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相逢一笑泯恩仇
1957年7月，北京所有高校根据上级指标示决定不放暑假，学生一律都参加反右斗争。原来计划回家探视父母的、探亲结婚的、出外旅游的都改变了原来的计划，留在学校参加反右运动。
往日喧嚣热闹的校园，这时变得死气沉沉，给人一种危险降临的感觉，可以说，和整风运动初期那种活跃气氛相比，简直是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过去活跃的同学也开始沉默了，同一宿舍朝夕相处的同学好像一下变成了互不相识的陌路人。一些聪敏的、能与时俱进的同学，纷纷放弃昨日的观点，朝着一种思想观点、一张嘴巴、一个声音去随波逐流。
一夜之间，朝夕相处的同学，成了阶级敌人。
在我们班，最先划成右派被批斗的是张士祥。
张士祥和我住同一个宿舍，他是河南范县人。据说他在高中二年级时，就伪造了一份高中毕业文凭，提前参加高考，后被发现受了处分。
他出身在一个农村贫困家庭，读书很刻苦，属于那种“头悬梁，锥刺股”的一类，每天熄灯后很晚才进宿舍，别人都已睡下，怕影响别人，他不刷牙，也不洗脸、洗脚，就悄悄躺下，到第二天早晨，别的同学还没起床，他已背着书包离开了宿舍。
他独来独往，很少与别人交流沟通。他那高度近视镜片后的眼睛，好像对人充满疑惑和不解，这也许是与他在高中就受了处分或者生活境遇不顺有关吧！
但他也十分“幼稚”，幼稚到说出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话。他说：“我被划为右派，这是我的光荣，意味着我走在时代的前面。”他认为被划为右派，只是给了他一个右派的称号，和“左派”一样，只是个派别之分。而且他更认为，他比“左派”思想更前位，更超前了。他没想到的是，紧跟着揭发批判之后，卷着铺盖，坐着卡车，到劳改农场去接受无休无止的劳动改造。
给他定罪主要依据是从收缴的他写的诗和日记。
罪证之一是他写的诗。
当时全国正在批判流沙河发表在《星星诗刊》上的诗《草木篇》，一时间，和这首诗有同感的人，写过这类诗的人，被牵连划成右派的，其数上万。
《草木篇》这首小诗，诗人以辛辣、尖锐、犀利和火热的语言，针砭时弊，讽刺了当时社会上某些人的不良现象，现在年轻朋友已很难看到，抄录如下：
草木篇
流沙河
寄言立身者，勿学柔弱苗——唐：白居易
白杨
她，一柄绿光闪闪的长剑，孤伶伶地立在平原，高指蓝天。也许，一场暴风会把她连根拔去。但，纵然死了吧，她的腰也不肯向谁弯一弯！
藤
他纠缠着丁香，往上爬，爬，爬……终于把花挂上树梢。丁香被缠死了，砍作柴烧了。他倒在地上，喘着气，窥视着另一株树……
仙人掌
它不想用鲜花向主人献媚，遍身披上刺刀。主人把她逐出花园，也不给水喝。在野地里，在沙漠中，她活着，繁殖着儿女……
梅
在姐姐妹妹里，她的爱情来得最迟。春天，百花用媚笑引诱蝴蝶的时候，她却把自己悄悄地许给了冬天的白雪。轻佻的蝴蝶是不配吻她的，正如别的花不配被白雪抚爱一样。在姐姐妹妹里，她笑得最晚，笑得最美丽。
毒菌
在阳光照不到的河岸，他出现了。白天，用美丽的彩衣，黑夜，用暗绿的磷火，诱惑人类。然而，连三岁孩子也不去睬他。因为，妈妈说过，那是毒蛇吐的唾液……
没想到这样一首小诗，竟然惊动了伟大领袖毛泽东。毛泽东在2、3月间两次讲话中都提到《草木篇》，说：“那些有杀父之仇，杀母之仇，杀兄之仇，杀弟之仇，杀子之仇的人，时候一到，就来一个草木篇。”
批判的人发言说，张士祥的诗，比流沙河的《草木篇》更恶毒。只这一条，张士祥已经是万恶不赦，在劫难逃了。
罪证之二是，一些“左派”从张士祥日记上看到他写的一句话：“中国将来非葬送在他手里不可。”这句话是他在什么场合，是对什么事说的，我没有看过他的日记，自然不敢妄言。据看过日记的“左派”们说，张士祥的话是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如果是这样，那么张士祥就不仅是万恶不赦，而是罪该万死了。
在批判之后不久，这位自诩为走在时代前面的张士祥同学，就搬着自己的书籍、行李、铺盖，被送到农场去接受劳动改造去了。
此后，张士祥从劳改农场什么时候出来，出来后又是去了哪里，已不为人所知了。
1978年为张士祥落实政策，师大党委通知我和人民大学中文系金锡谟到师大，座谈关于张士祥落实政策的事。我和金锡谟都认为，应该按【中发（1978）55号文件：《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帽子的请示报告》】的精神去落实张士祥的问题。参加这次座谈会的当年的“左派”，还认为张士祥攻击过伟大领袖毛主席，对落实政策表现出疑虑不决的态度。
我们班第二个被划为“右派”的是徐福绵，他是我们班也是北京师大年龄最小的右派，他被划为右派时只有18岁。
徐福绵在班里虽然年龄小，但是他读书很多，知识面相当广博。他思维敏捷，言辞犀利，颇具才气。因为他才气横溢，免不了也带着那种少年人常有的狂妄和傲气。
他被划成右派的一条罪状是，一次同宿舍的丁子人和另外一位同学下象棋，他在旁边观战助威，因为天已很晚，两位同学不想恋战，准备和棋，徐福绵在一旁喊：“要战，不要和！”这句话被同宿舍张云同学听到，并且张云把这句话演绎成“要战争，不要和平”。在反右时，张云揭发徐福绵，说他是歇斯底里地狂喊“要战争，不要和平”。
张云还给党委写信，说徐福绵如何恶毒，如何狂妄，要求把他划成右派。
徐福绵是由东北考入师大的，而当时学生党支部委员王毅，也是来自东北的考生。王毅一直把徐福绵看作他们“东北帮”里的小兄弟，对他呵护有加，她不忍心把他推向无底深渊。
但是，张云死咬住徐福绵不放，而当时各系、各年级都要完成上面下达的任务，这样，徐福绵就在劫难逃了。
在反“右派”运动中，师大是重灾区，而师大中文系，又是重灾区中的重灾区。中文系四年级一个宿舍住8个人，竟有7个被划成右派。当时我们是一年级学生，划成右派的比例比高年级要少。
批判徐福绵的大会是在班里开的，发言批判徐福绵的人其中有很多人是与徐福绵接触比较多，或者是对徐福绵抱有同情心，为了表白一下自己和徐福绵划清了“阶级界限”，装腔作势地在会上说些言不由衷的、不痛不痒的批判的话。但也有一些话过了头，比如有位师兄指着徐福绵的鼻子：“你这个矮脚怪，矮怪物！”徐福绵年龄小，个子也小，这位师兄为了保全自己，言辞实在过分了，恶语伤人六月寒！
在徐福绵被批判后，他曾经用俄语写过几句诗，表达他愤愤难平的心情。诗的大致意思是：
风，在田野滚动，抓住，抓住；影，在墙上晃动，抓住，抓住……
他写的诗，不知道被哪个“左派”发现，并且请人翻译出来。于是，徐福绵又以污蔑“反右运动”是扑风捉影而受到更加严厉的批判。
至于张云为什么非要把徐福绵推上右派的深渊，置其于死地而后快呢，我分析，这可能与张云本身不健康的心理状态有关系的。
张云出身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小农经济思想意识在他头脑中根深蒂固，没有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的标准还停留在万恶的旧社会，思想僵化，在社会动荡或社会转型时期，一旦政治气候与他这种狭隘的小农经济思想相吻合，他的思想就得到了登峰造极的膨胀。只举一个例子说明；1958年，在亩产万斤粮的鼓舞下，张云作为班上的劳动委员，曾组织我们在师大校园里深翻土地，已经掘地3尺，他还让往下挖，直挖到一人多深才止，我曾告诉他，这样把生土翻上来，地的肥力不足，是长不好庄稼的。他不听，还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结果种出的小麦，连穗都没秀就枯死了。
张云有朴素的阶级意识，但他看不起或者说有点仇视城市人。他毕业时被分配到新疆阿克苏地区，担任广播电视局的局长，他曾有机会调往内地、他的老家河南，但他没有去，原因是他已习惯阿克苏地区的生活。他在偕全家回河南探亲时，路过北京曾到我家，他向我描绘边地生活：住的房子冬暖夏凉，西瓜堆在床下，可以保存半年……
但是，他终于省悟了。20多年后，张云从他工作的阿克苏亲自到喀什，向徐福绵道歉。那是1980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徐福绵听到有人敲门，他去开门，待他开门之后，发现是多年未曾谋面的张云。张云扑通一声跪下，声泪俱下：“福绵兄弟，哥对不起你，是我害了你的一生，请你宽恕，我死也瞑目了……”
看来，对徐福绵错划为右派，他应该承担的责任，他所起的作用，终于有了一个诚恳的反思。
我和张云个人关系很好，他从新疆偕全家到河南探亲时，路过北京曾来看我。他的女儿张雪莲在北京师大读书时，也常到我家来，雪莲和我女儿王曦也是好朋友。
后来张云患胰腺炎不幸去世了。噩耗传来，我十分悲痛。我曾组织在北京同学捐款，寄给他的妻子，那时他的孩子还都没成年。
关于徐福绵后来被送去劳改，情况我就不太清楚了。最近读《不肯沉睡的记忆》一书，其中有彭浩荡、范亦豪两位的记录徐福绵在劳改农场的文字，转录如下：
“还有一个徐福绵，东北来的，小小的个子，永远挺着胸脯，干活有股狠劲，从不示弱。别看他小，割田、担水、抬筐、翻地、除草绝不让身强力壮的大同学。在中学他是学习尖子，聪明，爱写诗，记忆力好，能背诵大套的古诗新诗，外语也出众，背俄文诗是他的专长。快人快语，锋芒太露，于是成了我的伙伴。”
（范亦豪《不肯沉睡的记忆》第56～57页）
“师大反右斗争结束，数十名各个系各个年级“认罪态度恶劣”（即不承认自己的言行是反党反社会）的右派学生，被送到北京西郊农场“劳动考查”，其中，年龄最小的，就是中文系一年级的徐福绵了，仅仅18岁，但你可别小看了他，他的知识面相当广博，读过很多书，思维敏捷，言辞犀利，颇具才气，也少不了有点傲气。在这个右派群体中，我和他相处得很好，他经常笑眯眯的，没有脱去少年人的稚气，大家都把他当小弟弟看待……”
（彭浩荡《不肯沉睡的记忆》第283页）
即便是在劳改农场，徐福绵也是抱着认真劳动、改造自己的思想去对待现实的。
2002年，师大百年校庆，阔别45载的同学又相逢于北京，其欣喜欢快之情，实非语言所能表达。
借这次百年校庆机会，我们中文系56届校友举办了一次聚会，地点在北京西郊中国军事科学院招待所。56届同学聚会，是由我和陈秋影师妹发起的，陈秋影是个热心同学公益的人，她和同学联系最多，而我经常组织会议，订宾馆、会议室都比较方便。
当年被错划为右派的徐福绵、彭浩荡也参加了这次聚会。彭浩荡见到张本性时说：“张本性，你还记得当年你是怎么杀气腾腾对待我。”张本性同学没有说话，她可能出于自责，没有参加下午座谈会，吃过午饭就走了。
对于这次中文系同学聚会，起初王毅和徐福绵都不太想参加。王毅可能是顾虑她在反右中伤害过一些同学的感情，对同学有歉疚之情。我给她写信说这次同学聚会，正是消除过去误会、抚平伤痕的一个机会，同学也不会把过去的事老是记在心里。
王毅复我一封长信，说她准备提前赴京参加校庆活动。从这封信断断续续的言辞中（见附录一），可以看出她是饱含着泪水写着她的肺腑之言。
至于徐福绵不想参加这次聚会，大约是不想再去触动抚摩过去留在心中的疤痕。
但对我诚挚的邀请，他们感到盛情难却，都千里迢迢，按时来到北京。
按日程安排，师大百年校庆是9月6日开幕。
9月5日下午，我们组织了一次座谈会，徐福绵在会上谈了他反右后的遭遇：
1961年他从西郊农场完成“劳动改造”，回校复读。1962年摘掉“右派帽子”，被分配到喀什二中工作，他以他的学识和教学的勤奋，得到学生的赞扬。
在“文革”年代里，他又被勒令去戈壁滩劳动改造8年，他牧马放牛，种粮种菜，赶车盖房，过的是“苏武放羊”式的生活，接受再教育，有时还要被揪回学校接受批斗。据说有一次造反派看到他在读大学时的笔记本上抄录的一首白居易的诗：“思悠悠，恨悠悠，恨到何时方始休，明月人倚楼。”造反派质问他：“你思什么，恨什么？何其毒也！”他经常被毒打，轻则被扇耳光，重则用铁管子抽，至今他还留下腰疼的沉疴痼疾。
他讲这些往事时，许多学友流泪了，他也流泪了！
王毅在会上也发了言。她首先向过去被她伤害过的所有同学表示歉意，她的态度非常诚恳，她的发言赢得与会同学的赞扬和谅解。但是，也有一些当年曾咄咄逼人、杀气腾腾地对待他们所认为是阶级敌人的同学，端坐着一言不发。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洪镇涛、张蕴华、柴秉山等同学。
当天晚上举办了联欢晚会，除师大留校的张本性等同学之外，大部分同学都参加了这次联欢。
参加这次联欢会的记得有：王毅、王鸿纲、王一鹗、王宪达、刘毅、刘俊骧、刘玉珀、马玉田、薛如林、郝怀明、孟福谦、金天相、金锡谟、宋柏尧，徐福绵，柴秉山（夫妇）、蔡升曾、洪镇涛、方文一（夫妇）、彭浩荡、吴汉云等几十位同学。
联欢会主持人是陈秋影。会议开始前，彭浩荡曾递了一个条子，建议在庆典仪式之前，为100年来辞世的老师和校友默哀。陈秋影考虑这次联欢应在一种欢乐祥和气氛下进行，就没有安排这项内容。彭浩荡这一建议，也可以理解，他自从被划右派之后，受了那么多苦难与折磨，在欺辱中，背井离乡，居无定所，直到被逼疯，他想起那些已不在人世的难友，这也是很自然的。
联欢会上，张文峰表演了拳术，刘俊骧表演了行意操，宋柏尧唱了《从草原来到北京》，陈秋影和彭浩荡朗诵了他们的诗歌新作。记得彭浩荡诗中有这样几句：
江河不会衰老，因为它总是在不断地奔腾；
太阳不会衰老，因为它总是燃烧着热情；
露水不会衰老，因为它总是保持着透明的纯洁；
松柏不会衰老，因为它对未来总是怀着绿色的憧憬。
这也许是他的自况之词，但愿他像他诗中说的那样，永远不会衰老。
初秋北京西郊的夜晚是美丽的，虽然还没脱去夏日的炎热，但凉风习习，温馨宜人。几十年来凝固在学友们心坎上的坚冰，开始融化了，消融了……
【附录】（一）王X学友来信
思念的传业：
今晨，微雨中伴老张去长春宾馆散步（依然那样清幽），自然想起这里是您偕爱子及怀明曾驻足的地方（此处原为伪陆军俱乐部，解放后为专家招待所）。几十年中，来家的还有福谦、马玉田、徐振中、郭玉秀等同窗。终因来去匆匆，未尽“主人之谊”，我心颇憾。自问：（蒙诸君不忘不薄）何德何仁之有？
正想复您发来的回执，又收到宪达同样函件。您让天相写给我的信及邀请函，早就收到了。虽隔千里，我还是感受到您和秋影、久安、怀明、天相等，为安排好同学到校校庆活动的辛劳。见到他们，请代我先向他们问好！诸君为京师大学堂百年华诞辛苦了！
这些日子，电波中听到数十载没听到的多位熟悉声音，感慨万千！特别是听到数千里外，天山脚下福绵声音，更咽不成声……阻绝45年，终于有了音讯，寻到他，是我有生之年的最大愿望，这也是您们、是校庆赐予。那乌云压顶的日子，他刚刚18岁，还是个孩子。他早慧、勤奋，读很多书，受到班上同学的喜爱、尊敬。有时给人感觉天空都不足以容纳他的独立性，其实当时他追求的也正是多数同学心中所追求的自由（永恒、无限）、民主、博爱。然而，这也不能容！漫长的7300多个日日夜夜，他身心遭到持续而残酷的打击折磨，对于那些与众不同、独立思考的人，人类社会总是显得很残忍。八年雪山下的牧马生活，他未倒下，在孤灯下熟读马列原著，探索人间真正的理想大同世界。心中坚信阳光终会出现！但那刻毒紫外线，无情的年年月月侵蚀那醇厚、可爱面容，严重损伤、童颜全非，他呜咽曰：“如果你见到我，会认不出来！”听着的我，心怎能不如刀绞。我的心痛始45年前。就在同时，我夫君之小弟，也是被残害的年轻画家，看到他的苦难，想到福绵们，我怎么会毫无不安，毫不动情！“折磨别人的人，必定也为自己所折磨；他们的痛苦正可以用来衡量他们给予了别人多少痛苦。”（法·拉·梅特里：《人是机器》）更可悲的是他把我当成可信赖的可亲近之人。
人生来就不断问天、问宇宙、问灵魂……记得17岁时就问过老师“何谓人性”？这不合时宜的提问，当然未获解惑，但仍求学多年。然而在那乌云毒雷狂袭时，头昏、愚妄……与人性疏离……但见到夫弟亦被开除公职，无以为生时，当身受到非人残暴折磨（内乱时）时，内心原有的人性渐渐复苏。人生并不永远前进，有进有退，如海潮的进行。直到人的感觉、心灵、思想、人性随之灭寂。我愿有生余年，再不见到人性奇特的颠倒。
让我欣慰的是福绵在苦难中如鹰飞翔（传说鹰至老年在阳光和泉水中重新恢复青春）。金子总会闪光。“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旗帜，伴着她傲然挺立于大而高的天池雪山之下。
我感受过，自风华正茂时，您与福绵等皆怀仁爱、博大之心。他话语间，不时闪烁总是关切、安慰别人的光，纵然，他受创的心隐隐作痛。最后不忘曰：“过去的事是历史悲剧，不是那个人的。放下心中石头吧，更不要再难过。”心怎么会淡忘呢！心一直追求真理：人类大同，人人有书读，就怀着这颗心迈进师大校门，然而，愚妄使我倒在错误上面，而不是倒在真理上面。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错误，但愿它是唯一的、最后的。他失去人生最珍贵的青春年华；失去攀登硕士、博士学位（实际，他已合格）；他失去侍奉双亲的岁月；他失去人间数不清的爱与温情。希望在未来几十年岁月里，他能更加事业成功、生活可心、安详。
福绵十年磨难，让我真实地理解了一句真理：“为真理而死难，为真理而生更难。”（德国哲学家文德尔班在纪念17世纪荷兰伟大的哲学家斯宾诺逝世200周年讲过的话）。这也正是我们自幼受过的教诲：“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
您给福绵写了八封信，我猜您在为融解45年前冰结的心灵隔膜，进而让这些半调零之心，重新去阳光下贴近聚合。是啊，分别时是（快乐的风，表面他们受苦，实质可悲的是对方）风吹黑发，重聚时已雪散白头（还应是快乐的风）。这京师大学堂百年华诞，宛如四月天，捎来苏醒、召唤，更带来重聚的迫切。企盼重逢之日！
我的记忆里，您是位诗人，这种诗人气质恐是不易疏散的，几年前月蓉信中，就知您对同学的友谊情深，直到这次迎接同学欢聚！可给我感受最深的还是在灵魂、精神上您给予深切关怀，诗心总是诗心。
您正忙，事业有成，希注意健康！七十年代末，我回校学习时，您与天相、锡谟到师大看我，后我去过人大，只见到锡谟，这次我想到您的家看看，（请您等我的电话，您是否已见到福绵？）所以，将原想7/9抵京变变，提前些天到，先去看大家，更想见到福绵（他说他24/8即抵京）。一别近半个世纪，情何以堪！何况，是背着那人性奇特的颠倒的架子，蹒跚走入夕阳影里的！人至衰年，沧桑历尽，更易悲怆！我喜听贝多芬、柴柯夫斯基、马思聪、阿炳的乐曲。虽远隔千里或万里，不断地绵长友谊关怀（一书、一信、一个电话、一次探望）给予我无尽生机、美好回忆，谢谢你们！只可叹（亦可悲）40多年来，我不但没保护好小弟弟的（带去痛苦的，受到痛苦的，本都是黄河与辽河边来的善良赤脚男孩。我不仅有负福绵，也有负长逝的张云。更可让人感动的是张云生前在福绵身前的长跪。这种人性的复苏，应该是我想到的。他在天之灵，会安宁！）反而带给他们痛楚无尽。对您们也没做到什么。假如我当时不那么愚妄，也许我班会是另一境界，如五六年中秋节的晚上，我班在圆月下的年青心灵的初识与友谊，那是美好的永恒的记忆！（占您时间，谢谢！）
祝
安好！
老同窗 王X
2002年8月18日
【附录】（二）徐福绵学友来信
传业兄：
回来已快一个月了，临离京时，有高中时代同学相聚，不胜酒力，狼狈万状，车票早已订好，幸有来京学生家长与我共返新疆，在车上尚昏昏然，竟没有和兄等话别，只有深致歉意了。
我不虚此行，最大欣慰是见到了你们，你锡谟、福谦、天相、文峰，我内心万分感念。我来京前，接你的长信，你还是那样诚朴、真挚、一个好兄长，淳淳开导我，使我下决心一定去京。几日相聚，我才知道四十多年来，你们一直关心着我，对我当日的遭遇深深同情，实际也是对那段不公正的历史的抗议，从你们身上，我看到了人性之美，历史之公正！你们都在自己的位置上，诚实勤勉地默默的工作，奋斗，这是我们那一代人的特质本色。这些年来，世风日下，我常有感慨，看到你们，我增加了信念，中国的正直的知识分子，还在奋斗着，这是民族的希望，国家的脊梁，我的心绪大变，我真想大呼：兄长们，你们永远是我的好兄长，我深深地敬你们，爱你们！王毅能来，也使我感动，一切历史不幸，不能由哪一个人负全责，她的反思是诚恳的，我没有怨恨。至于知道张云当年对我的揭发，我乍听也十分惊异，但他当年已经诚恳地致歉，且已谢世，我只能愿他安息，一切不必说了 。当年的悲剧，断送了我的青春年华，这是无法补回的，但我终于挣扎过来了，尽力做了一点事，也没什么追悔，无须耿耿于怀。一切都已成陈迹，可贵的是现在，现在我有诸多兄长的关爱，这是我的最大欣悦！我向你们善良、正直、诚朴的兄长们致深深的谢意！
我受聘于石化，几年来为枷锁在身，连假期都几乎没有，过一阵，我想不干了，做个自由人，到处走走，再多看看你们。至少后年我一定去京，为权章老大哥祝寿，请向诸位兄长转达我的问候，请多珍重身体，则我们相见有期。
以后来信一定写“乌石化高中”或者写“乌鲁木齐鲤鱼山花园小区8-3-202”更保险些。
王毅的信请复印一份给我，那是一颗真诚的心的反思，我想珍藏着。
问候嫂夫人及孩子们！
致
深深的谢意！
学弟 福绵 2002年10月12日
（31）“红专”辩论和向党交心
1957年底至1958年初，全国高等学校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关于“红专”问题的大辩论，在“左”的思想影响下，辩论中采取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不但没能正确处理好“红”与“专”的关系，反而搅乱了人们的思想，影响了真正“又红又专”人才的培养，其中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那时，人们的理念是，只要是认真读书就是走白专道路，通过辩论，达成这样的共识：此前的学校教育既没有突出政治，又没能结合生产劳动，更没有“走出象牙之塔”与工农相结合。因此，教育出的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思想还相当严重，需要进一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否则就会“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并且提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极左观点。
在这种形势下，班上朱安群、丁子人等一大批认真读书学习的同学，被认定为走白专道路的典型。
丁子人长我两岁，他来自毛主席故乡，毕业工作于毛主席曾就读过的湖南第一师范。他从事教师工作多年，在儿童文学创作上也有较深造诣，入学之前就出版过他的儿童文学创作专集。他善言辞，把任何事情都能说得条条是道，哪怕是谬误，也可以说得像真理那样让人心服口服，那些“左派”们都恨他的口才，嫉妒他的才能，但又抓不住他的尾巴。在十三陵劳动工地，那挑沙担土的人海战术中，别人挑两筐沙土，已经是力不从心了，而他挑4个筐，每一筐都在50斤以上。他人很瘦，但在“劳卫制”测验和马拉松长跑中，他常是第一名。
我和朱安群都称他“丁公”。这位丁公勤奋好学，在批判白专道路时，他发言最积极，把走白专道路说得一无是处，对又红又专说得津津有味。到晚自习时，别人都在写红和专的“交心材料”，他却偷偷在下边读书。为掩人耳目，他在书本表面盖着“交心材料”，当“领导”（那时我们设立了政治辅导员，相当于中学的班主任）走到他跟前，他把“交心材料”放在书本上面，表示他正在写向党交心的材料，而“领导”一走，他又故态复萌，把“交心材料”扔到一边，又全神贯注地去读他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了。我和朱安群都知道他玩的这个把戏。
这位朱安群师兄，他在班里也算得上走白专道路的典型代表人物了，他不如丁公那样会玩小把戏，他有时不会遮拦自己，在很多场合，他会做出一些与“又红又专”相悖的事情。
2日1958年2月1，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剿灭麻雀的高潮。全国几乎所有的地方（主要是城市）都采取了全民动员、大兵团作战围歼麻雀的办法。北京市的指示是，从5月18日起，大战三天，男女老少，一齐上阵，用“轰、打、毒、掏”的综合战术，给麻雀以歼灭性的打击。在这三天内，每天早晨六点前，参战人员必须进入阵地，大街小巷、院里院外、楼顶、墙头、树上，鞭炮齐鸣，竹竿彩旗一齐挥动，处处吆喝，驱赶麻雀飞翔，直到飞得再飞不动，掉在地上累死为止。政府和民众还组织火枪队分布市郊防线，狙击围歼，并在一定显明的空场施放毒饵。中午傍晚进行掏窝搜索，不给麻雀以喘息的机会，使之累死、饿死、毒死、打死，以获全胜。据《人民日报》的一篇通讯报道，北京市在一天的突击行动中，累死、毒死、打死的麻雀就有83200多只
我们中文系是负责海淀区紫竹院公园。每人手里拿一根竹竿、一个脸盆，竹竿上拴一个红色布条，麻雀飞过来，就敲脸盆，挥动竹竿来驱赶，被全城人驱赶的的麻雀直到飞不动、掉在地上为止。为了那小小麻雀，北京市几百万人坚守在消灭麻雀的岗位上。
这位朱安群师兄，他除了拿着脸盆、竹竿，手里还拿着一本唐诗在念：“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麻雀飞过来，他根本没看到，待到指挥部的人来检查，他晃着竹竿，敲着脸盆，“呜——呜——”喊着，不知道他是在轰麻雀，还是轰来检查的人。
当时大多数同学认为，反右运动既然已“胜利”结束，就应该转入课程的学习，打开教材，翻出笔记，发现很多知识浅尝辄止，似懂非懂，心里十分着急，希望今后能有较多时间补上政治运动给学习带来的影响。
而被打成右派的那些同学，大多数是学习水平比较高，独立思考能力强的一部分人。而那些“左派”们，他们整天想方设法去整别人，沉浸在运动之中，不把课业放在眼里。此时也许是学校发现不少学生一头钻进业务，忽视了政治，就及时发起了“红专大辩论”这一项防止“回潮”的运动。
红专辩论作为反右运动的继续，显然是把后者的副作用放大了。辩论的直接结果，是在同学中形成了一种普遍的错误观点：“红”与“专”是对立的。“红”是党的要求，而“专”则必定是为个人名利，是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通过这样的辩论和筛选，学生中左、中、右三部分人显现得更清楚了。
于是一些在政治上“靠得住”的“左派”就成了“红”的典型，而那些认真读书的人成了“走白专道路”的人。
我们班的一位赵姓师兄，就是这样“红”起来的。
向党交心的重点是交代本人和家庭的历史问题，以及本人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当时虽然提出“自觉自愿，不追不逼”的说法，但实际上还是不断地启发、诱导，每个人都要向党“交出真心”。
有些人，就是因为向党交了真心，惹来杀身之祸。这一点，我在后面还要讲。
（未完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