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心灵的后裔
第1节 台中一中
一九五三年农历年后，我在台中重逢的南开同班同学沈增文介绍我到台中一中代她的课，教高中英文。她考上了美国国务院战后文化人员交换计划奖学金，六十年来世人皆称它为“傅尔布莱特交换计划”，对国际文化交流有深远悠久的影响。她去受英语教学训练，半年即回原职。我对教书极有兴趣，除了父母之外，我最念念不忘的就是南开中学的老师。我最敬爱的孟志荪老师，和其他的老师，无论学识和风度都是很好的典范。而在武汉大学。朱光潜老师不仅以高水平授业，且在我感情困顿之时为我解惑，使我一生有一个不易撼动的目标。如今我已在“家里蹲大学”（我母亲的自嘲语）蹲了三年半了，这个代课的工作开启了我人生又一个契机。我第一次走进育才街台中一中的大门。就看到那座创校纪念碑，五年间多次读碑上文字都深受感动。正面刻着：
吾台人初无中学，有则自本校始。盖自改隶以来，百凡草创，街庄之公学，侧重语言，风气既开，人思上达，遂有不避险阻，渡重洋于内地者。夫以彪龄之年。一旦远离乡井，栖身于万里外，微特学资不易，亦复疑虑丛生，有识之士深以为忧，知创立中学之不可缓也。岁壬子，林烈堂，林献堂，辜显荣，林熊征，蔡莲舫诸委员，乃起而力请于当道……
募捐二十四万余元，林家捐地一万五千坪，一九一五年建成，是日治五十年里以台湾子弟为主的中学：即使为了维持台中一中的校名，亦经多年奋斗。
这样值得骄傲的立校精神，令我极为尊敬，在那里执教五年，成为那可敬传统的一分子，也令我感到光荣。台中一中，让我时时想到教育我成人的南开精神，也常常想到父辈创办东北中山中学，不仅为教育“以髻龄之年，远离乡井”的家乡子弟：并且要在国破家亡之际引导他们，在颠沛流亡路上养护他们。而中山中学于抗战胜利回乡，竟更无依靠，校名、校史埋没四十六年。直至一九九五年才由早期校友协力在沈阳恢复校名，重建校史。台中一中能秉持创校理想。作育一流人才，近百年稳定发展，风雨无忧，校友多为台湾社会中坚分子。
这样以忧患精神立校的学校，都有相当自强自信的气氛。那时日本殖民者离去不到十年，几乎所有教员都是由大陆历经战乱来到台湾，大多数出身名校，教学水平与热忱均高。台中一中即是安身立命之所。
能从菜场、煤炉、奶瓶、尿布中“偷”得这几小时，重谈自己珍爱的知识——用好的文字抒情、写景、论述都是知识，我自己感到幸福。一班四十多个仰头听我讲课的脸上似乎有些感应，令我有一种知音之感。
一年可以是很长的时间，除了寒暑假外，九个月的时间可以讲很多，听很多。如果善用每堂五十分钟，凝聚学生的注意力，一个教师可以像河海领航一样，以每课文章作为船舶，引领学生看到不同的世界。
教书实在是充满乐趣的事，你一走进教室，听到一声“立正敬礼”的口号，看到一屋子壮汉“刷”地一声站立起来，心智立刻进入备战状况，神志清明，摒除了屋外的牵虑，准备挑战和被挑战。那时的高中英文课好似写明白了，三份之二的时间讲课文，三份之一讲文法，大概当年大学联合招生的英文考题是这个比例吧。文法一“讲”就可能变得苦涩，这是我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把文法教得简明有趣，一步步融入课文。什么词类啊，时态啊，规则啊，都是语言树上的枝干，字、句都是叶子，文学感觉是花朵和果子，我不用中文翻译字句，而鼓励学生用自由的想象，可以印象深刻而增加字汇。风可以由：”whispering”到”sobbing:,”groaning”,”roaring”and”howing”（低语到悲咽，到怒号），潺潺溪流由”ripping”到”rapid currents”,”over-powering flood”,”violent torrents”（激流，洪水，怒涛……）形容词比较级也不只是加”er”或”est”就对了。中国人爱说某人最伟大，英文说”one of the greatest”，因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用自己学英文地方法讲解课文，随时扩展他们的文字境界，效果不错。我一生教书，不同程度的使用这种方法，颇受学生欢迎。台中一中的学生程度好，求知心切，自信心强，从不怕难，是我教学生涯的很好开始。
暑假之后，沈增文由美国回来，我代课期满，金树荣校长很诚恳地邀我留下专任，聘书是高中英文教师。似是命运给我进一步的挑战，但我必须评估自己的实际困难;必须先得丈夫同意，再得父母支持。这些年来。母亲奔波在台北、台中道上，我在育儿、疾病、裕昌出国出差时都有母亲及时支持，而爸爸那些年正开始陷入政治困境。他们担忧我身体赢弱，无法应付家庭与工作的双重负担。但是，自恃年轻，在代课半年间又重新拾回南开精神，我终于接受了台中一中的聘书，从此踏上我自幼敬佩的教育路途。另有一个隐藏在后的原因是，三年后，我也要去投考“傅尔布莱特交换计划”。我的中学同学和大学同班（谢文津，早一年）能考上，我大约也能考上。在那时，只有这样的公费才能申请护照出国。这也是我前程的一大站。
像台中一中那样的学校，除了一贯的高水平功课外，高三拼大学联考的目标似乎渗入了每一口呼吸的空气里。他们不仅是要考上大学，而是要考上什么大学、什么科系。这件事难不倒我，我曾经呼吸那样的空气多年。高三甲、乙、丙、丁四班，据说是按学号平均分班，数学和英文是“拼”的重点。各班任课老师为了自己学生上榜的成绩，暗自也有些课外题的竞争。
在这样的环境里，我遇见了终生好友，徐蕙芳。
她比我大十岁，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她的父亲是江苏无锡著名的藏书家，哥哥徐仲年留法回国，曾在重庆沙坪坝时期任中央大学外文系教授，且是著名的小说家和文评家，我在“时与潮书店”读过他几本书。
台中一中的教员休息室很大。有几大排长长的桌子，各科的同事都自成天地。我刚去的时候，由于林同庚老师（台大讲师）由美国写信介绍，认识曾任教台中一中的杨锦钟（她不久随夫胡旭光到驻美大使馆任公使），她的朋友李鉴娴（国文科），孟文槛（历史科），路翰芬和徐蕙芳（英文科）几位资深老师对我相当照顾。徐蕙芳教高三乙班，我教丙班。她家住立德街，与我家相距不到两百公尺，有时下课一起回家，渐渐约好早上有课亦同去，坐在三轮车上。最初只谈功课已谈不完，家里还有一屋子事等着。她随夫蒋道舆先生全家来台，三代同堂，数十年维持大家庭的规模。
高三下学期最后一个月，所有课程结束，开始升学辅导，由各科名师各按专长轮流到四班上课，要自编教材，专攻联考可能题目，训练学生敏锐思考，精确作答。徐蕙芳和我在开会时分配到翻译和词类变化等文法领域，每人尚需自选精练短文数篇，可供诵读，增加阅读能力。
我们竭尽所知地搜集资料，那时我开始跑台中的美国新闻处图书室，我哥哥和他在中央社的老同学杨孔鑫有时会寄一点英文稿，有关文学和文化的新文章等。我们两人讨论之余，晚上孩子睡了，她由立德街走到我家，在我的书桌上写好，多数由我用钢板刻蜡纸，第二天到教务处印成全班的讲义或测验题。钢板刻出的讲义相当成功，后来几年的畅销升学指南“盗”用了不少，当然我们那时代没有人想到什么版权。我的字方正，不潇洒，很适合刻钢板，那时不到三十岁，做那么“重要”的事，觉得很快乐。
在台中十七年，家庭生活之外，最早跃入我记忆的，常常是放在走廊尽头的小书桌;用一条深红色的毡子挂在房槛隔着卧房，灯罩压得低低的小台灯，灯光中我们两个人做题目写钢板的情景，既浪漫又辛酸。其实其中并没有太多浪漫的情调，多半时间，我们只是两个家庭主妇，在家人入睡后才能在走廊一隅之地，面对心智的挑战。英文有一个最确切的字:“Necessity”（必然性）。家人和自己都明白，一旦进去了，便必须打赢这场仗。在我那张小桌工作（一直到一九七二年到台北丽水街宿舍，我才有了一间小小的，真正的书房），在我的小家庭，只须得到丈夫谅解，比较单纯。我的丈夫“允许”我们那样工作，因为他一周工作七天，经常出差，他不在家的时候，我从无怨言。
那张小书桌奠立了我们一生的友谊，直到她二00七年二月高龄逝世，五十年间，人生一切变化没有阻隔我们。她是我三个儿子至今温暖记忆的蒋妈妈：而我，自台中一中开始教书，一生在台湾为人处世，处处都有俯首在那小书桌上刻钢板的精神。
晚上十点钟左右，我送她沿着复兴路走到立德街口，常有未尽之言，两人送过去送过来多次。直到我离开台中一中多年后仍未分手，功课之外，我们也谈生活与家庭，她的雍容、智慧与宽宏对我影响很深。
在那五年中，每年暑假看大学联考榜单也是我生命中的大事，好似新聘教练看球赛一样，口中不断地教他们不要想输赢，心中却切切悬挂，恨不能去派报社买第一份报纸。在那一版密密麻麻的榜单上用红笔画出自己的学生名字，五十年前和今天一样，先找台大医学院和工学院的上榜者，工学院又先找电机系，因为分数最高。我不能自命清高说我没有这份“虚荣心”，尤其是担任导师那一班的升学率，占满我年轻的心。那几天之内，只差没有人在门口放鞭炮，上榜的络绎不绝地来谢师，整体说来，成绩够好。但是也有些录取不理想的和公立大学落榜的，他们晚几天也有来看我的，有人进门即落泪，我不但当时劝慰，还追踪鼓励，第二年再考，多数都能满意。成功或挫折的分享，使我相许多当年十八、十九岁的男孩建立了长久的“革命感情”，在他们成长的岁月中，有写信的，回台中家乡时来看望的，尤其是他们到成功岭当兵的那些夏天，我听了许许多多新兵训练的趣闻。学生络绎不绝地按我家门铃，每星期天我准备许多酸梅汤凉着，蒸许多好吃的包子，有些人多年后还记得。当兵的故事中最令我难忘的是石家兴，他问我要一些短篇的英文文章，可以在站岗时背诵，简直令我肃然起敬。他在台大生物系念书时和几位同学定期研讨文学和文化问题，与简初惠（后成名作家简宛）相爱，也曾带来给我看。毕业后教了几年书到美国康乃尔大学读博士学位时，邀我前往胡适的校园一游，看到他一家安居进修。当晚他邀来几位台中一中同学和她的妹妹简静惠等畅谈当年乐事，五十年间，我看着他从少年成为国际级学者，二00八年他获颁四年一度的世界家禽学会的学术研究奖，我真正分享到他们的成就感。
在台中一中的传统中，以文科作第一志愿升大学的似乎占少数，数十年间常有联系的有在外交界杰出的罗致远，主持中国广播公司的政论家赵守博，台大法律系教授廖义男等。台大外文系毕业的林柏榕、张和涌、张平男和陈大安等。林柏榕是我第一年教的学生，他在创办立人高中和竞选台中市长前曾与我谈及他要为台中做事的理想。他任市长时，我已离开台中了，但是从竞选文宣，看得出来文学教育的格调，虽然我也知道他所进入的政治和文学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与他同班的张和涌，在大同公司服务时，曾帮“协志丛书”翻译了许多世界经典人文著作。张平男是徐蕙芳的得意学生，中英文俱佳，文学作品涉猎亦深，我在国立编译馆时，邀他将文学课程必修读本奥尔巴哈的《模拟：西洋文学中现实的呈现》译成中文，一九八0年曲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出版，是一本很有意义的书。
在我任教的最后一班，进入台大外文系的陈大安，是真正喜爱文学的学生，读文学书亦有很深入的见解。他读大学时，常常请教我课外必读之书，五、六年间写了许多新诗，很有创意与深意，我都是第一个读者。他后来也去了美国，从事文化工作。一九九0年初期，我在电视上看到他与友人创办的MuseCorderoChen广告公司赢得美国全国广告协会的银铃奖，一九九四年又得美国销售协会颁发广告效果金奖。在这样全国性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必须有扎实的文学艺术根基和真正触动人心的创意。
台中一中学生日后在理工界和医界都有杰出表现，大约是传统的主流力量。那时成绩最好的都以医科为第一志愿，有一位笑口常开的学生对我说，“老师，我将来作了医生会照顾你。”我那时年轻，从未想到需要医师照顾。多年以后看到他们成为名医的报导，甚至在街上看到他们的诊所招牌，但都末以病人身分求诊。只有曾找我叙师生情谊的仁爱医院副院长刘茂松，当时我胃部不适，他安排照胃镜，我竟然在等候队伍中溜走“逃跑”了，后来再不好意思去。几年前我在和信医院作一场最后的演讲，题目是“疼痛与文学”。是台中一中的老学生蔡哲雄，在美行医二十多年后回台湾，到那著名的癌症医院任副院长，他念旧，找到了我，请我去作了那样跨界的演讲。我叙述自己在种种病苦关头以背诗来转移难缠的疼痛，而且，还不改教室旧习，印了一些值得背诵的英诗给听众呢。
二00六年夏天，我在一中第一班的学生，在台湾水产养殖方面大有贡献的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廖一久，以及四十年来首次返台的雷射专家王贞秀与张和涌一起来看我。门启之际，师生五十三年后重聚，不仅我已白头隐世，他们也已年近七十，事业成就私人生沧桑之感涌上心头，岂止是惊呼热中肠而已!他们寄来的当日合照，我一直留置案头。
数十年间我在台湾或到世界各处开会旅行总会遇见各行各业的一中学生，前来相认的都有温暖的回忆;许多人记得上我的课时，师生聚精会神的情景，课内课外都感到充实。方东美先生曾说:“学生是心灵的后裔”，对我而言，教书从来不只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种传递，我将所读、所思、所想与听我说话的人份享，教室聚散之外，另有深意。他们，都是我心灵的后裔。
第2节 文化交流之始
一九五六年初夏，我在台中一中专任教书满三年，考取“美国国务院交换教员计划”奖助，九月去美国进修英语教学一学期，旅行访问共半年，那时我已大学毕业九年了。
傅尔布莱特文化交流法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最成功的国际和平促进计划。外交委员会的参议员傅尔布莱特一九四六年提案，选派美国文化人士和各国教育文化代表，互精工作访问，藉由不同文化的交流，抚慰战争的伤痛，增进世界和平。五十多年间。仅自台湾与美国互访者即已超过万人。全世界受邀者数十倍于此，是美国文化外交影响最深远的计划。我一生做文学交流工作，应是由此有了良好的开始。
那时在台湾的甄选由美国新闻处主办，像考学生一样，摆了一些长方木桌，七十二个报名合格的教员围坐写英文作文，回答许多问题。通过初选后，还有一个五人口试小组的个别面试。其中有一个我最想不到的问题，那时的美国新闻处长Miss Whipple问我，“你家里有这么小的三个孩子，你的丈夫会让你去吗?”我除了说母亲会来照顾他们之外，一时急智竟加上一句话：“My husband encourages me to go，He is a domesticated man．”（我丈夫鼓励我去，他是一个顾家男人）。此答引起全体大笑，大约对我得分帮助不小。在一九五〇时代，全世界的女性主义运动刚刚萌芽，“居家男人”这个说法只是她们的一个梦想而已。而我不过在台中一中图书馆唯一的英文周刊《时代》（Time）上读到过一篇报导，对于“domesticated man”这个观念印象很深，是我最有兴趣的英文词类变化的好例子。但是，这个问题若晚间两年，我就不能这么回答了。因为他自从投入铁路CTC的工程建设到二十多年后退休，很少有居家的日子。
在战后喘息初定，中华民国迁来台湾初期，全省生活都很苦，许多小孩确实没有上学穿的鞋，夏天的电扇都是奢侈品。美国在太平洋的彼岸，是二次大战英雄麦克阿瑟和陈纳德的家乡，是个遥远美丽的梦土，而观光旅游只是字典上的字。如今我考取了这个交换计划的奖学金，确是梦想成真，得到一般人民难于申请的护照、签证，还有展望未来的职业进修的最好安排。我到达华府那一天晚上，坐在一扇十八楼上的窗前，一切似真似幻的感觉，激荡不已。
我这一届的交换教员（大、中学都有），来自二十多个国家，欧洲和南美最多，伊朗和日本各来了四人（也许他们最需要和平交流？），落单的是韩国梨花大学的一位讲师高玉南和来自台湾的我。我们先在华府接受十天的简报和训练，主持人是美国国务院一位专员Mr Shamlin。他对美国的生活观念与方式和我们这些国家的不同，有许多精辟幽默的比校，他那种知识分子为国服务的态度令我佩服。
接下来我们被送到密西根大学Ann Arbor的英语教学训练，扎扎实实地上了两个半月的课，欣幸赶上创办人Dr. Fries退休前最后一期课，听到他对英语文法的改良见解。我们这三十多人朝夕相处，对于各人的国家文化有很多交流认识的时间，也有相当深入的了解。由于被安排住在不同的接待家庭里，对于美国生活方式能亲身经验。
我住的是密大生物系教授惠勒Dr. Albert Wheeler的家，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美国高文化的黑人家庭。他在大学的绰号是阳光博士（Dr. Sunshine）。一九六0年代，我在《时代》杂志上读到他是诺贝尔生物奖的候选人。我住在他们家的那一段时期，他夫妇待我很好，和我谈了许多黑白种族的问题，也回答了我许多有关文化的问题。金恩博士已是他们好友，他也是“美国有色人种促进会”在密执安州最早的奠基者，他在七0年代曾任Ann Arbor市长，城里有一座公园后来以他为名。在语言教学的周末，我们参观了汽车工业、中西部农场，看了好几场足球，甚至学会了为密大油的喊叫。
那一年冬季离开寒冷的密西根州，我选择到更寒冷的怀俄明州去实习教学，试用Dr. Fries的新文法。所有的人都讶异我为什么作那选择。一则是因为我的小妹妹那时在邻州犹他（Utah）上学，再则是想体验我从未回去过的故乡（东三省）的严寒况味。怀俄明州的人非常热诚地招待我这个少见的中国女子，有些牧场主人带我去看他们的大漠牧场，有一位老先生说，他们邻界五十哩外搬进一家新牧场，太拥挤了。那三个月，天气一直在零下十度以下，而户内设备之舒适，生活之正常，甚至兴高采烈，充份显示美国精神，有时会令我想起父亲半生为家乡的奋斗。有一天降至零下四十度，我竟然下车步行想尝受“冰天雪地”之美，五分钟之内，便被警车追上，押回室内，“避免愚蠢的死亡”。
访问结束时，我们三十多人又都回到华府，聚会座谈，叙述了各人的经验与感想，临别竟然依依不舍。从美国东部，我搭乘著名的观光火车“加利福尼亚春风号”，横过美国中心各州到西岸的旧金山，沿途看到美国的山川壮丽，各州不同的风光，真是大开眼界之旅啊。
一九五七年春天，结束了傅尔布莱特交换计划课程，我搭机返台。回台飞机上，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美国老先生，问我许多关于台湾的问题，我都尽我所知地回答。他临下飞机前给我一张名片:安德森博士（Dr. Anderson，华盛顿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校长。回台后，我再度回台中一中任教。当时的教育部长是张其均先生，有一次他到台中来，通知台中一中宋新民校长，说要召见齐邦媛教员。那时有地位的人才坐三轮车，校长很兴奋，带我坐他的公务三轮车去见教育部长。张部长对我说:“安德森校长几次演讲都提到你，非常称赞，说你们台湾的中学教员水平很高，教育部希望你到国际文教处工作。”我回家后与先生和父亲商量，果然如我所料，他们都不赞同。后来教育部长又来封信，提到我若愿意，他可以帮忙，将我先生的工作也调到台北，但他岂是肯受如此安排的人，我回信说志趣在教书和读书，谢谢他的好意。
第3节 我有一个梦
第一次交换教员进修回来，回到台中一中教书满两年后，一九五八年秋天，转任台中的台湾省立农学院教大一英文，事实是学术生涯的开始。
台湾省立农学院在一九六一年改为省立中兴大学，而后才又改为国立中兴大学。英文是共同科，除此之外还有国文、历史、三民主义、体育等。在共同科的教员休息室听多了“杂拌”的言谈，下定决心一定要推动中兴大学外文系，可以有切磋琢磨的文学同道。
一九六0年左右，学校开设两班大二英文课程，请我教一班，教材自定。
这一年正好是约翰·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他的就职演说以及一九六二年去世的胡适先生最后的演讲稿，加上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金恩博士一九六三年的著名演说“I Have a Dream”，我在台中美国新闻处取得这三篇稿子，我大约读遍了那里的文学书。当时台中图书馆、学校图书馆的英文数据少得可怜。
我拿这些篇章。再加上读书时读过的一些好散文，还有狄金荪（Emily Dckinson）、惠特曼与佛洛斯特（Robert Frost）的诗作教材，并且比较中西文化的差异。学生对我讲的都觉得很新鲜。尤其在肯尼迪总统和金恩博士被暗杀后的国际氛围中，大学毕业去美国的留学潮已经开始，有关美国文化的，较有深度的新文章非常受欢迎。
这门课是选修的，约有七、八十个学生选，但上课时挤了一百多人。教室大约只有七、八十个位置，学生因为座位不够，就把隔壁教室的椅子搬来坐，常起纠纷。那时的校长是林致平和后来的汤惠荪，刘道元校长时期我开始向校长要求设立外文系，他们也常常在重要场合请我出席。
一九六五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海耶克博士（Prof. Friedrich A. Hayek）到台中各校演讲，我受命担任现场翻译。他对我说:“待会儿我讲一段，你就帮我翻译一段。”我心里志忑不安，因为我大一虽然修过经济学概论，但并不懂，所以很紧张。到了会场，看到台北还有好多人陪他来，包括台大名教授施建生、华严等，整个会场都坐满了人，我有些心慌。
海耶克先生没有给我演讲稿，而且他讲的英文带有德国腔，不容易听懂;他往往一说就是五、六分钟才让我翻译，这真是很大的挑战。还好，他偶尔会在黑板上写几个字。那是我第一次听到“Closed Society”跟“Open Society”这两个词，我想“Closed”是封闭，“Open”是开放，所以就翻成“封闭的社会”与“开放的社会”，应该不会错吧。后来大家果然继续这么用，这给我很大的鼓励。台大法学院长施建生后来对我说：“我带他们走了这么一大圈，你是当中翻译得最好的。”而且也对别人这么说。
后来。很多重要人士来台中，我曾为浸信会主教翻译，这种翻译我还能胜任。六0年代左右，蒋总统邀请《读者文摘》总编辑来台，因为他曾写过一篇关于台湾是个新宝岛的文章，到台中来他曾请我帮他翻译，这些经验给我很大的鼓励。当然，紧张的心情是免不了的，每次站在台上，我都像是战士披着盔甲上战场，总想怎么样能生还才好。文学作品的翻译必须到达精深的层次，日后我推动中书外译的一些计划，那是更高的挑战。
第4节 北沟的故宫博物院
可以称为奇缘，在中兴大学任教期间，我曾在当时位于台中县雾峰乡北沟的故宫博物院兼差六年。
一九五九年刚过完春节的时候，电话响了，有位武汉大学的黎子王学长任职故宫博物院，急需一位秘书，他们把校友会名册翻来翻去，符合外文系毕业，家住台中，又加上刚接受傅尔布莱特交换计划进修回来，我似乎是最佳人选了。
当时我除了诚惶诚恐地备课上课，家中尚有三个念小学、幼儿园的孩子，怎么可能再去雾峰乡的北沟上班?黎学长说，我只需把中、英互译，公事文件会派人送到家里，做好来取，不用天天到北沟。他的口气不像商量，倒像派令，而且工作方式也定好了，由不得我说“不”。
这份工作为我带来新的视野。为了要做出一件件文物的数据，我必须向专家请教艺术方面的问题，比如向庄严、谭旦问及那志良先生等请益;我研读相关文献、做笔记，问他们各种问题，自己也意外地得到很多收获。当年，为了熟记重要数据，一手抱幼儿一面猛背著名的窑名与特色的情景，如在眼前。
除了文书翻译，遇到邦交国元首到故宫参观，有时我也必须到现场口译。其中，最难忘的是曾任外交部长的叶公超先生陪伊朗国王和泰国国王来访的那两次，我近距离地与他们接触，留下深刻印象。
叶先生和汪公纪先生是老师辈，他常常侧着头问我:“那个东西英文叫作什么?”简直就是考我。他的性格使我不敢怠慢，他一问，我就赶快回应他。那时的主任委员是孔德成先生。最资深的庄严先生指教我最多。
那时是邦交国的伊朗国王是巴勒维，长得高大、英俊，皇室威仪中带着现代绅士的优雅，简直就是童话中白马王子现身。
我几乎是用一个爱慕者的心情，留意所有跟他有关的讯息，也想找几本书看看历史对他如何评价。因此，我想到那时能在故宫为他作解说，深感荣幸。犹记得那日，他很仔细地看铜器和瓷器;行进间，因为周边都是男人，他怕我被冷落，就常跟我讲话。看瓷器的时候他对我说:“我的皇宫里有一些跟你们这里一样大的瓷器，但都不如这个好。”他还问我：“像你这样工作的女人在台湾很多吗？”我说:“大概不少吧。”其实我他不知道，我想这样说比校有面子。伊朗是回教国家，他大概很难想象女人工作的样子吧。
巴勒维在那时是一位英主，不是一位暴君，一九六八年我在美国读书时看到各报的头条都写着:“不愿做乞丐们的国王”，标题底下有一张他的加冕照片，在继位十几年后才正式加冕，因为他立志要把伊朗变成一个没有乞丐的国家，所以等到经济改革成功了才正式加冕。我对这则新闻印象非常深刻。难以预料的是，多年的励精图治却引发政变，他被迫去国，不久即抑郁而终，死于流亡的异乡。
那天黄昏由北沟回到自己日式房子的家，换上家居服用大煤球煮晚饭，灰蒙蒙的炊烟中，想着巴勒维国王英挺优雅的身影，突然想起灰姑娘的故事，送我下班的破汽车已变成南瓜了吗?
那一阵子故宫接待好多贵宾，后来泰国国王和王后也来了。约旦国王胡笙，许多的总统、副总统……更重要的是，欧美各大博物馆，大学的艺术史家都到北沟来了。那大大的荣华和雾峰到北沟的那条乡村道路，时时令我想起北京的宫城黄昏和万里江山。
胡适先生常到故宫，在招待所住几晚，远离世俗尘嚣，清净地做点功课。他去世前一年，有一次院里为他请了一桌客，大概因为我父亲的关系，也请我去。
那天他们谈收藏古书的事，胡先生也和我谈了些现代文学的话题，我记得他说：“最近一位女作家寄了一本书给我，请我给一点意见，同时我又接到姜贵的《旋风》，两本书看完之后觉得这位女士的作品没办法跟姜贵比，她写不出姜贵那种大格局，有史诗气魄的作品。”这些话对我很有一些影响，
一九六八年我去美国，就选了两次史诗（Epic）的课，一定要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后来胡先生又说自己的工作是介乎文学与历史两者之间的研究，写感想时用的就是文学手法，他说:“感想不是只有喜、怒、哀、乐而已，还要有一些深度。深度这种东西没办法讲，不过你自己可以找得到。如果你有，就有，没有,就是没有，但是可以培养。”这些话对我来说都是启发。胡先生对我父亲的事很了解。也很尊重，所以会跟我说一些相关的话。后来我给学生上课或演讲，都觉得文学上最重要的是格局、情趣与深度，这是无法言诠的。
我在故宫也有过一阵子矛盾，想跟随这些学者做艺术史研究，也许可以另外多学一门学问。后来想想，我的背景并不够，而且我一心一意想深谈文学，所以又回去教书，再图进修。
一九六五年，故宫迁到台北外双溪，偶尔我去参观，还有很多人彼此都认得，直到他们一一去世。
（未完待续）
（三联书店，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