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6月5日于纽约皇后区公共图书馆的讲演
今天来加这个纪念会的人，彼此可能并不相识。但与往年一样，咱们心里有一种默契，就是表达我们对六四死难者的哀悼，对其亲属的同情，和对六四镇压的谴责和抗议；而根本的目的，则是为了避免这类悲剧在中国再度发生。我相信，这样的纪念活动，至少在海外，今后还会持续进行下去。因为这是一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事情。
至于说到对八九民运的反思和评价，大家的看法可能就不尽一致，甚至人言言殊了。下面，请允许我从四个方面就此谈些自己的看法，一来供大家参考，二来也请大家批评指教。
一、“反思”的两种偏向
诸位或许已经注意到，这些年来，人们对八九民运的评价，分歧很多很大。但不少参加讨论的人，还是逐渐达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在我们反思和评价八九民运时，不能不首先着眼于它的后果。这么作比较务实，应该说，是政治思想上的一个进步。事实上，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学者和民运人士，如胡平、陈一谘、郭罗基、陈小雅和周舵，以及当年的学生领袖王丹等等，也都曾经从这样的角度对八九民运进行过反思。我认为，这样的反思不仅有其学术的意义，而且从其政治思想影响来看，也是颇有成效的。
不过由此也产生了一种偏差，就是以“成者王侯败者贼”的眼光来看“八九”。结果呢，当年学运中领头的几个人，似乎被当成了仅次于六四镇压决策者的“二等罪人”。我认为，这是对“责任伦理”的一种误解。戴晴女士最近就八九民运发表的一些看法，我看就有点这种倾向。她断言，“六四悲剧破坏了中国社会的转型，改变了中国的发展轨道”。因此她认为，“15年前的天安门事件”，“不是遭到镇压的伟大的民主运动”。其实“天安门事件”是否“伟大”，六四悲剧是否“改变了中国的发展轨道”，这些或许都有商榷的余地和必要。但假如因为发生了六四悲剧，就断言那场运动“不是民主运动”，这在逻辑上就说不通了。道理很简单：与所有政治运动一样，八九民运的结局，也是由彼此对立的力量相互“博弈”或较量的结果，它不是、也不可能是由民间一方的性质决定的。何况如所周知，政治改革搁浅和经济改革遭遇挫折，恰好构成了八九民运爆发的政治经济背景。这一无可否认的客观历史事实，使得有关当时中国可能走向平稳转型道路的任何“马后炮”式的历史假设，包括戴晴女士就此传布的那些听起来十分迷人的“宫廷秘辛”，都显得极其苍白无力！
不过平心而论，戴晴似乎并没有从整体上否定八九民运。她所否定的是“学运”，而且看来主要还是5月13日部分学生“绝食”以后、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学运。
反思中出现的另一种偏向，刚好与戴晴相反。假如说，戴晴洒向天安门广场的都是“怨”；那么另外一些人，如刘晓波等，则简直恨不能把所有知识分子，统统“赶到天安门广场”上去。这些人指责知识精英当年的道义勇气不足，未能更早、更多、更勇敢地投入学运洪流，站到街头政治运动的前头。显然，作为反思者和批判者，他们在政治上比戴晴激进，因此他们更注重、更推崇“公民抗命”，即一种“正当而不合法”的街头运动；而对知识界的合法运动，则程度不同地有所轻视，甚至有所不屑。他们的价值参照，也明显偏向于诉诸绝对道义原则的“情志伦理”或“意图伦理”。照我看，这不仅是许多民运人士的共同特点，而且在国内和海外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中也并不是罕见的现象。
二、反思的范式（paradigm）问题
初看起来，以上两方面的观点可谓“天南地北”，相距十万八千里！其实他们反思的视野，都走不出“天安门广场”。对他们来说，似乎是“成也广场，败也广场”，即至少就民间这一方面来看，好象八九民运的最后结局，就取决于广场上学生的“策略运用”，或知识界投身于广场的规模和程度。其实，即使我们仅仅从民间这个角度来进行反思，以上二者显然也都不是导致六四悲剧的主要原因。那么试问，他们在反思八九民运时，为什么始终走不出“天安门广场”呢？
我认为，就其政治思想和政治心理根源而言，这是因为他们之间有一种基本的默契或一致，即他们对自己当年所认同和所鼓吹的那种实际激励和引领着八九年群众运动的激进“改革观”，至今都深信不疑，似乎那是天经地义、不言而喻的。与此相应，尽管他们批判的矛头所向有所不同，但他们反思的思路，却都是在毫无保留地肯定当时知识界主流改革观的前提下，沿着“策略”和“道义”两个维度展开的。很清楚，他们的反思以原有的改革观为基础；而反思的中心目的，正是要从“策略”和“道义”两个方面来检讨，如何才能更好地坚持和维护这种改革观。据我观察，这种可称作“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反思结构，在相当程度上，已然成为反思八九民运的一种带普遍性的“范式”。
三、八九民运与“中国模式”
在我看来，关于八九民运的反思之所以一直不能有所突破，其要害就在这个范式，尤其在它的那个“中心”上！说来遗憾，这恰恰是许多反思者未曾意识到，或者虽然意识到了，却不愿意公开正视的一个问题。然而，由于六四后15年来中国局势的基本稳定和中国经济奇迹般的持续高增长，所谓中国模式在国际社会已经和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兴趣和赞誉；有论者甚至把这种现象称作“‘中国模式’概念的兴起”。这就把上述问题鲜明而严肃地摆在了我们面前。面对这种形势，我以为，假如我们不想选择鸵鸟政策，即对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模式”及其所获得的巨大成功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那我们今天在反思八九民运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时，就不能不把八九民运与“中国模式”的形成过程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简单地说，“中国模式”从70年代末开始酝酿，到中共十三大初具规模，但只是在经历了六四以后，直到中共十四大才基本确立下来。其标志，就是“威权政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两条基本原则，从此开始成为中共全党稳定的共识；与此同时，也获得了以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为主导的社会各界广泛的认可或默许。回顾这一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八九民运绝不象《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所指控的那样，是什么试图推翻共产党领导的“阴谋”或“反革命暴乱”。它实际上是一场知识分子与中共争夺改革主导权的政治斗争，即知识分子要求参与改革的决策，并试图按照自己所构想的改革模式来推进中国政治改革的民主运动。
其实自改革伊始，这种争论和斗争就一直存在。只不过，在六四以前，中共内部有“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分野；而知识分子呢，则几乎是整体性地与保守派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相形之下，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则似乎处于“两面受敌，又两面皆友”的地位，往往轮番使用“拉一派，打一派”的政治手腕。中国80年代的改革，实际就是在“逢单反自由化，逢双改革开放”的进退轮回中前进的。八九民运正是在经历了若干次这样的轮回反复之后，在政治改革搁浅和经济改革遭遇挫折的大背景下，上述斗争终于激化的产物。值得注意的是，在如此曲折反复的斗争中产生和形成的中国模式，不可能完全是由邓小平一个人设计或构造出来的，相反，如果我们把它看作主要是“形势使然”，即上述三种政治势力相互较量、持续斗争的结果，恐怕才更切近于实际。有鉴于此，我认为，看不到“中国模式”已经造成的许多灾难性后果和它所潜藏的可怕的危机，那固然是非常有害的，危险的；但假如一概无视或抹煞中国模式存在的合理性和生命力，那显然也不是一种客观而明智的态度。事实上，观诸最近15年来中国的历史进程，给人们的一种鲜明印象是：假如说，六四镇压并没有、也不可能彻底结束有关中国改革模式的争论和较量的话，那么，它至少已经使自改革起、迄六四止的10多年间不断出现的那种左、右“拉锯战”局面暂时告一段落。这其实也恰好是为国际国内许多人士所认同、甚至所称赞的“中国模式”的显著稳定效应之一。
今天回头想来，正如同革命常常会吞噬它自己的儿女一样，“六四”惨案也仿佛是为“中国模式”所举行的一次祭旗礼。而被摆放在那个祭台上的牺牲，则不只有数百无辜者的鲜血和头颅，也不限于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党内开明改革派的政治生命，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还包括80年代中期以后在中国知识界狂飚突起的、以方励之先生为代表和以《河殇》为象征的西化思潮及其政治梦想。我说它是“梦想”，但并不否认它所内涵的某些普遍价值，例如基本人权和公民的基本自由权利等；而主要是因为它严重脱离当时中国的实际，杂糅了毛泽东思想的残余，并且带有鲜明的激进主义的特点。这表现在：第一，在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问题上，对经济改革之于多数中国人的头等迫切性估计不足；第二，对政治现代化概念缺乏全面了解，片面强调扩大群众参与对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性；第三，推崇街头政治，对于“稳定”在中国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估计不足；第四，对戈尔巴乔夫改革模式和苏联的改革进程缺乏真切了解，同时又主张盲目地效法之。我以为，八九民运的失败，从根本上说，正是当时这种在中国知识界占主流地位的改革观的失败。因此不言而喻，若与学生相比，知识分子理所当然地应该为那次民主运动的失败承担更多更重的责任！
然而，如果因此就一概否认八九民运的积极意义，我认为，那也是不客观、不公正的。不错，六四后，中共保守派确实曾嚣张得意于一时，由此导致了改革的停滞、甚至倒退和经济的滑坡。但是他们的好景也不长，到1992年中共召开14大时，这个政治派别便开始瓦解，日渐式微了。追溯起来，其间的原因很多，除了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所造成的国际因素的巨大冲击而外，八九民运的后续影响显然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因为八九民运中所显示出来的民间力量不仅使中共受到整体性震动，而且使一贯阻碍、甚至反对改革的保守派，早在八九年的群众暴风雨般的反对声浪中威信扫地。这就是说，六四镇压固然造成了“人道”、“改革”和“西化政治梦想”三重悲剧，但它在客观上也有助于排除市场化改革的阻力。
四、换一种眼光看中国
由此看来，八九民运与“中国模式”，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那么简单。一方面，它是中国模式的牺牲品；但另一方面，它在客观上又好比是中国模式的一种“催产素”。历史的进程竟是此吊诡，说来不免令人感慨，令人扼腕哪！
时光荏苒，六四已经过去15年了，期间中国发生了许许多多15年前我们连想都不曾想到的变化！试问，那时九洲四海，有谁会正儿八经地跟你谈起“中国模式”呢？然而最近15年来，我们对八九民运的反思，却几乎是在“以不变应万变”，即大体还停留于“学运策略”和“知识分子道义品格”这两个比较浅近的问题上。这是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的。其实最近几年，我常常问自己：是不是应当“换一种眼光看中国”？老实说，我也曾为此而感到困惑，甚至感到“心有不甘”。不过现在看来，答案应该是肯定的。问题只在于怎么个变法。我以为，一个可行的办法也许是：以“中国模式”作为一种最为切近的参照，把对八九民运的反思，从“策略”和“道义”的层面，扩展深入到对我们原有那种改革观及与之相关的知识和学风的检讨，使之获得更新。
北京之春2004.0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