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节 鼓起勇气上台演讲
刚学会说话时，我还不太敢出外演讲，因为往往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不过，每当我演讲时，总有来自各个阶层的听众，有老人，也有小孩，有富翁，也有穷人，乃至于盲、聋、哑等种种身体上有残障的人。我一想到有许多听众跟我一样是不幸的人时，就极力想法安慰、鼓励他们。
由于我与老师很受欢迎，因此我们才有勇气开始到各处去演讲。
莎莉文老师是一位天生的演说家，她生动的描述，常令听者深受感动，尤其在听完老师如何苦心教导我的过程后，每个人都不禁为之动容。莎莉文老师的演讲通常需一个小时左右，这时我就默默地坐在一旁阅读随身带来的盲文书籍。
老师讲完就轮到我，有人会来引领我上台。我首先以手指放在老师的口唇上，向台下的人证明我可以经由老师的嘴唇的动作知道她在说些什么，然后我就开始回答听众们提出来的问题。通常，我都乘机向他们表示，只要有信心、恒心与毅力，人类的潜能往往能达到某种我们难以想像的程度。同时，我也说明人类应该互助合作的道理。
令我着急的是，自己虽然经过一段时期的巡回演讲，可是在说话的技巧上并没有太大的进步。我自我感觉发音不够准确，以致有时听众们根本不知我在说些什么。
有时，说到一半时会冒出怪声，或者单调而且低沉。我一再努力想改善，但始终无法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来。
每当我想强调某句话，让听众们都能听清楚时，我的喉咙更是跟我作对，舌头也变得不灵光，几乎发不出声音来。这时，我当然又紧张又着急，可是越急就越糟，别提有多狼狈了！在这种情形下，我总会想到自己的演讲是多么糟，而且相信只要现场有一点声响，我的声音就会被完全掩盖，因此感到非常不自在。也因为如此，当我感觉场内有椅子移动或场外有车子驶过的声音时，就情不自禁地焦躁起来。
令我感动的是，听众们总是非常耐心地从头听到尾。每当我讲完以后，不论听懂多少，总是报以最热烈的掌声，有些人还特地上前用话来鼓励我。
我的演讲固然是十分笨拙，不过莎莉文老师的演讲相当精彩，她多半是向大家讲述教导我的过程，由于她的口才很好，因此每个人都听得津津有味，有时连我都被老师的演讲内容所感动，甚至忘了拍手。
起初，我们只在新英格兰及新泽西州附近演讲，后来就逐渐扩大范围到较远的地方去。
1913年，我们前往华盛顿演讲。当我们抵达华盛顿时，正值威尔逊总统就职典礼前夕，所以联合通讯社便嘱托我将总统就职典礼的盛况报导给读者们，于是我得以亲历典礼的整个过程。
典礼举行的当天，是一个多云的日子，阴天是阅兵最理想的天气。这一天，华盛顿市区内热闹非凡，大家都往高处跑，希望能找到一个观看阅兵的最佳位置。行进中的军队，雄赳赳气昂昂，兵士个个都精神抖擞，令观众也为之精神一振。军乐队走在了最前面，奏着雄壮的进行曲，一切是如此热烈、欢欣，我当时不禁想着：“希望这些可爱的年轻军士们不要卷人残酷的战争中，他们只要身着整齐漂亮的军服，对着总统敬礼就好了。”
不料，没有多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我反对战争，但是我却毫无办法！
是的，我哪有能力去阻止呢？
第二十九节 怀念贝尔博士
我在华盛顿的演讲到底是安排在威尔逊总统就职典礼之前或之后，已经不复记忆了，可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是，当时贝尔博士和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段最愉快的时光。
其实那一次在华盛顿，并不是我第一次与贝尔博士同时站在讲台上，早在我10岁时，就曾与贝尔博士一起出席聋哑教育促进大会了。
对于一般人而言，一提到贝尔博士，大家就联想到电话的发明者，或者致力于聋哑教育的大慈善家。可是对我个人来说，他却是一位至亲至爱的好朋友。真的，贝尔博士与我的交往历史最为长久，感情也最好。
我之所以如此喜欢贝尔博士，可能因为他在我的生命中比莎莉文老师出现得更早。当时的我仍生活在一片黑暗之中，他却对我伸出了温暖的友谊之手。也由于贝尔博士之助，安那诺斯先生才会把莎莉文老师介绍给我，因为博士自始就非常赞赏老师的教导方式，他曾经钦佩地对老师表示：“你对海伦的教育方式，我认为可以作为所有教育家们最宝贵的参考资料。”
贝尔博士对聋哑教育的热心可以说是众所皆知，这种热心还是家传的呢！原来贝尔博士的祖父正是口吃矫正法的创始者，而他的父亲梅尔。贝尔先生则发明了聋哑教育上的读唇法。梅尔。贝尔先生相当幽默，他从不因为自己对聋哑人的贡献而沾沾自喜，反而轻描淡写地对儿子说：“这种发明一点都不赚钱。”
贝尔博士则一本正经地答道：“可是这种发明却比电话的发明更重要。”
贝尔博士更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儿子，父子间感情之深之笃，知者莫不敬佩羡慕。
博士只要有一两天没有见到父亲，就会说：“我得去看看我父亲了，因为每次跟他聊天都会有所收获。”
博士那幢典雅美观的住宅正好位于波多马克河人海口的河畔，风景十分优美。
我曾见到他们父子二人并肩坐在河边，边抽着烟，边望着过往的船只，十分悠闲。
偶尔有较稀罕的鸟声传来时，贝尔博士就说：“爸，这种鸟声应该用什么记号来代表比较好呢？”于是父子二人便展开了忘我的发声学研究。他们父子分析任何一种声音，然后将之转换成手语表达出来。或许由于他们专门研究声音，因此父子二人的发音都非常清晰，也极为动人，倾听他们的谈话可以说是一大享受。
不仅对父亲，贝尔博士对母亲也是非常孝顺。在我认识他时，他的母亲患有严重的听力障碍，几乎都快聋了。
有一天，贝尔博士驾车带我和莎莉文老师到郊外去玩，采了许多漂亮的野花。
归途中，贝尔博士忽然想到要把野花送给母亲。他俏皮地对我们说：“我们就从大门直冲进去，让我爸妈大吃一惊。”
话是这么说，可是当我们下了车，将要登上大门的台阶时，博士忽然抓住我的手，告诉我：“我的双亲好像都在睡觉，请大家安静点，轻轻地走进去。”
我们三人都以脚尖着地悄悄地向前走，把花插在花瓶里又折回来。当时，他的父母安详沉睡的神态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两张并排的安乐椅上，博士的母亲伏在椅子的靠手上，因此看不到脸，只见到一头银白色的头发，而他的父亲则仰头靠在椅子背上，神态庄严，有如一位君王。
mpanel（1）；我很庆幸自己能结识这样一家人，而且常常去拜访他们。老太太喜欢编织，尤其擅长花草的图案，她抓着我的手，亲切而耐心地教我。贝尔博士有两位女儿，年纪与我相近，我每次去的时候，她们都把我当成自家人一般看待。
贝尔博士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有不少知名的科学家常常是他的座上客，如果我正好也在场的话，贝尔博士就会把他们的对话——一写在我的手上。贝尔博士以为：“世界上的事情无所谓难易，只要你用心去学习，一定可以了解的。”我用心倾听，乐此不疲，不管是否真的听懂了。
贝尔博士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雄辩家，只要他进入房间，短短的两分钟之内，就一定能够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每个人都乐于听他讲话，这是他异于常人的魅力所在。虽然如此，贝尔博士并不会因此就把自己的主观意识强加于他人，相反地，他非常虚心，对于不同的意见，往往很客气地说：“是吗？也许你的想法是对的，我要再好好思考。”
惟有一项他十分坚持的，就是在聋哑教育上，他坚持口述法比手语法更好，理由是：“当一个聋哑者以手语来表达时，必然引来一般人异样的眼光而产生隔阂，也因此使他们很难达到普通人的知识水准。”
也许有人不同意这种意见，但相信每个从事聋哑教育的人，一定都不会不敬仰贝尔博士在聋哑教育上的伟大贡献。他没有任何野心，更不企望任何回报，只有本着科学的态度，大力推广聋哑教育事业。他曾自费从事各种研究，还一度创办过学校，英国聋哑教育促进协会就是他创立的。由于发明电话而得到一笔钱，他把这些钱用来作为聋哑者的奖学金。为了使聋哑的孩子们能像正常人一样说话，贝尔博士尽了最大的心力。
贝尔博士本是苏格兰某一偏远地区的人，但移居美国已经很久，所以算是真正的美国人了。他热诚开朗、秉性善良、待人亲切，因此深获朋友们的敬爱。
在日常的闲谈中，他常把话题转到与科学有关的方面去。某次贝尔博士告诉我们，打从他年纪还小时就想铺设海底电缆，不过直到1866年此梦成真之前，他失败过不计其数次。当时，我年仅12岁，所以把他的话当成神话故事般听得人了神，尤其听到他说人们将可经由深海里的电缆与遥远的东方通话时，我的印象极为深刻。
贝尔博士曾经带我到首次把电话应用在日常用途上的那栋建筑物里面去，他告诉我说：“如果没有助手汤玛斯。华生的帮忙，也许电话的发明不会像目前这么完备。”
在1876年3月10日，贝尔博士对在另一个房间工作的华生先生说道：“华生，我有事，请你过来一下。”。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启用电话时所说的就是这句话。突然听到这句话的华生，当场吓了一大跳。
“第一次通话应该说些更有意义的话才对呀！”我听完了贝尔博士的描述后，说出自己的意见。贝尔博士马上回答：“你错了！海伦，这个世界必将越来越繁忙，利用电话来传送的应该是像‘我有事，请你来一下’这类有实际需要的话。”
除了电话之外，贝尔博士还发明了对讲机、感应天平等许多有用的东西。如果不是由于贝尔博士所发明的电话探针，恐怕无法找到谋杀加富尔总统的凶手吧！
在我的记忆里，有关贝尔博士的事情太多太多，很难说得完，尤其是他所留给我的都是最美好的回忆。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起到匹兹堡去看烟火，当烟火冲上天空的那一瞬间，我们竟高兴得又笑又叫：“哇！看哪！河水着火了！”
现在，仍然可以很清楚地回忆出贝尔博士与他的女儿们一起坐在游艇的甲板上赏月的情景。
那天晚上，与我们同住在船上的还有一位纽康博士，他兴致勃勃地对我们大谈月蚀、流星及彗星的种种情况。
贝尔博士对我的关心不亚于我的父母，他时常对我说：“海伦，你还年轻，来日方长，所以应该考虑一下婚姻问题。莎莉文老师总有一天会结婚的。那时候，又有谁来陪伴你呢？”
我总是回答：“可是我觉得自己目前很幸福，何况有谁愿意和我这样的人结婚呢？”
话虽然这么说，但我可以感觉出贝尔博士是真心地在为我的未来担心。当莎莉文老师与梅西先生结婚时，贝尔博士再次提到这件事：“你看，我不是早就对你说过吗？不过现在还不算迟，你应该听我的话，赶快建立一个家庭了。”
“您的好意我完全了解，可是一个男人若娶了我这样的妻子，岂不是太可怜了吗？我根本不能做任何事，只会徒然增加丈夫的重担。”
“也许你不能做很多家事，但我相信会有善良的男孩子喜欢你的，如果他不计较这些而同你结婚的话，你可能会改变主意吧？”
正如贝尔博士所说，我后来确实曾经动过心，这些暂且不谈。
我最后一次见到贝尔博士是在1920年，当时他刚从苏格兰回来，对我说：“虽然应该算是回到故乡去，可是内心里却有一种身处异国的落寞感。”
然后他又谈到飞机，一副非常感兴趣的样子，而且表示要研究飞机的制作。他预测，不出10年，纽约与伦敦之间就会开辟航线，而且在大建筑的顶上会有小型飞机场，就像现在家家有车库一样，以飞机当交通工具的时代将来临。博士还说，下一次世界大战将会以空中为主要战场，而潜水艇在海上的地位将比巡洋舰更重要。
他的另一项预言是：“学者们将来会发明出冷却热带空气的方法，或者是使热气流到寒冷地带去，然后让南、北极的冷空气流到热带来调节冷热，使地球上的每个地方都适合人类居住。”
我每次听到这类乐观的科学预言总是倍感兴奋，不过我没想到预言会那么快应验。因此，当我在6年后听说法国的学者们真的利用海洋来调节气候时，还着实吃了了惊呢！
那一次会面，当我与他挥别时竟格外感到依依不舍，似乎已预感到这将是最后一次见面了。我的预感竟不幸成真！
贝尔博士在1922年8月3日去世，遗体就葬在本市雷山顶上，说起来这个地方还是他自己选的，记得某次他指着山顶说：“海伦，那就是我长眠的地方。”
他很坦然地说了这句话后，还随口朗诵了一段布朗宁的诗句：流星飞，在云际雷电闪，星云交会处当我从报纸上读到贝尔博士去世的消息时，我清楚地意识到已经丧失了一生最珍贵的友人。
当我们结束长程的演讲旅行后，疲累地回到连杉，我和莎莉文老师都不禁对未来感到茫然而不安。我们的经济越来越桔据了。过去，洛奇先生定期支助我们生活费，在老师结婚之后，这笔生活费便减少了一半。我们本希望靠稿费来弥补，可是无法如愿。
我们的贫困并不是秘密，有人自动表示要帮助我们，钢铁大王卡内基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不知从哪里听到我们的事情，1911年他获悉我们在经济上有困难时，曾对我的朋友法拉表示可以赠给我们一笔款项。
法拉把这件事转告了我，我请他在不失礼的情形下予以婉拒。当时的我年轻气盛，心想不必倚仗他人，照样可以活得下去。
虽然我拒绝了，可是卡内基先生仍然非常客气地请我好好考虑一下，只要我认为需要，他随时愿意提供给我一笔款项。
又过了两年，一次我与老师前往纽约，卡内基夫妇请我们到他们家里去。卡内基夫妇都是和蔼可亲的人，他们的掌上明珠玛格丽特小姐当时年仅16岁，是一个人见人爱的美丽少女。我们正在谈话时，这位小姐跑进房中，卡内基先生又爱又怜地望着爱女，笑着说：“这就是我们家的小慈善家，一天到晚就在我们耳边嘀咕着，告诉我们要如何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一面喝着红茶，一面很轻松地聊天，卡内基先生忽然想起来问道：“你现在还是不想接受我过去对你的提议吗？”
我笑着回答：“是的，我还不肯认输。”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你有没有站在别人的立场想一想呢？如果你能体会到对方被拒后的感受时，你还会坚持已见吗？”
他的这番话，使我大感意外，因为我从来没想到大富翁也有他的义务。他如此重视家人的感受与快乐，更是令我感动！
随后卡内基先生再次强调，只要我有需要，请不要客气，随时可以向他开口。
他又谈到我与老师的演讲，问我们要说些什么，人场券一张多少钱等等。
“我打算以‘幸福’为题发表演讲，人场券大概在1至1.5美元左右。”我如此回答时，没想到他竟说：“啊！这种票价太贵了，我想如果一张5毛钱的话，就可以有更多收入。对了！就是这样，票价一定不能高过7毛5.”
我与老师仍然继续着我们的演讲生涯。那一年秋天，老师接受了一次大手术，由于身体太虚，无法再继续旅行演讲了。幸好我在夏天写了五六篇文章，因此短期内不必求助于人。我苦撑了一段时间以后，却面临不得不投降的困境了。
那是隔年的4月，我们前往缅因州演讲。我们自己开车进城，天气忽然间变得很冷。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发觉老师生病了，而且相当严重。这个地方我们第一次来，人生地不熟，附近又没有朋友，真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好不容易才想到请旅馆的人派车送我们回家。一星期之后，我只好写信给卡内基先生求援。
他的回信很快就来了，同时附了一张支票。他在信上说：“老实说，我觉得命运对我太优厚了。你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是如此崇高而德善，竟然肯给我这种机会，我觉得太幸福了。施比受更幸福，因此，应该说感谢的是我而不是你呀！”
就这样，我与老师暂时可以不必为金钱伤脑筋了，可是却发生了一件令我伤心的事——梅西先生和老师分居了。
梅西先生确实也很辛苦，不过导致这种结果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原因，对于这些，我是不便发表任何意见的。
第三十节 热烈的反战运动
1913年秋，我们又开始忙碌于访问和演讲旅行。在华盛顿，我们乘过摇摇晃晃的乡下电车；在纽约州，我们搭过第一班早车，这班车子每经一处农舍就停下来收牛奶，一路上不知停了多少次。
我们到德克萨斯与路易斯安那时，正值洪水刚过不久，路面仍有不少积水。我们虽然安坐车内，仍然可以感受到汹涌的洪水冲打着车厢。忽然间传来“砰！”的一声巨响，乘客们纷纷探头外望，原来有一截粗大的浮木撞在车厢上。水面上飘着许多牛马的尸体，令人触目惊心。我们搭乘的那列火车的车头，竟然拖着一株连根拔起的树木走了好长一段距离。
邀请我们去演讲的有城市里的学校、妇女团体，也有乡村和矿区的组织，有时也到工业都市去对劳工团体演讲。如此深入各阶层后，我对人生又有了一番不同的认识，而且觉悟到自己过去的想法过于天真了。以往我常想，虽然我又育又聋，可是仍然可以获得相当幸福的生活，可见天下无难事，只要肯认真去做，所谓的命运是奈何不了我们的。可是我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我之所以能克服许多困难都得力于别人的帮助。我如此幸运，出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里，有疼爱我的父母亲，然后又得到莎莉文老师及许多好友的协助，才能接受高等教育。可是一开始时我并没有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
现在，我深深懂得，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地达成自己的愿望，环境的影响仍然很大。在看过工业区、矿区中那些贫苦的劳工后，我尤其深刻地体会到环境对一个人所造成的压力。
这种想法逐渐变成了一种很深的信仰，不过我并不因此而感到悲观，只是更加强了认为人类应该自助助人的观念。现实环境固然可怕，但人类应该抱持希望，不断奋斗，至于那些处于顺境的人更是有义务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1914年1月，我首次有机会横越美国大陆。尤其令我高兴的是母亲能够与我同行，给我带来不少方便。母亲喜欢旅行，而我终于有机会让她一览东起大西洋滨、面迄太平洋岸的美国大陆风光了。
演讲旅行的第一站从加拿大的握大华开始，然后是俄亥俄州。途中曾一度转往伦敦，再回到密西根州，随后是明尼苏达、爱荷华，如此一路向中西部行进。
母亲在旅行中的兴致一直都很高昂，只是不时担心我会太劳累了。我们能到加州也令母亲欣喜异常，因为她特别喜欢加州，尤其爱上了旧金山的海滨，经常在黄昏时倘祥于沙滩上。她一再对我表示加州的气候是如此迷人，海边风光更是令人流连忘反。
我和母亲曾搭汽船出海，母亲又爱上了尾随在船后的海鸥。她拿出食物来喂它们，引诱它们停下来。母亲还是个天生的诗人，她以吟诗般的口吻向我描述落日余晖下的金门桥。她以崇敬的口气告诉我，美国杉是“自然界的王者”，因为美国杉的庄严肃穆令人折服，尤甚于那些山川大泽。
我现在一面写作，一面重温当时的愉悦，那一点一滴的快乐又浮现在眼前。我仿佛又看到“崖之家”，看到我与母亲在用过早餐后走出“崖之家”，来到奇岩林立的海边嬉戏，足迹踏遍那些长满蓝色、黄色小花的可爱沙丘。
当我站在双子海角享受大自然的清爽空气时，母亲把我拉到她的身边，无限感慨地对我说：“看了如此宜人的景色后，我过去的悲哀、不快都一扫而空了。”
由这个海岬，可以看到远处的城市，以及从海岬沿着海岸延展着的繁华街道。
我们还可以从海岬上望见街市上的钟楼，每隔五六分钟，就有一班渡轮从海港中鸣着汽笛缓缓驶出。
我第二次横越大陆的演讲旅行是在1914年10月开始的，这一次是由秘书汤姆斯小姐陪着我。
秘书的工作委实不轻松，从演讲的接洽、订约，乃至修改日程，收拾善后等等各类事情，无论巨细皆由秘书一手包办。这些事情有时相当烦人，幸好汤姆斯小姐非常能干，做事利落，处理问题井井有条，如有余力还能照顾我的生活起居，整理内务。我真不敢想像，如果没有汤姆斯小姐的帮忙，我们将面临什么样的情况。虽然我们由卡内基先生那儿得到一笔款项，但仍不能放弃自己认真工作的原则，再说我们的开销也相当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我们无法再像过去那样随心所欲地到各地走动演讲了。我只要一想到正在进行中的战争浩劫，而且有越演越炽的趋势时，就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轻松地说些慈善的话了。这段时期，我常常在梦里看到流血、目睹杀戮而惊醒过来。就在同时，一些出版社和杂志社向我索稿，希望我写一些比较新潮有趣的文章，可是满脑子充满着机枪响声与军民惨状的我，哪里有心情写这些文章呢？
当时，我觉得最遗憾的是，我收到数千封来自欧洲的求援信件，可是我却一点办法也没有。说得难听点，我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自己还要靠四处旅行演讲来糊口。我们所属的团体在这段时期，展开了热烈的反战运动，希望能阻止美国加入这场世界大战。可是也有与我们持相反立场的团体，他们为了促使美国参战不遗余力，为首的就是过去的老罗斯福总统。
莎莉文老师和我都是坚决的反战者，认为应该极力让美国避免卷人战争的漩涡中。因此，从1916年开始，我们就到堪萨斯州、密西根州、内布拉斯加州等地四处做反战演讲，可惜的是，我们的努力没有成功。
我们前往每一个可能的地方去鼓吹我们的想法，有时在最豪华的大礼堂，有时在临时搭设的帐篷里。当然，有不少听众与我们起了共鸣，遗憾的是，当时的报纸却多半不支援我们的立场，其中某些报刊态度的转变令人感慨万千。过去他们总极力夸大其辞，赞美我是“时代的奇迹”，或称我为“盲人的救世主”，可在这个时候，只要我的内容稍有涉及社会或政治时，他们就视我为左翼走狗而大肆抨击。
听众里当然免不了有些人不同意我们的反战论调，再加上大众传播战争思想，因此，全美各地都在迅速地弥漫着参战热潮。
当时我的失望真是无法形容！1916年秋，我终于沮丧地回到连杉的家中，想抚慰一下疲惫的身心。可是连杉也无法令人愉快，因为汤姆斯小姐请假回苏格兰去了，梅西先生也已离开（编者按：梅西先生于1914年与莎莉文分居），只有女仆易安很高兴地迎接我归来。她把房子重新整理、装饰了一下，要我静待满园的花开，可是她哪里知道我连一点赏花的兴致也没有。最后，我想到打电话请母亲来，才多少排遣了些寂寞的心绪。
又过了不久，莎莉文老师由于长期疲劳与烦忧交逼，再度病倒了。她咳个不停，医生劝她在冬天时搬到布拉夕度湖畔去住。如果老师再离开的话，这个家将是人各一方，再也没有能力雇用易安了，而我们又这么喜欢易安，舍不得让她走，她再一走，连杉的生活必定整个停顿。
我一直为了这事感到烦恼，以致无心工作，甚至不能静下来好好地思考。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感到人生乏味。
我常常恐惧地自问：“如果老师也像我有这种悲观的想法，那该怎么办呢？”
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了莎莉文老师，将会是多么寂寞无趣呀！她不在我身边的话，我一定什么事情也没办法做的？每思及此，我就更为不安。
我之所以对一位青年动了感情，就是在这种极端无助的心情下发生的。
有一天晚上，我独自在书房里沉思，那位暂代汤姆斯小姐的年轻秘书忽然走了进来。他以平静温柔的态度向我倾吐对我的关怀，我当然深感意外，但随即为他的真诚所感动。他表示：如果我们结了婚，他将随时伴着我，为我阅读，为我搜集写作资料。总之，原先莎莉文老师为我做的一切他都可以做到。
我静静领会了对方这一份爱意后，心中不禁升起一股莫名的喜悦，几乎无法自持地发抖。我从内心里已经打算要把这件事对老师和母亲公开，可是他却阻止我说：“我认为现在还不是时候。”
停顿了一会，他又说道：“你知道，莎莉文老师目前正在生病，而你的母亲又不喜欢我，如果这样贸然地就去告诉她们，可以想像得到，一定会遭到反对。我看我们还是慢慢来，以后再找机会对她们说吧。”
此后，我俩共同度过了一段相当美好的时光，有时并肩在森林里散步，有时则静坐书房，由他念书给我听。
直到一天早晨，我醒来后正在换衣服，母亲忽然急匆匆地跑进房来问我：“今天的报纸上有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海伦，你已经答应要和人订婚了？”
母亲说话时双手微微地发抖。这时我一方面由于没有心理准备，相当惊骇，另一方面想替对方掩饰，因此随口就撒了谎：“根本是胡说八道，报纸上每次都登载一些荒唐的消息，这件事我一点都不知情。”
不仅对母亲如此说，连对老师我都不敢承认。母亲迅速地辞退了他。我现在想起仍觉得很纳闷，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何要撒谎，以致使母亲、老师和那位年轻人都感到痛苦。我的一场恋爱便如此终结了。
这一年虽然充满了烦恼，但终于也过去了。
布拉夕度湖的气候相当寒冷，老师的病并没有多大起色，因此，到了12月底，老师就和汤姆斯小姐一起前往暖和的波多黎各，一直待到翌年的4月。她们在波多黎各其间，每个星期都写信给我。
信上常常提到波多黎各的美丽风光、宜人气候，还兴奋地描述她们从未见过的各类花卉。就在这时候，美国参战了！老师被这个消息吓了一跳，因此提早在4月回到连杉。不过老师的健康却一直到次年的秋天才真正完全康复，因此，人虽然回到连杉，但仍有一年多的时间无法四处演讲。
没有工作，我们存款当然一天天减少，我们计划把连杉的房子卖掉，另外找一幢较小的房子。
当真要离开一个居住多年的环境，那份依依之情真是令人鼻酸！室内的一桌一椅忽然都变得分外可爱，充满了感情。尤其是那张我常常在上面写作的书桌，以及书橱，还有我经常仁立面对庭园的大落地窗、樱花树下的安乐椅等，更是让我难舍。
然而，离别的时刻一旦来临，也只有酒泪挥别，而把它们装在我记忆中最值得怀念的一角了。
我们带着感伤与无奈离开这幢住了13年之久的屋子，心中惟一感到安慰的是，虽然不住在此地，但这幢可爱的屋子仍将对另一家人发挥它的用途。
目前，这房子成为波士顿的约丹。马许百货公司的女职员宿舍。虽然房子已经易主，但对于它，我仍然怀有一份主人的关爱。因为，那儿有我太多值得回味的往事，它代表了我生命中最精华的10年，有笑有泪，更重要的是充满了生命的活力。
第三十一节 拍摄电影
离开连杉，在国内旅行了一段很短的时间后，我们最后决定住在纽约市郊长岛的佛拉斯特丘陵区。在这风景优美的地方，我们买下一栋外表不俗的小屋，它有着类似古代城堡的外貌，到处是凸出的棱角，我们替它取了个名字叫“沼泽之城”。
在此所说的“我们”是指莎莉文老师、汤姆斯、我，以及一只名叫吉兰的小狗。
经过长期的奔波劳顿，我们都渴望能过一段平静的生活。我学习在院子里亲手栽植树木。屋子的二楼隔出一间专属于我的小书房，四面都有窗户。我开始学习意大利文，为的是想读但丁作品的原文。
新居还没完全安顿好，我们却接到了一封十分意外的信。
信是法兰西斯。米拉博士所写，他表示有意将我的《少女时代》拍成电影，而且希望我参加。我接到信后满心欢喜，因为我认为把自己个人的这段经历拍成电影，一定可以鼓舞那些不幸的人，而且能在这个互相憎恶、充满暴戾之气的世界里引起深省。如此好的机会我怎能放过？改编后的电影名为《救济》。
当年不辞跋涉、千里迢迢跑到好莱坞去拍片的那股劲儿，现在想起来真有点不可思议！或许因为我当时太天真了，一心以为自己的故事感人至深，观众们在欣赏此片时必然聚精会神，连呵欠都不敢打。那种过分的自信自大，使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电影公司的建议。奇怪的是，我当时一点也没有考虑到，以我这样一个残缺的人，怎能担任电影的主角呢？
一般的女明星莫不身材健美，如花似玉，而我呢？又肥又胖，长得又不好看，根本无法跟一般女明星相提并论。而且我又缺乏能赚观众眼泪，或者逗观众发笑的演技，凭什么去演戏呢？不过，撇开这些不谈，我在好莱坞的那段日子倒过得多彩多姿。老实说，我对于那段拍戏的经历一点也不觉得后悔。
在好莱坞，我经历了许多过去从未遭遇的事情，那种刺激的生活，时时都带给我惊喜，从来不知道踏出大门后将会遇到什么事。每当我漫步在开满天竺葵的小径上，会突然有一个骑士从斜地里冲出；我走在马路上，会见到一辆卖冰的车子猛然四脚朝天；在远处的山丘半腰上，说不准什么时候会有一栋被熊熊烈火包围的小木屋……
总之，来到此地以后的所见所闻都令我感到新奇有趣。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行人头顶炎热的太阳，坐着车子到沙漠里去，阳光下的沙漠上稀稀落落地长着仙人掌和灌木丛。当我们来到一个小小村落的拐角处时，忽然有人惊呼：“看啊！有印第安人！真正的印第安人……”
大家都很兴奋，马上从车上下来，想看个究竟。果真有一个印第安人在那儿，别无旁人。
这时，在我身旁的一位向导向前迈出一步，请求那位印第安人让我摸摸他头上的羽毛饰物，因为他头上戴着色泽美丽的老鹰羽毛，非常神气。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上前去，再度以手语向他示意。可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是，这位印第安人以流利的英语开口道：“让这位女士尽量摸好了，多少次都无所谓。”
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后来才搞清楚，原来这是一位正在等待摄影师到来的演员，哪里是什么真正的印第安人呢！
汤姆斯小姐与我时常在天没亮前就出去骑马，在露珠晶莹的草原上可以闻到麝香草及尤加利树的芳香，清晨的徐风令人心旷神恰，好不舒畅！就这样，我在比佛利山的小路上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清晨。
以《少女时代》为剧本的《救济》一片终于要开拍了，导演是因《青鸟》一片而闻名的乔治。郝斯特。普拉特先生。首先进行片头摄影，普拉特先生以敲打桌子为信号与我沟通。我们工作的过程通常是：汤姆斯小姐看过剧本后，并听取导演的指示，然后把这些写在我手上，等我完全了解后，再听导演敲桌子指挥进行。
有时，导演会亲自在我手上写几句话，例如：“不要害怕，在笼子里的不是狮子，只不过是一只小金丝雀而已。知道了吗？好，再来一次。”导演越是关照我，我越觉得紧张不安。
老实说，要在摄影机前自然地表演，着实不容易，不论是站着或坐着，总是有强烈的灯光聚集在身上，老是觉得全身热烘烘的，汗水直往下流，这时还得留意脸上的妆是否已被汗水弄脱，否则银幕上所见的将是界尖太亮，或是额头反光，效果将大打折扣，所以要经常补妆。
我一站到摄影机前就浑身不自在，偏偏导演一下子要求我笑，一下子又要我皱眉沉思，我的情绪怎么可能转弯得如此快呢？因此，有时在乍听指令后只有茫然发呆的份了。
一开始时，大家都未进入角色，因此，有许多不尽理想的地方。幸好那位扮演我少女时代的女性十分称职，她本人当然既不聋也不哑，可是却能把这个角色演得惟妙惟肖。为此我对她产生了很大的好感；而她由于扮演我，也很喜欢我。
另一位长得很美，笑起来尤其迷人的女星饰演大学时代的我。这位女星一开始是以闭着眼睛表示眼睛看不见，可是她往往一不留神就霍地张开眼睛，使得场边的工作人员忍不住捧腹大笑，她这时的表情实在太滑稽了。
不过这位女演员倒是很乐意演这个角色，而她的演技也不差，尤其在演梦见希腊诸神的那场戏时，表现得最为传神，我个人最喜欢。
再下来就要介绍那些在我生命中有重要影响的朋友上场了。问题是，那些曾经给我很大帮助的善心朋友如亨利。庄梦德先生、马克。吐温先生以及布鲁克斯大主教等人都已去世，仍然活着的几位也都年事已高，与初遇我时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当时，我曾经写信给贝尔博士，他很快就回信了，他在信上表示：“看了你的信，让我回想起在华盛顿的那位小姐，在我眼中，你一直是当年的那位女娃儿。只要你乐意，任何事情我都可以去做，只是目前我身处异国，一时之间还无法返美。
可是，你绝不能忘了我！想起我们首次见面时，我可不是个月岁的老头子，那时的我头上一根白头发也没有。你呢？当时只有7岁，如果真要拍写实电影的话，我想非得由别人来饰演不可。请你去找个没有白头发的英俊青年来扮演我。等到拍摄结尾时，我们再以目前的姿态登场好了。如此前后对照，我想一定很有趣吧？“
看了信后，我忽然想起一个很好的主意：“对了！何不以象征性的场景介绍我的朋友出场呢？这也许效果更好。例如，安排我在两边都是洋槐的马路上散步，然后偶尔遇见贝尔博士与庄梦德先生，大家边聊边走，既有湖光山色之美，又显得比较自然。”洋槐的树荫下，对又瞎又聋的我而言是最合适不过了，我越想越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
可惜电影公司没有采纳我的建议，而是安排了一个大聚会的场面，让所有曾经协助过我的人都一起出现在宴会上，包括那些已经去世的好友在内。
其中还有已经死了叨年的我最怀念的父亲。当然，如布鲁克斯主教、霍姆斯博士、亨利。庄梦德博士等都各有“替身”。最令我欣喜的是，我又见到了有近20年不曾碰面的约瑟夫先生，他比我刚认识他时显得更活泼快乐。
置身在这样一个场合中，令我感到好像在不知不觉中到了天国，而与这些又熟悉又亲爱的好友们欢聚一堂。不过，当我与他们握手时，他们的手虽然都很温暖，但他们讲话的语气与神态，却与我熟知的那些朋友完全不一样，当他们猛地开口对我说话时，我有一种刚从梦中被惊醒的错愕感。宴会将结束时，我有一段台词：“目前全国约有8万名的盲人正处在可怜的景况中，他们孤苦无援，而我们的社会目前又没有完善的制度可以帮助他们……这世界上有多少人在从不知生存喜悦的情况下含恨而终！……因此，我们应该决心为这些人谋求更好的生活，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幸福、更快乐。
影片拍完一大半，大家忽然发现这部片子缺乏高xdx潮，换句话说，不够戏剧性。
“海伦一辈子没有发生过罗曼史，当然也没有伟大的恋人，她的一生太平淡了！”
“是嘛！干脆我们替她捏造一个恋人好了，让他们来上一段恋爱戏如何？因为现在的电影如果没有这些插曲，似乎就注定不受欢迎。
不过，导演自始就反对这种论调，认为是画蛇添足，反而会弄巧成拙。几经考虑、斟酌，最后决定穿插几场比较戏剧性的场面。
加上去的几场戏，有一场是在一个名为“时间”的洞窟前，有一位脸色苍白、代表“知识”的小姐，与一位身材魁梧、代表“无知”的大汉互博，结果“知识”
赢了，抱起了幼小的海伦。
另一个场合是莎莉文老师试过各种方法而年幼的海伦仍然听不懂时，她不禁跌人了灰心失望的深渊中，此时基督出现了，他对老师说：“要协助幼小的心灵来到我这儿，不要放弃她。”于是莎莉文老师再度鼓起了勇气。
还有不少略嫌牵强的戏，例如：一位伤心的母亲擎着一把火炬出场，目的是为不幸的伤残者请命；又如四大强国的领袖聚集在法国开会，准备决定全世界人类的命运时，海伦出现了，恳求他们千万不要发动战争等等。最后这场戏他们也觉得太牵强，结果又删掉了。
由于掺入了各种突发奇想，使得影片的情节越来越离谱，变得缺乏真实感。尤其是结尾的一场戏，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可笑，简直是异想天开。他们要我扮成和平使者，像圣女贞德一样骑着白马，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谁知片场找来的这只白马十分活泼，跑起来的冲劲非常惊人。当时我一手握着喇叭，一手操纵缰绳，好几次都差点被摔下马来，因此我越来越紧张，一颗心七上八下，全身冒汗。头上的太阳又毫不留情地直射下来，额上的汗水像旋开了的水龙头直往下淌，连放在唇边的喇叭都满是汗水，吹起来咸咸的。
战战兢兢地骑了段路后，在没有任何前兆，没有任何命令的情况下，我胯下的这匹马忽做人立状，一时间把我吓坏了，幸好旁边有位摄影记者眼明手快，一个箭步冲到马前，拉住马，使它再度站好，否则我一定会摔个大跟斗。
第三十二节 杂耍剧院的生涯
结果，我所参演的这部片子叫好不叫座。
我由绚烂重归平静，再回到佛拉斯特的住所，如此过了两年宁静的日子。这期间，我们当然也动脑筋设法开源节流。朋友们赠送的款项以我在世为限，我必须要考虑替莎莉文老师储下一笔养老金，万一我先她过世，那她的晚年怎么办？
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决定从1920年起进入波多大厦的杂耍剧院参加客串演出，这一表演就是将近4年，直到1924年春。当然，这4年间我们并不是持续不断地参加演出，一开始，我们只是偶尔参加到纽约、新英格兰或加拿大的巡回演出。1921年至1922年期间，则在美国国内表演。
我们在杂耍剧院演出的消息传出后，曾受到某些卫道士的非议：“你们瞧，海伦这个人，为了出名竟不择手段。”
有些热心的人则写信忠告我，劝我不要投身演艺圈。其实，我何尝是为名所引诱呢？我有我自己的计划，只不过是依自己的意志去实行罢了，连莎莉文老师都是被我多次劝说才这么做的。
在我看来，这种工作比起写稿来，不仅轻松得多，而且收人也丰厚。虽然名为巡回演出，实际上，往往在一个地方一待就是一星期以上，不像我们过去的演讲那样，有时一天要连赶好几个地方，饱受奔波之苦，而且演讲时通常是每到一个地方就得立刻上讲台，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在杂耍剧院的演出只是下午、晚上各一场，每场仅叨分钟。剧院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管理规则，相当规范，生活很正常。在这里，我们有完全的私人自由，不必担心受到观众的打扰，连类似演讲观众要求握手的情形都很少发生。
从事这种工作，我在身心上都感到很愉快。不过莎莉文老师似乎不像我这样安之若素，她自始就感到有点别扭。也难怪她，因为刚开始时，我们的名字与那些特技人员、驯兽师，乃至猴子、大象、鹦鹉等一起出现在节目单上，不管是谁都会觉得有点不是味道。只是，我自问自己的表演内容一点都不低俗，更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因此，觉得很坦然。
在这个圈子里遇到的人，比过去在任何场合遇到的人更能引起我的兴趣。他们多半都豪迈爽朗，热诚而讲义气，他们的举动常常令我觉得非常感动。总之，我在杂耍剧院的这段日子确实是快乐的。台下的观众既亲切又热情，他们听到我说话时都表现出真正的赞叹。通常，由莎莉文老师说明教育我的方式，然后由我做简单的自我介绍。最后是由我来回答观众们提出的问题。
观众们最常提出的问题有如下几项：“你看不见钟表，如何分辩白天和黑夜呢？”
“你有没有结婚的打算？”
“你的眼睛看不见，那么你相信有幽灵吗？”
“你会在梦里看见什么东西呢？”
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有些还更滑稽呢！
我一向很关心听观众们对我的反应，难得的是，到这儿来的观众都坦诚而热情，当他们觉得我的话有道理，或者令他们开心时，他们就毫不忸怩地拍手大笑，一点都不掩饰自己的感情。也因此，我总是很轻松、愉快地给他们最真诚的答案。
提到听众们的反应我想起了另一个极端相反的情况，那是一次在教会里的演讲。
进入教会的听众当然跟在杂耍院的观众身份不尽相同，心情也迥异。但他们的极端肃静却让我感到手足无措。虽然看不见、听不见，不知道他们的表情，可是我却感觉得出他们对我的话没有反应。台下一片死寂，再加上讲台高高在上，因此，使我产生了一种我是在自言自语的错觉。我到广播电台去演讲时也一样，四周寂然无声，没有人走动，当然也没有掌声，连空气中我闻惯了的烟味和发胶香味都没有，仿佛置身在一个无人的世界里。
所以说，我宁可在杂耍剧院中与观众们打成一片，至少不会感到太拘束或太寂寞。
（未完待续）
（[美]海伦·凯勒/著，李汉昭/译，2005，华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