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书献给逝去的亲人
遭遇“阳谋”的人
1957年夏天，由毛泽东策划和指挥的“反右派斗争”，是一场大规模镇压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运动采取诱骗方式，号召“大鸣大放”、“言者无罪”。最后一网打尽，使上百万无辜者沦为家破人亡的专政对象。有人指责他言而无信，大搞阴谋。他却辩解为“阳谋”。从此，中文大词典里多了一个新词汇——“阳谋”。正如孙乐涛先生所言：“权力为了达到一定目的，可以采取各种欺骗手段，可以信誓旦旦，暗下杀手，可以‘钓鱼’、‘引蛇出洞’，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当然，这种‘目的’总是被宣称为利国利民的。”
红旗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的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纂的《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全国共定552877个右派分子。他们中半数以上失去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去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据说，这55万多“右派”是根据“改正”时的统计数字。“反右”运动中遭整肃的远不止这些。据《文摘周刊》2011年3月7日转摘穆广仁文：“全国打出右派3178470人”。我一直不敢相信这个数字。但深信在正式划“右派”以外，确有大量被戴上其他“帽子”的人，如“中右”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坏分子”等等。四川省在李井泉的指令下，还在高中学生中开展“反右”运动，被整肃者不叫“右派”，叫“反动学生”，与“右派”相同命运。所以说，“百万无辜者沦为家破人亡的专政对象”，绝对是一个较为保守的数字。
“右派”并没有全部“改正”。据说，那些没有“改正”的“右派”是真正的“右派”。其人数90余人，其中中央级“右派”5人。即便真的如其所说，“反右派”斗争的“正确率”最高也只是百分之0.018；换算成错误率，高达百分之99.982。
（一）茆家升
茆家升，安徽全椒县人，医生。“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在的芜湖地区医院，在“砸烂城市老爷卫生部”的口号声中，全体五百多职工分点下放，他来到泾县浙溪公社马渡卫生院，当了一名全科医生。
我那时在县文化馆工作，间或奉命鼓动“文艺创作”。当然，那是“三突出”年代，要像八个样板戏那样“创作”。茆医生也经常应邀参加我们的业余创作会议。发现他博闻强记，能说会道，反应敏锐，引经据典常滔滔不绝。肚子里藏有学问，却不肯动手，终不见他拿出稿子。给他分派任务时，他总是躲躲闪闪，努力搪塞。或者推说业务繁忙，无暇动笔；或者自称无能，“说说可以，真正动手作文就不行了”。后来才知道，他已经是“老运动员”了。1955年于合肥医校毕业后在黄山疗养院任职。1956年一度任近代史上重臣沈钧儒老人的保健医生。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批斗，1958年划为“右派分子”。他的“右派言论”主要是反对曾希圣的农业“三改”。安徽是多次政治运动重灾区，“反右”亦然。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中央关于划右派标准之外，又加两条。一是反对单位领导，二是反对农业“三改”。此后，茆医生被发配到位于广德县境内的门口塘农场劳动改造，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劳役生涯。当时他二十一岁。这个农场全盛时期曾收容过一千五百多名右派。正值“大跃进”年代，“三年大饥荒”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茆医生也差点命归黄泉。“文革”中又再度遭到批斗，余悸在心，当然是不愿意舞文弄墨再生麻烦了。他参加我们的会议，也就是隔岸观火，逢场作戏罢了。
后来，芜湖地区医院重新开张，下放医生又陆陆续续回去了。他在传染科当临床医生。我利用一次参加会议的间隙，去探望过一回，就再也没有见面了。2005年的一天，忽然收到他给我寄来的一本书：《卷地风来——右派小人物记事》（远方出版社2004年版，茆家升著）。书中写了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二十多位小“右派”的凄惨遭遇，令人不忍卒读。我很高兴，他终于又在作文著书了。而且写的是自己亲身经历，是身边的诸多难友；再现当年情境，“殷鉴不远”，是在做好事。后来，我又在一些网站上读到他的文章；写得很好，令我敬重。
退休以后，我东奔西走常客居他乡，与他失去联系。多亏“五柳村”帮助，才将他找到；也才知道他下放泾县十年间的一段坎坷人生。
1969年5月，茆医生下放泾县以后，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乡村医生生涯。他后来说：“我行医数十年，一生平庸，只有两个时段还聊可自慰：一是我在那家改造右派的农场当右派医生时，没有顾及个人安危，全力救助素昧平生的难友们，帮助很多难友摆脱了绝境，乃至免于饿累而死；另一时段就是十年乡村医生生涯了。这里极度的缺医少药和交通闭塞，迫使我在拿起听筒的同时，又拿起了手术刀，当一个实实在在的全科医生。并且竭尽全力，把一个小公社卫生院的工作，推向极致，做了很多一个乡村医院本来做不了的事，给了广大贫苦农民医疗上最实在的帮助，救活了不少几乎注定要死去的病员。特别是在邻近公社每年都有一些人死于有机磷农药中毒的情况下，这里一个人也没死。而当我上调之后，所有抢救危重病人的工作，包括各种进腹腔的外、妇科手术，均结束了，一切又恢复到一般公社医院的普通水平。所以有人说我在那里撑起了一方天，虽然过誉，也不全是虚饰之词。”然而，正当他努力治病救人时，却落入了人生最低谷。事件是他的第一次婚姻，而导致灾难的根源仍是“右派”——虽然已经“摘帽”，在一些人眼里，却依然是“右派”——俗称“摘帽右派”。
茆医生不愿重提这件事，但我还是想简要地说一说。为的是记录那个年代的罪恶与荒诞。
在下放的村落里，他认识了一位下放女知青。或许是因为类似的身份，因为共同的文学爱好，也因为身处异乡的落寞吧，他们两情相悦、顺理成章地相爱了。然而，这种顺乎天理的男情女爱，却被一些险恶的人认定为“阶级斗争新动向”。觉得他胆子太大了，太目无＂王法＂了！不严厉打击，怎能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于是这场男婚女嫁和亿万人群千古如斯的普通婚姻，惹起了轩然大波。先是千方百计阻挠他们进行合法的婚姻登记，把两人分别晾在一边，弄得他们十分尴尬。虽然多次央求催促，有关部门就是不给办理。什么理由呢？他们未成年吗？有病吗？近亲吗？都不是！“摘帽右派”不准结婚？下放知青不准结婚？违犯哪一条宪法和婚姻法了？也都不是！那为什么不准婚姻登记呢？
不为什么，根据上级指示就是不给办！
他们先将茆医生调到外公社水库工地去，不让他俩接触；然后给女方施加压力，说这个“摘帽右派”是如何“反党反社会主义”，要她检举茆医生如何破坏“上山下乡的伟大革命运动”，说她是怎样受蒙骗的。只要她检举，就可以给她安排工作。然而他们未能得逞，女知青果断地回绝了他们的诱供，明确回答是真心相爱，而且有爱的权利！这些人碰了一鼻子灰之后，并不死心，依然软磨硬压不说，还把她调到一个劳动强度最大的生产队，妄图将她拖垮。他们大造舆论，从县里到地区。说他这个“摘帽右派”破坏“上山下乡”，老账新账一起算，要坚决打击……
茆医生濒临冤狱门槛。
然而，正直的人毕竟没有全部沦丧。最终，他们还是结婚了，却毫不讲理地给了茆医生一个“开除留用”处分，只发给生活费每月三十元。
当时我并不知情。因为那几年里，妻子长年患病，直至辞世，困难重重，焦头烂额。也就无暇顾及别的事情了。
茆医生很坚强。1979年“右派”改正，他结束十年的乡村医生生涯，回到芜湖地区医院以后，虽然已经满身疮痍、心力交瘁，还是积极应对从生存到发展的重重压力，百折不挠，步步进取。早在1962年“右派摘帽”后，即攻读安徽师范大学夜大学中文系，“文革”前本科毕业。下放十年，浪费了最珍贵的青春岁月；而后却以八年时间，完成了从医士到医师到主治医师再到副主任医师的职称晋级。在兢兢业业努力工作、想方设法张罗柴米油盐的同时，居然有不少的文学作品与学术论文问世。2004年出版的《卷地风来——右派小人物记事》，被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及国内、港台诸多大学收藏。
茆医生是大跃进大饥荒的亲历者、幸存者，也是研究者。有多篇反映那场灾难，评毛，及评述暴力土改和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文章，散见于报刊网络。
茆医生还是胡适的追随者和研究者。曾受聘于台湾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任助理研究员。参加过两岸学者合作的田野调查，发表过有关生殖崇拜的学术散文。关于“右派分子”的人数问题，我曾有疑惑而请教他。他说：“反右”的书，境内的朱正、境外的丁抒写的较好。至于反右人数，应该是五十五多万人。那三百多万，应是所谓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农村大逮捕的人数。根据－是反右时人数虽是糊涂帐，但改正时的记录应是比较准确的，已明确到个位数。只有六个名人，和九十余位普通人未改正。二是当时知识分子包括初中生才五百多万人，五十多万已超过百分之十了。我是当事人，觉得五十五万比较可能，您看呢？
有人说中国的“右派”多为知识精英，我觉得是正确的。当然，其中有铁骨铮铮的汉子，有天真的知识分子，也有卑鄙的小人，但对于其中大多数人来说，确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及其延伸）群体，无论出身如何，无论行当各异，也无论做人还是做事，相对而言他们总有这样那样的过人之处。或许，这就是苍天对于不公平的公平吧。
（二）曹老师
曹老师，1955年毕业于南陵师范。祖籍绩溪县。他的父亲在泾县城南门老街上开了一家书店，名叫“致知文物馆”，卖书，卖杂志。1957年之前，日子相对宽松，全国各地办了不少刊物杂志，店里都有卖。读初中的日子，一到星期天，我就去店里泡上几个小时。尤其喜欢各种刊物，如上海的《萌芽》，浙江的《东海》，江苏的《雨花》。买不起，就泡在店里阅读，店家也不阻止。
我与曹老师相识，是1962年在潘村中学工作期间。那时候，他在潘村小学当教师，“右派”摘帽的当年，恢复教课不久。据他后来说，早在他劳动改造的时候，就已经听人说起我了，对我的遭遇很了解，也很同情。而我虽然没有经历“反右派”，却目睹过不少可怜的“右派”生涯。暗暗庆幸自己的同时，也对他们极富同情。两人又都是单身汉，所以一谈即拢。
曹老师是怎样被打成“右派”的？他的几段文字较为详细地记录了这一过程：
“1957年二三月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重要讲话不久，《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连篇累牍地登载了共产党决心面向全国”开门整风“的消息。据说是为了纠正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及宗派主义的错误思想作风。此时我的心情为之振奋，满以为这是执政党为了社会的长足进步，国家的日益富强，更是为全国老百姓创造福祉的一大施政举措！在这种信念、期盼的鼓荡下，我几乎每天都要翻阅报纸，关注整风进展情况。五月过半，党外人士、高级知识分子，特别是各民主党派的一些领导或撰文，或座谈，纷纷给共产党提意见述建议，言辞还很激烈尖锐。党中央毛泽东面对这样的形势，不但不予解释，也不以势压制，反而还或多或少地表示赞同，默认，甚至鼓励鸣放。其吸纳意见恭谦大度之仪态令人惊喜钦佩！由此我联想到大唐盛世唐太宗纳谏的真诚与明鉴，若与毛主席相比，我以为”唐宗宋祖“真的稍逊一筹。毛主席共产党无愧英明领袖、人民救星，完全值得举国信赖。我把共产党”开门整风“之举看成和煦而又强劲的东风，它将吹绿神州，给古老中国带来无限生机！我巴望整风运动在我县城乡迅即展开，早见成效。
整风运动果然在全县逐步开展。县委县政府及其所属机关单位先行一步，八月上旬即进入学习动员阶段。文教系统包括城乡各级各类学校是在九月下旬开始的。那时我在本县包合区包合中心小学任教。白天全校师生照常上课。晚上七点到九点半是整风学习时段，雷打不动。区政府派来一位姓王的干部充当主持人，领导开展运动。初始阶段学习文件，读报纸，动员大家积极投入这场政治运动。反复学习毛泽东提出的“十六字”方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特别强调“不以言定罪”；并说帮助党整掉不良思想作风，各级领导都会虚心听取意见和建议，以警戒自己少犯错误。我对“十六字”方针确信无疑。因为它是出自“英明领袖”之口，一言九鼎，绝非儿戏。因此我暗下决心，把自己所见所闻、亲身经历、切身体察到的于党于国家不利的事例或现象“鸣放”出来，以表赤诚之心。十月初进入“鸣放”阶段。开始较冷清，没有多少人发言。主持人用事先准备好的“奇谈怪论”来启发大家，引导大家发言。诸如“外行能否领导内行？”“是党管学校好还是专家教授治校好？”“一党执政不如多党轮流执政好吗？”主持人宣讲时面带微笑，娓娓道来；时不时用赞许的口吻和欣赏的神情，把话题说得很轻松，一点也觉察不出有什么用心与奸诈；仿佛这些言论与主持人的思想一拍即合，隐约透出某种共鸣。就在这种声声诱人、步步迷茫，而又让听者昏昏愕愕的氛围中，几个和我一样不谙世事的青年教师（当年我二十岁，任教不足两年）按捺不住怦怦的心跳，打开话匣“鸣放”起来。我发自内心，畅所欲言，一吐为快，重在真实。今日忆起，觉得当时的我简直幼稚到不知天高地厚的地步；一个刚步入社会、从教不久的乡村小学教员，哪有资格高谈阔论这类高深莫测的政治问题！但我当时坚信即使说错也无妨——“言者无罪”嘛。何况我还是个从学校到学校、历史清白、思想单纯的小青年，伟大的党是会充分理解我一片赤诚之心的。我的“鸣放”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我说现在工人比农民好过。农民种田很辛苦，收入低，吃穿都有困难。学生家长是农民的，连孩子的学杂费（一学期还不到两元钱）都交不起。有不少家长用土法熬制的甘蔗糖抵交学费，我收了不少，味道苦涩，变不出钱来。为了巩固工农联盟，政府要设法改善农民生活。二、我说小学教师没地位，连商店营业员都不如，更不如生产队长。村里开会，队长可以随便指派老师跑腿去买烟。小学教师待遇低，没人看得起。三、我说现在社会上不论男女老少都在穿苏联大花布做的衣裤，花里胡哨，不伦不类。这种大花布好褪色、缩水大，不是什么好东西；在苏联也许是滞销品，老大哥用来占领我国市场，我国的纺织业怎么办？还是防着点好。四、我说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坚持八年抗战（如今才知道八年抗战是国民党领导的），取得最后胜利，又进行三年解放战争，解放全中国；其过程中与各民主党派结成了统一战线，它们也是功不可没的。现在党提出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事实上各民主党派在基层并无组织系统，长此下去得不到发展，怎样“共存”？又怎样“互相监督”？
“鸣放”持续了两三个月。这期间我一直等待观望，切盼有关上级领导或主持学习的负责同志对我的“鸣放”作出相应反应。然而他们一直是不冷不热，不置可否，叫人琢磨不透。元旦一过，寒假在即，学校接到县里通知：寒假期间全县中小学教师集中在城关参加“集训班”，继续深入开展整风运动。
集训开始，一些人三天两头被召去开小会，进进出出，忙得很，神秘而隐蔽。不久，各组大字报纷纷上墙，《揭发xxx反动罪行》、《打倒xxx右派分子》，字里行间充满敌意，杀气腾腾，空气顿时紧张起来。我预感到大祸就要临头了。
在这危急时刻，我还幻想领导找我个别谈话，进行“面对面”帮助。这样，我还有申辩理由的一线希望。然而，这都是我一厢情愿，天真烂漫的呓语。揭发批判的大火迅猛地烧起来了。在我之前挨批斗的几个所谓有历史问题的老教师，被直呼其名，责令他们站在人群中。他们战战兢兢，一声不吭，垂头哈腰，任凭大家呼号吼叫。好像早有思想准备，等待这一天到来。我在想：明明说“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怎么就不要“大辩论”了？一旦轮到我头上，就是拼死一搏也要坚持说理，不能含糊，一定要明辨出真理来。岂知厄运真的临头时，没等我张口，几个小丑似的人物走上前来不由分说地掀掉我的黑呢帽，还逼我脱去大衣（当时正值隆冬）。说先要整整我的态度，压倒我的气焰。每当我正要说话时，一阵高喊打倒我的口号如潮水般涌来。即便我嘶破喉咙说什么，也会被嘈杂的咆哮声、辱骂声所湮没。此时我才如梦初醒：我早就落入他们布下的陷阱，成了囚中困兽，只有挨整挨斗的份，没有半点申辩的权力。天哪，我一个涉世不深、文化知识浅薄的懵懂青年，岂敢有颠覆共产党领导的狂妄野心！
进入“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猛烈阶段，被呼作“右派分子”的难友们，历经大会小会多次批斗之后，被责令书面检查，交代“犯罪言行”。尽管我的检查已狠批深挖、自我作贱至极，并按批斗会上众口一词的口径认定“罪名”，仍严词责令我通宵达旦地交代问题。这种疲劳战术令我心力交瘁，精神崩溃，不得不以书面形式包揽了所有“罪行”：一、我说农民生活不如工人好，是挑拨工农关系，破坏工农联盟，攻击党的政策，煽动农民与政府的对立情绪。二、我说教师收入低，没有社会地位，被人看不起，是歪曲党对知识分子“团结、利用、改造”的方针政策；是恶毒攻击。三、我说苏联用滞销的大花布占领我国市场，是污蔑攻击伟大的社会主义苏联，制造事端挑拨中苏友好关系。四、我说民主党派在基层没有组织系统，长此下去得不到发展，纯属“党天下”谬论的翻版，破坏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居心险恶，唯恐天下不乱……我以悔罪的语调读完我的“认罪书”以后，他们面面相觑，暂告平息。主持人宣告我“听候处理”。从此，这顶“右派帽子”压弯我的颈脖，紧锁我的喉舌，碾断我的脊梁；而我也学会了三缄其口，束手就范，逆来顺受。“
批斗过后就是劳役。他们先是挑荷花塘的塘泥，扫大街。可怜的母亲怕他想不开寻短见，来帮他扫街，趁机叮嘱他“想开点”。监督劳动的人不准他母亲来扫，说劳动是为了改造这些人，是不能代替的。正当二月，春寒料峭，塘水冰冷刺骨。他心里想：这哪里是改造？明明是受刑啊！
后来，被发配到晏公青龙生产队监督劳动。五月中旬的一天，曹老师被潘村中心小学钟校长传唤去核对“认罪材料”，钟警告他只有认罪悔过，休想抵赖翻案，否则没有好下场。曹老师默默地看完材料以后，呆了好一会，强捺住心中不平，木讷而无奈地，用颤抖的手签了名盖了章。不久即正式定为“右派”，工资也从每月三十七元降至二十三元五角。
六月，又被发配到新建的茂林中学参加建校劳动，上山砍伐、搬运树木。后来学校基建全面竣工，他们又转到当地潘村药材培植场，种植草药。茂林中学的总务主任吴锡尧（后来当副校长），人性未泯，是个好人。他对待“右派”，说话时声色俱厉，威严怕人，行动上却比较关心他们，不为难他们。劳动中也不给他们下达苛刻的指标，能做多少是多少。他让“右派”自办食堂，女“右派”烧锅。粮食定量虽然不多，却能免遭别人“揩油”。他们还养了一头猪。过年的时候，吴主任说：“把这头猪杀了，全部归你们。是你们养的，别人不准揩油。”这在当时，就很不简单了。而到了潘村药材培植场，就完全不一样了，等于天天受刑罚。
后来又转到县城附近官塘文卫口饲养场，上山砍柴；到县城机关单位掏粪，并把这些粪肥挑回饲养场，往返十多里。劳役期间，正值“大跃进”造成的“三年大饥荒”。三年间，泾县饿死八万多人。这时候，曹老师头脑十分清醒：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变卖一切可以变卖的东西，维持生命。因为他不想饿死，他心里不服，觉得自己的所谓“右派言论”没有一句是错的；他相信总有一天会重见天日，还他清白。再说，父亲也被抓进劳改队了，母亲一人带着三个不满十岁的弟妹生活，实在太可怜了。为了母亲，他也不能死，要努力活下去……
1959年国庆节，泾县第一批“右派摘帽”，但人数很少。曹老师是1962年第二批“摘帽”的。此后，才得以重返讲台。然而，摘了帽子的“右派”还是“右派”。又一个新名词产生了：摘帽右派。运动一来，这些人依然不得安宁，依然“被运动”，遭批斗。“文化大革命”足以证明。
曹老师说：半世“右派”，诸多不幸。一生中却也有三次“侥幸”，才活到今天。其一，自己是早产儿，襁褓中多病。其中一次“动惊”特别严重，不省人事，多方医治无效。连乌龟尿都喝了（民间验方），毫无转机。家人绝望了，不再喂奶，小棺材都做好了。行医的叔叔认识芜湖一位名医，恰巧他路过泾县，说“一帖药叫他回头”。结果按其药方喂了我两帖，居然真的回过气来。二是五七年打了“右派”，接着是三年大饥荒，饿死那么多人，自己居然幸存下来。三是“文革”中，妻子家成分好，贫农，处处袒护我。有什么麻烦事了，都是她出面摆平。有一次我练毛笔字，不慎将墨汁泼在毛象上，在当时是要打成“反革命”的，我吓懵了。妻子淡定地说：“别怕。我来。我搞的。”轻轻悄悄处理了。“造反派”要她与我“划清界线”，妻子回答：“我是大老粗，只知道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他是个好人，我清楚。”妻子不离不弃，把家维持下来了。
改革开放以后，大家都好了。老百姓也慢慢开始有尊严的生活了。曹老师的儿子成了企业家，为他买了宽敞的新房。老俩口日子过得平平实实，自自在在。
（三）朱寿根
朱寿根，一名朱石麟，黄田人，小学教师。细算起来，也是转弯抹角的亲戚。他家住在“长房”里，与凤奶奶家共一个堂屋，一左一右。他家还多一间厢房。厢房很大，里面挂了“吊屏”——梅兰竹菊，还摆了“自鸣钟”，帽筒，板壁上贴了“朱柏庐治家格言”，多了一些书香味。凤奶奶是我的姑奶奶，我经常去玩；也经常到朱寿根家玩，所以比较熟悉。
朱寿根待人和蔼，喜欢音乐，经常唱歌；还懂“五线谱”。在那个年代，是被认为很了不起的。他家里有母亲、妻子和女儿。他父亲早年在外地经商，日子称得上小康。也有些田地，“土改”时划的成分是“小土地出租”。他是独子，“惯宝宝”。从小聪明调皮，不服羁绊，经常惹点麻烦事。一个夏日的傍晚，他手握一把刻字刀出来玩，不知怎么就把一位亲戚的孩子扎伤了，胸口血流不止，死了。人命关天，闯祸了！赔了人家许多钱。他的奶奶还以自己的寿材将死者厚葬。
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县里招收一批文化人，到宣城轮训后分配教书。他在其中，分到蔡村当教师。他的妻子兰英，是个很能干很贤惠的农村妇女，种菜种地，养鸡养猪，操持家务，粗活细活都能干，似乎比一般非农耕人家要忙一些。
1955年，朱寿根腿骨关节发炎，不能走路。学校（当然是通过县教育部门）送他去合肥治疗。并没有彻底治愈，落下残疾，需要拄拐杖走路。就让他回家休养，工资七折。薪金制之前，教师也与机关工作人员一样拿“工资分”，月收入都不高，折合人民币总在二十几元钱。人与人差别不大，上下也就讹错大约十个“工资分”，每个“工资分”二角钱。打了七折，收入就更低了，影响一家人生活。不久，他要求复职重上讲台。“组织上”照顾他，就近安排到黄田中心小学，任低年级教师。
一年以后，“反右派”斗争开始了，朱寿根被划为“右派”。
如果他依然在家休养，或许就能躲过那场浩劫，这就是宿命。
朱寿根的“右派言论”是些什么呢？不知道，一时无从打听。我也懒得找人打听。历史证明，“鸣放”过哪些“右派言论”，甚至有没有“右派言论”，都无关重要。只要整人者将你“号”上了，即便没有“言论”，也照样可以打成“右派”。现在的人可能不相信，事实确是如此。
据我的老师洪先生回忆：榔桥小学教师夏维胜，部队转业，共青团员，学校少先队辅导员。学习中因为提了一条意见，说粮食定量不分大小口，不合理。就说他“反对统购统销”。他原本不想提意见的，无奈运动组织者反复动员，还单独召开团员会议，要他们“带头”，“起表率作用”。他信了，就提了这么一条意见，就成了“右派”，发配到茂林劳役。一天夜里，他偷偷跑回家，又连夜赶了回去。还是被发觉了，将他逮捕，送去劳改。他在劳改队里依然“不守规矩”，又逃跑，被看守开枪打死了。马渡小学女教师朱金娥，“鸣放”中说了几句顺口溜：“互助组穿棉裤，初级社穿夹裤，高级社穿麻布”。意即一级不如一级。她原本以批判口吻说的，却说她故意宣扬，“反对合作化”，也成了“右派”。黄田小学教师汪荣贵，篮球打得好，家住榔桥。他在宣城师范读书的日子，回家时经常到区政府操场打球。一次，D区委路过，不慎被球砸了一下。D区委批评了他们。汪荣贵年轻气盛，不服批评，站出来与之理论，双方争吵起来。据说，1957年汪荣贵分配回来当教师以后，他的“右派”就被“号”上了。不知道是真是假。也许只是老百姓这么推测。我不敢相信也不敢不相信。那年头，什么样的荒诞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朱寿根被划“右派”以后，也是在茂林劳役。“大跃进”开始了，“大饥荒”开始了，腿又残疾，挺不过折磨与摧残，不多久便死了。
母亲也在家里饿死了。
女儿只有七、八岁，一次去唐村外婆家，路上，被人弄去煮吃了——那年月，人吃人不是什么稀罕事情。
孤独的妻子回到唐村娘家，不久也饿死了。
朱寿根一家，就这么被“灭门”了。
（四）朱普安
朱普安，1932年生，居住在黄田芭蕉坞。祖上敦裕堂，系黄田“上四房”。其父朱大兆，以及其兄朱普荫都是做当铺出身。当铺这行当被人称之为“打夜壶的锡”，意思是除了本行别无用处。“夜壶”就是尿壶，方言。当年，他家住在“大夫第”对面的“桂花树”，他就是在那里出生的。父亲一次过桥时发“黑头晕”，栽下河去，伤病久久不得痊愈。听人说鸦片可治，便开始吸食鸦片；结果成瘾，把家产败得净光，直落到上无片瓦下无寸土。
朱普安九岁丧父，十二岁丧母，只有哥哥与他相依为命。这时候国共内战，时局极不安宁。他记得：1947年的“小溪事变”，闹得黄田一带民不聊生。小溪是黄田乡一朱姓村落，附近常有共产党游击队出没。某夜，国民党52师“老虎队”，黑衣黑裤，化妆袭击住在小溪祠堂里的游击队。游击队被打得懵头转向，损失惨重。事后，游击队整肃内部，说某朱姓人氏通敌，将其杀害。并以朱训夫“陪斩”。朱训夫是李村园保长，“二面通”——国共两边都不得罪。“陪斩”并不是真的杀头，示众、吓唬的意思。但常常能把当事人吓死。
“小溪事变”以后，“老虎队”清乡，把黄田的老百姓统统赶出村去，大约七天之内全村空无一人。这时候，朱普安已有十六七岁，经人介绍到芜湖米厂当学徒。
米厂老板曾庆藻，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天主教徒，在广益中学当过教师。他是中共党员，以米厂作掩护，开展地下活动。“解放”后曾任上海第三制药厂副厂长。他的弟弟曾庆梅，五十年代任过安徽省委副书记。
1949年4月芜湖“解放”。曾庆藻对朱普安说：“你就不要回去了。你的父母都不在了，回去干什么？”写了个条子，介绍他到皖南干校学习（出来分配工作即副区长）。朱普安跑过去看了看，觉得很不象样，很不景气，不满意，推辞了。曾老板又叫他当工人，学习织袜。他还是不想干，只想回家。曾老板给了他五块“袁大头”作路费。大约冬至前后，朱普安回到黄田。
朱普安有文化，尤其一手毛笔小楷极其工整秀气，被召到榔桥专门填写“土地证”。1952年，王桂香在榔桥搞划乡建镇，搞选举，吸收他参加工作，任榔桥区共和乡文书。此后辗转于供销社与区政府之间，充任文字统计工作。1953年，马冲蜜奶奶作媒，介绍他到芭蕉坞成亲。妻子唐淑贞，种田人家，穷苦得很。丈母娘在朱普祚家当女佣，有食无工。唐淑贞在榔桥烈女庙小学读过书，我们同过学，有印象。她个子较高一些，年龄也较大一些，读高年级。
1956年，朱普安调县供销社，在人事股任干事。第二年“反右派”，其命运急转直下。那时候他是青年团员，虽然十分相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倒也不是很张扬，不是很积极，会上也不多说话。虽然在学习会上受到批判，也还没划“右派”。不料向上汇报时，所划的五名“右派”通不过，说少了，不够指标。上级说：你们供销社一共八十六个人，按照上面规定的“右派”比例百分之八，八八六十四，六八四十八，帐面上是六点八八，四舍五入，应当拿出七个“右派”来。汇报人说：真拿不出来了。上级说：怎么拿不出？说明你们思想有问题，要好好学习。一番讨价还价，上级说：那就再加一个吧，小数点以后的就不问你们要了。
这个再加的“右派”指标，落在了朱普安头上。
经过整理，朱普安的“右派言论”主要三条：一，破坏统购统销——朱普安在县社三人同住一间房。一天，家里寄来“保价信”，同室有人问寄什么好东西来了？普安说：“布票。六尺布票，叫我做棉袄，可是不够，买了面子没得里子。”二，破坏国家关系——1956年，陈毅外长陪同驻华使节上黄山，路过泾县，外国人在县城拍照，拍了不少阴暗面的东西。有人议论，说不应该。普安却说：“好的东西要给人家看，不好的东西也要给人家看。”三，对党没感情——有人动员朱普安入党，他回答：“我还没考虑。我对这个东西没多大兴趣。”都是平时不经意间说的话，学习会上被人检举，扣上了各种各样的“帽子”。
当年划“右派”是“以言定罪”，也有三种情况：一，你确实“鸣放”了，不管是主动“鸣放”还是在人家诱导下“鸣放”，都是你的“右派言论”。二，你没有“鸣放”，别人检举了你平时的言论，也是“右派言论”。三，既没有学习期间的“鸣放”言论，也检举不出平时的言论，但“号”上你了，那是不须要什么理由的，随便造几条即可。是可谓“莫须有言论”。朱普安的同事，组导股副股长惠朗秋，当过保长，国民党时期税务局干过事，系留用人员；儿子又去了台湾。他长期在外出差，平时谨慎得很，没有什么言论。通知他回单位以后，不到三天就打了“右派”。
1958年，农历腊月廾几，朱普安和别的“右派”一道，奉命打捞荷花塘里的鱼，供县委食堂过年。他们被令赤脚短裤，进入齐大腿深的塘水作业，冷得发抖，浑身“筛糠”，冻僵了，实在吃不消。突然，他被看管他们的人喊上岸，叫他回供销社“核对材料”。待他急冲冲赶回、推开办公室的门，胡传厚已经备好了火盆与开水，叫他立马泡脚；又递上一碗白酒叫他喝了下去；焐上棉被取暖。待缓过气来，问及核对材料事，原来是胡传厚做好事——知道他冻得吃不消，连忙写个条子：“朱普安速来供销社核对材料”，派人送了过去。当时，“反右派”紧锣密鼓，压倒一切，核对材料是大事，谁都不敢怠慢。胡传厚溪头人，与朱普安一起在榔桥区工作，后来又一起调供销社，朱在干部股，胡在物价股。朱普安被划“右派”以后，接替他工作的正是胡传厚。胡传厚敢于冒险关照“右派”朋友，十分难得。令他感恩戴德，终生难忘。
正月初六，朱普安到景星乡陈家生产队劳役。“五风”开始冒头，生产上兴起瞎指挥。乡长吴之新跟“风”颇紧，正月底稻种即下了田。因为气温过低，秧田四周围起簟垫避风，并在田埂上烧炭火盆取暖，说是“人定胜天”。结果把簟垫都烧了。朱普安参加妇女组干活，刨草皮，烧灰积肥。夜里点汽灯干活，说是“大干快上”。晚饭后他们全部坐在田埂上等候，见干部来了，就点汽灯干活，做样子；检查的人来看，统计劳动力出勤多少，多少男的多少女的多少儿童。检查的人走远了，大伙就将锄头把子垫屁股坐下，关了汽灯，坐等到十点钟回家。
干了三、四个月，朱普安被令回到单位核对材料，一共104张稿纸。遂定性为“右派”，撤职降薪，开除团籍，在单位打杂。下半年被派到芜湖炼铁。起初他在“坩埚组”，专门做坩埚。“高炉组”的人最苦。炉高8米，无任何防护措施。他亲眼看见高炉的煤烟冲出来，把人冲得往后一倒，被他人拖起就跑。在大垄坊地委党校炼铁的时候，五天五夜不准进宿舍，不准睡觉。人们疲惫不堪，抬矿石的时候一歇下来，往墙上一靠就能睡着。那时候有句响亮的口号：一切为“钢铁元帅”让路。因此吃的好，一天四餐，杀猪宰牛（正是大饥荒之前，“吃饭不要钱”的日子，极短暂）。
炼了三个多月的铁，停了，“钢铁元帅”悄悄地下了马。但仍然说“成就辉煌”。朱普安回到泾县，已经是1959年。次年“摘帽”后至食品公司上班。
虽说遭遇坎坷与不幸，朱普安的晚年生活还是幸福的。四个子女都很孝顺，使得他有遐读书写字、舞文弄墨，并著有文稿《耄耋回忆录》。
（未完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