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中国各重点大学兴起“世界一流大学”口号，以北大百年校庆和全国高校合并风为起点，学术“大跃进”一时如火如荼，垃圾论文和博士文凭满天飞。
但是，在没有办学自主和学术自由的环境氛围，要打造“世界一流”谈何容易。
目前中国大学离“世界一流大学”还很遥远，在学术方面，二十年内难以到达世界二流大学的水准，科技领域除了需要硬件设施和人才师资之外，即有大量资金也难以立竿见影，任何研究成果都需要一个漫长探索与积累过程，如一种新药从开发研究到正式投放市场，少则七、八年，多则十几年，即便今日发展最为迅速的计算机信息产业，它在经历了漫长开发过程，仅PC软件从最早开发设计和市场产业化花了十几年才成熟。凡是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都无不硕果累累，一些领域研究都有世界领先的原创性成果。所以，中国大学要在科技领域做“世界一流大学”需要若干年才可大放厥词。诚然，采取大投入，以国际高薪聘请一流人才和建设一流科研设施，也许十几年后能搞出个“世界领先”成果。但金钱未必解决一切，没有自由、宽松、诚信和包容的学术环境是无法吸引人才的。如果给某位诺贝尔奖得主丰厚聘薪，并限制他一年发表若干篇顶级论文，三年出若干项世界领先成果，保准他不敢前来应聘。有雄心理想不是坏事，可浮夸虚妄未必能成大事。
那么，中国大学以人文社会学科能否短期内争取“世界一流”？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因为这些领域对硬件和资金要求相对不高，可对人素环境则更高于理工类。可以说，没有学术自由几乎不可能有人文社会科学。目前中国大学普遍存在“有术无学”或“重术轻学”的倾向，缺乏办学自主和学术自由已是中国大学的一大顽症。有人也许会说北大在人文学科能够争做世界一流，可中国文学与中国历史领域是世界学术的边缘学科。假当如此论推“世界一流大学”的话，那实在悲哀了，意味着任何一个在语言与历史独特国家有世界一流大学了，如丹麦的维京海盗文化研究肯定是世界一流的，事实上，除了本国学术机构去研究本土历史文化之外，一般外人就很少涉及该领域。其次，人文社会学科研究成果主要对本国和世界的、或者一个时代的制度、司法、艺术、思想与文化必须有一定影响力，社会发展显然离不开人文社会科学。如历史研究，它不光满足于对过去的解密以及对帝王将相私生活的窥视，其主要意义在于吸取历史教训而避免重犯过去错误，为现在与外来提供行之有效的新思维和新经验。当下中国社会情状显现中国大学、学术、学者的不足。
中国近年经济发展初具规模，但制度与文化的不力已妨碍了社会整体发展，这显然与人文社会科学缺乏独立主体性有关。中国大学不仅深受官方干扰，同时要受商业社会的干扰，急功近利和庸俗浮躁是当下高等学府和学术机构的通病。
如浙大为了提高学校的知名度便聘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为人文学院院长和历史学博导，大学的管理与教研如此轻易交给“门外汉”实在匪夷所思，严格的专业系统训练；从讲师、教授和博导的审核机制便毫无意义了，掌握一个研究领域的操作规范和专业术语也非一日之功。在商业化的躁动下，名人教授、红色教授和富翁教授构成中国大学里一道独特风景。可见大学受了利益诱惑之外，外部干扰更不容忽视。尤其当社会风气主导大学情况下，大学拥有办学自主权，聘用教员和招收学员必然造成混乱的恶性局面，只能依赖政府干预和考试制度来运作高等教育。可见，没有自由是不可能产生原则自觉性的，大学也不例外。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便强调大学、学者和学术“不苟流俗”主要办学宗旨和大学精神，这与胡适主持北大时刻意回避政治干预所一致，校园甚至不挂国旗和不过总理周。其目的无非保护大学与学术的独立性，尤为特殊国情之下，强调大学独立自主性至关重要，这些确立北大当年的精神和惊人成就。中国大学之所以缺乏独立性和创造力，原因在于大学所遵从的是权力与功利的逻辑，不说世界一流大学，充其量不过是个“有术无学”工匠培训所；除了制造庸才便是兜售文凭。
学术缺乏独立性必将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最典型例子如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这位曾担过加州理工学院教授的大学者，在大跃进居然搞起了政治力学，以《农业中的力学问题》论证出亩产潜力精确为5·85万斤，文章还使毛泽东对卫星亩产信以为真，担心粮食多得无法储藏，结果酿成一场千万人饿死的惨剧。还有文革中北大一批人所作所为便令人作呕，而且这种恶心一直弥漫在中国学术氛围中。学术环境光来自社会支持和政治宽容是不够的，更需要学人学者的珍惜爱护，坚持独立的学术立场是知识分子必具起码人格，否则高深理论和先进技术难以为人类社会所服务。教研自主和学术自由可谓大学之灵魂，也是任何一座好大学的起码条件。
在中国还有个极不正常的现象：理工科学者掌握的社会话语权普遍高于人文社会学者，并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反之，那些专业的人文社会学科的专家学者却“不得人心”，对政府的影响力和对社会号召力都微不足道。除了人文社会学以及学者自身之外，还跟国家急于技术现代化和社会偏重实业所形成一种对技术过分崇拜迷信，并导致大学学科“重术轻学”的倾向。两年前，北大拟行改革的方案甚至没让文史哲学科人士参与意见，因此招来“大家”的强烈不满，北大能堪称“中国一流”毕竟是文史。事实上，中国术的落后根源在于学的落后，制度阻碍了技术与文化的发展，并形成近现代“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短视弊病。对此，胡适在其《非留学篇》一文中入木三分地指出当时中国人海外求学“重实业而文科”弊病，并说“实业人才固不可少，然吾辈决不可忘本而逐末。须知吾国之需政治家、教育家、文学家、科学家之急，已不可终日”。此外，在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一度将工学院送给北洋大学，原因在于他认识到中国人的文化危机，所以提出美育培养“新国民”的理念。正是他这种使命意识开创了“北大精神”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反观今日中国大学以及整体教育，思想贫血症仍旧普遍存在，已成国民素质的先天不足。
可是，这种先天不足没有妨碍学术“大跃进”和博士的批量生产，中国不远将来便是“博士大国”。令人尴尬不已的是，中国博士主要采取考试招收，而且外语成为研究生考生最大“难关”，专业反而其次之。由于博士文凭的含金量，人们踊跃报考就不难理解，可有几人是有专业兴趣和研究潜力却不得而知，考试前主要准备是外语和人事，硕博连读和推荐制度则更取决人缘交关系，提交论文成果和专家推荐书则是走形式而已。
由于传统的陋习关系，要废除博士招生的考试制度是不现实，中国博士考试制度似乎更重于社会公正和权益分配，与人才与学术发生了本末倒置的冲突，沿袭了科举制和考八股的弊病。可国外大学采取博导本人对研究生考察与挑选手段则不适合中国国情，不然博导亲戚朋友都是博士生了；即便在森严的考试制度下，徇私舞弊和人情交易仍旧难以杜绝。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博士点设立和博导资格审批过程已出了问题，而不是按照严格学术规范和科学程序进行的，成为大学与大学之间相互捧场的交易关系。
前些年，笔者的一位老师每年都接受几位博导资格论文鉴定工作，面对一大堆“学术成果”，老先生总是一筹莫展，一来是看不过来，二来超出了他专业范围；可来自各方“关照”和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又使他不得不完成下达的任务。
由此可见，传统陋习和学术“大跃进”造成了中国大学博士点泡沫化和博士文凭贬值。
此外，中国大学在办学自主和学术自由必须予以法律上保障，缺乏灵魂已是中国教育的沉痼。中国每年艺术类专业毕业生均在世界各国之先，尤其美术专业专科院校的规模都极为庞大，可中国视觉艺术水平落后不堪，原因没有在于思想与内容的空洞，导致中国艺术走向“土八股”和“洋八股”混杂局面。无论美术、音乐和舞蹈等艺术类教育只限于基本功训练，教学上缺乏培养学生的独立精神和创新意识。中国艺术类高等教育是典型“有术无学”驯化匠人、艺人的模式，教学的僵化和思想的穷困，致使中国艺术变成没有灵魂的花架子，并造就中国文艺庸才只会吹牛拍马之变态本领。艺术是综合技术与思想为一体的学科，两者缺一不可，由于思想艺术领域必然涉及社会意识形态，来自政治的强力干预似乎难以避免，终使思想和文艺十足的奴性与俗气，并丧失了独立思考和自由传达的可能性，更不具有激情张力和创造价值。
在短期内，中国只配做一个历史文明古国和廉价产品出口国，要成为学术文化的大国，还须走漫长之路。大学不仅需要学者们洁身自好的勇气，更需要政府的胸怀和远见；毕竟一流的大学或者一流的学术，不止意味着一流的人才，也是一流制度和一流政府的体现。
（《民主中国》2005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