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朱普乐兄结识并建立了真诚的友谊,是在我人生最困难时期,弥足珍贵。
1969年5月,我所在的一家城市中等医院,被作为“城市老爷卫生部”彻底砸烂,我被一竿子下放到泾县一家公社卫生院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以后医院重建,一齐下放的医护人员全回院去了,我还在那里苦撑苦熬。虽说乡民们、卫生院员工们皆善待我,没有给我这个摘帽右派多少诘难,我也力尽所能做好一个全职乡村医生,受到了乡民们的敬重。但一种孤雁离群,事业荒废,前途无望的怅惘心情,总是萦萦于怀,又无可奈何。
未想到我这样社会弃儿的心情,被一种未曾想到的境遇,得以稍稍改变,那就是经常去县里参加什么文学创作会。说是要写什么英雄模范人物,和歌颂文革的大好形势,还要批判刘少奇。开开会吹吹牛就能出文学作品吗?别看这种说起来十分荒唐和可笑的所谓创作方式,却颇具中国特色。
孙犁先生有言:“文人宜散不宜聚”,实乃肺腑之言。就文学创作规律而言,只有潜下心来,细心观察,独立思考,才能发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不会做人云亦云的传声筒。当然文人之间有散有聚也是常态,那只是文人个人之间的事,是自由人联合体,是独立人格的体现。没有独立人格的人,是算不得文人的。文人的秉性就是酷爱自由。一个甘为奴才的人,除了为统治者唱赞歌,还能干什么?
然而,天下事往往充满了吊诡与悖论。就是这种官办创作学习班,在那个万马齐喑的年代,也是情况各异的。在基层意识形态也可以不那么强烈,有时倒也可能是几位观点接近的人的思想交流之处,甚至是高压年代微小的减压阀门。
我能去参加这样的学习班,纯属偶然。我那时是下放医生,与文化系统人不搭界,只是有一次我被莫名其妙的抽调到县中心写作组,大概是想组织一个县级“梁效”、“石一歌”式的写作班子。后来班子未建立起来,我与朱普乐、张洪炉等成了好友。以后朱普乐兄作为县文化馆的创作骨干,经常组织一些创作学习班,也时常会召我去混几天。他明知道我是写不出那种官样文章,也应该知道我摘帽右派的身份,依然一次次召我去,既不点明过去的事,更难得的是我从不交稿,他也不催不怪。我们相聚是在文革后期,依然寒风凛冽,百花凋零。普乐兄平日沉黙寡言,从未提及过自家身世,当然我也不会说起反右之后的种种苦难,我们之间只是一点默契。而这点男人之间的黙契,在那个非常岁月里,弥足珍贵。我们都有许多话要说,都在等待时机。我理解他作为县文化馆主要创作骨干,写应景文章,写参加省、地各级调演剧本,是职责所为,那也是另一种文化繁荣。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改变环境,只能改变自己。
所以这次我们通过五柳村网站,重新取得联系后,都十分高兴。接着就收到他发来的,洋洋二十余万言的著作:《黄田记忆》(以下简称“朱著”),应该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普乐兄嘱我为其尊作写一序言,实不敢当。但为这本别具风格,难得一见的乡村风俗画长卷,真实的乡村变迁史,写点读后感,则是责无旁贷,也是件十分高兴的事。因为普乐兄笔下的黄田记忆,也曾是我生命历程中不可忘却的一段。文革中后期,我曾在这个美丽又荒凉,质朴又闭塞的山村,生活过整整十年。乡村十年,给我留下了太多的哀怨、感伤、悲愤、乃至绝望,也留下过真情、愉悦、欣慰与期盼。如果天假我年,应该能写一些值得一写的东西。
普乐兄祖祖辈辈都是黄田人,生于斯长于斯,这里有过他快乐的童年,可惜还来不及徜徉其中,从八岁起即经历了地覆天翻的乡村变迁,开始颠沛流离的人生。虽历经磨难,但故乡黄田的山山水水,一直萦绕在心中,家族中亲朋故旧,惨死夭亡的历历往事,一直是胸中垒块,挥之不去。晚年终于从纷扰的红尘俗世之中超脱出来,以舒缓冷静的笔触,回首往事,不疾不徐,一一道来,终于使后来人,能比较清晰地了解到,那一段时期的中国农村,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为什么会这样,其深远意义何在?黄田村只是那种大变革的一个缩影,也是观察那个时代的一个窗口。
黄田村偏居深山一隅,并不富饶,小块小块的傍山田,一年打不了多少粮食,但还有竹木茶果补充。千百年来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提供了虽不富裕但也能温饱的生活所需。这里历代先人们培育的参天古木,浓荫蔽日,一直在庇护着黄田的子子孙孙,让他们过得安稳踏实;这里处处是清澈的山泉,碧水淙淙,叮叮咚咚唱着安详而舒缓的乐曲,一直唱进黄田婴幼儿的梦,和少年朱普乐们嬉戏打闹之中。
黄田人是辛劳的,和邻近的徽州人一样,男人们很辛苦。徽州民谚:“人生不幸,长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 黄田人也一样,朱普乐的祖父父亲,以及他们的同辈们,也是很早就外出学徒经商了。朱的袓父十二岁到六安去学徒,给老板盛饭,脚下要垫个小板凳,才够得上灶台。外出的男人们,心中是一直惦纪着家中的妻和娘,许多人一生就这么里里外外辛苦着忙碌着,直到晚年回乡养老。这里的女人,也和徽州女人一样,长年寂守空房,帮着外出男人守着家,侍奉公婆,抚育孩子,还得干些农活,贴补家用。她们对外出男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既惦记着他们孤身在外,受苦受累;也担心他们在外有钱了,另娶家室,不回来了。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发生了女人们也都不吵不闹,日子还像以前一样过,只是心中已少了期盼与担忧,只剩下孤独辛酸与怅惘了。好在黄田男人和徽州男人一样,不会做得太绝情,该赡养父母该养育子女,乃至建房置地的,也会接着做。有的还继续和前妻生孩子,女人们还是听丈夫的,家还是原来的家,只是男主人很少见到了。村里人是见多不怪,习以为常了。当事人只能逆来顺受,能忍不能忍的事,都得忍着,命该如此了,还能干什么?多少年许多地方的人,都这么过来了,别人能过我也能过。
但是,她们再也不会想到的是,竟然要为外出的男人“顶罪”、挨没完没了的批斗、关牛棚、蹲大狱,直到在劳役与饥饿中死去。朱普乐的母亲,就是承受这天一般苦难,直到惨死在劳改队的普通黄田女人。这是朱普乐永远的心痛,也是我们读者久久不能释怀之处。朱普乐母亲的故事,是他这本著作中,最震撼人心之处,下面还要说到。
先说说黄田村外出男人的一些事。他们凭着自身的才智、勤奋、机遇、人脉关系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很多人成了各行业的成功者。就黄田村第一大姓,朱氏家族而言,和徽州人一样,主要是而且首先是商界人士。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之后,在扩大经营的基础上,也开始关注家乡子孙的教育,乡村的基本建设,接下来就是文化艺术的追求,有条件的也会走学而优则仕之路,弄个几品官当当。
黄田村很小,三五百户人家,一两千人而已。出不了徽州胡雪岩胡开文那样的官商巨贾,文化底蕴也没那么深,不可能有歙县那样,仅明清两代就有两千多人的进士群,没有像宋代程颐程颢父子那样,成为程朱理学的开创者(朱夫子朱熹是婺源人,婺源当时也属徽州)。也没有近代胡适、陶行之这样的学人。更不可能像历代徽州人开发杭州扬州南京那样,开发出黄田人异乡的新天地。
但是,黄田人“徽骆驼”精神,一点也不输于真正的徽州人。就在这小小的村落里,近二三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黄田人,对家乡的贡献,和在外的成就,皆可圈可点。
说起家乡,人们总喜欢说说家乡的名人胜事,不愿说它遭受的困厄与劫难。其实它们都是真实存在过的,有一定的渊源,能在兴衰之间,找到一些草蛇灰线。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就黄田村而言,作为第一大姓的朱家,从一代始祖明万历年间的朱枱算起,至今不过四百来年,却称得上英才辈出。据“朱著”中记述:“如清代刑部侍郎、贵州巡抚朱理,翰林院编修、国史馆总纂、藏书家朱珔,颇具实力的民族资本家朱鸿度、朱砚涛、朱幼鸿,致力于家乡教育事业的学者朱侠骨、朱尊一、朱似愚,当代作曲家、上海文联主席朱践耳,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朱永jun(音俊)”,书画家朱永芳,京剧表演艺术家朱世慧等等。“
然而,朱普乐在记述黄田村,以及朱姓众多名人之后,突发感慨:“现在的黄田,几经折腾,气数已尽。是彻底败落了,不会再发达了。它的文脉——断了……不怕穷,不怕苦,就怕文脉断代。”
为何要这样说?黄田一个小山村,远的不说,仅从当今还在世的名人来说,有名教授、工程院院士、有多位著名艺术家,如此重量级名家汇集,即使放在一个县里一个市里,也是难得一见的,朱普乐为何要发出如此沉重的感慨?
说来话长。
我在黄田边上生活过十年,多次到过黄田,最早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最近一次是2011年夏。印象没有太大的变化。环境依然优美,参天的古木,还是浓荫蔽日;清澈的山泉,还在唱着古老的歌谣。那上百幢清代古建筑,还在那矗立着,只是无力修葺,更加破败了。一定要说半个世纪以来,有什么可喜的变化,就是经过风雨剥蚀的粉墙上,阶级斗争之类的语录和毛的画像,几近绝迹了。
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人,不妨亲自到这个被誉为“皖南明珠”,近年又被批准为“皖南古村落”的黄田村去看看,亲身体会一下,什么叫哗啦啦大厦倾,什么叫彻底的败落,什么叫废墟,什么叫几百年几十代人的辛勤劳碌,毁于一旦。当然,你想要全面了解这个平常又不平常的村落整体变迁史,你就得读一读朱普乐这本呕心沥血的著作,它还会告诉你,什么叫人祸,什么叫浩劫?什么是权力的摧残,和对权力的服从?什么是内伤与外患的迭加?而所有这些,普乐兄只以“反复折腾”概括之。
如果你走进居民家中,还会感受到一些深层次的变化。黄田古民居几乎清一色的徽派建筑,黛瓦粉墙,高耸的马头墙,厚重的木格窗,半人高的巨石垒砌的墙基,上面铺满了层层绿苔,都在无声地诉说着古老的故事。走进屋内,你会看到很多人家都是一进一进又一进的。所谓一进是传统的说法,大体是一排排正屋厅堂之间,有厢房相连,中间一块空地,称为天井,供釆光排水之用,所谓四水归堂,有的人家还堆砌成假山花圃,一个个小花园。别处人家有个三四进的,就算是大户了,而在黄田村却比比皆是。最典型的要数俗称“洋船屋”的“笃诚堂”了,据普乐兄另一文介绍,此堂占地面积高达四千多平米,俨然乎一个小城堡了。我的另一位朱姓普字辈朋友朱普璋先生,他和二女儿的亲家,都是黄田人。他亲家有十进房,文革后期,安徽医学院来此搞什么教改,一个班级师生员工,少说也有四、五十人,都住在他家里。
可惜如此难得一见的庞大的乡村古建筑群,经过近一百多年来的“反复折腾”已经彻底败落了。先是外貌,由于半个多世纪以来,未再有新房兴建,那一幢幢的古建筑,除了有住户的人家,有些粉刷装修,很多空置的房屋,有的是断壁残垣,有的梁柱已经腐朽,窗框也坏损脱落,有的内院原本应是私家小花园,已见不到鲜花绿竹,见到的只是一些残砖破瓦,随意堆砌在一个角落里。室外那被称为“坦”的场地,很多地方是坑坑洼洼,与周遭已经坍塌的颓垣一起,给人的印象还是破败与衰落,就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在寒风中彳亍而行,不知什么时候倒下,就再也起不来了。
黄田村的由盛到衰,只是大变革时代的缩影,不过表现得更集中一些而已。本来小小的黄田村,能有如此庞大的古建筑群,当然不是黄田村本身的财力能支撑起来的,可它又确实是黄田人用自己的力量,经过几代几十代人的努力,才兴建成功的。两者并不矛盾,和徽州人一样,历朝历代的黄田人,不愿穷老山乡,前仆后继,奔波拚搏于各大商业城市,有一些人成为成功人士。最典型的要数朱鸿度、朱幼鸿父子。尤其是朱幼鸿先生,曾任浙江铜元局总办,后在沪经商,兼并了裕源纱厂全部股本,独资经营,业绩日盛。后在江苏、汉口、山东及长江中下游多处,开设盐号、纱厂、面粉厂等。民国初年即有资产五六千万两白银。
他们发达了,忘不了回报故土,头一件事就是大兴土木,盖房子盖好多好多的房子,也买田,黄田田地不多,但买成一个地主足够了。所以黄田地主多,有人告诉我,多到一个村有五十四户人家。黄田地主,田不多房多,同样可以作为阶级斗争活靶子,和掠夺的对象。
朱普乐家也是其中之一。他家有多少田多少房,书中未说,想来不会多。他祖父十二岁即外出当学徒了,父亲在郎溪县一个小镇上做小生意,能集累多少资金呢?不过这也并不妨碍他家作为地主,要承受空前的劫难。
黄田的衰落,是近一百多年的事。一是洪杨之乱时,泾县东乡、旌德、直到祁门一带,曾是太平天国时期主战场之一,死难者众多。但黄田地势偏僻,躲在一个角落里,和邻近的榔桥、白华村镇相比,受害要轻得多。我的朋友、当过榔桥公社医院院长的刘汉宗医生告诉过我,白华公社一些大祠堂里,曾是拷打乃至杀害太平天国将士的地方,因为祠堂地面是一种复合土铺成的,当时打人杀人时的血迹渗到地面下去了,现在霉雨季节天阴时,还依稀可辨斑斑血印,甚至断肢残躯迹象。太平天国对中国是一次有限范围的浩劫,但也是一次官逼民反的抗争。离泾县不远的祁门县,曾是曾国藩的老巢之一,他在这里杀害了无数太平天国将士和更多的无辜百姓,给皖南百姓皖南乡村带来过严重的破坏与灾难,是名副其实的“曾剃头”,近些年有人是不是把他捧得太高了。
黄田村地覆天翻的变化,经受了“反复折腾”的磨难,从此一蹶不振,发生在1949年之后,首当其冲的是暴力土改。关于暴力土改与乡村变迁及其深远影响,是一个严峻的话题,近年来受到学界的严重关注。学者们从恢复历史真相出发,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去考量发生在半个多世纪之前,绵延数十年,波及到全国每一个角落的暴力土改运动,对历史的进展,社会的变革,发生了怎样的影响?具体点说,生产力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农民们的生活水平是改善了,还是更穷困了;乡村建设在发展,还是更滞后了;乡村文化道德水平,是日益改善了,还是每况愈下了?这些都是实实在在明摆在那里,不是任谁凭着手中的权力,可以文过饰非,颠倒黑白的。
然而,历史的真相却告诉我们,中国数千年农村的矛盾,主要是历代统治者,对农村实行残酷的剥削与压迫造成的,其中也包括中小地主们。他们在官府与农民的矛盾中,基本上是站在农民一边的。他们中很多人,是农业生产中的行家里手,是农村土地红利的主要提供者,应属于农村中的小资产阶级,个别大一些的地主,只要不与官府勾结,残害百姓者,也只是农村中的中产阶级。一些世袭的地主士绅,还是传统文化的维系者和传播者,在几千年皇权不下县,乡村基本是自治的环境下,他们还是基层事实上的管理者。在官府与农民的长期矛盾中,又是一支重要的缓冲与制衡力量,在维护农村政治生态稳定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关于地主阶层的构成,除了少数有官府背景的官僚地主之外,基本上是他们苦心经营,有时经过几代人的辛劳节约,才积聚购置或多或少的土地,成为地主的。说他们都是剥削起家,有失公允,也有违史实。是的,他们在受官府盘剥的同时,对租佃他们土地的雇农佃户们,也有剥削。而所有的剥削都是不合理的,但改变它不必用暴力革命血腥杀戮的方式,完全可以像台湾那样,通过和平土改的方式,做到地主、农民、政府三赢。
近一百多年来,地主成员还有一个重要组成,那就是工商业兼地主。一些出身农村的商人,和大大小小的工厂主,生意做大了工厂发达了发财了,回家乡买田盖房,就成了地主。像皖南浙南及沿海广东广西福建一带,这种情况很多。黄田村就是这样的。这么一大批人,对中国工商业发展,城乡经济文化交流,以及乡村的建设与发展,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用现在流行的语言来说,是真正的正能量,是值得提倡与鼓励的。即使在当时极左氛围下,也出台了保护工商业的政策。沿海一代,尤其是广东省,作为祖国的南大门,与海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时广东籍海外华人有近七百万人,每年国家的外汇收入,70%来自广东。因此当时主政广东的叶剑英,与负责广东土改工作的方方等广东籍领导人,在具体工作中,不能不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不能不采取比北方暴力土改,相对宽容一些的政策。主要也就是人杀得少一些,杀人的规矩多了点,杀人的速度慢了点而己,大政方针没有变也不能变的。
公平公正点说,广东这种相对缓和一些的措施,对国家、对执政者、对海内外的华人,应该都是一件好事。然而毛泽东立即把叶、方等召到北京来,开御前会议。毛说这是高层会议,解决广东问题。毛又说土改工作,全国土改有三个乌龟:广东、广西、福建。现在广西福建都爬上来了,广东还在爬。毛当面斥责方方,说方方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和平土改,一是地方主义,要放方回去接受批斗三天。毛一言九鼎,方方从此被边缘化了,给他平反则已是毛死后多年的事了。随着叶剑英调离广东,广东地方干部基本被边缘化了。叶帅后来有言:“主帅无能,累及三军。” 读之令人动容。
随着快刀手陶铸入主广东,广东暴力土改立即血雨腥风般的全面铺开了。陶提出要“村村流血,户户斗争”,对各市县下达了具体的杀人指标。从此广东等沿海一带,也和北方土改一样,沉浸在腥风血雨之中了。偌大的中国,无一例外的都在经历地覆天翻的大变革。
这种大变革,早期曾因为无数贫苦农民,手中有了梦寐以求的土地证,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夙愿,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社会秩序也较稳定。这种发展与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暴力土改的残暴与血腥,也使人们忽略了土改政策法律上的非正义性,和对批斗者实行滥施酷刑滥杀无辜的非法行径。如果这种政策,能一直沿续下去,那也可算是有得有失的成功。虽说有很多人受到了无辜的伤害,乡村受到了重大的破坏,毕竟更大多数的人,获得了土地。我是那个时代的经历者,听到的赞扬声是多一些的。
那是1949年之后,虽然矛盾重重,但一时还未表演得非常激烈,是难得的一段相对安定的时期,可惜转瞬即逝。
随着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推行,尤其是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全国雷厉风行的展开,从小社大社直到政社合一体制的建立与健全,农民们先是土地证被收缴,接下来是耕牛农具直至包括住所在内的,几近全部资产,被卷地而来的共产风刮走,接下来生产的粮食也被从地头直接运至国库,农民们只能靠公社食堂里的清汤寡水苟延度日,哪一天食堂关门了,又不准外出逃荒,连烧饭的锅都收去大炼钢铁了,农民们只能乖乖地受死了!人都没了,还奢谈什么乡村建设,文化传承,道德维系?!
黄田村的全面衰落,正是在这样历史大背景下开始,且愈演愈烈的。
首先是资金链的断绝。黄田的地主群体,属于工商业兼地主,购置土地的资金,基本来自工商业利润所得。暴力土改之后,是全国性的工商业改造,名曰公私合营,实则大大小小的工厂商店企业,都收归执政者所有了。从此私营的各行各业的老板、大大小小的工厂主企业主,都没了,任你是拥有朱幼鸿式的数千万两白银的豪商巨贾,或是开一爿豆腐店的小作坊,或是卖点针头线脑的小商贩,所有的资产,均不再为你所有,你只是拿一点工资的员工。大一些的工商业主才有几年的所谓赎买政策的定息,而这些顶着剥削帽子的定息,是随时可以取消的,如文革时期。众所周知,这种改造也不会以和风细雨的方式进行。它也是一场革命,而革命就不会是请客吃饭,不会温良恭俭让,革命就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把你的资产没收了,把你作为敌对阶级打倒了,还要把你批倒批臭,直到杀、关、管,不使用暴力能行吗?如果一定要说它和暴力土改的血腥残酷有什么区别,那也只是工商业的改造,基本上在城市进行,残暴血腥稍稍收敛一些而己。
这样的大背景下,还会有在外的黄田人,投资家乡的建设吗?别忘了,他们中很多人,还顶着地主的帽子,是随时可以捉回来批斗、收监的。朱普乐的祖父十二岁外出当学徒,六十多岁奄奄一息了,才被抬回黄田送终。朱的父亲躲土改,到临死也不敢回乡和妻室儿女相认。朱家只是学徒出身,做点小生意,尙恐慌如此,遑论那些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呢,他们有谁不是地主出身,谁还敢惹事!谁不热爱自己的故乡,何况把黄田村建设成美丽的“皖南明珠”,是他们和先辈们多少代人的投资努力。可惜这些都成了他们的“原罪”,成了避之尤恐不及的伤心之地。文革中后期我在黄田附近住过十年,就从未听说过,有哪位政要名流到黄田回乡认祖。他们都把家乡忘了吗?不会吧,是不是古人所云“未老莫还乡,还乡应断肠”。乡关何处?咫尺天涯路,本来在交通如此发达的今天,不问身居何处,返乡都是极易的事,为何咫尺天涯呢?
那些教授、艺术家们回乡认祖,据“朱著”中所述,都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了。
能躲掉的人躲掉了,躲不掉的人只能直面现实的重轭。
黄田村的衰落,如果说是从资金链的断绝开始,那它全面彻底的败落,直到十室九空,大批善良的百姓被饿死,就是在大跃进大饥荒的人祸大灾难之中了。
关于黄田村在大跃进大饥荒中,经受的种种磨难,直至很多百姓被活活饿死,朱普乐兄近日将所作书中的一段,以《我与三年大饥荒》为篇名,单独发表在五柳村网站上,有较详细的记述。全国农村那些年大量饿死人,都是一个模式。先是髙指标高征购,以大跃进大逮捕为先导,然后在农村疯狂逼粮。而逼粮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兴办人民公社食堂,集中控制粮食,宣布农民手中有粮为“非法”,然后再以“反瞒产私分” 为名,挨村挨户挖地三尺,“合法”地搜括农民手中最后一粒活命粮。“朱著”中说,黄田村一千多人一个大食堂,粮食定量本已很少,再被村干部和炊事员剥削一些,只剩下清汤寡水,农民们已奄奄一息。1959年的黄田村,三个月未供应粮食,农民们又不准逃荒,只能活活饿死。
我作为大跃进大饥荒年代的亲历者、幸存者,也作为研究者,这些年曾多次去过饿死人重灾区——安徽的无为县、宣城县做过调查研究,也回忆了我的家乡全椒县和反右后被发配去的广德县,所经历过的耳闻过的种种苦难。尤其是我在广德县一个叫新杭水库的工地上,亲眼见到一些修水库挑土的农民,不堪饥饿与劳累的双重煎熬,活生生地倒毙在我面前,任何时候回忆起来,都是无比的伤痛。我苦难的同胞们呀,何罪之有!
尽管如此,当我读到朱普乐兄笔下写到的,他的亲人他的乡邻,他的远远近近熟悉的陌生的同胞们,在大饥荒中备受煎熬,一个个一家家悲惨地饿死。在草根树皮观音土,都吃光了之后,开始人吃人了,有的小孩被人骗去,活活地被煮了吃了。依然受到极大的震撼!无声的泪水一直在流,流在我的面颊上,也流进我的心坎里!
最不忍卒读的是朱普乐君一家的悲惨命运,尤其是他母亲的死。我首先要说的是,他有一个伟大的母亲,作为一个居家的普通农村妇女,她有一颗博大的胸怀,这胸怀可以感天动地,可以包容人间一切苦难,她做到别的女人应该做的,也包括别的女人不易做到的事。她的故事没有传奇没有伟业,只是一些普通的事,而正是这些普通的事,却体现了人性的光辉,和维系中华传统美德的高贵品格,读之令人崇敬又动容。
前文说到了,朱妈妈像邻近的徽州女人一样,坚忍勤劳,耐得住寂寞,经历了很多该忍受的和不该忍受的人和事。男人出去经商了,她守着这个家,抚育好孩子,是份内的事。男人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了,她一定很难过,也认命了,她知道不是她一家如此,尽管心里酸楚,还没事一样和儿子说,那个女人是什么样儿。男人回家过年了,还是一家人热热闹闹的,像什么事也未发生过一样。男人过了年又走了,是到另一个女人那里去了,走了就走了呗,这里还是他的家,儿子还是他的儿子,我也还是他的女人,过年过节他还会回来的。
但是,朱妈妈未想到有一天,他的男人会是永远不回来了,而且是自己把他推出去的。这种近乎绝情的行为,却不是因为恨,而是一种最真实最无私的爱,说爱也许不准确,更多的是一种责任一种担当,或许就是本性如此,别人无须作更多的解读。
暴力土改开始了,到处是一片杀伐之声,“户户斗争,村村流血”,神州大地都浸没在腥风血雨之中。作为地主群体集中的黄田村,岂能逃过这一劫。朱妈妈出身失意的知识分子家庭,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深明大义。她也许不知道什么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但知道自家的屋檐下,与其全压碎了,不如逃掉一个是一个。是的,男人是一家之主,天塌下来,都该男人顶着。遇事男人躲在一边,让女人孩子受难,算什么男人。况且这个男人,本来就对不起自己和孩子。多挣了几个钱,就在外面找相好的了。现在世道变了,该他遭的罪,就该他自己受着,没什么好说的。
然而,朱妈妈却毅然决然地,采取了一个异于常人的举动。据“朱著”中说,他妈妈用一担谷子的钱,请人连夜赶到郎溪梅渚,找到朱父,对他说无论如何都不能再回黄田,也别再和家里联系。
从暴力土改开始,一次次的政治运动,给朱家带来的灾难,全由朱妈妈一个人顶着了。先是土改抄家,朱家被挖地三尺,也未抄出金银财宝,只抄出一筐铜钞,这筐钞以后并未分给农民。为了逼朱妈妈交出金钱,被多次收监。朱普乐八岁起,就多次给妈妈送牢饭,受尽了冷眼、嘲笑与欺凌,是他一辈子也挥之不去的心头阴影。也锻铸了他的性格,与何时一吐胸中的积愫,不懈的追求。
政治运动莫完莫了,朱家的灾难也没完没了。朱妈妈一个弱女子,怎么能在这样的连续的摧残之下,保住微贱之躯?老人家终于倒下了。
大跃进开始了。怎样才能在思想一元化的基础上,实现经济一体化,就是怎样才能把全国所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收归名曰集体所有?曾希圣时代的安徽,是极左。1958年中央计划逮人指标是四万八千人,安徽超额逮了十万一千人(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一期尹曙生作“公安工作‘大跃进’”)。
朱妈妈只是这十万分之一。这一批人被逮后,正赶上三年大饥荒,很少有人能活着回到常人社会中来,也包括可怜的朱妈妈。
朱妈妈倒真的从劳改队回来过。“朱著”中有一段痛苦的描述:
“后来,母亲被判有期徒刑五年,案由是”不法地主“。
1960年春,或许是1959年秋,母亲回到黄田。她病了,下肢浮肿。是劳改茶场的领导叫她回来的,还说“你可以不要来了”。行至“大夫第”,遇上颜生富。颜劈头就骂:“你个婊子儿怎么跑回来了?”母亲诉以原委,颜咆哮一声:“滚!”颜生富是黄田大队队长,那时候叫黄田营,他是“营长”。及至回家一看,母亲呆了:怎么一粒粮食都不发呢?(黄田村已经三个月不见一粒米,有的人家已经死绝户了)劳改队还有八两米一天呐!为了这个八两米,第三天,母亲又担起被子赶回劳改茶场去了。还寄给我一张“明信片”,说:到了,放心。
后来,母亲杳无音信。我曾经去过一封信查询,没有回音,也没有退信。估计是不在人世了,却一直没有任何组织通知我。
后来,我收到泾县人民法院一纸公函,大意是说我母亲“只是说过一些错话”,构不成犯罪。根据什么什么文件精神,撤销本院1958年某某字某某号判决。“
自由诚可贵,生命更现实。朱妈妈在劳改队劳役受辱挨饿,老人家一定日日夜夜思念自己的故乡和亲人。可是她再也想不到,自由的人间,居然会比劳改场所更像人间地狱。为了每天的八两米,她又回到没有自由的地方去了。她这一走,故乡只在天尽头,亲人只能阴阳相隔了。
因为朱妈妈的舍身饲虎,朱的父亲躲过了暴力土改。不过归宿也很凄凉。进过劳改队,由国营职工降为大集体工人,再降为小集体工人。郎溪到黄田咫尺之遥,客死他乡之前,再也未回过家乡,也未能和黄田的妻儿谋上一面。泾县郎溪咫尺之间,却远在天涯。真的是,乡关何处?咫尺天涯路。
朱普乐的书中,没有怪罪父亲,还和郎溪的异母兄弟相认了,陪着弟弟回黄田认祖归宗。
朱家的苦难,只是黄田村乡民苦难一个缩影,而且算不上最深重的。在黄田村三个月未发一粒粮食的背景下,很多人家死绝户了。对此“朱著”中也有记述:“据不完全统计,”大跃进“所造成的”三年大饥荒“期间,上黄田饿死的老百姓至少有二十多人。他们是:朱晓初(三先生)、朱成树、朱锡锷、汪南生、吴少丙、胡娣姑、朱安英、陶奶奶、朱大庆、俞德祧、汪竹林、三六子、陈承春夫妻俩、陈承益、陈承跃夫妻俩、汪海水的母亲、汪兴田、朱瑞英和他们的两个女儿国琴与和平、成德胜一家四口……
希望有一天,能在上黄田建块碑。把这些人的名字刻在上面;再刻上公元纪年:1958-1961“
黄田村的苦难,只是那时苦难中国的一个缩影,也算不上是最深重的。
泾县是丙级小县。“据《泾县志》记载,1958年全县295508人,1959年全县258309人,1960年全县242726人,1961年全县212783人。两比,三年间减少人口82725人。而1958年之前和1961年之后的人口数都是逐年递增的(即便推行”计划生育“以后都是如此)。所减人口数是原人口数的百分之二十七。就是说,”三年大饥荒“中,泾县大约饿死四分之一人口,平均每四个人中至少有一人饿死!”
泾县惨案在安徽也不是最严重的。重中之重的无为县,仅1958-1960三年(61年之后未统计),非正常死亡人数为320422人,比例大于34%。
大跃进大饥荒的转捩点,是1962年1月11日至2月27日,中央的七千人大会。去年是会议召开的五十周年,网上有很多记念文章,前车之覆,后车不可不鉴!那枉死的三千七百多万亡灵,都是我们骨肉同胞,主要是善良的农民兄弟,他们披星戴月胼手胝足长年辛劳,养活了我们这个国家。我们的父老乡亲衣食父母何罪之有,遭此荼毒,为何还冤沉海底?中国人的命真的如蝼蚁一般,可以任意践踏灭绝吗?
晏阳初先生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梁漱溟先生说:“中国社会需要的不是民族内部的斗争式的破坏,不是阶级斗争,而是文化改造与民族自救。” 中国要真正走向复兴,只有走以人为本的康庄大道,别无它途。
2012年12月初稿
2013年2月二稿
(未完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