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中国的民主事业正处在一个艰难的关键时期,每个关心中国前途和命运、有良知和责任心的中国人都会认真思考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志士仁人前赴后继,已作过若干次尝试,但问题仍未真正解决。本文试图抛开感情因素,从纯学理的角度,在分析中国精英政治心态和现状的基础上探讨中国民主事业的道路和前景,其主题是:理性、宽容、和平、渐进。

六年来知识份子的分化

中国民主事业从来以知识份子为前锋和骨干,因此我们必须以分析知识份子现状为起点。八九年六四事件以后,知识份子政治心态的变化引人注目,甚至是无法回避的严峻现实。他们从充满激情、希望、投入甚多到震惊、绝望、悲愤渐至冷静思考,面对现实,历经痛苦难忘的心路。而参与运动的各类人的分化,重组和立场变化则同样令人惊叹,尽管是不容怀疑的现实。

当年慷慨激昂,为民请命的学生领袖和作为其精神支柱的一批高级知识份子,大部份通过逃亡或合法的渠道定居海外,一时还不可能返回自己的祖国,只剩下少数几个人仍留在中国大陆,成为一般民众并不熟知的职业政治活动家。北京原智囊中的精英和各地次一级的领头人物同样各奔东西,有的在饱尝了几年铁窗之苦后复归自由,有的经过几年消沉后又渐渐活跃,但大部分利用比较好的高层和海外关系转为经商。令人痛心的是,其中相当一批人已成为他们当年竭力声讨的官商的一个组成部分,尽情利用官僚中的腐败份子大赚其钱,成为罕有政治热情和民主理想的新商人。而大学校园里在几年经商热的冲击下,已经没有什么政治激情可言,学子们关心的是做商人、学管理、当律师,哲学、政治理论、文化人类学等理论研究问津乏人,罕见引人注目的讨论和兴趣。实用主义和及时行乐成为一种彻头彻尾的时尚,信仰和理想几乎成为让人讥笑的字眼,对于在校或刚毕业的大部分学生来说,反对官倒,为主义而静坐绝食已经是个遥远的过去,甚至有点不可理解,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不择一切手段地攫取金钱。于是我们在近几年毕业生中发现了惊人的贪污案,几百万已是不太引人咋舌的数字了。

这当然不是说,当今的大学生和青年都那么市侩,那么功利,但至少相当多一部分不关心民主、政治和正义,这也是不容回避的事实,只有年纪稍大一些的两代知识分子对于极“左”教条和意识形态禁锢采取自觉的不合作态度,他们最好的法宝是消极,不卑不亢,但同样缺乏政治热情,对官方和官僚敬而远之,对一切政治(无论是旧式教条说教,还是新式激进民主)都不感兴趣。这也并不排斥像复旦大学王沪宁这样在民主派受到挫败之后,立即写信给有关的权威,大谈中央集权,表示自己忠心的新式“高参”,各级政府多收集了一些胆小怕事,缺乏主见和创意,只会听首长指示而炮制官式文章的御用文人(许多人是学理工的),因而整个官僚机构的运作缺乏进取和效率。

于是与中国民主还有直接关系的知识份子实际上是两类人,一类是海外的政治活跃份子,另一类是大陆的知识精英。在海外的这批人已有永久居留权,许多人首先为生存而奋斗,他们的活动余地大,摆脱了枷锁,可以自由地开展活动,但相当多一些人的政治热情日益消减,而旷日持久的派别之争已让人心灰意冷,成为中国人不会搞民主的一个样板。看看如今海外大学中中国人的一盘散沙,毫无组织(连官方的联谊会也名存实亡),以为人数虽多,却无组织和政治能力的世界之最。而国内的中年知识份子即将接班,担任各级机构的实际行政责任,这批人的民主意识和实际行动才直接关系到中国在邓以后时代的前途。总体来看,中国民主的希望和命运就在这批中年知识份子,以及那些还有责任心和政治理想的青年知识份子,以及那些还有责任心和政治理想的青年知识精英身上。

笔者在此并无贬低海内外知识份子的用意,他们中的大部分是积极进取,倾向民主的,但实际的表现也的确有许多让人心寒的地方,不容盲目乐观。至少在最近的将来还不可能产生一支训练有素、无私无畏、勇于献身、团结进取、力践民主的知识份子政治队伍来承担中国民主化的中坚力量。孙中山先生所设想的军政、训政、宪政的三步计划,也许正是基于中国人缺乏民主基础的现实而发的,至少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和海外学人中,这种基础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从未看到一个能按照民主和法治精神正常运作起来的政治组织,以此作为国人的榜样。我们看到的是无休止的权力之争。不遵守正常民主组织程序,不讲道义和公正,没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形不成众人能够恪守的章程和决议。大量无原则的派别偏见和内斗,少数从不服从多数,总以另立山头为代价,互不服气,在知识份子中仍残留着小农留寇主义和帮派意识,这些多不利于中国的民主化。

理性压倒一切

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中国民主前途的讨论首先以知识份子的现状为依据,其努力的基本方向是理性。理性与感性相对,它反对情绪化和感情用事,提倡以现实为基础,反对空想和盲动,主张真实的有效的努力,反复比较、鉴别,科学地决定自己的行动方向。

中国民主事业中非理性、情绪化和空想实在太多、太多了。与共产党人中存在的左派幼稚病相比,民主派幼稚病还要深重得多。这些人以为只要他们振臂一呼,众皆响应,中国的民主大厦即刻便成。君不见当年天安门广场的常委们从不考虑与党内开明派的合作,不妥协、不退让,一个劲地往绝路上逼,清高得可以,纯真得可爱。在他们看来,与任何一个共产党人合作或妥协都是叛逆行为,都会让人觉得软弱无能。结果呢,赵紫阳因为在党内孤立无援,毫无控制的实力和表现而泪洒京城,以悲壮的下台而告终,民主精英则顷刻溃散,连组织撤退的人员中都看不到一个常委。手里拿着外国人给的特别通行证,当然可以无顾虑地叫喊彻底的民主,彻底的不妥协,可广大的师生呢,多少万人的命运是不能以政治赌博来结束的。正因为此,那些昙花一现的领袖人物以此失去了自己的政治号召力和信誉,这种结局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曾上演过多次。

民主派幼稚病表现在许多方面。最根本的是不以现实的力量对比和条件为基础,而只诉诸情感,做表面文章,喊动听的口号。这跟当年共产党内的左倾盲动主义没有多少本质的区别。如今在海外,仍然可见这种幼稚病的病症,例如,有人一听说要与共产党采取合作态度,马上火冒三丈,声讨“叛逆”了,如果是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纯那还可以理解。可共产党毕竟是中国大陆无处不在的政治势力,有广泛的组织基础,也有一批很有组织才干和政治经验的管理人才。在中国大陆的任何政治改革都不可能不与共产党人打交道。即使是像前苏联那样的巨变,其首倡者是个开明的共产党人戈尔巴乔夫,而旧制度的掘墓人叶利钦却同样曾是长期共青团干部,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我不知道中国民主派的干将们有多少人的亲属中没有共产党人,多少人从未写过入团、入党申请,从一生下来就是铁杆的“叛逆”。

幼稚虽然可爱,但无实际价值。当年共产党人打天下时也曾克服过这种幼稚病。他们不惜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人长期谈判,同意编入国民军,毛泽东带头喊“蒋万岁”,一切服从国民政府。更不要说为了结成统一战线,保存自己而不惜与一切人打交道,不仅是志高气昂的国府要员,也包括地痞土匪,三教九流,为的是壮大自己,发展实力。没有这种现实主义和理性态度,共产党决不能夺得政权。

中国的民主派要想真正成为中国民主化的主导力量,就不能不学一学共产党是如何成长壮大。固然目前已经不是农村包围城市的年代了,但策略的灵活性和现实态度却是依然有效的。正因为此,我们主张中国知识份子与共产党的合作,以多种方式和手段影响共产党人,不怕接触,交朋友,拉关系,甚至加入党内。对于前面提到的成为政府智囊成员的那些知识份子,同样不该以感情用事而排斥打击,否则只会多几个仇人,少了一份可资影响的力量。因为他们毕竟是知识份子,而且大部分出过国,与老顽固派仍有区别。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与他们交朋友呢?

理性态度要求我们丢掉幻想和成见,欢迎一切民主努力和言行。目前应当支持共产党内健康力量的反腐败做法,即使存在派别之争和不可能彻底进行下去,我们在批评的同时也应积极回应。对于在全国人大中萌发的任何民主努力,即使是象征性的,也应乐观其成,给予必要的鼓励。至于团结一切力量,与一切人打交道,抛开情感的好恶,理智地对待党内民主派的合法尝试,更是必要之举。

与共产党合作,决非不讲原则。因为最终目标是中国的民主化,合作也应以民主化为原则。这样就可以避免为反对而反对,为合作而合作的倾向,目标明确了,手段才会合理。

宽容是民主的基石

理性必然导致宽容,宽容是民主的基石。宽容就是彻底以言论和思想自由,容忍异己,进行心平气和的讨论和交流,杜绝以势压人,强词夺理,唯我独尊的恶习。这种宽容说起来容易,要求别人容易,真正身体力行就十分困难了。

中国大陆有着长期不宽容的历史,因而也养成了从官僚到社区均不宽容的习惯,耳濡目染,连民主派本身也没有学会宽容,家长制余风犹在。首先是听不得不同意见,只听得赞扬,听不得批评,稍微批评两句,马上强调对方的立场问题,反讥为“共产党说客”或密探。以这种“老子永远正确”的态度,永远搞不成民主。笔者曾参加过大陆“新权威主义”的讨论会,一位新权威主义者在别人讲话还没有超过规定时间时已经抗议超时,而他自己一上讲坛便声明:“我的发言不可能在十五分钟结束,所以事先要求超时。”他在讲此话时连脸都不红一红,大概压根就不懂得尊重别人才能得到尊重的道理。

民主派正在呼吁共产党宽容,这非常正确,因为正击中要害。但民主派自身如不做出个宽容的榜样,则同样于事无补。让人讲话,刺耳的批评也得硬着头皮听进去,闻过则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因言论而治罪,而排斥异己,在报刊上进行范围广泛的不同观点的争鸣,不以立场来论是非,这才是真正的民主派的气魄。否则,像村姑野夫一样地对待批评,那永远跳不出“小家子气”,让人瞧不起。

宽容当然不是不讲原则,每个人多会有自己的见解和立场,不讲是非的宽容只是折衷主义的代名词。但坚持己见与宽容已是一个硬币两面。你坚持己见只能说服别人,听进别人的不同意见才能真正说服自己。尤其是在组织上,宽容和服从多数决议是一种基本原则。自以为永远正确,动不动便捡出一个小山头扬长而去,然后再骂别人都是“反动的一帮”,这样的人也只会是孤家寡人,成不了气候。

中国缺乏民主和宽容的传统,民主派本身还未形成真正的好传统,因此需要学习别国经验。笔者总以为,从专制到议会民主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第一步是有了议会的言论自由,第二步是正常的派别冲突,通过议决来实行民主。目前的东亚和俄罗斯的许多新式议会已有了第一步成果,但却拳脚相加于议会大堂,这至少还没有真正懂得民主与宽容的真谛。能够以君子风度倾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乃至刺耳的批评,然后自己再以君子风度去答辩,说服别人,这是一种了不起的政治素养,我们在中国人中还罕见这种素养,所以需要老老实实地学习别人的君子风度,不要把政治精英混同于小农小市民,应显出贵族气质来。这一点特别难做到,但又特别地重要。让我们力践对己对人彻底的宽容。

和平渐进的意义

中国民主的道路应当是和平渐进的道路。本世纪中国经历的数度暴力革命均未在大陆实现真正的民主,其原因正在于以暴易暴,以新专制代替旧专制。暴力革命是以组织武装力量、煽动不满和暴动的方式,进行的权力交替,因而一般不会在过程中实行多少民主尝试,而只会以军事等级制的组织形式进行运作,所以暴力革命一般只代表旧政权的和旧制度瓦解的那一瞬间,而鲜见民主在暴力革命中建成的例子,连法国大革命也不例外,法国的真正实行共和民主,是在大革命以后多少年的事情了。

所以我们主张和平渐进,尤其是前苏联的即便是非暴力的权力交替仍然留下了如许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更让理智的人们思考和平渐进的意义。当年的克格勃官员如今成了新的大官僚资本的骨干,私有化让前共产党中的腐败份子大得益处,广大的人民依然饱受通货膨胀与无温饱之苦。笔者并不想抹杀俄罗斯民主化的一些进展,但对其坐收渔利者的作为实在是不敢恭维。这就是一个毫无思想,政治和组织准备的社会在短期内实现权力易手所带来的结局。正因为无准备,民主还遥遥无期,社会公正和道德也无从建设,于是从专制走向早期资本主义的无序状态,一切再从头做起,牺牲的是广大人民的福祉。

中国能否避免这种长期的阵痛呢?我们的主观愿望当然是尽量避免,让人民在不受太多经济损失和精神压力的情况下,渐渐地走向民主之路。须知中国大陆正处在一种渐变的过程之中,这种变化从报纸上无从看到,但从任何一个单位都能看到某些迹象。例如极“左”势力正在一天天地消亡,起劲为旧教条卖命的人越来越少,个人权利渐渐地得到尊重,选择的余地一天天地增大,连民办报刊也悄悄地兴起,无法禁绝。至少相当比例的处级以上干部均出过国多少知道民主与自由的基本道理,对中央集权的呼吁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态度,新专制的可能性在减少。

这当然不是说中国大陆已走向正常的民主化进程,此途依然遥远。但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开放,和平渐进的道路几乎是不可逆转的。因此民主派应当顺应趋势,因势利导,促其实现。我们依然需要新启蒙。因为人们对于民主,对于新社会的认识和了解差别太大,许多人依然孤陋寡闻,在自己的家庭、单位和社区实践着家长制的统治。而比较了解外部世界,认真思考民主问题的人毕竟是少数,所以由开明的知识精英进行思想启蒙依然是责无旁贷的使命。尽管知识份子本身的分化严重,但高质量的启蒙依然有赖其中的中坚份子。

首先是做出实绩。在知识份子组织和知识密集的单位实践民主,尊重人权,宽容异己,有个基本的民主基地。其次是通过各种渠道、媒体和手段宣传民主的基本知识,这一点可以利用合法的方式。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在条文上也并未排斥民主与言论自由,依法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努力,未尝不可。再次便是团结一切力量,争取一切势力,坚决杜绝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和关门主义,对一些人喜不喜欢,同意不同意是一回事。团结不团结是另一回事。为了和平渐进的事业,有必要厚着脸皮去做事情。总之,我们的哲学是力行哲学,行动起来再说。不做口头高喊民主、却是个专制的家长,专制的系主任,室主任的假民主派。点点滴滴的进步和改良可以汇成河流。不实践空喊口号,永远是空喊,到头来连空喊也没有了。

从策略上说,有必要从局部到全局实行层层突破。首先是争取宽容和言论自由,争取在继承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比如在研究所民主选举主任,大学民主选举校长,在城市民主选举区长。在取得初步的成功后再争取更大的民主权利。

总起来看,中国民主化的任务任重道远。知识份子中的真正民主派力量并不雄厚,功利主义和政治冷淡症的冲击波影响巨大,冷静观望是其基本心态。以此为基础,我们只能采取现实的理性的立场,突破孤立无援的困境,与共产党合作,争取一切力量,实践宽容和言论自由,首先在自身按照民主共和国的设想建成真正的民主组织,以此来争取更多的民众,实现新启蒙。和平渐进的道路为民主勇士而开,一切为了民主、自由、繁荣、进步的新中国!

(《北京之春》1995年11月号)

By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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