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死不如赖活”是中国人一向奉行的生命信条。随着社会的变迁和生活语境的改变,这个古老观念已失去根基,近年中国农村自杀率和进城民工犯罪率剧增便说明了这一点,并证明传统农民那种坚韧、内敛、逆来顺受的性格发生了巨大质变。

中国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总的自杀率为23/10万,而国际平均自杀率仅为10/10万,中国自杀率是国际平均数的2·3倍,中国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中国每年约30万死于自杀,自杀已成为中国15至34岁人口的第一位死因,是总死亡人数的3·6%,成为继脑血管疾病、支气管炎及肺气肿和哮喘、肝癌、肺炎之后的第五大死因。

笔者老家那个500人左右村子,近十年内自杀人数不下10人,除了二人在60岁以上,其余均为25至35岁之间,两名已婚女性,其他均为单身男性,自杀主要手段为农药和上吊,这些自杀年轻人中没有任何先天性疾病,自杀率高出20年前的5倍。我2000年春节回家,一老汉对此悲伤而气愤的说:“都要缺掉”,其意是家家都断绝香火。村子出现前所未有的凋零,有人去楼空之感,剩下老人和少得可怜的几个小孩,人口流失和老化使得村子逐渐败落。另外,近年外出打工的死伤率也高,仅我所知就有两死一伤;加之25-40岁间光棍愈来愈多,他们都是自杀与犯罪潜在人群。在我的记忆里,村上从74-94这二十年间仅有四人死于自杀,两男两女,自杀主因是家庭与人际的矛盾。此外,隐性自杀同样是不可忽视的严重现象,贫困与绝望导致农村男子酗酒导致疾病而死亡。

中国人对自杀向是比较宽容的,宽容到无视它存在的地步,自杀在西方社会一直是个极为严重的敏感社会问题,在宗教和道德方面都无不例外。古今中外,自杀者不外乎绝望和压抑,这种极端行为是对社会团体和现实世界的决裂性抗议。中国的自杀者主要集中在弱势社会阶层,农民们的自杀率主要是社会大变迁的因素所致。尽管保持经济高增长势头,但农民弱势化愈来愈明显,可以说:中国当代农民的自卑感超过任何历史时期,其生存境遇和价值体系空前恶化。农民自杀率高踞不下的同时,中国新一代农民性格也发生了质的变化,由早先的内敛型转向进攻型发展,进城民工的犯罪率已说明他们愈来愈具有进攻性,不再是传统那种自残式的内敛性格。各地发生过重大恶性暴力事件,很大比例的案犯是进城农民,一些重大恶性凶杀案都呈现出情绪的发泄性倾向。

农村人不仅要面临贫困的威胁,在现代消费文化和商业潮流的冲击下,他们原有价值观和生存语境遭到彻底性破坏,“耕作为本”、“节俭为德”、“劳动致富”、“一亩二分田,老婆儿女热炕头”都变得不合时宜。权力腐败和商业泛滥不仅加剧社会危机,并导致价值与道德严重混乱,一切都变得唯利是图和可交易性,金钱取代了价值准则和道德底线,一个男盗女娼的社会就这样催生了,进城的男青年犯罪和女青年卖身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空前景象。

在贫困和拜金主义的双重刺激下,农村原本“男多女寡”性别失调矛盾变得更为激化,导致农民社会的原有结构彻底崩溃。财富过度集中在城市和发达地区,这些地区恰恰又是性行业极为猖獗的地区。目前中国有多少女性从事卖身活动是个无法统计的数字,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她们主要是农村年轻女性,与此同时,农民光棍条子越来越多。在一亿多流动人口当中,主要是轻壮年人口,其女青年普遍存在性交易现象,她们是色情服务业主力军。那些长相耐看一点农民女青年一旦进城,由于物质的诱惑和社会风气的影响,她们很难不从事色情行业和不做“二奶”。这些农村女青年是性生理被开发过度的人群,伴随她们的是暴力和关押、性病和堕胎、歧视等身心折磨。此外,在厂矿做工的农民普遍存在性压抑,住宿条件、劳动强度和作息时间都严重限制他们的性活动,私营企业普遍采取法西斯主义管理模式,剥夺民工的人身自由和法定休息时间。

从公安部门抓获的嫖客来看来,每7人有1人为进城民工,其余均为城镇男子。城镇30-55年龄段已婚男性在经济上最有实力,这些人控制着全社会一半以上的财富,他们直接参与嫖娼和包养年轻女性的频率极高,在性资源方面的占有额也是惊人,财富转换为性资源的占有和掠夺,对农民的人格与心理、生活与价值伤害更是无法估计的。在农民女性与城镇男性的性活动中,年龄差距均在十岁以上,这就是意味一代人对另一代人的性资源的占有。农民作为一个经济与政治的弱势群体,加之两性人口结构的失衡,它自然丧失正常社会所需的性别与婚姻的基础。

随着城乡差距表现为贫富差距,农民的贫困却在不断扩大,最直接表现在就医就学。穷困所反映出问题已不限于物质层面,在商业化和城市化如火如荼的情势下,人们的消费欲和期望值也发生了变化,相比之下,农村农业都显得毫无生气,农民必然流向都市去寻求生存空间。然而,过去“一国两民”的社会结构变成严重的城乡两极化矛盾,农民在没有组织、经济与文化资源的情况下,必然置于弱势群体的一端。可怕的是,弱势群体是中国社会的主体,而强势一端是通过长期不公正的政策倾斜取得稳固的利益,似乎没有理由使得他们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同时,他们对政府权力和社会话语权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些都导致城乡矛盾越来越突出。首先,政府对这一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显得无所作为;其次,那些在现有体制下占有各种资源的强势群体持着一种惯性思维,把既得利益视为一种理所当然的特权,从而出现强强联合掠夺社会资源的疯狂局面。所以,权力集团,知识精英、富人和中产阶级都越来越满足于现状,政治上也更倾向于保守。这使得农民问题丧失了政治和精神上的后盾,使得为农民和弱势群体呐喊的边缘声音也是有声无色。因此,城乡矛盾变成了经济与政治的复合矛盾,使得中国在经济方面不断增长,政治上越来越反动,从而加大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农村的自杀率和民工的犯罪率激增不过是社会不稳定因素扩大过程的潜在表现,一旦在经济和政治上有所风吹草动,一场灾难必然降临。对此,全社会都有所预感:民间的“恐乱症”和政府的“稳定压倒一切”都证明了中国社会稳定已经临界最危险地带,社会凝聚力并没有因经济增长而获得提高,相反,贫富分化、权力腐败和社会不公却在激起阶级对抗和社会排斥。从上而下一片强调“稳定”和反对“仇富”声音实际上传达了既得利益者的危机反应。

在社会资源过于集中垄断的情况下,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和渠道则显得更为阻塞。在既得利益集团不打算放弃他们的非法所得和特权的情况下,社会不公必将刺激非理性的暴力激增,这也是中国长期“一国两民”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倒霉的是那些中下层社会,他们的财产与人身最易成为犯罪的袭击目标,几乎所有重大恶性暴力案件中都突出“以弱虐弱”现象。相比之下,既得利益阶层受害程度相对少得多,所以他们对社会恶劣现状表现出无动于衷的冷漠。

中国同时是个缺少社会脊梁和道德楷模的社会,官员、富人、明星、名流、知识分子虽然处于社会权力的中心,可它却是一个道德真空的地带。从艾滋病现象就可以看到,同样是不可治愈的恶症,但在不同的社会里则有不同表现,艾滋病人的行为态度完全取决社会态度。那些艾滋病人倍受歧视和排斥的社会,患者普遍不在乎传播病毒,甚至故意将病毒传给他人,最极端的例子如三年前京津等城市出现艾滋患者用针管抽出自己血液到街头扎人,恐慌引起了连锁反应,公共场所一时人影绝迹,付出巨大的经济损失与社会代价。其实,艾滋病人的绝望不在于身患绝症,他们是被冷漠、排斥和歧视逼得走向极端。事实也证明,他们非理性极端手段收到一定的效果,并引起全社会关注和援助。

中国农民问题归结起来是一个社会公正的政治问题。目前看去,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改变他们的弱势命运,还需通过他们自己努力和争取,非理性的发泄暴力是一种“不平则鸣”,虽不能解决最终问题,是无可奈何奈的手段,显示他们不再愿意在沉默中忍受痛苦的煎熬。在这二十年的发展,中国农民最大的改变是精神上的,国民性格发生前所未有的改变:残酷的现实也没有给他们任何退缩的迂回;他们不再乖顺和愚腐,更不再相信谎言和说教;从思想转变到道德抛弃;从内敛性格转向具有主动性进攻型;从屈辱的自杀走向破坏性的反抗。

(《民主中国》200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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