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文革开始三十周年，也是标志着苏联大清洗开始的季诺维也夫公审六十周年。苏中两个共产政权的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两国的集体化都使农村饿殍遍野。据学者估算，三十年代初苏联至少饿死了六百万人，而六十年代初中国至少饿死了一千五百万。斯大林和毛泽东同样追逐绝对权力。为此，他们抛弃了一切情义和法纪，使出了最残酷手段，起用了最卑鄙的人物。斯大林进行大清洗，将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人处决。苏共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到十八大时已有百分之七十被处决。毛泽东发动文革，把刘少奇等人整死。中共八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到九大时也有约百分之七十被打成走资派。
斯大林、毛泽东的胡作非为，有深刻的制度性根源。一场革命的成功，往往依赖于严密的政治组织。对这一点，共产革命者和一些民主革命者（如孙中山）是有同感的。不同的是，民主革命者以实行普选、还政于民为目标，将严密的组织当做过渡性手段。而共产革命者则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并将自己的严密组织（共产党）当做无产阶级的化身。共产党的这种性质，使它在革命成功后很自然地确立了一党专政。问题是，如果共产党可以对社会其余部分实行专政，那么，共产党内的的一派又为什么不能对其余派别实行专政呢？再进一步讲，共产党内的个别人为什么不能对其余党员实行专政呢？可见，一人独裁不过是一党专政的最后逻辑结论。
斯大林、毛泽东的清洗对象远非无辜。在苏联，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本来是革命的同路人，但列宁、斯大林在向他们开刀时，得到了几乎所有老布尔什维克的支持。集体化的惨剧昭然于世时，这批已蜕变为统治集团成员的人没有去拯救同胞，而是去帮斯大林欺骗人民、镇压反抗。对他们来说，此时维护党的地位才重要，百姓的死活算不了什么。战友遭到清洗时，这些深谙党内斗争残酷的人又赶紧去落井下石、划清界限。直等到自己面临灭顶之灾，他们才略有悔悟。在中国，许多后来被毛泽东整倒、整死的领导人，也是改造民主党派、反右和大跃进的急先锋，有着类似的不光彩历史。
大清洗和文革都是制度性权力危机的总爆发。两者都波及全社会，给人民带来灾难。大清洗使苏联元气大伤，几乎在德军的进攻下亡了国。文革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则是我们有亲身体会的。下放、停课、抄家、武斗、活学活用……这一切，将共产党统治的荒谬推到了顶峰，使传统的道德、文化沦丧殆尽。文革的确是浩劫。但从更高的角度看，中共的一党专政本身就是一场尚未结束的浩劫，而文革不过是这个大浩劫中的一幕。
大清洗和文革都使数百万人遭难，也都使帮凶者在官运亨通的同时积下宿怨。斯大林死后，贝利亚很快遭清算。不久，赫鲁晓夫发动非斯大林化，摘掉共产党统治的神圣光环。在守旧的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社会表面上稳定，实际上矛盾越积越多。戈尔巴乔夫受民意推动实行改革后，一党专政迅速崩溃，民主制度初步确立。俄国的民主今天正面临严峻考验，但我相信，已经尝过自由甜头的俄国人民，不会再接受任何人的奴役。
在中国，“四人帮”在毛泽东死后很快被捕，不久，邓小平又发起了批毛和否定文革。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提出了诸多改革设想。可惜的是，这些设想并未得到实施。在改革派失势、八九民运遭镇压后，江泽民等人试图靠回归正统来维持住专制制度。
中国今后会怎样演变？谁也无法精确地预测未来，但苏中两国的相似历史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正处在戈尔巴乔夫式改革的前夜。在不太久的将来，中国也会走上民主之路，也会有言论自由，也会有普选。当权派如果还关心自己的历史地位，就该顺应潮流，着手进行领导制度的改革。而改革派的出路，则在于早下决心，早聚人马，以便将来比戈尔巴乔夫更及时、更主动、更彻底地实行民主改革。改革派应当意识到，江泽民等人能在今天给魏京生、李登辉捏造罪名，就能在明天将同样手段用于党内斗争。只有为建立公平的权力竞争规则背水一战，改革派才有可能避免老布尔什维克以及胡耀邦、赵紫阳的命运。
“苏联的今天是中国的明天”。过去几十年里，这句话以悲剧的方式应验了。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让民主更顺利地降生，让中国的明天比俄国的今天更美好。
（《北京之春》1996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