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批判、孤立和开除团籍
我不记得对我开了几次批判会，认定我是：“堕落到资产阶级右派立场，形成了系统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后来我发现，北京大学毕竟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温床”，刚开始搞起“反右”来还是太“右倾”了。对我的批判会一直开得很斯文，没有肃反斗争会那样的火药味，也比第二年我到了工作单位看到的“反右斗争”客气得多。毕竟参加批判的同班同学和团员看了我四年，这个人在这里当了三年的团支部书记，表现一清二白，哪会那么“反动”呢？所以有的发言还先肯定了我以前的好处，现在算是误入歧途，以后要好好学习，改正错误。听了这样的话几位“骨干”有点着急，提醒大家必须看到我的“反动本质”。但总算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人对我“怒吼”、逼问等，更谈不上其他过火行为。
其中间歇的时间我除了写检讨以外，不便接触同学，过得很寂寞无聊，有时只好到图书馆去看看书。我在文史楼的第二阅览室借来一本世界通史，是哪位外国学者写的。我发现它和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教科书不同的地方是具体的史料多、知识含量多，不同于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纲，事实只起到注脚作用的那种“高度党性”的历史书。另外一个发现是里面图文并茂地叙述了古美洲充满神秘色彩的玛雅文化，引起我很大的惊奇，因为从小学到高中的历史课上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玛雅文化一说。
班上的几位“骨干”那时比我忙，我发现除了樊启祥和我，还搞出了几个有问题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问题我直到今天也不太清楚，每个人的情况零星记得一点，一来他们实在没有什么突出的事，二来也许我那个时候没有心情注意别人的事了。
朱庆圻，平日生活作风比较散漫，衣冠不整，不那么严肃正经，所以别人对他也不够恭敬。他学习一般，但喜欢音乐，经常在宿舍走廊里拉小提琴，水平不敢恭维，所以大家经常听就有点烦他。大鸣大放期间他是我们班上罕有的写了点大字报的人。写了些什么我别的不记得，只记得有一张是为民间音乐家瞎子阿炳在新社会的遭遇鸣不平。
曹钢锋，山东人，除了下巴略长以外，整个从脸蛋到身材都长得比较“精神”，皮肤也白。平时寡言少语态度温和，岁数大概比一般同学大一两岁。他已经结了婚，家里有妻室了。他喜爱体育，所以班上选他当过军体委员，他干得很认真负责，我记得他后来是入了团的。他本来什么也不说的，犯了什么事我实在不清楚，好像听说一开始是从他写的日记里面发现问题的。而这个日记里究竟写了什么，是谁曝光了他的日记？我到现在一无所知。不过关键的一点是据说他出身不好，我这个书生气十足的团支部书记，班上同学的许多情况我平时实在不怎么经心，就是出了问题，听过了，到现在依然忘了，说不出他家里究竟是个什么情况。“改革开放”以后曹刚锋当过几年山东省气象局局长（最近听到他去世的噩耗）。
罗孝逞，福建人，结巴，说起话来他说得吃力，听的人也吃力。他的耳朵有点聋，但是他又喜欢说话，声音又大，很“逗”的一个人。他是为了什么反动言行被抓住的，我现在更是毫无印象了。
李难生，前面说得比较多了，他是团员。他的问题是“有阶级仇恨”，什么言论我也一点不记得了。总之在校园鸣放辩论中除了我知道朱庆圻写了我认为无关紧要的大字报以外，其他这几个人的问题简直不知道是怎么冒出来的，是谁用什么办法把他们“挖”出来的。但是最后（那是一年以后的事）他们无一例外和我一样正式带上了“右派分子”帽子。还有一个就是张学文，一年前得了北大“三好学生”荣誉的，背着书包看了许多大字报后他竟异想天开，写了些书面材料说他可以用高等数学方法严格证明“反党”不一定就是“反社会主义”。他离校前没有公开受处分，但后来他的个人档案里装了些模棱两可的东西，分配到新疆被“控制使用”，到底是不是“右派”，一直没有给他一个明确的说法，据他说那里的同事是把他当右派看的，而到了“改正”（1979年纠正“右派”问题，一律不叫“平反”而叫“改正”）的时候却找不到正式带过帽子的依据，没有给“改正”，糊里糊涂过去了。
批判了我几次后团支部开会“讨论”给我和李难生等人的组织处分，一律开除团籍。我1949年8月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先锋队，1957年7月被开除团籍，革命八年。在讨论到李难生的处分时，有的团员提出，李难生没有多少右派言行，和胡伯威相比是不是可以从轻一些。班上那位党员马上出来解释和反驳，说：“他们两个人各有特点，胡伯威有他一整套的修正主义‘理论’，而且影响特别严重，但是从整个分析起来他不是出于‘阶级仇恨’动机。李难生虽然没有多少公开的右派言论，但寥寥几句话充分暴露了他对党的阶级仇恨，问题的性质不能以言论多少来区别”云云。这样一来我或多或少明白其他几个人是怎么被他们“挖”出来的了。后来得知各地有太多的人都是因为一两句话加上家庭背景不好而被打成右派的。这样比较起来我还不算冤枉，不算太“窝囊”，我还公开猖狂“向毛主席进攻”、“向《人民日报》进攻”、“向团中央书记进攻”过。虽然说我“反动”我总想不大通，但总算还有声有色地“犯过点事”，就像阿Q在砍头前的感觉一样，觉得自己画供时画的那个圈圈还比较圆，值！
我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养成了一个终身改不掉的毛病，就是对生活上的琐事完全漫不经心。自己用过的东西总是丢三落四，一转眼就找不到了，也经常容易忘事。人家看了我童年时期那一段回忆录，都惊异于我这个人的记性特别好，这不是很矛盾吗？不过你如果注意看下去，就可以发现越往后去我对平常细节的记忆就越少。小时候对什么都新鲜好奇，所以一些微不足道的细微末节都可以长期在脑子里留下鲜明印象，后来就选择性地记事了。我的好奇心在不少方面还是很强，能够敏感地抓住一些许多人也许不会去注意的现象，特别是那些规律性的现象。而恰恰倒是对日常生活漫不经心，也不去注意见到的或听到的关于亲戚、朋友、同学的各种琐事。其实在许多人看来记住这些事可以积累起不少为人处世的经验，可我就是不长于此。倒是对一些感觉新鲜或者逗趣好笑的，但与自己利害得失毫不相干的事情记得很牢。在大学时期我的“忘性大”在全班出了名，我们学物理的都知道对各种事物定量描述都需要定义某种“单位”来计量，而且这些单位往往都用有关的权威科学家的名字来命名。例如一个“赫兹”、一个“奥斯特”、一个“达因”等等。由于我的糊涂在班上出了名，于是他们认为我应该享有这方面的权威，糊涂到什么程度需要用一种单位来度量的话，这个单位就叫“Hubo”（胡伯）。于是嘲笑某人糊涂时就会说：“你简直达到三个Hubo了！”，三个Hubo可算极端严重的糊涂了。
就在我“犯了严重政治错误”之后，有一天我不记得又犯了一桩什么糊涂。我说过马庆华这时和我同寝室，他又像往常那样感叹说：“胡伯威这个人哪，就是大事特别聪明，小事特别糊涂！”。但是这个时候他突然发现这句话现在不能说了，于是赶紧纠正说：“不不不，你是大事、小事都糊涂，只有‘中’事很聪明”。因为党教育我们“无产阶级政治是最大的事”，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还能说“大事聪明”吗？不过马庆华之所以还能这样轻松地和我开玩笑，是因为我那时还没有被算进“右派分子”之列，没有正式宣布被“孤立”起来。
5、毕业分配“入另册”
毕业分配开始了，我们前面的两届北大气象专业本科毕业生几乎全部分配到大学、科学院或者留学苏联。没有分配到气象台站的，甚至分到中央气象台的也是专科生。从我们这一届开始就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分配到各省气象台和京外与气象有关（例如农业、水利等）的学院。主要是因为名牌大学和科学院已经接受了前两届的一些人。而台站在发展，几个大区气象台也要有人做研究工作，需要基础深厚的学生。那时由于大学生“表现不好”，中央已经有意图要让大学生经受艰苦的锻炼改造，已决定降低毕业生的工资待遇，其他例如先劳动锻炼后工作等办法正在陆续提出，但在这次毕业分配的时候还没有来得及改变已经制定的对用人单位输送毕业生名额的方案，所以总的分配方向调整的原因还是毕业生需求的形势有变动。但是具体落到人头上，把谁分配到哪里，原先已初步拟定的方案泡汤了。重新制定方案主要根据个人在这次运动中的表现决定分配的好坏。
虽然不能承认工作岗位有所谓“好、坏”之分，但可以分为“重要”和“次要”。甚至也不能公开说“重要”和“次要”，“一切为人民服务的岗位都是重要的”。说话都得讲政治，符合党的宣传方针。所以许多事都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以前分配工作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标准排队，学习成绩特别重要，但也要考虑政治表现。所以陶诗言先生决定把我要到科学院的时候曾对我说；“这是顺理成章的，你的学习拔尖，又曾是团支部书记”。我这才第一次知道做了多年团的工作还会有这个好处，但怪我不懂得去“珍惜”，现在落得团籍都没有了。我已知道分配到科学院绝对没有我的份了，果然方案下来我被分配到安徽农学院教气象。那时的大学生对出去工作是怎么个情况没有现在的大学生关心和知道的那么多，主要是强调自己的兴趣。我原先连留在北大教书也不感兴趣，就算不能转物理、转哲学，搞气象也要搞研究。安徽不安徽我倒不在乎，可是一听到农学院我更加头发麻，农学院要什么气象？无非是给学生讲一点肤浅的、经验的气象知识。我这一辈子还有什么搞头？我虽然已是带罪之身，但我想在同等档次中表达自己的意愿换一个地方应该可以吧，于是我到专业办公室找秘书谈了我的想法，我愿意到下面的气象台去。虽然陶诗言多次对我说过，北大学生到气象台大材小用，完全发挥不出来，现在的实际天气预报纯粹靠经验，理论基本用不上。但我后来听到说大的气象台以后也要开展研究，我也可以从预报经验中发现问题，只要自己聪明能钻研，也有希望做出些名堂的，总比一辈子照本宣科，给学生讲那点老掉牙的气象知识好。专业秘书（我记不清那时是谁了）回答说可以研究。我抱的希望不是很大，不过事有凑巧，上面又下了一个指示，凡是毕业生中的右派分子和犯了严重政治错误堕落到右派边缘的人一律不得分配到大学任教。理由不言自明，教书育人，怕“资产阶级和我们争夺年轻一代”。
这倒好了，我没有资格去安徽农学院了，于是被通知改分配到兰州中心气象台。气象业务系统从军队转归地方以后，每一个大区设立一个“中心气象台”，华东在上海；华南在广州；华中在汉口；东北在沈阳；西南在成都；华北直属中央气象台；唯有西北地区太大，中心气象台不设在大区行政中心的西安，而设在更远在西北方的兰州。那地方应该是比较适合我的“身份”，但我产生了一点顾虑。前面我说过，我自从1949年10月8日上海庆祝开国大游行那天晚上淋了大雨后不懂事，穿着湿衣服睡到早晨，长时间感冒咳嗽得了慢性支气管炎。从此每年冬春都要咳很长时间，据说这样发展下去很不好。兰州气候干燥多尘沙是有名的，我听说那种气候很容易使气管炎加重。但我又不好再次提出改分配，这就为难了。又是凑巧，郑光分配在汉口中心气象台，他有一个姐姐在兰州，他宁愿去兰州，主动来找我商量一同去要求调换。反正两个单位是同一档次，虽然比较起来汉口这个地方被看好，但人家自己情愿，两全其美，岂不能顺水推舟？那时人心并不真的讨厌“右派”，只要说得过去事情就成了。这就决定了我从此半个多世纪生活在武汉（包括实际上九年在湖北农村）。
陶先生得知这个情况后无奈地摇摇头说：“好厉害啊！”，但他真还不明白厉害到了什么程度。所以他又对我说：“你现在叫做‘被贬’了（他的意思说就像古时候苏东坡、白居易这些才子一样，得罪皇帝了），也不要紧，你下去努力干，等你过两年发表了好论文，我就有理由再把你要回来”。在“反右”以前他说这话不奇怪，像他这样知名的学术权威那时在选拔科学人才方面还是有发言权，能起作用的。但谁想到这场运动会使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一落千丈，再把自己那么当人就太不自量了。
留在北大任教的有颜景容（她学习很差劲，从专科留级到我们班上，真的要上讲台大概不行，所以留下来后当了政治辅导员，继续在那里“搞运动”，这是她的专长），还有一个是一年多前接替我当团支部书记的陈家宜。他学习很努力，智力表现在班上是中等，性格沉稳，政治上很听话。分配到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是赵明晢、张锡福两个天津人，还有温景嵩，他们学习都不错。赵和张对政治不闻不问，按以前的说法算是比较“落后”一点的人，但却是他们一点错误也没有犯，幸运了。温景嵩的情况我前面已经说过。
比我们高一届的同学在整风反右运动时已经毕业，新到工作单位人头不熟言行谨慎，再加上那年分配形势好，在学术上出了些人物。后来和我有过很好合作的师兄周晓平说，其实我们那一届是以物理系的名义考进北大的，拔尖的材料最多，但恰好遇上这个时势，被摧残而凋零。这次分配到中央气象局的不少，许焕斌（他先被选拔留学苏联，然后回到中央气象局工作）、张纪淮、酆大雄、马培民、游来光都被分配来从事一个新的领域——云雾物理。郭锡钦搞观测技术。只有范永祥和吴天棋搞天气预报。还有杨远驰，由于政治上的“坚定”表现，也分到中央气象局，后来搞业务管理。其他的人都分到北京以外，有的是省气象局，有的是与气象有些关联的其它专业院校和研究所。几个“犯严重错误”的人，李难生分到山西省气象局；曹钢锋分到山东省气象局；朱庆圻分到广东省气象局；罗孝逞分到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张学文分到新疆自治区气象局。
6、“反社会主义分子”和行政处分
学期马上要结束之前，全北京的大学应届毕业生集合到故宫太和殿前面的广场上听周恩来总理讲话。那是晚上了，大家席地而坐，广场的地面是由古旧的大块砖铺起来的。有幸我坐的位置恰好在广场中线附近，那里预先空出了一条走道。周总理从会场后面午门进来就沿着这条走道走向主席台，周围一群人簇拥着，其中有高个子的彭真市长。平时照片上和新闻电影片上的周总理经常带着潇洒的微笑，今天有点不一样，表情十分严肃，并不左顾右盼和群众点头招呼，右臂微微抬起，径直快步朝前走。我离那走道非常近，所以看得特别清楚，周总理那时脸色红润，但是大概刚剃过胡子，腮帮碧青，这是以前从黑白影片或照片上看不出来的。他如果长时间不剃，就会是一把大胡子，像长征时期的照片上那样。我当然知道他今天为什么那样严肃，他主要是来批评教训这次运动中整体上表现“很不好”的大学生的。具体说了些什么我记不清了，因为那段时间许多话已经反复听到过，只是我觉得他的话比胡耀邦在团中央座谈会上讲的话份量更重了。主要说了青年知识分子需要改造的问题，好像还谈到了对大学毕业生政策、待遇的一些调整。总的精神是要收紧、从严，这样对思想改造有好处。
事情并没有完，离校前不久召开了一次全班大会，宣布了中央关于在运动中“犯严重政治立场错误”的人的处理办法，同时也具体宣布了对我们班上这样一些人的处理。樊启祥是右派份子，不分配工作，后来得知他被送到北京清河制呢厂劳动教养。在此以前已经听到说有些人可以不划为“右派”而划为“中右”，“中右”尚属人民内部矛盾云云。但这次文件没有提这个，而是说有些人可定为“反社会主义份子”，其中又分三等：一般反社会主义份子、比较严重的反社会主义份子、严重的反社会主义份子。对他们给予不同的行政处分。我记得大概是这样：罗孝逞是严重的反社会主义份子，分配工作考查三年；曹钢锋和我是“比较严重的反社会主义份子”，他考查两年，我考查一年；李难生和朱庆圻是一般反社会主义份子，考查一年。后来知道所谓“工作考查”就是在“考查”期间不算正式员工，工资比正常情况减半发。其实这个“反社会主义份子”一点也不比“右派份子”好听，这样的区别是莫名其妙的。也许是专门为处理那届大学毕业生定的一个办法，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原来的处分办法不起作用了。不过有一点很妙，1958年北大进行了“反右补课”，我们这几个人无一遗漏，都被划为“右派分子”。我的工作单位给我看了北大寄来的结论，那上面写着：“……定为比较严重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即极右份子”。一篇文章、一个文件到了不同的时候可以“修改发表”，即使不改也可以对它们做出不同的解释 ，这个我已经见识过了。想不到给我戴的“帽子”也可以旧瓶装新醋，原来给你定的是“比较严重的反社会主义份子”，你当时在场，认了。现在仍然维持原判，还是“比较严重的反社会主义份子”，所以用不着对你多作解释（后来的确没有作解释），更不算“缺席审判”。只是给你加了一个注解：“即极右份子”。在词义学上我想这也是顺理成章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如果不作专门的定义，和“右派分子”何异之有？那么“比较严重的”不就可以说是“极右”了吗？
但是不管怎么样，当时明明说清楚了，我们这些所谓“不同程度的反社会主义份子”都还够不上“右派”资格，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还给分配工作。后来一纸通知就跨越了“敌、我”鸿沟正式给我戴上右派帽子，而且还是最最严重的“极右分子”。人民江山万代，在这个体制下一旦被扔进“人民敌人”的垃圾桶，与下地狱还差多少？但当年这件天大的事的的确确就是办得这样草率和莫名其妙。
7、灰溜溜离开北京
幸运的是当时并不知道以后还有此一变。我就这样离开了了北大，虽然是灰溜溜的离开北大，但因为还没有带上右派帽子，情景还不算特别凄凉。还逛了一次西郊公园（那是谭天荣曾经声称是“卫道士”应该去的地方）和漂亮的苏联展览馆。还和全班同学一同去到前门外一家馆子里吃了饭、喝了酒。这是我到北京上学以后第一次在北京正式上馆子。
分别之前，郑光因为特别喜欢学外语，看上了我从旧书摊上买的一本英、法、中故事对照，我就给了他。朱慧斌分配到黑龙江省气象局，当时手头拮据，我借给他十块人民币，后来他没有给我写过一封信，以他在和我同游泰山那次表现的超凡脱俗，当然不会想到借了钱还要还，所以我很理解。
此外和同学之间就没有什么告别之举，倒是和上中在京同学聚了一次，提起运动事难免唏嘘，当时还有在北京工学院的姚康年也受了批判和处分，她在鸣放期间还到北大来看大字报，并和我交谈过，说了些什么都不记得了。后来她也正式被划为右派，解放初期在上中时，应该说在班上她的政治热情是最高的。相反的，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的宋文榜，一向对任何事不冷不热，无动于衷，这次他没有犯任何错误，聚会时倒还有兴致把樊启祥奚落一番：“哈哈哈，看樊右派来了”，谁都明白他此话心无恶意，但有点不知轻重。是的，当时大家都还没有完全掂准“右派份子”这四个字到底有多沉。
后来我记不清什么原因以及什么情况下还和也是上中老同学的唐宏霞一同去西单商场溜了一圈。我来北京四年逛过东安市场，还没有逛过西单商场。
离开北京前到小叔叔家里去告别，说不出什么来，小叔叔陪我到位于外城（前门所在那道城墙出去还有三面外城墙，这之间曾叫做北京外城，包括著名的前门大街、大栅栏、天桥、天坛都在其中）南面的陶然亭去散心，那年代陶然亭还算是地处偏僻，少人光顾，一片破败景象。
不久之后小叔叔一家也离开北京去往贵阳了。
（待续）
来源：《青春·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