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被捉住的才叫贼！”
在工地，大家都知道，刘跃进是个贼。贼一般在街上偷东西，或入别人家盗窃，刘跃进不上街，也不去别人家，偷东西就在工地。在工地也不偷盘条、电缆和架子管，就偷工地的食堂。刘跃进是个厨子。偷食堂也不在食堂，在菜市场。刘跃进每天早起，要到菜市场买菜。在菜市场也不偷，韭菜、萝卜、白菜、土豆、洋葱、肉等，明码标价；但一个工地几百号人，一回洋葱土豆买得多，就能讨价还价；一斤便宜五分钱，几十斤下来，就能省出几块钱；固定一个摊买，不朝三暮四，又有讲究；还有肉，瘦肉，五花，或只买脖子肉，价钱又不一样。大家说，整个工地的人脖子都粗，和整天吃刘跃进的脖子肉大有关系。但贼被捉住才叫贼，刘跃进这贼无法捉，就不能叫贼。这时大家生气的不是有贼，而是这贼无法捉。工地包工头任保良说：“原以为，贼被捉住才叫贼，谁知没被捉住的，才叫贼呢。”
刘跃进和包工头任保良，是十几年的老朋友。任保良是河北沧州人，刘跃进是河南洛水人。十六年前，任保良，在洛水坐过两年多牢。刘跃进有一个舅舅，在洛水监狱当厨子。舅舅叫牛得草，大眼睛，四十岁之前，眼睛像探照灯一样亮；四十岁那年得了白内障，世间万物，在他眼前一片模糊。模糊之前，牛得草说话慢条斯理；模糊之后，开始高门大嗓，见人就说：“别看眼睛瞧不见，我心里清楚着呢。”
牛得草眼好时，刘跃进随娘走姥娘家，牛得草不大理人，刘跃进有些怵他。牛得草虽是一监狱的厨子，但架子很大。大不大在厨子，而在“监狱”。集市上饭馆的厨子，每天须把饭菜做好；监狱的厨子，每天须把饭菜做差；犯人吃饭，想做好，也没条件，一年三百六十日，三顿皆是：咸菜、粥、窝头。到饭馆吃饭的人，饭菜差了就骂厨子；监狱里的犯人，吃好吃坏，都不做声；见了厨子，反倒低声下气。饭馆的厨子看不起牛得草，牛得草也看不起别的厨子：“妈拉个×，普天下，都见做饭的伺候吃饭的，哪见吃饭的伺候做饭的？”
高门大嗓后，人欺他眼看不见，同事，熟人，见面爱抹他脖子。“吧叽”一声，从脑袋抹到脖项，转身走开，牛得草不知是谁。这年冬天，刘跃进随娘去监狱看舅舅，牛得草带他去集上，给监狱买咸菜疙瘩，一熟人又上来抹牛得草的脖子。牛得草担着担子习以为常，八岁的刘跃进上去踢了那人一脚：“操你娘！”
那人被骂急了，反手掴了刘跃进一巴掌。刘跃进哭了，聚上来许多人。牛得草也骂刘跃进：“玩儿呢。”
待走出集市，抚着刘跃进的头：“打虎还靠亲兄弟，上阵还靠父子兵。”
落下泪来。从此开始亲近。任保良在洛水坐牢时，刘跃进已娶了老婆。
这天刘跃进到县城买猪娃，他有一个中学女同学叫李爱莲，李爱莲有一个姑家的表哥叫冯爱国，也住在监狱。李爱莲知道刘跃进的舅舅在监狱当厨子，便托刘跃进给冯爱国往监狱捎了一只烧鸡。刘跃进在县城买过猪娃，去了监狱，把烧鸡交给舅舅牛得草。牛得草把冯爱国从号子里叫出来，把他带到监狱厨房，把烧鸡扔给他，让他蹲到墙角去啃。待烧鸡啃了一半，号子里有人喊：“我叫冯爱国，我叫冯爱国。”
这才晓得蹲在厨房啃烧鸡的不是冯爱国，是河北的任保良。牛得草到号子里喊冯爱国时，冯爱国这两天拉稀，去了茅房，任保良顶着冯爱国，来啃烧鸡。牛得草上去抽了任保良一耳光：“妈拉个×，河北没有烧鸡？”
又上去用脚踹：“欺我看不见是不是？外头欺我就算了，你们也敢欺我？”
又抄起擀面杖，没头没脑往任保良身上砸。刘跃进看任保良抱头挨打，不敢动弹，也不敢出声，嘴里还嚼着烧鸡，有些不忍，上去拉牛得草：“舅舅，算了，不就一只烧鸡？再打，也从他肚里掏不出来了。”
任保良这时哭了：“不为吃口鸡，两年多了，没一个人来看我。”
两年零八个月到了，任保良出狱了。任保良出狱做的第一件事，是到刘家庄看刘跃进。去时，带了十只白条鸡。五年过去，任保良成了北京一建筑工地的包工头。这期间两人没有见过，但有书信来往。又五年过去，刘跃进离了婚，心中正在烦恼，便离开河南洛水，来北京投靠任保良，在工地当了厨子。不在任保良手下当厨子，两人还是朋友；现在有了上下之分，两人就不是朋友了。或者，任保良能说刘跃进是朋友，刘跃进不能把任保良当成朋友。或者，私下里是朋友，人多的场合，须有上下之分。刘跃进懂这个理儿，私下叫“保良”，一有人，马上改口“任经理”。任保良看他懂事，加上有十几年前一只烧鸡顶着，虽然知道刘跃进在食堂捣鬼，但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一次刘跃进喝多了；一起喝酒的几个民工，在议论任保良；民工议论包工头，难有好话；刘跃进酒前酒后是两个人，酒前说话过脑子，酒后就忘了自己是谁，也随人说起了任保良；说现在没啥，顺嘴突噜，说起任保良十几年前在洛水坐监的事，如何因为一只烧鸡，在厨房挨打。这话传到了任保良耳朵里。任保良不怵自己坐过监，动不动还说：“妈拉个×，老子监狱都蹲过，还怕你们这些龟孙？”
但自个儿说行，别人说就不行了。或者，别人说行，刘跃进说就不行了。这一下，两人彻底不是朋友了。任保良本想把刘跃进打发走，只是担心弯拐得太陡，显得自己心量小；便不动声色，还让刘跃进当厨子，但不让他买菜；等刘跃进自个儿觉着没了油水，提出走人。恰好任保良有一个外甥女，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也从沧州来北京发展，投奔任保良，任保良便把她安排到工地食堂，专管买菜。刘跃进知道祸起一句话，祸是酒惹的，也想一走了之，再待下去双方都难堪；但中国别的不多，人多，另外的地方一时也不好找；工地挖沟爬架子的活儿好找，到食堂当厨子不好找，也就臊着自己先待下去，等有了机会再说。任保良的外甥女叫叶靓颖，任保良瘦，叶靓颖胖，十九岁，二百一十斤。身胖，胸却是平的。叶靓颖兴冲冲地上了任，每天早起，骑一辆三轮车，屁股一扭一扭，到集贸市场买菜。买一道菜，记一道账。一把葱，一头蒜，都记在算术本上。一个月下来，密密麻麻，积了两大本。但她哪里知道菜市场的门道？一个月下来，叶靓颖买菜花出的钱，比上个月多出两千多块；食堂吃的，却没有上个月好。月底结账的时候，叶靓颖把两本账递给任保良，任保良把算术本“嘶啦”“嘶啦”撕了，扔到地上：“不能不说，你是个老实人。”
又感叹：“用老实人，还不如用个贼。”
又撤下叶靓颖，让她在厨房馏馒头、蒸大米，重新把买菜的事，还政刘跃进。刘跃进这时倒端上了架子，嘬着牙花子说：“任经理，岁数大了，说起这买菜，我也转不过那些菜贩子。”
还替叶靓颖说话：“真不能怪咱外甥女。”
直到任保良急了：“刘跃进，你操过我的娘，我也操过你的娘，别再装孙子了。再拉硬弓，我真让你滚蛋！”
刘跃进这才骑上三轮车，笑眯眯地去了菜市场。
智慧苟活于萝卜和白菜之间
严格是“大东亚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的总经理。严格是湖南醴陵人，三十岁之前瘦，三十岁之后，身边的朋友都胖了，出门个个腆个肚子，严格仍瘦。三十二岁之前，严格穷，爹娘都是醴陵农村的农民，严格上大学来到北京；人一天该吃三顿饭，严格在大学都是两顿；也不是两顿，而是中午买一个菜吃一半，晚上买份米饭接着吃。大学毕业，十年还没混出个模样，十年跳槽十七个公司。三十二岁那年，遇到一个贵人；人背运的时候，黑夜好像没个尽头；待到运转，发迹也就是转眼间的事。严格回想自己的发迹，往往想起宋朝的高俅。当然，也不同于高俅。自遇到那个贵人到现在，也就十多年光景，严格从一文不名，到身价十几个亿。严格在大学学的不是房地产，不是建筑，不是经济，也不是金融，学的是伦理学；讲伦理严格没得到什么，什么都不讲，就在地球上盖房子，从小在村里都见过，倒让他成了上层社会的人。他的头像，悬在四环路边上的广告牌上；把眼睛拉出来，看着他的房产和地产。世界，哪有一个定论啊。没发迹的时候，严格见人不提往事；如今，无意间说起在大学吃剩菜的事，大家都笑。大家说，严格是个幽默的人。
严格富了之后，也有许多烦恼。这烦恼跟穷富没关系，跟身边的人有关系。四十岁之后，严格发现中国有两大变化，一，人越吃越胖；二，心眼越来越小。按说体胖应该心宽，不，胖了之后，心眼倒更小了。心眼小没啥，还认死理，人越来越轴了。他伺候的是一帮轴人。别人轴没啥，身边的朋友轴没啥，老婆也越吃越胖，心眼越来越小，人越来越轴，就让严格头疼。严格的老婆叫瞿莉，三十岁之前，瘦，文静；过了三十岁，成了个大胖子，事事计较，句句计较；一个CEO的老婆，家产十几个亿，为做头发，和周边的美容店吵了个遍。由老婆说开去，严格感叹：中国人，怎么那么不懂幽默呢？过去认为幽默是说话的事，后来才知道是人种的事。幽默和不幽默的人，是两种动物。拧巴还在于，人不幽默，做出的事幽默。出门往街上看，他们把世界全变了形，洗澡堂子叫“洗浴广场”，饭馆叫“美食城”，剃头铺子叫“美容中心”；连夜总会的“鸡”，一开始叫“小姐”，后来又改叫“公主”。严格走在街上，觉得自个儿是少数派。本不幽默，也学得幽默了。人介绍他：“‘大东亚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的严总。”
严格忙阻住：“千万别，一盖房子的。”
人说他瘦，讲健身，他说：“想吃胖啊，得有得吃呀。”
人说他生意大，北京半个城的房子都是他盖的，他摇头：“搬砖和泥，粗活，不要见笑。”
人说他幽默。他渐渐也不幽默了。不幽默并不是幽默不好，而是因为幽默，严格吃过不少亏。周围皆是小心眼的大胖子，不管是生活，或是生意，皆是刺刀见红。水该一百度沸腾，他们五十度就沸腾了；水该零度结冰，他们五十度就结冰了；他们的沸点和冰点是一样的。本来是一句玩笑话，待朋友翻脸后，或没有翻脸，仅为一己之私，会把上次的玩笑，下回当正经话来说；时间一变，地点一变，人的态度一变，把同样的话放到不同的环境和气氛中，这话立即就变了味，一下就将严格置于死地，无法顺着原路回到原来。话的变味，比朋友翻脸还让人可怕。由此带来的拧巴，比人穷不走运还大。严格摇头：“不让幽默，我不幽默还不成吗？”
四十岁之后，严格发现自己最大的变化是，四十岁之前，自己爱说笑话；过了四十岁，开始不苟言笑。久而久之，对玩笑有一种后天的反感。人跟他开玩笑，如是部下，他会皱眉：“不能正经说话吗？”
如是朋友，他不接这个玩笑；对刚才说过的事，不苟言笑重说一遍。或者，四十岁之后，严格除了瘦，其他方面也变得跟众人差不多了。不喜欢跟这些人说话，但话每天又得说；话不是不能这么说，只是觉得话越说越干涩，就像日子越过越拧巴，就像老婆整天说自个儿身上疼、眼干舌燥一样，就像发动机缺机油在干转一样，这日子早晚得着火。机油，你哪里去了？
“大东亚建筑有限公司”下边，有十几个建筑工地。十几个建筑工地，就有十几个包工头。任保良是其中之一。严格除了跟那些大胖子打交道，也常去建筑工地。建筑工地的民工，没有一个是胖的。见到这些民工，民工有河北人，有山西人，有陕西人，有安徽人，也有河南人；与大胖子说话，话越说越干涩；倒是到了建筑工地，全国各地的民工一开口，又让严格乐了。他们每天吃的是萝卜炖白菜，白菜炖萝卜，但一张口，句句可笑，句句幽默。或者说，是这些民工的话，把严格脑子中残余的一点幽默的细胞又激活了。所有的包工头，见严总来了，以为是来检查工程；工程是要检查，但主要，是来听民工们说话，透上一口气。古风存于鄙地，智慧存于民间；有意思的事和话，都让那些胖子就着鲍鱼和鱼翅吃没了；仅剩的一些残汁，还苟活于萝卜和白菜之中；奴隶们创造历史，毛主席这句话没错。
在十几个包工头中，严格又独喜欢河北沧州的任保良。任保良说话不但可笑，还愣。民工们跟任保良说话，觉得他很精；严格听起任保良的话，句句有些傻。或者不能说是傻，是粗；不能说是粗，是愣。但话愣理儿不愣。句句是大实话。初听有些可笑，再听就是实话。原来实话最幽默。一天傍晚，严格去任保良的建筑工地。一幢CBD的楼壳子，已盖到五十多层。两人坐着升降机，来到了楼顶上。夕阳之下，整个北京城，尽收眼底。严格感叹：“好风光啊。”
任保良指着脚下的街道，街道上像蚂蚁一样蠕动的人群：“‘鸡’又该出动了。”
又啐了一口痰，狠狠骂道：“婊子就叫婊子，还‘小姐’！”
又说：“严总，咱别盖房子了，开窑子吧。挣个钱，不用这么费劲。”
这话没头没脑，初听很愣，细听可笑。严格来时，正烦恼一事，现在弯腰笑得，把一切烦恼全忘了。本来晚上还有饭局，他又多待了一个小时。这时天安门华灯齐放，从没这么美丽过。渐渐，平均一个礼拜，严格要到任保良的工地来一趟。一是来听民工和任保良说话，遇到饭点，也到民工的食堂吃饭。民工们吃刘跃进的萝卜炖白菜吃腻了，一端起碗就吐酸水；严格却觉得好吃，连菜带汁，能吃上两碗，吃出一头汗。任保良看他吃得痛快，感叹：“该闹革命了，一闹革命，你天天能吃上这个。”
严格又笑。
这天中午，严格又到任保良的工地来了。工地正在吃中饭。任保良吃工地食堂吃腻了，没去食堂，从外边买了一个盒饭，正蹲在他自个小院的台阶上吃。任保良的小院，不能说是院，离工棚三尺开外，靠一棵枣树，临时用废板子围成一个圆圈；房前，巴掌大一块地方。但你又不能说它不是院。任保良吃的是栗子烧鸡块，见严格来了，以为又来吃中饭，嘴里嚼着鸡说：“等着，我让人给你打好饭去。”
但今天严格到工地来，既不是为了吃饭，也不是为了听民工和任保良说话，是为了找一个人。找这个人不是为了这个人，而是为了让他装扮另一个人。一番车轱辘话说完，任保良有些懵：“严总，你要演戏呀？”
严格：“不是演戏，是演生活。”
任保良一愣，接着笑了：“生活还用演，街上不都是？”
严格：“一下没过好，可不得重演？”
接着一五一十，给任保良讲了这段没过好的生活的来龙去脉。严格遇事背别人，背那些大胖子，背老婆，但不背任保良这种人。原来，严格一直与当今一位走红的女歌星好，这天严格去她家里看她，两人该办的事办了，严格走时，她戴一墨镜，把严格送到楼下。楼下有一条小胡同，胡同里有钉皮鞋的，烤羊肉串的，修自行车的，崩爆米花的，卖煮玉米的，卖烤红薯的，一派人间烟火。两人分手之前，女歌星到烤红薯的炉子前，买了一块烤白薯。正好一个小报记者在对面小铺吃杂碎汤，看到这歌星，大吃一惊，顺手拍了一张照片。这照片别人拍到没啥，被记者拍到，第二天就上了报纸，占了半个版。照片有两张，一张是街头全景，熙熙攘攘的人，各种做生意的摊子；全景图片右上角，叠一张特写，烤白薯的炉子前，女歌星握着一块红薯，在往嘴里塞。图片下的标题是：厌食症也是炒作？这事登报没啥，说是炒作也没啥，这事本身就是炒作，正着炒反着炒一样；问题是，歌星肩右，露出一严格的人头。图片上的严格，条瘦，倒像得了厌食症。严格对上报并不介意，他把自己的照片，整天挂在四环路的广告牌上；但报上不是他一个人，旁边还有女歌星，问题就大了；虽然他把照片挂在四环路边，世上没几个人能认出严格；问题是，严格的老婆瞿莉认识严格，瞿莉早就怀疑严格外边有人，现在报上登了这个，怀疑不就照进现实了吗？瞿莉上个礼拜去上海走娘家，下午就回北京。一下飞机，就会看到这报纸。瞿莉的头发没做好，就能跟美发店吵翻，现在看严格跟一个女人在一起，又上了报纸，怕是要拿刀子杀人。瞿莉还有一个习惯，动刀之前，爱搞追查；这个追查的过程，比杀人本身还可怕。照此推论，瞿莉看到报纸，便会去现场调查。为了蒙骗老婆，严格想把现场重新布置一遍，把昨天的生活重演一遍；待瞿莉调查时，众人皆说严格和歌星不是一起来的，把必然说成偶然，把两个关系亲密的人，说成互不认识；说不定能将案子翻过来，躲过这一劫。街头现场有十几个摊位，烤红薯的，烤羊肉串的，钉皮鞋的，崩爆米花的……，严格都交代好了；就一个卖煮玉米的，安徽人，一说话就哆嗦，怕他露馅，得找一个人替他；演他，还得像他；像他的人，工地最多，就找任保良来了。一番话说完，把严格累着了，任保良也听明白了。但任保良怀疑：“她要是看不到这报纸呢？我们不白张罗了？”
严格：“她看不到，别人也会告诉他；她身边，都是大胖子。”
大胖子没好人的理论，严格也对任保良说过，任保良能听懂。但他又感叹：“多费劲呀，如是我，早跟她离了，一了百了。”
严格瞪了任保良一眼：“事情没你想得那么简单。电视上，每天不都在演戏？一个人去视察，周围都得布置成假的，和对付我老婆一样。各人有各人的难处。”
任保良明白了，这戏是非演不可了；但他搔头：“可要说装假，你算找错了地方。工地几百号人，从娘肚子里爬出来，真的还顾不住，来不及装假。”
严格的手机响了，但他看了看屏幕，没接；端详任保良：“我看你就行。”
任保良跳了起来，似受了多大的委屈：“我咋给你这印象？剥了皮，世上最老实的是我。”
这时话开始拐弯：“严总，咱说点正事，工程款拖了大半年了，该打了；材料费还好说，工人的工资，也半年没发了，老闹事。”
用手比划着：“一个月不出，我的车胎，被扎过五回。”
任保良有一辆二手“桑塔纳”。严格止住他：“我说的也是正事。我要被老婆砍死了，你到哪儿要钱呢？”
任保良一怔，正要说什么，小院的门被“哐当”一声撞开，刘跃进进来了。进来也不看人，也不说话，径直走到那棵枣树下，从腰里掏出一根绳子，往枣树上搭。任保良和严格都吃了一惊。任保良喝道：“刘跃进，你要干嘛？”
刘跃进把脖子往绳圈里套：“干了半年，拿不着工钱，妻离子散，没法活了。”
原来，刘跃进刚送走韩胜利。这次韩胜利没白来，刘跃进从食堂菜金里，给他挤出二百块钱；这二百块钱的窟窿，还待刘跃进到菜市场去补；虽说是菜金，其实这二百块钱，早被刘跃进从菜市场找补回来了，只是不想还债，才找出这么个说法。但韩胜利不同往常，临走时说，剩下的三千四百块钱，只给两天时间；两天再不还，就动刀子。看他的神色，不像开玩笑。目前刘跃进身上，倒是还有三千多块钱；但这点钱，以备不时之用，一般不敢动；身上少了五千块钱，刘跃进心里就不踏实。韩胜利走后，刘跃进正兀自犯愁，儿子刘鹏举又从河南老家打来电话，说学校的学费，两千七百六十块五毛三，不能再拖了；也是两天，如果交不上去，他就被学校赶出来了。欠人钱，儿子又催钱，任保良欠他钱，三方挤得，刘跃进只好找任保良要账。儿子正好来了电话，也是个借口。他也知道，任保良手头也紧，想让任保良还钱，就不能用平常手段。上个月，安徽的老张，家里有事，辞工要走，任保良不给工钱；老张爬到塔吊上要往下跳，围拢了几百人往上看。消防队来了，警察也来了。任保良在下边喊：“老张，下来吧，知道你了。”
老张下来，任保良就把工钱给了老张。刘跃进也想效仿老张，把工钱要回来。刘跃进本不想这么做，跟任保良，也是十几年的老朋友了；但因为工地食堂买菜的事，两人已撕破了脸；加上被事情挤着，也就顾不得许多。但刘跃进用这种方式刁难自己，还是出乎任保良意料。任保良马上急了：“刘跃进，你胡吣个啥？你妻离子散，挨得着我吗？你老婆跟人跑，是六年前的事。”
又指严格：“知道这谁吗？这就是严总。北京半个城的房子，都是他盖的。你给我打工，我给他打工。”
又抖着手对严格说：“严总，你都看到了，不赶紧打钱行不行？见天，都是这么过的。”
严格倒一直没说话，看他俩斗嘴；这时轻轻拍着巴掌：“演得太好了。”
又问任保良：“是你安排的吧？你还说你不会演戏，都能当导演了。”
任保良气得把手里的盒饭摔了，栗子鸡撒了一地：“严总，你要这么说，我也上吊！”
又指指远处已盖到六十多层的楼壳子，上去踹刘跃进：“想死，该从那上边往下跳哇！”
严格这时拦住任保良，指指刘跃进，断然说：“人不用找了，就是他！”
钱后头，藏着一个字：恨！
这天下午，刘跃进穿着另一个人的衣服，装扮成另一个人，蹲在十字街头转角处卖煮玉米。另一个人刘跃进没有见过，严格告诉他，是个安徽人，高矮，胖瘦，脸上的黑，跟刘跃进差不多。其实模样有些差别也没啥，所有的装扮为了哄骗一个人，为了对应一张照片，无人能分清照片上一个卖玉米的和另一个卖玉米者的细部；照片上，这个卖玉米的全身，只有豆粒大小，大体差不多就行了。何况，在这出戏里，这个卖玉米的并不是主角；主角是卖白薯的，和挨着卖白薯的那个卖羊肉串的。严格的老婆瞿莉如来现场调查，盘问他们的可能性最大。卖玉米的只是照猫画虎，以防万一。刘跃进平生第一次装扮别人，为了装扮这个人，严格付给刘跃进五百块钱。刘跃进接过钱，马上入了戏，他问严格：“你说那人是安徽人，我是河南人，一张口，说话穿帮了咋办？”
严格一愣，觉得刘跃进说得有道理，这一点他没想到；再一想，觉得刘跃进说得没道理。人在照片上不会说话，这人是安徽人只有严格知道；待戏开场，瞿莉并不知道这人的来历；严格又松了一口气，对刘跃进说：“你该说河南话，还说河南话，关键是不要紧张。”
又交代：“不是主角，也不能掉以轻心；我老婆像黄鼠狼，有时候专咬病鸭子；不然我也不会把安徽人换下来。”
刘跃进点点头，撇下安徽人，又问另一个问题，指指报纸上的图片，又戳戳报纸背后：“给人找这么大麻烦，照相的图啥呢？钱？”
严格叹口气：“钱后头，藏着一个字：恨。恨别人比自个儿过得好。”
刘跃进点点头，明白了。图片的远景，有一新盖的综合商城；严格指着商城的楼顶：“该在这儿埋个狙击手，‘嘣’地一声，他脑袋就没了。”
刘跃进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和任保良提出的问题一样，严格这么大的老板，出了这事，咋就不能敢做敢当呢？与一女的好了，还就好了；老婆知道了，也就知道了；和老婆离婚，跟那个唱歌的结婚不就完了？再也不用偷偷摸摸了；干嘛还费这么大的劲，把生活重演一遍，去瞒哄老婆呢？在这一点上，严格还不如河南洛水“太平洋酿造公司”那个造假酒的李更生。李更生抢了刘跃进的老婆，倒是敢作敢为。但这话刘跃进没敢问，只是想着各人有各人的难处；这么大老板，原来也为老婆的事犯愁。由此，刘跃进对严格产生了一丝同情。或者，两人有些同病相怜。说是同病也不对，但在害怕揭开世界的真相上，两人倒是相同的。
严格交代刘跃进不要紧张，待穿上那安徽人的衣服，刘跃进倒没感到紧张，只是感到不舒服。不舒服不是不舒服装扮另一个人，而是这安徽人的衣服有味儿。一眼就能看出，这身衣服是从夜市的地摊上买的二手货；这身衣服，也不知经了几茬人；有些馊，又有些狐臭。不知是哪茬人，在这衣服上留下的痕迹。衣服虽有味，但这安徽人的玉米却煮得不错。一个大钢精锅，座在一蜂窝煤炉子上；刘跃进一出摊，马上有人来买。而且能看出，都是回头客。可见卖一玉米，也能卖出名堂。刘跃进又佩服这安徽人。严格说这人胆小，一说话就哆嗦；刘跃进却觉得，这个哆嗦的人，做事倒认真。刘跃进想着，待哪天自个儿跟任保良闹翻了，也来卖玉米。刘跃进接手摊子时，严格交代得很清楚：“安徽人怎么卖，你就怎么卖，一切不要改样。”
但刘跃进接手之后，马上改了样。别的样子他没改，只是改了玉米的价钱。煮好的甜玉米按穗卖，过去安徽人一穗玉米卖一块钱，刘跃进接手之后，马上改成了一块一。刘跃进把在菜市场买菜的经验，移植到了卖玉米上。一穗多出一毛钱，一百穗就多出十块钱；不能替安徽人白忙活。有顾客掏钱时问：“不是一块吗？今儿咋改一块一了？”
刘跃进：“昨儿怀柔下了一场冰雹，地里的玉米全砸坏了，可不就一块一了？”
人打量刘跃进：“咋改人了？”
刘跃进：“我弟昨儿晚喝大了，我是他表哥。”
但刘跃进埋头卖了仨钟头玉米，严格的老婆瞿莉还没露面，还没来调查。看看天色，今天是不会来了。来不来，刘跃进倒不在意；五百块钱的演出费已经挣到手了，锅里的玉米卖出一半，也有五六块钱的赚头；如果明天再演，明天再收演出费，明天再接着赚玉米的差价；就这么天天演下去，刘跃进还发了呢。但刘跃进的梦想马上破灭了。刘跃进正浮想联翩，一辆“奔驰”缓缓开来，停在路边；从车里下来一胖女人。车的另一侧，下来严格。刘跃进知道，锣鼓点敲响了，大幕拉开了，戏开场了。严格的老婆胖虽胖，但能看出，年轻的时候并不胖；现在虽然身子走了形，脸也走了形，但仍有八分颜色。她左手牵着一条狗，右手握着一张报纸。这张报纸，就是刘跃进看过的登着女歌星和严格的报纸。刘跃进抖了抖精神，做好了上台的准备。
瞿莉下午四点从上海飞到北京。本来两点该到，但上海有雷阵雨，飞机晚起飞俩钟头。瞿莉到上海是走娘家。本来她与娘家关系不好。瞿莉小时，与父亲关系好，与母亲关系不好；母亲脾气暴躁，动不动就打她；瞿莉有一妹妹，母亲对妹妹却不一样，骂是骂过，从无动过手；可见脾气也分对谁。家里分成两党：父党与母党。但父党弱，家里是母党的天下。上海人恋家，但瞿莉考大学，毅然考到北京，就是为了摆脱上海的母党。瞿莉与严格结婚第二年，瞿莉的父亲死了；瞿莉从此不再回上海。回上海，也不回娘家。
但近一年来，瞿莉开始走娘家，有时一月一走；连严格也不知道这变化从何而来，是瞿莉变了，还是她母亲变了。但不管是谁，严格并不反对这变化；因瞿莉一走，北京就成了严格的天下，严格就可以放心约会女歌星和其他女人了。但严格不知道的是，瞿莉回上海，并不是为了走娘家，而是为了看心理医生。瞿莉认为自己得了重度忧郁症，只是背着严格没说。
瞿莉与严格结婚十二年了。头五年，日子穷，两人老闹别扭；那时瞿莉还文静，与文静的人闹别扭，皆是冷战。五年后，日子富了，瞿莉变胖了，两人再闹，开始大吵大闹。大吵大闹五年，又不闹了，又开始冷战。这时的冷战，就不同于过去的冷战。冷战中，瞿莉突然发现自己有病。有病不在身体，在心，似总在担心什么。既担心严格变心，每天睡觉前，都偷偷到厕所检查严格的内裤；又担心自己；似又不是担心他们两人，而是担心整个世界。周围一发生变化，哪怕门口钉皮鞋的换了，或国家领导人变了，本来与她毫不相干，她都觉得世界乱了，全体不对劲。明显是忧郁症了。别人得忧郁症，应该睡不着觉，应该憔悴和瘦，瞿莉倒天天睡不够，越吃越胖。一烦心，就吃汉堡包。直到吃撑吃累，倒头便睡着了。于是就看心理医生。北京也有心理医生，但上海人心眼小，得忧郁症的更多，所以上海的心理医生，又比北京高明；瞿莉还有一个想法，这忧郁症虽得在现在，说不定和童年也有关系，和母亲也有关系，在上海就地就医，也接地气；于是一个月一趟，飞上海看医生。
别人看心理医生解开了心结，瞿莉越看心理医生，心结结得越大。给瞿莉看心理的医生是个男的，浙江奉化人，和蒋介石是同乡；三十多岁，也说浙江官话；但他没胡子，发型、手指的舞动，像个同性恋。但他看别人心理，倒是入木三分；一桩桩一件件，由表及里，由浅入深，透过现象看本质，说得头头是道。但他一开始也没说中，也是针对现象说现象，直到半年之后，盘问出瞿莉与严格结婚十二年，流过三次产，一个孩子也没保住，一切才豁然开朗。这蒋介石的小老乡，翘着梅花指，微微点头，用浙江官话说，这就对了，一切根源都在流产；和她的童年和母亲倒没关系。她担心的不是严格，也不是自己，也不是整个世界，而是孩子。检查严格的裤头，是怕他跟别人生孩子；又开始与严格冷战，做一个头发，却与周边的美发店吵了个遍，是在往外推卸责任；越吃越胖，是破罐子破摔。更进一步，根子也不在孩子，而是怕自己没有孩子，将来的家产落到谁手里。换句话说，是钱。
原因找到了，医生豁然开朗了，瞿莉本也该开朗，但她没开朗，反倒更忧郁了。因为这根源她无法解决。本来对世界还没有那么担心，现在反倒更加担心了。本来担心的是整个世界，经过医生的帮助，倒渐渐落到了严格一个人身上。严格在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她都比以前留意。她也知道这种担心和留意会使事情适得其反，也许她要的就是适得其反；想用适得其反，用爆发，用一个恶劣的最坏的结果，用杀人，用血流成河，来证明错不在自己，把责任都推到对方和世界身上。过去担心严格在外边有人，现在严格在外边没人，她倒不放心；也许，严格在外边搞的越多越好；越多，越能让她的愿望早日实现。
她这次去上海，本不是为看病，就是一个习惯；昨天，她北京的一个闺中密友，打电话告诉她，严格与女歌星的照片上了报纸。这闺中密友也是个富人的老婆，大胖子，密友感慨之下，有些兴奋，又让瞿莉看清了这密友的真面目。也是时刻盼着身边朋友倒霉的人。也是心里有病。但闺中密友不知道的是，瞿莉听到这消息，并没有沮丧，而是像密友一样兴奋；就像战马闻到了战场和血的气息，浑身的血液，立即沸腾起来。但她在电话里，又故作沮丧的样子，也让闺中密友上了一当。可她准备引而不发，她要消受这苦胆和毒汁；火山积得越久，喷发出的火焰越壮观。她从首都机场下了飞机，严格来接她，手里拿着一张报纸，她知道严格是在欲盖弥彰，抢占这事的先机。待上了车，瞿莉抱上狗，严格打开报纸，让她看照片。接着解释：“你爱信不信，当时我买红薯时，都没留意她是谁。”
意图这么明显，倒把瞿莉的火拱上来了。本不想上闺中密友的当，这时又上当了；本想引而不发，突然又发了。她说：“你紧张什么？我到现场问一问，不就清楚了？”
严格：“昨儿的事儿了，谁还记得？”
瞿莉不理，让司机径直去照片上的街头。但她这样做，正好也上了严格的当。严格不是欲盖弥彰，而是欲擒故纵；他盼的就是瞿莉去现场；瞿莉过去也去过别的现场，让他提心吊胆；但这次与过去不同，这次经过周密布置，他担心他的戏白导了；他不是借此否定这一件事，而想借此否定整个瞿莉。严格也入戏了，装作不情愿的样子：“你爱看不看。”
随瞿莉一块来到了昨天的街头。
刘跃进本来不紧张，看到瞿莉和严格下车，演出要开始了，刘跃进突然又有些紧张。毕竟过去没演过戏，更没演过生活。演生活，原来比演戏还难。让刘跃进感到紧张的还有，他整天跟工地的民工在一起，大家都是下层人，说的是同样的话，干的是同样的事，没跟严格瞿莉这些有钱人打过交道，不知道他们整天干些啥，遇事会说啥话，自己这戏该怎么接。瞿莉牵着狗，并没有急着上去调查，而是由着狗的性儿，随意在街角各个摊子前蹓跶。严格倒有些不耐烦，催她：“不信，你问卖烤白薯的。”
瞿莉没去问烤白薯的，倒在其它摊前继续蹓跶。但她恰好又上了严格的当。瞿莉蹓跶回刘跃进的钢精锅前，刘跃进像安徽人一样，浑身开始哆嗦。瞿莉看刘跃进哆嗦，便停在刘跃进摊前，摊开报纸问：“师傅，昨儿看到这歌星了吗？”
刘跃进说不出话来，哆嗦着点点头。瞿莉好像很随意地：“她几个人来的？”
刘跃进磕巴：“俩。”
严格在瞿莉身后，吓得脸都绿了。瞿莉：“哪个人是谁？”
刘跃进：“她妈。”
瞿莉一愣：“你咋知道是她妈？”
刘跃进：“我听她说，‘妈，你先吃玉米，我去买块红薯。’”
瞿莉松了口气。严格在瞿莉身后，也松了口气，悄悄给刘跃进翘大拇哥。看似一个民工，还真能演戏。瞿莉问完刘跃进，不再问别人；就是问别人，有这良好的开端，严格也不怕；瞿莉牵着狗，转身回到奔驰车旁。严格也跟了过来，似受了多大委屈，率先上了车，“嘭”地一声，关上自己一侧的车门。这时瞿莉对司机说：“等一下，我也买根玉米。”
牵着狗，又回到刘跃进摊前。问：“玉米多少钱一根？”
刘跃进这时不紧张了，还为刚才的紧张有些懊恼；原来演出这么容易。这时开始放松，真成了一个卖玉米的：“一块一。”
瞿莉扒拉着锅里的玉米，又似随意问：“这歌星，是昨天上午来的，还是下午来的？”
这一问把刘跃进问懵了。没有台词提示，刘跃进只好随机应变，顺口答道：“上午，我刚出摊。”
瞿莉点点头，笑了。刘跃进以为自己又演对了，也笑了。瞿莉挑了一穗玉米，掏出两块钱，递给刘跃进：“不用找了。”
牵着狗，又回到车旁。刘跃进以为演出圆满结束了，严格在车上也以为演出圆满成功了；奔驰车在街上疾驶，瞿莉一直在埋头啃玉米。严格还有些得理不饶人：“人家报上说的是吃饭不吃饭的事，你都能往男女关系上想，心术能叫正吗？”
又说：“下次再这么疑神疑鬼，我真跟你没完。”
没想到瞿莉猛地抬头，将手里的玉米，摔到严格脸上，把严格的眼镜也摔掉了；脚下的狗也吓了一跳，仰起脖子，“汪汪”叫起来。严格急了：“干什么，无理取闹是不？”
瞿莉这时满含泪水，指着报纸：“严格，下次你要骗人，还要仔细些。卖玉米的说是上午，看看你们身后的钟表！”
严格从脚底下摸到眼镜，戴上，看报，原来，全景图片上，远处那座综合性商城，商城楼顶的犄角上，竖着一电子钟；虽然有些模糊，但能看清数字：17：3：56。严格傻了。
（未完待续）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