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歌声中的故乡
第1节 生命之初
我生于一九二四年元宵节,在家乡辽宁,这时经常是摄氏零下二、三十甚至四十度的天气。我母亲在怀孕期间生病,所以我是个先天不足的婴儿。出生后体弱多病,快满周岁时,有一天发烧,高烧不退,气若游丝,马上就要断气的样子。我母亲坐在东北引用灶火余温的炕上,抱着我不肯放。一位来家里过节的亲戚对她说:“这个ㄚ头已经死了,差不多没气了,你抱着她干什么?把她放开吧!”我母亲就是不放,一直哭。那时已过了午夜,我祖母说:“好,叫一个长工,骑马到镇上,找个能骑马的大夫,看能不能救回这ㄚ头的命?”这个长工到了大概是十华里外的镇上,居然找到一位医生,能骑马,也肯在零下二、三十度的深夜到我们村庄里来。他进了庄院,我这条命就拣回来了。母亲抱着不肯松手的死孩子,变成一个活孩子,一生充满了生命力。
在那个时代,初生婴儿的死亡率据统计是百分之四十左右,我那样的生命很像风中的一盏小油灯,母亲的呵护,还有命中这些“贵人”围成灯罩似地为它挡风,使它不致熄灭。
不久,这位医生又到我们村庄来医病。母亲抱我去看他,说:“这孩子是您救回来的,她爸爸在德国念书,还没有给她取名字,您给她取个名字,纪念这个缘分吧!”这位医生为我取名“邦媛”,在我生命之初,给了我双重的祝福。
我长大后知道此名源出《诗经》〈君子偕老〉:“子之清扬,扬且之颜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前几年有位读者寄给我一页影印自宋朝范成大《明湖文集》的文章,居然有一段:“齐邦媛,贤德女子……。”我竟然与数百年前的贤德女子同名同姓,何等荣幸又惶恐!在新世界的家庭与事业间挣扎奋斗半生的我,时常想起山村故乡的那位医生,真希望他知道,我曾努力,不辜负他在那个女子命如草芥的时代所给我的慷慨祝福。
第2节 铁岭齐家
我的幼年是个无父的世界。两岁时曾惊鸿一瞥看到父亲,风雪夜归,凌晨又重上逃亡之路。隔了一天,我祖母、母亲带着哥哥和我,逃到一个比我们村庄还小的小村子亲戚家躲了一些时日,因为张作霖的军队在搜捕参加郭松龄兵变的齐世英,要把他一家都抓了杀掉。而我在那儿却每到天黑就哭喊着,“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使得她们加倍困苦,又怕连累别人,只好回家,听天由命。
铁岭齐家,在十八世纪初由山西徐沟县(现并入太原市)到奉天(沈阳)任职文官开始到落户,到我父亲是第八代。庄院位在范家屯西边的小西山,距离中东铁路的乱石山站大约五里,家产约有四百晌(东北话读作“天”)田地(一晌约十亩),在当地算是中等大户。
我祖父齐鹏大,共有四兄弟。少年时,他不愿在乡下守着家产做“庄稼人”,跑去读军校,出身保定老速成学堂。之后在张作霖的奉军里由营长作起,又从团长升为旅长,二十多年对张大帅忠心耿耿。我父亲是他的独子,留学德国回家,满脑子救国救民的新思想,竟参加郭松龄反张作霖的革命行动,从天津挥兵出山海关到兵败,只有一个月。那时我祖父驻防河北保定,并不知情,奉军上下认为张大帅一定会杀我祖父,谁知他居然对部下说,“父一辈,子一辈,不要算那个帐,齐鹏大跟我这么多年,对我没有贰心。他儿子混蛋,留洋念书念胡涂了,但是不要杀他爸爸。”后来我祖父在一次小战役中受了轻伤,染了风寒而死,去世时只有五十岁。张作霖出身草莽,但是他有那一代草莽英雄的豪壮与义气,不与日人妥协,在皇姑屯火车上被日人埋伏炸死,结束了传奇式的军阀时代,留下东北那么大的局面;其子张学良继承名号、权势及财富,但是没有智慧和尊严,东北自主强盛的希望也永未实现。
我的祖母张从周是满族人,十八岁由邻村嫁来齐家,生了一子两女,祖父从军之初她随夫驻防各地,后来因为家产需人照料而回乡定居。祖父母的庄院是祖母独自撑持的家,由她与我母亲,这两个长年守望的寂寞女人,带着三个幼儿、二十多个长工,春耕秋收过日子。我跟着哥哥满山遍野地跑,去拔小西山的棒槌草、后院的小黄瓜、黑浆果……,冬天到结冰的小河上打滑溜,至今印象清晰。祖母是位雍容大度、温和仁厚的人,对我母亲——她独生子的媳妇,充满了同情与怜惜。但是在那个时代,她也是由媳妇熬成婆的,她知道哪些规矩不能改变,所以虽然她对媳妇好,绝不找麻烦,对她说话声音也很柔和,但规矩还是规矩,虽然家里有许多长工与佣人,但公婆吃饭时,媳妇必须在旁垂手侍立,这是“有地位人家”的样子。祖母对我最为怜惜,命也是她救的,后来我到北平西山疗养院,害她流了许多眼泪,至今我仍愧疚地记得。
爷爷回家是件大事,那年代官威很大,门口站着四个盒子炮(卫兵)。衣食讲究很多,稍不合他标准就发脾气,全家都似屏息活着,直到他返防驻地才敢喘气。我父亲说祖父也颇有新思想,但太权威,没有人敢和他辩论。我出生不久,爷爷由驻防地回家,看了一眼炕上的棉被包着个小婴儿,他威风凛凛地在大厅上坐下说,“把那个猫崽子ㄚ头给我拿来看看!”不知是什么原因,那个不必“抱”的不足五斤重的婴儿竟激发了他强烈的保护天性,他下令“谁也不许欺负我这个孙女!”(尤其是我哥哥,他那壮硕的长孙)那虽是个重男轻女的时代,齐家人口少,每个孩子都宝贵,这道军令使我在家中地位大增。
祖父在军中,四十“寿诞”的礼物是一个二十岁娇弱清秀的侍妾。他移防或者去打仗的时候就把她送回老家。不久,她染肺病死,我祖母很照顾她,把她新生的男孩(取名齐世豪)带大,这个小叔叔和我同年,常常一起玩,经常受我哥哥和堂哥们的戏弄。小叔在我祖母呵护中长大,华北沦入日军手中后,他高中毕业被征参军,有一天穿着日军制服在一个乡镇巷内,被中国的反日地下工作者由背后枪杀。
祖母寂寞抑郁一生,独子十三岁即离家去沈阳、天津、日本、德国读书,只有暑假回来,留学回来又参加革命,从此亡命天涯,一生分离直到她去世。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她带两个姑姑和小叔到北平去住。她中年后经常卧病在床。我两位姑姑出嫁后原来很好,大姑姑(大排行称“四姑”)齐镜寰,曾随夫石志洪去日本留学,有智慧亦有胆识。一九三三年后,我父亲回北方组织领导地下抗日工作那几年,一直到抗战胜利之前,她曾多次在北平火车站等地掩护地下工作者出入山海关;每次接送人都说是她的表弟,车站的人熟了,曾问她:“你怎么那么多表弟?”其实心中大约也明白,大家都恨日本人,没有人点破,而且她常常抱着小孩子,逢年过节不露痕迹地送礼。在台湾还有几位“表弟”记得她,非常钦佩感念大姑姑。抗日战起,两位姑父因曾参加抗日工作,不能留在沦陷区,都与我家一起去大后方,先后病死重庆,两位姑姑带着七个孩子留在北平,与我祖母同住,尽了一切孝道。祖母因癌症逝世时,只有六十四岁。那是抗战的第一年,我们在南京沦陷前二十天逃到汉口,稍作喘息,又奔往湖南湘乡,住了半年,又千辛万苦地由湘黔公路跋涉数千里到了四川,之后在重庆才辗转得知,那时祖母已去世一年了。我父亲终生深感歉憾。
第3节 牧草中的哭声
我外祖父裴信丞是汉人,外祖母是蒙古人,住在距我家二十里外的小镇新台子。外祖父是位富绅,家里开了磨坊,田产很多。一九○四年,他陪一位县督学蒋先生到“范家屯小学”视察,对小西山村来的齐氏兄弟齐世长(世英的二堂哥)和齐世英印象深刻:两人立志升学,长大了要报效国家。那天,在修身(公民)课上,他们听见身量瘦小的齐世英问老师,为什么日本人和俄国人(日俄战争,一九0四~一九0五年)在我的家乡打仗?他小时上私塾时,看到南山头的炮战,俄国人跑了,日本人得胜,停战之前日军曾在我家庄院驻留一两个月,直到我祖父派人回来。几年后,裴家与蒋家托地方上体面人士来提亲;蒋督学的女儿和我二伯父同岁,裴家小姐毓贞与我父亲同龄,在容貌上可说都是俊男美女,家世亦门当户对,双方家长同意就订了婚。那时我父亲与二伯父已去沈阳念中学,没有表示意见的机会。暑假中,我父随家中长辈到新台子镇去,说想看看裴家庄院种的东北稀有的葡萄树,就看到我十四岁的母亲。她对那见过一面的未婚夫印象不错,觉得比嫁给乡下丈夫好太多了,大约有一些美梦,想的只有美好的一面,从此对外面世界也有相当憧憬。
我父亲自幼年受二伯父的影响最大。二伯父比他大四岁,充满了新思想。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沈阳,他就剪了辫子,九岁的弟弟很羡慕,也自己剪了辫子。他跟着哥哥去总督府前参加请愿开国会,跪了好几个钟头。初中的时候,因为不满学校的课程,两兄弟私自到天津考上英国教会办的新学书院,之后又赴日求学。我父亲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官费,进东京一高,一年后分发到金泽第四高等学校。就在十九岁那年暑假,家中召他回去娶媳妇——祖母生病,家中需人持家。父亲不肯回去,祖父请一位堂叔专程去日本说服他回家,或者是把他捉回家。我父亲一直到老了还跟我们讲,那时若要他结婚,他有几个条件,第一,不要跪拜、不穿红衣、脸不盖红布,他要骑马,不坐轿。第二,他要把娶了的媳妇带到外国,跟他一起读书。如果答应,他就回来;如果不答应,他就不回来,家里都答应了。等他回家,除了让他骑马之外,其他全按老传统办。他一个月后就又去日本。
我母亲十九岁嫁到齐家之后,十年间没有离开过那座庄院有形和无形的门。我父亲是独子,传统中所有媳妇该做的事她都得做;稍有空暇就得裁制衣服、纳鞋底、绣鞋面,最舒心的是绣枕头,自己画花样。她没有朋友,没有所谓社交,每年能回两次二十里路外的娘家已感天恩浩荡了。在我记忆中,在家乡的母亲,不是垂手站在桌边伺候祖父母吃饭,就是在牧草中哭着。十年间,我父亲曾在暑假回去过四、五次,最多住两、三个月。有一年,我母亲怀孕很想吃樱桃,那时樱桃只在每年七、八月收成一次,在乡下就有挑担子的小贩,从镇上到各乡村兜售。有一天小贩来到村子口,我那二十一岁的父亲就跑到村口去买,没袋子装,就用长袍的大襟兜着樱桃回来。那一兜樱桃,从村口走到庄院,九年中支撑她许多孤寂的岁月。
这一年,他从日本回家过暑假,说毓贞这名字俗气,为她改名为纯一。
后来,他从日本直接去了德国,平安家书和照片都是寄给祖父母的,开端写着“父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信尾题我母亲的名字,“同此问好”。那时大约不好意思或不敢写所谓情书私信给妻子,两个同龄的人在成长过程走着全然不同的路。女子留在家乡,庄院屋子里是忙不完的家务;灶边烹煮三餐,过年前擦亮上供的器皿,不断的节庆准备,洗不尽的锅、碗,扫不完的塞外风沙……。到了十月,看着长工将大白菜、萝卜放进地窖,一年又将尽。而那十九岁男子,在广大的世界,纵情于书籍、思想,参与青年人的社会、活动……,两个人的路越走越远,她已无从想象他遨游的天空如何宽广深远,两人即使要倾诉情愫,已无共同语言诉说天渊之别的人生经验。
支持着母亲在孤独等待中活下去的,主要的力量当然是哥哥和我的诞生。好似留下信物或者替身,父亲每年暑假回家,第二年春天我哥哥振一出生,再两年春天生我,三年后我的弟弟振道出生。在人丁稀少的齐家,我们的出生有太大的重要和意义。但是在那个年代,医药落后,幼儿的死亡率很高,我弟弟三岁那年在室内跑跳,双手按上了火炉,带去沈阳治烫伤,住在姑姑家被表妹传染了脑膜炎,十四天后就死了。
我母亲完全不能接受幼子突然死亡的事实,哭泣自责,渐渐陷入精神恍惚的状态。在传统社会,一个年轻媳妇“没事”就哭,是很不吉祥的事,她只有趁黄昏伺候了晚饭后,在夕阳余光中躲到牧草丛中哭泣。后院空地上长满了一人高的牧草,从春天雪融时的嫩绿到降雪时的苍茫,庇护着她压抑的哭声。雪融之后,她还带着我去一里路外的祖坟,仆倒在我弟弟那小小的新坟上痛哭。我记得祖坟四周种了松树,在初春的风中猛烈地摇撼,沿着老坟周围则开满了粉红色的花,在我母亲哀切幽咽的哭声中,我就去摘一大把花带回家,祖母说是芍药花。我长大后每次见到芍药花,总似听到母亲那哀伤压抑的哭声。它那大片的、有些透明,看似脆弱的花瓣,有一种高贵的娇美,与旁边的各种野花都不一样;它在我日后的一生中,代表人生许多蔓延的、永不凋谢的,美与悲伤的意象,尤其是以前那些世代女人的痛苦。
母亲从祖坟回家后,常呆呆地坐在炕沿,双眼茫然看着窗外,连祖母喊她有时都听不见。每年清明上坟之后,大地解冻,生出许多蕨草,有一种名叫“曲末菜”,苦涩鲜嫩,村中女子都去小河对岸荒地挖曲末菜,我当然高兴跟着。到了荒地,看一阵阵人字形的雁群由南方飞回,雁声凄楚。母亲常常站起来,痴望许久,等人都走光了才回家。
第4节 辞乡
有一天早上,我姥爷突然来拜望我祖父母。有人到新台子去,告诉他女儿毓贞前两天在给公婆煮早饭时,失神落魄,手随着柴火伸到柴灶里去,连疼痛都不知道……,她已经失神落魄好久了。而且,还听南京来人说,我父亲与一些时髦的留学生住在一起,男男女女都有。姥爷终于得到我祖父母同意,允许他送我们母子三人去南京与我父团聚。如果父亲不收留,他再带我们回娘家。我清晰地记得那年秋天,树叶子差不多全掉了,高粱地也收割了,两个长工套上马车,把我们送往五里外的火车站,“乱石山站”——那一带的山石用来供应铺设中东铁路所需的石头。为了上京,我穿了件全家到沈阳做的,红底闪蓝花棉袍,兴奋极了。
马车出了村口不久,路旁就是一排排秃山,乱石嶙峋,一棵树也不长,我就问,“妈,这叫什么山?”已被我各种问题吵了一早晨的她就说,“这叫『鬼哭狼嚎山』”。这个山名加上我母亲的神情,让我牢牢地记着。
如今,她去投奔一个已离家多年的丈夫,牵着两个稚龄儿女,走向数千里外一个全然无法想象的大城;在那里没有家人,连亲戚都没有,心中的惶惑、畏惧,岂不正如进入鬼哭狼嚎的世界?她知道前途未卜,但也绝不愿再回到那已度过十年隔绝孤寂的塞外小村里,过活寡似的生活。我一生对文学的热爱和观念,其实是得自我那没有受过中学以上教育的母亲,她把那苍莽大地的自然现象、虎狼豺豹的威胁,和那无法言说的寂寞人生化作许多夏夜的故事,给我童年至终身的启发。她的乡野故事有些是温柔的盼望和悲伤,有些充满了人心的悸动。如同鬼哭狼嚎山,毫无修饰、强烈地象征着她那时对南方大城的畏惧,和对自己命运的忧虑。
我童年最清晰的记忆是姥爷牵着我哥哥,妈妈牵着我从沈阳上火车,火车没日没夜地开着,车窗外是无止境的庄稼地,秋收已许久了,黍梗和高粱秆子都刈割净了。除了稀稀落落的防风林,看到天边,都是黑褐色的泥土地。姥爷说,明年三月解冻了才能翻耕。
出了山海关到北平,转津浦铁路到南京,火车走了三天两夜。在下关车站,她透过车窗从火车进站浓郁的白色蒸气里,看到月台上等着的那个英俊自信、双眼有神的陌生男人,正挺拔地站着(直到晚年,他的腰板始终挺直不弯)。蒸气渐散,从车门走下来的则是他十九岁时被迫迎娶的妻子;此时,她脚步迟疑,牵着我的手像榆树落叶那么颤抖,娟秀的脸上一抹羞怯的神色遮住了喜悦。到月台上,站在她身旁的是两个穿崭新棉袍的乡下孩子。
姥爷在南京住了十来天,就又坐上火车回关外老家去了,他临走的时候,我妈妈哭得难分难舍。姥爷和姥娘生了四个儿子才生这个女儿,手心里捧着长大,如今他要把她留在南方这举目无亲的人海里了。那些年,妈妈常对哥哥和我说,“你们若是不好好读书,你爸爸就不要我们了。”
我很小就懂得忧愁,睡觉总不安稳。夜里有时醒来,听见隔室爸爸轻声细语地和妈妈说话。他的声音温和沉稳,我就安然入睡。
我到南京不久就被送到附近小学上一年级。刚从东北乡下出来,长得瘦小,人又很土,南京话也听不大懂,第一天上学,只听懂老师说:“不许一会儿喝水、一会儿撒尿的。”觉得上学很可怕。好不容易,有几个朋友,有一个同学对我表示好感,送了我一块红红绿绿的花橡皮,我在乡下从来没有看见过,好高兴。过了两天,他不知道什么事不高兴,把橡皮要回去了,令我非常伤心。我到今天还记得那块橡皮,所以我开始旅行时,到世界各地都买漂亮橡皮。
另一个印象深刻的事,是那一年初春雪融的时候,上学必须穿过那条名为“三条巷”的巷子,地上全是泥泞,只有路边有两条干地可以小心行走。我自小好奇,沿路看热闹,那天跟哥哥上学,一不小心就踩到泥里,棉鞋陷在里面,我哥哥怕迟到就打我,我就大哭,这时一辆汽车开过来停下,里面坐着我的父亲,他叫司机出来把我的鞋从泥里拔出来给我穿上,他们就开车走了。晚上回家他说,小孩子不可以坐公务车上学,公务信纸有机关头衔的,我们也绝不可用。一则须知公私分明,再则小孩子不可以养成炫耀的心理。
在我第一次挨打(似乎也是仅有的一次)之后,他也是用同样的语气告诉六岁的我,这里不是可以满山遍野跑的乡下,城市公园的花是不能摘的,摘了更不能一再撒谎,“我打你是要你记得”。这最初的印象,使我一生很少说谎。即使要跟人家说一点善意的谎话,都很有罪过感。
第5节 渡不过的巨流河
在我记忆中,我的父亲齐世英一生都是位温和的君子。他说那实在是他理想的开始,做人要有个人的样子。
他少年时曾跟祖母到祖父的军队驻防地住过,体验过军营生活,也看到许多北方的乡村,深深感到一般国民知识的闭塞,对国家和自己的命运几乎全然无知,在纯朴的美德后面常常是冷漠和愚昧。他十五岁到天津上新学书院那三年,受的是英国式教育,要养成彬彬有礼的绅士。在天津他经常听到“关里人”对张作霖奉军粗鲁的嘲笑。新学书院每日如升旗典礼一样,有读基督教《圣经》的早课,虽未强迫学生皈依,却引领他开始思索心灵问题,人生在世意义为何?
十八岁考取官费到日本读书,更进一步认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国民普遍的教养是清洁守法,教育程度高些的讲究温恭的礼节,鼓励知识的追求。对国家有强烈的效忠思想,所以日本那么小,却已成为亚洲强国。
他进入东京一高预科读好日文,一年后分发至日本中部面对日本海、十六世纪后有“加贺百万石”之称、有精致艺术文化传统的金泽第四高等学校(日本当时全国只有八所高等学校)理科。该校各项功课皆强,且注重语文教育,除日文外,每周英文、德文各八小时,他在此三年,打好一生阅读的扎实基础。最初常去教会,读些基督教的书,但无法感到满足,进而读哲学书籍。当时有一位影响他很大的老师西田几多郎,本在金泽四高任教,后来到京都帝大教哲学,引导他阅读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书,尤其是河上肇《贫乏物语》等,让他深感社会充满种种不平。由于没那么多钱买书,他和书店约好,把书买回来以后,不要弄脏,看完后送回书店可以拿回八折的钱再买别的书。金泽多雨,冬天积雪甚深,常能闭户读书,日积月累,他由一个聪明好动的少年,长成一个深思耽读的青年。
二十二岁,他追随堂兄的脚步,到德国柏林留学,读哲学经济系,认真地念了马克斯的《资本论》和不少社会主义论著。但觉得心中许多不能解的疑问,终极思考的基础不能建立,颇感傍徨。那时德国刚刚战败,通货膨胀,中、日银洋都很值钱,他与同学们生活可称优裕,常在一起玩乐,多了一些认识德国社会的机会,却耽误了读书的时间。下学期转学到海德堡大学,受教于历史哲学派大师李凯尔特(HeinriChRiCkert)和阿弗雷德.韦伯(AlfredWeber,是已故马克思.韦伯(MaxWeber)之弟),既是慕名而去,便全心倾听,也常在课余发问。历史哲学派由政治经济的思想更分析人生现象,在研究过程阐明理性思考之必要,也提醒他区域现实的不同,不可以冲动热情地强以理论(如《资本论》)套在大政策上。——这对他是一生的启发,使他坚定地相信,只有真正的知识和合理的教育才能潜移默化拯救积弱的中国,而不是激动热情的群众运动。不择手段只达目的的阶级革命,留下的社会、文化问题需要更多的理性解决,才能弥补。
那两年时光,课后过了桥,在尼卡河畔思考徘徊,是一生仅有的幸福时光。春日河水激流常令他想到辽河解冻的浊流。青年壮志也常汹涌难抑,他记起五岁那年,穿了一双新棉鞋,走在辽河岸上,围绕着妈妈,揽生局采烈地又跑又跳的情景有个声音在他心中呼唤:回去办教育,我美丽苍茫的故乡啊!我一定要拚命练好一身本事,用最理性的方式回去办教育……我今日所学所知,终有一天会让我报答你养育乏恩。
他一生第一个大挫折是堂兄因肺结核逝世于德国南部的Freiburg,最初尚隐瞒一阵,但不久伯祖父在家乡去世。儿子为何不能奔丧?只好捧着他的骨灰回家。回到沈阳,家中坚决不许他再出去,追求学问的梦至此中断,那一年他二十五岁。丧事结束后,他离开庄院又回到沈阳城,想另寻途径,再走进修之路。在那时代的沈阳,一个官费留学生从德国归来,是件很受重视的事。他父亲在奉天武备学堂的同学好友郭松龄将军。认为他住在旅馆不方便,邀他搬到郭家。塞外一月,冰雪封途,最适作长夜之谈,两人谈地方事,国事到天下事,无所不谈。郭将军敬重的客人来访亦常邀他聚谈,归国青年得以宏观知家乡处境,他在日本和德国所见,亦引听者极大兴趣。尤其谈到德国在第一次大战败后,经济几近崩溃,民间生活艰苦,但人民处处流露民族的自尊,和走出困境的坚定意志。他们石头建基的老楼旧厦,廊柱依然修整,门前路树,石砌街巷,有文化根基深厚的稳定感。而东北当时在日俄觊觎下已处危境,参加军阀混战有何意义?中国的老百姓,何日才能普遍受到足够的教育,走出浑浑噩噩受人摆布的境地?——他不知道,这些大家充满强烈愤慨和改革使命感的雪夜长谈,因缘际会,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自古以来,塞外传奇人物,都是骁勇善战的骑射英雄,保住江山,进而生聚教育。郭松龄将军,晚清光绪九年(一八八三年)生于辽宁乡渔樵寨村。家贫,十五岁就读私垫数年,进奉天武备学堂,毕业后随朱庆澜(一八七四~一九四一年)军入川,在四川新军加入同盟会。三十三岁由陆军大学毕业后,由己任广东省省长朱庆澜的推荐,在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担任警卫军及韶关讲武堂教官。他有学识,有见解,讲课时督促青年成为有民主思想的爱国军人。辛亥革命后全国军政混乱,他在军中由北至南尝遍了国家动荡之苦,对局势具有宽阔的视野,回到新创办的东北讲武堂任战术教官,当时奉军少帅张学良是他的学生,对郭教官极为佩服,邀他加入奉军,改革军队成立新军,凡事倾诚合作。两次直奉战争中,郭军以战力战术皆立战功。但是进关参战,意义何在?故乡沃野千里,农耕缺人,而青年官兵伤亡异乡,遗族处境悲惨,实在应停止征战,教育生息。
在由欧洲回国的青年人眼中,新军的理念是很有吸引力的。那时的郭将军已是新军领袖,地位显赫,仪表堂堂,凡事能决能行。郭夫人韩淑英女士,燕京大学毕业,伉俪情深,两人皆好读书,接受新思想,交友、谈话多以天下国家为己任。郭将军与张学良等原已筹备成立一所中学,教育军人遗族子女,以尽袍泽之情,名为“同泽中学”。知我父亲回国后志在办教育,培育家乡青年新思想,便派他出任校长,参酌英、德、日本学校制订规章,奠定良好基础,延请各地优良师资。在伪满洲国之前,同泽中学未受政局影响,一直办得很好,之后还加办“同泽女子中学”。同时也筹划办一所真正研究学问的大学,不受当权者支配,不以培养官员为目的。
同泽中学成立,校舍尚未兴建完成时,先借用沈阳城东山咀子军营一部份新修的营房,其余的由军官教育班使用。那一年夏天先招考了三班十四岁以下的学生(到台湾后曾任海军总司令的宋长志即是那时的学生)。这样的有远景的工作,真是一个青春梦的实现……年轻的校长兴高采烈地忙碌工作,师资、课程、学生的教导……要全心去做。东山咀子营房距沈阳约二十里,有修建营房用的小火车进城,他的心情真似那小火车头一样,充满了勇往直前的干劲。
这样快乐的日子不到一年即告终止。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初旬一天晚上,郭将军电话召他立刻进城面谈,那时小火车车头已经熄火,商量之后,再升火,把他送到城内。郭将军说奉命又须率兵进关,先到天津,邀他随军前往,校务请教务主任代理一下,第二天即须出发。到天津后数日,郭将军住进意大利租界的义国医院,对他说,此次入关,要对抗二次奉直战后,孙传芳召集的五省联军,巩固奉军在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等省的地盘。郭军是常胜军,但是他早已厌倦这种穷兵黯武的政策,官兵伤亡惨重,不知为何而战。进驻天津后,他即邀集核心干部,团长以上军官开会,愿随他回师者,在和平开发东北方案上签字,不愿者,留在天津李景林部队。除了几位追随张作霖多年,不便参与“造反”的将领外,大家都签了名。
郭将军邀请我父亲负责回师时争取国际支持,首先须取得日本驻在满洲铁路的军队保持中立。在天津参加的还有几位关内的政界名人。如饶汉祥(曾任黎元洪的秘书长)、殷汝耕、高惜冰、杨梦周、苏上达、樊光、林长民(林徽音之父)和卢春芳等。已允出任外交处长的王正廷尚未到任(后来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先由齐世英代理外交事务主任。大家对郭军回师沈阳,不去参加军阀内战的革新理想很有信心。回师前夕,郭将军对大家说,“此事成功固好,若失败则大家皆须亡命。”
十一月二十二日,郭将军挥师前往河北湾州,通电请张作霖停战下野,将军政权交给张学良。电文内容是:进关参战官兵伤亡惨重,遗族无依,民生困苦。日俄对东北侵略日亟,必须休养生息,储备实力以御外侮,永远不再参加内战。振兴教育,全力建设资源富甲全国的家乡。张作霖接电后,次日来电报,不提息战下野要求,只邀郭将军回沈面谈。摆明是鸿门宴。郭军隔一日再由湾州发出第二次通电,未见回复,即开拔前往攻打。出了山海关,由秦皇岛北上,沿海岸线打到连山,遇到百年不遇的大风雪,温降到摄氏零下二十度,海面封冻,人马可行。当夜郭军前锋第二军,由海面穿过突袭张作霖守军,夺下葫芦岛,三天后进驻锦州。消息传到沈阳,全城震动,张大师紧急动员数十辆大卡车满载元师府聚敛的财物,运往满洲铁路的日本事务所仓库存放,往返十多次才运完。大师府四周堆满木柴和大汽油桶准备逃离时将帅府烧掉,省议会、各总商会等联名致电郭将军进城后,“我公要求、目的、前途决可达到……务望暂时停止军事活动。”。——此时奉军与日本沿满铁驻军达成牵制郭军的协议,并且急调吉林黑龙江的驻军来助,在巨流河东岸布阵迎战。郭军十二月二十日攻占新民市,在巨流河西岸备战,前锋部队已可看到沈阳灯火,只待主力部队到新民市即将强行渡河。但是长途行军,风雪严寒,冬衣补给不够,到锦州休养数日,给张军调兵时间。此一延迟也给了对方许多渗透分化的机会,困难增加,军心复杂,骁勇善战的郭军,在对方喊话:“吃张家饭,不打张家人!”时士气动摇。巨流河对峙三日,原可一鼓作气渡河,已打到距奉军总指挥部仅十华里的兴隆堡,但在关键时刻,郭军射出的炮弹却因有人卸了引信而没有爆炸。二十四日清晨,郭军参谋长邹作华等三人已成奉军内应,逼迫郭将军投降,且发出请降通电。郭将军率卫队二百余人离开新民,如骑快马,轻易可以脱险,另求再起,但是郭夫人及文人饶汉群等人不会骑马,郭不忍独自逃生,同坐马车往南走,被对方骑马追上,奉命就地枪决,以免生变。临刑前,郭松龄遗言:“吾倡大义。除贼不济,死固分也;后有同志,请视此血道而来!”
郭妻韩淑秀说:“夫为国死,吾为夫死,吾夫妇可以无憾矣。”郭松龄四十二岁,韩淑秀三十六岁。尸首运回沈阳市,在小河沿广场,曝尸三日。始准家人收殓。郭氏夫妇的尸体曝放在小河沿的大广场上,基督圣诞之日,上天降雪,覆盖了冰封土地上的尸身,成了最洁净和平的棺梆,没有人敢去祭拜,遥远哭泣的亲友流下的眼泪也立刻冻结成冰。
参加郭军倒戈的人原都难逃一死,但是与张作霖一起由绿林出道打天下的老弟兄张作相,性格宽厚,有高度智能,劝他说,“不能这么办,他们都是家乡子弟,冤冤相报,将来那还得了?”这一句话不知保全了多少性命。叛军归回原职之后,更加效忠卖命,也延长了奉军的政治生命。
后来得知投效郭军的林长民随郭将军出亡途中,中流弹死亡。饶汉群在解往沈阳途中,押解的兵问他,“你是做什么的?”他说,“我是写字的。”士兵说写字的不要,推他下车,得以保住一命回到天津黎元洪家。
但是,张氏父子特别悬赏捉拿齐世英,认为张家送出去的留学生回来反对他,煽动郭军兵变,非捉来杀掉不可。那许多年里,他们认为东北就是张家的,政府公开考试遴选的官费留学生就是张家派的,只能效忠他一家。
十二月二十四日天刚一亮,齐世英即去新民临时司令部准备全面渡巨流河,谁知郭将军竟已被迫于午夜出亡。在乱军中,他带了外交处的五个人,殷汝耕、刘友惠、杨梦周、苏上达和后赶上的卢春芳,步行涉险到新民市的日本领事馆寻求暂时躲避,因为前二日曾为日军沿满铁铁路驻军问题交涉,与日方见过
数次,此时未多问答,即给予政治庇护。
奉军包围日本领事馆,要求将这六人引渡。日本驻沈阳总领事吉田茂加派十名警察至新民,不许奉军进领事馆一步,以保护政治犯,由他出面去办交涉,并送去行李、威士忌酒以示敬意。吉田茂(一八七八~一九六七年)这个人道的决定不仅救了这六个人的性命,也显示出他一生敢做敢为有担当的政治勇气。他的父亲竹内纲是日本自民党前身的领袖,将庞大家产留给他作从政资本。他的岳父牧野伸显是明治维新后一代的宫中重臣,世世代代培养宏观政治智慧。他在沈阳总领事任内观察中国北方政局,很看不起张作霖。认为他坐拥东北这样富饶的土地,不知培养生民社会福祉,提高文化教育,而穷兵黯武是无知短视。据说他在领事馆内谈起张作霖时,不称官衔,也不呼名,就直呼“马贼”,个人对郭松龄的革新思想极为尊敬。他由外交界出身,深信在正常的国际局势中,日本如果能与一个现代化的近邻保持良好密切关系,同样可以得到合理的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吉田茂出任日本战败后第一任首相,利用美国占领军优厚的协助。不仅使日本自政经废墟中重建,后来成为经济强国,且在他任内培育了许多大臣人才。成为历史上称为“吉田学校”的佳话。
齐世英和他的落难兄弟,六个人睡在新民领事馆八个榻榻米的偏房里,整整半年被奉军日夜围困,白天连院子都不敢去,怕挨冷枪。由领事馆人员口中得知郭将军已死,遗体在沈阳小河沿广场曝尸三日,军队全已收编归制,六个人蛰居在此,出门一步即是死亡。他们曾千里追随,撼动山河的郭军回师壮举,有如过眼烟云,一切都在囚墙外的天地,吹过去了,散了。
漫漫长日,漫漫长夜,日日夜夜,他想了又想:“一路上打的都是胜仗,为什么当沈阳灯火可见的夜晚,我们就是渡不过巨流河?那一天午夜,如果我住在设于马车店的临时司令部,参谋长他们通电投降奉军,到逼迫郭将军出亡的那一段时间,我会派人送郭天人去新民日本领事馆取得庇护,然后随郭将军及卫队快马闯出去,奔回锦州,巨流河西岸都是郭军,撤回锦州,保住实力,可以卷土重来……。”思前想后,憾恨围绕着巨流河功败垂成的那一战。巨流河啊,巨流河,那渡不过的巨流莫非即是现实中的严寒,外交和革新思想皆被困冻于此?
春耕解冻的时候,奉军又进关参加直、鲁、豫军阀的混战。京奉铁路离日本领事馆只有五百公尺左右,从传来的声音断定,运兵车和铁轨磨擦损坏得很厉害。奉军这样不予人民生息,即使他不追杀,齐世英也不能回去了,唯一的盼望是早日脱困,另寻生路。“但是,今生只剩我一人,我也要反抗恶势力到底,。”
一九二六年七月初一个下弦月的夜晚,他们终于在日本领事馆同情郭军的书记中田丰千代,和警察金井房太郎协助下,翻墙化装逃出稍微松懈的包围线,沿着铁路步行六十里,到兴隆店由日本友人接应到达皇姑屯。二十七岁的齐世英和四十八岁的吉田茂第一次作了长夜之谈,彼此颇为投缘。吉田茂很欣赏齐世英有教养,有见解,是个磊落的青年;他虽是执行日本政府那时的“中立”政策,而在庇护政治犯与助他们脱险的行动上,大约也有些浪漫情怀吧。年轻人不仅感谢他及时伸出的援手,二次大战后再次相见,两人又各是一番人生,也进一步钦佩吉田茂的国际观和战后培养政治人才的远见。
齐世英化装曲辽宁到朝鲜耸山乘渡轮到日本,再换火车去东京,车到京都便被记者追踪,次日报上乱报一些猜测,只好正面接受访问。说明郭军革新理想及回师前后真相,消息也迅速传至中国各地。到东京时,浅草区有一剧场正在上演以郭松龄为题材的一出话剧,邀他们去当贵宾,剧中有不少属于齐世英的戏。原是一场改变东北命运的壮举,如今只是人间一出戏剧了。
由日本回到天津,那时北洋政府的一些新旧人物间的恩恩怨怨,仍在余波荡漾之中。故乡是回不去了,也没有能力和心情回到德国读书。在天津义祖界见到了郭将军的朋友黄乳先生,他曾雪中送炭,寄钱到新民领事馆(北伐军攻克上海,黄出任上海市长,后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黄乳劝他先去上海,多作观察,再定行止。从上海去武汉,因为郭军回师之举,是南方各种革命份子都同情的,飘然一身,亡命天涯的心情下,与留德、留日的同学也都陆续见面,都能开怀畅谈。那时仍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和共产党人李汉俊、詹大悲、耿伯钊等人也曾聚餐谈话,参加他们野外召开的群众大会,听各党派演讲,仔细阅读他们的宣传小册,认真思考后,觉得国民党的民族、民权、民生主义对中国实际状况是最稳健的做法。党员水平高,形象清新,一九二六年底,在上海加入了国民党,并不是投奔任何人。蒋先生在南昌第一次见面时说,“你不像东北人!”这句话令他很难忘记。蒋先生那时尚不是唯一的权力中心。三十年后,他在台北把他开除国民党籍,大约是政术娴熟的浙江人终于发现,温和英俊的齐世英,骨头又倔又硬,是个不驯服的,真正东北人。
加入国民党后他多次往返于上海、汉口之间,也随黄乳到国民党总部的南昌去,蒋先生与黄乳情谊甚重,餐聚时常邀他参加,在此认识了陈果夫、立夫兄弟。宁汉国共分裂后,在南昌九江和杭州认识了许多风云人物,了解国民党的状况,也认清了国共的关系。这一年中曾多次到日本去,进一步观察、研究日本。在郭军革命中,见识到政治大起大落的局面,深知参与政治不能不懂军事,希望能有系统地研究现代军事。遂于一九二八年,由政府授予陆军中尉军阶,正式报考进入日本训练在职军官的步兵学校(陆军大学需三年才毕业)。开学前被派下部队,在高田三十连队任队附(相当于副连长),白天上课,晚上住在部队,每周末坐夜车到东京去,常与中央派去日本留学的军官(多为黄埔一期)相聚,因他毕业于金泽四高,日语文皆好,被尊为日本通,常可助人。有时与日本老同学叙旧,接触面甚广。日本人一般对中国东北(他们称为满洲)都有兴趣,因他是参与郭松龄起义的革命者,而乐与交谈,使他听到日本觊觎东北的种种真心话,内心深为故乡担忧。在此期间,他进一步研读日本的军事史,幕府时期的武士精神,明治维新后的军事现代化和二十世纪扩张主义的萌芽。
那三年,一个二十七岁的北国青年,兵败亡命,浪迹天涯,从郭将军家围炉夜话至长江,遇见了许多当时正在创造中国近代史的人物,因缘际会,作了许多长谈;谈抱负,谈理想,投契相知,这些长谈铸造了他一生的政治性格和风骨。
(未完待续)
(三联书店,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