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我在监狱里学数学
大约是在1948年秋冬之交，我得了一场大病——伤寒。整整40天昏睡不醒，人事不知。在病中失去记忆，病中种种是此后母亲告诉我才知道的。
伤寒病是一种由伤寒杆菌引发的急性传染病。发病后持续高烧，直到神志不清，直到肠胃坏死，肝脾肿大。在农村，得了伤寒能逃过死亡，那真是九牛一毛。
那时农村缺医少药，人得了病只得硬挺，挺过来便活，挺不过来便死。
病的初起，我高烧不退，好像五脏六腑都在烧。每天要吃妈妈从河里凿出来的半篮子冰。一个月后濒临病危，妈妈把我抬上凉床（冀东农村风俗，人是不能死在炕上的），穿好了装古的衣裳：那是一件灰布长衫，戴上瓜皮小帽，让木匠赶制了一个柳木小棺材，还通知了在县公安局工作的父亲，一切后事准备停当。
老一辈人都说我命大。记得小时候住在舅姥爷家，一个秋天，我和舅姥爷下地收玉米，一辆装满玉米棒子的牛车从我身上轧过去，当时吓坏了舅老爷和他一家，都认为我这次非死即残，但我起身拍拍身上的土，安然无恙！
后来村里人都说我不是凡胎，有神灵护身。
也许像人们说的那样，我躺在凉床上三天不死，第四天开始说话：想吃胡萝卜。按农村说法，伤寒病人如果想吃什么而且能够吃到，病就会好起来。
但是，我们当地不种胡萝卜，天寒地冻的十冬腊月，到哪里去找胡萝卜。母亲突然想起秋天时弟弟吃胡萝卜时，有半根扔在橱柜上，虽然已经干瘪，但还能吃，就洗了洗让我吃下。奇迹真的出现了，我的脸上逐渐有了红晕，眼睛也逐渐睁开。
40天后我终于活过来了！
虽然活下来了，身上却脱了一层皮，头发也脱光了。下地时不会走路，像婴儿一样，母亲扶着我步履蹒跚地学走路。
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我接到渤海中学的通知，学校经研究同意我休学的请求。那时学校已经从何新庄迁到县城，校名改为河北省三中。
为了使我的病后得以恢复，父亲把我和母亲接到县城去住，住在公安局大院父亲的宿舍里。
父亲主管审讯工作，我常常去看、去听他审讯犯人。
父亲对我的学业一直很重视。他很担心我这样跑来跑去，荒废了学业，就给我布置每天的功课。开始他让我抄写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接着他又让我抄写《论人民民主专政》，他还指定一些段落让我背诵。时至我日后教书时，写的一手好钢笔字，板书也写得好，受到称赞，这应该说是和父亲当初对我书写要求的严格分不开的。
虽然上了四年小学，又在渤海中学读了近两年，但我的数学还只相当小学四年级的水平，我几乎不懂小数和分数的含义。父亲决定给我请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叫李则范。
李则范是看守所在押的犯人，在我记忆里，他的家在乐亭城北不远，人很文静，典型的教师形象。他出身于小学教师，国民党占领时期他担任了县教育科科长（与现在的县教育局长相当），国民党撤退后，他被县公安局抓到监狱服刑。因为父亲兼管看守所，又因为看守所的所长杨维礼又是我们本乡人，我称他杨叔，所以我出入看守所的监狱是十分方便的。这大概就是当时我在父亲庇护下享有的唯一的一点特权吧。
李则范人瘦弱文雅，是个典型读书人的形象。他多才多艺，毛笔字写得好，监狱好多规章制度都是他用毛笔书写的。他还会刻章，他给监管监狱的好多人刻了名章，我的一枚铜章，就是他用手持刻刀一点一点地刻的。
这枚铜章上面手握处是一个叭儿狗，下面刻写部分是阳文、楷书，可惜此后颠沛流离，铜章也不知道丢到哪里。
我每天带了书和纸笔去他住的监舍学算术，从小数到分数，他都讲得十分清楚、到位，我的数学水平大有长进。
对于李则范呢，他乐不得帮我补习数学，这样他既讨好了父亲，又可以不像其他犯人那样参加体力劳动。
那时监狱里有戴镣铐的重犯，也有不戴镣铐的，大约是轻犯。戴镣铐的也分等级，戴8斤大镣的，戴6斤轻镣的。戴8斤大镣的又分，用锁锁锁住随时能打开的，用铆钉铆死不能打开的，据说这些用铆钉铆住的都是死刑犯。
李则范属于在监狱里是不戴镣铐的那一类，比起那些戴着8斤大镣并且是用铆钉铆死的罪犯要自由得多。
父亲告诫我，对于李则范，只准向他学习功课，别的什么事情一律不谈。
而李则范除了给我补习功课，也从来不打听别的事。
在我的眼里，李则范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他有一般知识分子的清高、稳重。但是，作为犯人，他遵守监规，服从监管，从不越雷池一步。
就这样，补习功课的事持续了半年多。一天，父亲告诉我，以后不要再去李则范那里补习功课了，我不解父亲为什么不让我再去补习功课，但我觉得其中必定有原因。
又过了多时，我再到监狱时，看到李则范也戴上大镣，并且是用铆钉铆死的。他神色黯然地坐在监舍里。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
1950年3月7日，中共中央人民政府先后两次下达镇压反革命的指示。但由于人们的思维定式还陷于战争时期的宽大政策，力度还不够大。于是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再次发出镇反指示，即有名的“双十指示”，警告各地纠正“宽大无边”的“右倾”倾向。“双十指示”是一个转折点，镇反运动从此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一批批过去被宽大处理了的反革命分子，又重新被送上了断头台。
李则范就是在“双十指示”后被重新戴上镣的其中一个。
大概又过了半年多，那时我已经进入乐亭师范学校（简师）读书，一天下午，学校操场上召开群众大会——是宣判镇压反革命分子李则范死刑的大会。
李则范被临时押在乐亭师范学校传达室里，我在传达室见到他，他冲我笑了笑，然后说我又长高了。从表情看，它虽然故作镇静，但心里是慌乱的。他向看押的人说想吃肉，想喝点酒。看守所杨所长说，肉可以给他去买，但酒不能喝。当看守人员把肉买来时，他咬了一口，又放在传达室的窗台上，根本吃不下。然后用手遮住耳扇，极力想听在操场的宣判，嘴里说：“还有多久呢，还有多久……”
当宣判完毕，他被押出传达室。一辆马车等在那里，看押的人把一个一米多高的箭形的纸牌子插在他的背后，那上面写着：“反革命分子李则范枪决示众”。在这行字的上边，是用红色笔打的一个对钩。
那时县上还没有一辆汽车，执行死刑犯都是用马车拉到刑场。
押送的人将他扶上马车，他说了一句：“还坐车啊！”
这是我听到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当时的刑场就在今天乐亭一中校舍旁边的小河边。可是李则范是在城南关外旷野执行死刑的。不知是出于什么心情和想法，我没去刑场，刑场的情况，还是以后别人告诉我的：李则范在走上刑场时，用手指着自己脑袋，对执行死刑的公安战士说：“面对面开枪！”然后一个公安人员走过去，从他腿的膝盖位置踹一脚，李则范跪倒在地上……
那时，我还不懂得什么叫阶级斗争。对于生命的消失死亡，我很沉痛，我在天真地想：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罪恶该是多么好啊！
从1950年开始的镇压反革命的运动，无疑是扩大化了，各地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镇压“指标”，对可杀可不杀的，就一律杀掉了。
当时我的父亲胡晓川（化名）在乐亭县公安局担任审讯科长。自从镇反的“双十”指示下达之后，我看到父亲在夜以继日地工作。那时乐亭人民法院还没有成立，这些在押的上百名死刑犯都要经过他审讯，审讯后签署意见。而那时的审讯科，除父亲之外，只有一个副科长济生（后来做了玉田县公安局局长），两个科员（商树德、王怀，均已去世），而监狱里关押着那么多的犯人，这些将被判刑的犯人，最后都要由父亲亲自审讯，签署意见。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父亲那支“几起几落的笔”——我经常看到他在犯人案卷上写“同意判处死刑”几个字时，神情是那么凝重，他手里的那支笔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几起几落……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诚然，很多死刑犯是由父亲签署了意见而送上刑场的，那是他出于对共产党毛泽东的无比虔诚而为，他自己又能承担什么责任呢？
父亲晚年曾和我说，对于这些够得上“首要分子”但是罪恶不大的人，我总是想给他们找一点“不死”的理由。对李则范他是不同意判处死刑的，他只是一个教书先生，被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所看重，做了不长时间的教育科长，既没有做什么坏事，更没有血债。但是在量刑时，有人提出他虽然没有血债，但是构成“首要分子”这一条，就可以判死刑。
这种扩大化的倾向，是和当时的决策人制定的政策有着直接关系。
1951年1月，在平衡各地上报的处决人犯计划之后，毛泽东很快就计算出了一个各地应处决人犯的比例数来了。2月间，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处决人犯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
为了使各地主要负责人切实了解他的想法，同时进一步督促和鼓动各地抓紧这千载一时之机，毛泽东不得不开始分别给各地具体下达处决人犯的指标了。
毛泽东开始向各地提出了具体的镇压数字之后，政务院才于2月21日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正式公开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根据毛泽东要“大杀”人犯的指示精神，为了使地方上能够放开手脚，有意使对“反革命罪”的解释变得相当宽泛，所规定的处刑标准掌握起来更是有相当的自由度。该杀不该杀，则主要取决于是否“首要分子”，或是否“情节严重”，二者占其一者，均可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图：镇压处决反革命分子
随着各地大张旗鼓地开始开展“镇反”，民众的热情和要求节节升高，处决人犯的规模也一波胜过一波。毛泽东对此同样感到欢欣鼓舞。在赞扬这“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之后，他进而又于4月22日借公安部的报告，公开表扬北京一天处决200个反革命“杀得好”，说“证明害怕震动过大而束手束脚是不对的，是没有根据的”。这种表扬，无疑进一步刺激了各大中城市负责人放手大杀的勇气。
自3月以来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的结果，是各地杀、关、管的数字都大大突破了原先的设想和计划。由于多数地方按照原先掌握的情况，无法完成千分之零点五至千分之一的处决人犯比例，不得不勉强凑数，加上各地都没有足够的公检法机构和人员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审理如此多的杀、关、管案件，结果是多数案件都未能经过严格审理。相当多的人犯只是基于历史上有所谓“劣迹”，量刑的标准已远远超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中的规定，自然更不重视“现行”与否。不讲证据，滥捕滥杀的现象相当普遍。
勉强凑数，滥捕滥杀的一个极其严重的后果，就是把大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打成了反革命。甚至包括曾受中共领导，但具有灰色掩护的地下工作人员，也被列入“杀”、“关”、“管”的名单之中。
整个“镇反”运动究竟“杀”、“关”、“管”了多少人？毛泽东后来有过一个说法，叫杀了七十万，关了120万，管了120万。毛泽东的这个说法自然是有根据的，因为它来自于当时的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的一份报告。徐子荣报告称：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万余名，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71.2万余名，关了129万余名，先后管制了120万余名。捕后因罪恶不大，释放了38万余名。”以被处决人数71.2万这个数字来计算，它已经达到当时中国五亿人口的千分之1.24的水平了。
毛泽东还说过，我们“镇反”，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厉害得多！他说：秦始皇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万个儒，是秦始皇的100倍（何止100倍啊，已经远远超出1000倍）。
这种扩大化的倾向，在此后的各项政治运动中，愈演愈烈……
（15）乐亭师范的求学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人民生活的安定和改善，国家建设事业的开展，人才的紧缺，成为各项事业开展的主要障碍。因此，农村的初等教育，亟待发展，然而发展教育，首先要解决的是师资问题。根据1951年第一次全国师范教育会议的估算，从1951～1955年，全国需要增加小学教师至少是100万。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师资缺口，如果按循序渐进、按部就班地程序去培养师资，就没有办法满足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因此中央政府发出《稳定和发展小学教育，培养百万人民教师》的决定。
乐亭师范学校（简师）就是为贯彻这一决定成立的。
1950年2月至1953年4月，我在乐亭师范度过我10年师范生活的前3年。
学校成立伊始，没有校舍，就借用县里高小学的一部分校舍，在我们入校前，又加盖了4间简易教室，招收了四个班的学生。学生全部住校，宿舍是座落在学校西侧的一个破落的资本家的宅院，我们就都住在那里，每间房住20 多个人，是木板搭起的大通铺。
县里高小学西侧是一座文庙，在我们上学时，文庙尚存，园内是参天的古柏古槐。记得还有两个龟驼碑的石雕，可惜的是当时没有能记下那上面的碑文。
在校园前面，是一个操场，操场很大，那是我们上体育课的地方，县里的一些大会或演出，常常也在这里举办。操场的西侧是民宅，东侧是县政府和县公安局的大院，与操场一墙之隔，是公安局的监狱。每当监狱放风，可以清晰地听到那哗啦哗啦的镣铐声。
教课的老师，一部分是从外单位抽调过来的，还有是从社会上招聘老的。校长吕靖，是我在渤海中学读书时的班主任。吕校长高高的个子，头发有一些花白。他平易近人，待同学和善，是个是事业心极强的人。学校创办之初，筚路蓝缕，百事待理，吕校长带领我们改造宿舍，整修操场。
教课的老师不是从社会上召募来的，就是从别的单位或学校调转过来的。
我们的班主任杜霭芝先生，他是一位教地理的老师。他上课时每讲到哪儿，都能为我们在黑板上画出一幅极标准的地图，再用彩色粉笔标出哪是山脉，哪是河流。他要求我们在课下也画地图，地图画好之后还要用水彩笔涂上颜色，也像他在黑板上画的那样，标出山脉、河流、矿产、铁路、地名等。他还要求我们记住全国各省地理位置，省会在哪儿。课下他还辅导我们做地球仪，那地球仪的作法是：先用竹签扎上一个圆形的笼骨，然后用废纸一层一层地粘上去，再用一张白纸糊在表面，晾干以后再画上经纬度，然后再按海洋、陆地、国度涂上不同颜色，再刷上清漆。做出的地球仪十分精致、光亮、逼真。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杜老师给我们讲南非地理时，讲到好望角的“杀人浪”：那惊涛骇浪的前部像悬崖峭壁，后部像缓缓的山坡，浪高有15～20米，这种浪经常在好望角出现，再加上极地风引起的旋转浪，这两种浪叠加在一起，航行到这里的船就会被掀翻……
他边讲边用手势表演着，让我们好像处在狂风恶浪之中的船舶上，心也随着海浪翻腾着……
2010年，我虽然已经75岁高龄，又经过一次心脏搭桥的大手术，但我抛开了朋友和家人的劝阻，终于到了心仪已久的南非好望角，亲眼目睹了当年杜老师给我们讲的“杀人浪”：
在大西洋和印度洋的交汇处，风撕扯着我的衣衫，爬上那280多米高处的古老灯塔，展现在眼前的是，那墨绿色海浪，足有六七层楼高，一个大浪扑来，狠狠地砸在好望角下悬崖的峭壁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激起数丈高的浪花，那浪花的飞沫，一直喷射到280多米高处的灯塔上，喷射到我的脸上，嘴里泛着一股咸味……
我十分感谢杜老师，是他使我对这个大千世界充满好奇。至今我已年逾古稀，还喜欢到国内、国外去旅游，这大约与杜老师当年在我幼小心灵中种下的对这个大千世界充满神秘好奇是分不开的。
到了二年级时，我们换了一位语文老师，他叫王化。
王化老师有一张严肃得让人一看就害怕的面孔，平常不苟言笑。据说他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里教过汉语课。他讲课也与其他老师不同，其他老师讲课总是绘声绘色，多从形象上去分析课文，而王化老师却很少去分析课文里的形象，往往是从文章结构、句式结构上去分析。他分析句子结构时常用图解的方法，什么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之类，都用图解的形式画出来，让人对句子结构一目了然。当时《人民日报》正在连载吕叔湘、朱德熙两位先生的《语法修辞学讲话》，一股学习语法学的热潮在乐亭师范掀起来。
王化老师的讲课，培养了我学习语文的兴趣，也培养了我写作的兴趣。对我此后从事语文教学工作，应该说起了奠基作用。
那时，我常给《唐山农民报》社写稿子，大约都是三五百字的豆腐块文章。当拿到报社第一批一点稿费时，我欣喜若狂，高兴得彻夜难眠！
都说年轻人是诗的时代，和很多人一样，我爱读闻一多、田间、臧克家的诗。我觉得诗人都非常了不起，都应该是最伟大的，它们一定是长得顶天立地、高大无比的。多年以后，我在臧克家寓所见到这位诗人时，没想到竟是那么一位干瘪的老头。
对我文学爱好、文学兴趣的熏陶，王化老师功不可没。至今岁月流逝，时光荏苒，60年已经如白驹过隙，但是王化老师的形象，时时还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那时同学相处的十分和谐。为了宣传婚姻法，我们曾排演评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为了抗美援朝，我们挨家挨户动员捐献飞机大炮；为了小麦丰收，我们扛着农药，下乡灭虫；为了宣传中苏友好，推销苏联花布，我们曾穿着花衬衫招摇过市……
人们都18岁的青年是最幸福的。那是因为他们用青春和热情挥洒了18岁的绚烂和风采，是用勤奋和智慧诠释了责任和坚强，是用坚定和执着放飞了梦想与希望，是用那纯洁而善良的心灵带来了一次次感动。是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诠释了什么叫激情似火，青春无悔！
那真是无忧无虑“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幸福年代。休息日，我和赵庆增等同学去旷野挖蛇，把那捉到的又粗又大的蛇拿回学校，剥了皮，蒙在竹筒上做成二胡。一张蛇皮竟可以做成四、五个二胡。
每到下晚自习至熄灯前，坐在大通铺上拉二胡，那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享受。悠扬悦耳的二胡声，传得很远很远……
我们班的“葛老头”（因为他的年龄比我们大，我们戏称他“葛老头”）开始也拉二胡，不过我们拉的是一些歌曲，他拉的是京剧。他边拉边唱：
“一马离了西凉界，
不由人一阵阵泪洒胸怀，
青是山绿是水花花世界
薛平贵好一似孤雁归来。
老王允在朝中官居太宰，
他把我贫苦的人哪放在胸怀。
恨魏虎是内亲将我谋害，
苦害我薛平贵所为何来。
柳林下拴战马武家坡外，
见了那众大嫂细问开怀。”
后来，他又从北京邮购了一把小提琴，我们是第一次看到那“洋玩意儿”，好生奇怪。此后，他不再边拉边唱京剧，改拉《梅花三弄》和《三潭印月》了。
当时生活条件差，由于营养不良，我们全班有近三分之一的同学患上夜盲症。学校为了治好我们的病，买来羊肝煮了让我们吃，但是效果并不是太好。一次晚上我回学校，差一点掉进井里（学校门旁有一口水井），幸亏一位同学把我拉住。
不久，一场意想不到的“事件”把这种和谐的生活打破了，这就是我下一章要写的内容。
（16）我所经历的“康、阎反革命事件”
在乐亭师范学校学习的3年中，我经历了建国后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
1952年2月3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三反”运动和整党运动结合》的文件。
随着革命的胜利，中共中央也由农村回到城市。但同时也面临着两个大问题：首先是有许多干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像过去的农民战争一样，开始严重腐化，过份讲究生活享受，吃喝玩乐，无所事事；其次是许多干部变得非常骄傲，不知道自己必须团结党外人士和广大知识分子。
刘青山、张子善案件是在建国初期“三反”运动中查出的一起党的领导干部严重贪污盗窃国家资财案件。
1951年11月，中共河北省第三次代表会议揭露了刘、张的罪行。
同年12月4日，中共河北省委作出决议，经中央华北局批准，将刘青山、张子善开除出党。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举行公审大会，随后河北省人民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
图：对刘青山、张子善执行枪决
根据这样的现状，中共中央发出“三反”“五反”的指示，这对于反腐倡廉是十分必要的，也是适时地。
但是，由于当时由上而下地下达“打虎”指标，而且层层加码，不可避免地导致运动出现偏差，主要是没能掌握实事求是的精神，并且存在“逼供信”偏向，采取了逼供、诱供、打骂、罚跪等错误办法，打出一些“假老虎”，造成一批冤假错案。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后果，除了下面在执行政策中的偏差外，还和当时这个运动决策人的引导分不开
另外，一些当权的领导人，为了保护自己，对于起来揭发检举的人实施打击报复，借机会整人。乐亭师范在“三反”“五反”初期的“康阎反革命事件”就是这样的例子。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一位教我数学的康汝彬老师和一位教历史的阎新吾老师，在“三反”开始首先起来揭发学校存在的一些问题，而遭到学校领导的打击报复。
康老师是旧燕京大学数学系毕业生，因为战乱，他大学毕业后在家赋闲多年，乐亭师范成立之初，他被聘为数学老师。他的学识和教学都赢得了同学们的好评。
阎新吾老师是一位教历史的老师，也是我二年级时的班主任。他历史知识渊博，教学很受同学欢迎。在班主任工作中，他认真负责，是一位既称职又负责任的老师。
那是一个寒假里，我和康阎两位老师都住在学校宿舍里，学习阅读报纸上关于“三反”“五反”的一些文章，比如人民日报的《向贪污行为作坚决斗争》，关于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张子善等人贪污腐化等材料。通过学习，我们认识到贪污腐化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的危害的严重性，而乐亭师范学校也存在类似问题，于是我们就在一起进行议论，康、阎两位是老师，他们对学校内幕比我知道得更多，于是我们就趁着寒假放假的机会，在一起凑材料，由他们口授，由我来记录，然后再把记录的材料进行分类整理、抄写。
材料写好之后，由康老师亲自送到唐山专署（相当后来的唐山地区，今之唐山市）教育处（相当今之教育局），那时唐山专署设在今天的秦皇岛市昌黎县。
学校领导发现康、阎两位老师向上级呈递检举材料，于是那位学校领导先发制人，对康、阎两位老师进行打击报复的预谋。
他们发动一些不明真相的老师和同学，对康、阎两位老师进行围攻，还召集党团员开会，让他们在对待康、阎的问题上要“站稳立场”，扎根串联、个别谈话，大有要把康、阎两位老师置于死地而后快的势头。
在这些准备工作都做好之后，召开了全校范围的批判会。他们给这次批判会定的调子是：批判“康、阎反革命集团”。
于是，一些事先“培训”好的积极分子开始发言，进行“血泪控诉”，把康、阎两位老师平时对他们的批评帮助，也说成是对他们的迫害。会上有人竟举着拳头呼口号：“打倒康、阎反革命集团！”“打倒反革命分子康汝彬、阎新吾！”
参加批判会的那位学校的领导，看到敌对势力被批判，并且上纲上线这样高，自然欣喜万分！
那时我真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初生的牛犊子，不怕老虎吃。就在这一浪高过一浪的“打倒康、阎反革命集团”的口号声中，我举手发言。
我说：“康、阎两位老师，他们教书育人，值得我们尊敬。他们是按党的政策揭发学校存在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他们这样做，没有错。同学们，我们不要被某些人蒙蔽，有些人想把他们打成反革命，是别有用心的！”
我接着说：“比如，那位极力想把他们打成反革命的G老师，同学们，他的品德好吗？半夜三更去敲女老师的门，被那位女老师骂走……”
我的发言，使会场变得鸦雀无声，同学都面面相觑。在这样的会上，说出这样的话，简直是大逆不道。
学校那位领导脸色也由晴转阴，由喜转怒，因为我说的都是事实，有很多同学也认为我说的对，他们也有同样看法，只是不敢说。在这种情况下，那位领导也无奈我何。
散会后，那位学校领导找我谈话。他是我在渤海中学学习时的辅导员，出身地主家庭，是土改时被我们抓来的，因为他毕业于北京燕京大学，考虑虽然是地主家庭出身，没直接参与剥削，就安排他在渤海中学做了辅导员。建国后，乐亭师范成立，他担任教务主任，吕靖校长调走后，他接任校长。我是渤海中学老校友，对他的底细清楚，所以他和我谈话，就不像与其它同学谈话那样扳着冷面孔。
他故做亲切地说：“传业同学，我希望你对康老师、阎老师（他仍称他们为老师，而不称”康阎“）要有个明确认识。”
我说：“C校长，你说的‘明确认识’指的是什么？是不是认为他们是反革命分子，就是你说的‘明确认识’？”
他说：“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是说他们做的事。”
我说：“那他们究竟做了什么违法的、见不得人的事呢？”
他说：“他们背着学校，给唐山专署（相当今天的唐山市政府）递材料，这本身就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表现。”
我说：“他们往专署递材料，这本身就是一种组织观念，怎么能说成是无组织、无纪律呢。退一步说，即便是无组织、无纪律，也不能说成是反革命啊！”
他讷讷不再回答我的问题，转而说：“咱们都是抗中（渤海中学原名抗日中学）老校友，我是好意劝你，不然后果严重啊！”
看来，要把康、阎两位老师打成反革命，他是早已成竹在胸。
在那个年代，和领导作对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虽然我极力为康、阎两位老师辩驳，但无济于事，那位领导还是胜利了。
第二天，全县召开“三反”“五反”的动员大会，乐亭师范学校的同学也参加了大会。会上县长李斌讲话，他说：“有些敌对分子，借着”三反“”五反“运动进行反党、反革命的阴谋活动，乐亭师范学校的教师康汝彬、阎新吾就是这样的反革命分子。现在我宣布：把反革命分子康汝彬、阎新吾逮捕法办。”康、阎两位老师当时坐在同学队伍里，几个公安人员走过来，将康、阎两位老师摁倒在地，戴上手铐、脚镣押走了，那哗啦哗啦的脚镣声响彻全场。
那是一个法制不健全的时代，领导人可以言出法遂。那时的监狱，只要是上面送来的，不管有罪没罪，是什么罪，都一律收下。
康、阎两位老师终于以反革命罪被逮捕法办，关入监狱。既无抓捕手续，又无公安人员对案情进行宣读，而是由县长李斌代庖，那时县长也可以宣布抓人。
在康老师坐牢之后，我曾去监狱看过他，因为那时我父亲在公安局工作，我还有那么一点出入监狱的特权。见面时，他泣不成声，我也为他的吧幸在流泪。我安慰他：“事实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的，人的手再大，不能遮天。”
他被关押在一个只有一平方米大小的木笼子里，只能坐，不能躺，脚上戴着镣，手上戴着铐。可以想象，他一年的监狱生活该是如何度过。
后来我到监狱探望康、阎两位老师的事，被那位宣布逮捕康、阎的县长李斌知道了，他找到父亲说我阶级界限不清，让父亲对我进行教育。此后，就断绝了我进出监狱的自由。
在监狱的一年中，康阎两位从他们被抓被关押，没有公安机关立案，也没有法院开庭审理。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关押了一年，又被不明不白地释放了。在释放他们时，公安局主管此案的继父亲之后做了审讯科长的商树德问他们：“究竟为什么把你们关入监狱呢？”康老师回答说：“你们都不知道为什么，我怎么能知道为什么呢！”
出狱后，阎新吾老师被安排在乐亭一中担任生物教师。前些年，乐亭一中的李国香校长到北京看我，说阎老师工作兢兢业业，课讲得好，很受同学欢迎。但自从上次监狱见面之后，我就没再见到过他，直到他去世！
至于康汝彬老师，他出狱后，被分配到昌黎（当时属唐山市管辖）汇文中学（现昌黎一中）担任数学教师，虽然受了那么大的打击和挫折，但他不改初衷，仍然勤勤恳恳教书，踏踏实实育人。他执教的高三学生，在历届高考中，都取得了好成绩。在这里，他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在文革中，那位发展他入党的学校领导，自然以招降纳叛受到批斗，而康老师呢，却是以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被关进“牛棚”。
软弱的中国知识分子，走过的是一条怎样的坎坷不平和充满荆棘的路啊！
后来，他又被调入昌黎皇后寨中学，直到退休。
前些年我去北戴河休养，路过昌黎时去看望他。那时他已经是一位80多岁的老人，满头银发，但精神矍铄。他说他每天都坚持去昌黎城北登五峰山，回家时大汗淋漓！从外表，看不出他是受了那么多的苦难。他的情绪是乐观的，还和当年一样！
此后，我差不多三五个月给他打一次电话，但是从去年开始，他的电话再也打不通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袭着我的心，他，那么健康的人，不会……
经过一番周折，我终于联系上他的女儿康力，电话的那端，传来康力的呜咽声：“爸爸在一次车祸中丧生……”
记得在出狱之后，他曾来北京，住在我家。一是来看我，叙师生友情，共话契阔，其次是想上访，申诉他的冤情。我宽解他：“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何必再找烦恼。”他还是听了我的话，但从表情看，他并不释然。
60年前乐亭师范的学习生活，是我走上人生的第一个驿站。至今一些师友还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除了以上我写的老师，还有阎新吾、李子寿、王景祜、于星吾……他们可能都早已经离开人世。
我的窗友赵庆增、陈景文、傅冀、葛凤林、高希若……如今他们在哪里呢，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和他们联系。
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和他们联系。
当年的那位校长，现在可能已经作古。而另外一位不遗余力地把他们推上“反革命”道路的高姓教导员，在所谓“康、阎反革命事件”中难辞其咎。听说他后来照顾爱人关系，调到石家庄一所中学工作，现在已经退休，颐养天年。我不知道此后他对这件事有没有一个反思，对被他们陷害的人，有没有疚歉之情。
（未完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