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书献给逝去的亲人

饿

“肚子空空的,想吃东西”——这是某词典对“饿”的解释。“饿”的感觉多种多样,“想吃东西”只是一般反应。长时间吃不饱,饿狠了,头昏眼花,走路打漂,饥肠辘辘,五心烦躁。甚至呕吐清水,心如刀绞。久而久之,身体急剧消瘦,各个器官损伤,各项机能衰竭;躺下坐不起,坐下站不起,诸多毛病趁虚而来。直至奄奄一息,恍恍忽忽,但求速死而已。这是一位经历过“三年大饥荒”的农村长者,所述的关于饿的体验。

我也经历过“三年大饥荒”。但因为在学校读书,尚有定量供应粮食,没有断过炊。所以对“饿”的体验未达极致,只是一般,如词典上所说。1958年下半年开学,我们还是可以吃饱的。那时候,高中生每月定量30斤,渐渐地定量逐减,减到24斤。城镇居民也由25斤半减至21斤。不光是口粮减少。更可怕的是社会上副食品供应也越来越奇缺。所有能吃的东西都不见了,找不到可以填充肚子的东西。譬如“大办钢铁”中,我们以前挑矿石回校,途经榔桥,总可以在饭馆里买上几个米饼,二分钱一个,不贵。后来就见不着了。

最初的感觉是每餐都不够吃,总是饿兮兮的,好像没吃一样。晚饭更少些。我们就尝试将饭菜倒在一起,加水煮成“涨饭”。看上去多一些,当时也可以吃饱。但两次厕所一跑,又饿了。正是年轻小伙,需求量大,一餐不饱餐餐饥。后来,学校改成一干两稀,晚餐是稀饭。更饿了。

分饭,成了不小的矛盾。第一必须全桌八个人全部到场。第二,主持分饭者轮流值日。第三,必须绝对公平。前两项都好办。唯有第三项很难把握。一人在分饭,其余七双眼睛“滴溜溜”盯着,神色严肃紧张。为了避免主持分饭者有亲疏好恶之分,大家相约先将八碗饭分好以后,依次拿取,最后一份属分饭人。这一顺序也不是固定不变,而是每日顺次推移。应该很公道了,却有人觉得仍然可能“作弊”。定量供应并非全是大米,每每搭配杂粮,如山芋,泥豆,霉了的山芋干。一桶山芋大大小小,怎么分才公平?有人想出点子,做一杆秤,称。大家觉得这个办法好,于是全校推开,一个桌上一把秤。后来分饭也就延用这一办法了。还是女同学爱意思,一般不用秤。虽然她们也吃不饱,但不像男生那样“恶辣辣”计较。

也许你不相信,以为我杜撰;也许你鄙视,以为这些学生卑劣。其实不然。民以食为天,饥民们可以揭竿而起,可以疯狂妄为,怎么不可以斤斤计较呢?

偷食是常有的事。胆子大的学生,三三两两结伴游弋于伙房之中,见到什么拿什么,只要是能吃的:锅巴、馒头、萝卜、山芋,乃至于咸菜。后来炊事员警觉了,收得紧紧,什么也偷不到了。也有少数女生流窜其间,她们不是偷,是要。有个炊事员老赵,家住晏公茶冲,单眼眼疾失明,大舌头,其貌不扬,却好色,喜欢与女生搭讪,间或趁机在人家身上摸摸捏捏,揩点油。少数女生便利用这一点,主动与他搭讪,甚至挑逗,获取他的欢心,进而得到两个馒头,几片锅巴,或者一碗剩饭。有一次,老赵竟然于光天化日之下,撩起围裙,掏出自己男根,抓在手上撵一位姓吴的女生。女生吓得掉头窜逃。老赵一直追到门口,转过身来兴犹未尽,嘴里还在不停地咕哝:“老子干你,干你……”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是不敢相信的。老赵居然毫无愧色,一边咕哝,一边抓起锅铲,煮稀饭去了。有一度,我也常常去伙房。我不敢偷,更无姿色可弄,我是趁某个特定时刻,刮取饭桶里残汁。得逞了几次以后,就不行了。饭桶越来越干净,炊事员也不准别人刮了。

因为长年饥饿,许多同学都消瘦、浮肿起来,甚至患上肝炎。女同学则大都不来月经了。然而我们毕竟没有断过炊,吊着一口气,活了过来。而附近黄田大队的农民们就更加可怜了。

当时的黄田大队叫黄田营,含屏山、唐村和黄田村。书记是孙须伦。颜生富先当民兵营长,后来当大队长。那时候,黄田的“五风”(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生产瞎指挥风)十分厉害。干部打人骂人是家常便饭;动辄批判斗争,罚跪,捆绑,甩“耳光”,甚至指使一伙人拳打脚踢。如同行刑一样惨烈,如同一座监狱(现在的监狱都不准打人了)。最可怕的是不给饭吃。当权者发起“飊劲”来,常常将老百姓捧在手上的那点已经少得可怜的粥粥水水夺过去砸掉。颜生富这个人性情尤其暴烈,残酷得很,经常砸人饭碗。

老百姓闹饥荒,干部们却吃喝不愁。食堂里用稻子轧了米,晚上悄悄地挑到孙须伦家里,也经常送饭送大馍去。凯中先生亲眼见过。知情人谁都不说,说了就要倒霉。孙须伦是全省农业劳动模范,在县里都有名气,权力很大。有个被开除回乡(后来也平反了)的小学教师朱永昶,在大队赶毛驴。他精明,能混,会“忽悠”。居然从孙须伦儿子手上混到一百多斤饭票,到食堂去买饭被发觉,捣通了,弄得孙须伦很尴尬。

大饥荒的日子里,黄田村不准农户家冒烟,一律吃公共食堂。说是人民公社“一大而公”的优越性。食堂办在“思永堂”,取名“七一食堂”,全村唯一一个,俗称“千人食堂”。食堂为大队干部所掌控,任意克扣老百姓。当时的民谣称:“炊事员呵卵脬,干部打饭底下捞,社员打饭上头漂……大队长吃得胖墩墩,小队长吃得刚刚好,社员吃得歪歪倒。”确实有过“吃饭不要钱”的日子,而且一天吃五、六餐。但时间很短,前后不到一个月,就缺粮了。不是没有粮食,而是一级一级地把粮食掌控起来了,越到上面掌控得越多,存心不给老百姓吃。大队是最低一级,已经掌控不多。最少的日子,平均每天每人只有六钱,就是30克;完全被干部们占有,食堂就不开伙了。可怜老百姓还存有一线指望,一次一次地拿了碗去打粥,又总是一次一次地扑空,一天一天地失望。而村里干部们(包括食堂工作人员)却在晚上悄悄地煮饭吃,还炸油饼,炸狮子头。有时候还有牛肉。

许多老百姓,就这样一个一个地活活饿死了。

1960年暑期,我们全班寄读于宣城师范。同时寄读的还有广德县和郎溪县各一个师范班,与宣城师范的学生混合编成一个数理班,两个文史班。我们数理班人多,有六十几个学生。宣城师范是一所老学校。国民党时期,民盟的章伯钧先生当过校长。图书馆、实验室、阶梯教室、运动场……应有尽有。不像黄田师范如同一座破庙,我们大开眼界。师资力量也很雄厚,教学正规。然而饥荒则更加厉害了。“大跃进”已经搞了两年,“大饥荒”也已经延续两年。日积月累,苦不堪言。

开学不久,我们奉命去宣城县团山公社搞“监打监收”。住在村子里,都是地铺。夜里,附近农家哭声四起,接连不断,呼天号地,悲伤至极。刚要入睡,周边又哭起来。以至于几乎一夜未睡,许多同学都是这样。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惧怕。第二天一打听,都是家里死了人。

所谓“监打监收”,就是要我们到田里去,监视(当然也参与)农民收割稻子。打下稻谷以后,由我们装进袋里,由我们过秤记账,由我们把这些稻子送往大队部专人收管。粒粒稻谷不得经过农民手,据说是防止他们转移稻谷,瞒产私分。农民们只有播种、管理和割稻的义务,却没有收获稻谷的权利。一个个饥肠辘辘,却要任别人将到手的粮食夺过去,还不能有半句怨言。当然,我们也不能吭声,不能说一句同情话,否则就是思想有问题,就要遭批判。

官方号召我们开展“小秋收”运动。就是到处去找吃的、可以充饥的东西。譬如芭蕨根、茅草根、箬叶籽、苦麦菜、刺苋菜、米皮糠、棉花籽、槐树叶,又老又粗的山芋藤……其实农民们早就吃这些东西了。他们甚至吃“观音土”。“观音土”是一种泥巴,绵绵的,糍糍的,比一般泥土好入口。传说是观音菩萨点化而成,于饥荒年间救命于百姓的东西。这东西根本消化不了,只是在肚肠里过一遍。如果多吃,就排不出大便,会胀痛致死。

卧床不起者扯棉絮充饥,也是常有的事情。

更有甚者:吃人。一是人死入土以后,被人挖开来,割其肉(其实巳经没有肉了)而食。二是将活人弄死,食其肉。黄田小学朱寿根老师,打成“右派”以后死了。他女儿七、八岁,去唐村外婆家,路上被人弄去煮吃了。我一位亲戚的妹妹,八、九岁,也被一男子哄至家中煮吃了。这是永华告诉我的。苏红乡桃岭村一女人,挖了点葛根在塘边洗,村里一小孩在旁边观望。女人说:“晚上到我家去,给你葛吃。”小孩晚上去了,女人就把小孩煮吃了。后来,这个女人无人敢娶,说她是吃过人的人。

爱民乡一中学生,翻杨尖岭去桃东中学上学,一农民藏于岭头,趁其不备用锄头打死,搞回家煮吃了。为此,这个农民被逮捕判刑。但不久即放了出来,官方说“事出有因”,谅解他了。也是,如若不是饿急了,会吃人吗?这是我的朋友葛兆铣告诉我的。“三年大饥荒”期间,葛先生是泾县县委办公室秘书,经常跟随县领导下乡检查工作。有一次,县委书记韩九如到榔桥、汀溪、爱民视察一圈之后,发现乡间人吃人的情况。韩书记心情沉重,反复掂量,决定立即给芜湖地委打报告,要求批拨粮食。由时任县委书记处书记、兼办公室主任曹中山亲自起草。当时的芜湖地委第一书记耿万青,是个很厉害的领导,号称曾希圣(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五虎上将”之一。他将韩九如喊去大骂一顿。说:“老韩,你长了几个脑袋?在报告上写人吃人?”叫他立刻回县,把报告底稿等等付之一炬,“否则后患无穷”。同时拨给原粮50万斤。韩九如虽然被骂得狗血喷头,但因为得到50万斤稻子,非常高兴。立即召集全县十个大公社头头开会,每个公社分了几万斤粮食。

上世纪七十年代,韩九如在淮北萧县任书记,我随同杨德柱先生因公去过一次,他很客气地接待了我们,口口声声“有罪”,“对不起二十几万泾县人民。”

葛先生说:当时县委八部电话与十个大公社通讯联系,每天都汇总情况。开始的时候只汇总工作,后来就多了一项内容——统计死亡人数。据他回忆,泾县大约饿死四、五万人。泾县是个丙级小县,当时人口二十几万。葛先生的回忆是否准确?想到去查阅新《泾县志》。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该志却回避了“大饥荒”,没能“秉笔直书”。可贵的是在“人口”栏目做了如实记载:1958年全县295508人,1959年全县258309人,1960年全县242726人,1961年全县212783人。两比,三年间减少人口82725人。而1958年之前和1961年之后的人口数都是逐年递增的(即便推行“计划生育”以后都是如此)。所减人口数是原人口数的百分之二十七。就是说,“三年大饥荒”中,泾县大约饿死(含因饥饿致病死亡)四分之一人口,平均每四个人中至少有一人非正常死亡!

也有极少数地方好一些。譬如云岭公社,饿死人就少些。1959年春节,那地方的农民每人还有几个“半斤”:半斤肉,半斤糖,半斤黄豆……对于许多地方饿饭的人来说简直不敢想象。这是家住云岭的学生带回学校的信息,我们羡慕不已。原来,云岭公社书记吴书是个好人。他人性未泯,同情农民。比较求实,不主动浮夸,不积极追捧高指标。一句话:他还能拿老百姓当人。因此,他也一直被认为“右”得很,“落后”得很。据后来有人说,如果再迟些日子“揭盖子”,就要划他的“右倾”——材料都准备好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在云岭李家岗下乡“蹲点”期间,不少农民还在念念不忘他的好处。我便写了篇散文《轻舟掌舵人》,发表在省内一家刊物上。当然,我没有写饿死人的事情——我怕倒霉,不敢写。

而今网上有人发帖:“右粪们说‘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证据呢?‘万人坑’在哪里?死人照片呢?拿出来看看!”此人一定年岁不大。大概从“南京大屠杀”知道了“万人坑”,便以为死人多了都有“万人坑”。殊不知“大跃进”饿死人不是集体屠杀,不是地震,不是瘟疫;而是一个个熬不过去慢慢死去的。路死路葬,沟死沟埋;或陈尸荒野,或草草成冢。哪能“享受”到“万人坑”?说到照片,那时候,人们的生活水平极低,莫说农村了,就是城市里,也是极少人才买得起相机的。即便买得起,人们也不敢买。在那个黑暗年代,这些“高档”用品是很容易惹起祸端的。因为拥有一个半导体收音机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屡见不鲜——说你“偷听敌台”,便是“反革命”了。如果有人胆敢拍摄饿死人的照片,不立马遭到逮捕那才怪哩。且在当时,以及以后很长一段日子,凡“大跃进”中饿死者的家属,无论在单位还是在社会上,都被视为“反动社会基础”(俗称“危险分子”)而遭到“内控”。如此招数,常人是难以想像到的。“右粪”们说的都是真话。“左粪”们不信,如果不是因为足够的邪恶,便是因为足够的无知。无知倒不可怕,只要认真地读一读杨继绳先生的《墓碑》,就会明白了。

将近半个世纪以后才知道:斯大林死后,毛泽东急于取代他成为“世界革命领袖”。无奈国力贫穷,说话不响,难服“社会主义阵营”之众。于是发动“大跃进”,要十五年“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政治高压下,全国浮夸成风。所谓的“高产卫星”一个接一个地在报纸上出现。仅以水稻为例:……湖北应城白湖乡长春社亩产43869斤(1958年8月30日人民日报),湖北麻城熊家沟乡建新公社亩产52599斤(同年9月1日人民日报),广东连县星子乡田北社亩产60437斤(同年9月5日人民日报),四川郫县友爱乡第九农业社亩产82525斤(同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广西环江红旗人民公社亩产130434斤(同上)。这些子虚乌有的“高产量”,带来了残酷的“高征购”。谁不拥护,谁不追捧,谁就是“右倾”,谁就是反动;轻则遭批判斗争,重则难免牢狱之灾。农村中以“反瞒产私分”为名,挖地三尺,搜刮粮食。官方强征暴敛,民间颗粒无存。不少基层干部更是泯灭良知,迎合上级,为虎作伥,横行乡里,涂炭了千万生灵。

与农民相比,我们吃的“小秋收”就是“上品”了。多为山芋藤(很粗的老藤)、槐树叶之类,碾成粉。或搅拌在稀饭里,一层屑末浮在上面;或做成小饼,比铜钞大一点厚一点。经常吃这种东西,极易便秘。无论男女,蹲在厕所里解不出大便,而又肚子痛得哇哇叫,每天都有不少。于是校医室一位男医生和一位女护士,分别守在厕所门口,有人叫唤了,他们进去,用镊子将粪便往外掏,鲜血直滴。

每个班都有一块菜地,由班上劳动委员安排种菜,如萝卜、青菜、甘蓝菜等。收的菜以低于市场价格卖给食堂,其所得作为班费。为防止有人偷菜,全校各班轮流值夜。我们巴望着值夜。因为值夜有一顿“美餐”。其实就是每人二两稀饭,或者两个馒头,由食堂按人头分发。美就美在自己可以到菜地砍菜来煮食。譬如砍一些甘蓝菜,切碎,于大锅里煮熟,放点盐,没有油,却觉得很好吃。剩下半锅,大家平分。每人一小盆,带回寝室收好,第二天乃至第三天吃。只能在本班菜地砍,不能动别班的菜。无任何人规定,却都这么遵守。心照不宣,不约而成。

有一次,我们全班到双桥公社拔胡萝卜。双桥公社是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李友安的发祥地,是宣城县一面红旗。他们的生产好像比别的地方搞得好一些,种了大片大片的胡萝卜。我们一边拔一边吃,非常开心。还将围巾解下来,拦腰将棉袄扎紧。再把一个个带泥的胡萝卜在裤子上蹭一蹭,揣进怀里。一个个揣成“大胖子”。公社的人并不干涉,知道这些学生太饿了,可怜。午饭由各班自己煮,每人半斤米(由学校食堂带来),再加二斤(其实不止)胡萝卜,一起煮,加点盐,没菜,却吃得很香。大多数同学都留下一碗或一茶缸,带回慢慢吃。唯独唐荣华肚子大,从来没说过一个“饱”字。他说:“还留?留什么?干光了事。”他真的全部吃光了,干干净净。稍过片刻,当别人下田劳动时,他却站在那里抱住一棵树,不能动了。也坐不下来。好在他消化力强,无碍大事。个把钟头以后才离开那棵树,可以慢慢走动了。遂成笑柄。

宣城一片丘陵地,多狼。这年冬天,狼群跑到县城十字街口来了。老师说,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狼,也是饿急了。

1961年6月,我们回到泾县,在城关小学实习。文教局照顾我们,当月就发给实习工资,每人29元。这一年,安徽农村开始推行“责任田”,市面上情况有所好转。有时候也能买到东西充饥了。一天晚上,我在食堂吃了三两米糊,根本不够。听说南门口饭店有饭卖,我便去了。买了半斤米饭(要粮票),外加一碗红烧茄子。味道不错,还是没饱。狠狠心又买了半斤米饭,又一碗茄子。这才饱了。这个晚餐,硬是吃了一斤三两,还有那么多菜。

班上有个姓彭的学生,说他爸是商店经理,可以买到“高级月饼”,问我要不要。当然要!立刻将钱与粮票交给他。第二天他带给我一个一斤重的月饼。趁着没有课的时段,我打来一瓶开水,将宿舍门关上,独自享用。本准备吃一半留一半,却刹不住嘴,居然吃得干干净净。

那时候赵步岳还是“右派”,在城关小学一边劳动一边教课。他人缘关系好,路子广,间或能弄到吃的东西。一天,他从幕山园艺场买来两大篮新鲜山芋,晚上把我们五、六个单身汉邀去共享。赵步岳吃得太多,第二天肚子痛,急性胃肠炎,病了几天才好。听说还有人连吃十几个茶叶蛋,结果胀死。后来才知道,长期吃不饱的人,突然吃的太多太胀,肠胃一时适应不了,容易出事。饿狠了,难以控制进食,也是饥荒年代的真实写照。

真正摆脱饥饿,对于我是1962年。这一年,我在文教局。潘村中学陈民权校长邀我去他们学校工作。说:学校有个放牛的农工,有一坵田,种下以后就没管了。放牛的农工已经不在学校,回家搞“责任田”去了。你如果去,那坵田就归你。稻子已经成熟,只要收割就可以了。虽然缺失管理长得不好,一百多斤稻子还是稳收的。这是个十分诱人的条件,我答应了。

收割那天,县城里来了三个朋友,帮我割稻,打谷,晾晒,风干。一过秤,整整一百五十斤。我把稻子交到食堂,折换成饭票。心里想,这一来真的能吃饱了。原来,学校的前身是“农校”,有一些田地。农村推行“责任田”,他们也把田“承包”到教职员工头上。每人都种田,都收稻子。最多的收了二三千斤,一般也能收到千斤左右。这就要看本事看能耐,看会不会种田了。我最少,半途而来不劳而获,十分知足。收割的日子,学校内外一片繁忙景象,一个个神采奕奕满脸红光,乐得合不拢嘴。饱了,就是这个样子。

只此一季,第二年就不准这么干了。

炊事员对我也很客气。因为我经常为他们做点文墨事情,如写信,写请假条,写借据等等。他们都不识字。买饭的时候,总要给我多打一点。明明四两,实际给我半斤。从此,我是餐餐都能饱了。

一个从“三年大饥荒”爬过来的人,此时觉得无比幸福。

(未完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