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九八七年八月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学习，一别就是八年。这期间曾经听别人说起大陆发生的种种变化，一直想回去亲眼看看。九五年夏天，我终于如愿。回国两个月，从南到北，从农村到城市，走马看花，所见所闻，颇多感触。但其中感触最深的，莫过于家乡以及全国自然环境的严重污染了。这中间，工业污染众人瞩目，而悄悄发生的农村污染却还没人注意到。
我的家乡在农村，地处杭嘉湖平原的东北部，属于长江三角洲的一部分。这里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河泊众多，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久负“鱼米之乡”的盛名。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里的变化是多方面的。经济条件、人际关系、道德观念等都在变，变得很快，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但是在所有这些变化中，最使我触目惊心的是环境污染。不但工厂在排污，普通的农户家庭也在大量地排污。粪便原来是自留地和农田中上等的有机肥料，现在许多人家把猪粪大量地推入河水。碎玻璃、破铁片以及各种垃圾都往河里倒。河面上到处是各种飘流物。河道淤塞，河水越来越脏。与此相适应，疾病显著增加，平均寿命大大减短。我们生产队不但死老人，而且已经接二连三地死了好几个六十岁上下的中老年。我临走时，又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农民得了绝症，活不多久了。总的来说，经济改革对内搞活以后，人们的钱比以前多了，吃、穿、住都比以前好了；但是身体比以前差了，疾病比以前多了，死得比以前早了。
尤其使我吃惊的是家乡千百年来盛产、在我八七年出国时依然盛产的河虾和河螃蟹，如今已经基本绝迹。其中虽然有滥捕滥捞的因素，但是主要原因是污染引起水质的变化，已经不适合虾和螃蟹的生长了，代之而起的是小龙虾。我在我们家后面的小河里也用畚箕畚到一只。它的形状象龙虾，但是很小，只有二寸长。国内的人平时吃不到真正的龙虾，也就没有大小的比较，所以就叫它龙虾。我八七年出国时，家乡还没有这种东西。以前只在一个地方看到过。那就是乘火车沿京沪线北上路过安徽滁县时，常会有农民上来卖这种小龙虾，很便宜，两三毛钱就是一大包。听人说，那是臭水沟里的产物。皖北的水质较脏，所以出产这个东西。这使我想起了古人说的桔“生于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环境使其然也。河虾和螃蟹都被小龙虾取代，显然也是因为水质环境的变化。我从家乡农村到县城、从杭州到北京，在农副市场上到处可以看到有小龙虾出售。可见，这不是一时一地的偶然现象，而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
几年前，尽管从全国规模看，植被一直在遭受破坏，沙漠一直在侵蚀绿洲，但是江浙沿海一带的环境保护还是可以的。这首先是因为在江浙农村延续了千百年的小农生产方式中，包含了一种人与自然界的一种良性循环。那里农田的有机肥料，主要来自人畜的粪便、杂草肥和河泥。粪便是在适当的时机直接施往田里的，杂草肥是将杂草割来掺合烂泥而成的，河泥则是从河底下捻上来的。捻河泥，是南方水乡一项体力和技术要求都很高的农活。河泥施到田里既疏通了河道，又肥沃了田土。割杂草起到了清洁环境，铲除蚊子孳生地的作用。粪便更是农民十分珍惜的肥料。即使在文革中，一担大粪也要卖到七、八毛钱。这些都是有机肥料，能够改良土壤。那一带土地之所以历来肥沃，与这种施肥的方式不无关系。化肥的引进降低了传统的有机肥料的作用。但是，由于化肥的量太少，价格又贵，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农民的劳动力又没有别的地方可用，所以传统的积肥方式历经土地改革、互助组、共产风和人民公社这一系列的体制变换而经久不衰。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了两方面的变化，一是化肥的供应量的增加，二是农民有了其它的生财之道，就有了机会成本的比较。一盘算，积肥的收入远比不上做其它事情高。于是，杂草不割了，河泥不捻了，甚至连猪圈里的猪灰运到田里也嫌麻烦了，干脆倒到河里算了。
猪粪往河里推，垃圾往河里倒，还有自私自利的心理原因。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许多地方都装上了自来水。在还没有装自来水的地方，许多农民因为河水日脏，挖了井饮用井水。这样一来，有些有自来水或井水的农民就觉得河水脏不脏与自己无关，于是大量往河里倾倒垃圾和各种赃物，不管别的依然在饮用河水的同胞。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我国农民传统的自私一面在这里表现出来了。殊不知地球只有那么大，河水脏了，时间一长，井水和自来水能干净得了吗？那些碎玻璃瓶、烂铁片，以前是又国家回收的，现在大概也不收购了。有些人图方便，就往河里扔。这么一来，本来还想捻河泥的农民也不敢捻了，因为南方水田里农民都赤脚作业，河泥里头如果净是这些破玻璃瓷片之类的利器，施在田里，就会刺破皮肤。这次我回家看到一位农民秧板上需要河泥，捻了一些，用手一点一点地捏，把玻璃、瓷片、铁器之类的东西挑出来，积土肥就象选稻种似的，这有几个人受得了？！
其实，只要地方政府发个禁令，罚款数十元，即可有效地阻止农民排污，迫使他们将粪便施到田里去。粪便与杂草河泥肥不同，是现成的，用不着农民花很多时间和体力去积，所以禁止排污是容易实施的。那些往河里倾倒垃圾的行为，也可以用行政命令予以有效地制止。只要将计划生育的力气分出一小部分去抓环境保护，就绰绰有余了。今天花费一分的力气去保护环境，可以节省明天百分的力气去净化环境，可惜，地方政府大多忙于找资金办企业，尤其是想和国外建立经济上的合作关系，对于眼下赚不到钱的事情没有兴趣。
在这一点上，今天的中国政府远不如毛泽东的时代的政府。那时侯，河水是干净的。除了上面所分析的经济上的原因之外，还有行政上的原因。具体有二。一是执行毛泽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农村开展讲卫生、消灭蚊子和苍蝇、保护水资源的活动。农民倒了马桶之后，不得在河里洗，而是必须从河里取水到岸上洗，洗完后将水倒到田里去。二是消灭血吸虫的全民性运动。血吸虫寄生在钉螺里，消灭血吸虫必须消灭钉螺。农闲季节，江南水乡的河流两岸经常有千军万马，寻找钉螺，构筑河堤。我当时也是这大军中的一员。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那时候的做法可能很不经济，浪费很大。但是，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来保护环境，却是可取的，也是为今天忙于经商的各级政府所忽略了的。我这次回家，在和家乡农民的谈话中，很多人都不无怀旧地说，“河水是灭螺时的清。”
这里牵涉到政府的职能问题。在商品经济下，政府的职能不是经商，而是弥补经济运行固有的不足。这包括举办社会公益事业，在那些私人不愿意投资的地方，从全局的利益出发去投资。这种投资既可以是兴建基础设施，也可以是立法执行。颁布行政法规和命令来保护环境，正是政府应当做的份内事。如今的各级政府大多忙于经商，叫作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却忙得很。
保护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日益为世界各国所重视。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日美国《纽约时报》第一版长篇报导了中国太原等城市烧煤所引起的污染和种种后果。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当然不能完全按照发达国家的技术要求来衡量，而应当照顾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中国政府必须对正在发生的严重污染及其后果具有清醒的认识，权衡利弊，统筹兼顾。像上面说到的那些不用花很多代价就可以做到的事情，应当马上去做。那种不顾子孙后代、掠夺性的疯狂污染，将会对中国经济日后的发展产生长远的负面影响。其之所以大规模地发生，显然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忽略的结果。
七月中旬回国，九月中旬返美。短短的两个月中，我竟变成了一个环境主义者，到处呼吁保护自然环境，与乡政府说、与村干部说、与农民们说，还与同学师长、亲戚朋友说。虽然人微言轻，收效甚微，但是总算尽到了一个公民的责任，没有愧对自己的球籍。
（《北京之春》1996年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