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高层领导一向口出狂言，好大喜功，动不动就宣称多少年实现某目标，究竟到时是否落实，因为没有法律监督，往往不了了之。于是继续信口开河，愚弄民众。记忆犹新，毛泽东提出口号最多，什么“十五年赶英国，二十年赶美国”，“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之类；作为“毛邓统一”体，邓小平也不例外，他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接见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时，正式提出关于公元二千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翻”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战略设想，也就是所谓“四个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当时是以一九七九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二百五十三美元为基数，“翻两翻”就是一千美元，总值是一万亿美元。（邓小平完全忘记了一九七九年中国总人口是十亿，而二千年至少将增至十二点五亿，同样分子，分母大了，数值只能变小，是小学生都该懂的数学常识。）后来社会普遍反映这种无视人口变量的经济目标是违反科学的，中共又改口说加入二千年人口增长的考虑，人均生产总值应为八百美元。以后又发生了使用“翻两翻”与“小康水平”等提法的混乱情况，把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这三种不同概念混为一谈，以至一九八零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出面解释：“小康水平”是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八百美元）。到底目下全国老百姓生活水平是否已接近“小康”（只差四年了！），恐怕只有天知道！
且不谈邓小平的“翻两翻”，“小康水平”之类提法是否合理可信，笔者发现，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还特别喜欢在决定政治经济方针时，使用“五十年”这个毛泽东都不大敢用的特长时间概念，来显示一贯政策多变的中共高层的决定稳定性。且看下例：
一九八四年五月，邓小平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说：再发展三十年到五十年，我们就可以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一九八四年七月，邓小平在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提出：我们在香港问题上，首生提出要保证其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在一九九七后五十年不变。
一九八七年三月，他对坦桑尼亚总统姆维尼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现在要讲，而且还要讲十年到二十年。今天我又加上五十年。
有趣的是，一九八八年六月，邓小平在会见“九十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国际会议全体与会者时，谈到对香港政策说：实际上，五十年只是一个形象的讲法，五十年后也不会变。原来，堂堂邓主席信誓旦旦的所谓“五十年不变”之类豪言壮语，竟是一种“形象的讲法”！把“形象”的东西用于本应十分严密科学论证的国家大政方针，是不是对十多亿中国人民太不负责了？
三十年也好，五十年也好，邓小平的这类许诺除了含有一点标新立异的政治狂热性，大半乃是当年毛泽东吹嘘赶超英美所限时间论暴露出来的经济无知症的翻版！何以见得？笔者发现邓小平的“翻两翻”，“小康水平”目标存在着一个严重的数值错误，是他缺乏经济学金融常识的突出表现——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六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说：“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八百至一千美元，看来一千美元是有希望的。……再过五十年，再翻两翻，达到人均四千美元的水平，……那时，十五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就是六万亿美元，这是以一九八零年美元与人民币的比价计算的，这个数字肯定是居世界前列的。”（着重号系笔者所加）
请注意，所谓“人均八百至一千美元”的“小康水平”（即“四个现代化”化在老百姓身上的最终结果），所谓“国民生产总值六万亿美元”的“世界前列”，都是以人民币换成美元来计算的，这就有个非常现实的汇率问题。众所周知，国际货币互相兑换的汇率一直是变化的，人民币目前还不是国际可兑换的货币，但已有了持续多年的市场汇率。据资料显示，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一九七九年，人民币与美元的调剂价是一点五三比一；一九八零年比价是二点五比一；一九八六年是三点六九比一；一九八九年是四点七比一；一九九一年是六比一；一九九二年是七比一；一九九四年是八点五比一，目前维持在八点三比一的水平。总的说来人民币兑美元一路下滑的趋势，即严重贬值。邓小平所用的公元二零五零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居然是用一九八零年比价（即二元五角人民币相当于一美元）换算的，岂非天大的笑话！他能保证公元二零五零年人民币兑美元比价为二点五比一吗？他能强行规定“中国特色的汇率”以阻止人民币贬值已近二十年的大趋势吗？看来不能！假如到本世纪末乃至公元二零五零年，人民币兑美元不能维持在二点五比一（从国内外政经形势看至少在本世纪末已经基本不可能）的水平，那么邓小平向全世界宣称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翻”，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中国成为“世界前列”富国的种种断言，便都成了庄严的谎话了。
（以上所引邓小平讲话，均摘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月第一版）
（《北京之春》1997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