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书献给逝去的亲人
遭遇“阳谋”的人
（五）汪国胜
汪国胜，1955年南陵师范毕业。先后在茂林小学、孤峰小学当教师。1957年冬天“反右派”的时候还不满十八周岁。他先是“积极分子”，后来不是了，但也没有遭到批判斗争。回到孤峰小学以后，却被宣布为“右派”。据说是因为“右派”数额不够，“指标”完不成，而“补”到他头上的。说他有三条“右派言论”：一、说粮食不够吃。年轻人饭量大，吃不饱。二、说知识分子“改造”二字对年轻人不合适。因为年轻人都是党培养的，身上没有旧的东西，谈不上改造。三、说皮鞋价格贵了；说百货公司出售烂苹果——攻击党的价格政策。
汪国胜说：这一届南师的泾县学生大约五十人，有十人划成“右派”（不含“中右”与遭批判者）。此后，他便开始了一生中最艰难最无助最黑暗最没有尊严的生涯。
他在学校劳动改造。1959年调到城关小学，上午教课，下午劳动。说是上课，其实是凌辱：预备铃响过，学生们就坐在教室里唱歌：“反右派，反右派，右派分子真正坏……”在这样的歌声中走进教室，一定是万箭穿心吧。学生不喊“起立”，不喊“老师好”，而是直呼其名。都是学校布置的。对学生说他是“右派”，不要喊他“老师”，但讲课要听。
1960年，汪国胜到官塘文卫口饲养场劳动，一共四十多名“右派”。场长章长富是个狠人，极左。一年之间，这里就死了两个人。一个姓左，是我一位同学的父亲，另一个姓戴，都只有四十多岁。主要因为饥饿，因为缺医少药，因为不把人当人。有个“右派”潘祥国，机伶得很，发现住地阁楼上藏有几百斤红豆种子，便伙同汪国胜一共四个人去偷来煮吃。后来被发觉了，但没人承认，也就不了了之。八月中秋，食堂加餐，做了一些糍粑。他们四个人半夜间从地垄中钻进厨房去偷。第二天被发觉了，场长章长富把他们四个人绑在树上，用牛鞭抽打，浑身血淋。中午没人的时候，他们挣脱绳索，从后山跑往县城，找到宣传部告状。鲍福忠部长倒是不错，叫人到食堂买了饭给他们吃。还派人将他们送了回去。因为宣传部的干预，这件事情也就没再追究。四个人还在养羊场偷过两只羊，杀吃了，谎称夜里“狼来了”。有时候派他们到县城买米，他们就在路上抓生米吃……
此后，汪国胜又调到“文卫口基建办公室”劳动，就是建造电影院；又调到茂林药材培植场。场长王寿南，是个好人。茂林中学同药材场连在一起，校长吴锡尧也是个好人，能通情达理地对待他们；劝他们想开些，看透些。1962年，又调他到厚岸小学搞“勤工俭学”，因为太远太偏僻（在泾县最西南边，离城一百多里），遂擅自离岗。依仗着自己年轻有力气，到南街拉板车。南街的板车队有一定规模，不少倒了霉的知识分子都在里面干活。他们被打成各种各样的“分子”，什么都没有了，只能凭力气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
正是这段日子，他认识了后来成为妻子的一位姑娘，是火柴厂女工。姑娘很年轻，比汪国胜小九岁。她仿佛中了邪，全然不顾家人反对，泼了命地要嫁给他。一个拉板车卖苦力的“右派”，有什么好呢？往后还要不要政治前途？姑娘却不管这些，口口声声说他人好。1968年，他们结婚了。说起这件事，汪国胜至今还是感恩戴德，念念不忘妻子的真情。在那种鼓励背叛、鼓励斗争、鼓励忘恩负义的年代，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子，了不起啊！
然而不久，官方号召街道居民到农村落户。其中一句口号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南街居委会主任，外号“小脚奶奶”，是个典型的“马列主义老太”，挨家挨户上门动员，不遗余力。说：“小汪呀，农村好！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可以养两头猪，养许多鸡……比城里好！”——农村如此之好，她的家人怎么不去呢？说是动员，其实就是强迫。对于不愿下乡的人，他们就没收户口本与粮本，不再供应粮食，逼人下去。那是1969年初，农历腊月二十二，街道上用大卡车把他一家（包括妻子和抱在手上的大女儿）送到黄村公社九义大队铭坑生产队。那天下雪，很冷。当地老百姓还是很好的，纷纷赶来帮他们搬东西，也有人送这送那。居住的房屋只有一间，很差，四面冒风，冻得不能入睡。大雪纷飞，天寒地冻，背井离乡，举目无亲。不难想象，这一家三口当时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困境之中！生产队长还算不错，后来替他们换了一间屋，稍好一些。
村里多是桐城人，喜爱黄梅戏，成立了业余剧团，要求汪国胜给他们排戏，记工分。汪国胜并没当过导演，也没排过戏。但毕竟是城里人，见的世面多一些，就答应下来。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排戏的，演出以后居然大受欢迎。别的村子也来请，轰动黄村。因此，人们觉得他有本事，不要他参加劳动，专门做些轻巧事情。
1971年，“9.13”林彪事件以后，风声紧起来了。对“四类分子”的管制也更严了，汪国胜的日子不好过，只能老老实实参加劳动。又不会农活，日子十分艰难。于是他提出还是出去拉板车，每个月交三十元钱给生产队，队里给他记三十个工（实际上每个工值只有0.25元）。于是，他又回到南街拉板车。而妻子则带着女儿在农村劳动。
汪国胜路子广人缘熟，拉板车的生意不差。拉砖、拉瓦、拉石灰、拉水泥，一天能挣二三十元钱，最多的一次，一个小时挣了九十几元。后来，村里人眼红，不让他单干，将他安在大队砖瓦厂，做砖，是个力气活，一天也可以记三、四个工。村里人还是眼红，硬要他回乡务农。不久，全国学习小靳庄，大队又抽调他去排戏，这一回排的都是京戏，《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灯记》……小靳庄是江青的“点”，排的是八个“样板戏”。快要去县城会演的时候，问题来了：他这个“导演”因为是“右派”，不能上台。怎么办？大队连忙央求公社给县公安局报告，说这个人改造得非常好，摘了“帽子”，就可以上台了。
不久，小学增设初中班，又将他抽去当民办教师。为了养家糊口，正当年轻的汪国胜拼命地干活。学校离家三四里路，教学之余，他每天中午从学校挑一担粪到生产队，晚上放学又挑一担，队里给他记上几个工。
1978年，汪国胜“右派”改正，恢复工作，安排在太元中学。后来，妻子与女儿都回来了，开始了稳定的生活。1984年又调到城关二小，任教导主任，分了房子，直到退休。
高大魁梧的汪国胜，将一身力气，连同他的青春岁月，消耗在被“改造”之中。
所幸挺过来了。
不是人人都能挺过来的。
（六）王秀岩
王秀岩，赤滩人，1925年生。父亲在赤滩街上开杂货店。生意做得很大，店号“义记和”。有田有地有权势，“土改”时毫无疑问地划了“地主”。
“解放”前泾县不通公路，行旅多为徒步，俗称“起旱”。少数宦绅富商则坐轿代步。货物运输主要依托青弋江航道，木帆船运载为主，上行至县西小河口，下行至芜湖。而赤滩濒临青弋江，主要码头之一，其货物运输量名列全县三甲。商贾云集，作坊棋布，热闹非凡。
王秀岩兄弟五人，他排行老四。老大王栋廷，是个做学问的人，泾县名师贺吉祥的早期学生。他不但国文好，数理英语都好。国民党县参议会秘书，兼泾县日报总编辑。“解放”后被捕入狱，在普济圩农场劳改，卒于狱中。老二王季桢，当过保长，“土改”中遭镇压。老三一直在芜湖做生意。老五王建群，“三年大饥荒”中，有一天悄悄溜进隔壁饭店，偷食了许多锅巴，然后赶到乡下去找四哥，路上口渴，趴在河沟里喝了一饱水，胀死了。
他们的父亲去世早，家中一应事务交由老二王季桢管理。某日，附近的chang山游击队攻打赤滩，目的是要抓住王季桢。乱世游击，“绑票”盛行；有事没事绑架个财主，令其家人用钱来赎，不予就要“撕票”；是游击队重要敛财手段。他们有人在王家店中潜伏，知道王家人行踪。没料到那天王季桢突然送货去芜湖，兼带送四弟王秀岩到湾址上学。与此同时，宁国县自卫队又鬼使神差地来到赤滩。是夜，游击队不但扑了空，没能抓获王季桢，反倒吃了败仗。于是气急败坏恼羞成怒，怀疑王季桢的两个妻舅（也是该游击队员）走漏了风声，遂将其二人杀害。
王秀岩没有从政，也没有当家理事，而是一直当小学教师，当校长。年轻时高高的个子，长得很帅气。也很能干，带高年级课，能写会画，有文艺才能。只是因为有些高傲，常让人看不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在城厢小学任教导主任，与校长张燮成关系不怎么和睦。其间，张校长看上了学生赵什么娥，给她写了一封信（信封是找学生代写）。在“伙食团”买饭时，张校长将这封待发出的信插在呢子大衣口袋里，露出一角。在他后面排队的王秀岩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干了件十分不应当的事情——顺手将信封抽出。众目睽睽之下闹得大家都知道了。恰恰女教师里面也有个赵什么娥，同名同姓，误以为是给她写信。这位有夫之妇觉得窝囊至极，闹到上面去了。“组织上”派人调查，结果将张王二人分别调出城厢小学。
王秀岩调到孤峰小学任教师。两年后“反右”运动，被划为“极右”。一是他出身不好。二是他在“工农阶级好，还是知识分子好”的“专题鸣放”中，不识时务地说出“知识分子也有好的”这样的话。三是其间还揭发出一个“十大拜把兄弟”事件，满城风雨，教育界没有不知道的。“十大拜把兄弟”中不少人都被捕判刑了。王秀岩最年轻，也没有历史问题，没有被捕，月工资由四十九元降为十元。与所有“右派”一样，王秀岩先是集中服劳役，而后一直在爱民、宋村、西阳等地边教书边改造。那里一片深山老林，十分偏僻。他已经无力顾及家人，仅凭每月十元的生活费苟延残喘。“三年大饥荒”，他饿得脱了形，拄着拐杖回赤滩，风一吹都要倒，坐在路边半天站不起来。
妻子朱霓珍，黄田李村园人，小学教师。她的叔叔惕燕（音）先生在李村园开办过“静安职业学校”，教习纺织；与侠骨先生办“培风中学”同时。朱霓珍先后带着四个儿女，辗转于李园金冲，黄田，宋村，爱民隆培，西阳石柜等山村教书，承担起全部生活重担。其中还有过一段退职后又复职的经历。她每月工资只有二十三元五角，除了买米买盐已经所剩无几。小儿子朱高潮告诉我，娘舅们帮了大忙，要不然是过不过去的。娘舅是农民，不会多宽裕，拉扯而已。在隆培小学教书时，全家辛辛苦苦养了一头猪，权力者还不准养，说是“资本主义”，硬是给杀了，“毛屎”才一百二十斤。大儿子朱渡初中毕业，因为家庭成分不好，不让上高中。朱渡的篮球打得好，黄田中学体育教师何老师帮忙说好话，公社五七干部就是不同意。改革开放以后，朱渡得以招工到荻港造船厂，后来回泾县，在石油公司工作，当过副经理、经理兼书记。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王秀岩的“右派”身份得以“改正”，于西阳中学退休。2012年5月，与他同甘苦共患难的老伴撒手西去。王秀岩也近九十高龄。日子好过了，却又失去健康，出门须轮椅代步，思维也不是很清晰。却终日西装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毫无那种老年病人所常有的邋遢与烂污。
（七）王元生
王元生是“遗腹子”，1935年出生于宣城。不久即遭遇日本人进攻，小时候印象就是“跑反”，饥饿，家人离散。他有个姐姐，一次“跑反”中冲散了，听人说死在江西。有一次日军飞机大轰炸，他们躲藏在一个水塘边，母亲趴在他身上，护卫着他。五岁那年，他们辗转来到赤滩，母亲改嫁于一位姓丁的老头。老头六十一，比母亲大了二十岁。却对王元生很好，视若己出。后来，母亲又生了个男孩。
父亲吃苦耐劳，仗义，好打抱不平。遇上灾害年景，他常常领头募捐，赈济穷人。穷苦人死了，他还施舍棺材。有一次国民党部队在赤滩练兵，长官狠毒地殴打壮丁，父亲看不过去，带头制止，把那个长官弄得很狼狈。父亲先是雇人开棺材店。后来因为年岁大了，生意越来越不济，倒闭了。只能做些零头碎脑的小生意，供王元生读书。1951年，王元生小学毕业，考上泾县初中，但交不起一个月六元钱的伙食费，停学了，在家砍了一年柴。第二年，宣城初师自主招生，父亲叫他去考，也考取了，因为交不起书本费，迟迟未能报到入学，而是随父一道走乡串镇卖黄烟。父亲感到十分惭愧：“再不把你送进校门，我就不能算个老子了。”想方设法凑足钱，进了学校。学校不收伙食费，还有生活补助，王元生享受甲等，每月两元。自己做了新衣服，个子也长高了，放假回家，母亲很高兴。
后来，宣城师范与宣城初师合并，原来的宣城初师改为教师轮训学校，压缩学生人数，一些人上了中学。王元生贫穷，没钱读中学，转到南陵师范。
1955年，王元生于南师毕业后分配到泾县马头小学教书。经历过苦难的他，高兴之余，思绪万千，对共产党感恩戴德；决心努力工作，矢志报答。1957年，他出席了全省优秀少先队辅导员会议。
这年寒假，全县五百多教师集中在城厢小学学习，“帮助党整风”。开始，因为成分好，又是乡政府培养的建党对象，王元生被内定为“左派”，参加积极分子会议，担任大组学习记录。积极分子身份不是公开的。积极分子经常开会，也不是公开通知，而是给个暗示，传递个眼神，或者借机碰一碰。开始是“自由鸣放”，半个月以后是“专题鸣放”：出题目叫大家讨论。如，有人说共产党是党天下，你的看法如何？一共一百多个问题，诱导人发言。王元生视共产党为救命恩人，绝对信赖，毫无怀疑，根本没料到是“阳谋”，就带头提意见。说农业合作化搞快了，有些冒进。说统购统销搞过头了。说有个亲戚家里只剩二百多斤稻子了，还要他卖，难道不吃饭了？这便成了反对合作化，反对统购统销。
一天中午的积极分子会议上，黄胜非发言，说“积极分子中也有不好的言论。”王元生感到不妙。下午开大会就有人揭发他。他连忙站起来申辩，说自己“一惯忠于党”。一道毕业的同学凤什么翔，立即说他“忠于国民党”。那时候无论是谁，只要被揭发，大家就一轰而上，被批得狗屎不如。即便夫妻也要揭发。夫妻之间揭发的问题就更加有口难辩，不是的也是。这种例子多得很。
这年暑假，王元生被定为右派。月工资由三十三元降到二十六元五角。
接下来就是没完没了的“劳动改造”。先是在茂林中学劳役。总务主任吴锡尧是个好人。右派们被安排给砖匠做小工，吴主任对砖匠师傅说：“这班人眉毛都是空的，以后还要工作，你们不要为难他们。”所以没吃大苦。后来到药材养植场，大饥荒开始了，不少人开始浮肿，然后又消瘦，有的就拖死了。也有自杀的。王元生本是个壮实小伙子，拖成一身病。有一次急性腹泻，一天泻了二十几次。他慌了，怕死，跑到茂林医院找到吴孟芹，跪下来哀求。吴大夫没有歧视，认真负责地抓紧治疗，救了他一条命。还有一次从茂林到县城，走到湾滩实在走不动了，想歇一夜。店家见他瘦得怕人，担心死在店里，不肯留宿。王元生哀求许久，店家听他说话还不象马上会死的人，勉强留宿一夜。还有一次从城里拉板车到茂林，连人带车翻入河中。另一次拉板车走到黄村，下坡控制不住，撞上山崖，险些重伤。
后来到官塘口养猪场，是同学陈绍斌送的。总共八里路走了三小时。可见身体差到什么样子。在场里也不能劳动，只能放牛。一天，难友潘祥珍感到自己不行了，去找潘祥国，托他带信给茂林家人，谁知还没走到就倒了下来，被搁置在屋檐下，奄奄一息。当时，哪怕只要一碗米汤就可能救过来，却无人过问。潘祥珍死了，场长章长富说：“又报销一个右派”。
1962年，王元生重回学校，一边教书一边劳动。文教局开出的介绍信上，把“同志”二字杠掉了，写上另外两个字：右派。刚回学校尚未“摘帽”。一次与凤什么翔一起时，凤问他怎么看待当右派的事情，他说了实话：不服。为此，“摘帽”推迟了一年多。
如今，孩子们都各立门户了。王元生与老伴有时也去帮忙照应照应。更多日子还是二人相伴地住在赤滩老街上。日子的确好起来了，闲适轻松。然而，不苟言笑的王元生似乎并不轻松。一旦回首这段往事，总是喉头哽咽热泪盈眶，常常说不出话来——王元生心里有着太多的屈辱。据医学专家研究发现：创伤记忆，带着强烈的负性情感片段，会储留、堵滞在“杏仁核”内，不能正常上传到皮质。因此它会如一个深藏在体内的发炎脓肿一样，不断地影响着机体。虽然右派身份已经“改正”，噩梦已经醒来，然而却从来没有人为他们的伤痛说句该说的话，没有人真正地去感受他们的感受。
王元生说，他想依据自身经历，写出一本书来。
写吧，想写的人都来写——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一个人就是一本书。
（八）许植元
许植元，安徽枞阳人，家庭贫农，中共预备党员，泾县新华书店副经理。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担任学习组记录。当时，各组组长和记录都是“组织上”统一指派。说明许植元深得领导信任。
组长和记录还须每周到县委宣传部集中汇报半天。一次汇报中，不知怎么就谈及到“葛佩琦要杀共产党”的事情，都是报纸上的报道。许植元不知道哪根筋胀了，鬼使神差地说：“葛佩琦也不是一开始就说要杀共产党。他是说如果不好好为人民服务的话，就杀。”宣传部长董增林说：“老许呀，你怎么这样说呢？”——“本来就是嘛。”——“你把话再说一遍！”——“再说就再说。”于是把话重复一遍。董部长有些气愤了：“你把你说的话写下来。”——“写下就写下。”
第二天，就把他的记录撤掉了。
没过几天，由“左派”带头，贴出大字报，说“许植元同意葛佩琦杀共产党”。于是大字报一轰而上，许植元遭到批斗。许植元态度强硬，不服输，不低头，不认罪。大会批斗“拿”不下他，就改为小会批斗，乃至于两三个人批斗。这种批斗，实际上就是面对面地折磨与施暴。且多在晚上，一盏油灯昏昏暗暗，宛如阴曹地府一般。只要“不老实”，就是拳打脚踢；揪住其头发朝墙上猛撞；罚他跪他不跪，就一脚把他踹倒，咚地一声跪于水泥地上。以至于一条腿被打坏。尤以两位“左派”最甚：张牙舞爪，声嘶力竭；大打出手，凶狠残暴。且都是文化人，伶牙俐齿，巧舌如簧，能把黑的说成白的。说事者不愿道破此二人名字，只是说：都姓章，立早章。
大大小小的批斗会开了一百零几次，许植元始终不低头，不认罪，不承认错误。老许身体被折磨垮了，“组织上”到医院打过招呼，给这些人看病都是应付，随便开几粒药片了事。因此老许得不到认真负责的治疗。他要求到外地医治，“组织上”不同意，新华书店也说没钱。老许说：“那就预支我的丧葬费。以后死了，不问你们要丧葬费。”于是县纪委书记陈朝周在大会上点名批评许植元，说他要挟县委，抗拒改造。
许植元被划“极右”，工资没了，每月仅发生活费十元。别的“右派”都是到农场集中劳动改造，偏将他一个人下放到下坊一个生产队，住在一间小茅棚里，由生产队监督他参加劳动。岂料农民们对“右派”并没有多强的概念。觉得这个外来人与自己既无矛盾，也无瓜葛。而且这个人成分又好，待人和气，也能吃苦，犯了哪门子错呢？开始还有几个干部管管他，后来干脆就懒得管了。他劳动时干多干少也不计较，甚至他劳动不劳动都不管了。他用柴棍与毛竹把自己住的小茅棚整修了一遍，还围起一块菜园，种了菜，养了鸡；与附近农民处得很融洽。后来，书店同事去看他，他还杀了鸡，在附近茶馆里招待大家。
1962年以后，许植元回书店。他在库房打包图书，用板车到车站拉货，将分发到各集镇的图书送往车站上车……我们文化馆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下乡演出，书店指派他参加，挑着图书到各地摆摊。
“文革”中，许植元再一次被打倒，被游街，被挂牌。这次，他不硬顶了，百依百顺。每天下午钟点一到，他便自觉地挂上牌子，站立在书店门口“示众”。牌子上写：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
许植元开口多“同志”。去找县委书记也不是称呼某书记，而是称呼某同志。有人说他对领导不尊重，他说“我们党内应当称同志。”
许植元有两个儿子。他给儿子起名字也很怪异：大儿子叫许本和，小儿子叫许和本。以至于别人常常分不清谁是本和，谁是和本。
（九）李珊柳
李珊柳，泾县包合人，从小随母亲在舅舅家长大。舅舅家是地主，她自己家也是地主。她家是书香门第。那年代一般人家的女孩子是不读书的，而她的母亲却毕业于屯溪师范学校。母亲一直在镇上开药店。土改以后，两家都破产了，都依靠母亲的药店维持生活。
1948年下半年，李珊柳在泾县中学读初三。第二年就要毕业了，时局动荡，人心惶惶。外婆怕她太小，又是女孩子，怕她丢失，怕她跟别人跑了，不放心，坐轿子来到学校，不容分说，把她带回家里。
第二年春上，泾县“解放”。
包合历史上也是个人文荟萃的地方，文化底蕴颇为深厚。著名的清代学者、书法家、书学理论家包世臣就出生于此。包世臣学识渊博，他的书论《艺舟双楫》对清代中、后期书风的变革影响很大，至今为书界称颂。包合乡间的业余剧团也一直红火，似有这种传统，在县里都有名气。以至不少人都成为后来专业剧团骨干。“解放”初，在业余剧团活动的都是一些家庭成份不好的年轻人，因为他们读过书，有文化。李珊柳也参加了业余剧团。后来，大一些的年轻人都出去工作了（那时候工作好找），李珊柳太小，家人不放心让她外出，便于1952年在当地当起教师。前半年不是正式教师，一个月只有8元钱（当时用的是旧币，8万元）。半年后转正，于第二年调至厚岸小学，月工资25元。这一年她与周锦华结婚。
1955年，李珊柳考入黄麓师范轮训。次年结业，安排在城厢小学任教。这一年实行薪金制，她每月33元。1957年，城厢小学有两位校长：管政治的校长吴金红，共产党员。管业务的校长朱永璋，曾经是国民党员（我那时在泾县中学读书，也是两位校长：校长秦佩峰，留用人员，管教学；副校长倪肇鹏，中共党员，管政治——笔者注）。放寒假的时候，通知全县教师集中政治学习，“帮助党整风”。李珊柳因为临产，遂向朱校长请假，要求不参加学习，回家“坐月子”。朱校长理所当然地批准了。没料到吴校长为此生气，说李珊柳不向他请假，看不起共产党员，反倒看得起国民党员。吴校长心里不高兴，表面上倒也没有反对，只是叫她参加了第二天的大会再走。李珊柳说家里接她的人来了，如果开过会再走，当日就到不了家（那时候都是徒步）。况且挺个大肚子，行动颇为艰难，宜早不宜迟。她没听吴校长的话，没有参加会议就离开了。
次年三月，56天产假尚未满，李珊柳便返校了。她说这样做是为了表现积极。一进校门，便听说许多人打了“右派”，或者被捕或者劳役去了。尤其朱成林也打了“右派”，李珊柳觉得不可思议：他是全校的团支部书记呀！思想进步，觉悟高，怎么也是“右派”？后来，人家说她为“右派”鸣不平。
全县的教师集中学习结束了，但各个学校的“政治学习”还在继续。利用晚上时间，进行“反右派补课”。说是指标没完成。没几天，李珊柳即被人检举揭发批判斗争。王子学说她家划了地主，因此她恨死了共产党。王子学在包合当过教师，知道她家情况。同时遭批斗的还有凌巧云，也是个女教师。或许是刚刚经过“反右派”斗争“洗礼”的缘故，对她们的揭发批判一开始即剑拔弩张，气氛恐怖。那些原本在一起说说笑笑的同事们，陡然间抹脸不认人了，凶狠若狼。动辄罚跪——令她跪在凳子上，跪在小石子上。李珊柳从未经历过，吓倒了，怕受苦痛，于是别人说什么她都承认，包揽了一切批判之辞。说她看不起共产党员，而是看得起国民党员——“是是是……”说她否认“右派”的客观存在，为“右派”鸣不平——“是是是……”说她恨死了共产党——“是是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弱女子，在那种恐怖中，除了“是是是”，能有什么办法呢？
不久，李珊柳被划为“右派”，凌巧云划了“中右”。
不可思议的是凌巧云的父亲在学校烧锅，居然也划了“右派”。学校有两个炊事员，另一个姓岳，与教育科长徐剑平关系好；而凌炊事员总看不惯徐科长。
李珊柳的月薪从33元降至19.50元。被发配到“文卫基建办公室”劳役，建造电影院，叫她充当炊事员。后来到水西烈士塔劳役，到太美农校劳役。她刚生小孩不久，要喂奶，要照应小孩，允许她晚上回家——早出晚归。
1962年“摘帽”以后，李珊柳到电影院检票，把闸子。次年调城关二小教书。因为批斗中受了惊吓，心脏出了毛病，一堂课都站不下来。后来转至机关从事总务工作。
常听人说她这个“右派”真冤，硬是因为家庭成份不好，硬“补”到她头上的。
哪个“右派”不冤呢？
（未完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