个办法,先是遣送一些徒步的犯人到划定的线路上去修路基,直到快乐的红色列车开来,运来第二期工程的犯人。

在经常和大量采用步行方式的地方,制定出了一整套徒步递解的技术。一批犯人从克尼亚日-波戈斯特出发,沿着泰加森林中的小道,被押往维斯良纳。一个犯人倒下了,再也走不动了。怎么办?请合理地考虑一下,怎么办?你是不会让整个队伍停下来的。你也不会为每一个倒下的和掉队的人留下一名带枪的兵——带枪的兵很少,犯人很多。这说明应该怎么办呢?……一个带枪的兵留下来和这个人稍呆一会儿,随后他一个人匆匆地赶上队伍。

从卡拉巴斯到斯帕斯克的固定步行递解班次保持了很长时间。那一段路总共才三十五至四十公里,可是必须一天之内走到。每一批一千人,其中很多人身体很虚弱。可以预料到,一定会有许多人倒在路上,掉队,他们会带着濒死者的无所求和无所谓的表情——哪怕你如他们开枪,他们也不能再挪动一步。他们已经不害怕死亡了,——但是棍棒呢?没完没了地劈头盖脑地打下来的不知疲劳的棍棒呢?棍棒他们是会害怕的,他们会继续走下去!这是一个屡试不爽的方法,保证有效。因而在解犯纵队五十米之外不仅有一圈自动枪手的散兵线,而且里面还有一圈仅以棍棒做武器的士兵。落后者是要挨打的(实际上斯大林同志早就有言在先)。七打八打,那些一点力气也没有了的人们居然走起来了!其中的一些人竟能奇迹般地走到目的地。他们不知道这叫做“棍棒考验”,不管你怎么打仍是躺着不动的人,将由跟在后面的大车收容起来。这是一条组织工作的经验。(可能有人提问;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全用大车拉呢?……可是到哪儿去找足够的大车?马匹从哪儿来?我国毕竟已经普及拖拉机了。况且如今燕麦是什么价钱?……)上面说的这种递解在一九四八一五0年依然是十分大量的。

然而在二十年代徒步递解曾是主要方式之一。当时我还是小孩,但是记得很清楚:士兵们押着犯人的队伍大大方方地走过顿河罗斯托夫市的街道。顺便说说,那句有名的命令:“……不予警告即可开枪!”在当时的说法稍有不同,原因在于军事装备的差异:要知道,当时的押解队往往只有马刀。所以当时是这样命令的:“凡擅自离开队列一步者,押解队即可开枪或刀劈!”多么铿锵有力:“开枪、刀劈!”马上就产生一把战刀从背后劈下你的脑袋的感觉。

不错,甚至到了一九三六年二月,还押着一批从外伏尔加地区抓来的大胡子老头儿们徒步经过下诺夫戈罗德城。这些人穿的是土布袍子,脚下穿着桦皮鞋,包着脚布。“正在消失中的俄罗斯……”突然间,三辆小汽车正好横穿他们前面的马路,汽车上坐着全俄中执委主席加里宁。解犯队伍停下。加里宁坐在车里开过去,他对这些人没有产生兴趣。

读者,请闭上眼睛。听见了吗?车声隆隆……。这是“泽克车厢”在铁轨上行驶。这是红色列车在运行。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没有一刻稍停。听见了吗?水声激荡……这是囚犯驳船在破浪前进。耳边又传来“乌鸦车”马达的吼叫声。每时每刻都有人被投入监狱、塞进囚车、辗转递解。这一片嘈杂声又是来自哪里?它来自递解站过于拥挤的牢房。而这哭号声呢?它是被抢劫者、被奸污者、被毒打者的怨诉。

我们考察了各种遣送方法。我们发现它们一种比一种更坏。我们环视了递解站,但是没有找到一个好的。甚至人们最后一个希望——下一步会好一些,在劳改营里将会好一些——也是一个骗人的希望啊!

在劳改营里将会……更坏些。

(未完待续)

([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著,群众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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