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乡野记忆
十三、河泥与葱油饼
西郊农场大牛坊分场本是个农业单位，劳动者是农业工人。进入一九五七年成了下放干部轮番劳动的基地，而到这时又增加了一项附带的任务，就是监督改造右派学生和青年教师。
我们这四十个右派被分到下放干部的生产组里，每组大约分到两个。我和中文系的一个助教在一个组，和十来个干部住在一间大屋子里，干部们来自北京市卫生局。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我们对敌人“决不施仁政”。我从高中二年级就患严重的类风湿性脊椎炎，一九五五年肃反当中劳累过度类风湿严重发作，开学后执意坚持上课，被认为是立场坚定学习努力的好团员，成为党的发展对象，组织对我的健康也关怀备至。既然成了敌人，当然不能考虑这个敌人的身体能不能受得了，劳动去！赎罪去！
下放干部群里忽然来了敌人，来了需要群众监督的危险人物，对那些同住一室的干部们的立场和阶级感情也是个考验。
这是早春时节，地里刚刚化冻，主要农活是挖河泥，然后把河泥运到地里，准备晾干后施肥用。下放干部的蒋组长派一个最壮实的大汉老陈与我结对儿抬河泥。最大号的抬筐，黑色的湿泥，每次都装到不能再高。这已经不像窝头，而象个粗壮的塔，分量早已超过了我的体重。
老陈执意在后边，这样就可以把手放在杠子上走得稳当些，省劲儿些。他还把绳子尽量往我这边推，让我承担大部分，给我更多赎罪的机会。对于我这个没有劳动过，瘦弱的类风湿患者，这无疑是很好的锻炼。我尽量努力争口气，让身子不要摇晃，可是身不由己，脚下没根，在泥泞的河滩上一个劲儿打滑。于是后面就传来老陈饱含无产阶级义愤的申斥。
每天，我居然还能坚持到日落西山后收工的时刻。但一声收工令我就骤然失去支持的力气。脊椎和双腿的剧痛使我长久地坐在路边的田埂上，望着在暮色中渐渐远去的人们的背影，一步也挪不动了。
在生产组的下放干部当中生活，自然是绝对被孤立的。在集体的场合除了指派我向东向西干什么活儿，几乎没有一个人敢与我交谈。可是在和我一对一的情况下，有的干部却格外和气，甚至主动说一两句关心的话，似乎有意地让我觉得他并没有把我当敌人。这时如果有另外一个人走过来，先前这位往往马上转过脸去收回笑容或者赶快借故走开。
有个三十来岁的小干部小王，大概算不得积极分子，整日对人堆着笑脸，和我从没说过话。一次在西瓜地用芦苇栽风障，我们俩一组，离开大家远些，他的话就多了，问长问短，没想到被发现，第二天会上就受到组长和积极分子的批评，从此不让他跟我一起干活儿。
刚来农场这些日子吃饭也很有意思。吃饭的地方是座高大的屋子，原来大概是拖拉机的车库，下放干部和右派学生一来改作了食堂。这里有些相当高明的厨师，其中有个大胖厨师据说曾经跟周总理去过日内瓦。名厨们多半是犯了什么错误下放到这儿来的。加上这个国营农场鸡鸭鱼肉蛋奶粮油要什么有什么，到了名厨手下，这个食堂一开饭老远就能闻见扑鼻的菜香。
但对我们这些右派学生来说这却是难忍的折磨。我们虽然与下放干部同在一个食堂吃饭，打饭却是在另一个窗口。干部们打出来的是香喷喷的红烧肉、炸鸡、炸鱼、肉包子、白馒头，我们却是窝头、咸萝卜，加上一碗没有油星儿的汤，上边漂着几片菜叶子，天天如此，顿顿如此。
最难受的是打得饭来，和干部都站在同一张八仙桌前吃，各吃各的。美味佳肴能看能闻却只见它们送进别人的口中大嚼，而自己吃进去的完全是另一回事，而平时大家干的一样的活儿，或抬着同一副筐。
这时是五八年上半年，还是能吃饱的，但这种不平等的待遇通过生动的对比给我们的刺激相当强烈。毕竟我们都是大学生，过去在生活待遇上没有遭到过歧视，现在不但在政治上成了异类，在生理上也让你在每顿用饭中体验异类应该受到的歧视。这种惩罚在当年对我们这些未经世事的学子来说也是挺厉害的。
对年长一点儿的干部来说，我们这些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和他们的孩子差不多，日久天长有的人就不免产生怜悯之心，而忘了阶级界限。睡在我邻铺的老马，是个四十多岁的小职员，脸色红润，被太阳晒得脱着皮，眼神透着和善，平时很少说话，只是低眉顺眼地干活儿。
一个晚上，已经熄了灯，屋里黑黑的，我还没入睡，忽然老马捅了捅我，嗖地一下把一包东西塞进我的被子。我睁眼看他，他已转身朝另一边睡了。摸摸这报纸包的东西，我已经闻出来，是一张葱油饼。我知道，这是他刚从家里带来的。他们干部的伙食那么好，完全没有必要带吃的来。
于是我明白了，眼泪也下来了。蒙着被子，就着泪水，吃下了这张不寻常的葱油饼，然后，很久，睁着眼躺在床上，不知什么时候才睡着。而第二天老马与我并没说一句话，当着别人，他的眼光也尽量避开我，似乎他做了什么违法的事。我想起史书的“道路以目”。事实上有的年代是连“以目”也要回避的。
老马同志，直到今天我还记得你，清清楚楚。
我知道，那个报纸包着的不仅仅是葱油饼，它包着的是许许多多老马代表的老百姓质朴的感情。
十四、进城，以“敌人”的身份
在同学的眼中，我交了次好运。到农场两个月后的一天，管教的先生通知我次日和他们一起进城去听报告，同去的还有从团委书记变成右派的周之良。谁作报告，不告诉我，大概是保密的要求。
宣武门外白纸坊这个地方，我这个从小生活在北京的人也是陌生的。我被带进这里的一个礼堂。礼堂只有一层，很一般，但比较大，可以容一千多人。不知道这是什么会，也不敢东张西望。
主讲人出来了，一个大个子，五十来岁，一眼就认出是彭真。彭真显然比以前发福了，肚子凸起，白衬衫外挂着两条背带。他嗓音洪亮，底气十足，嘴里喷吐着胜利者的豪情。讲到得意处，不禁仰天大笑，尤其是在讲到布下“阳谋”把我们这些右派诱入圈套一网打尽的时候。讲话开始时他宣布“这是个左中右大会”，还点了几个知名人士的名字。
他特别提到“六教授”是不是来了。我转头扫了一眼也没看清那些头面人物坐在哪儿。我是觉得章罗、六教授据说都是我的领导，我这个小卒似乎应该知道他们是什么样子。但我终于不敢多看一眼，因为管教的先生就在身旁坐着。我低下头急忙在笔记本上记录，以便把这些珍贵的训诫、生动的讥讽、深刻的批判带回去，给同学们传达。
散会之后，出乎意料地，先生告知我和周之良：“你们在城里有家，可以休假两天。”我们在农场按规定十天可以休息一天，但此前只在农场内休息，洗洗衣服，睡睡懒觉，从来没敢妄想进城。我这次真有特赦的感觉。在北京，家就是三姨的家了，在护国寺。我一个人从宣武门一路往北走，解放的喜悦立刻转化成贪婪的食欲。
这条大街饭馆、食品店极多，我是见什么吃什么，馅饼、元宵、包子、奶酪……这个肚子真能装，走一路吃一路，没饱儿。到了三姨家居然还能吃三大碗。
三姨和三姨父邱老先生是绝好的人。（愿他们的在天之灵安息！）老先生从前开过一个小药房，被定为资本家。但他们没有什么政治见解，他们做人的信条很简单——凭良心，仅此一条。对我这个闯了祸的外甥二位老人全无一点儿忌讳，把我当作自己的孩子，而我这个罪人不可能对他们有任何回报。
这是一个小院，三姨住北房，南房是邱家的亲戚，一位耳聋的老太太。在这里我觉得很自在，精神上也可以放松一下。
有两天的功夫，我可以到街上走走。一年来没有人叫我“同志”，在街上，在商店里，人们管我叫“同志”，听来很震动，觉得挺亲，又觉得有愧。我是不是在欺骗？我应该坦白告诉每个人“我是右派”，但我张不开口。
在理发店，镜子里的我是一付紫黑的脸膛。和旁边的顾客在镜中的脸一比，显得太怪了。我这两个月竟没有意识到有这么大改变。后来才知道刚开始下乡都会晒得过分紫黑，然后慢慢再变得浅一些。理发员也奇怪地问我：“您怎么晒这么黑呀？”他当然是无心地问：“您是学生吧？”
我非常矛盾，支吾了一句：“我下乡劳动晒的。”事后好久我还在恨自己为什么不敢对人说真话，这是不是不诚实？我想过要说老实话，但害怕对方知道面前来了个“敌人”时突然变脸，让我失去难得看到的亲切。
在那个年月普遍的习惯是相信党的话，而任何领导都是代表党的，出于对党的无条件信任，谁如果被上边定为敌人，很少有人不信。所以那时的右派真是“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一个右派，在陌生的环境里，身份一亮，就不知道会遇到怎样的憎恨、蔑视和戒备，至少在精神上是一种可怕的酷刑，足以让你心寒心悸很久。
因此在不是必须的时候回避谈到自己的政治身份，应该是可以理解和谅解的吧？今天看来，当时的自责真是傻得过头了。
十五、难友们
大约过了三个月，上边决定把我们这四十来个学生从下放干部的生产组抽出来，集中编在一起，归入园艺队，成为两个生产组，可能是为了便于管理。
同时我发现农场里又来了两支学生队伍，一支是北京体育学院的右派学生，一支是北京政法学院的右派学生，都有四十人左右。我禁不住想，北京师大学生足有六七千人，右派划了几百，其中四十个作为加重处理发到农场比例还不算大。而体育学院学生最多不过一千人，政法学院学生数也不会太多，竟都整整齐齐送来四十人，这大概又是按指标下达的任务。只可怜了这些小单位的学生。
三个学校的学生不住在一起，避免互相联系，但在路上和地里也常能互相见到。有一天忽然看见政法学院的队伍里有个极熟悉的身影，瘦高的个子，留着平头。这不是王慈吗！他看见我也先是一惊。匆匆一个照面，只能叫声名字，问问身体，道声保重，马上分手。到底因为犯了什么事儿到这儿来的，在右派同学之间是从来不打听的，这太刺激，而且谁也说不清。朋友之间不该说违心的话，说真话又怕传出去成了“翻案”。
王慈是我在南开中学时的同学，比我高一班，团总支的干部，没毕业就抽调脱产当了生活辅导员，负责学生工作。象这样的同学在团员（当时的团员可不象现在的）当中往往各方面都是拔尖的。在印象中他的思想比较活跃。他什么时候考上政法学院的我不知道，但在这里碰见他我并不难理解，不用问，一定是也犯了和我一样的毛病。
一九八四年十月南开中学八十年校庆我从青海回来参加活动，我们五个老右，包括王慈，在图书馆前合影，镜头里几个人开怀大笑，王慈也不例外。可是谁也没想到没过多久他就自杀了。没有留下遗书，原因不清楚。他这时已经从发配地贵州山区调回了天津，在市政法学校当副校长，也早已结了婚，有了孩子，按说日子过得还可以。有人估计是因为校庆时见到了三十多年前的恋人，感伤于不堪回首的爱情。大约还是太动真情而不能冷静地洞察事理。
政法学院队伍里还有一个学生也让我忘不了，是个身材瘦削面貌清秀带着副眼镜的小伙子。平时见过他几次，不知叫什么名字，只感觉是个学生气十足的一个人。一天场部开大会，叫三个学校的右派都参加，是一次批判会。被拉上台的原来是他。罪行是不认罪，信仰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声称最爱唱的歌是南斯拉夫的《深深的海洋》。最严重的现行活动是他居然趁休假进城之机到南斯拉夫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被使馆拒绝。
在会上登台批判他的主要是他的同学们，虽然也都是右派，但各个作义愤填膺状，有的批判稿用四六句写成，颇有《六法全书》判决辞的风格，很见文字水平。批判会的最后一项是他被戴上手铐，塞进一辆吉普押送劳动教养，比我们提升了一级。不久前，一位同在农场的难友告诉我此人叫薛立人，但后来的下落如何谁也不知道。
谁都明白：杀鸡给猴看。
我更喜欢看见的是体育学院那些健壮的运动员。一个个都那么壮实，皮肤晒得黝黑发亮，浑圆的肌肉让我羡慕。这么棒的身体把劳动是不会当一回事的。看他们在地里潇洒地挥着锨，在路上轻松地担着水，在场院上有节奏地扬场，动作都那么舒展，那么优美。他们里边有篮球运动员，高大的个子。有举重运动员，看那敦实的身材就知道。还有两个姑娘，大概是体操运动员，即使在那种境况中仍掩不住全身洋溢的青春和健美。
搞体育的为什么也有那么多右派？当时体育学院学生都是从全国选拔来的尖子，而运动生命的高峰也许两三年三四年就会过去。我禁不住替他们可惜起来，可他们自己仿佛都乐呵呵地，也许真是头脑简单吧？然而如果真的头脑简单为什么也分配给他们这么多指标呢！
我们这四十个右派被集中管理，这么办我是欢迎的，觉得是一次小小的松绑。同学们在一起，都是右派，平起平坐，关系是平等的，心情可能舒畅些。
学校党委派两个干部来管我们，一个姓赵，一个姓马。我们已经从“同志”中开除出去了，无权叫他们“赵同志、马同志”，只能称之为“赵先生、马先生”。
赵先生也就三十来岁，好像是正职，主管政治思想，一脸的严肃，从来看不见笑脸。马先生主要管生活，不到四十岁，脸是圆的，黑边眼镜也是圆的。他对我们要和气一些，很少训斥，虽然也没敢流露出明显的同情。因为感受到他的善良之心，直到今天我们这些当年的右派学生还经常到养老院去看望他。在他九十岁生日，我们给他送了个大蛋糕。
我们这些人都犯了什么事，在日后隔不几天就开一次的思想检查会上慢慢都了解了个大概，不少在大字报上点了名的知名人士和本人也对上了号。在他们身上大体可以看到师大反右斗争的缩影。
有几位是因为“反党委书记”。“何穆事件”的轩然大波中有的人保书记，有的人对书记提出质疑，转入反右以后性质立刻分明，保的当然成了左派，质疑的必是右派。
胡风问题也是试金石。提出“胡风何罪”的，有的已经劳教，有的到了农场。谁说胡风没罪？这不！？害了多少人！
还有曾经“为教育事业鸣不平”的，想请刘少奇来北校参加鸣放会，自然是右派。
有个署名“呵欠伯”的大字报，题目是“岂不令人深思”，作者是数学系的高材生罗里波。他的主要论点是：反党是不是反革命要看党是不是革命的。真是数学脑袋，完全按逻辑推理，那还不倒霉！起初他被批为反革命，从宽处理到了农场。他有严重的肺结核，脸上经常烧得发烫。没过多久实在难以坚持那种重体力劳动，就遣送他回家乡监督改造去了。
但当我在一年多之后减轻处分的前夕，见他又回农场了。我问他：“病好了吗？”
他说：“没好。”
“那你为什么回来？”
他无可奈何地回答：“在那儿谁给我摘帽子啊！”双颊上还是两团红晕。
后来，听说是他那政治上积极的母亲赶他回来的。在那个“政治第一”的年月，亲情也被阉割了。
此人改正后坚持回师大读研究生，他的导师也坚持要他。据说八十年代去了美国，获美国密西根大学数学博士，回国后任北师大教授、博导、《数学学报》编委。幸好他活了下来，不然又夭折了一位既有才气又有勇气的数学家。
师大的副校长著名数学家傅钟孙也害了一批年轻的数学才俊。傅是个忠厚耿直的老先生，在师大公认的德高望重。整风期间被上边的诚意所感动，写了一份意见书，曰：《中共失策之一》，批评过去的思想改造等运动伤害了一些知识分子，说有些老知识分子十分伤心，以泪洗面。
这一来上边勃然了，一脚踢翻了傅先生一生爱党爱国的所有功绩，那些功绩反而都成了两面派的伪装。傅先生成了重点整的对象。尤其是因为他在群众里威信高，更需批倒批臭。无奈在他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一批研究生和助教不识时务，就是想不通，站出来为傅老先生辩解，于是一网打尽。这些人有的发配边陲，有的落到我们这个群体里。
直到一九六一年十二月才给傅老先生摘去右派帽子。不久之后，他的学生数学家赵慈庚和闵嗣鹤登门看望他，一提到旧事傅激动不已，愤然说：“我这个罪人不敢多说话……我想，一些人就是要千夫之诺诺，不要一士之谔谔……”说完突发脑溢血症，抢救无效，离开人世。留下他那些忠诚的弟子们还在继续赎那永难赎清的罪.
本来师范大学的中文系培养目标是语文教师，在文艺创作上不需要太热心，偏偏有些同学痴迷于创作，不知文艺创作是最危险的事儿。北大出了刘绍棠是“由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堕落成右派”的才子，师大当然不能没有。中文系四年级和我一块儿从天津来的魏锡林就定为刘绍棠式的右派。他是五七届的右派，在当年夏天就匆忙处理了，那时还没有劳动考查这一说，魏有幸分配到天津附近的学校工作考查去了。
五八届的诗人彭浩荡就不一样了。彭浩荡长在湘江边，和屈原同乡，天生的诗人性情。一九五六年中国第一辆解放牌卡车问世，他激动得不得了，用马雅可夫斯基体写了首诗《我们的》。
那一年团中央在周末常举办诗歌朗诵会，叫“北京诗会”，一次臧克家正在主持，台上是名诗人和名演员们在朗诵郭沫若、李季、郭小川、邵燕祥等人的诗。彭浩荡闯上了台，要求朗诵自己的诗《我们的》。臧克家很理解年轻人的心情，也爱才，并不嫌他冒失，临时把他加了上去。这一朗诵还挺成功。他这首诗后来被收进臧克家编的诗集《北京的诗》。一个年轻人的名字与那些名诗人的名字并排站在目录里。
彭浩荡始终是个长不大的孩子，他未必能耐心地思考过什么问题，可是他好冲动。鸣放时第一次群众论坛“何穆事件”开始前他即兴写了首诗《来，站上来》，开场时我给朗诵的。这诗当然成了毒草。反右时不知根据什么，只要是动员鸣放——虽然是毛主席号召的——都可以定为“煽风点火”。彭什么时候都是一片赤诚，自然不承认反党，于是“极右”，和我做了伴儿。
农村，对彭浩荡还是比较适合的，他身体也棒。暖和的季节他每天总是光着膀子，扛着一把铁锨，高高兴兴地唱着去上工。大自然的每个新鲜的变化都让他兴奋、惊喜。对农活他也感兴趣，农工师傅都喜欢他。但他也免不了一阵阵沉默不语，特别是要检查思想的时候，因为对于反党他是不会想清楚的。只有一点说明他还不十分幼稚，那就是他不再谈诗，一句也不再写。
有一度他对诗重新燃起兴趣。是大跃进当中兴起了所谓新民歌运动，郭沫若、周扬一个劲儿地鼓动，还编了本《红旗歌谣》，为大跃进加油。于是社社村村的墙上都得写上墙头诗。浩荡和两个同学借了辆三轮板车，利用他们存的休息日兴冲冲地到各村去采风。转了一圈，抄录了一大堆，发现那都是东抄西抄的，大同小异，很少有新鲜的东西，于是没有了热心。此后绝口不再言诗，认真专心地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农民。
把自己的遭遇和别人比较常常是能使心理平衡和平静的好办法。我一向认为自己并不是最冤的，这么想的时候脑子里往往出现两个小同学的形象。
这两个小同学都是中文系的，整风反右到来时他们都是一年级，也就十六、七岁，个子都小，一脸稚气，简直是娃娃。小圆脸戴一付黑边眼镜的叫刘承立，湖南人，获罪原因是对写电影剧本感兴趣。刚练着写出一个剧本，被拿出来一分析就成了反党毒草。在那个年月任何作品几乎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分析成毒草，而且不容争辩，越辩则态度越“恶劣”。所以这个孩子也就糊里糊涂地来到农场。
还有一个是徐福绵，东北来的，小小的个子，永远挺着胸脯，干活儿有股狠劲儿，从不示弱。别看他小，割田、担水、抬筐、翻地、除草绝不让身强力壮的大同学。在中学他就是学习尖子，聪明，爱写诗，记忆力好，能背诵大套的古诗、新诗。外语也出众，背俄文诗是他的专长。快人快语，锋芒太露，于是成了我的伙伴。
徐后来被罚到中国最西端的喀什，在二中教书。文革后成了特级教师。他教过的学生日后遍布欧美澳，在美国就有二三十人。长年的辛苦加上高原不适得了严重的心脏病，却又因为教得太好，当地坚决不让内调，现在还在新疆。
直到几年前他才知道，他的右派完全是因为一个同学的诬陷。是一次下棋，徐福绵说“再战一盘”，这个同学揭发他要“发动战争”。那纯粹是无中生有荒唐之极的捏造，批判会上他非常激动、愤怒，他抗议，但没有用。把他逼得批得不耐烦的时候，他气极了说：“你们说吧，我什么都承认！”这个孩子，太没有政治经验，不知道这个“承认”的利害，这是一辈子的事啊！
北京师大百年校庆的时候他作为特级教师被请回母校。离别了四十年我第一次和他重逢，同时第一次知道了他被冤屈的原委，我们俩在大庭广众当中抱头痛哭，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泪眼中看到的他，已经是满脸皱纹的老人，我能说什么呢！
写到这里，我的眼泪又止不住流了下来。我是在为当年的小伙伴一哭，也为多难的中国一哭！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当年诬陷徐福绵的人在前些年的一天，突然跑到万里之外的新疆，敲开徐的家门，双膝跪下，向他请罪。这在中国简直是奇迹。
这让我顿时对这位同学心生敬意，他竟然是个良心未泯的人。然而，这不是与上边太没有“保持一致”了吗？
有一个叫袁伯诚的同学应该说一说，他比我们晚到农场几天，是被戴上手铐塞进吉普车送来的。他，一个大个子，耿直的山东小伙子，身体壮实得不亚于农工，农活也样样干得漂亮。后来才知道他出身农村，参军后在上海当高级首长的警卫员，给宋庆龄、陈毅等做过警卫工作。袁自以为忠于革命，所以被揪出来之后坚决不承认是右派，当然，这就是“态度特别恶劣”。他的重要罪行是反苏，因为他讲过一些陈毅评论赫鲁晓夫的话，这就成了散布反动言论。他不服，说是陈毅讲的，就更严重了——诬蔑陈毅元帅！又加了条“态度恶劣”。
袁虽戴了极右的帽子，仍不失豪爽自尊的本色，劳动又十分出色，农工师傅们都很喜欢他。但他积习不改，仍钟情文学，尤其喜爱古典文学。爱读书倒也不太要紧，要命的是不时写两首旧体诗，又不知什么时候被同组的一个政治小丑张中偷看了去，揭发他说是写反动诗。袁伯诚、徐福绵和我都极为憎恶和蔑视这种小人，他就告我们是“反动小集团”。幸亏终于无法落实，也就不了了之。
我劝伯诚以后别再写诗。因为这种东西过于精炼，会给小人牵强附会恶意构陷的机会。谁知他积习难改，发到宁夏西吉县的中学后又因诗稿《呕血集》入狱，关了三年多，到一九七二年放了出来，在监外又监管了将近四年。伯诚以读书为人生最大乐事，博闻强识，又坚持独立人格，屡有卓见。当年被贬于西吉，时任县委副书记的胡启立曾称他为西吉县的“大儒”，嘱咐当地领导善待他。改正后安排他在固原师专。他曾到西宁的青海师大找过我，我时为该校中文系主任，他有意调来与我共事。但商议结果我们认为青海毕竟闭塞而且我亦无意久留，他调回内地更有利于发展。
后来终于调回家乡，在青岛大学教书和科研。像开了闸的水，短时之内，写出了大量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文章中展露出他不凡的才情睿智，其中含蕴着自身的人生体验，尤其值得珍视的是他把逆境中的思索提高到哲学的高度。杜光先生赞他为“大概是思考最为深刻的少数难友之一”，甚至称之为“袁伯诚现象”。
可惜啊！在二零零七年，这个健壮又刚强的汉子因癌症过早地去世了。
还有，就应该算是笑话了。我们的队伍到农场两个多月后补送来一位历史系的讲师。此人叫刘蓬，四十多岁，瘦弱的身子，还有些驼背，窄窄的脸上已有不少皱纹。看他岁数大身体弱，大家干活时往往照顾他。那时候的讲师都有相当的根底与学问，听他随便聊聊颇能受益。大跃进采风的那阵儿，他还带了几个同学去附近村子访问过仍然在世的义和团大师兄，西山一带是当年义和团的一个策源地。劳动当中就是再照顾他，那年月超工时超负荷的劳动也够他受的，劳动表现没法子突出。所以我提前减轻处分回校时他还和大部分人留在农场。直到一九七九年春我返回北师大交涉改正的时候才听到他的消息。他那时也从外地回到学校，要求改正。
可是一查，没有他的右派档案——他根本不是右派。他的下农场是因为五八年学校精简下放一批教师，政治条件不好的往往下放到中学或外省市，当时决定刘蓬到内蒙。他不愿意，说宁愿去劳动，好，于是弄到西郊农场。既然到了右派圈里，这里的干部自然认为他也是右派，他自己也误以为划成了老右。
二十二年过去，才查清缘由，这才真是错戴了帽子。但是不能“改正”，因为原来就不是，所以反倒没了办法。给右派落实政策的一切措施，他沾不上边，虽然过去他大大沾了右派的光。这位先生此时已有六十多岁，至于后来怎样，不得而知。
捎带着我想说说另一个人，那真是另一种人，与我们这些完全不是一路，我从来不把他算作“难友”。
此人姓张，名中，和我曾经同班。划成右派并不是政治原因，而是因为他太讨厌。从外表看，病病歪歪的，溜肩膀，水蛇腰，但皮肤白净，黝黑的头发还带点儿自来弯儿，长了一对不小的眼睛，使他自认为是美男子，足以迷倒任何女同学。他绝够不上流氓，没那胆子，可是那双贪馋的眼睛天天冲着女同学的脸上身上溜来溜去，让人恶心。再加上他平时吹牛撒谎成性，极端自私，不讲公德，让所有的同学讨嫌。
到了反右，班干部们特别是女干部，坚决要把他办成右派。据说最初报了两次材料上边都给退了回来，说是政治性的材料欠缺，后来不知哪位终于发现了一两条能上纲的东西，总算划成了右派，但也只能算是一般右派。
一般右派却受监督劳动的处分，这也是少见的。谁知在我们堆儿里，他却因此有了优越感：“你们是极右，我是一般右派！”由于高人一等，他得意起来。同学们在劳动上都很卖力气，有的是出于赎罪，有的想表现好早摘帽子，有的尽管不服罪却觉得为国家劳动毕竟也是好事，张中却极其怕脏怕苦，没有一天不偷奸耍滑。
他有他的路子，就是汇报别人的问题，当带队干部的耳目。这个行当也是时代的需要。开始时那位赵先生把他当依靠对象，公开支持。赵先生把大家训了一顿：“你们骂张中投机，你们是投反革命的机，他是投革命的机，总比你们强。”这话真够经典，细细揣摩，可以让你把世事看到透底。有了领导的撑腰，他就更理直气壮地干起了陷害同学的事业。
他走这条立功的路其实也蛮辛苦。大冷天的，晚上大家在屋里说话，他得猫在窗外作记录；一个女同学和一个男同学在村边散步、谈心，他需要藏在桥下边、草丛里监听；大家上工了，他要在宿舍里关心人家的日记、信……
我们憎恶他的卑劣无耻，然而这卑劣无耻正是他的聪明。但日子长了，假的终会显露。劳动对人又是实实在在的检验，渐渐地他这套就吃不开了，农工师傅和社员更是看不上他，社员还开过大会批斗他。所以，过了两三年同学们一批批减轻处分回了学校，他仍留在农场。直到农场的这个点儿撤销，他才回到学校。
人的品行真是很难改变的。据说“文革”之后他又有了新的资本：“我娶了个高干的女儿！”到处吹嘘、招摇、得意。
我所以强忍厌恶介绍这样一个人，是针对人们之中常有的一种笼统的说法：“右派都是正直的有才能的人。”不，不能一概而论！只可以说“大致如此”。要知道也有丑恶如张中之流阴差阳错弄入右派队伍的，尽管很个别，却不可不察。
（未完待续）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