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重逢
阿尔伯特在文德里的布店经营得很好，成为上海一家比较有名的布店，这家布店以卖丝绸为特色，还兼营量体裁衣的生意，张理蕙学得一手好的剪裁功夫，尤其擅长改良旗袍的设计，上海的达官贵人口耳相传，来这家叫“迦南布行”的布店置装的人很多。但这种好日子没有多长时间，形势就发生了变化。
解放军要过江的消息像流行病一样传播，不过这不是谣言，而是事实。大家都知道他们迟早要打过来，但直到解放军布防到江对面，市民才真正紧张起来，那些军政人员和家属这才感到末日来临，纷纷作好逃亡的准备，她们这时候哪还有心情置装呢？所以阿尔伯特的布店生意一落千丈。张理蕙从一两个要好的达官太太处获悉，可能半个月后解放军就打过来了。共产党是反对私有制的，估计要没收她的布店。
这是阿尔伯特怎么也想不明白的，虽然他有过玫瑰街的商店被德国人没收的经历，但共产党怎么说也不是纳粹啊，他们还是抗日的嘛。如果只是制度上的变化，即使要没收布店，也应该对他们有很好的补偿才对。所以阿尔伯特理解不了关于共产党会没收他布店的事情。张理蕙却忧心忡忡地说，我们是不是考虑一下，把布店盘给人家，然后也跟着走。
跟谁走呢？阿尔伯特说，跟你那些太太朋友吗？她们现在自顾不暇，飞机票和船票都不好买，再说了，要走，我只想回以色列。
你想回以色列？张理蕙看到丈夫的眼睛突然涌上泪光。她知道他的心情，以色列复国了，正在号召全世界的犹太人回到中东这块土地，可是现在阿尔伯特似乎在中国扎根了。张理蕙抱起他们刚刚生下才几个月的儿子，说，我们刚刚有了儿子，就要带着他奔波那么远吗？
他们的儿子长着一张典型混血儿的脸，鼻子很大，眼睛是双眼皮，小嘴里吐着白沫，发出呜噜呜噜的声音。儿子的犹太名字叫埃胡德·立西纳。中文名字还没有取。阿尔伯特用手摸着儿子的脸，说，我的小埃胡德，你说我们到哪里去好呢？
张理蕙说，你倒是拿个主意啊!
阿尔伯特说，我还不想这么快走！现在的上海有一笔好买卖可以做，达官贵人们忙着出逃，他们把值钱不值钱的东西往外贱卖，我们为什么不开间店，用低价收购他们的东西呢？这样我们就发大财了。
张理蕙一听，觉得这个主意很好，的确是笔好买卖。不过，她还是叹了一口气，说，阿尔，你真是个财迷，这种时候你还能想出这种鬼主意，真有你的。
阿尔伯特说，这主意不好吗？
张理蕙摇摇头，你是要钱不要命。
阿尔伯特说，别把共产党想得太坏，我就想不出它能比国民党还坏？再说，我们就是要走也需要钱哪，我们不如狠赚一笔再走不迟。
张理蕙只好同意他的想法，于是他们在外滩开了一间店，用原来的一点钱滚动收购有钱人抛售的东西，因为他以美金结算，所以大家都愿意把东西低价卖给他。阿尔伯特的仓库突然堆满了宝贝，从家具到古董，从汽车到衣服，什么都有。阿尔伯特很高兴，他觉得这比他做了三年的生意还赚钱。
张理蕙说，你是有了这些东西，可是你要卖给谁呢？
阿尔伯特兴奋地抚摸着一张明式的桌子，说，谁要不是都得付钱吗？我就是再贱卖，也能大赚一笔啊。
就在这天夜里，小埃胡德生病了，不停地哭闹和咳嗽，文德里的郎中说，这是百日咳。阿尔伯特把他带到医院治了几天，病情没有好转。有一个中医说，浙江乌镇有个名医专治百日咳。乌镇是阿尔伯特经常去收购丝绸的地方，他和张理蕙当即决定带孩子去一趟乌镇，顺便把最后十几匹没收来的丝绸一起带回上海。
这次浙江之行令他们终生难忘。他们回头行至萧山时遇上了国民党逃兵，逃兵把他们一群人统统赶下车，赶到一片水中的洲地上，张理蕙手中的孩子被抢走，她大哭大喊，可是没有用。
直到第二天早晨，他们才被允许回到原来的地方，张理蕙发现，儿子不见了，车已经被开走，布匹也没了。张理蕙几乎要哭瞎了眼睛，她大骂阿尔伯特为什么要带儿子到这种地方来。阿尔伯特无言以对，他强忍悲痛，对自己说，我失去了儿子，就当是亚伯拉罕向上帝献上了以撒。
可是张理蕙不甘心。她在当地用钱招呼了一些乡民找儿子，找了十几天一无所获，倒是有一些假儿子送上来，被骗去了许多钱。
阿尔伯特劝妻子，没有用了，我们回去吧，也许这是上帝的旨意，是对我们不回以色列的惩罚。
张理蕙骂他，现在还要走吗？儿子都丢了，我告诉你，不找到儿子，我就永远不会离开！
他们回到了上海。自从儿子丢失后，张理蕙像变了一个人，整日以泪洗面。她仍然没有放弃，到处打听消息，但希望是渺茫的。她有一段时间一天到晚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发愣。
阿尔伯特说，他不会回来了，这也许真的是神的旨意。
张理蕙说，你就一个人胡说吧！这不是神的旨意，是对你的惩罚，你知道你干了什么事？你发国难财，低价收购别人用尽一生赚来的东西，现在遭报应了！伊利亚说，你是财迷，阿尔，你真是个财迷。
阿尔伯特心中伤悲，突然跪在地上，说，神啊，您真的不喜悦我这样做吗？您真的是在惩罚我吗？可是我没有强买强卖，都是他们愿意卖给我的呀，如果我不买，还有谁会要他们的东西呢？神啊，您告诉我，我当如何行才能满足您的心意呢？求求您救救我！
这时，张理蕙突然下床，也跪在阿尔伯特的旁边，流下了眼泪:阿尔，你的神真可以救我们吗？他不是神吗？他会救我们的孩子，不是吗？现在我信你的神了，你跟他说说，让他发
发慈悲，救救这孩子，他还不满一岁啊!
阿尔伯特说，理蕙，你真的要信我的神了吗？
张理蕙点头，她已经完全被击垮了。她说，我信，我现在信了，耶和华我的神，请您搭救我！
阿尔伯特哭了，说，耶和华啊，如果这是您要让她信您的必要试炼，我愿意付出这个儿子的代价！就像亚伯拉罕献上他的儿子以撒，现在，我已经献上了，请您给我们信心吧！给我们信心吧！
从那天开始，张理蕙正式接受了犹太教。在失去儿子的日子里，开始有了另一种东西陪伴她，那就是《圣经·旧约》。她阅读《圣经》的时间比阿尔伯特更长，祷告也比他迫切。她真的有了信心，她相信儿子总有一天会回来。可是阿尔伯特告诉她，宁愿这样相信:儿子无论在哪里，他都在耶和华手中。
两个月后，解放军解放了上海。
当炮声消融后，一切变得异常寂静，比平时更静。早晨，阿尔伯特起床做早祷的时候，突然感到异样，他轻轻打开窗户，赫然发现一队又一队的解放军士兵睡在窗户底下，骑楼下的地板睡满了士兵。他们把大衣盖在身上，除了站岗的哨兵和几个巡察的军官，几乎都睡着了，发出轻微的鼾声。
阿尔伯特惊异地看着他们，他想不到解放军是这样进城的。这时张理蕙也起床了，她轻轻地站到丈夫旁边，看着这一切。
他们连屋都不进，大约是真的不会抢东西了。张理蕙说。
阿尔伯特心里顿时踏实许多。他对张理蕙说，我说不要走嘛，我们的神的旨意总是高过人的意思。
第二天，上海举行了欢迎解放军入城的大游行，锣鼓声几乎要震破阿尔伯特的耳膜。他拉着张理蕙挤在人群中看热闹，到处是晃动的旗子，解放军士兵坐在坦克车上，向人们招手。
这时，阿尔伯特发现，在一辆吉普车里面，坐着一个长得很像铁山的军官。阿尔伯特对张理蕙说，你看，那个人是铁山吗？
张理蕙看了看，说，好像真的是他呢！
阿尔伯特往前挤，以便更清楚地看到那个人。他看到了，真的是铁山，他可以肯定就是他。阿尔伯特朝铁山大喊，叫他的名字，张理蕙也跟着叫，可是鞭炮声太大了，他没有听见。
一会儿，吉普车就开到前面去了。
欢迎仪式结束后，阿尔伯特回到家里，兴奋地说，没想到真的是铁山！怎么会是他呢？
张理蕙看着丈夫说，你可别太高兴，他是你的情敌呢，没见过看见情敌还那么高兴的。
阿尔伯特低着头说，他是个好人，你忘记了？是他让我们逃走的，有他在上海，一切都好办了。再说，不知道伊利亚怎么样了。
张理蕙酸酸地说，你瞧，说不到两句就想起老情人来了。
瞧你在说什么。阿尔伯特生气了，多少年了，想见一见老朋友不行吗？再说，她也是犹太人嘛。
张理蕙上来摸他的脸，说，跟你开个玩笑嘛，其实，我也想见见她呢。
但没过多久，那件让张理蕙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解放军开始清理国民党临撤退时留下的财物，其中有一部分公产被当时的军官卖给了阿尔伯特。文德里一个妒忌阿尔伯特的丝绸店老板趁机告他的状，向解放军报告，称阿尔伯特是国民党留下的特务，让他保管国民党的财物。
……阿尔伯特在睡梦中被惊醒，是剧烈的敲门声。阿尔伯特和张理蕙惊慌地起来开门，一队解放军站在门口，荷枪实弹，把阿尔伯特吓坏了。为首的一个高个子军官说，我们怀疑你窝藏国民党的财物，我们要进入搜查。
阿尔伯特说，这是我花钱买的……
军官不理会他的辩解，让士兵进入屋子。他们搜遍了整个屋子，没见到东西。军官问，你们的东西呢？有证据表明，你们藏了大量的东西，其中有国民党的办公设备。
阿尔伯特支支吾吾，他说，那是我们花钱买的，是我们自己……张理蕙掐他的腿让他不要说，可是阿尔伯特很老实，说，东西在我们的仓库里，我带你们去，可是这是我花钱买的。
当仓库大门打开时，军官惊呆了:他看见了一屋子的东西，连电话机和旧发报机都有。他的嘴角出现笑意，他说，你的东西真多啊。张理蕙吓得直哆嗦，可是阿尔伯特竟然说，这都是我们花钱买的，如果你们需要，我可以用低价卖给你们。
士兵们发出一阵笑声。军官下令，封锁这个仓库！
阿尔伯特急了，拦住军官说理。军官一摆手，几个士兵把他们的胳膊一扭，推上了吉普车。
惊魂未定的阿尔伯特和张理蕙一起被押送到了一个大院。士兵把他们推进一间不大的屋子，里面发出浓重的霉味儿，一只死老鼠在墙根里发出强烈的臭味儿。
阿尔伯特对张理蕙说，看来你说对了，我们没走是错误的，现在完了，丢了儿子，连财产也没有了。
张理蕙看了他一眼，亏你是有神的人呢！别紧张，我有办法。
这时进来一个长着鹰钩鼻子的军官，还带着一个年轻人，他们坐下来开始审问他们。问
过他们的姓名和基本情况后，军官说，你们解释一下这些东西的来源。
阿尔伯特说，是我用钱买的，我都说了五六遍了。
军官问，上海都要解放了，你要这些东西干吗？
阿尔伯特说，解放了就不用东西了吗？你们解放我们不是要让我们过更好的日子吗？
军官一愣。这时张理蕙按了按阿尔伯特的腿，说，长官，我们真的是生意人，生意人就是爱财嘛，再说我们这些人没有血债，所以也不想走，就买了这些东西。我们跟你们一个大官是认识的，他叫铁山，我们是他的朋友，不信你可以去问他，你跟他说我们的名字，他就知道了，我们是好朋友来着。
军官愣愣地看着他们，好像要看他们有没有在撒谎。铁山是我们的政委。他说。
他马上转身出去。张理蕙说，阿尔，我们有希望了。
半个钟头后，阿尔伯特和张理蕙被带上一辆中吉普，来到了另一个地方，那是一幢花园洋房。在三楼的一个房间里，他们见到了铁山。
铁山微笑着，他变得有些黑了，脸上添了沧桑，所以显得更加沉着。他对阿尔伯特和张理蕙说，听说你们成财主了。
张理蕙说，不是的，我们只是用钱收购了些东西。
铁山说，阿尔伯特，你还是改不了老脾气，破烂值得了几个钱？头比它值钱吧!
阿尔伯特紧张地说，真的要治我们的罪吗？我们可是什么都没干啊!
铁山说，里面有发报机，你说怎么弄？
阿尔伯特急了，我们真的不是什么特务！要不我们为什么还光明正大地带你们去看呢。
铁山笑起来，阿尔伯特，你还是那么胆小吗？我让你见一个人。他叫了一声，伊利亚从里屋走出来。
阿尔伯特见到伊利亚的时候吓了一跳，因为伊利亚比几年前苍老了许多，她的脸上添了一些皱纹，也胖了一些，但却有一种憔悴感，两只眼睛变大了，眼窝却陷了进去，双眼皮更加明显，眼袋往下耷拉，好像睡眠不足一样。
伊利亚。阿尔伯特叫了她一声。伊利亚笑着走过去，他们拥抱了一下。
伊利亚说，你还好吗？阿尔伯特。
阿尔伯特摇摇头说，我成特务了。
铁山让伙房做了一桌简单的饭菜，留阿尔伯特和张理蕙吃饭。张理蕙悄悄对阿尔伯特说，没事了，他留我们吃饭。
那他会还我们东西吗？阿尔伯特问。
你到现在还想着东西？张理蕙打了他一下，命能保住就不错了。
席间，铁山一直讲他们渡江一役的情节，他讲得很兴奋，可是阿尔伯特看到伊利亚只是低着头吃饭，没有搭太多的话。吃完后，他们在阳台上喝茶，天色已经晚了，伊利亚把茶送到阿尔伯特手里时，阿尔伯特突然问了一句，伊利亚，你好吗？
我很好。伊利亚说。你想看看我的女儿吗？
那是我跟阿尔伯特叔叔见的第一面，我是铁红，我太小，我是不会记得这个画面的。当我再见阿尔伯特叔叔时，已是十七年之后。
我可能要回以色列了。阿尔伯特对伊利亚说，那是我们的家乡。
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看见伊利亚的眼泪一下子涌出眼眶，她低头走出去。
当晚，铁山亲自用吉普车把他们送回家。当车开到文德里的时候，铁山突然说，伊利亚当母亲了，她会永远留在中国。
阿尔伯特没说什么。后来他说，那些东西，是不是不会还给我们了？
你真的还想要那些东西吗？铁山说。
张理蕙赶紧说，我们不要了，不要了。
铁山说，我让他们退一部分给你们吧，重要的是，见到你们真好，阿尔伯特。
阿尔伯特的迦南
阿尔伯特叔叔和张理蕙于次年三月离开中国，回到了以色列。其实他们从来没有去过以色列，但我仍然要说他们的确是“回”到了这个地方，因为这是我们犹太人的应许之地。我们纵使像被击溃的羊群，分散在世界各处，仍然紧紧围绕一个中心，仍然每天在向这个中心进发，它就是神应许给我们的迦南美地①。
在阿尔伯特即将离开的前几天，母亲设法见了阿尔伯特一面。我相信母亲不愿意让父亲知道她私下与阿尔伯特见面的事，并非父亲心胸狭隘，事实上父亲在对待阿尔伯特的事上是很宽容的，但母亲总是觉得如果这事让父亲知道，她会有一种不自由的感觉。
伊利亚在上海外滩的一间咖啡馆见到了阿尔伯特。虽然她经过用心的打扮，阿尔伯特还是像上一次一样，看出了她的憔悴。阿尔伯特仍然很单纯，他很直接地对她说，你还年轻，可是看上去老了。
伊利亚笑了一下，摇摇头，说，我们见面你就是为了说这个吗？阿尔伯特。她叹了一口气。
你是不是不开心？阿尔伯特问。
我知道旧情人总是要问这样的问题。伊利亚点了一支烟，如果你这样问，我就告诉你，我很幸福。
你怎么抽烟了？阿尔伯特问。
伊利亚吐出烟，阿尔伯特，你还是老脾气，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总是以救世主的态度和我说话，可是你什么时候救过我？
说着伊利亚突然哽咽了一下，烟呛了她，她猛烈咳嗽起来。
阿尔伯特上前帮她轻轻拍背，伊利亚轻轻地摸他的手。
我真的没什么。伊利亚说，他是个好人，我说的是铁山，他是个有理想的人，对我也很好，你不要以为我跟他有什么问题，你是想当面看着我后悔，阿尔伯特。
阿尔伯特急了，我从来没这么想过……真的，我真的希望你好，你们好……
伊利亚看着阿尔伯特的认真样儿，忍不住笑出声来。瞧你那样儿，阿尔伯特，你真是阿尔伯特……伊利亚笑不可支，弯下了腰。
不过……你还是不抽烟的好。阿尔伯特说。
好吧。伊利亚看着他，掐灭烟头。我听你的，但是阿尔伯特，以后你会知道婚姻意味着什么，你已经结婚了，但你还是不知道。我想听听你的故事，你和张理蕙的故事，如果你当我是妹妹，你就告诉我，包括你们的不好，你们怎么吵架的，你就把最难受的事告诉我，高兴的事别跟我说，我知道什么叫幸福，你就让我为你分担不幸好了。
可是……阿尔伯特犹豫了一会儿，说，我和理蕙很好。
很好……是什么意思？伊利亚问，你是说你们根本没有问题？还是你连我都不信任？
不是。阿尔伯特说，我们真的很好，我们很少吵架，我们的儿子丢了，我们也没有反目，我们真的很好。
伊利亚愣了一下，重新点起烟。
阿尔伯特问，难道你希望我和她吵架吗？伊利亚。
伊利亚打了一下他的头，你真是个笨蛋，阿尔伯特……你们，真的那么幸福吗？还是你因为自尊心要在旧情人面前装成这个样子？
阿尔伯特说，我说的是实话。
这是什么原因？伊利亚吐了一口烟，我和铁山有时会吵架，因为夫妻都是这样的，你们不是夫妻吗？
我们是夫妻。阿尔伯特说，但我和理蕙是神面前的孩子，她跟着我信了神，她真的信，现在，我们把一切都交托给神，就这样。
……伊利亚长时间不说话，眼睛看着别处，那是窗外，可是窗外并没有什么东西，所以她的眼神是虚的。
我相信，我母亲在这一刹那可能产生了一种人类普遍的情绪:妒忌。她在妒忌阿尔伯特和张理蕙，因为她相信阿尔伯特说的是实话，她太了解他了。或者说，她会妒忌，说明两个问题:要么她还爱着阿尔伯特，要么她和父亲的婚姻并不幸福。
可是事后我发现，这两条理由都不是很充分。我知道母亲爱父亲甚于爱阿尔伯特，她和父亲的婚姻也不能说不幸福。但母亲明显地感觉到:有一种东西是她丢失的，现在被阿尔伯特遇上的另一个女人拾起来，那就是她的信仰。她好像看到张理蕙从地上把它捡起来，轻轻吹掉上面的灰尘，小心地放进口袋里。好像她不小心失落的首饰，现在被另一个女人得着了。她妒忌了。
你怎么啦？阿尔伯特看她的烟头烧到了手指。伊利亚急忙把烟捺灭，说，你瞧，我说过不抽了，又抽上了，是我不讲信用……我是离开神了。现在，我相信你和张理蕙是靠着神，才有今天的日子。
阿尔伯特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从包里拿出一本《旧约》，放在伊利亚面前，说，我知道你有《圣经》，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这是我贴身用的，已经陪我二十年了。我们要分别了，我没什么可送给你的，这本《圣经》里有我写的注解和心得，我想可能对你有用。
伊利亚心一酸，突然想流泪，她翻开《圣经》，上面写满了德文和希伯来文的注解。
以色列的船会来接我们。阿尔伯特说，我希望你也能像我一样，回到以色列，虽然我知道这好像不可能。
伊利亚说，你说得对……我可能永远不会回去了，我的家在这里，铁山在这里。
其实，我也把中国当成我的家乡。阿尔伯特说，你看，我的中国话说得多好!他说了几句上海话，逗得伊利亚哈哈大笑。
……伊利亚走出咖啡馆的时候吓了一跳，铁山的车停在门口。卫兵说，他是应首长的命令来接她的。卫兵交给她一个铁山送给阿尔伯特的东西，阿尔伯特打开一看，是一本《资本论》，扉页上写着一行字:读一个伟大的犹太人写的书——送给我的好朋友阿尔伯特，铁山敬上。
我的朋友，铁山……阿尔伯特轻轻道。
……伊利亚回到家里，铁山没有问起阿尔伯特的事，伊利亚知道丈夫的体贴，她很感激。可是当阿尔伯特和张理蕙正式要起程时，在上海的码头，张理蕙突然见到了铁山。
铁山说他是到码头视察，其实他是专门为了张理蕙而来。铁山和阿尔伯特寒暄了一会儿，他说伊利亚生病了，不能来送他，委托他来送行，他甚至拥抱了阿尔伯特一下，说，我等着你的车呢。
什么车？阿尔伯特不明白。
你不是想造车吗？你现在回以色列，可以实现你的汽车梦了。铁山说，到时候我进口你造的车。
谢谢你多年的照顾，铁山。阿尔伯特说。
铁山说他有一些事情要向张理蕙交代，是张理蕙的私事。他把张理蕙单独叫进了一个房间，对她说，你真的要去以色列？
张理蕙看着铁山，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铁山又问了一句:你要离开中国？
张理蕙说，我要跟他在一起。
铁山拿出烟来抽，沉默了一会儿，说，你知道吗？你和阿尔伯特逃走的时候，张成功为你流泪了。
张理蕙非常吃惊地望着铁山。
铁山说，我承认我叫你们走，是有一点私心，我不想让伊利亚再见到阿尔伯特。但事实证明你们的婚姻是对的，你很适合阿尔伯特，就像伊利亚适合我一样。但是，你我都没想到，张成功一直是喜欢着你的。
张理蕙不知说什么好。她死去的父亲和张成功是同事，所以，她一直把张成功当叔叔看待。
可是我今天不是要讲这个，张成功已经成了蒋介石的帮凶，现在到缅甸去了。铁山说，我要说的是，你真的要离开祖国吗？……你对这个新的充满希望的国家没有留恋吗？阿尔伯特走，就让他走好了，我和他不一样，你，虽然你是他妻子，但你和他也是不一样的！
张理蕙没想到铁山会在这时候说这些。你是不是不让我走？她紧张地问。
铁山笑起来，我？我会不让你走？是，我只要下一个命令，你就走不了，但这样多没意思。我只是问你，你是中国人吗？现在一个全新的中国、再没有压迫和剥削的中国、平等美好的中国，马上就要开始了，你不感到激动吗？你不兴奋吗？你真的要离开这个即将变为最美好世界的祖国，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吗？
张理蕙没吱声，她额头上的汗都下来了。
铁山看着她的脸，一动不动。终于，张理蕙眼泪流了下来。
……你流泪了。铁山慢慢地点头，说，你很难过……有一种叛国，是从心里开始的，的确让人痛苦，是，这也是叛国。当一个中国人多好啊！理蕙，旧世界已经过去，新世界就在你手里，连伊利亚都投入到这个伟大的事业中，你是一个中国人，却要到以色列去？
可……可是。张理蕙说，我信神了。
信神？铁山皱着眉，以色列的神，会成为一个中国女人的神？他大笑起来，这难道不是世界上最荒唐的事吗？一个讲希伯来话的神，成为了一个中国女人的神，你就是把我关一万年禁闭我也想不来这个道理。理蕙，没有神，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一切都是你想像的。这神从来没有救过阿尔伯特，也没有救过伊利亚，没有救过你，否则阿尔伯特为什么要逃到中国来？是中国救了他，不是神，神也没有救你们的儿子，没有神！
铁山甚至握住了张理蕙的手，急切地说，留下，啊？留在中国，现在时间不多了，你只要开口，一切都会马上改变。阿尔伯特要走，就让他走好了，但你不一样，啊？你说，你不走了，说呀。
……张理蕙闭上眼睛，说，让我走吧，让我跟我的丈夫在一起。
铁山看着她，呆了一会儿，说，你说错了吧，你要说的是，让我跟我的神在一起。
让我跟我的丈夫在一起。张理蕙又说了一遍。
……铁山没有吱声，突然转身向门外走去，走到门口时又猛然停住脚步，回头说，你要走了，我就对你说了吧，知道我今天为什么留你吗？
张理蕙说，谢谢你。
因为我也曾偷偷喜欢过你，那是在伊利亚之前。铁山说，自从遇到了伊利亚，一切都改变了，你跟她相比，实在是太差劲了。
阿尔伯特走后，母亲和父亲的生活进入了一段平稳期。父亲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在北方某城市当了七年的党校副校长，一直到1957年。他进入党校是顺理成章的，因为谁都知道，有一个出名的共产主义理论家叫铁山，这个人是忠诚的共产主义理论的研究者。父亲的名字出现在有关的理论刊物上，他研究的领域比别人更广泛，他精通英、德、俄三国外文，对空想社会主义有充分研究，写过一篇论乌托邦的文章。父亲出名有两个理由:其一，他原是一个国民党军官，竟然对共产主义理论如此精通；其二，他从师级干部位上转业，没有选择到利益部门，却自己要求到党校当一名普通的教授，因为级别关系，上级部门只好让他当了党校的副校长。
铁山经常到党校校长陈松奇家串门，不是讨论校务，而是讨论课题。铁山精于作战，但对行政事务不熟悉也不感兴趣。陈松奇是个专门研究共运史的专家，所以铁山很喜欢找他聊天，补足他对共运史了解不足的部分。在校务方面，陈松奇怎么说，铁山都举手，所以有人说，铁山是陈松奇手中最好玩的一枚棋子。
这是我记忆中最快乐的一段日子，也是我童年的主要部分。在我的眼中，父亲是快乐的。他经常在办公室看书看到很晚，回到家后就开始抱着我玩，父亲经常把我抱起来旋转，我被父亲逗得哈哈大笑。
有时候他会拉二胡，拉的是少数民族歌唱共产党的歌曲。我就躲在他身后，冷不防揪住他的弓上的弦，他只好停下来，叫道，原来是你这个小敌人在搞破坏呀！说完把我抱起来，把我转得晕头转向。母亲说，看你把她转得，站都站不住了。
小孩子就是要锻炼锻炼嘛。父亲说。
父亲这时候往往就会把我放下，去帮母亲掐菜，他一边掐着豆角，一边跟母亲聊他的论文。可是，母亲却越来越沉默。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但事实就是这样。在这段我认为是家庭最和睦的日子里，母亲是沉默的。她已经完全忘记了她的犹太人身份，父亲吃猪肉，很少吃牛肉，羊肉更是一口不沾，父亲爱吃又脏又臭的猪大肠，母亲只好坐在小板凳上用半天的时间，塞入地瓜粉和盐来清洗猪肠。
以我的记忆对父亲的观察，我敢说这是我见到的少数对共产主义有如此深入研究和实践的人。父亲真诚地把共产主义当作理想和信仰，也当作他的生活来实行。比如，他从来就不愿意过豪华的生活，把它视为一种奢侈。他喜欢穿补过的衣服裤子，可是母亲总是有办法让他穿没补丁的衣服，母亲不喜欢一个男人穿得可怜兮兮的样子。她有办法把破洞补得让人看不出来，好像一朵花一样。父亲只有一个嗜好，就是吃猪大肠，这个嗜好的代价不大，因为北方地区的人不喜欢吃这种臭烘烘的东西，把它扔在地上让狗吃。
父亲把积蓄下来的钱奉献出去，有一个阶段他把积蓄当党费交出，只留下我们三个人的生活费，后来他把钱用于解决一些贫困户的生活。这些人后来被称作五保户。你相信吗，这个最真诚的实践者真的把他大部分的工资贡献给了他人，作为他的女儿，还有他的妻子，我们并没有从他较高的工资中享受到什么好处，他把钱贡献出去后，逼得我们只能像一个工人家庭那样省吃俭用。
母亲每天在灯下算账，一分一分地抠钱，在那时候，我要吃上一盒饼干都是不容易的。有一次，我眼睁睁地盯着一个邻居的孩子吃糖，他妈妈问我吃不吃，我盯着糖说，我只看看，我不想吃。连他妈妈都心疼了。我母亲知道后，哭了。在父亲贡献钱这件事上，她从来没和父亲发生过矛盾，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母亲后来向我提过一句说，犹太人也是要向神奉献什一税①的。可是我要说，父亲拿出去的钱绝对不止十分之一。过年那一次，我跟父亲去看望贫困户，我看到父亲竟然和普通工人一起，帮那个老人干了整整一天的活，为他垒了个厨房。
也就在那年的年底，发生了一件事。有一天父亲很晚才到家，他的身上落满了雪。父亲回到家后，也没有抱我，一个人扎进了书房，我和母亲觉得很异样。母亲凑近书房门口，要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她竟然听到了一种类似哭泣的声音。
父亲几乎从来不掉泪，但母亲听到了从书房里传来的异样声音，一种压抑而暗哑的咕噜咕噜声。过了好一会儿，父亲才从书房里出来，母亲迎上去，父亲脸色严峻，紧紧地把母亲抱在怀里。
母亲立刻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当时已经有人因为向共产党提意见，被打成右派，抓进了监狱。母亲紧张地问，你说了什么？铁山。
父亲摇摇头，我什么也没说。我不会向党提意见的，因为我不认为党有什么错，共产主义事业是一个长远的目标，谁都会犯错，所以有些错不是错。
母亲松了口气，问，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要告诉我呀，铁山。
父亲突然说，伊利亚，出事了，真的出事了！
出了什么事，你倒是说啊！母亲急切地说。
我的一个朋友出事了！父亲说。
（未完待续）
（新华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