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成立十周年。八月十九日，在密西根大学举行的第十届学会年会，专门安排了成立十周年的庆祝会。我作为学会的首任会长参加了庆祝会，并和历任会长及众多会员一起举杯相贺。在庆祝会上，见到了许多老朋友，有的已是八、九年没见。新朋旧友相聚一堂，令人精神为之一振。
几个月前，当在任会长徐滇庆来电话请我出席庆祝会时，我是很犹豫的。由于多种原因，我已好几年没参加学会年会了。学会在国内有很多交流项目，而我是“反动组织”中国民联的前任主席。我参加学会活动，是否会给学会带来麻烦呢？更令我踌躇不定的，是“成立十周年”中这个“十”字。它令我惶恐，给我一种老之将至的无奈感。这十年里，除创建经济学会外，我虽然做了一些民运工作，但总的说来是少有所成的。尤其令我失望的是，尽管我和众多朋友尽了最大的心力，民运至今仍是一蹶不振。我後来在庆祝会上半开玩笑地说，我十年来值得一提的成就只有一个，就是去年生了个儿子。沮丧之心境，自不待多言。
当然，我後来还是去了。在庆祝会上，我回忆了和杨小凯等人组织经济学会的经过。那简直象是另一个时代的事情。八四年十月，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全面将改革引进城市。那时我正在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读书。我们受这一决定鼓舞，决定组织一次留美同学的经济学讨论会。我们搜罗了各地经济、管理专业同学的名单，向几十家基金会提出了经费申请（後来只有福特基金会提供了赞助）。再後，就是拟定成立学会的规划、办理学会的法律注册手续和免税申请，以及争取使、领馆的支持。八五年五月，我们组织的讨论会在中国（大陆）驻纽约的总领事馆召开。参加讨论会的有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共五十多人，此外还有普林斯顿大学的邹至庄教授、领事馆的纪立德总领事等。五月二十六日，与会同学正式通过了成立“中国留美同学经济学会”的决定，并选我为首任会长。在担任会长期间，我编辑了《会员通讯》创刊号。《通讯》创刊前，我请当时的驻美大使韩叙题词，他欣然应允，题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结合中国的国情学好经济学，为振兴中华贡献力量”。《通讯》创刊号在卷首刊出了韩叙的题词。
留美经济学会是应改革开放之运而生的。当时，留美的经济、管理专业学生已达到一定数量，尽管几乎尚没有人拿到博士学位，但已有些人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对“西方经济学”有了全面、准确的掌握。同时，国内许多改革人士对经济学知识求之若渴，很希望和留学生交流。（我还记得八四年夏天我给国务院经济中心的人讲解宏观经济理论的情景。当时听讲的人兴趣十足，但却对一个简单的IS-LM模型都理解不了。）此外，国际上对中国的改革正在刮目相看（八五年邓小平因推动改革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当年的风云人物），这使得我们几个名不见经传的学生居然从美国的基金会申请到了经费。这样的人和、天时和地利，对于学会的顺利降生及稳步发展是不可或缺的。能主持学会的创建，是我的荣幸和骄傲。“人生能有几回搏”？！在我的一生中，留美经济学会就是很重要的一搏。
现在回想起来，我对自己当时头脑之简单感触颇深。那时，我根本没去想研究经济学是一种职业，也根本没想过要留在美国。我读书和组建学会的动力，完全来自“为振兴中华贡献力量”的愿望。那时参与创建学会的其他人，好象也有类似的头脑。有句话说，发明家是那些不知道哪些事情不可能的人。我们创建学会，大概也有赖于这样一种“傻”劲。
可惜的是，八十年代的改革没能够坚持下来。这些年里，我们的国家社稷并没有走上正轨，在许多地方反而退步了。学会刚成立一年多，就发生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胡耀邦被逼下台，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被清除出党，我自己也因组织留学生联名为胡、方、刘、王抱不平而迈出了与当局决裂的决定性一步。八九年，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全民民主运动和“六四”镇压。这几年里，人们捞钱捞得发疯，将学问、理想、道义均置之脑後。而中共当局则逐渐由韬光养晦演变成肆无忌惮，在将魏京生、王丹、陈子明等民运人士再次关入大狱後，最近又对李登辉展开了革命大批判。中共领导人的局限和顽固，使中华民族错失了振兴的良机。这种不幸，是任何个人或组织的挫折都无法相比的。
令人多少感到欣慰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经济学会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不断发展壮大，而且一直运行平稳、一团和气。这十年里，学会已从一个学生组织成长为一支具有稳固学术地位的专业队伍。在经济学的普及教育方面，学会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在留美经济学会创建十周年之际，我愿和朋友们一起，为学会祝福，也为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祝福。
（《北京之春》1995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