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书献给逝去的亲人
“文革”拾荒(外三章)
泾县的“文化大革命”,当从1966年6月5日算起。
这天下午,有人在我们文化馆大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内容是:一、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化馆为什么不宣传?无动于衷?二、文化馆的干部养尊处优,太阳晒屁股了还不起床。三、文化馆组织交谊舞会,宣扬封资修。四、文化馆组织讲座,请江流做报告,放毒,毒害青少年,毒害人民群众;是文艺黑线在泾县的“分店”,是“黑馆”……江流是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他的中篇小说《还魂草》被列为“毒草”,遭到批判。
这就是后来被他们自己引以为荣的“泾县第一张革命大字报”。署名是泾县中学十几名师生,如政治教师黄胜非,高三学生曹德源。无疑,他们是受到聂元梓等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影响。然而,聂元梓的大字报是针对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而黄胜非等人的大字报却选择一个毫无权势的文化馆开刀,分明是挑了一只“软柿子”。姑且不论是非如何,仅其魄力而言也逊色多了。
来势汹汹,风起云涌。县城各大小单位纷纷响应,文化馆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至天黑,门口一段大街贴满大字报。没地方贴了,大字报还在不断涌来。文教局的领导立即叫我们在大门口小广场上拉起一道道绳索,把大字报别在绳索上。
我慌了,止不住地浑身颤抖。参加工作五年了,从未见过这种场面。
写大字报成了革命行动。谁不想革命呢?于是争着写,疯狂地写,不再是单单指向文化馆了。文化馆这么个小单位,再坏再烂再黑还能有多少事情供人去写?“炒冷饭”也没什么意思。于是四面八方开炮,你单位写我单位,我单位写你单位;光写单位不过瘾了,干脆指名道姓,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从政治立场到个人隐私,从光冕堂皇到恩怨情仇,乃至于操娘日妈,无奇不有。也不光在文化馆门口的大街上贴了,满街都是。
泾县城乱了。
县委开始领导“文化大革命”了。首先要求各单位将相关大字报贴到各单位去,大街上不让贴。各单位开始学习,开展运动。当时,领导们对这场运动都不理解,以为又是一场“反右派”,便按照“反右”时的惯例,在人群中划分左中右。把一些人打成“黑帮”、“反动文人”、“反动学术权威”……组织揭发批判。但挨整对象不叫“右派”,统称“牛鬼蛇神”。
文教局、教研室、视导员、扫盲办事员、新华书店、文化馆、电影公司、剧场、体委等文口单位在一起学习。地点在文化馆。首当其冲的是文化馆长杨德柱,说他是“十七年文艺黑线在泾县的代理人”。真的是抬举他了。一个小小的县文化馆长,代理的了吗?
杨馆长三十多岁,安徽全椒县人。五十年代初,他在省电影教育工作队担任第12队队长,于全省各地巡回放映。1956年,他担任联队长,率12队、32队、56队到泾县巡回放映。1958年这支电影联队落户泾县。杨馆长可称泾县电影放映的“鼻祖”。
杨馆长性格倔强。平时就不大买别人账,也不善于逢迎拍马。现在遭到这么多大字报“炮轰”,这么多“革命群众”批判,哪里受得了!他脸色铁青,两眼通红,像只斗败了而又不服输的大公鸡:“说我们黑馆,黑在哪里?哪件工作不是在宣传部文教局领导下干的?我想不通。我不怕,屁股上没屎。”
杨馆长成分好,根子正,自来红。所以不怕,所以不买账。
这便让组织者十分尴尬。于是组织力量轮番轰炸,上纲上线。一二三四,甲乙丙丁,历数其“恶状”,而且不准“狡辩”。不是和风细雨,更不是“温良恭俭让”,而是强词夺理,声嘶力竭,间杂以暴力性十足的“革命”口号:打倒谁谁谁,火烧谁谁谁!把谁谁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谁谁谁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反省,抄家,诱供,诈供,监视,隔离……都用上了。一个崇尚阴谋与暴力的年代,所有运动无不充满血腥与凶残。
然而,杨馆长宁折不弯。
第二个遭批判的是我——说我是“杨家黑馆”得力干将。
1963年,我从潘村中学调进文化馆。据说,原本是安排到榔桥文化站。正赶上一次关于经济方面的运动(不记得运动名称了),叫我参加学习,结束以后再下去。其间,杨馆长叫我写了一份关于开展幻灯放映的工作小结。他觉得我写得不错,很满意,便经文教局同意,把我留在县馆。这便成了杨馆长一条“罪状”。为什么独独看中了出身不好的朱普乐?推定结论是网罗牛鬼蛇神,建立自己的黑班底,野心勃勃,图谋不轨。
我的“罪状”主要两个方面:一是“反动日记”;二是“反动文章”。
我确有写日记习惯,也曾经积累过几本原始文字。1966年春,我从省文化干校学习回来,感到时局有些异样,心中常有一种莫名的不安,便把多年的日记和一些自认为“不健康”的文字付之一炬。“炮轰文化馆”期间,一天晚上,我的女友赵士华来探望我(她亦深感不安),临走时用一只网袋将我换下来的内衣带去洗,被正在观看大字报的副局长凤春杏看见。凤局长当面啥也没说,还客客气气打招呼。学习会上却说我转移了什么东西,推定为“反动日记”。真的是有口难辩。
我原本就是个业余作者,喜欢写点所谓的诗歌散文小说之类,零零散散也发表过一些狗屁文字。譬如“大跃进”的时候,我就写过一首民歌(其实就是顺口溜)发表在报纸上:“穗儿重,穗儿黄,棵棵稻穗尺把长,砍根穗儿扛回家,奶奶把它当高粱。”到处都在饿死人,哪有什么尺把长的稻穗?不是狗屁又是什么?只能说明我也曾经是“大跃进”的吹鼓手。抄家的时候,把我发过的没发过的文字统统抄走了。还在县委机关专门抽了两个人审查批判,并写成大字报集中张贴了一个大房间。真没想到,我这些狗屁文字居然得到如此青睐。望文生义,牵强附会,无限上纲,指鹿为马,是此类批判的“精髓”。譬如我文章中写“东山的炭窑裂了缝,急需修整”,就说是隐射攻击社会主义。“为什么偏偏是东山,而不是西山?”“东是社会主义,西是资本主义”,“裂了缝,多恶毒!”譬如写一个老太婆“佝偻着身子,步履蹒跚”,就说是“攻击社会主义日暮途穷”。
主持会议的卢廷俊(新华书店经理,文教局党支委)在会上说:“朱普乐,对共产党有着刻骨的仇恨!”这无疑是宣判我的“死刑”。
冤枉!那年月,我对共产党确实是十分虔诚的。它说自己“伟大光荣正确”,我也就相信它“伟大光荣正确”,丝毫没有半点质疑,哪里还敢“仇恨”?那时候,我年轻幼稚,我天真单纯,我提心吊胆,我愚昧无知,哪里还敢有半点独立思考?
家庭出身地主,“自来黑”,我无法像杨馆长那样不屈服,那样有气节。我只能包揽一切批判之辞,一次又一次地检讨自己,认罪服罪。
我虽然没有亲历“反右”运动,却见过不少“右派”。他们的苦难,他们的艰辛,他们的非人生活,我是清楚的。我绝望了,这一次轮到自己了,往后的日子怎么过?曾经想到自杀。不久,被揭发批判的“牛鬼蛇神”越来越多。先是几天揪一个,后来一天揪一个。也就不感到孤立了,反倒暗暗高兴。不想死了,安慰自己:看最后结果再说吧。
随后,指派我们到幕山农校开荒种山芋。先是与“革命群众”一道去,渐渐地“革命群众”不去了,只剩下我们“牛鬼蛇神”。天天上午劳动,下午学习,或是在宿舍里写“反省”。我与文教局章炳先同住一间,他在外间,我在内间。偶尔也能小声地说说话。章炳先的“罪行”是“教儿子喊反动口号”——“喊国民党万岁”。大字报是这么揭发的。他儿子只有三、四岁,会么?章炳先会这样做么?我不相信。章炳先说“根本就没这回事,造谣。”他比较从容淡定,不着急,也不怎么害怕;总是将一本《毛选》摊在桌上阅读,看上去很认真。
院子里有人值班,看守我们,白天晚上都有。有个叫王文汉的视导员,喜欢别出心裁。他值班时,总要叫我们向他汇报:这一天干了些什么事?出去了没有?出去干什么?心里怎么想的?有什么变化?等等。然后教训一番。别人值班都不这么做,只有他。后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又向我们一个个赔礼道歉,说“希望得到谅解”。
我们“造反”了,他是怕我们找他“算账”。
因为我,胡家银受到株连。
我们同学。毕业以后,他分在榔桥当小学教师。两年后调到电影公司(那时候叫电影管理站),先在电影院搞宣传,后经要求下乡巡回放映电影。那几年农民能吃饱了,文化生活要求日趋迫切。电影队在农村十分吃香。胡家银他们那个队包榔桥汀溪一片,日子过得实惠自在。我们关系很好,常有书信往来(那时候没有手机),说的都是年轻人最关心的事情:找对象。
我当上“牛鬼蛇神”以后,有好事者揭发,说胡家银与我联系密切,很可能密谋反党。就叫他揭发我,叫他交待。胡家银是个老实厚道人,不会刁钻滑坏,也不会卖身求荣落井下石。始终交待不出他们感兴趣的东西。于是说他不老实,批斗。无奈胡家银既不写文章,也不多说话;又长期在乡间工作,与大家接触甚少。实在没什么“罪行”可供批判,有些大煞风景。
这时候,有人站出来揭发:胡家银在搞“胡家银语录”。
这可不得了!只有“毛主席语录”,没有第二个人搞“语录”。胡家银胆子太大了,欺君之罪。这便有了重磅炸弹,稀里哗啦炸开了锅,把众人胃口调到极致。
胡家银却说:“我没有。”——“没有?我亲眼所见。”——“那不是‘语录’,是‘录语’。就是胡家银录的话。”
众人不信。第二天派人一道去榔桥住地搜查。在乱七八糟的桌子上,确实搜出一张纸,纸上写的是“胡家银录语”。
就如买彩票,数字确是那几个数字,但顺位不对,没有中彩。
电影公司一些人,似乎很追求运动效应。喜欢骚动,喜欢鬼弄鬼。不论什么运动,都极易在他们之中掀起。所以揪了不少人。所以后来“造反”也最早,最坚决,最玩命。
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林玉章也来了。“组织上”派王静山去“押”来的。随同“押”来的还有几只木箱,都是林玉章的文稿。林玉章是纪念馆的筹建负责人(后来担任副馆长),也舞文弄墨。几箱文稿是准备逐一审查批判的。
却没有马上批判他。只是将他安排在一个很小的房间里,和我们一起劳动,学习。正是大搞“忠字化”、大搞“红海洋”的时候,就叫他专门在墙上写大标语,写“毛主席语录”。大热天,他穿一件不合时宜的旧制服,不说话,也不与人寒暄。好像预感到自己未来。干起事来很卖力,不敢偷闲藏奸。七月天,太阳灼得人身上发烫。爬在高高的梯子上写标语,写语录,一个字大似桌面,用红漆或是红广告色书写,爬上爬下,实在不是件省力活。前些天,对门幼儿园园长高秀兰来找人写标语,有人说“你找朱普乐嘛,他写得好。”高园长不屑一顾:“找他?牛鬼蛇神。”此刻我才体会到,当“牛鬼蛇神”也不是一无好处,比如这种苦力活,人家就不要我干了。只是苦了林玉章,他是准“牛鬼蛇神”,人家还要他干。
后来才知道,上面风向变了。在“伟大领袖”的直接干预下,斗争矛头从共产党的传统敌人,转向各级党组织和官员们。“文化大革命”开始显示出不同以往政治运动的特点。“伟大领袖”告诉我们,运动前期整你们,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恍然大悟:噢——我们被刘少奇们整了。是“伟大领袖”解救了我们。于是感恩戴德。
不再继续整群众了,林玉章逃过一劫。我也逃过一劫——虽然挨批,却搁置下来,不了了之。既没有任何结论,也没有任何说法,一律派到农村搞“样板工作队”。分散包队,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
工作队队长张元涛,政委张金根,他们二位没有被整被揪;其他就连队部秘书肖云中,都是“有问题”的。这就怪了:这么一支几乎全是“牛鬼蛇神”的工作队,能搞什么工作呢?后来知道,这时候县委都自身难保了。一不小心揪出这么多人,不知如何交待,也无力处理。不知哪位“高参”想出这么个点子,化整为零,转移农村,力免是非罢了。
我分在章渡公社徐村大队大路徐生产队。住在大队长家里,吃派饭,参加劳动,晚上带领社员读读报纸。杨馆长分在安吴公社紫阳大队,他到我那里去过一回。大队干部和社员对我很好,没有为难我,也没有歧视我,客客气气,我觉得很宽松。后来,大队书记对我说,当初分来的时候,上面是招呼过的,说这些人“有问题”,下来劳动,要注意他们的思想动向。
不久,县城开始“造反”。我们要求回去“闹革命”,工作队领导不同意,说要“坚守岗位”。于是我们互相串动,零零星星地溜回去观望。一天晚上,我参加“斗批改”造反队的批判大会,在大会堂。“斗批改”是电影公司造反队。他们挨整的人很多,他们反抗了,得风气之先。
台上被批判的是副县长曹中山。听说县领导都跑了,留下他维持局面。大会堂里人山人海,踊跃无比。我去迟了,挤在最后面。也听不清,只见曹中山力图镇定,但仍然很狼狈。被批判的人可以扬眉吐气地批判别人了,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兴奋。觉得“斗批改”了不起,硬是多了几分仰慕。
第二天蒙蒙亮,我便骑着文化馆的破自行车,赶回章渡徐村。路过黄村大桥的时候,自行车前轮卡进枕木槽里(桥是一根根枕木铺成),车翻了,人倒在木头栏杆上。下面是滚滚河水。路边一农民见了,说:“亏得有个栏杆,要不然你就没命了。”我当时倒没什么感觉,事后却越想越害怕:要不然,没有被整死,反倒被淹死了。
回到大路徐村,简单地同大队干部告别,说是要回去“闹革命”,卷起铺盖,一溜烟跑了。大队领导并没阻拦,他们也知道“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知道眼下最时髦的就是“闹革命”,当然不能阻拦。
除了电影公司“斗批改”战斗队,文教局成立了“换新天”兵团——他们人多,号称“兵团”。我们文化馆成立的是“追穷寇”战斗队,大家推选胡德茂为队长。刻印章,做队旗,制袖标,不须报谁批准,不需要任何单位盖章,说办就办。一生中第一次尝到“结社自由”——虽然《宪法》上早有明文。联络别的造反队,参加一切可能参加的谈判会,批斗会。批斗文教局的当权派,说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说他们是“文艺黑线头头”,说他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几乎天天开会,游行,呼喊口号,挂牌游街。
各单位都是如此,整个县城都是如此。
有一位老革命,姓李,原本也是领导,因为没有文化,能力差,还因为头脑有些不正常,职务便越来越小,最后成了一般干部,在一个小单位拿俸晌。
“文革”了,“造反”了,老李陡然精神起来。可是人家不带他玩,不欢迎他参加自己的造反队。老李并不颓丧,“老子一个人还不照样反?”他要独树一帜。他一个人成立了“造反队”,什么名字记不清了。队长,队员;撑旗帜的,拿喇叭筒的,主持会议的;都是他一个人。喊口号,散传单,批斗“走资派”,龙腾虎跃地战斗在县城大街上。
他的批斗对象只有一个人:商业局H局长。说他走资本主义道路,说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他迫害革命群众;勒令他检讨,勒令他交待,勒令他低头认罪。
H局长迫害了谁呢?
老李。
原来,几年前,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老李竟然将自己的男根剁了(都说是精神不正常所致)——没有完全剁掉,还有一层皮连着。送到医院,医生犯难了:是缝合呢,还是切掉?(估计那时候医院的技术水平也不怎么样)缝合吧,也会失去正常功能,反倒痛苦,不如干脆切掉。但医生不能作主。于是向老李的领导征询意见——那年月,个人的一切事情都是“组织上”说了算,老李的男根问题也是如此。H局长问:“缝上以后还能不能做那个事呢?”——“不行,肯定不行了。而且容易发炎,容易出问题……”H局长想:既然没用了,留它干什么?随口说:“那就切掉算了。”
于是,老李同志再也没有男根了。小便的时候只能蹲着,不再是一条线一样地撒出来,而是四面喷射,常常弄湿裤子。这倒不要紧,要紧的还是性欲问题。据传,性欲上来的时候,老李常常抱着老伴屁股,一面使劲拍打,一面大骂领导。歇斯底里,疯疯癫癫……
红卫兵大串连开始了。记不清谁领头,我们也到北京“串联”去了。文化馆就我一个,追随文教局一些人。先到合肥,找到省教育厅明厅长,与他谈判,问:“我们要去北京串联,是不是革命行动?”——“是革命行动。”——“你支持不支持?”——“支持。”——“那好。你批钱给我们买车票。”于是上了火车。
火车上人满为患。所有地方挤得满满,连行李架上、座位下面都塞了人,无挪脚之处。我们将背的棉被搁在地上,坐到北京。正当年轻,才二十多岁,不怕挤,不怕累。只觉得十分亢奋。
走出北京火车站,正当上午八点多钟。车水马龙,人流如潮。高楼大厦的墙面上贴着一幅幅巨大漫画。我在一幅《打倒陶铸》的漫画前呆了,那个陶铸的头足足有一层楼高,从未见过这般气势。就因为多看了几眼,身边的同伴不见了。我急切切往前找,没有。又转身往后找,也没有。我慌了。怎么办?刚到北京,就冲散了!我站在一旁怔怔地呆了好一会儿,仍然不见同伴踪影,只好另想办法了。我花了五元钱,雇上一部人力三轮车,将我拉到“文化部接待站”。又掏出原先备用的空白介绍信(盖有造反队公章),填写完毕,递上去。接待的人给我一纸函,介绍我到“中国文联”大楼食宿。限时七天。
文联大楼也是人满为患,所有空间都横七竖八地铺满地铺。插不进去。只好在走廊上一个靠近暖气片的拐角呆下来,寻来两张草垫,解开背包,开了铺。有一位中年男子先来了,一问,是芜湖人。顿时有了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
当天晚上,我特地去教育部,想找到失散的同伴。教育部很大,全是老式房子,边边拐拐都住满了人。自然是白跑一趟。死心了,早出晚归,一个人到处乱窜。
倒也自在。有的吃有的住。虽然说不上好,却免费。餐餐是大白菜,里面搁一点点肉末,能吃饱。只是供餐时间有限,稍过便没有了。而且人太多,事事都要排长队,连上厕所都要排长队。
本想去故宫、颐和园游玩,但关门了,不再开放。天安门广场上也是杂乱无章,连观礼台上都贴满了大字报,上不去。坐公共汽车去清华园游玩了大半天。一个无缘大学的年轻人,进得最高学府一睹为快,一瞬间确也多了些许感慨。但这种感慨转瞬即逝,此时的清华园已经糟蹋得令人作厌了。
突然间嗓子痛。而且痛得不能进食,只能喝水;很快连喝水也困难了。我心里有些紧张:怎么啦?我是从来没有这么痛过呀。于是去协和医院看医生。协和医院人很多,第一次看见不少外国人。如此冬天,外国女人竟然穿短裙,露出长长的丝袜;外面套件大衣。她们怎么就不冷呢?我在替她们操心。医生给我开了几片黄黄的药片,嘱咐我多喝水。第二天,嗓子就不痛了,就能吃饭了。我大为惊奇:北京的医生本事真大,北京的药也好,怎么就如此灵验呢?后来才知道,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药片,就是土霉素。因为我从未吃过,所以特别有效。
一天,我去工人体育场,参加首都文艺界批斗文化部长肖望东大会。体育场很大,人也很多。好多人都带了望远镜,我没有,看不清,觉得没趣。但还是坐在那里看热闹,跟着起哄,跟着喊口号,直到批斗大会结束。走下公共汽车时,恰遇文教局的同伴们,彼此惊讶一番,倾诉几日来的离散之情。原来,他们发觉我丢失以后,便四处寻找,还在天安门城楼里面张贴了寻人启事,只是我没见到。我将他们带到文联大楼,他们说这里好,比他们的住处好得多(这时我已搬进房间)。我问他们愿不愿意来住,我说还有一张空白介绍信。于是他们立马拿来背包衣物,也住进文联大楼。我便可以同大家一起行动了。
没几天,动员来京串联的人们“返回原地闹革命”了。还给我们每人送上一张火车票,直达芜湖。我们也想回家了,外面的日子终究不如家里,很累。我们这次所谓的“串联”,是“串而不联”。挂羊头卖狗肉,借助“伟大领袖”号召,混迹北京玩玩而已。
运动后期,上面来函索讨车票款,每张二十四元。由单位支付了,要不会心疼的——那时候我月工资三十四元五角。
从北京回来以后,我就不想继续“造反”了。原来被整被压,劲头十足。现在“资反路线”批倒了,“走资派”打倒了,自己也是“革命群众”了,觉得无事可做,“革命意志”急剧衰退。“伟大领袖”也正在号召“大联合”“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似乎就要正常了。我提醒自己,凡事适可而止,出身不好,不要惹事。于是渐渐远离运动,远离人多的地方。名份上参加“三筹处”(一派组织),却什么活动也不参加。及至两派武斗,更是足不出户,避之不及,成为地地道道的“逍遥派”。
其实,泾县的“文革”武斗也是厉害的。只是自己从未涉及,也就无从着墨了。
“文化大革命”把一切人性中恶的东西,彰显到了极致。有两项数字必定是惊人的:一是被整的人数,二是作恶的人数。不过,好人还是有的。只是这些好人或者说他们所做的好事,通常都以极平淡极细微极不引人注目的形态出现,稍不经意常常会忽略的。
徐书明是县体委主任。这个主任手下无一兵一卒,就他一个人,既是领导也是办事人员,归口于文教局。徐主任十几岁打游击,响当当的老革命。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我被隔离了,同几个“牛鬼蛇神”一起,住在一排平房里,白天晚上都有人看守。一天,徐主任来了,他们体委从外面弄来一些平裤头,内部优惠价出售,很便宜,三元钱两条。那还是票证年代,布票紧张,能遇上免票衣物,不容易。我远远地看着,不便上前打听。因为我是“牛鬼蛇神”,要自觉。单位里该买的买了,徐主任要离开了,对我说:“小朱,你也搞两条?划得来。”我乘机上去翻了翻,确实不错,买了两条。
一件极平常的事情,四十多年了,却一直记在心上,常常想起。为什么?因为徐主任将我与那些“革命群众”一样看待了,没有歧视。那一刻,我的人格得到尊重。原来,人生在世不单单为了活命,很多时候也为了尊严。
郑建华在文化馆工作,是我的同事。我被揪以后,她和别的人一样,参与值班,看守我们“牛鬼蛇神”。“牛鬼蛇神”是不能擅自外出的;一些必须外出的事情,譬如上厕所,譬如买香烟,都要请假。有些看守者特别“敬业”,你要上厕所,他跟往厕所;不便入厕就在门口站候,真难为了他。你要买香烟,他跟你到商店,也站于柜台前,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你,就像看魔术表演“大变活人”一样。弄得你十分尴尬。有一天,郑建华值班,我要买香烟了,跟她请假。她说:“你去吧。”——“你要跟着吧,要不……”——“不要不要。哎呀,派到我值班,没办法。”十分委婉地流露出她的不自在。
我买了香烟,很快回来了——我不能带她为难。她没有盯梢,我心里高兴。也是因为那一刻我得到尊重,所以感激她。
王桂香是城关公社党委书记,她的丈夫曹中山是副县长。在“一元化”的权力场上,其身份与我相去甚远,不可同日而语。“文化大革命”初期“扫四旧”,抄家风四起。我一只箱子(还有箱内一些物品)搁置在赵士华家里。我们正在恋爱,特意到南京购置准备结婚的用品。不外乎被面、床单、枕套、枕巾等等。被街道上的“革命群众”抄走了,说是“四旧”。过了一段时日,我据理索回,自然是费尽周折。最后落实到城关公社。我找到王书记,小心翼翼据实陈述。王书记立刻叫来相关人员,说:“你们把他的东西还给他。”就离开了,又回过身补了一句:“让他打个收条,一样一样点清。”
王书记就说了这么两句话。没有寒暄,没有拉呱,也没有赐座。但我还是很感谢她。因为她也没有将我视为“牛鬼蛇神”来教训我;没有给我上共产党经常给人上的那种“政治课”,没有“哼呀哈”,没有装腔作势。她的政策水平显然比那些抄家的“革命群众”强得多。她心里知道这些东西根本就不该“抄”,于是痛痛快快还人家了事。我以为王书记也是个好人——凡不是刻意使坏,刻意刁难别人的,都是好人。
“文革”之疯狂,表现多多。其中核心是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崇拜”、“无限忠心”。这种“无限”的表现形式得到别出心裁的创造与发挥,形成一套套“宗教仪式”。无论真心还是假意,一律沿袭套用,不敢置疑。
一、游行与口号。动辄一群人涌上街头,手执“红宝书”,抬着标语牌,捧着“伟大领袖”画像,敲锣打鼓,口号连天,大街小巷游走一圈。诸如批斗“走资派”,揪斗“反革命”,“欢呼”什么什么,“庆祝”什么什么,“公判”什么什么……群情振奋,慷慨激昂。
游行是狂热分子所追捧与热衷的。而对于各种各样的“牛鬼蛇神”,无疑是一种虐杀,常常会心惊肉跳,寝食不安。
游行是口号的载体,口号为游行助兴。如果没有震天动地的口号声,游行也就没有气势了。口号千奇百样,从“砸烂狗头”到“万寿无疆”,应有尽有。口号多从大城市传过来的。尤其北京,得风气之先,广为传播,供全国人民学习。林彪当为第一口号手,他的“三忠于”、“四无限”、“四个伟大”、“最最最最”,是应当载入史册的。周恩来亦步亦趋,也很善于运用口号。他的“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至少足以说明他的机伶与乖巧——当然,这都是后来思考。当时谁都不敢置疑。
1969年的一天,儿子捧着一本连环画《智取威虎山》在看,得意之下,竟然指着封面上的书名念起来,一字一顿:“打、倒、毛、万、岁”。我吓得跳起来,连忙低声制止:“不许瞎说!”儿子才一岁多,学会讲话不久,终日里充斥其耳的就是“打倒”哪个哪个,就是“毛主席万岁”。他也学到一点,又没真正学会,便张冠李戴乱用起来。好在门口没人,如果让好事者听见,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我惊出一丝冷汗。儿子也吓呆了,扁扁咀,想哭,但还是没有哭。我连忙将他搂在怀里,摸摸他的头,父子俩紧紧地抱在一起……
二、早请示晚汇报。无论大小单位,都要腾出一定的空间,装点布置一个“宝书台”,台上供“毛选”,供毛的“语录”,供毛的塑像;背景墙上用红纸、金纸剪贴或绘画出红太阳,光芒四射,海浪滚滚……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早请示”:众人站成一排或几排,齐诵“三忠于”、“四无限”,齐诵“万寿无疆”、“永远健康”。然后学毛的“语录”若干段。
下班之前,如此仪式再来一遍,谓之“晚汇报”。
各家各户也要有“宝书台”,街道居委会的人上门检查落实,督促完成,说是“政治任务”,是对毛“忠不忠的问题”。有不少人都做成类似神龛的东西,供毛象于其中。
三、忠字舞。以舞蹈的形式向毛表忠心,也是一大创造。泾县第一个跳“忠字舞”的是农机厂一位姓张的师傅。那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候,他代表全县去北京开会,回来时县里组织许多人欢迎他。快走到大会堂的时候,他突然在人群中跳起舞来,唱“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大家亢奋极了,不少人跟着唱,跟着跳,激情四溢,近乎疯狂。据说是刚刚在北京学的。张师傅身着一套蓝色工作服,蹦蹦跳跳,左右来回窜动;举手投足僵硬呆板,似乎是乱蹦乱跳,也有点象京戏里的“跳加官”。
从此,“忠字舞”普及开了。“早请示晚汇报”的时候又加上这段仪式,更加“多采”。我不会跳舞,也不想跳,但必须跳。只得跟在众人后面蹦哒一番。好在大家都舞技平平,无人苛求。认认真真、神情严肃地乱蹦乱跳,现在想起来有点象精神病患者。
四、红海洋。充分利用一切空间,以红色颜料书写标语,绘制宣传画,绘制毛和他的“亲密战友”画象,乃至于无端地将好好的白墙涂满红色油漆……
这方面的活动我参与不少。因为我当时在这个小县城里算得一个“能写会画”的人,又在文化部门工作,“打砸抢”无能为力,写写画画还是可以的,有着强烈的表现欲,常主动揽活干。
在墙上写标语,烈日炎炎,站在梯子上操作,爬上爬下,是件很累人的事情。各单位之间互相效仿、互相攀比:你写得大,我写得更大;你用红粉写,我用红漆写。光写标语不过瘾了,于是绘画:画“红太阳”,画“光芒万丈”,画“大海航行”,画“万紫千红”,画“莺歌燕舞”……于是所有空白墙面都是红日东升,红旗招展,红灯高挂,红光弥漫……到处一片红,铺天盖地。在视觉上产生一种令人恐怖乃至于令人窒息的效果。俗称“红海洋”。
油画《去安源》出来以后,兴起了绘制毛像热。县革委会在西门口、汽车站砌了两人多高的水泥碑,从南京广告公司请人来画《去安源》。我和胡德茂当他们助手,向他们学习。我们第一次接触油画颜料,兴致很高。南京人很忙,画完一幅就回去了,我们接着画。就这么画开了,不少单位乃至乡镇都约请我们去画,觉得很开心。县革委领导突发奇想,在弋江大桥正中间竖起一块铁皮框架,两面都要绘制毛象。框框太高太大,下面人来车往。我也上去试了试,不要说绘画了,站在上面都心慌。我怕死,不敢沾边。最终是丁雪郁他们绘成的。他们的绘画水平高,胆子也大。私下里倒是坦诚地苦笑笑:“没办法。”
还有毛的“塑像热”。从小到大,从半身到全身,从家庭到广场,“请”来“宝象”供人顶礼膜拜。“宝象”一度紧缺,供不应求。张学寅胆子大,居然敢“纸塑”毛像,跟真人一样大,供人抬着在赤滩街上游行。张学寅原本是城厢小学教师,擅长绘画,还擅长纸塑飞禽走兽。老百姓说“同真的一样。”1958年,他被打成“右派”、“历史反革命”,开除回家以后衣食无着落,即帮人绘画,帮寺庙塑菩萨神象,聊以为生。此刻,他的技能派上用场了,是当地革委会叫他塑的,他心里好高兴,不遗余力。后来混熟了,我说:“你胆子真不小,敢纸塑宝象?”——“怎么?”——“你那个纸塑,塑飞禽走兽可以,塑菩萨罗汉也可以,塑伟大领袖就不合适了。”——“怎么?”——“纸塑会收缩变形的,万一……”张学寅后怕了,点点头:“是有些冒险。”好在也就在赤滩那条小街上游过几回,没到县城来,要不然就很难说了。
朱排长是县革委会政工组军代表。年纪轻轻,模样周正。虽然只是排长,却领衔政工组,统揽一切,做主当家。
一天,他叫我到他办公室去一下,说是有点事。去了以后才知道,是要写一条大会会标。他叫我坐下歇会儿,等他把手边事情处理好了,再详细布置。又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两张电影票给我。那时候,电影放映和文艺演出都很稀缺。给我两张票,大概算是酬劳吧。
这时候,凤元康进来了,掏出一张写了字的纸递给朱排长,说:“朱吉民的报告。”——“干什么?”——“他想改行。”——“改行?教师不干干什么?”——“你把它收下来吧。收下再说。”凤元康是政工组干事,说着便退出了。
朱排长拈起报告,没看,丢进抽屉。自言自语地说:“有份差事干就不错了,还挑肥拣瘦。”又说:“这些出身不好的人,以后都要弄回去生产,或者弄到新疆那些边远地方去。”
我不知道朱排长为什么在我面前说这些话,什么意思?更不知道这些话有什么来头。虽然他说得无意,我听得却十分有心。我不敢以为他在胡扯八道,却希望他是胡扯八道。好长一段时间,我都在心里掂量他这几句话,忐忑不安。真如他所说,我们这些人就死定了。
2002年,我去新疆旅游,还特地关注过那里的生存环境。西出嘉峪关,茫茫大漠一片,零零星星地点缀着一些瘦小的骆驼刺。到了新疆,居然连这种寒碜的小生物都不见了,寸草不生;汽车开出去五六百公里不见人家,是常有的事。如果真的把我们“充军”于此,即便让我跑,都跑不出去啊!
真可怕。
四十多年以后才知道,朱排长的话并非空穴来风。“文革”前夕,毛泽东总以为别人要抢占他的金銮宝座,总觉得有人要谋害他。为了确保安全,他授意周恩来成立并主持了“首都工作组”。这个机构的宗旨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首都”。工作内容有七项,其中之一是“清查清理社会人口”,把一些“四类分子”迁送外地。周恩来还承认“当时将一些坏人向新疆送了些,可能送的多了些。”(见《炎黄春秋》2012年第五期《“破四旧”的表与里》)遭迁送的并不仅限于“四类分子”,凡官方不信任者都在其列。我认识一位香港“两航”起义人员,“文革”前,他一家五口从北京被“下放”到泾县,开始了永无归期的“充军”生涯。当时俗称“保上下放”。所幸这一做法没有被基层普遍效仿蔓延,否则遭难的人就更多了。
不是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就努力实践过。他把城里人往乡下驱逐,结果搞死二百万。他们国家人口六百万,死了三分之一。波尔布特深得毛泽东真传,所以有如此胆量与魄力。毛泽东赞许地说:我们没办到的事情,你们办到了。
朱排长没有得到毛的真传,只能说说而已。
徐柏瑗是6408部队一名参谋,派到泾县来“支左”。是公检法军管小组负责人,威风八面。
一天半夜,文化馆对面的鞋帽厂失火。周边群众得知以后,纷纷跑去救火。采用原始办法——用桶提水,用脸盆端水,将火浇灭。那时候救火就是这样。我也捞起脸盆跑了过去。尚未进场,只见徐柏瑗站在门口,高举手枪,声嘶力竭十分凶暴地命令众人撤退。并一再声明:再不退,就要开枪了!
我怔了一下,赶忙跑得远远。
这就怪了,仿佛这些人不是去救火,而是在闹事。如果怕有人“浑水摸鱼”,好好解释也就行了,何必掏出枪来吓唬民众呢?
老百姓真可怜,想做好事,都要面对恐吓与侮辱。从那以后,我对这位军代表的人品与水平产生怀疑。尽管他依然红得发紫,依然威风不减。
“支左”结束,部队撤走以后,徐柏瑗间或也来泾县玩玩,叙叙旧。据说每年茶季都要来一次,弄点茶叶。一天,我在荷花塘周边散步,只见县委会门前纠集了一大帮人,吵吵嚷嚷,纷烦杂乱。凑近一看,一位军人被团团围住,人们抓抓扯扯,推推搡搡。为首的有潘家禄父子,我认识。原来,徐柏瑗“支左”期间积怨甚多。今日遇上了,一些人将他包围,与他理论,发泄郁愤。似乎在向他讨要什么交待。
徐柏瑗被人推上街,一直推到邮电局十字街口。一路上谩骂声不断。你打一拳他踢一脚,军帽也被揪了,甩去多远。当年威风不见了,堂堂参谋,十分狼狈。
后来,章延林带了办公室几个人,硬生生地扒开众人,将徐柏瑗架走了。
有人怪章延林多事:“干嘛救他的驾呢?”
章延林怎么能不“救驾”呢?他是县委办公室主任,有责任。不像你我老百姓,可以装佯,可以看热闹,甚至可以幸灾乐祸。
人委办公室主任季汉章是个文化人,喜欢字画,收藏砚台。号称“百砚斋”主人。“文革”中没少受冲击。
文化馆组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排练节目,下乡演出。队员们都是从全县各地抽调来的下放知识青年。他们有文化,吹拉弹唱,能歌善舞;有一定的文艺天才。季汉章的女儿也在内,舞跳得好。女儿是前妻生的,芜湖学生,下放在潘村公社。季汉章现在的老婆很厉害,不认这个女儿,也不准老季与她来往。季汉章惧内,不敢对着干。便找到我,要借我的卧室与女儿会面。我当然成他之美,帮忙沟通与掩护。于是季汉章三天两头利用中午时间到我家。我便立马将他女儿找来,安排好茶水,将门带上,离去。有时候老季上午就来通知我,说中午来;我便早早地通知他女儿。吃过午饭,女儿也就早早地来了。
我觉得自己在做好事。骨肉亲情,顺乎天理。时间长了,我与季汉章之间互有好感,交往也多起来了。
一天,季汉章给我一份手抄的中央文件,发文单位四个;有国务院办公厅,中共中央办公厅,还有总政治部。大意是说今后“家庭出身”一栏,应为父母职业。譬如父母是工人的就填“工人”,父母是农民的就填“农民”,父母是机关干部的就填“干部”,父母是军人的就填“军人”。不再像以前,祖上是“地主”的,无论几代都填“地主”。文件只发到县团级,老百姓自然不知道。季汉章知道我出身不好,觉得对我有好处,便手抄一份给我。
我如获至宝。大儿子五、六岁了,肯定要上学。正在为“家庭出身”发愁哩。于是我一有空就把文件拿出来细细琢磨,一字一句推敲,唯恐理解错了。
不久,大儿子报名上学,我壮着胆子在花名册“家庭出身”一栏填上“干部”,心里琢磨:如果有人质疑,我便请他去查某某字某某号中央文件。听说城关一小确有人质疑,但没当我的面,也就没有顶真了。好在不久,上面又有了新的规定,各种登记表格都将“家庭出身”一栏取消了。
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土改”之后,地主与农民的经济地位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的区别仅仅在于历史。而地主子女和农民子女的区别仅仅在于血统。在世界历史上,“阶级”是按经济情况划分的,只有“种姓”才按血统划分。因此,“土改”之后的“地主”这一称谓,不再是指一个阶级,而是指一个“种姓”。那个时代的所谓“阶级斗争”,实际上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种姓迫害”。
勒令
院子里四下无人。贵馆长在我身边咕哝了一句:“小朱,公安局叫你写个东西。”——“噢,我一会儿就去。”——“别去了,到我这儿来一下吧。”
贵馆长递给我一张字条:“你先看看。”
“又要开什么会了?”在这个小县城,我的美术字写得很好,什么批斗大会啦,公审大会啦,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大会啦,几乎都叫我写会标,叫我布置会场。虽然那时候帮人做事没吃没喝,甚至连一杯茶都没有,我还是十分乐意的。
“你坐。坐下慢慢看。”说着,他便走到画桌前,斟酌起他那幅尚未完成的大老虎来。
贵馆长山东人,早年当兵,退伍转业时分配到宣纸厂工作。当过科长、工会主席。为人和善,不喜欢出风头,人缘比较好。因为经常有画家书法家来厂里活动,贵馆长耳濡目染,对国画颇具兴趣。得天独厚——用纸不花钱,想怎么画就怎么画。一笔不成,撕了重来;再不成,再撕了重来,废纸可以打浆再生。贵馆长专门画虎。没有拜师,完全剽学——所有到厂里来的画家都是他的老师。功夫不负有心人,天长日久,贵馆长渐渐有了长进,他画的虎也小有名气了,人称“贵老虎”。于是有领导点名,要他到文化馆来,当馆长。
展开字条一看,我愣了——是一张“勒令”。
词典上说:勒令,用命令方式强制人做某事。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阶级敌人”似乎特别多,“勒令”是经常被采用的:勒令走资派某某某怎么怎么,勒令右派分子某某某怎么怎么,勒令黑帮分子某某某怎么怎么,勒令……现在勒令到我了,我是什么分子呢?我曾经被冠以“反动文人”,也曾经被称作“地主阶级孝子贤孙”,但只有一段时间里“大字报”上这么写的,“组织上”并没有这样的结论,折腾过一阵也就遗忘了。现在怎么回事?
大意是这样的:勒令朱普乐三日内交待以下问题:一、你在培风中学读书时,参加过什么反动党团组织?介绍人是谁?有过哪些主要活动?二、你在培风中学读书时,参加过什么反动党团组织的外围组织?介绍人是谁?有过哪些主要活动?下面的署名是泾县革命委员会“深挖两统办公室”。
培风中学座落在黄田村,是黄田朱姓开办的一所学校。创建于民国十年(1921年),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停办。全称是安徽省私立培风初级中学。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沦陷区的青年学生纷纷逃难于此,很是兴旺了几年。
“两统”,是指国民党的“中统”和“军统”,两大特务组织。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公检法”被砸烂了,代之以“公检法领导组”和“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军代表当家,办公地点就在原来的公安局。公安局隔壁是我们文化馆,文化馆隔壁是文教局。“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觉得房子不够用,就把我们文化馆和文教局的人赶走了,鸠占鹊巢。
深挖“两统”办公室就在文教局的二层小楼里,“专政大队”派来十余人为之站岗,全是年轻女性。个子差不多高,短发。上着白“的确凉”衬衫(这在当时是很时尚的),下穿黑西装裤,平底布鞋或黄球鞋。一个个精神抖擞落落大方,眉清目秀,雪白粉嫩。标致极了,走在一起春潮涌动,真的是美女如云。“飒爽英姿五尺枪”——不过没有枪,代之以枪的是一根木棍,一米多长,一头红一头黑,专门用来打人的。偶尔看见他们在院子里站岗放哨,打情骂俏,那副轻松自若无忧无虑的样子,想想自己一天到晚提心吊胆、担惊受怕,心里常常泛起一股不是滋味的滋味。羡慕?嫉妒?鄙视?自卑?好像都是,又好像都不是。只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同样都是人,怎么差别就这么大呢?
我对贵馆长说:“我没在培风中学读过书啊。”
“啊?!”贵馆长愣了。
“培风中学是‘解放’前的事情,‘解放’不久就停办了。”
“是呀。”
“‘解放’那年我才七岁,还没念小学哩。”
贵馆长说,敢情是把同名同姓的人搞错了。
我非常生气,立马就要去找他们评理。贵馆长不让我去,说:“他们那些人正得意忘形哩,跟你讲理?找个岔子把你往‘专政大队’一送,不打得你半死才怪哩。”
我也知道“专政大队”厉害。不论有事没事,也不论有理没理,只要被扭送进去,就像《水浒》上写的,先是一顿“煞威棍”,打过以后才开口问话。里面有个“猪头小队长”,五大三粗,勇猛过人,什么事情都敢干。因为嘴长得特别拱起,便有人送他这么个雅号。
贵馆长说:“打了还不让鬼打了?才不要去。你就在这张纸上写明你的出生年月,问他们是不是搞错了,叫他们去查。不就没事了?”
“可我这口气出不了。”
“莫气,莫气。气坏了身子才划不来哩。”说着,贵馆长拿来一本《毛主席语录》,风趣地说:“遇到问题请教毛主席老人家呀——我们可以找一条语录,针对性强的,教训他们一下。”
是呀!“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不也说过要活学活用,急用先学吗?我是真正的急用先学了。
很快便找到一条,二人会心一笑。拿来一张白纸,我便恭恭敬敬地写起来,用的是仿宋体:
最高指示
粗枝大叶不行,粗枝大叶往往搞错。
下面就不用仿宋体了:写上我的出生年月。说明“解放”那年我七岁,没有在培风中学读过书,又何至于参加什么反动党团组织呢?算是我被“勒令”的交待了。
贵馆长把我的“交待”送了过去。后来告诉我,他们看了又看,半天不作声。还是一个穿军装的咕哝了一句:“恐怕是同名同姓,搞错了。”穿便装的顺手就要撕掉,穿军装的连连阻止:“怎么能撕呢?上面有最高指示呀!”
我心里一阵莫名其妙的得意。
数年以后,我陪伴妻子到黄田公社塘头街,找老中医朱治平看病,在他家住了几天。晚饭后,我们在小街上散步,看见墙上贴了一张红纸告示,大意是说家中不慎失火,多赖众邻里相救,特此致谢。署名是“朱普乐率子朱永道叩谢”。
这个朱普乐我不认识,但他的儿子朱永道我认识:比我大几岁,农民,喜欢唱戏,是当地业余剧团的角儿,唱武生,擅长“二花脸”。
那么,“深挖两统”挖出来的朱普乐,是不是这个遭遇火灾的朱普乐呢?
不知道。反正不是我。
现行
“文化大革命”挨整的人太多,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普通农民。如果当时能有一个精确统计,其数字一定是惊人的。同样是挨整,其缘由与途径却大相径庭:“伟大统帅”要“炮打司令部”,你这个司令部的人能逃脱吗?不能。组织上开个会,内定你为“牛鬼蛇神”,你能开溜吗?不能。一伙人约定“掷盏为号”,一二三——将你按倒,你能挣脱吗?也不能。而有人却不,哪种情况都不是,硬是好端端撞上的。
Z就是这种人。
Z是电影公司职工,会放电影,还能搞宣传。电影海报写得很大器,幻灯片绘制得很好看,是个人才,又是退伍军人,家庭成分又好,亲戚中不乏党员、干部,参加工作不久,也没什么积怨。按常理,这种人是不会遭遇伤害的。
然而,他却偏偏撞上“枪口”,而且伤得不轻。
“炮轰文化馆”开始,文教系统就开始学习——整人了。每天上午上班,下午集中学习,揭发批判“牛鬼蛇神”。晚上开领导层会议,决定第二天的整人事项;开积极分子会议,鼓励动员,写大字报。电影公司同机关不一样,他们每天晚上要放电影。放电影之前,一定要学习“最高指示”,学习中央文件,学习“两报一刊”社论——以前没有这一套,都是近来新增加的。那时候的“重要社论”很多,几乎一两天就出来一篇,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性文章。譬如:《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放手发动群众》、《毛泽东思想是显微镜和放大镜》等等。不学行吗?不学,就太不敏感了。
每天晚上值班放映的多半是肖爱华和詹兰英,两位女同志。学习社论的事情本应由她们做——在广播里读给观众听。但她们都推脱。尤其是肖爱华,说自己文化不高,许多字不认识,结结巴巴,影响效果。实际上是害怕——怕读错了遭遇不测。肖爱华的丈夫杨德柱——文化馆长,正被“炮轰”,她能不害怕?肖爱华私下说:放电影的时候,心里总是怦怦怦地跳,两只手时不时地发抖。不是担心话讲错了,就是担心卡片了,没声音了,没图像了,脑袋瓜嗡嗡叫,很少有清爽的时候。那当口,任何事故都足以“上纲上线”,都能归结到对毛泽东忠与不忠的问题上,都是阶级感情问题、立场问题,革命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问题。
她们的推脱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明智。
这便有了Z的事情。
Z的工作一是制作幻灯片:在空白玻璃片上平涂一层广告颜料,要涂均匀,厚薄一致,不能有花斑花痕;待干了以后,用铁笔或其他尖硬器物在上面刻写标语;还可以配上简单的装饰图案。这就成了,交给放电影的同志。二是写电影海报。每天把第二天的电影海报写好,晾干,由专门贴海报的人拿去,拎只浆糊桶,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在固定的地方固定的墙上贴好。Z是个热心人,总喜欢到放映室去转转,喜欢帮别人做事。因此,当肖爱华们推脱时,他便自告奋勇地把任务担当下来。
那是一篇“两报一刊”社论:《依靠左派,打击右派》。Z略略通读一遍,就在麦克风前登场了。
他很兴奋。能在千把人的观众厅朗读“两报一刊”社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性文章,那感觉别提多好了。哪里是读报纸?是革命!一字一句,抑扬顿挫。虽说普通话并不标准,但口齿不失清楚。一个南方小县城里,有几张嘴能说标准普通话?能听清听懂就可以了,人们不会苛求。
突然,观众厅里“轰”地一声——Z意识到自己读错了:他把“依靠左派打击右派”读成“依靠右派打击左派”,恰恰读反了。他心里慌了,连忙更正——把这句话重读一遍。没想到还是读成“依靠右派打击左派”。
这还得了?观众厅起爆了。Z脑袋懵了。
观众纷纷退席——出了这么大的政治问题,这电影还能看吗?这是无产阶级电影院吗?赶快离开——带着无比的愤懑。
Z连夜写反省。
文教系统的左派积极分子们立刻开会,连夜赶写大字报。社会上的狂热者更是捷足先登,一批大字报已经张贴上街了。题目众多不一,但给Z戴的“帽子”却都一样:现行反革命。
敢于在近千人的公共场所与党中央对抗,太嚣张了,不是现行是什么?确凿无疑。
要“依靠右派打击左派”哪,千百万人头落地的事情,活生生的阶级斗争!
怎么不逮捕?现行嘛,当场抓起来才痛快。
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
Z百口难辩。
经过一段时间的批斗与反省,Z被送到黄田中学监督劳动。这在当时文化口,是独一无二的。
螳螂捕蝉
他当过我的老师。那是在黄田小学,一位老师请假了,县里派他来代课,时间很短,也不过两个月。他教课很认真,讲话也很认真。他讲的不是一般地方普通话,而是夹带着一点“京腔”。且有时特意加重,有时特意拉长,有时踮起脚、抬起头,望着很远的地方,好像不是对我们一个班讲话,而是对一大片人讲话。再配之以肢体动作,显得有些夸张。
后来,他调进文教局,任教育科员。
那时候机关人手少,领导也少——一个或者两个。不像现在,哪个科局都有十个八个领导。那时候的科员仅次于领导,既是中坚力量,又是实权派,说话很有份量。他熟悉教学业务,能讲,也能写,工作能力很强。都说他有本事。但那个年代光有本事不行,更要出身好,根子正,历史清白;还要三代以内的直系、旁系亲属都没有“问题”。这就难了。
他出身不好,历史上也不是很“清白”。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这种人自然排不上积极分子,成不了依靠对像,甚或还应当有些心有余悸。但他不,他好像心无余悸,且表现得非常积极。还有个政秘科员姓邵,真正的内当家。他俩关系一直不错,贴近得很,经常找点事与之切磋切磋。他是个“杠子头”——喜欢“抬杠”,很难与人切磋到一起。但与邵科员切磋起来却极少“抬杠”,总是那么一致,那么和谐。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他写大字报很积极。他能讲,能写,构思快,措辞得力。有些人想表达个什么意思,一时半刻常常找不到合适语汇。他不,出口成章,令人佩服,因此一度成了一些大字报的主要策划者。只是总不把自己名字写在第一,而是写在后面,越后越好。“炮轰文化馆”的时候,他写过不少文化馆的大字报,也写过不少杨德柱——文化馆长的大字报。还写过我的:“朱普乐深居简出心里有鬼”。没什么具体内容,也没有说明心里是个什么鬼,倒是要我“老实交待”。那以后,我的大字报多了起来——揪出杨馆长以后,揪我了。
他发言也很积极,不甘落后。而且讲话有份量,坚定有力。他批判杨馆长:“……杨德柱口口声声自己根子正,出身好。出身好怎么啦?出身好也要不断地思想改造,否则就会犯错误,甚至犯罪,就像你现在这样。我们出身不好的同志就是要团结起来,同你作坚决斗争……”发言本没问题。那时候的大批判就是这种模式,天上一句地上一句,马屁拍得越凶越能表现自己革命,话讲得越狠越能表现自己积极。然而就在他发言不久,教研室一位姓胡的年轻人站起来说话了:“大家注意到没有?刚才的发言问题很大。他号召出身不好的人团结起来。请问,出身不好的人团结起来干什么?不就是要与党与人民作对吗?出身不好的人只能是老老实实努力改造自己。可以改造好的子女嘛,唯有改造才是出路。现在他不是要改造自己,而是登高一呼,号召这些人团结起来,与党对立,其用心之险恶昭然若揭……也难怪,他本来就是一个……因此,我们要把他揪出来,剥开他的伪装……”
当天夜里,就出现一批关于他的大字报。他就这么被揪出来了。如此轻巧。
正应了一句名言:螳螂捕蝉,岂知黄雀在后。
其实,那个胡某出身也不好——那时候,在文教单位,真正成分历史好、社会关系也好的并不多。
那当儿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凡是被揪的人,就不上班了,每天上午劳动,下午参加学习,晚上写反省。劳动是到幕山头上开荒种山芋。其实比在单位快活。除了一两个带队的以外,其余全是各式各样的“牛鬼蛇神”,大家平等了,自在了,没有歧视了,也可以说说话了。休息的时候,还可以静静地躺在黄土地上,听泉水淙淙,看云起云飞;再深深地吸上一口清新空气,真的不知身在何方了。
没出三天,他就顺理成章地加入我们的劳动大军:头戴草帽,肩扛锄头,穿一身灰不溜叽的旧衣衫。
我故意落在后面,远远地望着他的背影,竟动了一丝恻隐之心:按照官方潜规则,运动一来,你就该是我们其中一分子,却偏要想着跳槽,跳来跳去忙忽半天,结果还是没能跳出去。
有文载:老舍先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表现积极,批判胡风是“一伙牛鬼蛇神,为人民唾弃的垃圾!”要求丁玲“挖净你个人主义的根子,洗清你的灵魂”,指责丛维熙的作品“意在煽动农民造反”。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先生却怎么也积极不成了,最终投湖自尽。
此类大人物不少;此类小人物更多。
(未完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