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丰富多彩的师大文化生活
师大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没到周末都在大饭厅举办舞会，明亮的灯光下，一对对舞伴翩翩起舞，伴奏得到是校乐队的同学。在参加舞会的有教职工，多数是学生——主要是高年级学生——我们低年级学生多数是观众。
当初对于舞会我既不会跳也没有兴趣，所以很少去看。但是有一些活动却让我终身难忘。
1956年9月 日，我们去西郊机场迎接来中国访问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那天，毛泽东陪同苏加诺总统从我们队伍前边走过，他穿一身银灰色中山装，身材高大、魁伟，头发有些花白，微笑着向我们招手。我们举着花束，高呼“加诺兄，你好！”（据说苏加诺总统喜欢这样的称呼）眼睛却紧紧盯着毛泽东。此后我们在师大读书的4年中，每到“五一”“十一”参加游行，都可以看到站在天安门城楼向我们招手的毛泽东。但是这一次，却是在最近的距离看到这位时代伟人！事后，我把我的见闻写信给我在天津的朋友们。
1956年10月19，日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逝世20周年，学校团委和文学社组织了两个活动：
活动之一是组织文学社同学去阜城门内参观鲁迅故居。那时为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鲁迅故居刚刚修缮完工对外开放。回校后，我写了《鲁迅故居参观记》一文在《师大教学》上发表。
活动之二是，10月28日晚上，组织了一场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的报告会。这次会，请到了鲁迅先生夫人许广平和鲁迅友人、日本浪人内山完造。
记得那天的会很隆重，参加会的师生挤满了整个大礼堂。
会议开始先是陈垣校长讲话。他说，许广平先生使我们的校友，她在百忙中来参加我们的大会，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此后被毛泽东主席称作国宝的陈垣校长，知道他是我国史学界的泰斗。他自幼好学，无师承，靠自学闯出一条广深的治学途径。在宗教史﹑元史﹑考据学﹑校勘学等方面，著作等身，成绩卓著，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推重。他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从教70多年，任过46年大学校长，对广大青年学者热心传授，影响深远，造就了众多的人才。
在陈垣校长讲话之后，是内山完造作报告。
内山先生虽然是日本浪人，但他汉语讲得非常流畅。内山是中国人民的友好朋友。他谈吐幽默，风趣横生。
内山是鲁迅先生的挚友，他从1916年～1947年一直居住在中国，是一个“中国通”。他给自己起的中国名字叫邬其山。他因开设“内山书店”而与鲁迅、郭沫若结识。他曾掩护被国民党政府追杀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鲁迅避难。郭沫若遇到危险时，也曾多次得到内山完造的掩护和帮助。陶行知在1930年4月遭到国民党当局通缉，从南京抵达上海，即去内山书店避居40天，后由内山先生亲自送上日本轮船，去日本避难。
图：鲁迅和内山完造
内山先生喜欢中国文化，也利用开书店进行中日文化交流。他非常尊敬鲁迅，推崇鲁迅，并向日本人民介绍鲁迅。据内山先生讲，1932年11月9日夜里，鲁迅先生收到北京拍来的电报，电报里说他母亲病重，鲁迅在准备到北京探视母亲之前，来到内山书店辞行，并且把上海的事托付给他，可见他们之间友谊非同寻常。为了答谢内山，鲁迅先生还曾多次送他衣料、水果等给内山。
内山书店不仅是鲁迅购书的场所，也是鲁迅著作的代理发行店，还是鲁迅躲避国民党反动派通缉的秘密住所，是鲁迅接待秘密客人的地方，甚至成为地下组织的联络站，方志敏的狱中文稿，北平与东北地下党等转给鲁迅先生的信件，都是由内山书店转交。
鲁迅与内山书店关系非常密切。从1927年10月他首次去内山书店购书到1936年他逝世止，鲁迅去内山书店500次以上，购书达千册之多。
内山先生主要讲了他亲历的鲁迅先生两件事。一次，他和鲁迅先生正正书店闲谈，一个电车售票员进店买书，他拿起苏联小说《铁流》在翻看，看样子很想买。鲁迅先生走过去对他说：“你在读这本书之前，最好先读一下《毁灭》”于是青年准备买《毁灭》，但是他在犹豫，因为他只有买一本书的钱，鲁迅先生看出了这一点，就拿了一本《铁流》对他说：“这本书也拿去读吧”青年人感激地说了声谢谢，高兴地走了。
还有一次，一个年轻妇女到内山书店，来见鲁迅先生，，要谈一件要紧的事，她说她 的丈夫是鲁迅先生的学生，被上海警察署的人抓走了，说只要交300元就可以放人。她变卖了全部家当，只凑足200元，还差100元，想求鲁迅先生帮助。鲁迅先生什么话也没有说，就拿出100元给了那位妇女。
妇女走后，内山对鲁迅先生说，这个妇女受骗了，警察署拿了钱是不会放人的，鲁迅先生说，我也知道她受骗了。内山问，那你为什么还要给她钱呢？鲁迅先生说：“如果我对她说，你丈夫是不会被放出来的，她 是不会相信我的话的，反而认为我不愿意帮她，认为我找理由来推诿，，现在我身上有钱，所以就给她了。”内山先生说，，由此可见鲁迅先生对他人的关怀好诚恳助人。
接着是许广平老人作报告。
图：许广平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许广平，老人家身体微胖，但精神矍烁。通过老人家讲述，我们知道，鲁迅先生作为中国文化运动的主将，留下了大量的遗物、书信和手稿，她全部捐献给国家，她还将鲁迅先生数目不小的稿费，以各种名义捐赠各级组织，就连鲁迅先生生前亲笔抄录的《两地书》字幅，也都捐了出去。解放后，各家出版社陆续出版了鲁迅著作，这部分稿费，她也坚辞不收，有关部门只好按周恩来总理指示，以许广平名义存入银行，我们对她那种崇高的可贵品质十分崇敬。
老人家说，鲁迅是伟大的，他生前说：“吃的是草，挤的是奶”。鲁迅属于人民，应该把他的一切都献给人民。
许广平老人说，当时有人准备给鲁迅先生申请诺贝尔文学奖，并且说，如果奖金下来，一辈子生活就不用发愁，被鲁迅先生严词拒绝了。鲁迅先生说：“这种奖拿不得，如果拿了这种钱，我恐怕将来文章也懒得写了。”
许广平说，鲁迅先生对青年关怀备至。在北平时，鲁迅每天要到教育部去上班，下班有时还有去学校讲课，回到家里已经很晚了，这时家里等着一大群青年，有来讨论创作的，有来请教知识的，不论认识不认识，鲁迅先生一律接待，并向他们提供帮助。等到这些青年走后，鲁迅才开始写作，一直到凌晨两点多钟，中间几乎没有休息。他用调换工作的方式作为休息：晚饭前就一堆堆地复信，饭后躺在床上翻阅各种报刊杂志。如果再有时间就包书皮。
记得参加这次纪念活动的还有印度作家加麦尔先生。他的讲话是由一个男译员翻译的。麦加尔先生说：“在印度，把中国人称作‘米茶’，‘米茶’在印度语中是‘糖’，就是说，中国人说话像糖一样甜，尤其从女孩子嘴里说出来，就更是甜蜜。”
麦加尔先生说：“鲁迅是中国伟大的作家，也是世界最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之一。有这样的作家，你们感到骄傲，我们印度人同样感到骄傲。因为伟大的作家，从来就不是属于哪一个国家的，而是属于全人类。”
在这次纪念鲁迅活动之后，方卓才和我说，想搞一次现代诗歌讲座，研究结果是准备请著名诗人贺敬之主讲。那时贺敬之刚完成他献给“八大”的长诗《放声歌唱》。我与贺敬之通了电话，邀请他来学校讲诗，他痛快地答应了。
那天贺敬之来学校讲诗，是我到崇文门外沙土山3号他的寓所接他的。
贺敬之在讲课之前告诉我，他和我们黄主任（指当时中文系主任黄药眠先生）关系很好，前不久他们还曾一同出国访问，让见到黄主任时代他问好。
其实诗人那里知道，我们从入学到现在，还没有和系主任黄药眠先生见过面。
诗人结合他亲身经历，给我们讲了诗歌创作的一些问题。他说：
“我在延安鲁艺文学系学习，系主任是何其芳，文学系的主要任务不是只学写诗歌。一个偶然机会，在皖南事变后，我写了一首政治抒情诗，痛斥国民党反动派，后来这首诗被作曲家谱成曲子，在延安传唱，由此引起了我写诗的极大兴趣。”
诗人还谈到，诗歌创作要遵循5个字，那就是：真、深、新、亲、心。“真”就是真实，虚假的不行；“深”就是要深刻，文字可以浅显，但内容要深刻；“新”就是要新鲜，艺术贵在创造，不能总是老一套；“亲”就是要亲切，具体讲就是民族化、群众化，让群众喜闻乐见；“心”就是要抒心中之情，发内心之声。
诗人娓娓动人的讲述，如话家常。
会上，文学社的一位同学朗诵了诗人新作《放声歌唱》中的一个章节：
……春风，
秋雨。
晨雾，
夕阳。
五月——
麦浪。
八月——
海浪
桃花——
南方
雪花——
北方。……
诗人那极其简洁、精炼、跳跃着的诗句，春秋、晨夕、桃花、雪花那极大的时空跨越，冷暖色彩的强烈对比，似乎把我们从冰封雪冻的漠北，带到鲜花盛开的江南。把我们融入一个五彩斑斓、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境界里。
诗人还讲到，在当年春天，他参加了西北五省青年造林大会，写了《回延安》这首诗，还给我们做了即兴朗诵。
此后，《回延安》一直选入中学语文教材。每当我给学生讲这首诗的时候，就想起诗人抑扬顿挫的朗诵来。
师大文学社一直持续活动到1957年“反右”之前，就自动消亡了。
（27）大鸣大放，引蛇出洞
1957年，是新中国成立后最令人欢欣鼓舞的一个年代，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最遭遇不幸的一个时代。
2月27日，在第11次最高国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1800多名党内外人士，系统全面地讲述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极其开放、极其幽默的口吻，鼓励大家鸣放。他说：
“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让几种花开放。”
3月12日，毛泽东又在邀请了许多非党人士参加的中共中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讲话，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和诚意，鼓励大家打消顾虑地“放”：
“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出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毛泽东的讲话，是师大副校长何锡麟在全校师生中传达的。
在这种春意然、春风和煦的自然环境下，“蛇们”被引出洞了。
图：民盟主委费孝通教授
3月24日，中国民主同盟主委费通教授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表达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情，以下是文章中一段话：“几年来，经过了狂风暴雨般的运动，受到了多次社会主义胜利高潮的感染，加上日积月累的学习，知识分子原本已起了变化。去年1月，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像春雷般起了惊蛰作用，接着百家争鸣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但是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像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头，但还有一点腼腆，自信力不那么强，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寒乍暖，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逼进一看，问题还是不少的，但当前的问题毕竟和过去的不同了。”
文章把当时知识分子由沉闷到活跃，直到跃跃欲试的心情逼真地写出来了：“春到人间，老树也竟然茁出了新枝”。但也写出知识分子诚惶诚恐对“乍暖还寒”的早春天气里“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担心。
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意味着他们的积极性是动起来了。在这种气氛之下，一场大鸣大放大辩论，在首都各高校的校园里就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5月17日，在师大，穆木天教授写了《我的呼吁》一文，在《光明日报》上发表：
我的呼吁
穆木天数年来，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们心里积压了千头万绪的苦恼。直到最近这几天，春风才算吹进了铁狮子坟的师大校门缝儿。尽管学校当局召开了几次教授座谈会，可是，教师还是顾虑重重，不敢大胆提意见，怕再遭一次无妄之灾，因为，在师大，教师被发配、降级等等之类的险谋报复，是早有前例的。
闻者不戒，言者有罪，“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是师大几年来一贯的传统。这次运动，当然，我也有很多顾虑，但，我相信党，相信毛主席，终于鼓起勇气发了言。
就在上周一次座谈会上，我把我的意见只说出几十分之一，可是，主持会议的某党员首长把我的意见都给打了回票。
我提了党领导者一些宗派主义的行为，如某党员教授刚到校不久就把他过去写的半部中国文学史交党员首长，不经过教研室和系的研究，由这位首长直接推荐给教育部出版。而李长之教授真正在师大讲授的中国文学史讲义，水平比那位党员教授的要高的多，却不被推荐。又如教研室初成立时，非党员教研室主任是单干，而党员教研室主任继任时，则先由校长出马调动某讲师作秘书等等事例，我认为都是宗派主义行为。我还举出某党员老婆孩子一大堆还违法乱纪乱搞男女关系事。我认为党委和行政不处理这件事，也是宗派主义行为。可是，党员首长把我的话完全给打回来了。他说那位党员教授去年才恢复党籍，不算宗派主义。至于另外那位同志乱搞男女关系的事，已经处理过了，处理内容就是作了检讨，并且本人也不知道女方是有爱人的，更不知道她的爱人为此而动刀自杀事。说这也不算宗派主义。
我很不会说话，更不会巧辩，一气之下，只好退出会场，直到今天，我没有勇气再参加这些会了。事实具在，而作为领导整风的首长，还敢于巧辩，师大的这个运动的前途不能不令人担心。
我呼吁：请党中央像搭救王蒙一样，救救师大罢！让黑暗王国有一线光明罢！
1957年5月17日于铁狮子坟师大
（原载6月22日《光明日报》）
穆木天时任师大外国文学教授，他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是著名诗人、翻译家。
图：穆木天教授
他在大字报中谈的顾虑，是当时所有知识分子都有的对共产党整风所抱的观望、徘徊的态度。
他在大字报中所指的某党员教授的半部中国文学史，是指教我们古代文学的教授谭丕模老师所著《中国文学史稿》。其时，谭先生正在给我们讲中国古典文学课，他在给我们上课时好像讲过这件事：当时他想买一些书，但手头又紧，正好人民文学出版社向他约稿，他就把这半本文学史稿交出版社出版了。这部书的出版，与穆先生说的“党员首长”有没有关系，不得而知。穆先生和谭先生谁讲得更切近实情，我们不是很清楚，也许他们之间还有些过节儿，“文人相轻，自古尔然”。
1958年，谭丕模先生随以郑振铎为团长的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苏联，所乘图154飞机在伊尔库茨克上空坠毁罹难，他在出访的前一天，还在为我们讲古典文学课。
穆木天文章中说的某党员乱搞男女关系的事，指的是时任师大常务副校长的何锡麟。当时任师大校长的陈垣教授年事已高，又兼是党外人士，所以对学校的事情不太过问。主持学校工作的就是这位何副校长，这位何副校长是大权独揽，小权也不分散。
对于这位何副校长的绯闻，学校流传两种版本：
其一，某研究生夫妇，毕业前为留校工作，女方就向这位何副校长献姿色，而何副校长将自己办公室钥匙交给女方一把，这样女方就可自由出入何的办公室。后女方的爱人因吃醋而自杀（未遂）。
其二，就是穆木天先生的说法。
其实，两个版本并不矛盾，只是穆本不如版本一说得详细。
据说穆木天还写了一首诗，讽刺这位何副校长：
何大官人有一宗，拔刀弄斧护幽情。
十年一觉扬州梦，留得红楼薄悻名。
《我的呼吁》在同学中传开之后，真是“一石击破井中天”，几天之内，校园大字报贴得铺天盖地。
首先由四年级学生卫之祥、李受山等同学发起组织了苦药社，他们以章回体小品文形式贴出《新今古传奇观》的大字报，每天一文，文章短小精悍，击中时弊。贴在大饭厅外面的大字报区，吸引了全校很多师生来读。
除了这位何副校长绯闻，苦药社还就1955年夏天的肃反运动发表了看法。
在这春风化雨的形势下，在中文系“苦药社”带动下，一些帮助党整风的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底层之声、小论坛、火炬社、霹雳社、X光社、战斗社、学习社……这些社团，都是自由组合，不需要登记填表，大家自愿参加，愿来就来，愿走就走。
我们年级的周莎白贴出了《把胡风事件真相布之于天下》的大字报，他认为“仅凭胡风往来信件中的片言只语，深文周纳，罗织人罪，清之文学狱，难望其项背……”这是师大为胡风翻案的第一张大字报。
周莎白是一位转业军人，他为这张大字报付出沉重代价。在我们中文系低年级里，他是被划为极右分子的第一人。据在湖北武汉工作的洪镇涛告诉我，他被划极右分子后，二十多年来劳改，颠沛流离，漂泊无业，过着十分艰难的生活。
在师大百年校庆时，周莎白也回到学校。在老同学座谈会发言时，他对着当年把他划作右派起着关键作用的党支部书记杜虹说：“当年，你说我是混进人民军队的阶级异己分子，我告诉你，现在我还混进了共产党内。”
这位当年杀气腾腾的杜公，并没有半点忏悔和歉疚。
我们班也相应地组织了鸣放座谈会，为党整风，要求大家为党提意见。主持会的是班上的党小组长王毅。
王毅原来在东北师大中文系担任系秘书工作，考入北京师大后，她在班上担任党小组长。在反右斗争中，她和党支部书记杜虹一起做了很多错事，但是她是一个能自责自省的人。在师大百年校庆时，她给过我一封信，对在反右中自己伤害过的人深深表示歉意，这封信我打印后，给了部分同学传阅。我回她信，希望她能参加百年校庆活动，以释前嫌，她答应了，在北京同学聚会时，她的诚恳得到大家谅解。
对周莎白的大字报，很多人表示有同感。周莎白说出了有些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在这一点上，我对他由衷佩服。
胡风的文艺理论著作文字晦涩难懂，我读得不多。但我却十分喜欢被划为“胡风分子”的天津诗人鲁藜的诗。我也觉得把文艺思想上的错误，归结到政治问题上来，尤其上纲上线到“反革命”的高度是不恰当的。所以在座谈会上也谈了一些对胡风问题的类似看法。
当年4月，我回农村老家探视病重的母亲，看到家乡山秃园荒，破败凋零，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干部欺上瞒下，欺压百姓。在座谈会上谈了我回乡下看到的一些事情。我认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造成了农民缺粮少吃，饿肚皮。虽然当时国家规定按粮食产量的30%收购农民余粮，但是由于农村干部层层浮夸成风，虚报粮食产量，所以按虚报后的数字在国家收购之后，农民就要饿肚皮。
我的这些发言，成为此后我“忘本”受处分的罪状。
会上，徐福绵同学谈了抗日战争后期苏联红军出兵东北，作了一些抢夺财物、强奸妇女之类的事情。发言的还有张晓山、张士祥、崔维蓉等同学。
此后，这些发言的同学，有的被划成右派，有的受到处分。
幼稚的、潺弱的中国知识分子，有多少人在这种“引蛇出洞”的“阳谋”之下，陷进了无底深渊！
（28）敬爱的母亲去世
大约是1957年初冬，我正在教室看书，突然系里一位同志通知我到系办公室去接电话。电话的那一端传来堂兄王传璞的声音：“四婶病重，你赶快回家。”
这时已经是下午3点钟了，我慌忙赶到前门火车站，买了去滦县的火车票。
到滦县下车时，天已经快亮了，我又赶紧赶到长途汽车站，买上去乐亭胡家坨的汽车票。
汽车上解放牌大卡车，坐在后马槽子里，好像把人的五脏六腑都要颠出来。我顾不上这些，只盼望早到家。我真的不知道母亲能不能等着我。
下了汽车，还有8 里地才能到家。我几乎是一路小跑，我终于看到了家里的烟囱在冒烟。
但是当我进到家里院子时，母亲在两个小时前已经停止呼吸了。她在临终前一直在问：“传业还有多长时间能到家啊？”过了一会她又说：“我等不了他了！”然后闭上眼睛，安然长逝了。
家里人告诉我，直到她咽下最后一口气，头脑都是十分清醒的。
她一生奔波劳累，刚刚满47岁便离开了人世！
我扶着妈妈的棺椁在恸哭！
父亲也在伤心地流泪！
我陪伴着父亲住了一周，回到学校。
这一年的寒假，我又回到老家过年，没有了母亲，家里冷清多了。年三十弟弟炖了肉，大家也没有心思吃，凄凄惨惨地过了一个寒假。
因为病，父亲离开他工作的磁山铁矿，在家休养，吃劳保，工资只有三十几元，但因为在农村，吃粮烧柴住房都不要花钱，生活也勉强过得去。
大年初一，曾被父亲保护下来的地主范印芝来看望父亲，就是因为在土改时，农会准备打死他的那一个晚上，父亲急忙赶到会场，将他带走，关押在公安局的看守所，使他死里逃生。父亲之所以保护他，是因为在日本人追捕县长刘志一时，范印芝保护了刘县长。那时范印芝虽然年事已高，但每年过年都要来看望父亲，直到他去世为止。
在回北京时，我在在天津暂时逗留。这一年里，我与周淑蕙之间每周都要互相写一封信，应该说，我们之间已经确立了恋爱关系。那时我家生活比较困难，她除写信之外，也常按我信上提到的书目给我寄些书和生活用品。这次在天津，我拜见了她的母亲——我未来的岳母——和她的一家人。
淑蕙的父亲叫周彩臣，是一位珠宝商人，当时在一个犹太人开的洋行供职，薪水比较高，生活过得富裕。母亲景文是皇族后裔，清王朝覆灭后，流落民间，最后在天津成婚。“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虽然嫁到“寻常百姓家”，但是皇族的讲奢侈、讲排场，还给她留下不可磨灭的影响。
婚后他们生有三女一男，最小的女儿就是淑蕙。但是，在淑蕙三岁时，她的父亲丢下他们母子五人，撒手人寰。从此家里生活一落千丈，只得靠变卖父亲遗物糊口度日。
岳母的长女叫周淑芳，她的第一任丈夫是个商人，“商人重利轻别离”，婚后生下一个儿子后，她就被丈夫遗弃了，后来改嫁给一个叫刘继光的人。这位刘继光，我们称之为“大姐夫”，他没有正当职业，游手好闲，天天泡一杯茶，坐在家里海阔天空地侃大山。他虽然无业，穷困潦倒，但却瞧不起乡下人。我去他家，他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样子。岳母次女周淑英在北京全国供销总社作财会工作，很少回天津，所以我也没能见到她。岳母只有一个儿子——我的大舅哥——叫周鸿森，在天津铁路局工作。淑蕙是她最小的女儿，岳母主要生活来源就靠儿子和小女儿工资支撑，二女儿周淑英也常从北京寄些钱回去。
那是我第一次到她家，大概正是吃午饭时间，这位大舅哥也有天津人的“直爽”和“实在”劲，问我：“你吃饭了吧？”我本来到他家就很觉得拘束、陌生，连忙说：“吃了，吃了。”他又说：“那你坐着，我们就先吃了。”我说：“好，好的。”就这样，他那天津人的“实在”“直爽”，和我乡下人的“虚伪”“客套”的结果，是让饥肠辘辘的我饿了一天肚皮！
那刘继光呢，从始至终没跟我说过一句话。大概他觉得：乡下人，理不得！
在天津住了两天，我回到北京。
说实在话，现在进到学校，已经没有一年前的那种高兴欢乐，而是一种恐惧，觉得脊椎骨都在冒凉气。
果不然，学校又补划了一些右派。记得从俄语系转到中文系的杨玉麟被补划了 。杨玉麟和我住一个宿舍，这样我们就多了一份任务：要24小时看守他，而且夜里也要值班，值班的人不能睡觉。
负责分配值班的人告诉我们，一是防止他自杀，再是防止他杀人。其实，我们值班的人，困得不得了，杨玉麟却在呼呼大睡。我们既没有看到他杀人，也没有看到他要自杀！
杨玉麟在从俄语系转到中文系时，带来一张钢丝床，这是他的特殊待遇，因为我们睡的都是双人木板床。监管的人说,不能让右派睡那么舒服，让他睡木板床，于是让我和他换床位。
我睡了一宿钢丝床，那不是享受，简直是遭罪。那钢丝床像个马粪兜，直不起腰。早晨起来，腰酸腿疼。
我和监管负责人说，我再不享受这钢丝床了，你们去享受吧！
夜里值班，我们都是坐在床上。可是遇到金天相值班，他总是站着，后来我才知道，他说是在练气功。
2002年师大百年校庆，杨玉麟来了，我曾到北京大学他的住处去看他，他还是那么瘦弱，我们谈一个晚上。
他回到广西桂林之后，给我打过一次电话，说他编写的一套哲学教材准备出版，让我给他联系一家出版社，我答应了。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在另外一家出版社出版的。
前年冬天我给他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他的夫人，她诉我，杨玉麟于去年已经去世了。
我为他的去世感到悲痛！但是也庆幸当年他没有自杀，而是寿终正寝！
（未完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