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的改革，官方正式文件主要讲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一接触到产权问题，口头上总是竭力回避。前一个时期，一些学者公开提出私有化的问题，或变相提出这个问题——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社会主义应当是个人所有制。所有这些说法都被看作是自由化观点。在批判戈尔巴乔夫的民主社会主义时，社会主义应是包括有私有制在内的混合经济的观点也曾是批判的一个重要内容。如今，中国实际上已是多种所有制并存，据有关方面统计，到一九九五年六月，在国家注册的个体户已达二千二百三十九万家，私人企业已发展到五十六万三千家。九四年个体经济和私人经济的总产值高达二千八百亿人民币，这种情况还在迅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保守派的理论家惊呼这样下去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将不保。政府也是反复强调，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国民经济的主体。
究竟怎样来认识中国改革的实质呢？
其实，私有化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题中应有之义。众所周知，形成市场的基本前提就是不同的所有制主体和经营主体的存在。过去计划经济时期就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实践表明，单有这两种公有制还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今天要搞市场经济，就还必须有私人所有制。这就是说，要使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就不能没有一个私有化的过程。市场的充分发育，还必须有私有化的一定程度和规模。讲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而不讲所有制问题，这不仅是理论上的不彻底，而且是一种虚伪和欺骗。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改革，就是变革生产关系，使之符合、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以保证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中国在改革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矛盾的状况怎么样了？用中共“八大”的提法说，就是生产关系——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太先进了，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水平——公有制名义上人人有份，实际上等于谁也没有——造成了比资本主义社会更严重的异化。因此，谁也不关心它，谁也没有劳动积极性，脱离了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水平。而且实践表明，几十年来，社会主义通过利用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残酷地剥夺农民和剥削广大工作人员超高额的剩余价值虽然完成了自己的原始积累，但由于上述原因，根本没有能力实行有效的管理，从而严重影响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改革就是要从原有的生产关系后退，至少要使一部份全民所有制变为私人资本。过去我们长期实行的是低工资，谁有资本去办工厂、做生意呢？只有把全民所有制的一部份变为私人财产，才能保证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才能保证改革的推行。
因此，问题根本不是要不要私有化，而是私有化到什么程度，怎样私有化的问题？事实上，改革以来，变全民所有制为私人资本的事从来也没有停歇过：据有关方面统计，现在中国大陆有一百万元人民币资产的人已超过一百万。千万元户也已为数不少。近几年来，国有资产每年流失二千多亿人民币（此外，还有挂帐二千多亿）
，他们数额如此巨大的财产不是通过化公为私又是从哪里来的？这些全民财富不是流到私人手中去了又是流到什么地方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反复讲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不过是虚伪地为了欺骗和麻醉广大人民群众而已。
怎样把公有制变为私有制，大致上无非是这样三种方法：
一是清点、核算全部国有资产和造成这些财富积累的劳动，然后把其中一部份按付出劳动的多少分股份给大家（有的职工已死，他应得部份就给其有继承权的子女）；
二是像俄罗斯所做的那样，每个公民多发一万卢布的私有化券。这是一种为快速实现由公有制变为私有制过程而采用的实质与第一种方法一致，做法相对粗糙的途径。
上述两种做法的好处是：比较合理，国家能有效控制国有资产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能使每个公民都有公平地（当然是相对的）参加自由竞争的机会。不好的地方是，每个人所分得的股份都比较少，要造成私人对促进社会发展有利的较雄厚的经济实力的过程比较慢。这些做法的前提是，社会有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如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多党制的存在，新闻、出版、言论自由等等，使有权的人无权利用这个过程为自己谋私。
第三种就是中国改革所做的。由于中国是一党专政，政治上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专制主义，国家又比较贫穷，广大干部普遍觉悟不高，这一切决定了中国的改革必然是通过“权钱生意”——即通过腐败的途径来进行，只能是变全民所有制为官僚资本（顺便说说，在中国当前的条件下，这确是一个悖论：不改革不行，而改革就不可避免腐败，腐败又在败坏改革的名声，为反对、窒息改革唤起和发动群众，共产党不顺应民心高喊反对腐败不行，可它自身又不可能根除腐败，而且真正彻底反腐败就意味着终止改革，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去，对中国也未必是什么好事）。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改革以来，暴富起来的无非是通过下述几条途径：一是利用“双轨制”。如钢铁国拨价每吨八百元人民币，市场价三千元，你能搞到几千、几万吨钢铁，一下子就成为百万富翁；二是通过吃银行利率差。国家银行的利率不超过10％，而一些企业迫切需要资金，你如能给他们提供贷款，他们可给你30％以上的利率。这样，你如能从国家银行贷出大量资金再供给急需的企业，自己立即可以成为大富翁；三是搞房地产。因为中国市场经济刚开始，法规不健全。土地与其说是市场价，不如说是“市长价”，你如能低价搞到几千几百亩土地再倒出去，也立即可成为暴发户；四是炒股票。虽然少数平民百姓通过炒股票也发了点小财，但真正通过它发大财的不是他们。在中国，股票正式上市之前就发出不少原始股，这些原始股等股票正式上市时已身价百倍了。然而原始股普通老百姓是搞不到的，只有当地一些主要领导才能有，而他们也是严格按其地位来决定能获得这种股票数量的多少的；五是通过承包工厂、企业。谁都想承包，究竟谁能承包上，就要看他与有权作出给谁承包的人的关系了；光是一九九二年国家机关搞“精简机构”，精简下来的人大办公司，实际上是把原来由他们管理的国家资源和财产变相地变成了这些部门的资源和财富。很显然，凡此种种，都离不开一个“权”字，都是权与钱做交易的过程。这样由全民所有制变为私人资本，只能是变为官僚资本。
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把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变为由少数人拥有大量资产的私人原始积累。如果这些官僚及其子弟坚持在国内经营并且善于经营，对整个社会发展有好处，将来社会发展快了，还可通过征收他们的调节税，建立社会保障基金等方法来解决贫困群众的问题。这种做法虽然令人难以接受，但从理性上也还应当接受。这种做法的坏处是，它是野蛮的、不合法的、垄断的。为了保证这种变革的进行，思想上只有搞虚伪的欺骗——包括大喊反腐败，实行愚民政策；政治上只能强调高度统一的专制主义。但这样做要想取得最终成功必须注意两点：一是变为私人资本后保证不向国外转移，而坚持用于本国的经济发展；二是这些老爷在大吃鱼肉的同时让老百姓也能喝点汤，即在把全民所有制变为官僚资本的过程中，让广大老百姓的生活也不断地多少有些提高。这样，群众的不满才能保持在一定程度内而不致引起总爆发。但要现在的中共做到这两点看来都是很难。因为其财产是掠夺来的，人民对此恨得咬牙切齿，所以他们的心总是虚的，总怕遭到人民的正义清算，这样，他们在感到自己的权力不稳时必然要把掠夺来的财富向国外转移，为自己准备退路；此外，实践证明，他们的贪婪和无能也使他们无法做到第二点。而这两条做不到，只能引起老百姓普遍的更大的不满，最终必然导致大家用武力的方式要求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少数既得利益者只有依靠权力来保护自己、压制反对者——这样就会使中国的政治走向更加专制——白色恐怖、而这种专制一旦被打破就是天下大乱。
中国改革比较稳妥、现实的道路是，花大力量解决观念上的问题——这就是彻底清算毛泽东和“社会主义”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让大家认识到非彻底抛弃今天这种一党专政和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可。但是，由于现在中国的领导权还掌握在老人手中，过去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所干的大量坏事、丑事他们都参与了，有些主意就是他们出的，有的甚至是他们自己负责指挥的，这决定了只要这些人还掌着权，还活着就不可能做到；二是让政权牢牢掌握到开明的改革派手里。这最好是通过和平演变，新老自然交替的过程，而且这是可能的、甚至是必然的，只是时间上的问题。然后让军队国家化，开党禁，实行真正的新闻、出版、言论自由，政治民主化，实行真正的法治，逐步走上规范化的市场经济的道路，形成一个能保证国家民主化和国家经济持续迅速发展的强大的中产阶级。
（《北京之春》1996年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