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今年一百一十一周年，许倬云教授说，“中国文化只剩皮毛，不见血肉，当然也没有灵魂，这是叫我伤心的地方”。所以，“五四”到今天，已成为一个负面的源头。
“五四”运动七十一周年时，我在华盛顿有幸请教许倬云教授：从“五四”到“六四”，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总是充当这么一个尴尬的角色？
许先生说他只能从历史长程看问题。他认为，古代中国读书人，原本就是游历与朝廷和民间之间的。不过儒家靠他们那套学说有整合社会的能力，一方面可以批评皇帝，另方面可以教化民众；一旦他与皇权闹翻，他可以回到家乡去耕田种地，同时教子弟读书。有家可归是古代儒生不怕皇权的退路。
“五四”以后，知识分子没了这条退路。你看有哪一个做大官的或在大学里教书的读书人，后来回到他的家乡去了？没有。在共产体制下，这种情形就更严重.毛泽东老把知识分子往底层赶，他知道你到那里就没用了。而知识分子就老想回到上层，回到官场上去。邓小平上台以后，说了一句要搞改革，大家都纷纷回到体制内去帮助共产党。他们没有别的选择。
当然，古代儒生的道德勇气，来源于他是传统文化的代表，他靠儒家的道德规范和政治理念能够整合社会，在这个过程可以使他感觉到自己的强大。他一方面使皇帝相信，你的道德资质远比你的权力更要紧；另一方面他又向民众宣布，我是你的精神导师，整个社会以伦理道德为轴心，这个轴心又立于儒生的胸中，他自然是顶天立地的。
然而，这样一种文化崩溃了。五四以来，知识分子转而去代表西方的文化价值，他一下就从巨人变成侏儒。对于还滞留在前现代的中国，西方观念不为民众所接受，也无法解决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内忧外患，只有毛泽东靠着最具摧毁力的传统农民这支力量，取得令人炫目的事功。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政治理想就是治国平天下，自己做不到，毛泽东做到了，于是纷纷臣服于他。这导致了中国知识分子史无前例的整体沦丧，其中悲苦，不必细说。陈寅恪在分析王国维何故自杀时说过这样的意思，一种伟大的文化传统崩溃了，必然会给它的文化人带来灾难。他彷彿是预见到了日后的浩劫。
问题在于，知识分子能不能靠儒家的传统思想来恢复胸中那股“浩然之气”？“文革”结束后，中国知识分子恢复道德勇气的第一步，就是担当社会良知的代表，为民请命，伸张正义。这种角色依然陷入尴尬，因为共产党政权并不跟你讲良知。它会把它“最优秀”也“最忠诚”的党员，如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开除出党。这就逼出了一批“持不同政见者”，他们不会再去充当儒生的传统角色，而要站到共产党体制外搞民主政治。这一来，他们又同那个传统社会有距离了。
八九前夕，方励之想组成知识分子的压力集团，却没有多少有名望的知识分子肯同他为伍，这便种下了学潮中知识分子始终不能形成有效组织的前因，进而也注定了如今海外民运组织缺乏成熟政治领袖。以体制内走向体制外的难艰，从传统人格转换为现代独立人格的难艰，都妨碍了知识分子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作用。他们陷入一个巨大的悖论：不借助传统他便无力，而他的目标正是要改变这个传统社会。
（苏晓康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