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书献给逝去的亲人
“文革”拾荒（外三章）
泾县的“文化大革命”，当从1966年6月5日算起。
这天下午，有人在我们文化馆大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内容是：一、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化馆为什么不宣传？无动于衷？二、文化馆的干部养尊处优，太阳晒屁股了还不起床。三、文化馆组织交谊舞会，宣扬封资修。四、文化馆组织讲座，请江流做报告，放毒，毒害青少年，毒害人民群众；是文艺黑线在泾县的“分店”，是“黑馆”……江流是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他的中篇小说《还魂草》被列为“毒草”，遭到批判。
这就是后来被他们自己引以为荣的“泾县第一张革命大字报”。署名是泾县中学十几名师生，如政治教师黄胜非，高三学生曹德源。无疑，他们是受到聂元梓等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影响。然而，聂元梓的大字报是针对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而黄胜非等人的大字报却选择一个毫无权势的文化馆开刀，分明是挑了一只“软柿子”。姑且不论是非如何，仅其魄力而言也逊色多了。
来势汹汹，风起云涌。县城各大小单位纷纷响应，文化馆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至天黑，门口一段大街贴满大字报。没地方贴了，大字报还在不断涌来。文教局的领导立即叫我们在大门口小广场上拉起一道道绳索，把大字报别在绳索上。
我慌了，止不住地浑身颤抖。参加工作五年了，从未见过这种场面。
写大字报成了革命行动。谁不想革命呢？于是争着写，疯狂地写，不再是单单指向文化馆了。文化馆这么个小单位，再坏再烂再黑还能有多少事情供人去写？“炒冷饭”也没什么意思。于是四面八方开炮，你单位写我单位，我单位写你单位；光写单位不过瘾了，干脆指名道姓，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从政治立场到个人隐私，从光冕堂皇到恩怨情仇，乃至于操娘日妈，无奇不有。也不光在文化馆门口的大街上贴了，满街都是。
泾县城乱了。
县委开始领导“文化大革命”了。首先要求各单位将相关大字报贴到各单位去，大街上不让贴。各单位开始学习，开展运动。当时，领导们对这场运动都不理解，以为又是一场“反右派”，便按照“反右”时的惯例，在人群中划分左中右。把一些人打成“黑帮”、“反动文人”、“反动学术权威”……组织揭发批判。但挨整对象不叫“右派”，统称“牛鬼蛇神”。
文教局、教研室、视导员、扫盲办事员、新华书店、文化馆、电影公司、剧场、体委等文口单位在一起学习。地点在文化馆。首当其冲的是文化馆长杨德柱，说他是“十七年文艺黑线在泾县的代理人”。真的是抬举他了。一个小小的县文化馆长，代理的了吗？
杨馆长三十多岁，安徽全椒县人。五十年代初，他在省电影教育工作队担任第12队队长，于全省各地巡回放映。1956年，他担任联队长，率12队、32队、56队到泾县巡回放映。1958年这支电影联队落户泾县。杨馆长可称泾县电影放映的“鼻祖”。
杨馆长性格倔强。平时就不大买别人账，也不善于逢迎拍马。现在遭到这么多大字报“炮轰”，这么多“革命群众”批判，哪里受得了！他脸色铁青，两眼通红，像只斗败了而又不服输的大公鸡：“说我们黑馆，黑在哪里？哪件工作不是在宣传部文教局领导下干的？我想不通。我不怕，屁股上没屎。”
杨馆长成分好，根子正，自来红。所以不怕，所以不买账。
这便让组织者十分尴尬。于是组织力量轮番轰炸，上纲上线。一二三四，甲乙丙丁，历数其“恶状”，而且不准“狡辩”。不是和风细雨，更不是“温良恭俭让”，而是强词夺理，声嘶力竭，间杂以暴力性十足的“革命”口号：打倒谁谁谁，火烧谁谁谁！把谁谁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谁谁谁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反省，抄家，诱供，诈供，监视，隔离……都用上了。一个崇尚阴谋与暴力的年代，所有运动无不充满血腥与凶残。
然而，杨馆长宁折不弯。
第二个遭批判的是我——说我是“杨家黑馆”得力干将。
1963年，我从潘村中学调进文化馆。据说，原本是安排到榔桥文化站。正赶上一次关于经济方面的运动（不记得运动名称了），叫我参加学习，结束以后再下去。其间，杨馆长叫我写了一份关于开展幻灯放映的工作小结。他觉得我写得不错，很满意，便经文教局同意，把我留在县馆。这便成了杨馆长一条“罪状”。为什么独独看中了出身不好的朱普乐？推定结论是网罗牛鬼蛇神，建立自己的黑班底，野心勃勃，图谋不轨。
我的“罪状”主要两个方面：一是“反动日记”；二是“反动文章”。
我确有写日记习惯，也曾经积累过几本原始文字。1966年春，我从省文化干校学习回来，感到时局有些异样，心中常有一种莫名的不安，便把多年的日记和一些自认为“不健康”的文字付之一炬。“炮轰文化馆”期间，一天晚上，我的女友赵士华来探望我（她亦深感不安），临走时用一只网袋将我换下来的内衣带去洗，被正在观看大字报的副局长凤春杏看见。凤局长当面啥也没说，还客客气气打招呼。学习会上却说我转移了什么东西，推定为“反动日记”。真的是有口难辩。
我原本就是个业余作者，喜欢写点所谓的诗歌散文小说之类，零零散散也发表过一些狗屁文字。譬如“大跃进”的时候，我就写过一首民歌（其实就是顺口溜）发表在报纸上：“穗儿重，穗儿黄，棵棵稻穗尺把长，砍根穗儿扛回家，奶奶把它当高粱。”到处都在饿死人，哪有什么尺把长的稻穗？不是狗屁又是什么？只能说明我也曾经是“大跃进”的吹鼓手。抄家的时候，把我发过的没发过的文字统统抄走了。还在县委机关专门抽了两个人审查批判，并写成大字报集中张贴了一个大房间。真没想到，我这些狗屁文字居然得到如此青睐。望文生义，牵强附会，无限上纲，指鹿为马，是此类批判的“精髓”。譬如我文章中写“东山的炭窑裂了缝，急需修整”，就说是隐射攻击社会主义。“为什么偏偏是东山，而不是西山？”“东是社会主义，西是资本主义”，“裂了缝，多恶毒！”譬如写一个老太婆“佝偻着身子，步履蹒跚”，就说是“攻击社会主义日暮途穷”。
主持会议的卢廷俊（新华书店经理，文教局党支委）在会上说：“朱普乐，对共产党有着刻骨的仇恨！”这无疑是宣判我的“死刑”。
冤枉！那年月，我对共产党确实是十分虔诚的。它说自己“伟大光荣正确”，我也就相信它“伟大光荣正确”，丝毫没有半点质疑，哪里还敢“仇恨”？那时候，我年轻幼稚，我天真单纯，我提心吊胆，我愚昧无知，哪里还敢有半点独立思考？
家庭出身地主，“自来黑”，我无法像杨馆长那样不屈服，那样有气节。我只能包揽一切批判之辞，一次又一次地检讨自己，认罪服罪。
我虽然没有亲历“反右”运动，却见过不少“右派”。他们的苦难，他们的艰辛，他们的非人生活，我是清楚的。我绝望了，这一次轮到自己了，往后的日子怎么过？曾经想到自杀。不久，被揭发批判的“牛鬼蛇神”越来越多。先是几天揪一个，后来一天揪一个。也就不感到孤立了，反倒暗暗高兴。不想死了，安慰自己：看最后结果再说吧。
随后，指派我们到幕山农校开荒种山芋。先是与“革命群众”一道去，渐渐地“革命群众”不去了，只剩下我们“牛鬼蛇神”。天天上午劳动，下午学习，或是在宿舍里写“反省”。我与文教局章炳先同住一间，他在外间，我在内间。偶尔也能小声地说说话。章炳先的“罪行”是“教儿子喊反动口号”——“喊国民党万岁”。大字报是这么揭发的。他儿子只有三、四岁，会么？章炳先会这样做么？我不相信。章炳先说“根本就没这回事，造谣。”他比较从容淡定，不着急，也不怎么害怕；总是将一本《毛选》摊在桌上阅读，看上去很认真。
院子里有人值班，看守我们，白天晚上都有。有个叫王文汉的视导员，喜欢别出心裁。他值班时，总要叫我们向他汇报：这一天干了些什么事？出去了没有？出去干什么？心里怎么想的？有什么变化？等等。然后教训一番。别人值班都不这么做，只有他。后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又向我们一个个赔礼道歉，说“希望得到谅解”。
我们“造反”了，他是怕我们找他“算账”。
因为我，胡家银受到株连。
我们同学。毕业以后，他分在榔桥当小学教师。两年后调到电影公司（那时候叫电影管理站），先在电影院搞宣传，后经要求下乡巡回放映电影。那几年农民能吃饱了，文化生活要求日趋迫切。电影队在农村十分吃香。胡家银他们那个队包榔桥汀溪一片，日子过得实惠自在。我们关系很好，常有书信往来（那时候没有手机），说的都是年轻人最关心的事情：找对象。
我当上“牛鬼蛇神”以后，有好事者揭发，说胡家银与我联系密切，很可能密谋反党。就叫他揭发我，叫他交待。胡家银是个老实厚道人，不会刁钻滑坏，也不会卖身求荣落井下石。始终交待不出他们感兴趣的东西。于是说他不老实，批斗。无奈胡家银既不写文章，也不多说话；又长期在乡间工作，与大家接触甚少。实在没什么“罪行”可供批判，有些大煞风景。
这时候，有人站出来揭发：胡家银在搞“胡家银语录”。
这可不得了！只有“毛主席语录”，没有第二个人搞“语录”。胡家银胆子太大了，欺君之罪。这便有了重磅炸弹，稀里哗啦炸开了锅，把众人胃口调到极致。
胡家银却说：“我没有。”——“没有？我亲眼所见。”——“那不是‘语录’，是‘录语’。就是胡家银录的话。”
众人不信。第二天派人一道去榔桥住地搜查。在乱七八糟的桌子上，确实搜出一张纸，纸上写的是“胡家银录语”。
就如买彩票，数字确是那几个数字，但顺位不对，没有中彩。
电影公司一些人，似乎很追求运动效应。喜欢骚动，喜欢鬼弄鬼。不论什么运动，都极易在他们之中掀起。所以揪了不少人。所以后来“造反”也最早，最坚决，最玩命。
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林玉章也来了。“组织上”派王静山去“押”来的。随同“押”来的还有几只木箱，都是林玉章的文稿。林玉章是纪念馆的筹建负责人（后来担任副馆长），也舞文弄墨。几箱文稿是准备逐一审查批判的。
却没有马上批判他。只是将他安排在一个很小的房间里，和我们一起劳动，学习。正是大搞“忠字化”、大搞“红海洋”的时候，就叫他专门在墙上写大标语，写“毛主席语录”。大热天，他穿一件不合时宜的旧制服，不说话，也不与人寒暄。好像预感到自己未来。干起事来很卖力，不敢偷闲藏奸。七月天，太阳灼得人身上发烫。爬在高高的梯子上写标语，写语录，一个字大似桌面，用红漆或是红广告色书写，爬上爬下，实在不是件省力活。前些天，对门幼儿园园长高秀兰来找人写标语，有人说“你找朱普乐嘛，他写得好。”高园长不屑一顾：“找他？牛鬼蛇神。”此刻我才体会到，当“牛鬼蛇神”也不是一无好处，比如这种苦力活，人家就不要我干了。只是苦了林玉章，他是准“牛鬼蛇神”，人家还要他干。
后来才知道，上面风向变了。在“伟大领袖”的直接干预下，斗争矛头从共产党的传统敌人，转向各级党组织和官员们。“文化大革命”开始显示出不同以往政治运动的特点。“伟大领袖”告诉我们，运动前期整你们，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恍然大悟：噢——我们被刘少奇们整了。是“伟大领袖”解救了我们。于是感恩戴德。
不再继续整群众了，林玉章逃过一劫。我也逃过一劫——虽然挨批，却搁置下来，不了了之。既没有任何结论，也没有任何说法，一律派到农村搞“样板工作队”。分散包队，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
工作队队长张元涛，政委张金根，他们二位没有被整被揪；其他就连队部秘书肖云中，都是“有问题”的。这就怪了：这么一支几乎全是“牛鬼蛇神”的工作队，能搞什么工作呢？后来知道，这时候县委都自身难保了。一不小心揪出这么多人，不知如何交待，也无力处理。不知哪位“高参”想出这么个点子，化整为零，转移农村，力免是非罢了。
我分在章渡公社徐村大队大路徐生产队。住在大队长家里，吃派饭，参加劳动，晚上带领社员读读报纸。杨馆长分在安吴公社紫阳大队，他到我那里去过一回。大队干部和社员对我很好，没有为难我，也没有歧视我，客客气气，我觉得很宽松。后来，大队书记对我说，当初分来的时候，上面是招呼过的，说这些人“有问题”，下来劳动，要注意他们的思想动向。
不久，县城开始“造反”。我们要求回去“闹革命”，工作队领导不同意，说要“坚守岗位”。于是我们互相串动，零零星星地溜回去观望。一天晚上，我参加“斗批改”造反队的批判大会，在大会堂。“斗批改”是电影公司造反队。他们挨整的人很多，他们反抗了，得风气之先。
台上被批判的是副县长曹中山。听说县领导都跑了，留下他维持局面。大会堂里人山人海，踊跃无比。我去迟了，挤在最后面。也听不清，只见曹中山力图镇定，但仍然很狼狈。被批判的人可以扬眉吐气地批判别人了，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兴奋。觉得“斗批改”了不起，硬是多了几分仰慕。
第二天蒙蒙亮，我便骑着文化馆的破自行车，赶回章渡徐村。路过黄村大桥的时候，自行车前轮卡进枕木槽里（桥是一根根枕木铺成），车翻了，人倒在木头栏杆上。下面是滚滚河水。路边一农民见了，说：“亏得有个栏杆，要不然你就没命了。”我当时倒没什么感觉，事后却越想越害怕：要不然，没有被整死，反倒被淹死了。
回到大路徐村，简单地同大队干部告别，说是要回去“闹革命”，卷起铺盖，一溜烟跑了。大队领导并没阻拦，他们也知道“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知道眼下最时髦的就是“闹革命”，当然不能阻拦。
除了电影公司“斗批改”战斗队，文教局成立了“换新天”兵团——他们人多，号称“兵团”。我们文化馆成立的是“追穷寇”战斗队，大家推选胡德茂为队长。刻印章，做队旗，制袖标，不须报谁批准，不需要任何单位盖章，说办就办。一生中第一次尝到“结社自由”——虽然《宪法》上早有明文。联络别的造反队，参加一切可能参加的谈判会，批斗会。批斗文教局的当权派，说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说他们是“文艺黑线头头”，说他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几乎天天开会，游行，呼喊口号，挂牌游街。
各单位都是如此，整个县城都是如此。
有一位老革命，姓李，原本也是领导，因为没有文化，能力差，还因为头脑有些不正常，职务便越来越小，最后成了一般干部，在一个小单位拿俸晌。
“文革”了，“造反”了，老李陡然精神起来。可是人家不带他玩，不欢迎他参加自己的造反队。老李并不颓丧，“老子一个人还不照样反？”他要独树一帜。他一个人成立了“造反队”，什么名字记不清了。队长，队员；撑旗帜的，拿喇叭筒的，主持会议的；都是他一个人。喊口号，散传单，批斗“走资派”，龙腾虎跃地战斗在县城大街上。
他的批斗对象只有一个人：商业局H局长。说他走资本主义道路，说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他迫害革命群众；勒令他检讨，勒令他交待，勒令他低头认罪。
H局长迫害了谁呢？
老李。
原来，几年前，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老李竟然将自己的男根剁了（都说是精神不正常所致）——没有完全剁掉，还有一层皮连着。送到医院，医生犯难了：是缝合呢，还是切掉？（估计那时候医院的技术水平也不怎么样）缝合吧，也会失去正常功能，反倒痛苦，不如干脆切掉。但医生不能作主。于是向老李的领导征询意见——那年月，个人的一切事情都是“组织上”说了算，老李的男根问题也是如此。H局长问：“缝上以后还能不能做那个事呢？”——“不行，肯定不行了。而且容易发炎，容易出问题……”H局长想：既然没用了，留它干什么？随口说：“那就切掉算了。”
于是，老李同志再也没有男根了。小便的时候只能蹲着，不再是一条线一样地撒出来，而是四面喷射，常常弄湿裤子。这倒不要紧，要紧的还是性欲问题。据传，性欲上来的时候，老李常常抱着老伴屁股，一面使劲拍打，一面大骂领导。歇斯底里，疯疯癫癫……
红卫兵大串连开始了。记不清谁领头，我们也到北京“串联”去了。文化馆就我一个，追随文教局一些人。先到合肥，找到省教育厅明厅长，与他谈判，问：“我们要去北京串联，是不是革命行动？”——“是革命行动。”——“你支持不支持？”——“支持。”——“那好。你批钱给我们买车票。”于是上了火车。
火车上人满为患。所有地方挤得满满，连行李架上、座位下面都塞了人，无挪脚之处。我们将背的棉被搁在地上，坐到北京。正当年轻，才二十多岁，不怕挤，不怕累。只觉得十分亢奋。
走出北京火车站，正当上午八点多钟。车水马龙，人流如潮。高楼大厦的墙面上贴着一幅幅巨大漫画。我在一幅《打倒陶铸》的漫画前呆了，那个陶铸的头足足有一层楼高，从未见过这般气势。就因为多看了几眼，身边的同伴不见了。我急切切往前找，没有。又转身往后找，也没有。我慌了。怎么办？刚到北京，就冲散了！我站在一旁怔怔地呆了好一会儿，仍然不见同伴踪影，只好另想办法了。我花了五元钱，雇上一部人力三轮车，将我拉到“文化部接待站”。又掏出原先备用的空白介绍信（盖有造反队公章），填写完毕，递上去。接待的人给我一纸函，介绍我到“中国文联”大楼食宿。限时七天。
文联大楼也是人满为患，所有空间都横七竖八地铺满地铺。插不进去。只好在走廊上一个靠近暖气片的拐角呆下来，寻来两张草垫，解开背包，开了铺。有一位中年男子先来了，一问，是芜湖人。顿时有了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
当天晚上，我特地去教育部，想找到失散的同伴。教育部很大，全是老式房子，边边拐拐都住满了人。自然是白跑一趟。死心了，早出晚归，一个人到处乱窜。
倒也自在。有的吃有的住。虽然说不上好，却免费。餐餐是大白菜，里面搁一点点肉末，能吃饱。只是供餐时间有限，稍过便没有了。而且人太多，事事都要排长队，连上厕所都要排长队。
本想去故宫、颐和园游玩，但关门了，不再开放。天安门广场上也是杂乱无章，连观礼台上都贴满了大字报，上不去。坐公共汽车去清华园游玩了大半天。一个无缘大学的年轻人，进得最高学府一睹为快，一瞬间确也多了些许感慨。但这种感慨转瞬即逝，此时的清华园已经糟蹋得令人作厌了。
突然间嗓子痛。而且痛得不能进食，只能喝水；很快连喝水也困难了。我心里有些紧张：怎么啦？我是从来没有这么痛过呀。于是去协和医院看医生。协和医院人很多，第一次看见不少外国人。如此冬天，外国女人竟然穿短裙，露出长长的丝袜；外面套件大衣。她们怎么就不冷呢？我在替她们操心。医生给我开了几片黄黄的药片，嘱咐我多喝水。第二天，嗓子就不痛了，就能吃饭了。我大为惊奇：北京的医生本事真大，北京的药也好，怎么就如此灵验呢？后来才知道，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药片，就是土霉素。因为我从未吃过，所以特别有效。
一天，我去工人体育场，参加首都文艺界批斗文化部长肖望东大会。体育场很大，人也很多。好多人都带了望远镜，我没有，看不清，觉得没趣。但还是坐在那里看热闹，跟着起哄，跟着喊口号，直到批斗大会结束。走下公共汽车时，恰遇文教局的同伴们，彼此惊讶一番，倾诉几日来的离散之情。原来，他们发觉我丢失以后，便四处寻找，还在天安门城楼里面张贴了寻人启事，只是我没见到。我将他们带到文联大楼，他们说这里好，比他们的住处好得多（这时我已搬进房间）。我问他们愿不愿意来住，我说还有一张空白介绍信。于是他们立马拿来背包衣物，也住进文联大楼。我便可以同大家一起行动了。
没几天，动员来京串联的人们“返回原地闹革命”了。还给我们每人送上一张火车票，直达芜湖。我们也想回家了，外面的日子终究不如家里，很累。我们这次所谓的“串联”，是“串而不联”。挂羊头卖狗肉，借助“伟大领袖”号召，混迹北京玩玩而已。
运动后期，上面来函索讨车票款，每张二十四元。由单位支付了，要不会心疼的——那时候我月工资三十四元五角。
从北京回来以后，我就不想继续“造反”了。原来被整被压，劲头十足。现在“资反路线”批倒了，“走资派”打倒了，自己也是“革命群众”了，觉得无事可做，“革命意志”急剧衰退。“伟大领袖”也正在号召“大联合”“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似乎就要正常了。我提醒自己，凡事适可而止，出身不好，不要惹事。于是渐渐远离运动，远离人多的地方。名份上参加“三筹处”（一派组织），却什么活动也不参加。及至两派武斗，更是足不出户，避之不及，成为地地道道的“逍遥派”。
其实，泾县的“文革”武斗也是厉害的。只是自己从未涉及，也就无从着墨了。
“文化大革命”把一切人性中恶的东西，彰显到了极致。有两项数字必定是惊人的：一是被整的人数，二是作恶的人数。不过，好人还是有的。只是这些好人或者说他们所做的好事，通常都以极平淡极细微极不引人注目的形态出现，稍不经意常常会忽略的。
徐书明是县体委主任。这个主任手下无一兵一卒，就他一个人，既是领导也是办事人员，归口于文教局。徐主任十几岁打游击，响当当的老革命。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我被隔离了，同几个“牛鬼蛇神”一起，住在一排平房里，白天晚上都有人看守。一天，徐主任来了，他们体委从外面弄来一些平裤头，内部优惠价出售，很便宜，三元钱两条。那还是票证年代，布票紧张，能遇上免票衣物，不容易。我远远地看着，不便上前打听。因为我是“牛鬼蛇神”，要自觉。单位里该买的买了，徐主任要离开了，对我说：“小朱，你也搞两条？划得来。”我乘机上去翻了翻，确实不错，买了两条。
一件极平常的事情，四十多年了，却一直记在心上，常常想起。为什么？因为徐主任将我与那些“革命群众”一样看待了，没有歧视。那一刻，我的人格得到尊重。原来，人生在世不单单为了活命，很多时候也为了尊严。
郑建华在文化馆工作，是我的同事。我被揪以后，她和别的人一样，参与值班，看守我们“牛鬼蛇神”。“牛鬼蛇神”是不能擅自外出的；一些必须外出的事情，譬如上厕所，譬如买香烟，都要请假。有些看守者特别“敬业”，你要上厕所，他跟往厕所；不便入厕就在门口站候，真难为了他。你要买香烟，他跟你到商店，也站于柜台前，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你，就像看魔术表演“大变活人”一样。弄得你十分尴尬。有一天，郑建华值班，我要买香烟了，跟她请假。她说：“你去吧。”——“你要跟着吧，要不……”——“不要不要。哎呀，派到我值班，没办法。”十分委婉地流露出她的不自在。
我买了香烟，很快回来了——我不能带她为难。她没有盯梢，我心里高兴。也是因为那一刻我得到尊重，所以感激她。
王桂香是城关公社党委书记，她的丈夫曹中山是副县长。在“一元化”的权力场上，其身份与我相去甚远，不可同日而语。“文化大革命”初期“扫四旧”，抄家风四起。我一只箱子（还有箱内一些物品）搁置在赵士华家里。我们正在恋爱，特意到南京购置准备结婚的用品。不外乎被面、床单、枕套、枕巾等等。被街道上的“革命群众”抄走了，说是“四旧”。过了一段时日，我据理索回，自然是费尽周折。最后落实到城关公社。我找到王书记，小心翼翼据实陈述。王书记立刻叫来相关人员，说：“你们把他的东西还给他。”就离开了，又回过身补了一句：“让他打个收条，一样一样点清。”
王书记就说了这么两句话。没有寒暄，没有拉呱，也没有赐座。但我还是很感谢她。因为她也没有将我视为“牛鬼蛇神”来教训我；没有给我上共产党经常给人上的那种“政治课”，没有“哼呀哈”，没有装腔作势。她的政策水平显然比那些抄家的“革命群众”强得多。她心里知道这些东西根本就不该“抄”，于是痛痛快快还人家了事。我以为王书记也是个好人——凡不是刻意使坏，刻意刁难别人的，都是好人。
“文革”之疯狂，表现多多。其中核心是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崇拜”、“无限忠心”。这种“无限”的表现形式得到别出心裁的创造与发挥，形成一套套“宗教仪式”。无论真心还是假意，一律沿袭套用，不敢置疑。
一、游行与口号。动辄一群人涌上街头，手执“红宝书”，抬着标语牌，捧着“伟大领袖”画像，敲锣打鼓，口号连天，大街小巷游走一圈。诸如批斗“走资派”，揪斗“反革命”，“欢呼”什么什么，“庆祝”什么什么，“公判”什么什么……群情振奋，慷慨激昂。
游行是狂热分子所追捧与热衷的。而对于各种各样的“牛鬼蛇神”，无疑是一种虐杀，常常会心惊肉跳，寝食不安。
游行是口号的载体，口号为游行助兴。如果没有震天动地的口号声，游行也就没有气势了。口号千奇百样，从“砸烂狗头”到“万寿无疆”，应有尽有。口号多从大城市传过来的。尤其北京，得风气之先，广为传播，供全国人民学习。林彪当为第一口号手，他的“三忠于”、“四无限”、“四个伟大”、“最最最最”，是应当载入史册的。周恩来亦步亦趋，也很善于运用口号。他的“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至少足以说明他的机伶与乖巧——当然，这都是后来思考。当时谁都不敢置疑。
1969年的一天，儿子捧着一本连环画《智取威虎山》在看，得意之下，竟然指着封面上的书名念起来，一字一顿：“打、倒、毛、万、岁”。我吓得跳起来，连忙低声制止：“不许瞎说！”儿子才一岁多，学会讲话不久，终日里充斥其耳的就是“打倒”哪个哪个，就是“毛主席万岁”。他也学到一点，又没真正学会，便张冠李戴乱用起来。好在门口没人，如果让好事者听见，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我惊出一丝冷汗。儿子也吓呆了，扁扁咀，想哭，但还是没有哭。我连忙将他搂在怀里，摸摸他的头，父子俩紧紧地抱在一起……
二、早请示晚汇报。无论大小单位，都要腾出一定的空间，装点布置一个“宝书台”，台上供“毛选”，供毛的“语录”，供毛的塑像；背景墙上用红纸、金纸剪贴或绘画出红太阳，光芒四射，海浪滚滚……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早请示”：众人站成一排或几排，齐诵“三忠于”、“四无限”，齐诵“万寿无疆”、“永远健康”。然后学毛的“语录”若干段。
下班之前，如此仪式再来一遍，谓之“晚汇报”。
各家各户也要有“宝书台”，街道居委会的人上门检查落实，督促完成，说是“政治任务”，是对毛“忠不忠的问题”。有不少人都做成类似神龛的东西，供毛象于其中。
三、忠字舞。以舞蹈的形式向毛表忠心，也是一大创造。泾县第一个跳“忠字舞”的是农机厂一位姓张的师傅。那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候，他代表全县去北京开会，回来时县里组织许多人欢迎他。快走到大会堂的时候，他突然在人群中跳起舞来，唱“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大家亢奋极了，不少人跟着唱，跟着跳，激情四溢，近乎疯狂。据说是刚刚在北京学的。张师傅身着一套蓝色工作服，蹦蹦跳跳，左右来回窜动；举手投足僵硬呆板，似乎是乱蹦乱跳，也有点象京戏里的“跳加官”。
从此，“忠字舞”普及开了。“早请示晚汇报”的时候又加上这段仪式，更加“多采”。我不会跳舞，也不想跳，但必须跳。只得跟在众人后面蹦哒一番。好在大家都舞技平平，无人苛求。认认真真、神情严肃地乱蹦乱跳，现在想起来有点象精神病患者。
四、红海洋。充分利用一切空间，以红色颜料书写标语，绘制宣传画，绘制毛和他的“亲密战友”画象，乃至于无端地将好好的白墙涂满红色油漆……
这方面的活动我参与不少。因为我当时在这个小县城里算得一个“能写会画”的人，又在文化部门工作，“打砸抢”无能为力，写写画画还是可以的，有着强烈的表现欲，常主动揽活干。
在墙上写标语，烈日炎炎，站在梯子上操作，爬上爬下，是件很累人的事情。各单位之间互相效仿、互相攀比：你写得大，我写得更大；你用红粉写，我用红漆写。光写标语不过瘾了，于是绘画：画“红太阳”，画“光芒万丈”，画“大海航行”，画“万紫千红”，画“莺歌燕舞”……于是所有空白墙面都是红日东升，红旗招展，红灯高挂，红光弥漫……到处一片红，铺天盖地。在视觉上产生一种令人恐怖乃至于令人窒息的效果。俗称“红海洋”。
油画《去安源》出来以后，兴起了绘制毛像热。县革委会在西门口、汽车站砌了两人多高的水泥碑，从南京广告公司请人来画《去安源》。我和胡德茂当他们助手，向他们学习。我们第一次接触油画颜料，兴致很高。南京人很忙，画完一幅就回去了，我们接着画。就这么画开了，不少单位乃至乡镇都约请我们去画，觉得很开心。县革委领导突发奇想，在弋江大桥正中间竖起一块铁皮框架，两面都要绘制毛象。框框太高太大，下面人来车往。我也上去试了试，不要说绘画了，站在上面都心慌。我怕死，不敢沾边。最终是丁雪郁他们绘成的。他们的绘画水平高，胆子也大。私下里倒是坦诚地苦笑笑：“没办法。”
还有毛的“塑像热”。从小到大，从半身到全身，从家庭到广场，“请”来“宝象”供人顶礼膜拜。“宝象”一度紧缺，供不应求。张学寅胆子大，居然敢“纸塑”毛像，跟真人一样大，供人抬着在赤滩街上游行。张学寅原本是城厢小学教师，擅长绘画，还擅长纸塑飞禽走兽。老百姓说“同真的一样。”1958年，他被打成“右派”、“历史反革命”，开除回家以后衣食无着落，即帮人绘画，帮寺庙塑菩萨神象，聊以为生。此刻，他的技能派上用场了，是当地革委会叫他塑的，他心里好高兴，不遗余力。后来混熟了，我说：“你胆子真不小，敢纸塑宝象？”——“怎么？”——“你那个纸塑，塑飞禽走兽可以，塑菩萨罗汉也可以，塑伟大领袖就不合适了。”——“怎么？”——“纸塑会收缩变形的，万一……”张学寅后怕了，点点头：“是有些冒险。”好在也就在赤滩那条小街上游过几回，没到县城来，要不然就很难说了。
朱排长是县革委会政工组军代表。年纪轻轻，模样周正。虽然只是排长，却领衔政工组，统揽一切，做主当家。
一天，他叫我到他办公室去一下，说是有点事。去了以后才知道，是要写一条大会会标。他叫我坐下歇会儿，等他把手边事情处理好了，再详细布置。又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两张电影票给我。那时候，电影放映和文艺演出都很稀缺。给我两张票，大概算是酬劳吧。
这时候，凤元康进来了，掏出一张写了字的纸递给朱排长，说：“朱吉民的报告。”——“干什么？”——“他想改行。”——“改行？教师不干干什么？”——“你把它收下来吧。收下再说。”凤元康是政工组干事，说着便退出了。
朱排长拈起报告，没看，丢进抽屉。自言自语地说：“有份差事干就不错了，还挑肥拣瘦。”又说：“这些出身不好的人，以后都要弄回去生产，或者弄到新疆那些边远地方去。”
我不知道朱排长为什么在我面前说这些话，什么意思？更不知道这些话有什么来头。虽然他说得无意，我听得却十分有心。我不敢以为他在胡扯八道，却希望他是胡扯八道。好长一段时间，我都在心里掂量他这几句话，忐忑不安。真如他所说，我们这些人就死定了。
2002年，我去新疆旅游，还特地关注过那里的生存环境。西出嘉峪关，茫茫大漠一片，零零星星地点缀着一些瘦小的骆驼刺。到了新疆，居然连这种寒碜的小生物都不见了，寸草不生；汽车开出去五六百公里不见人家，是常有的事。如果真的把我们“充军”于此，即便让我跑，都跑不出去啊！
真可怕。
四十多年以后才知道，朱排长的话并非空穴来风。“文革”前夕，毛泽东总以为别人要抢占他的金銮宝座，总觉得有人要谋害他。为了确保安全，他授意周恩来成立并主持了“首都工作组”。这个机构的宗旨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首都”。工作内容有七项，其中之一是“清查清理社会人口”，把一些“四类分子”迁送外地。周恩来还承认“当时将一些坏人向新疆送了些，可能送的多了些。”（见《炎黄春秋》2012年第五期《“破四旧”的表与里》）遭迁送的并不仅限于“四类分子”，凡官方不信任者都在其列。我认识一位香港“两航”起义人员，“文革”前，他一家五口从北京被“下放”到泾县，开始了永无归期的“充军”生涯。当时俗称“保上下放”。所幸这一做法没有被基层普遍效仿蔓延，否则遭难的人就更多了。
不是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就努力实践过。他把城里人往乡下驱逐，结果搞死二百万。他们国家人口六百万，死了三分之一。波尔布特深得毛泽东真传，所以有如此胆量与魄力。毛泽东赞许地说：我们没办到的事情，你们办到了。
朱排长没有得到毛的真传，只能说说而已。
徐柏瑗是6408部队一名参谋，派到泾县来“支左”。是公检法军管小组负责人，威风八面。
一天半夜，文化馆对面的鞋帽厂失火。周边群众得知以后，纷纷跑去救火。采用原始办法——用桶提水，用脸盆端水，将火浇灭。那时候救火就是这样。我也捞起脸盆跑了过去。尚未进场，只见徐柏瑗站在门口，高举手枪，声嘶力竭十分凶暴地命令众人撤退。并一再声明：再不退，就要开枪了！
我怔了一下，赶忙跑得远远。
这就怪了，仿佛这些人不是去救火，而是在闹事。如果怕有人“浑水摸鱼”，好好解释也就行了，何必掏出枪来吓唬民众呢？
老百姓真可怜，想做好事，都要面对恐吓与侮辱。从那以后，我对这位军代表的人品与水平产生怀疑。尽管他依然红得发紫，依然威风不减。
“支左”结束，部队撤走以后，徐柏瑗间或也来泾县玩玩，叙叙旧。据说每年茶季都要来一次，弄点茶叶。一天，我在荷花塘周边散步，只见县委会门前纠集了一大帮人，吵吵嚷嚷，纷烦杂乱。凑近一看，一位军人被团团围住，人们抓抓扯扯，推推搡搡。为首的有潘家禄父子，我认识。原来，徐柏瑗“支左”期间积怨甚多。今日遇上了，一些人将他包围，与他理论，发泄郁愤。似乎在向他讨要什么交待。
徐柏瑗被人推上街，一直推到邮电局十字街口。一路上谩骂声不断。你打一拳他踢一脚，军帽也被揪了，甩去多远。当年威风不见了，堂堂参谋，十分狼狈。
后来，章延林带了办公室几个人，硬生生地扒开众人，将徐柏瑗架走了。
有人怪章延林多事：“干嘛救他的驾呢？”
章延林怎么能不“救驾”呢？他是县委办公室主任，有责任。不像你我老百姓，可以装佯，可以看热闹，甚至可以幸灾乐祸。
人委办公室主任季汉章是个文化人，喜欢字画，收藏砚台。号称“百砚斋”主人。“文革”中没少受冲击。
文化馆组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排练节目，下乡演出。队员们都是从全县各地抽调来的下放知识青年。他们有文化，吹拉弹唱，能歌善舞；有一定的文艺天才。季汉章的女儿也在内，舞跳得好。女儿是前妻生的，芜湖学生，下放在潘村公社。季汉章现在的老婆很厉害，不认这个女儿，也不准老季与她来往。季汉章惧内，不敢对着干。便找到我，要借我的卧室与女儿会面。我当然成他之美，帮忙沟通与掩护。于是季汉章三天两头利用中午时间到我家。我便立马将他女儿找来，安排好茶水，将门带上，离去。有时候老季上午就来通知我，说中午来；我便早早地通知他女儿。吃过午饭，女儿也就早早地来了。
我觉得自己在做好事。骨肉亲情，顺乎天理。时间长了，我与季汉章之间互有好感，交往也多起来了。
一天，季汉章给我一份手抄的中央文件，发文单位四个；有国务院办公厅，中共中央办公厅，还有总政治部。大意是说今后“家庭出身”一栏，应为父母职业。譬如父母是工人的就填“工人”，父母是农民的就填“农民”，父母是机关干部的就填“干部”，父母是军人的就填“军人”。不再像以前，祖上是“地主”的，无论几代都填“地主”。文件只发到县团级，老百姓自然不知道。季汉章知道我出身不好，觉得对我有好处，便手抄一份给我。
我如获至宝。大儿子五、六岁了，肯定要上学。正在为“家庭出身”发愁哩。于是我一有空就把文件拿出来细细琢磨，一字一句推敲，唯恐理解错了。
不久，大儿子报名上学，我壮着胆子在花名册“家庭出身”一栏填上“干部”，心里琢磨：如果有人质疑，我便请他去查某某字某某号中央文件。听说城关一小确有人质疑，但没当我的面，也就没有顶真了。好在不久，上面又有了新的规定，各种登记表格都将“家庭出身”一栏取消了。
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土改”之后，地主与农民的经济地位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的区别仅仅在于历史。而地主子女和农民子女的区别仅仅在于血统。在世界历史上，“阶级”是按经济情况划分的，只有“种姓”才按血统划分。因此，“土改”之后的“地主”这一称谓，不再是指一个阶级，而是指一个“种姓”。那个时代的所谓“阶级斗争”，实际上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种姓迫害”。
勒令
院子里四下无人。贵馆长在我身边咕哝了一句：“小朱，公安局叫你写个东西。”——“噢，我一会儿就去。”——“别去了，到我这儿来一下吧。”
贵馆长递给我一张字条：“你先看看。”
“又要开什么会了？”在这个小县城，我的美术字写得很好，什么批斗大会啦，公审大会啦，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大会啦，几乎都叫我写会标，叫我布置会场。虽然那时候帮人做事没吃没喝，甚至连一杯茶都没有，我还是十分乐意的。
“你坐。坐下慢慢看。”说着，他便走到画桌前，斟酌起他那幅尚未完成的大老虎来。
贵馆长山东人，早年当兵，退伍转业时分配到宣纸厂工作。当过科长、工会主席。为人和善，不喜欢出风头，人缘比较好。因为经常有画家书法家来厂里活动，贵馆长耳濡目染，对国画颇具兴趣。得天独厚——用纸不花钱，想怎么画就怎么画。一笔不成，撕了重来；再不成，再撕了重来，废纸可以打浆再生。贵馆长专门画虎。没有拜师，完全剽学——所有到厂里来的画家都是他的老师。功夫不负有心人，天长日久，贵馆长渐渐有了长进，他画的虎也小有名气了，人称“贵老虎”。于是有领导点名，要他到文化馆来，当馆长。
展开字条一看，我愣了——是一张“勒令”。
词典上说：勒令，用命令方式强制人做某事。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阶级敌人”似乎特别多，“勒令”是经常被采用的：勒令走资派某某某怎么怎么，勒令右派分子某某某怎么怎么，勒令黑帮分子某某某怎么怎么，勒令……现在勒令到我了，我是什么分子呢？我曾经被冠以“反动文人”，也曾经被称作“地主阶级孝子贤孙”，但只有一段时间里“大字报”上这么写的，“组织上”并没有这样的结论，折腾过一阵也就遗忘了。现在怎么回事？
大意是这样的：勒令朱普乐三日内交待以下问题：一、你在培风中学读书时，参加过什么反动党团组织？介绍人是谁？有过哪些主要活动？二、你在培风中学读书时，参加过什么反动党团组织的外围组织？介绍人是谁？有过哪些主要活动？下面的署名是泾县革命委员会“深挖两统办公室”。
培风中学座落在黄田村，是黄田朱姓开办的一所学校。创建于民国十年（1921年），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停办。全称是安徽省私立培风初级中学。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沦陷区的青年学生纷纷逃难于此，很是兴旺了几年。
“两统”，是指国民党的“中统”和“军统”，两大特务组织。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公检法”被砸烂了，代之以“公检法领导组”和“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军代表当家，办公地点就在原来的公安局。公安局隔壁是我们文化馆，文化馆隔壁是文教局。“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觉得房子不够用，就把我们文化馆和文教局的人赶走了，鸠占鹊巢。
深挖“两统”办公室就在文教局的二层小楼里，“专政大队”派来十余人为之站岗，全是年轻女性。个子差不多高，短发。上着白“的确凉”衬衫（这在当时是很时尚的），下穿黑西装裤，平底布鞋或黄球鞋。一个个精神抖擞落落大方，眉清目秀，雪白粉嫩。标致极了，走在一起春潮涌动，真的是美女如云。“飒爽英姿五尺枪”——不过没有枪，代之以枪的是一根木棍，一米多长，一头红一头黑，专门用来打人的。偶尔看见他们在院子里站岗放哨，打情骂俏，那副轻松自若无忧无虑的样子，想想自己一天到晚提心吊胆、担惊受怕，心里常常泛起一股不是滋味的滋味。羡慕？嫉妒？鄙视？自卑？好像都是，又好像都不是。只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同样都是人，怎么差别就这么大呢？
我对贵馆长说：“我没在培风中学读过书啊。”
“啊？！”贵馆长愣了。
“培风中学是‘解放’前的事情，‘解放’不久就停办了。”
“是呀。”
“‘解放’那年我才七岁，还没念小学哩。”
贵馆长说，敢情是把同名同姓的人搞错了。
我非常生气，立马就要去找他们评理。贵馆长不让我去，说：“他们那些人正得意忘形哩，跟你讲理？找个岔子把你往‘专政大队’一送，不打得你半死才怪哩。”
我也知道“专政大队”厉害。不论有事没事，也不论有理没理，只要被扭送进去，就像《水浒》上写的，先是一顿“煞威棍”，打过以后才开口问话。里面有个“猪头小队长”，五大三粗，勇猛过人，什么事情都敢干。因为嘴长得特别拱起，便有人送他这么个雅号。
贵馆长说：“打了还不让鬼打了？才不要去。你就在这张纸上写明你的出生年月，问他们是不是搞错了，叫他们去查。不就没事了？”
“可我这口气出不了。”
“莫气，莫气。气坏了身子才划不来哩。”说着，贵馆长拿来一本《毛主席语录》，风趣地说：“遇到问题请教毛主席老人家呀——我们可以找一条语录，针对性强的，教训他们一下。”
是呀！“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不也说过要活学活用，急用先学吗？我是真正的急用先学了。
很快便找到一条，二人会心一笑。拿来一张白纸，我便恭恭敬敬地写起来，用的是仿宋体：
最高指示
粗枝大叶不行，粗枝大叶往往搞错。
下面就不用仿宋体了：写上我的出生年月。说明“解放”那年我七岁，没有在培风中学读过书，又何至于参加什么反动党团组织呢？算是我被“勒令”的交待了。
贵馆长把我的“交待”送了过去。后来告诉我，他们看了又看，半天不作声。还是一个穿军装的咕哝了一句：“恐怕是同名同姓，搞错了。”穿便装的顺手就要撕掉，穿军装的连连阻止：“怎么能撕呢？上面有最高指示呀！”
我心里一阵莫名其妙的得意。
数年以后，我陪伴妻子到黄田公社塘头街，找老中医朱治平看病，在他家住了几天。晚饭后，我们在小街上散步，看见墙上贴了一张红纸告示，大意是说家中不慎失火，多赖众邻里相救，特此致谢。署名是“朱普乐率子朱永道叩谢”。
这个朱普乐我不认识，但他的儿子朱永道我认识：比我大几岁，农民，喜欢唱戏，是当地业余剧团的角儿，唱武生，擅长“二花脸”。
那么，“深挖两统”挖出来的朱普乐，是不是这个遭遇火灾的朱普乐呢？
不知道。反正不是我。
现行
“文化大革命”挨整的人太多，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普通农民。如果当时能有一个精确统计，其数字一定是惊人的。同样是挨整，其缘由与途径却大相径庭：“伟大统帅”要“炮打司令部”，你这个司令部的人能逃脱吗？不能。组织上开个会，内定你为“牛鬼蛇神”，你能开溜吗？不能。一伙人约定“掷盏为号”，一二三——将你按倒，你能挣脱吗？也不能。而有人却不，哪种情况都不是，硬是好端端撞上的。
Z就是这种人。
Z是电影公司职工，会放电影，还能搞宣传。电影海报写得很大器，幻灯片绘制得很好看，是个人才，又是退伍军人，家庭成分又好，亲戚中不乏党员、干部，参加工作不久，也没什么积怨。按常理，这种人是不会遭遇伤害的。
然而，他却偏偏撞上“枪口”，而且伤得不轻。
“炮轰文化馆”开始，文教系统就开始学习——整人了。每天上午上班，下午集中学习，揭发批判“牛鬼蛇神”。晚上开领导层会议，决定第二天的整人事项；开积极分子会议，鼓励动员，写大字报。电影公司同机关不一样，他们每天晚上要放电影。放电影之前，一定要学习“最高指示”，学习中央文件，学习“两报一刊”社论——以前没有这一套，都是近来新增加的。那时候的“重要社论”很多，几乎一两天就出来一篇，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性文章。譬如：《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放手发动群众》、《毛泽东思想是显微镜和放大镜》等等。不学行吗？不学，就太不敏感了。
每天晚上值班放映的多半是肖爱华和詹兰英，两位女同志。学习社论的事情本应由她们做——在广播里读给观众听。但她们都推脱。尤其是肖爱华，说自己文化不高，许多字不认识，结结巴巴，影响效果。实际上是害怕——怕读错了遭遇不测。肖爱华的丈夫杨德柱——文化馆长，正被“炮轰”，她能不害怕？肖爱华私下说：放电影的时候，心里总是怦怦怦地跳，两只手时不时地发抖。不是担心话讲错了，就是担心卡片了，没声音了，没图像了，脑袋瓜嗡嗡叫，很少有清爽的时候。那当口，任何事故都足以“上纲上线”，都能归结到对毛泽东忠与不忠的问题上，都是阶级感情问题、立场问题，革命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问题。
她们的推脱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明智。
这便有了Z的事情。
Z的工作一是制作幻灯片：在空白玻璃片上平涂一层广告颜料，要涂均匀，厚薄一致，不能有花斑花痕；待干了以后，用铁笔或其他尖硬器物在上面刻写标语；还可以配上简单的装饰图案。这就成了，交给放电影的同志。二是写电影海报。每天把第二天的电影海报写好，晾干，由专门贴海报的人拿去，拎只浆糊桶，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在固定的地方固定的墙上贴好。Z是个热心人，总喜欢到放映室去转转，喜欢帮别人做事。因此，当肖爱华们推脱时，他便自告奋勇地把任务担当下来。
那是一篇“两报一刊”社论：《依靠左派，打击右派》。Z略略通读一遍，就在麦克风前登场了。
他很兴奋。能在千把人的观众厅朗读“两报一刊”社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性文章，那感觉别提多好了。哪里是读报纸？是革命！一字一句，抑扬顿挫。虽说普通话并不标准，但口齿不失清楚。一个南方小县城里，有几张嘴能说标准普通话？能听清听懂就可以了，人们不会苛求。
突然，观众厅里“轰”地一声——Z意识到自己读错了：他把“依靠左派打击右派”读成“依靠右派打击左派”，恰恰读反了。他心里慌了，连忙更正——把这句话重读一遍。没想到还是读成“依靠右派打击左派”。
这还得了？观众厅起爆了。Z脑袋懵了。
观众纷纷退席——出了这么大的政治问题，这电影还能看吗？这是无产阶级电影院吗？赶快离开——带着无比的愤懑。
Z连夜写反省。
文教系统的左派积极分子们立刻开会，连夜赶写大字报。社会上的狂热者更是捷足先登，一批大字报已经张贴上街了。题目众多不一，但给Z戴的“帽子”却都一样：现行反革命。
敢于在近千人的公共场所与党中央对抗，太嚣张了，不是现行是什么？确凿无疑。
要“依靠右派打击左派”哪，千百万人头落地的事情，活生生的阶级斗争！
怎么不逮捕？现行嘛，当场抓起来才痛快。
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
Z百口难辩。
经过一段时间的批斗与反省，Z被送到黄田中学监督劳动。这在当时文化口，是独一无二的。
螳螂捕蝉
他当过我的老师。那是在黄田小学，一位老师请假了，县里派他来代课，时间很短，也不过两个月。他教课很认真，讲话也很认真。他讲的不是一般地方普通话，而是夹带着一点“京腔”。且有时特意加重，有时特意拉长，有时踮起脚、抬起头，望着很远的地方，好像不是对我们一个班讲话，而是对一大片人讲话。再配之以肢体动作，显得有些夸张。
后来，他调进文教局，任教育科员。
那时候机关人手少，领导也少——一个或者两个。不像现在，哪个科局都有十个八个领导。那时候的科员仅次于领导，既是中坚力量，又是实权派，说话很有份量。他熟悉教学业务，能讲，也能写，工作能力很强。都说他有本事。但那个年代光有本事不行，更要出身好，根子正，历史清白；还要三代以内的直系、旁系亲属都没有“问题”。这就难了。
他出身不好，历史上也不是很“清白”。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这种人自然排不上积极分子，成不了依靠对像，甚或还应当有些心有余悸。但他不，他好像心无余悸，且表现得非常积极。还有个政秘科员姓邵，真正的内当家。他俩关系一直不错，贴近得很，经常找点事与之切磋切磋。他是个“杠子头”——喜欢“抬杠”，很难与人切磋到一起。但与邵科员切磋起来却极少“抬杠”，总是那么一致，那么和谐。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他写大字报很积极。他能讲，能写，构思快，措辞得力。有些人想表达个什么意思，一时半刻常常找不到合适语汇。他不，出口成章，令人佩服，因此一度成了一些大字报的主要策划者。只是总不把自己名字写在第一，而是写在后面，越后越好。“炮轰文化馆”的时候，他写过不少文化馆的大字报，也写过不少杨德柱——文化馆长的大字报。还写过我的：“朱普乐深居简出心里有鬼”。没什么具体内容，也没有说明心里是个什么鬼，倒是要我“老实交待”。那以后，我的大字报多了起来——揪出杨馆长以后，揪我了。
他发言也很积极，不甘落后。而且讲话有份量，坚定有力。他批判杨馆长：“……杨德柱口口声声自己根子正，出身好。出身好怎么啦？出身好也要不断地思想改造，否则就会犯错误，甚至犯罪，就像你现在这样。我们出身不好的同志就是要团结起来，同你作坚决斗争……”发言本没问题。那时候的大批判就是这种模式，天上一句地上一句，马屁拍得越凶越能表现自己革命，话讲得越狠越能表现自己积极。然而就在他发言不久，教研室一位姓胡的年轻人站起来说话了：“大家注意到没有？刚才的发言问题很大。他号召出身不好的人团结起来。请问，出身不好的人团结起来干什么？不就是要与党与人民作对吗？出身不好的人只能是老老实实努力改造自己。可以改造好的子女嘛，唯有改造才是出路。现在他不是要改造自己，而是登高一呼，号召这些人团结起来，与党对立，其用心之险恶昭然若揭……也难怪，他本来就是一个……因此，我们要把他揪出来，剥开他的伪装……”
当天夜里，就出现一批关于他的大字报。他就这么被揪出来了。如此轻巧。
正应了一句名言：螳螂捕蝉，岂知黄雀在后。
其实，那个胡某出身也不好——那时候，在文教单位，真正成分历史好、社会关系也好的并不多。
那当儿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凡是被揪的人，就不上班了，每天上午劳动，下午参加学习，晚上写反省。劳动是到幕山头上开荒种山芋。其实比在单位快活。除了一两个带队的以外，其余全是各式各样的“牛鬼蛇神”，大家平等了，自在了，没有歧视了，也可以说说话了。休息的时候，还可以静静地躺在黄土地上，听泉水淙淙，看云起云飞；再深深地吸上一口清新空气，真的不知身在何方了。
没出三天，他就顺理成章地加入我们的劳动大军：头戴草帽，肩扛锄头，穿一身灰不溜叽的旧衣衫。
我故意落在后面，远远地望着他的背影，竟动了一丝恻隐之心：按照官方潜规则，运动一来，你就该是我们其中一分子，却偏要想着跳槽，跳来跳去忙忽半天，结果还是没能跳出去。
有文载：老舍先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表现积极，批判胡风是“一伙牛鬼蛇神，为人民唾弃的垃圾！”要求丁玲“挖净你个人主义的根子，洗清你的灵魂”，指责丛维熙的作品“意在煽动农民造反”。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先生却怎么也积极不成了，最终投湖自尽。
此类大人物不少；此类小人物更多。
（未完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