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书献给逝去的亲人
饿
“肚子空空的，想吃东西”——这是某词典对“饿”的解释。“饿”的感觉多种多样，“想吃东西”只是一般反应。长时间吃不饱，饿狠了，头昏眼花，走路打漂，饥肠辘辘，五心烦躁。甚至呕吐清水，心如刀绞。久而久之，身体急剧消瘦，各个器官损伤，各项机能衰竭；躺下坐不起，坐下站不起，诸多毛病趁虚而来。直至奄奄一息，恍恍忽忽，但求速死而已。这是一位经历过“三年大饥荒”的农村长者，所述的关于饿的体验。
我也经历过“三年大饥荒”。但因为在学校读书，尚有定量供应粮食，没有断过炊。所以对“饿”的体验未达极致，只是一般，如词典上所说。1958年下半年开学，我们还是可以吃饱的。那时候，高中生每月定量30斤，渐渐地定量逐减，减到24斤。城镇居民也由25斤半减至21斤。不光是口粮减少。更可怕的是社会上副食品供应也越来越奇缺。所有能吃的东西都不见了，找不到可以填充肚子的东西。譬如“大办钢铁”中，我们以前挑矿石回校，途经榔桥，总可以在饭馆里买上几个米饼，二分钱一个，不贵。后来就见不着了。
最初的感觉是每餐都不够吃，总是饿兮兮的，好像没吃一样。晚饭更少些。我们就尝试将饭菜倒在一起，加水煮成“涨饭”。看上去多一些，当时也可以吃饱。但两次厕所一跑，又饿了。正是年轻小伙，需求量大，一餐不饱餐餐饥。后来，学校改成一干两稀，晚餐是稀饭。更饿了。
分饭，成了不小的矛盾。第一必须全桌八个人全部到场。第二，主持分饭者轮流值日。第三，必须绝对公平。前两项都好办。唯有第三项很难把握。一人在分饭，其余七双眼睛“滴溜溜”盯着，神色严肃紧张。为了避免主持分饭者有亲疏好恶之分，大家相约先将八碗饭分好以后，依次拿取，最后一份属分饭人。这一顺序也不是固定不变，而是每日顺次推移。应该很公道了，却有人觉得仍然可能“作弊”。定量供应并非全是大米，每每搭配杂粮，如山芋，泥豆，霉了的山芋干。一桶山芋大大小小，怎么分才公平？有人想出点子，做一杆秤，称。大家觉得这个办法好，于是全校推开，一个桌上一把秤。后来分饭也就延用这一办法了。还是女同学爱意思，一般不用秤。虽然她们也吃不饱，但不像男生那样“恶辣辣”计较。
也许你不相信，以为我杜撰；也许你鄙视，以为这些学生卑劣。其实不然。民以食为天，饥民们可以揭竿而起，可以疯狂妄为，怎么不可以斤斤计较呢？
偷食是常有的事。胆子大的学生，三三两两结伴游弋于伙房之中，见到什么拿什么，只要是能吃的：锅巴、馒头、萝卜、山芋，乃至于咸菜。后来炊事员警觉了，收得紧紧，什么也偷不到了。也有少数女生流窜其间，她们不是偷，是要。有个炊事员老赵，家住晏公茶冲，单眼眼疾失明，大舌头，其貌不扬，却好色，喜欢与女生搭讪，间或趁机在人家身上摸摸捏捏，揩点油。少数女生便利用这一点，主动与他搭讪，甚至挑逗，获取他的欢心，进而得到两个馒头，几片锅巴，或者一碗剩饭。有一次，老赵竟然于光天化日之下，撩起围裙，掏出自己男根，抓在手上撵一位姓吴的女生。女生吓得掉头窜逃。老赵一直追到门口，转过身来兴犹未尽，嘴里还在不停地咕哝：“老子干你，干你……”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是不敢相信的。老赵居然毫无愧色，一边咕哝，一边抓起锅铲，煮稀饭去了。有一度，我也常常去伙房。我不敢偷，更无姿色可弄，我是趁某个特定时刻，刮取饭桶里残汁。得逞了几次以后，就不行了。饭桶越来越干净，炊事员也不准别人刮了。
因为长年饥饿，许多同学都消瘦、浮肿起来，甚至患上肝炎。女同学则大都不来月经了。然而我们毕竟没有断过炊，吊着一口气，活了过来。而附近黄田大队的农民们就更加可怜了。
当时的黄田大队叫黄田营，含屏山、唐村和黄田村。书记是孙须伦。颜生富先当民兵营长，后来当大队长。那时候，黄田的“五风”（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生产瞎指挥风）十分厉害。干部打人骂人是家常便饭；动辄批判斗争，罚跪，捆绑，甩“耳光”，甚至指使一伙人拳打脚踢。如同行刑一样惨烈，如同一座监狱（现在的监狱都不准打人了）。最可怕的是不给饭吃。当权者发起“飊劲”来，常常将老百姓捧在手上的那点已经少得可怜的粥粥水水夺过去砸掉。颜生富这个人性情尤其暴烈，残酷得很，经常砸人饭碗。
老百姓闹饥荒，干部们却吃喝不愁。食堂里用稻子轧了米，晚上悄悄地挑到孙须伦家里，也经常送饭送大馍去。凯中先生亲眼见过。知情人谁都不说，说了就要倒霉。孙须伦是全省农业劳动模范，在县里都有名气，权力很大。有个被开除回乡（后来也平反了）的小学教师朱永昶，在大队赶毛驴。他精明，能混，会“忽悠”。居然从孙须伦儿子手上混到一百多斤饭票，到食堂去买饭被发觉，捣通了，弄得孙须伦很尴尬。
大饥荒的日子里，黄田村不准农户家冒烟，一律吃公共食堂。说是人民公社“一大而公”的优越性。食堂办在“思永堂”，取名“七一食堂”，全村唯一一个，俗称“千人食堂”。食堂为大队干部所掌控，任意克扣老百姓。当时的民谣称：“炊事员呵卵脬，干部打饭底下捞，社员打饭上头漂……大队长吃得胖墩墩，小队长吃得刚刚好，社员吃得歪歪倒。”确实有过“吃饭不要钱”的日子，而且一天吃五、六餐。但时间很短，前后不到一个月，就缺粮了。不是没有粮食，而是一级一级地把粮食掌控起来了，越到上面掌控得越多，存心不给老百姓吃。大队是最低一级，已经掌控不多。最少的日子，平均每天每人只有六钱，就是30克；完全被干部们占有，食堂就不开伙了。可怜老百姓还存有一线指望，一次一次地拿了碗去打粥，又总是一次一次地扑空，一天一天地失望。而村里干部们（包括食堂工作人员）却在晚上悄悄地煮饭吃，还炸油饼，炸狮子头。有时候还有牛肉。
许多老百姓，就这样一个一个地活活饿死了。
1960年暑期，我们全班寄读于宣城师范。同时寄读的还有广德县和郎溪县各一个师范班，与宣城师范的学生混合编成一个数理班，两个文史班。我们数理班人多，有六十几个学生。宣城师范是一所老学校。国民党时期，民盟的章伯钧先生当过校长。图书馆、实验室、阶梯教室、运动场……应有尽有。不像黄田师范如同一座破庙，我们大开眼界。师资力量也很雄厚，教学正规。然而饥荒则更加厉害了。“大跃进”已经搞了两年，“大饥荒”也已经延续两年。日积月累，苦不堪言。
开学不久，我们奉命去宣城县团山公社搞“监打监收”。住在村子里，都是地铺。夜里，附近农家哭声四起，接连不断，呼天号地，悲伤至极。刚要入睡，周边又哭起来。以至于几乎一夜未睡，许多同学都是这样。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惧怕。第二天一打听，都是家里死了人。
所谓“监打监收”，就是要我们到田里去，监视（当然也参与）农民收割稻子。打下稻谷以后，由我们装进袋里，由我们过秤记账，由我们把这些稻子送往大队部专人收管。粒粒稻谷不得经过农民手，据说是防止他们转移稻谷，瞒产私分。农民们只有播种、管理和割稻的义务，却没有收获稻谷的权利。一个个饥肠辘辘，却要任别人将到手的粮食夺过去，还不能有半句怨言。当然，我们也不能吭声，不能说一句同情话，否则就是思想有问题，就要遭批判。
官方号召我们开展“小秋收”运动。就是到处去找吃的、可以充饥的东西。譬如芭蕨根、茅草根、箬叶籽、苦麦菜、刺苋菜、米皮糠、棉花籽、槐树叶，又老又粗的山芋藤……其实农民们早就吃这些东西了。他们甚至吃“观音土”。“观音土”是一种泥巴，绵绵的，糍糍的，比一般泥土好入口。传说是观音菩萨点化而成，于饥荒年间救命于百姓的东西。这东西根本消化不了，只是在肚肠里过一遍。如果多吃，就排不出大便，会胀痛致死。
卧床不起者扯棉絮充饥，也是常有的事情。
更有甚者：吃人。一是人死入土以后，被人挖开来，割其肉（其实巳经没有肉了）而食。二是将活人弄死，食其肉。黄田小学朱寿根老师，打成“右派”以后死了。他女儿七、八岁，去唐村外婆家，路上被人弄去煮吃了。我一位亲戚的妹妹，八、九岁，也被一男子哄至家中煮吃了。这是永华告诉我的。苏红乡桃岭村一女人，挖了点葛根在塘边洗，村里一小孩在旁边观望。女人说：“晚上到我家去，给你葛吃。”小孩晚上去了，女人就把小孩煮吃了。后来，这个女人无人敢娶，说她是吃过人的人。
爱民乡一中学生，翻杨尖岭去桃东中学上学，一农民藏于岭头，趁其不备用锄头打死，搞回家煮吃了。为此，这个农民被逮捕判刑。但不久即放了出来，官方说“事出有因”，谅解他了。也是，如若不是饿急了，会吃人吗？这是我的朋友葛兆铣告诉我的。“三年大饥荒”期间，葛先生是泾县县委办公室秘书，经常跟随县领导下乡检查工作。有一次，县委书记韩九如到榔桥、汀溪、爱民视察一圈之后，发现乡间人吃人的情况。韩书记心情沉重，反复掂量，决定立即给芜湖地委打报告，要求批拨粮食。由时任县委书记处书记、兼办公室主任曹中山亲自起草。当时的芜湖地委第一书记耿万青，是个很厉害的领导，号称曾希圣（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五虎上将”之一。他将韩九如喊去大骂一顿。说：“老韩，你长了几个脑袋？在报告上写人吃人？”叫他立刻回县，把报告底稿等等付之一炬，“否则后患无穷”。同时拨给原粮50万斤。韩九如虽然被骂得狗血喷头，但因为得到50万斤稻子，非常高兴。立即召集全县十个大公社头头开会，每个公社分了几万斤粮食。
上世纪七十年代，韩九如在淮北萧县任书记，我随同杨德柱先生因公去过一次，他很客气地接待了我们，口口声声“有罪”，“对不起二十几万泾县人民。”
葛先生说：当时县委八部电话与十个大公社通讯联系，每天都汇总情况。开始的时候只汇总工作，后来就多了一项内容——统计死亡人数。据他回忆，泾县大约饿死四、五万人。泾县是个丙级小县，当时人口二十几万。葛先生的回忆是否准确？想到去查阅新《泾县志》。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该志却回避了“大饥荒”，没能“秉笔直书”。可贵的是在“人口”栏目做了如实记载：1958年全县295508人，1959年全县258309人，1960年全县242726人，1961年全县212783人。两比，三年间减少人口82725人。而1958年之前和1961年之后的人口数都是逐年递增的（即便推行“计划生育”以后都是如此）。所减人口数是原人口数的百分之二十七。就是说，“三年大饥荒”中，泾县大约饿死（含因饥饿致病死亡）四分之一人口，平均每四个人中至少有一人非正常死亡！
也有极少数地方好一些。譬如云岭公社，饿死人就少些。1959年春节，那地方的农民每人还有几个“半斤”：半斤肉，半斤糖，半斤黄豆……对于许多地方饿饭的人来说简直不敢想象。这是家住云岭的学生带回学校的信息，我们羡慕不已。原来，云岭公社书记吴书是个好人。他人性未泯，同情农民。比较求实，不主动浮夸，不积极追捧高指标。一句话：他还能拿老百姓当人。因此，他也一直被认为“右”得很，“落后”得很。据后来有人说，如果再迟些日子“揭盖子”，就要划他的“右倾”——材料都准备好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在云岭李家岗下乡“蹲点”期间，不少农民还在念念不忘他的好处。我便写了篇散文《轻舟掌舵人》，发表在省内一家刊物上。当然，我没有写饿死人的事情——我怕倒霉，不敢写。
而今网上有人发帖：“右粪们说‘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证据呢？‘万人坑’在哪里？死人照片呢？拿出来看看！”此人一定年岁不大。大概从“南京大屠杀”知道了“万人坑”，便以为死人多了都有“万人坑”。殊不知“大跃进”饿死人不是集体屠杀，不是地震，不是瘟疫；而是一个个熬不过去慢慢死去的。路死路葬，沟死沟埋；或陈尸荒野，或草草成冢。哪能“享受”到“万人坑”？说到照片，那时候，人们的生活水平极低，莫说农村了，就是城市里，也是极少人才买得起相机的。即便买得起，人们也不敢买。在那个黑暗年代，这些“高档”用品是很容易惹起祸端的。因为拥有一个半导体收音机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屡见不鲜——说你“偷听敌台”，便是“反革命”了。如果有人胆敢拍摄饿死人的照片，不立马遭到逮捕那才怪哩。且在当时，以及以后很长一段日子，凡“大跃进”中饿死者的家属，无论在单位还是在社会上，都被视为“反动社会基础”（俗称“危险分子”）而遭到“内控”。如此招数，常人是难以想像到的。“右粪”们说的都是真话。“左粪”们不信，如果不是因为足够的邪恶，便是因为足够的无知。无知倒不可怕，只要认真地读一读杨继绳先生的《墓碑》，就会明白了。
将近半个世纪以后才知道：斯大林死后，毛泽东急于取代他成为“世界革命领袖”。无奈国力贫穷，说话不响，难服“社会主义阵营”之众。于是发动“大跃进”，要十五年“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政治高压下，全国浮夸成风。所谓的“高产卫星”一个接一个地在报纸上出现。仅以水稻为例：……湖北应城白湖乡长春社亩产43869斤（1958年8月30日人民日报），湖北麻城熊家沟乡建新公社亩产52599斤（同年9月1日人民日报），广东连县星子乡田北社亩产60437斤（同年9月5日人民日报），四川郫县友爱乡第九农业社亩产82525斤（同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广西环江红旗人民公社亩产130434斤（同上）。这些子虚乌有的“高产量”，带来了残酷的“高征购”。谁不拥护，谁不追捧，谁就是“右倾”，谁就是反动；轻则遭批判斗争，重则难免牢狱之灾。农村中以“反瞒产私分”为名，挖地三尺，搜刮粮食。官方强征暴敛，民间颗粒无存。不少基层干部更是泯灭良知，迎合上级，为虎作伥，横行乡里，涂炭了千万生灵。
与农民相比，我们吃的“小秋收”就是“上品”了。多为山芋藤（很粗的老藤）、槐树叶之类，碾成粉。或搅拌在稀饭里，一层屑末浮在上面；或做成小饼，比铜钞大一点厚一点。经常吃这种东西，极易便秘。无论男女，蹲在厕所里解不出大便，而又肚子痛得哇哇叫，每天都有不少。于是校医室一位男医生和一位女护士，分别守在厕所门口，有人叫唤了，他们进去，用镊子将粪便往外掏，鲜血直滴。
每个班都有一块菜地，由班上劳动委员安排种菜，如萝卜、青菜、甘蓝菜等。收的菜以低于市场价格卖给食堂，其所得作为班费。为防止有人偷菜，全校各班轮流值夜。我们巴望着值夜。因为值夜有一顿“美餐”。其实就是每人二两稀饭，或者两个馒头，由食堂按人头分发。美就美在自己可以到菜地砍菜来煮食。譬如砍一些甘蓝菜，切碎，于大锅里煮熟，放点盐，没有油，却觉得很好吃。剩下半锅，大家平分。每人一小盆，带回寝室收好，第二天乃至第三天吃。只能在本班菜地砍，不能动别班的菜。无任何人规定，却都这么遵守。心照不宣，不约而成。
有一次，我们全班到双桥公社拔胡萝卜。双桥公社是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李友安的发祥地，是宣城县一面红旗。他们的生产好像比别的地方搞得好一些，种了大片大片的胡萝卜。我们一边拔一边吃，非常开心。还将围巾解下来，拦腰将棉袄扎紧。再把一个个带泥的胡萝卜在裤子上蹭一蹭，揣进怀里。一个个揣成“大胖子”。公社的人并不干涉，知道这些学生太饿了，可怜。午饭由各班自己煮，每人半斤米（由学校食堂带来），再加二斤（其实不止）胡萝卜，一起煮，加点盐，没菜，却吃得很香。大多数同学都留下一碗或一茶缸，带回慢慢吃。唯独唐荣华肚子大，从来没说过一个“饱”字。他说：“还留？留什么？干光了事。”他真的全部吃光了，干干净净。稍过片刻，当别人下田劳动时，他却站在那里抱住一棵树，不能动了。也坐不下来。好在他消化力强，无碍大事。个把钟头以后才离开那棵树，可以慢慢走动了。遂成笑柄。
宣城一片丘陵地，多狼。这年冬天，狼群跑到县城十字街口来了。老师说，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狼，也是饿急了。
1961年6月，我们回到泾县，在城关小学实习。文教局照顾我们，当月就发给实习工资，每人29元。这一年，安徽农村开始推行“责任田”，市面上情况有所好转。有时候也能买到东西充饥了。一天晚上，我在食堂吃了三两米糊，根本不够。听说南门口饭店有饭卖，我便去了。买了半斤米饭（要粮票），外加一碗红烧茄子。味道不错，还是没饱。狠狠心又买了半斤米饭，又一碗茄子。这才饱了。这个晚餐，硬是吃了一斤三两，还有那么多菜。
班上有个姓彭的学生，说他爸是商店经理，可以买到“高级月饼”，问我要不要。当然要！立刻将钱与粮票交给他。第二天他带给我一个一斤重的月饼。趁着没有课的时段，我打来一瓶开水，将宿舍门关上，独自享用。本准备吃一半留一半，却刹不住嘴，居然吃得干干净净。
那时候赵步岳还是“右派”，在城关小学一边劳动一边教课。他人缘关系好，路子广，间或能弄到吃的东西。一天，他从幕山园艺场买来两大篮新鲜山芋，晚上把我们五、六个单身汉邀去共享。赵步岳吃得太多，第二天肚子痛，急性胃肠炎，病了几天才好。听说还有人连吃十几个茶叶蛋，结果胀死。后来才知道，长期吃不饱的人，突然吃的太多太胀，肠胃一时适应不了，容易出事。饿狠了，难以控制进食，也是饥荒年代的真实写照。
真正摆脱饥饿，对于我是1962年。这一年，我在文教局。潘村中学陈民权校长邀我去他们学校工作。说：学校有个放牛的农工，有一坵田，种下以后就没管了。放牛的农工已经不在学校，回家搞“责任田”去了。你如果去，那坵田就归你。稻子已经成熟，只要收割就可以了。虽然缺失管理长得不好，一百多斤稻子还是稳收的。这是个十分诱人的条件，我答应了。
收割那天，县城里来了三个朋友，帮我割稻，打谷，晾晒，风干。一过秤，整整一百五十斤。我把稻子交到食堂，折换成饭票。心里想，这一来真的能吃饱了。原来，学校的前身是“农校”，有一些田地。农村推行“责任田”，他们也把田“承包”到教职员工头上。每人都种田，都收稻子。最多的收了二三千斤，一般也能收到千斤左右。这就要看本事看能耐，看会不会种田了。我最少，半途而来不劳而获，十分知足。收割的日子，学校内外一片繁忙景象，一个个神采奕奕满脸红光，乐得合不拢嘴。饱了，就是这个样子。
只此一季，第二年就不准这么干了。
炊事员对我也很客气。因为我经常为他们做点文墨事情，如写信，写请假条，写借据等等。他们都不识字。买饭的时候，总要给我多打一点。明明四两，实际给我半斤。从此，我是餐餐都能饱了。
一个从“三年大饥荒”爬过来的人，此时觉得无比幸福。
（未完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