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在临近退休的日子里
我是个不甘寂寞的人，离开民盟群力中教咨询处，我过了一段比较平静的生活。在咨询处工作的3年多，我还担任着人大附中语文教研组长和两个班的语文课。在课余，我都要到民盟咨询处去上班，接待咨询，编辑稿件、迎来送往，忙得不亦乐乎。
现在，总可以轻松一阵子了。
但是，不久我又陷入一个不能自拔的境地。
1992年，在海淀区科委麾下，成立了“北京市海淀区学校信息中心”，我担任了中心的主任和法人代表，这一干又是20年。
这是一个自筹自办的事业单位，每年除了向科委缴纳一定的管理费之外，其余资金自己支配。
单位成立之初，筚路蓝缕，举步维艰。虽然注册资金是12万元，那都是从科委帐号上拨的，中心一分不名。
感谢朋友明代都，是他从他主持的传感公司暂借3万元给我，并说定借期是3个月，按活期存款付利息。
当务之急是要买两张办公桌，装一部电话，再聘一个工作人员。
在暑假之前工作人员聘定，她是我老伴同事的儿媳妇，也是人大附中的毕业生，叫李革新。
接着就是发征订单。我必须在3个月之内把3万元欠款还上。
整个暑假，李革新和她的家人都在为发征订单忙碌着。那时学校名录还没来得及存入电脑，一万多信封要靠手写，然后再把征订单装好封口，从邮局寄出去，工作量可想而知。
因为在民盟我做的是同样的工作，所以现在做起来，轻车熟路，并不吃力。我约的作者，都是北京市的名师，试题校对印刷都是上乘，这些方面都有压倒刘英的优势，这就让刘英更加火上浇油。
我们的征订单发出去之后，订单源源而来，而且数量都比较大。我们在订单上允诺，可以先货后款，就是先把资料寄出去，然后汇款。如果资料不合用，可以退货。这样我们就赢得学校的信誉，而且学校都能守信按时回款。
不到3个月，我们就有了还款能力。我按时到明代都的公司去还款，不巧，明代都出差不在北京。至我再去还款，会计说已经超过3个月，要按半年定期收利息。碍于朋友面子，明代都让会计还是按活期收利息，会计不依不饶地和明代都吵起来。
我自然不能让明代都为难，我说：“定期就定期吧，反正差不了多少钱。”
明代都的国营公司，会计是铁饭碗，和老板吵又能奈她何！
那时的海淀区，在全国高考是佼佼者，我们的试卷发的也是最好的。
让我忘不了的是乔家瑞、裘大彭等几位老师给我的支持。那时印刷是在河北省的燕郊，距北京西郊百余里，为了争取时间，他们亲自到印刷厂做校对，早晨天不亮离家，到次日凌晨一点才返回。那时他们还都没有退休，第二天还要上课。
那年乔家瑞老师拟的一道14 分的模拟题，和当年高考试题一模一样，连位置都不差。
因为有这样好的老师拟题，试卷在全国产生极好反应。
我亲自编写的《语文基础知识12考点》，发到西安一个书店，学生竟然排队去买，1000本书，一个下午售光。
当时这个书，没有装潢，没有封面设计，学生都叫它“白皮书”。
后来由我策划的一套中考、高考用书，就沿用了“白皮书”的名字，书的销路仍好，但是，却受到出版总署的点名批评。因为国家早有规定，“白皮书”只能是国家、政府文件，其它任何出版物，不能冠“白皮书”的名字，这些我在此前都不清楚。
我们的《高考白皮书》受到北京市新闻出版局的查处。一天，我正在办公室工作，突然进来一个50多岁的男同志。他向我出示证件：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周秉华。对于周秉华，我早就有耳闻，他是周恩来总理的侄子，办事铁面无私，开书店的人都怕他。但是，及至我们接触之后，我觉得他却是一个很重情义的人。这是因为我的同事、朋友周国镇是周恩来总理的侄孙，而我的同学陈秋影又是中学教过他的老师。周秉华最后说：“王老师，我知道你对出版界的事情还不熟悉，你看这件事这样办可以不？我说一句，你就照着我说的话重复一句，这样我就好交差了。”
于是，我就像鹦鹉学舌一样重复着他的每一句话，跟随他来的一位同志做了笔录，最后我在笔录上按了手印。
这时已近中午12点了，我执意留他吃午饭，他坚决不肯。
这件事就这样结了案。
由于我对出版的无知，闹出这样的错误，也给承担这套书的河北教育出版社招致很多麻烦，尤其是具体负责这套书的责任编辑韩新保老师，受到出版社领导的批评，今天想来，我心中仍感歉疚。
我们还聘请韩作黎担任中心顾问，我们都十分敬重这位从延安过来的老同志，尊称他“韩老”。
韩老是原北京市教育局的老局长，也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
韩老是个十分热情的人，我经常到他家去看他，向他请教。韩老很少谈他的经历，只是一次春节前我去看他，他告诉我说：“刚才铁映来看我，当年从延安到西柏坡，我的马筐里，一边驮着伍绍祖，一边驮着李铁映。”
我们组织的暑期夏令营，韩老和著名作家魏巍都来参加开营仪式，并和营员一起照相。
韩老的儿童文学气质，使他十分喜欢年轻人。一次我去看他，他送我到电梯口，抱着我的司机王强亲了又亲。
韩老注意养生，他每天从12层下楼，走一个小时，然后再上12层楼，不乘电梯。一次他给我讲养生八字诀，他的八字诀是：童心、猴行、蚁性、龟柔。他解释说：“人要永远保持童心，就不会衰老，要动，就像猴子那样，要合群，像蚂蚁一样过群体生活，要像龟那样柔顺，当别人敲你时，你就把脑壳缩进去。”
后来我写了一篇《韩老养生八字诀》的短文，在《北京晚报》上发表。
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在他给我讲养生八字诀不到两个月，我在当天《北京晚报》上看到：著名教育家韩作黎去世！
我为失去一位良师益友而悲痛。我和朋友庄之明、同学陈秋影都参加了韩老的遗体告别仪式。庄之明、陈秋影和韩老也是至交，一起共事多年。
从中心成立到现在，已经二年多。我还担任着人大附中高三两个班的语文课，实在是苦不堪言。
差不多每天早晨我都要到“中心”安排一下当天的工作，然后再急急忙忙赶回学校上课，弄得疲惫不堪。
我觉得，教师是世界最辛苦的职业。
一天清晨，我出了家门，街上还没有行人，只看到一位环卫工人在认真地扫着马路。我突然想，环卫工人不是和教师一个样辛苦吗？他们成年累月地重复做着一件工作，以苦为乐。以工作为荣，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人。又想到，自己从年轻开始的教师生涯，现在临到退休，酸甜苦辣一下涌上心头，于是坐在马路旁边的石凳上，掏出笔，在纸条上写下如下几句：
短笛二章
赠教师
从教研室走到课堂，路是这样短，又是那样长。
那天你戴上团徽起步，今天白发苍苍还没走完。
赠环卫工人
清早，你顶着星星离开家，归来时披一身晚霞。
扫帚是你的画笔，描绘着城市的秋实春华。
短短的不能称其为诗的话，寄到《北京晚报》第三天（教师节），竟在报纸上发表了。我从来不会写诗，也从来没有在报纸上发表过诗，如果上面写的算是诗的话，那它应该是我的处女作。
1994年，在我59岁的时候，提前一年提出退休申请，获学校批准。我准备向认识我的人宣布一下我已经退休，报纸自然不会登这样的消息，于是我写了一篇短文，题目是《我的小书架》。内容是说，在文革后期，还比较逍遥的时候，我自己动手打了一个小书架，自己打磨、刷漆。小书架做成，上下三层，十分精致，放在写字台上。此后我写作，就不用再登高去找书，常用的书，伸手可及。当时同事任宝义也想让我给他打一个这样的小书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能满足他的要求。现在我退休了，把小书架送给他，了却我一份心愿，让小书架给他的写作、教学带来方便。
这篇短文发表的当晚，好多关心我朋友打来电话，询问我退休的事。
自此，三十四年的教学生涯就这样结束了。
尾声
俗话说，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退休后，我又混迹于书界，一干又是15年。
书业是一个鱼龙混杂、瑕疵兼具的境地。从业者，既有知识界人士，也有放下锄头的农夫。你可不要小看这些“农夫”，他们的经营头脑、市场运作，常常超过那些自认为有知识的人。这些“农夫”麾下往往有成千上万的人（称作直销员），背包里装着图书资料，挨门串户，走遍全国的中小学，以低折扣高回扣作诱饵，抢占全国图书市场。他们能挤掉那些有知识的书老板，也能挤掉大大小小的出版社，在图书市场独领风骚。
如果要问他们图书稿子的来源，很简单，市场上只要哪个图书好卖，他们马上就可以盗印，他们有自己的印刷厂，只要书到手，一夜之间，他们就可以把盗版印刷的成品书投放市场。
他们也自己编书，雇用一大群妇女，拿着剪刀浆糊，把别人的书，剪剪贴贴，拼凑成书，再花钱买上一个书号，这样就名正言顺地成为正式出版物。
这就是中国图书市场的现状，河北的肃宁、山东的梁山，就是这样的典型。
我走上图书出版道路，永远不能忘记一个人——庄之明。
庄之明，是他把我领上这条图书出版道路的。
上个世纪末，我一时突发奇想，想要搞图书出版。于是邀请名家名师，撰写了一套教辅书。但是怎样把这样一部手写的稿子，变成铅印的书本，我却不知道。此前我虽然也写过一些教辅读物，那都是由出版社操作的，我自己一无所知。
我带了稿子去见老庄，说了我的想法，老庄马上拍板支持我出版这套书。首先是他毫无代价地提供给我7个书号，然后是组织有关编辑人员对书稿进行审读，再找人设计封面，直到全部工作完成，使这套丛书得以顺利出版问世。
说实在话，当时一些出版社卖书号成风，一部分掌管书号的人借给民营书业提供书号谋取私利的事也屡见不鲜，而老庄没有这样做，是他的慧眼让他看重这套教辅书的价值，因为这套书是由有名望有经验的教师编写的。
事后，我只是在万龙洲请为这本书付出精力的编辑人员（老庄也参加）吃了一顿便饭。在那样一个人欲横流、物欲熏心的背景下，老庄的做法让人感佩。
庄之明确实是一位平易近人、待人热情，做事十分认真又不失原则的人。在他的《庄之明儿童文学论文集》出版时，我写下如下的话：
老庄是一个重友情的人，他的朋友很多，是凡朋友有困难，他都不遗余力地去帮助，不图回报。好友詹家瑄告诉我，为了她的一件琐事，老庄竟带着詹家瑄去找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李克强同志，请李克强帮忙解决。
他不趋炎附势，他待朋友，上至中央一些领导，下至平民百姓，他都一视同仁。他本来日常工作就很忙，可是一些外地出版社的同志来北京出差，他亲自安排住处，一些出版社的家属来北京旅游，买火车票的事也去找他，他从不嫌烦，极力帮忙解决。
我和老庄可以说是无话不谈的朋友，他善解人意，我愿意向他敞开心扉。他没有大作家的架子，也没有领导人的盛气凌人。他的亲和力，可以让初次见面的人无拘无束。
书界朋友戏说我是书界的“泰斗”“黄埔军校教官”，这些过誉之词，令我汗颜。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混迹于书业15年，我确实学到了许多东西，结交了不少朋友。
从1994年至2009年，我“退而不休”。15年中，我夙夜匪懈地忙碌于教辅图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几乎没有一个完整的节假日，包括春节。就是躺在床上稍事休息，脑子里还在考虑着书的封面设计和装帧。15年间，经我手编辑出版的图书有几百种（见百度网），哪怕一个是标点一个图表也不肯放过。我学会了在硫酸纸上绘图，我描制的《清明上河图》（局部）是比所有出版物都清晰的。我设计的《白皮书》封面，连多年从事出版工作的同志都认为明快、干净、别具一格。
闲暇时我去库房打包发书，搬包卸车，我并不觉得我是老板而失身份，我觉得正是我休息大脑的好机会。
我的勤奋得到了应有的回报。但是，过度的劳累也让我失去了健康。2006年，我大面积心梗，住进医院，做了心脏搭桥手术。出院之后，我躺在办公室的临时搭建的床铺上，审读当年要出版的书稿。
教辅图书要争分夺秒，就如同农民种的蔬菜，如果不及时出手，就会烂在地里。
对于我的员工，我平等相待，从不盛气凌人地训斥他们，即便是他们犯了错误，我也是耐心地说服教育他们。
工作闲暇时我带他们去旅游，开阔他们的眼界。给他们交学费，让他们去学习电脑。每个周一上午我给他们讲语文课，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
记得在发行试卷那几年，高考前是我们比较清闲的时间。我带他们到证券市场参观，他们用我的卡买股票，说：挣了钱是他们的，赔了钱算作我的。
时至今日，他们还都保持着和我的联系。只要我有事，他们是召之即来，呼之必到。
在书界，我结交了好多肝胆相照的朋友。
忘年交的小友熊辉、周震红，经常在订货会上帮助我发书收款，照顾我的生活。一次在郑州书展会上，一位西安书商，拖欠书款久久不交。熊辉、周震红把这个书商找来，疾言厉色地把它狠狠训斥了一个多小时，并且限定他第二天早晨九点必须把欠款交来。结果第二天早晨八点半这个书商就把全部欠款缴清。
如今熊辉已经是全国最大的民营书商之一。她的案头摆放着我和她的合影。每当提到我，她的前夫项利民总是说，王老师是熊辉的干爹。
好友司马彦的硬笔书法字帖，誉满海内，被选进中学语文教材作为范书。每当提到我，总是以父子相称。每次我去武汉，他都是车接车送。而且，每次接我，都是一辆不同的车。我问他是怎么一回事，他告诉我，他每次接我，都要用一辆新车。一次他开着一辆新车接我，并且送我到离武汉100多公里的公安县去约稿，正是十冬腊月，天气寒冷，我让他把车上的热风打开，他找了许久，找不到按钮，竟然告诉我，南方的车没有热风，天大笑话！
广州好友黄江，河南人。都说河南人不好，可是我觉得黄江实在是一个真正的好人。他在书界摸爬滚打多年，其诚信受到业内人的敬重，他被平辈人或晚辈人称作“黄叔”。
一次我要到珠海去为一个熟人办一件事，黄江开车从广州送我们。没有想到的事发生了：当我们的车正常行驶在珠海情侣大道时，一辆丰田车横着撞过来，撞瘪了我们乘坐的奥迪车车门。那个我为他去办事的人，看到这种情景，找个借口悄悄离开了，只剩下黄江和我收拾残局。黄江的车是新购置的，他不但没有埋怨我，而且一再安慰我：“不要紧的，开车就免不了撞车。”其实，黄江在部队，曾担任汽车连的连长，他的驾车技术应该是一流的。
还有一次我去广州，黄江给我订了房子：南湖宾馆。他告诉我这里是江泽民曾住过的，已经交了费用。及至他把我送到那里，我才发现屋子是套房：外间是客厅，里间是卧室。
我执意不在这里住，有三条理由：一是这里离市区远，我想到广州的繁华地段看看广州的夜市；二是从这个房间走到到门口要10多分钟；三是天价的房费没有必要花。我让他赶紧退房。他执拗不过我，只好把房子腿了，又把我送到市里一个三星级宾馆。
黄江是一个生活极其简朴的人，对自己他克勤克俭，对朋友宽容大度。记得一次在广州参加订货会，他在一个五星级宾馆请我和我随行的工作人员吃饭，一次花费几千元。
内蒙人民出版社教育编室的杨琼宇，是我忘年交的小朋友，她性格豪放开朗，不拘于小节。当初我的教辅书，是经过她从出版社提供书号，我们是工作关系。我也给她介绍一些需要书号的客户。她曾坦率地告诉我：“王老师，我们这些人，只会卖书号，哪会自己出书哪！”
此后，我们除了工作关系，也成了朋友。她每次来北京，都来看我。就是后来她定居加拿大，回国探亲，也抽时间来看我。2011年，我去加拿大看望读书的外孙女申维仪，特意从温哥华去卡尔加里看她，她开车到机场接我。在路上，他告诉我，她和一个叫“当”的华人住在一起了。她看我有一点惊愕，又解释说：“我们还没有办理结婚手续，先这样住吧！”我问他：“韩达呢，他还好吗？”韩达是他国内的丈夫。她告诉我，韩达到卡尔加里来过，住了一些天。此后他每次往返于加拿大和中国，也都是韩达接送。
我和儿子王刚在卡尔加里住了3天，琼宇和“当”开车陪我们游览了5月底还白雪皑皑的班斧雪山，游览购物，其乐融融。
他家是一座地下一层、地上二层的独体小楼。地下是女儿的住室和书房，一层是客厅、餐厅和厨房。二层是琼宇和“当”的住室。我们来后，女儿搬到楼上，我们就住在女儿的屋子里。
“当”是一个老实厚道的人，他一句汉语也不会说，也听不懂我们的话。他一切听琼宇的。他喜欢玩老爷车，在他的车库里有一辆装饰漂亮的老爷车，据琼宇告诉我们，这是他自己打磨装饰的。车库里还有两三辆摩托车，有简单的车铣设备。
琼宇喜欢狗，客厅里住着一只大狼狗。琼宇告诉我，每天他们去上班，就把它送到狗幼儿园，一天15加元（相当人民币100多元）的狗儿的托儿费。
看来这是一个和谐完美的家庭。我觉得，一个柔弱女子如琼宇者，背井离乡，流落境外，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男人作为靠山，生活是难以为继的。在这一点上，我是体谅她的。
但是，在这些忘年交的朋友中，也不能一概而论。
我要特别提到的是赵辉小朋友。他在北京做书多年，和我交往多年，我曾不遗余力地帮助他。他编写的书，冠名全用我的单位“北京市海淀区学校信息中心”这个名字，有些书，还署上我的名字。他编了一本《唐诗300首辞典》，主编赫然印着“王传业”3个字，这本书，我连稿子都没有看过，没想到正是这本书，却给我招致很多麻烦，受到很多批评。
下面转引的是2002年3月18日《华商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张冠李戴，错误连篇，如此唐诗辞典误人不浅》：
本报讯（记者王冰）从80余位名家作品中选录的300首唐诗，且不论诗句和注释如何错误百出，单作者就有10余位不姓“唐”。由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自称是面向学生的《唐诗三百首词典》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不堪入目”。
近日，咸阳市群众艺术馆的白亮先生专程来到本报，他给记者看了一本唐诗词典。词典是白先生年前在西安钟楼邮局书店购买的，此书装潢精美，里面的内容却粗制滥造。记者粗略一看就发现了许多常识性问题。说是唐诗，可清朝的龚自珍、明朝的于谦、宋朝的陆游、朱熹、文天祥、杨万里、王安石、苏轼的作品也收录在内，连三国的曹植也入了围。至于文中的字句更是错误满篇，“清平调”成了“请平调”，“不知细叶谁裁出”变成了“谁‘栽’出”，“西出阳关无故人”错成“西出阳‘光’”，……白先生对此很忧虑，这种书流落到社会上不知要贻误多少人！
这本词典是由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王传业编辑的，2001年5月出版，封面注有“含教育部最新指定中小学生必背篇目”、“学生实用工具书”、“北京市海淀区学校信息中心策划”的字样，前言里也写道：“相信对中小学生的学习是大有裨益的。”另外前言提到这是一套丛书，另有《宋词三百首词典》和《元曲三百首词典》，记者没有见到另外两本书，但从这本唐诗词典中，该套书的编撰水平可见一斑。
书不是一般的商品，是人们精神食粮，像这本粗制滥造的词典，只会误人子弟。那些一味钻进钱眼的编者和出版社只会受到人们的谴责。
我曾经向小友赵辉说：“我再无知，再没有学问，也不会把陶渊明的诗、龚自珍的诗编进《唐诗300首辞典》里去。”
我是个没有什么名气的人，我的名字也不值钱，但是，他们这样糟蹋我，我实在心有不甘。
我的图书生涯结束于2009年。
最难忘的是2009年初冬，好友詹家瑄邀老庄夫妇和我到珠海旅游度假。在珠海近十天，我们朝夕相处，契阔谈宴，无所不及。淑琴大姐话很少，她只是咪着一双笑眼望着我们侃，但关键时候她的一两句话却能说到点上，说到你心里。每当上街走路，淑琴大姐总是挽着我的胳膊走在前面，老庄跟在后面。我们多么像忘记自己年龄两小无猜的姐弟啊！
我们谈论最多的是他们对我健康的担心。当时我做了心脏搭桥手术已经3年了，而且正是书业萧条、市场疲软的多灾多难之秋，我已经是身心俱疲，难于支持。他们让我放下沉重的包袱，善待自己，并且淑琴大姐以她自身的病痛和经历，告诫我健康的重要。在他们的劝导下，我终于放下肩上沉重的担子，准备洗手了。
感谢老庄和淑琴大姐，是他们让我开始了另一种生活。也感谢好友詹家瑄，是她带着我们吃遍珠海的名菜大餐，并且带我们游览澳门，虽然此前我们都曾去过多次，但同行之乐，却无以言表。
自此我终于停止了已经干了15年贩书的职业。
佛家有一句话，是“放下屠刀，立即成佛”，这里说的“屠刀”，并不是杀人刀，而是让你放下执着、妄想等杂念，你就可变得轻松、愉快。
我喜欢《论语·泰伯》上曾子的话：“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我年已八旬，去日苦多，来日无几，何必要说别人的坏话。但是，我觉得给后辈人留下一点我们这一辈人生活的痕迹，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前辈所做所想的是什么，也许对他们有些警示作用。
所以我想说的就说，想写的就写，只要说的写的是真话，就可以毫无顾忌。
我是学语文的，也认真读过几本史书，知道一些古今兴亡成败的事，许多敢于直言的历史人物，或遭流放，或遭屠戮。但是，我赶上一个好时代，言者可以无罪，闻者可以足戒。
我的回忆文章，可能得罪了一些人，我对他们直言不恭，这里我希望得到他们的谅解。
我已经写下我的《临别留言》：
我匆匆的来，也将匆匆的走。我尽自己的努力，做了一些对别人有益的事，从来没有伤害过别人，我一生无愧无悔。
我的后事从简，不搞追悼会、遗体告别仪式之类。因为这些对生者无益，对死者无知。
在我的身后，希望家人团结，子孙后代幸福。
再版后记
这本书2011年出版之后，分别送给同事、同学和朋友，收到了很多读者来信，让我有意想不到的反应。
人大附中西山分校校长、朋友舒大军发来短信：他出差回来的晚上，用一夜一口气把书读完。乐亭县教师进修学校校长王建东，下午4点接到书，读了一夜，第二天上午10终于把书读完……
老同学、老朋友尹世明，以抱病之身，用4 天时间把书读完。有一些章节竟读了两三遍。读完之后，在书的扉页写下：
真实，深刻，生动
当代教育史、文化史、思想史的重要文献
师大精英文苑精品
这些过誉之词，令我汗颜。我只看做是他们对我的爱护和鼓励。
我想，有这样殊荣，收到这样称赞，不是我的书写得好，也不是我有什么写作技巧，而是当前敢于写那个时代的书太少了，有一些敢写的也都被封杀了。其实，有些人的经历比我更丰富、更精彩。
这本书第一版印了1000册，主要是赠送朋友。因为香港虽然回归后是“一国”，但是是“两制”。香港的书是不能进内地书店的。
这本书，书名《沉重的回忆》，有的同志说，名字太“沉重”了。所以，趁这次再版，将书名改为《昨夜风雨昨夜情》，特告读者朋友。
也趁再版之际，将老同学、老朋友尹世明来信载录于后。无卖瓜自夸之情，有就教方家之切。朋友赞誉之词，只看做是对我的鼓励！
作者
2014年9月于北京西郊梅园寓所
学友尹世明来信
学兄王传业同志：
十一月一日接到大著《沉重的回忆》，立即阅读，用了四天时间读完。其中中师三年，大学四年的有关部分，我读了两三遍，欣喜阅读，溢于言表，好久没有这样阅读的的美学享受了。看万《沉重的回忆》的确沉重，但沉重，欣喜，欢乐，痛苦，反思，奋发几种感情，杂糅在一起，五味俱陈，芬芳多姿。掩卷遐思，欢乐痛苦，我真不知说什么好？
看完大作，我在扉页上，大大写了几行字：
真实，深刻，生动
当代教育史、文化史、思想史的重要文献
师大精英文苑精品
真实。书中所写，相当部分是我亲历、亲闻、亲见的三亲材料，你做《蓓蕾》副主任，《蓓蕾》聘我为助理编辑，是你写的通知，是易固基同学亲自交给我的，至今原件我保留着。《蓓蕾》我现在还收藏着三本。你写的纪念鲁迅活动，内山完造的讲话、许广平的讲话，我至今还有记录。当天的翻译生硬、生涩，内山当场几次纠正，其情其景，历历在目。请贺敬之作报告，现场记录我还保存，正准备整理成文，让贺敬之同志过目，至于反右风波，斗争敬爱的黄药眠先生，其场面之可憎，至今心有余悸。其它你写的许多事，我记忆犹新。
我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确证你写的真实，是信史，是可以存史的。
深刻。不仅写了事件，而且写了产生事件的社会根源、思想根源、历史根源，使人们不得不反思，不得不总结历史的经验，应汲取的教训。例如你写的徐福绵的遭遇，张云生前为徐的长跪，真可写三幕历史剧。
生动。你写的人和事，有环境描写，有气氛烘托，有心理活动，有风土人情，有个性化的语言，更有着平等、人义博爱的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感。处处入情，事事感人至深，溢于言表。
你是我早崇敬的人，1956年，我初见你时，感到你器宇轩昂，风度翩翩，我以为你是绅士阶层，到现在看了你的书，才知道你出身农家，当年我自卑，但我一直对你崇敬，直到百年校庆看到你赤心、诚恳、朴实地、无私地为学友服务，更增敬仰之情。
2005年前后秋影念叨没到过山西，我当时即想邀请秋影、刘毅、顺尧等学友来太原一游，。当时很想邀请你，但听有的同志说，你开有一个公司，手下有人，有几部车，我是民间接待，恐委屈了你，所以没敢邀请，但怀念之心，敬仰之意，时常魂牵梦绕，这次我寄你的书《后土集》，特别又送了一本《飞云集》，其中《蕫老师》小说，是你同意发在《蓓蕾》第三期。后来，据说是萧平同志说描写主人公有小资产阶级情感，拉下来了，但你把小样给了我。我后来反思没有什么大问题。收入书中作为咱们友谊的纪念，特别寄给你。
您有理想、有个性、有才华、有情义、有博爱之心，有鸿鹄之志，有煌煌大作。所以你的人品、文品，可谓师大精英，文苑精品。（92011-12-26）
1956年，当时入校时，因为高考成绩优异，系党总支指定我为第一班副班长，班长由沈阳工农速成中学来的党员教师卢治恒担任，后来因为我同情右派，反右不积极，当时免了我的副班长职务和团支部组织委员的职务，1958年张本姓等人又吧我和宋建元打成白专道路进行批判。1960年7月1日《光明日报》发表我的美学论文，几乎占了一个版面，我不敢用镇名发表（署蚓试鸣）。你书写的人和事，我多有共鸣，特亲切。在你的书里，我看到了久已敬仰的魏锡林（他当时就给我他著作的签赠本）、方卓才等人的名字，如再联系代我问好。如再和王毅、丁子人、朱安群等人联系，亦代我问好，再和郝怀明、孟福谦、徐福绵洪镇涛联系，亦代我文好，并致以敬意。福谦的书很好，我看了他的书，因为不是师大事，我没写信。
另外，在书里我多次写到周淑蕙，我们的婚姻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代表我的夫人冯敬基特向聪明、善良、贤惠、克勤克俭的周淑蕙同志致敬、问好。
最后我同意你的看法，师大在反右、文革中是重灾区，有许多血的教训值得汲取。
但对母校我充满深厚的感情，母校有悠久的历史积淀，她培养出了批批的杰出人才，她教给我们许多教书育人的知识和才能，更突出的是她教给我们自我解剖、自我革命、斗私批修的本领，解决了我们世界观的问题，我深深的怀念她、感谢她、爱戴她。（2011.11.27）
在你书中，我看到2006年你曾心肌梗塞、中风，我在2005年也曾脑梗塞，我劝你注意保养、保重。我每年一次保健治疗，最近就是保健输液，输脑蛋白、长春西汀。望你多保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看了你的书，我像提前过110年校庆。在你的书里，我像回到亲爱的母校，见到可敬的老师，见到可亲的学友，亲切、温暖、遐想，谢谢您。（2011.11.28）
你在书里写了崔维蓉、杨明述、卢治恒（是“治”不是“志”）、张辅仁等学友之死，对他（她）们，我深深怀念、沉痛悼念。这里我特别说说卢治恒同志。当入校时系总支指定卢当班长，我当副班长。卢治恒老成持重，我称他为老大哥，1965年冬，他给我来信，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对1958年吧我和宋建元等人，打成白专道路进行批判，深深的道歉，在极左年代，如此诚恳，我感动的失声痛哭，至今我还保留着这封信，每每捧读，都潸然泪下，感慨系之。可惜因为他和蔡仪编写文学概论，文化革命初，就被红卫兵围剿，大字报贴的他被迫自杀。我给你写这封信时，太原正下今冬第一场雪，，老天爷都在为他昭雪鸣冤。
去年我视力极好，裸眼视力1.1和1.0，我曾写过打油诗：（74岁）
走起路来快如风，眼睛像挂长明灯。
脑子装着计算机，青春洋溢夕阳红。（74岁）
走起路来慢腾腾，眼睛像挂昏花灯。
该服老时要服老，随遇而安量力行。（75岁）
主要是今年打了一场硬仗，应山西省政府地方志办和晋中史志研究院邀请，在全国聘了十二位专家评《晋中史志》，该书中华书局出版，500万言，1980元一套，四大本，一整箱，接近20斤重。我在聘请之列，评了三个月，当时没感到啥，到今年六、七月开始，眼睛昏了、花了，以后就是白内障，迷迷茫茫，模模糊糊，我准备最近做手术。
给你写这封信时，是摸着写，可能有重笔，有差错，我也不写了，就此打住，话语滔滔，言不尽意。代问夫人孩子好。祝你快乐、健康、长寿。
尹世明
2011年11月29 日
你的书应寄到国史馆、史志馆（中国社科院地方志指导小组）
文献研究室、党史研究室、师大图书馆、教育部图书馆
（完）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