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我参加了当年的高考
1956年，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为了适应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对人才的需要，当年高等院校扩大招生，而当年高中毕业生从数量上不能满足高校招生需求，所以就动员部分在职干部、中小学教师和师范学校毕业生报考高等院校。
根据这一精神，天津师范学校也对毕业生的去向进行了分类调整：一部分同学去充实中小学教师队伍，一部分同学参加当年高校招生考试。这两部分人，都是由学校和班主任确定名单，我被分配在参加当年高考的一类人里。
事出突然，我们都没有升学的思想准备。从当年4月，我们就投入到高考复习的准备中。师范学校本来是培养教师的，所学的课程也都是对准未来职业进行教学的，突然改变方向，对于我们这些师范生确实有些困难，而且时间只有2个多月。
教室里很乱。准备就业作教师的同学在拉琴、唱歌、聊天，而准备参加高考的同学在看书复习。为了静下心来复习功课，我索性把椅子搬到楼下小花园里，来读那些应考的资料。
虽然只有两个月复习时间，但我们并不是那么紧张，白天看书复习，晚上照旧逛街看电影。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社会舆论对高考没有现在那么重视，另外，那时的学生，没有像现在的考生那样千军万马挤一座独木桥，也没有那种悬梁刺股的苦读精神。
根据相关规定，师范生报考高等学校，只能在师范院校里选择志愿。我选择了两个志愿校：北京师范大学和天津师范学院。
高考考试终于在我们的复习和企盼中来临了。
我心地坦然地走进考场，之所以坦然，是因为我复习备考作的充分到位，觉得心里有底；退一步说，如果考不取，我还可以就业作教师。心里不慌，考试心理和竞技状态就自然良好。
首场考的是语文。
我觉得那语文试卷比现在高考语文试卷出得好。第一道题是作文，题目是《生活在幸福的时代里》。凡参加高考的人，都应该有小学、初中、高中12年的学龄，如果从小学3年级开始有作文课，那么大多数人都有八九年写作文的经历了。先不说作文写得好与不好，那么作文应该人人都能写。试卷把作文放在第一题，这很人性化。
《生活在幸福的时代里》这个题目切近生活，每个人都有话可说，有事可写。尤其对于我这样一个生活在乡下的穷家苦孩子，从偏僻的乡野海滨，走进大城市富丽堂皇的学堂，从一个懵懵懂懂顽童，变成一个有一定文化教养的莘莘学子，可写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我把苦难的过去和辛酸的童年对照今天幸福生活来写，写作灵感像开了闸门的奔腾洪水，一泻千里。也许是过分激动，至今我已经回忆不起来究竟写了些什么，只是觉得这篇作文写得满意。
第二道题是翻译《廉颇蔺相如列传》中一段文言文，对我来说不是难题。
第三道题是修改10个病句。前边我说过，在我读简师时，教我语文的王化老师，他讲课常从分析句子结构入手。所以这几个病句，我不但做了比较准确的改正，而且还画蛇添足地指出它的错误所在。
其他，诸如文学常识，分析人物形象之类题目，我答得也都觉得满意。
我更满意的是地理答卷，这应该感谢简师时教我地理课的杜霭芝老师，是他培养了我画地图的兴趣，在画地图中，我熟悉了铁路，物产、山脉、河流。所以我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完成了地理答卷，在这个考场，我是交卷最早的一个。
我终于被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了。是不是我写的那篇自鸣得意的作文起了关键作用，因为作文分数在当年的语文试卷中占50%.当时在天津师范学校几百名考生中，被北京师范大学录取的只有几名，占百分之一。
当时北京师范大学的录取新生，和北大、清华同时提档，应该说录取的学生都是全国高考最优秀的。
高考过后，大家还仍住在学校宿舍里。
朝夕相处三年的同学，因为毕业分手在即，一些人在考虑自己的婚恋问题。到晚上，校园的操场里，一对对男女同学手拉着手在倾吐着自己的心曲。那时同学间谈恋爱，绝没有今天的那种非婚同居或校外租房的事。那是一种纯真的两小无猜的恋爱。
大概是出于对我这个农村出身的人的笨拙、厚实的好奇吧，班上同学对我都很好。在得知我被大学录取即将离开天津去北京上学之后，班上女同学把教室里的桌子拼好，为我缝洗被褥。一位S同学还在帮我缝被子时，把一张硬纸片夹在棉絮里，直到后来我在北京再拆被子时，才发现这张硬纸片，那上边写着她的名字！至今我也不明白她为什么这样做，是不让我忘记她，还是别的什么？
一位Z同学约我聊天。那是一个明月当空的晚上，在天津市第二工人文化宫园内的长椅上，我们谈着文学，谈着未来的理想，越谈越兴奋，越谈越收不住。当我们要离开时，不觉已经是凌晨一点，公园早已关门，我们只得央求值夜班的老人帮我们开门出去。这时公共汽车、电车早已收班，停在海河边摆渡船的艄公，也早已进入梦乡。我们要回学校，必须先乘摆渡船渡过海河，再转乘公交车才能回去，那时城市里根本没有出租车。
现在是既无汽车可乘，又无渡船可循。不得已，我们只得放开双脚，走！于是我们就沿着海河边步行，走到解放桥，过桥后再沿解放路前行，就这样走了几十里路，赶到我们回学校时，天已大亮。
说实在话，那时我还不知道爱情究竟是什么，它饱含多少酸甜苦辣。
这时，一个人闯进我的心里，她就是我现在的老伴、我的同班同学周淑蕙。
那是一个下午，我离开宿舍到书店看书。她来到我们宿舍，手里拿着两张电影票，她是准备约我一起去看当天晚场电影的，她事先并没约定，我也事先不知道她买电影票的事。
她悻悻地离开了我们宿舍，我们也就失去了第一次单独接触的机会。
我回学校后，同宿舍同学告诉我，才知道她送电影票约我去看电影的事。
第二天，我到她家去看她，对她表示歉意，说明我昨天去书店看书，让她白跑一趟，她说：“这也难怪，因为没事先约好，反正电影票也退了。”
这是我第一次到她家。她家住在兰州道义德东里，那是一个不长的胡同，胡同里只五六个门口。她家院子并不大，有四五间房。
其实，我与淑蕙的恋爱，极其平常，没有一点浪漫色彩，我们没有一起蹓过马路，没有单独接触过，虽然在读书时彼此都有好感。只是一次她问我：“传业，传业，不知道你传的是什么业？”我说：“我们家里很穷，无业可传。我们乡下人，没有文化，给孩子取名，不能去找一些文雅的词，就用他们常接触的一些事物作为孩子的名字，比如柱子、棒子、石头、越难听越好，这样阎王爷就不理你，孩子容易成活，比如阿狗阿猫、臭蛋丑丫之类。我的父亲读过两年半私塾，他希望给孩子取个文雅的名字，给我取名‘传业’，给弟弟取名‘传第’，其实，我们家既无家业可传，更无门第可承。”她听了点点头，这是我们在读书时说话最多的一次。
此后不久，我便离开天津到北京上学，我们就没再见面，彼此只有书信来往。那时除了书信之外，没有别的联系方式。大约是我每周写一封信给她，说说我在北京的情况。她也每信必复，讲讲她工作上的一些事情，那时她在天津市新华区中心小学任教。
当年寒假，我们又见面了，那是我入学之后的第一个寒假，我要回乐亭老家探望父母，在天津中途下车去会她。
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我们在墙子河畔，走着，谈着，手冻木了，脚冻僵了，但心里却是热的。直到深夜，她回到自己的家，我也回到我暂住的五叔的家。公交车已收车，我只得从墙子河，走到海河，过金刚桥，再走到新开河，过法政桥，才到住处。
那热恋着的年轻人啊，苦和累也是甜的！
（24）大学生活的序幕揭开了
1956年9月15日，我怀揣着师范大学录取通知书，坐火车来到北京，拉开了我在北京几十年生活的序幕。
从天津坐火车到北京之后，我用父亲曾挑着我逃荒要饭的那根扁担，一头挑着行李，一头挑着书箱，跨进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园，开始了我10年师范生活的第7个年头，也拉开了我在北京生活几十年的序幕。
刚进入师大，我真有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感觉。
北京师范大学，是中央部属高校，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她的前身是创办于1902年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是当今中国最早成立的大学之一，在中国师范类高校中居领先地位。
我只能用一个字形容师大的校园，大！她比我幼年生活和读书的县城还要大得多。
进校园后，有迎新的高年级师哥师姐，帮助我们拿行李，然后带领我们报到，就餐，一直把我们送进宿舍。
报到后，我领到学生证、借书证、就餐证、公费医疗证。那公费医疗证上方有“中央级”3个字，令我好奇，令我欣慰。
同学来自五湖四海，操着不同的乡音，互相介绍着。“我叫方文一，浙江衢州人。”……我冲方文一同学笑笑，开玩笑地问：“你们衢州是不是像白居易说的那样人吃人？”方文一笑了，周围同学也笑了。
在天津读书时，因为我浓重的“老呔儿”土语和乡音，曾引来许多同学的哄笑。但在这里，大家都操着不同的乡音，所以谁也不笑谁。记得第一次上汉语课，俞敏教授为纠正朱安群的鄂西土音，只“老虎恼怒”4个字就用了半节课，因为不论老师怎么纠正，朱安群总是把“老虎恼怒”读成“老符劳路”。从那开始，朱安群就有了“老虎”的雅号。后来朱安群和她小学教书时的同事、当时考入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段邦珅谈对象，我们就都戏称段邦珅为“驯虎女郎”。
因为没有人再笑我的“老呔儿”乡音，我也就变得爱说话了。
师大中文系的师资力量是相当雄厚的，在全国是一流的，超过任何大学，包括北大中文系。
入学第一年，我们听了李长之先生的古典文学课。
图：李长之先生
李长之先生是鲁迅的同时代人。他的《鲁迅批判》一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研究和评论鲁迅的著作。在书中，李长之对鲁迅先生的作品给了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他认为鲁迅先生是“中国文学史上划时代的期间的任务中最显赫的一个代表者”，鲁迅的著作“是对任何封建文化声讨的最有力量的檄文”。应该说，李长之先生是国内给鲁迅先生这样高的评价的第一人。
《鲁迅批判〉一书出版后，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屡遭查封和禁售。遗憾的是，建国之后，李长之先生为这本书也屡屡遭难。1957年，反右斗争时，李长之先生被作为右派分子批判，这本书是他的罪证之一。在文化大革命中，李长之先生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工军宣传队指着他的鼻子说：“鲁迅是你能批判的么，凭着你敢批判鲁迅这一点，就罪该万死”。
李长之先生个子很矮，穿一件旧式棉长袍。他操着山东口音，讲课时，常是一只手作板书，另一只手放在长袍的后衣襟下，侧着身，边板书，边讲授。他讲课从不拿讲稿，只带一本线装书，当讲课涉及到哪篇作品时，他就翻开线装书去找，去念。
从李长之先生讲授里，我了解了《诗经》各种版本的优劣，弄懂了风雅颂和赋比兴的含义。
我常天真地想，瘦弱、矮小的李长之先生，竟然装载着那么多的知识和学问，他的脑袋并不大。
给我们上古典文学课，的除李长之先生之外，还有一位王汝弼教授。王先生平易近人，对同学非常和气。他患有严重的哮喘病，上课时总是戴着大口罩。从教研室走到课堂不足百米，他已经是气喘吁吁了。记得他第一次给我们上课，在黑板书写了杜甫的两句诗：“唯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从他喜欢的这两句诗中，可以看出他带病坚持上课，报效国家和人民的赤诚之心。
王汝弼先生是著名古典文学专家，他专于元代以前文学的研究。他师从钱玄同、黎锦熙、高步瀛诸先生，得益于高先生经传子史的学问。他写的《论李清照》一文，在学界首次提出赵明诚与李清照夫妻关系不合之说，颇有新见。
王汝弼先生为人处处谨慎小心，在课堂上从不说一句犯忌的话。记得1958年批判白专道路之后，同学自己动手编写讲义，编好的讲义拿给王先生去讲课。那是红专辩论后的第一次上课，王先生在讲台上举着同学编的讲义，说：“这的确是一本革命的红色讲义，是红专结合的结晶，谁能否定的了呢！谁否定了它，那不就是反动派嘛！”然后就在讲台上逐字、逐句按着讲义念下去。
其实作为参加那讲义编写人之一，我深知底细，那是一本在人海战术下，东拼西凑，东剪西抄的一本大杂烩，竟得到王汝弼先生如此高的评价，让人啼笑皆非，觉得有点滑稽。
其实我们也都清楚，王先生是迫于形势，言不由衷地说着违心的话。
在知识分子中，王先生不像李长之先生那样剑拔弩张，咄咄逼人，他是善于保护自己的一位，但他绝不伤害别人！
教我们古典文学的第三位老师是刘盼遂教授。刘先生教的是古代作品选讲，作品篇目是刘先生选定的。他上课时从不拿教案，只带一本线装书。他的线装书没有标点，而我们手里的讲义是加了标点的，有一次他断不开句，就问我们，我们告诉他应该断句的地方，作为大学问家，他并不觉得难堪。
在讲授《饮马长城窟行》时，他操着浓重的河南乡音在读：“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他把“窟”“骨”“吏”“卒”等尾字，加重读，而且收音十分急促，让听的人觉得干脆利落。
他对嵇康情有独钟，在讲《与山巨源绝交书》时，对嵇康那种“非汤武而簿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作法十分称赞，他对嵇康藐视圣人，痛恨官场仕途欣赏倍致。他讲课朴实无华，又博大深邃，可谓继承了他的老师王国维的风格。
据说，刘先生一生淡泊名利，很少参加社交活动，也不在背后评品他人。据说他的清华老同学曾劝他多参加些社会活动，他回答了一句很有趣的话：“谢多情，刘寡欲！”
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1966年8月下旬，这样一位忠于治学之道，在教学上一丝不苟的老先生，却像被司马昭迫害致死的嵇康那样，有了同样可悲结局，他是被红卫兵迫害致死的！只是当时没有像稽康那样有3000名太学生为他请愿！
中文系的郭预衡先生，那时候是讲师，没有教过我们课，只是听过他的一次报告：是讲他出国讲学亲历的“匈牙利事件”，他的带着京东口音侃侃而谈的话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图：郭预衡先生
郭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史家。他治学勤奋，研究范围广泛，在中国古代文学史、特别是散文史研究方面成就卓著，见解精深；在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鲁迅研究方面也取得不凡的成就。他治学最突出的特点是能将“旧学”与“新学”加以融会贯通，既有深厚的“旧学”的功底，又有当代新的理论修养。早在余嘉锡、陈垣等先生的指导下，郭先生就非常注重文献的考证，每涉及到古代作家作品，必尽量全面地翻检其第一手资料，做到论必有据。后又接受历史唯物辩证法等新理论，能以此对所掌握的史料进行更深入的阐释，既不尚空言，又观点鲜明。
郭先生是一位真正的潜心治学的著名学者，他没有“官位”和“博导”头衔，但是他比起那些“一拨就倒”的草根“博导”，学问要高深的多。他为人一贯低调，在电视和报刊极少露面，是一位不谋功利的学者，社会上很多人不熟悉他。
下面，转引北京师大黄安年教授写的纪念郭先生的《有感于“很多人对郭预衡先生并不熟悉”》文章中的一段话：
在我国古典文学界，在北京师范大学有着百年以上历史且以文史著称的学术殿堂，如果说不熟悉他，如果低估了他的学术贡献和影响，那就是相当、相当的悲哀了。我们的学术评价标准存在不少非学术因素和误区，以职位高低和头衔甚至出头露面的曝光率来衡量就是一种非学术因素和评估误区。郭预衡先生既没有“博导”身份，也不是校方认定的“资深”教授，更没有官位，造成这种情况，据说恰恰和他评不逢时的年龄标准有关。他的弟子和学生现在是博导的已经数以二三位计，在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学史领域，他的学术造诣和学术品德，在学界受到了普遍的尊崇。
记得是八十年代后期，我热衷于古代诗词辑录和整理，编写了一本《古代诗词选读》（合作），成书之后，想请郭先生写一个序言，就冒昧地把稿子送给郭先生，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不到10天郭先生就把一篇长长的序言（附后）连同稿子寄给我。序言是手写稿，字体工整而隽秀，我的欣喜之情不可言状。那时我实在不知趣，接着又写信求先生墨宝，先生又写了陶潜的两句诗相赠：“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先生提携后进的精神，令人感佩！
先生在这篇序言里，不但指出青少年阅读应该注意的问题，也给我们一般人指出治学之道。
在师大，教过我们课程的除了以上几位先生，还有：钟子翱、俞敏、郑以岚、杨敏如、叶苍岑、黄智显诸位先生。
那时我们过的是“背着书包提着碗，吃完就进图书馆”的“三点一线”的生活。三点是：教室、宿舍、图书馆，一线是：这三点连在一起，就是每天的生活轨迹。
在同学中，有青年学生，也有为数不少的“调干生”。所谓调干生，是指在入学之前从事工作3年以上的，他们是带薪上学的那一类，他们都有比较长的工作历史和丰富的工作经验，我们称他们为师兄。
当年因为招生过多，宿舍楼已经不够用，学校就在校园的最北面加盖了几排平房，我们一年级的新同学就住在临时加盖的平房里。宿舍是里外两间，走一个门。共有上下两层的床位6个，住12个人。在床与床之间摆了一张桌子，还有一个书架，大家共同使用。冬天没有暖气，有工人每天来生炉火，添煤送水。我们在这里住了一年，直到第二年夏天，四年级毕业生走后，我们才搬进西斋北楼里。
宿舍里年龄最大的是张辅仁师兄，那时他已经30多岁。入学前，他担任天津市和平区文化馆馆长，入学后，他担任我们班的班长。他处事公道，为人宽厚，我们都把他看成长者。他关心同学生活，对我们小同学更是体贴入微。因为他有调干助学金，经常买些像伊拉克枣那样的小食品给我们吃。
我们宿舍，还有一位李权章师兄，他是从印度尼西亚归国的华侨，在印尼作生意时，他就有自己专用的小汽车，在印尼他加入了共产党，他丢弃在印尼万贯财产，毅然归国求学，准备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报效祖国。我们都很敬重他。因为他出身商人，学校党组织把他看作异类，不恢复他的党籍。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才恢复他的组织关系，得到离休待遇。
和我接触比较多的、彼此合得来的是同宿舍的洪镇涛、张俊两位学友。
洪镇涛是湖北新洲人，入学前他曾作过一年小学教师。他求学经历和我差不多，也曾读过3年中师。他身体瘦弱，没有像我在童年时就承受了那么多苦难。他每天晚上都按时睡觉，怕那些挑灯夜读的同学吵他，他常用棉球堵上耳朵。我们都亲昵地称他“小涛”。
小涛虽小，但他思想成熟却比他年龄成熟更早，他对各种事情常有自己独到见解。所以在班会讨论问题时，他一发言，比他年龄更小的徐福绵就悄悄凑到我耳朵边说：“听！中央委员又发言了。”
当时，他没有入团。大概是受家庭出身的拖累。
和我同庚的张俊，他毕业于山西太谷师范学校，曾作过几年小学教师。他山西方音重，有些话我听不太懂。大概是职业对他的锻炼，他字写得刚劲、有骨力。每天我们都相邀从宿舍到饭堂吃早点，不知道是不是山西人的习惯，每当吃完油饼，他都用手在头发上抹了又抹，直到把手上的油抹干净。
这位张俊大师兄，如今已是明清文学专家，博士生导师。
大学生活的序幕就这样拉开了。
【附录】郭预衡先生为《古代诗词选读》写的序言
汉代王充说过两句很重要的话，一句是：“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一句是：“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提倡“厚今薄古”的人，曾经只引前一句而省略后一句；反之，主张“厚古薄今”的人，又只引后一句而省略前一句。其实王充写在一段文章里的这一段话，是互相依存的，只引一句是片面的。王充虽然生在一千八百年前，他对于古今关系的这一看法，却相当全面。直到今天，对于青少年学习古今知识来说，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例如，从青少年阅读文学作品来说，就不只要读现代的作品，而且要读古代的作品；既要知今，又要知古；不能只是强调一面，而忽视另外一面。
我在这里要谈的，是阅读古代诗文问题。我觉得现在的青少年阅读文学作品，也应该知今知古，不可偏废。这是我要讲的一个前提。
在这个前提之下，我再谈谈阅读古代诗文的一些看法。
我知道目前有不少青少年是爱读古代的诗文作品的。国代的诗文确实值得喜爱。有些作品经过了许多年代流传至今，是经历了时间考验的。不仅艺术上是精湛的，是值得借鉴、值得欣赏的；而且，有些作品的思想也是高尚的，感情也是真挚的。阅读这样的作品，对于提高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和文化教养，增强爱国观念，都是很有帮助的。古代许多情操高洁的人物都曾受过前代文学作品的熏陶，受过前代作家的启示，例如屈原和司马迁，陶渊明和杜甫，他们的诗文，不仅是后代诗人作家创作的典范；他们的诗文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也曾感染和激励过千千万万的后代读者。当苏轼被贬谪到海南的时候，陶渊明的诗歌曾经给他无限的慰藉；当文天祥被禁锢在河北的时候，杜甫的篇什也曾给他极大的鼓舞。苏轼的“和陶诗”和文天祥的“集杜诗”都不应仅仅看作步趋古人的诗歌形式，二首深得故人的精神力量的。
当然，这里也要说明，古代流传下来的诗文，并非一切皆好，；即使是的作品，也要具体分析。因为这是古代的文化遗产，要批判地继承，而不是兼收并蓄。对于这些作品，是要一分为二的，既要看到它的积极一一，也要看到消极因素。要坚持辩证的观点，要采取分析的态度。我们对待古代作品，也正如对待一切事物一样，要全面考察，要避免片面性。虽然是艺术欣赏，也不能盲目的欣赏，而是有所鉴别、有所选择的。
我们面对这一本《古代诗词选读》是经过编者的选择的。那么，其中的作品是否都尽善尽美、不需读者自己加以思索、加以鉴别了呢？这里又涉及一个如何对待“选本”的问题。
古代的作家的文集或诗集，数量是很大的，作品是很多的，尤其是青少年读者，不可能一开始就阅读作家的全集。只能阅读一些选本；有人甚至一生只能读些选本而不能读全集。但是，在阅读选本的时候，却应该知道，任何选本，都只是“一斑”，而不是“全豹”。尽管古人说过“见一斑而略知全豹”的话，但实际上是不大可能做到的。“一斑”很难代表“全豹”。选本中的一两篇作品也很难代表一个作家的“全人”。因此，一个认真读书的人是不能依靠选本的。青少年读者，在开始的时候，可以阅读选本，甚至只能阅读选本；但进一步，要想对一个作家有等多的了解，要想对作品有深入的研究，就非读全集不可。关于这个问题鲁迅先生曾经讲得十分明确，我以为他的话是很对多《鲁迅全集》有专谈选本或涉及选本的文章，可以参看。
鲁迅先生的话对于有志于研究文学的人来说，意义最大；对于一般青少年读者，我以为也很有启发。至少可以告诉大家：当你阅读古人的一篇作品的时候要时时想到这只是“全豹”的“一斑”不要误认为这就是作者的“全人”。看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不可认为陶渊明就仅仅是个悠闲的隐士；读了“读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的时候，也不可就认为李白天天都在酗酒，一个作家的思想感情常常是复杂的，而且是发展变化的；她们的作品也是多样的，有的是前后不同的。因此，阅读的时候，要有辩证的观点。
还有，阅读古代作品的时候，不仅要注意作家的“全人”，而且要注意作家所处的时代环境。对作品不可做抽象的解释或盲目的欣赏。例如陶渊明的某些作品，写得那样悠闲自在，好像真要消极避世：但要想一想：陶渊明为什么要这样写？想一想他是处在什么时代环境之下才这样写？要知道他之所以这样写，是有时代原因和政治原因的。如果不从时代环境来分析作品的思想实质，有时便难免发生误解，甚至曲解。这一点我以为沈值得注意的。说到这里，我又觉得，对于青少年读者来说，在阅读古代作品的时候，最好也读一点有关的历史。把阅读古代作品和阅读历史结合起来，我以为这是读书的一个好方法。
本书的编者要我写一篇序言，我就本着平日想过的问题手写这几点。其中不当之处，既就正于编者，也就正于读者。
（25）《蓓蕾》月刊的创办与夭折
师大校刊的名字叫《师大教学》，是一张对开的8版小报。入学后，我常给校刊写稿子，负责校刊编辑的刘福惠老师，对我的稿子，一般都安排发表。
师大有一个文学社，参加文学社的都是爱好文学的同学，全校各系有几十人。文学社的主持人和组织者是高我两个年级的方卓才。方卓才是一位复员军人，在部队时就从事文化工作。他人很能干，也有一定写作功底。
大概因为我常常给《师大教学》写稿，方卓才找到我，希望我在文学社帮助他做些事情，我答应了。
1956年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一年，也是知识分子思想最活跃的一年。这一年的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报告首次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报告还指出，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他们的力量，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已成为我们努力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重要条件。毛泽东在会议最后一天讲了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会后，全国开始出现“向科学进军”的新气象。
在这种大好形势下，高校教师、学生的思想空前活跃。大约是在1956年10月末或是11月初，方卓才和我谈，想创办一个文学期刊，发表同学们自己的作品。因为我也酷爱写作，所以对办刊物也有浓厚兴趣，两个人的想法一拍即合。
这时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创办了《红楼》文学月刊，搞得红红火火，这对我们办刊也是一个鼓舞。
首先，方卓才把办刊的想法向文学社的同学谈了，大家都同意方卓才办刊的设想，大家都觉得应该办一个期刊，发表同学自己的作品。于是，由文学社社长方卓才牵头，筹备办期刊的事。
我们把办期刊的想法向时任校团委书记的张洪彬作了汇报，洪彬同志平易近人，他也喜欢文学，曾写过不少诗歌。他很支持我们的想法，他当即向学校打报告，申请经费。
在办刊报告被学校批准之后，洪彬在东斋南楼（学校行政办公楼）给我们安排了一间办公室，还为刊物写了一首新诗（这首诗就发表在创刊号上）。
我们组织了编委会。编委会主编是方卓才，我和高我一个年级的刘唯力担任副主编。参加刊物编辑工作的记得有张士祥、魏锡林、吴淮生、许可、尹世明、柴秉山、易固基、刘灵光等人。我们还聘请了当时来学校进修的内蒙古师院讲师宋萧平（得奖小说《海滨的孩子》《三月雪》的作者）担任顾问。
我们向全校同学征集刊名，在征集到的100多刊名中，经过讨论和征求意见，确定“蓓蕾”二字作为刊名。
于是大家就紧锣密鼓地投入到出版的准备工作中：征稿、审稿、编排、设计封面、跑印厂、作校对，这一系列工作就落在我们头上了。按照分工，我负责出版印刷的工作。每一期刊物都有一个责任编辑，大家轮流坐庄。我记得第一期的责任编辑是方卓才。
那时中文系在北太平庄师大新校，而印刷厂在定阜大街师大北校。几乎每天课余时间，我都要骑着自行车到印刷厂送稿、取稿、看清洋。
我们请郭沫若为期刊题写了《蓓蕾》的刊名。除了题写刊名，郭老还为期刊写了贺诗，陈垣校长也题了辞。
为期刊写来贺辞的还有谢觉哉老人和我们的老校长陈垣先生。
应我们之约，为刊物写稿的还有黄药眠主任和李长之先生。
在几个月的忙碌中，期刊终于在1957年1月出版了。首次印刷2000本。因为学校给的经费有限，期刊工作人员都是义务的，没有工资报酬，但是作者稿费是必须支付的，于是我们就分头到校园去叫卖期刊。
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那真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知识分子的春天”，尤其是听了毛主席所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讲话的传达报告之后（由北京师大副校长何锡林向全校师生传达），知识分子思想变得空前活跃。我们的月刊就是这样的氛围下，坚持出了5期。
当年5月，我回原籍探视病重的母亲。几天之后，我回到学校，校园里却发生了异样变化，那琳琅满目的大字报贴满校园的各个角落。那大字报内容也是五花八门的，有为农民叫苦的，有为肃反喊冤叫屈的，有为胡风案件鸣不平的，也有揭发学校领导一些问题的……其中有中文系“苦药社”编写的《新今古奇观》吸引了很多同学去读。
《新今古奇观》可读性强，它采用半文半白的章回体来写，一事一文，短小精悍，所写事情有名有姓，可读可信。文章又都突出一个“奇”字，记得有一篇题目是《李壮士打狗孝主》的文章，写的是学校的总务长，湖南人，特别喜欢吃狗肉，“上有所好，下必效焉”，食堂的李姓管理员，是一位彪形大汉，为讨好上司，就拿火枪将邻居农家的狗打死，让厨师炖了，请这位总务长享口福。
这位总务长印象里好像姓孙，那时我们经常看到他夹着大皮包腆着大肚子出入办公室。因为人物、事件写的真实可信，所以至今对这篇短文还印象极深。
《新今古奇观》大字报前经常围满了人，我差不多每天都去看。
《蓓蕾》月刊正筹办编辑第6期，经过研究，我们准备为《新今古奇观》发一个专号（还有别的一些“鸣放”的文章，题目我已经记不清了）。所以每天都组织编辑部的人去抄写，抄一点就往印刷厂送一点去排版。那时印刷是铅排，印刷工人要手拿稿子去字架上一个字一个字捡拼，速度很慢。
第6期责任编辑是我，所以我几乎每天都要跑到定阜大街的北校印刷厂送稿子、拿清样。
突然平地一声“炸雷”，使我们发热的头脑冷了下来……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这篇社论是“反右派斗争”轰轰烈烈展开前的第一颗信号弹！
看到这颗信号弹，我们不敢再动了，赶紧通知印刷厂让排字工人赶紧拆版。
不幸中的万幸，是这颗信号弹发射得太及时了。如果再晚一点，这期载有《新今古奇观》（还有其他一些文章）的刊物印出来，不知将会有多少人被打成右派，沉入无底深渊！
“蓓蕾”，没有变成花，也没有变成果，更没有变成“和平大厦的栋梁”。他刚刚出生5个月，在反右运动风暴来到之前，就在襁褓中夭折了！
因为这件事的牵连，主编方卓才被开除团籍，而我受到团内警告处分。大概是因为我出身在一个革命家庭，当时决定我们命运的党支部，只是以“忘本回头”对我进行了“帮助”，没有给我更重的处分。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警告”处分，使我毕业之后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马上入了另册，此后又享受了不少“另册”的待遇……。
最近，从学长谷兴云处得到当年启功批判《苦药特辑》的文字，披露于下：
群众斗群众是历史的悲哀，但同时也是历史的常态。所谓的反右派斗争就是群众斗群众最突出、最典型的表现。，这不能不说明很多群众其实都被某些错误思潮给欺骗、利用了。历史的悲哀在于总是有一些群众要被欺骗、利用。
就说此后被称作国学大师的、当初的副教授启功先生吧，他不也是被欺骗被利用的吗？当他上台振振有词地批判《苦药特辑》、装出一副“革命相”不久，他在劫难逃，也被划成右派！
记得那时一个暑假的晚上，方卓才即将毕业离校。我们坐在操场的一个裁判架上，作最后告别。他告诉我，因为《蓓蕾》月刊的事和他对一些被划为右派的人的同情，组织上认为他立场不稳，给他开除团籍处分。因为受了处分，他的女朋友学前教育专业的易女士和他断绝了恋爱关系。这个在解放军部队里摸爬滚打多年的硬汉，在受组织处分、失恋的双重折磨下，他流泪了。
这个晚上，是我们最后一次谈话。不久，他黯然地离开了生活4年的师大校园，我们就再没见过面，失去联系了，也不知道他离开师大以后的去向。
至今他应该是80多岁高龄的老人了，前些时，我在北师大校友网发现了他写给母校校友办公室的一封信，抄录如下：
久未通讯，念念！
寄奉诗选一册，盼斧正！
我已近八旬，身体尚可。下周将赴港澳游，学校同行退休人员近三十人，也是平生幸事！
我在儿女家住了两年，三层楼别墅，初则新鲜，日久发厌，每日走上走下，甚是麻烦劳累。故于去年八月，仍住回二中，倍感舒适！如有机会，请来玩玩。
这封信，应该是写在他80岁之前。2011年春节过后，我给方卓才所在的富阳二中打电话，询问他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在一位负责退休教师工作包老师帮助下，我终于和方卓才通了电话。
他告诉我他已经84岁高龄，有3个女儿，一个儿子，他的老伴长我2岁。前年他得了脑血栓，已经失去对往日生活的记忆……
“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我想起了杜甫的两句诗。
卓才兄，至今你的电话再也打不通，你可能已经离开人世，愿我们在天国相见。
（未完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