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朱普乐兄结识并建立了真诚的友谊，是在我人生最困难时期，弥足珍贵。
1969年5月，我所在的一家城市中等医院，被作为“城市老爷卫生部”彻底砸烂，我被一竿子下放到泾县一家公社卫生院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以后医院重建，一齐下放的医护人员全回院去了，我还在那里苦撑苦熬。虽说乡民们、卫生院员工们皆善待我，没有给我这个摘帽右派多少诘难，我也力尽所能做好一个全职乡村医生，受到了乡民们的敬重。但一种孤雁离群，事业荒废，前途无望的怅惘心情，总是萦萦于怀，又无可奈何。
未想到我这样社会弃儿的心情，被一种未曾想到的境遇，得以稍稍改变，那就是经常去县里参加什么文学创作会。说是要写什么英雄模范人物，和歌颂文革的大好形势，还要批判刘少奇。开开会吹吹牛就能出文学作品吗？别看这种说起来十分荒唐和可笑的所谓创作方式，却颇具中国特色。
孙犁先生有言：“文人宜散不宜聚”，实乃肺腑之言。就文学创作规律而言，只有潜下心来，细心观察，独立思考，才能发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不会做人云亦云的传声筒。当然文人之间有散有聚也是常态，那只是文人个人之间的事，是自由人联合体，是独立人格的体现。没有独立人格的人，是算不得文人的。文人的秉性就是酷爱自由。一个甘为奴才的人，除了为统治者唱赞歌，还能干什么？
然而，天下事往往充满了吊诡与悖论。就是这种官办创作学习班，在那个万马齐喑的年代，也是情况各异的。在基层意识形态也可以不那么强烈，有时倒也可能是几位观点接近的人的思想交流之处，甚至是高压年代微小的减压阀门。
我能去参加这样的学习班，纯属偶然。我那时是下放医生，与文化系统人不搭界，只是有一次我被莫名其妙的抽调到县中心写作组，大概是想组织一个县级“梁效”、“石一歌”式的写作班子。后来班子未建立起来，我与朱普乐、张洪炉等成了好友。以后朱普乐兄作为县文化馆的创作骨干，经常组织一些创作学习班，也时常会召我去混几天。他明知道我是写不出那种官样文章，也应该知道我摘帽右派的身份，依然一次次召我去，既不点明过去的事，更难得的是我从不交稿，他也不催不怪。我们相聚是在文革后期，依然寒风凛冽，百花凋零。普乐兄平日沉黙寡言，从未提及过自家身世，当然我也不会说起反右之后的种种苦难，我们之间只是一点默契。而这点男人之间的黙契，在那个非常岁月里，弥足珍贵。我们都有许多话要说，都在等待时机。我理解他作为县文化馆主要创作骨干，写应景文章，写参加省、地各级调演剧本，是职责所为，那也是另一种文化繁荣。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改变环境，只能改变自己。
所以这次我们通过五柳村网站，重新取得联系后，都十分高兴。接着就收到他发来的，洋洋二十余万言的著作：《黄田记忆》（以下简称“朱著”），应该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普乐兄嘱我为其尊作写一序言，实不敢当。但为这本别具风格，难得一见的乡村风俗画长卷，真实的乡村变迁史，写点读后感，则是责无旁贷，也是件十分高兴的事。因为普乐兄笔下的黄田记忆，也曾是我生命历程中不可忘却的一段。文革中后期，我曾在这个美丽又荒凉，质朴又闭塞的山村，生活过整整十年。乡村十年，给我留下了太多的哀怨、感伤、悲愤、乃至绝望，也留下过真情、愉悦、欣慰与期盼。如果天假我年，应该能写一些值得一写的东西。
普乐兄祖祖辈辈都是黄田人，生于斯长于斯，这里有过他快乐的童年，可惜还来不及徜徉其中，从八岁起即经历了地覆天翻的乡村变迁，开始颠沛流离的人生。虽历经磨难，但故乡黄田的山山水水，一直萦绕在心中，家族中亲朋故旧，惨死夭亡的历历往事，一直是胸中垒块，挥之不去。晚年终于从纷扰的红尘俗世之中超脱出来，以舒缓冷静的笔触，回首往事，不疾不徐，一一道来，终于使后来人，能比较清晰地了解到，那一段时期的中国农村，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为什么会这样，其深远意义何在？黄田村只是那种大变革的一个缩影，也是观察那个时代的一个窗口。
黄田村偏居深山一隅，并不富饶，小块小块的傍山田，一年打不了多少粮食，但还有竹木茶果补充。千百年来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提供了虽不富裕但也能温饱的生活所需。这里历代先人们培育的参天古木，浓荫蔽日，一直在庇护着黄田的子子孙孙，让他们过得安稳踏实；这里处处是清澈的山泉，碧水淙淙，叮叮咚咚唱着安详而舒缓的乐曲，一直唱进黄田婴幼儿的梦，和少年朱普乐们嬉戏打闹之中。
黄田人是辛劳的，和邻近的徽州人一样，男人们很辛苦。徽州民谚：“人生不幸，长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 黄田人也一样，朱普乐的祖父父亲，以及他们的同辈们，也是很早就外出学徒经商了。朱的袓父十二岁到六安去学徒，给老板盛饭，脚下要垫个小板凳，才够得上灶台。外出的男人们，心中是一直惦纪着家中的妻和娘，许多人一生就这么里里外外辛苦着忙碌着，直到晚年回乡养老。这里的女人，也和徽州女人一样，长年寂守空房，帮着外出男人守着家，侍奉公婆，抚育孩子，还得干些农活，贴补家用。她们对外出男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既惦记着他们孤身在外，受苦受累；也担心他们在外有钱了，另娶家室，不回来了。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发生了女人们也都不吵不闹，日子还像以前一样过，只是心中已少了期盼与担忧，只剩下孤独辛酸与怅惘了。好在黄田男人和徽州男人一样，不会做得太绝情，该赡养父母该养育子女，乃至建房置地的，也会接着做。有的还继续和前妻生孩子，女人们还是听丈夫的，家还是原来的家，只是男主人很少见到了。村里人是见多不怪，习以为常了。当事人只能逆来顺受，能忍不能忍的事，都得忍着，命该如此了，还能干什么？多少年许多地方的人，都这么过来了，别人能过我也能过。
但是，她们再也不会想到的是，竟然要为外出的男人“顶罪”、挨没完没了的批斗、关牛棚、蹲大狱，直到在劳役与饥饿中死去。朱普乐的母亲，就是承受这天一般苦难，直到惨死在劳改队的普通黄田女人。这是朱普乐永远的心痛，也是我们读者久久不能释怀之处。朱普乐母亲的故事，是他这本著作中，最震撼人心之处，下面还要说到。
先说说黄田村外出男人的一些事。他们凭着自身的才智、勤奋、机遇、人脉关系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很多人成了各行业的成功者。就黄田村第一大姓，朱氏家族而言，和徽州人一样，主要是而且首先是商界人士。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之后，在扩大经营的基础上，也开始关注家乡子孙的教育，乡村的基本建设，接下来就是文化艺术的追求，有条件的也会走学而优则仕之路，弄个几品官当当。
黄田村很小，三五百户人家，一两千人而已。出不了徽州胡雪岩胡开文那样的官商巨贾，文化底蕴也没那么深，不可能有歙县那样，仅明清两代就有两千多人的进士群，没有像宋代程颐程颢父子那样，成为程朱理学的开创者（朱夫子朱熹是婺源人，婺源当时也属徽州）。也没有近代胡适、陶行之这样的学人。更不可能像历代徽州人开发杭州扬州南京那样，开发出黄田人异乡的新天地。
但是，黄田人“徽骆驼”精神，一点也不输于真正的徽州人。就在这小小的村落里，近二三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黄田人，对家乡的贡献，和在外的成就，皆可圈可点。
说起家乡，人们总喜欢说说家乡的名人胜事，不愿说它遭受的困厄与劫难。其实它们都是真实存在过的，有一定的渊源，能在兴衰之间，找到一些草蛇灰线。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就黄田村而言，作为第一大姓的朱家，从一代始祖明万历年间的朱枱算起，至今不过四百来年，却称得上英才辈出。据“朱著”中记述：“如清代刑部侍郎、贵州巡抚朱理，翰林院编修、国史馆总纂、藏书家朱珔，颇具实力的民族资本家朱鸿度、朱砚涛、朱幼鸿，致力于家乡教育事业的学者朱侠骨、朱尊一、朱似愚，当代作曲家、上海文联主席朱践耳，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朱永jun（音俊）”，书画家朱永芳，京剧表演艺术家朱世慧等等。“
然而，朱普乐在记述黄田村，以及朱姓众多名人之后，突发感慨：“现在的黄田，几经折腾，气数已尽。是彻底败落了，不会再发达了。它的文脉——断了……不怕穷，不怕苦，就怕文脉断代。”
为何要这样说？黄田一个小山村，远的不说，仅从当今还在世的名人来说，有名教授、工程院院士、有多位著名艺术家，如此重量级名家汇集，即使放在一个县里一个市里，也是难得一见的，朱普乐为何要发出如此沉重的感慨？
说来话长。
我在黄田边上生活过十年，多次到过黄田，最早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最近一次是2011年夏。印象没有太大的变化。环境依然优美，参天的古木，还是浓荫蔽日；清澈的山泉，还在唱着古老的歌谣。那上百幢清代古建筑，还在那矗立着，只是无力修葺，更加破败了。一定要说半个世纪以来，有什么可喜的变化，就是经过风雨剥蚀的粉墙上，阶级斗争之类的语录和毛的画像，几近绝迹了。
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人，不妨亲自到这个被誉为“皖南明珠”，近年又被批准为“皖南古村落”的黄田村去看看，亲身体会一下，什么叫哗啦啦大厦倾，什么叫彻底的败落，什么叫废墟，什么叫几百年几十代人的辛勤劳碌，毁于一旦。当然，你想要全面了解这个平常又不平常的村落整体变迁史，你就得读一读朱普乐这本呕心沥血的著作，它还会告诉你，什么叫人祸，什么叫浩劫？什么是权力的摧残，和对权力的服从？什么是内伤与外患的迭加？而所有这些，普乐兄只以“反复折腾”概括之。
如果你走进居民家中，还会感受到一些深层次的变化。黄田古民居几乎清一色的徽派建筑，黛瓦粉墙，高耸的马头墙，厚重的木格窗，半人高的巨石垒砌的墙基，上面铺满了层层绿苔，都在无声地诉说着古老的故事。走进屋内，你会看到很多人家都是一进一进又一进的。所谓一进是传统的说法，大体是一排排正屋厅堂之间，有厢房相连，中间一块空地，称为天井，供釆光排水之用，所谓四水归堂，有的人家还堆砌成假山花圃，一个个小花园。别处人家有个三四进的，就算是大户了，而在黄田村却比比皆是。最典型的要数俗称“洋船屋”的“笃诚堂”了，据普乐兄另一文介绍，此堂占地面积高达四千多平米，俨然乎一个小城堡了。我的另一位朱姓普字辈朋友朱普璋先生，他和二女儿的亲家，都是黄田人。他亲家有十进房，文革后期，安徽医学院来此搞什么教改，一个班级师生员工，少说也有四、五十人，都住在他家里。
可惜如此难得一见的庞大的乡村古建筑群，经过近一百多年来的“反复折腾”已经彻底败落了。先是外貌，由于半个多世纪以来，未再有新房兴建，那一幢幢的古建筑，除了有住户的人家，有些粉刷装修，很多空置的房屋，有的是断壁残垣，有的梁柱已经腐朽，窗框也坏损脱落，有的内院原本应是私家小花园，已见不到鲜花绿竹，见到的只是一些残砖破瓦，随意堆砌在一个角落里。室外那被称为“坦”的场地，很多地方是坑坑洼洼，与周遭已经坍塌的颓垣一起，给人的印象还是破败与衰落，就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在寒风中彳亍而行，不知什么时候倒下，就再也起不来了。
黄田村的由盛到衰，只是大变革时代的缩影，不过表现得更集中一些而已。本来小小的黄田村，能有如此庞大的古建筑群，当然不是黄田村本身的财力能支撑起来的，可它又确实是黄田人用自己的力量，经过几代几十代人的努力，才兴建成功的。两者并不矛盾，和徽州人一样，历朝历代的黄田人，不愿穷老山乡，前仆后继，奔波拚搏于各大商业城市，有一些人成为成功人士。最典型的要数朱鸿度、朱幼鸿父子。尤其是朱幼鸿先生，曾任浙江铜元局总办，后在沪经商，兼并了裕源纱厂全部股本，独资经营，业绩日盛。后在江苏、汉口、山东及长江中下游多处，开设盐号、纱厂、面粉厂等。民国初年即有资产五六千万两白银。
他们发达了，忘不了回报故土，头一件事就是大兴土木，盖房子盖好多好多的房子，也买田，黄田田地不多，但买成一个地主足够了。所以黄田地主多，有人告诉我，多到一个村有五十四户人家。黄田地主，田不多房多，同样可以作为阶级斗争活靶子，和掠夺的对象。
朱普乐家也是其中之一。他家有多少田多少房，书中未说，想来不会多。他祖父十二岁即外出当学徒了，父亲在郎溪县一个小镇上做小生意，能集累多少资金呢？不过这也并不妨碍他家作为地主，要承受空前的劫难。
黄田的衰落，是近一百多年的事。一是洪杨之乱时，泾县东乡、旌德、直到祁门一带，曾是太平天国时期主战场之一，死难者众多。但黄田地势偏僻，躲在一个角落里，和邻近的榔桥、白华村镇相比，受害要轻得多。我的朋友、当过榔桥公社医院院长的刘汉宗医生告诉过我，白华公社一些大祠堂里，曾是拷打乃至杀害太平天国将士的地方，因为祠堂地面是一种复合土铺成的，当时打人杀人时的血迹渗到地面下去了，现在霉雨季节天阴时，还依稀可辨斑斑血印，甚至断肢残躯迹象。太平天国对中国是一次有限范围的浩劫，但也是一次官逼民反的抗争。离泾县不远的祁门县，曾是曾国藩的老巢之一，他在这里杀害了无数太平天国将士和更多的无辜百姓，给皖南百姓皖南乡村带来过严重的破坏与灾难，是名副其实的“曾剃头”，近些年有人是不是把他捧得太高了。
黄田村地覆天翻的变化，经受了“反复折腾”的磨难，从此一蹶不振，发生在1949年之后，首当其冲的是暴力土改。关于暴力土改与乡村变迁及其深远影响，是一个严峻的话题，近年来受到学界的严重关注。学者们从恢复历史真相出发，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去考量发生在半个多世纪之前，绵延数十年，波及到全国每一个角落的暴力土改运动，对历史的进展，社会的变革，发生了怎样的影响？具体点说，生产力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农民们的生活水平是改善了，还是更穷困了；乡村建设在发展，还是更滞后了；乡村文化道德水平，是日益改善了，还是每况愈下了？这些都是实实在在明摆在那里，不是任谁凭着手中的权力，可以文过饰非，颠倒黑白的。
然而，历史的真相却告诉我们，中国数千年农村的矛盾，主要是历代统治者，对农村实行残酷的剥削与压迫造成的，其中也包括中小地主们。他们在官府与农民的矛盾中，基本上是站在农民一边的。他们中很多人，是农业生产中的行家里手，是农村土地红利的主要提供者，应属于农村中的小资产阶级，个别大一些的地主，只要不与官府勾结，残害百姓者，也只是农村中的中产阶级。一些世袭的地主士绅，还是传统文化的维系者和传播者，在几千年皇权不下县，乡村基本是自治的环境下，他们还是基层事实上的管理者。在官府与农民的长期矛盾中，又是一支重要的缓冲与制衡力量，在维护农村政治生态稳定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关于地主阶层的构成，除了少数有官府背景的官僚地主之外，基本上是他们苦心经营，有时经过几代人的辛劳节约，才积聚购置或多或少的土地，成为地主的。说他们都是剥削起家，有失公允，也有违史实。是的，他们在受官府盘剥的同时，对租佃他们土地的雇农佃户们，也有剥削。而所有的剥削都是不合理的，但改变它不必用暴力革命血腥杀戮的方式，完全可以像台湾那样，通过和平土改的方式，做到地主、农民、政府三赢。
近一百多年来，地主成员还有一个重要组成，那就是工商业兼地主。一些出身农村的商人，和大大小小的工厂主，生意做大了工厂发达了发财了，回家乡买田盖房，就成了地主。像皖南浙南及沿海广东广西福建一带，这种情况很多。黄田村就是这样的。这么一大批人，对中国工商业发展，城乡经济文化交流，以及乡村的建设与发展，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用现在流行的语言来说，是真正的正能量，是值得提倡与鼓励的。即使在当时极左氛围下，也出台了保护工商业的政策。沿海一代，尤其是广东省，作为祖国的南大门，与海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时广东籍海外华人有近七百万人，每年国家的外汇收入，70％来自广东。因此当时主政广东的叶剑英，与负责广东土改工作的方方等广东籍领导人，在具体工作中，不能不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不能不采取比北方暴力土改，相对宽容一些的政策。主要也就是人杀得少一些，杀人的规矩多了点，杀人的速度慢了点而己，大政方针没有变也不能变的。
公平公正点说，广东这种相对缓和一些的措施，对国家、对执政者、对海内外的华人，应该都是一件好事。然而毛泽东立即把叶、方等召到北京来，开御前会议。毛说这是高层会议，解决广东问题。毛又说土改工作，全国土改有三个乌龟：广东、广西、福建。现在广西福建都爬上来了，广东还在爬。毛当面斥责方方，说方方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和平土改，一是地方主义，要放方回去接受批斗三天。毛一言九鼎，方方从此被边缘化了，给他平反则已是毛死后多年的事了。随着叶剑英调离广东，广东地方干部基本被边缘化了。叶帅后来有言：“主帅无能，累及三军。” 读之令人动容。
随着快刀手陶铸入主广东，广东暴力土改立即血雨腥风般的全面铺开了。陶提出要“村村流血，户户斗争”，对各市县下达了具体的杀人指标。从此广东等沿海一带，也和北方土改一样，沉浸在腥风血雨之中了。偌大的中国，无一例外的都在经历地覆天翻的大变革。
这种大变革，早期曾因为无数贫苦农民，手中有了梦寐以求的土地证，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夙愿，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社会秩序也较稳定。这种发展与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暴力土改的残暴与血腥，也使人们忽略了土改政策法律上的非正义性，和对批斗者实行滥施酷刑滥杀无辜的非法行径。如果这种政策，能一直沿续下去，那也可算是有得有失的成功。虽说有很多人受到了无辜的伤害，乡村受到了重大的破坏，毕竟更大多数的人，获得了土地。我是那个时代的经历者，听到的赞扬声是多一些的。
那是1949年之后，虽然矛盾重重，但一时还未表演得非常激烈，是难得的一段相对安定的时期，可惜转瞬即逝。
随着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推行，尤其是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全国雷厉风行的展开，从小社大社直到政社合一体制的建立与健全，农民们先是土地证被收缴，接下来是耕牛农具直至包括住所在内的，几近全部资产，被卷地而来的共产风刮走，接下来生产的粮食也被从地头直接运至国库，农民们只能靠公社食堂里的清汤寡水苟延度日，哪一天食堂关门了，又不准外出逃荒，连烧饭的锅都收去大炼钢铁了，农民们只能乖乖地受死了！人都没了，还奢谈什么乡村建设，文化传承，道德维系？！
黄田村的全面衰落，正是在这样历史大背景下开始，且愈演愈烈的。
首先是资金链的断绝。黄田的地主群体，属于工商业兼地主，购置土地的资金，基本来自工商业利润所得。暴力土改之后，是全国性的工商业改造，名曰公私合营，实则大大小小的工厂商店企业，都收归执政者所有了。从此私营的各行各业的老板、大大小小的工厂主企业主，都没了，任你是拥有朱幼鸿式的数千万两白银的豪商巨贾，或是开一爿豆腐店的小作坊，或是卖点针头线脑的小商贩，所有的资产，均不再为你所有，你只是拿一点工资的员工。大一些的工商业主才有几年的所谓赎买政策的定息，而这些顶着剥削帽子的定息，是随时可以取消的，如文革时期。众所周知，这种改造也不会以和风细雨的方式进行。它也是一场革命，而革命就不会是请客吃饭，不会温良恭俭让，革命就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把你的资产没收了，把你作为敌对阶级打倒了，还要把你批倒批臭，直到杀、关、管，不使用暴力能行吗？如果一定要说它和暴力土改的血腥残酷有什么区别，那也只是工商业的改造，基本上在城市进行，残暴血腥稍稍收敛一些而己。
这样的大背景下，还会有在外的黄田人，投资家乡的建设吗？别忘了，他们中很多人，还顶着地主的帽子，是随时可以捉回来批斗、收监的。朱普乐的祖父十二岁外出当学徒，六十多岁奄奄一息了，才被抬回黄田送终。朱的父亲躲土改，到临死也不敢回乡和妻室儿女相认。朱家只是学徒出身，做点小生意，尙恐慌如此，遑论那些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呢，他们有谁不是地主出身，谁还敢惹事！谁不热爱自己的故乡，何况把黄田村建设成美丽的“皖南明珠”，是他们和先辈们多少代人的投资努力。可惜这些都成了他们的“原罪”，成了避之尤恐不及的伤心之地。文革中后期我在黄田附近住过十年，就从未听说过，有哪位政要名流到黄田回乡认祖。他们都把家乡忘了吗？不会吧，是不是古人所云“未老莫还乡，还乡应断肠”。乡关何处？咫尺天涯路，本来在交通如此发达的今天，不问身居何处，返乡都是极易的事，为何咫尺天涯呢？
那些教授、艺术家们回乡认祖，据“朱著”中所述，都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了。
能躲掉的人躲掉了，躲不掉的人只能直面现实的重轭。
黄田村的衰落，如果说是从资金链的断绝开始，那它全面彻底的败落，直到十室九空，大批善良的百姓被饿死，就是在大跃进大饥荒的人祸大灾难之中了。
关于黄田村在大跃进大饥荒中，经受的种种磨难，直至很多百姓被活活饿死，朱普乐兄近日将所作书中的一段，以《我与三年大饥荒》为篇名，单独发表在五柳村网站上，有较详细的记述。全国农村那些年大量饿死人，都是一个模式。先是髙指标高征购，以大跃进大逮捕为先导，然后在农村疯狂逼粮。而逼粮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兴办人民公社食堂，集中控制粮食，宣布农民手中有粮为“非法”，然后再以“反瞒产私分” 为名，挨村挨户挖地三尺，“合法”地搜括农民手中最后一粒活命粮。“朱著”中说，黄田村一千多人一个大食堂，粮食定量本已很少，再被村干部和炊事员剥削一些，只剩下清汤寡水，农民们已奄奄一息。1959年的黄田村，三个月未供应粮食，农民们又不准逃荒，只能活活饿死。
我作为大跃进大饥荒年代的亲历者、幸存者，也作为研究者，这些年曾多次去过饿死人重灾区——安徽的无为县、宣城县做过调查研究，也回忆了我的家乡全椒县和反右后被发配去的广德县，所经历过的耳闻过的种种苦难。尤其是我在广德县一个叫新杭水库的工地上，亲眼见到一些修水库挑土的农民，不堪饥饿与劳累的双重煎熬，活生生地倒毙在我面前，任何时候回忆起来，都是无比的伤痛。我苦难的同胞们呀，何罪之有！
尽管如此，当我读到朱普乐兄笔下写到的，他的亲人他的乡邻，他的远远近近熟悉的陌生的同胞们，在大饥荒中备受煎熬，一个个一家家悲惨地饿死。在草根树皮观音土，都吃光了之后，开始人吃人了，有的小孩被人骗去，活活地被煮了吃了。依然受到极大的震撼！无声的泪水一直在流，流在我的面颊上，也流进我的心坎里！
最不忍卒读的是朱普乐君一家的悲惨命运，尤其是他母亲的死。我首先要说的是，他有一个伟大的母亲，作为一个居家的普通农村妇女，她有一颗博大的胸怀，这胸怀可以感天动地，可以包容人间一切苦难，她做到别的女人应该做的，也包括别的女人不易做到的事。她的故事没有传奇没有伟业，只是一些普通的事，而正是这些普通的事，却体现了人性的光辉，和维系中华传统美德的高贵品格，读之令人崇敬又动容。
前文说到了，朱妈妈像邻近的徽州女人一样，坚忍勤劳，耐得住寂寞，经历了很多该忍受的和不该忍受的人和事。男人出去经商了，她守着这个家，抚育好孩子，是份内的事。男人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了，她一定很难过，也认命了，她知道不是她一家如此，尽管心里酸楚，还没事一样和儿子说，那个女人是什么样儿。男人回家过年了，还是一家人热热闹闹的，像什么事也未发生过一样。男人过了年又走了，是到另一个女人那里去了，走了就走了呗，这里还是他的家，儿子还是他的儿子，我也还是他的女人，过年过节他还会回来的。
但是，朱妈妈未想到有一天，他的男人会是永远不回来了，而且是自己把他推出去的。这种近乎绝情的行为，却不是因为恨，而是一种最真实最无私的爱，说爱也许不准确，更多的是一种责任一种担当，或许就是本性如此，别人无须作更多的解读。
暴力土改开始了，到处是一片杀伐之声，“户户斗争，村村流血”，神州大地都浸没在腥风血雨之中。作为地主群体集中的黄田村，岂能逃过这一劫。朱妈妈出身失意的知识分子家庭，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深明大义。她也许不知道什么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但知道自家的屋檐下，与其全压碎了，不如逃掉一个是一个。是的，男人是一家之主，天塌下来，都该男人顶着。遇事男人躲在一边，让女人孩子受难，算什么男人。况且这个男人，本来就对不起自己和孩子。多挣了几个钱，就在外面找相好的了。现在世道变了，该他遭的罪，就该他自己受着，没什么好说的。
然而，朱妈妈却毅然决然地，采取了一个异于常人的举动。据“朱著”中说，他妈妈用一担谷子的钱，请人连夜赶到郎溪梅渚，找到朱父，对他说无论如何都不能再回黄田，也别再和家里联系。
从暴力土改开始，一次次的政治运动，给朱家带来的灾难，全由朱妈妈一个人顶着了。先是土改抄家，朱家被挖地三尺，也未抄出金银财宝，只抄出一筐铜钞，这筐钞以后并未分给农民。为了逼朱妈妈交出金钱，被多次收监。朱普乐八岁起，就多次给妈妈送牢饭，受尽了冷眼、嘲笑与欺凌，是他一辈子也挥之不去的心头阴影。也锻铸了他的性格，与何时一吐胸中的积愫，不懈的追求。
政治运动莫完莫了，朱家的灾难也没完没了。朱妈妈一个弱女子，怎么能在这样的连续的摧残之下，保住微贱之躯？老人家终于倒下了。
大跃进开始了。怎样才能在思想一元化的基础上，实现经济一体化，就是怎样才能把全国所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收归名曰集体所有？曾希圣时代的安徽，是极左。1958年中央计划逮人指标是四万八千人，安徽超额逮了十万一千人（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一期尹曙生作“公安工作‘大跃进’”）。
朱妈妈只是这十万分之一。这一批人被逮后，正赶上三年大饥荒，很少有人能活着回到常人社会中来，也包括可怜的朱妈妈。
朱妈妈倒真的从劳改队回来过。“朱著”中有一段痛苦的描述：
“后来，母亲被判有期徒刑五年，案由是”不法地主“。
1960年春，或许是1959年秋，母亲回到黄田。她病了，下肢浮肿。是劳改茶场的领导叫她回来的，还说“你可以不要来了”。行至“大夫第”，遇上颜生富。颜劈头就骂：“你个婊子儿怎么跑回来了？”母亲诉以原委，颜咆哮一声：“滚！”颜生富是黄田大队队长，那时候叫黄田营，他是“营长”。及至回家一看，母亲呆了：怎么一粒粮食都不发呢？（黄田村已经三个月不见一粒米，有的人家已经死绝户了）劳改队还有八两米一天呐！为了这个八两米，第三天，母亲又担起被子赶回劳改茶场去了。还寄给我一张“明信片”，说：到了，放心。
后来，母亲杳无音信。我曾经去过一封信查询，没有回音，也没有退信。估计是不在人世了，却一直没有任何组织通知我。
后来，我收到泾县人民法院一纸公函，大意是说我母亲“只是说过一些错话”，构不成犯罪。根据什么什么文件精神，撤销本院1958年某某字某某号判决。“
自由诚可贵，生命更现实。朱妈妈在劳改队劳役受辱挨饿，老人家一定日日夜夜思念自己的故乡和亲人。可是她再也想不到，自由的人间，居然会比劳改场所更像人间地狱。为了每天的八两米，她又回到没有自由的地方去了。她这一走，故乡只在天尽头，亲人只能阴阳相隔了。
因为朱妈妈的舍身饲虎，朱的父亲躲过了暴力土改。不过归宿也很凄凉。进过劳改队，由国营职工降为大集体工人，再降为小集体工人。郎溪到黄田咫尺之遥，客死他乡之前，再也未回过家乡，也未能和黄田的妻儿谋上一面。泾县郎溪咫尺之间，却远在天涯。真的是，乡关何处？咫尺天涯路。
朱普乐的书中，没有怪罪父亲，还和郎溪的异母兄弟相认了，陪着弟弟回黄田认祖归宗。
朱家的苦难，只是黄田村乡民苦难一个缩影，而且算不上最深重的。在黄田村三个月未发一粒粮食的背景下，很多人家死绝户了。对此“朱著”中也有记述：“据不完全统计，”大跃进“所造成的”三年大饥荒“期间，上黄田饿死的老百姓至少有二十多人。他们是：朱晓初（三先生）、朱成树、朱锡锷、汪南生、吴少丙、胡娣姑、朱安英、陶奶奶、朱大庆、俞德祧、汪竹林、三六子、陈承春夫妻俩、陈承益、陈承跃夫妻俩、汪海水的母亲、汪兴田、朱瑞英和他们的两个女儿国琴与和平、成德胜一家四口……
希望有一天，能在上黄田建块碑。把这些人的名字刻在上面；再刻上公元纪年：1958－1961“
黄田村的苦难，只是那时苦难中国的一个缩影，也算不上是最深重的。
泾县是丙级小县。“据《泾县志》记载，1958年全县295508人，1959年全县258309人，1960年全县242726人，1961年全县212783人。两比，三年间减少人口82725人。而1958年之前和1961年之后的人口数都是逐年递增的（即便推行”计划生育“以后都是如此）。所减人口数是原人口数的百分之二十七。就是说，”三年大饥荒“中，泾县大约饿死四分之一人口，平均每四个人中至少有一人饿死！”
泾县惨案在安徽也不是最严重的。重中之重的无为县，仅1958－1960三年（61年之后未统计），非正常死亡人数为320422人，比例大于34％。
大跃进大饥荒的转捩点，是1962年1月11日至2月27日，中央的七千人大会。去年是会议召开的五十周年，网上有很多记念文章，前车之覆，后车不可不鉴！那枉死的三千七百多万亡灵，都是我们骨肉同胞，主要是善良的农民兄弟，他们披星戴月胼手胝足长年辛劳，养活了我们这个国家。我们的父老乡亲衣食父母何罪之有，遭此荼毒，为何还冤沉海底？中国人的命真的如蝼蚁一般，可以任意践踏灭绝吗？
晏阳初先生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梁漱溟先生说：“中国社会需要的不是民族内部的斗争式的破坏，不是阶级斗争，而是文化改造与民族自救。” 中国要真正走向复兴，只有走以人为本的康庄大道，别无它途。
2012年12月初稿
2013年2月二稿
（未完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