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火龙随笔 火龙随笔 2022-05-03 11:21 发表于上海
本章内容缩译自哈耶克经典著作“The Road to Serfdom”, 1944，并参考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版《通往奴役之路》的相关章节。本章提及的”社会主义“指的是德国和前苏联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
——译者，圈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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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常低估纳粹主义的危害，以为这不过是一场非理性的运动。其实它的危害远大于此。纳粹主义是思想长期演变的结果，德国和别的国家都有众多极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参与其中。这是一种彻底的集体主义，所有可能阻碍其实现的个人主义传统，在这场思想演变中统统被清除一空。
虽然这场大戏上演于德国，但像卡莱尔、张伯伦、孔雷、索雷尔这些外国思想家们也起到了不容小觑的作用。这股思潮在德国已有150年之久，但一战之前并没有产生特别大的影响。那么，后来是什么推动这股思潮得到大多数德国人（特别是全体德国年轻人）的支持呢？实际上，并不像是很多人以为的那样——那些“反动的资产阶级”在推动，恰恰相反，这些观点的力量源自集体主义。
指导德国上一代统治者的学说，并不反对马克思主义里的社会主义，而是反对其包含的自由主义、国际主义和民主思想的因素，因为这些因素成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障碍。于是，左翼社会主义者日渐靠近右翼社会主义者，最后，左右翼的反资本主义势力联合起来，激进与保守的社会主义并肩将一切自由主义的东西从德国赶了出去。
在社会主义指导德国劳工运动时期，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一度隐入幕后。但为时不久，1914年以后，劳动者和理想主义青年被领进纳粹主义阵营。自此以后，纳粹主义的浪潮日渐壮大，很快发展成为希特勒的学说。1914年德国的战败成为了纳粹主义现代发展的开端，那段时期里，纳粹主义的兴起也得到了老牌社会主义者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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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牌社会主义者的代表人物是桑巴特教授，他在整个德国境内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和对资本主义的愤恨。1915年，他出版了臭名昭著的《商人与英雄》一书。他最初是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者，直至1909年依然自称其将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奉献给了马克思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德国之所以能深入人心，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
桑巴特认为，“德国战争”是英国商业文明和德国英雄文化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在他看来，仅仅追求个人的幸福是可耻的，“德国人对国家的看法”是：国家既不是由个人组建的，也不是个体的总和，国家的目的不是为任何个人的利益服务。它是一个人民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民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个人对权利的要求是商业理想的结果。“1789年的思想——自由，平等，博爱——是典型的商业理想，除了保证个人利益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目标”。
桑巴特以德国人对战争的态度为荣。在他看来，1914年以前，受英国影响，德国的“英雄理想”面临着致命的危险。只有战争才能让德国人想起他们是真正骁勇善战的民族，是将一切活动都从属于军事目标的民族。认为战争是不人道的和愚蠢的仅仅是一种商业观点；而有一种生活高于个人生活，那便是民族和国家的生活，个人的目标在于为了这种更高的生活而牺牲自己。战争是英雄主义人生观的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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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巴特的观点连当时的大多数德国人都认为过于极端了，另一位保有同样思想但形式上更为温和的是德国教授约翰·普伦格。与桑巴特一样，他也是研究马克思的权威，他起初所抱持的信仰确实具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性质。
普伦格教授在战时出版了许多作品，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789年和1914年：政治思想史中的象征年代》，这本书专门讨论了1789年自由思想和1914年组织思想之间的冲突。普伦格认为，组织思想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而德国最好的理解和体现了组织思想。他还认为，社会主义和组织代表着19世纪以来先进经济生活的新生力量，英德之战实质上是自由思想和组织思想之间的冲突，这与宗教改革、资产阶级自由革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在他笔下，这场“经济世界大战“是近代史上发生在精神斗争领域的第三个纪元。
一开始，普伦格试图通过个人对整体的自愿服从，将自由的理想和组织的理想调和在一起。但很快，这些自由主义的思想痕迹便从他的著作中消失了。到了1918年，他关于社会主义必须与强权政治相结合的想法已经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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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伦格的观念或许来源于特定圈子的科学家与工程师们，他的学说阐述得非常清晰，因而在这个圈子内颇为流行。他们叫嚣着生活中各方面都应该有集中计划的组织，其中颇具声望的代表人物是著名化学家奥斯瓦德。他曾公开宣称：“德国要把至今尚缺乏组织的欧洲组织起来，日耳曼民族已经发现了组织的意义。其他民族依然生活在个人主义体制内，而我们已经获得了有组织的制度。”
将这些思想充分发展并广为传播的是一位积极的社会主义政治家，德国议会社会民主党的左翼人物保罗·伦施。他最著名的战时著作是《世界革命的三年》。从伦施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工业的集中化管理和企业联盟是工业发展的较高形式，相比其他国家，德国代表着更先进的经济制度。他认为，人们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概念都来自于英国的个人主义观点，需要被淘汰；在当前的世界革命中，德国代表着革命的一面而英国则代表着反革命的一面，作为“被历史选定的代表”，德国应当坚决“抵御外侮”，完成革命全球的历史使命。
伦施谈到，对资本的组织工作，战前已经在无意识地进行，战争期间得以有意识地实施，在战后还将被系统化地继续。反对这一趋势的只有那些自由主义者。继此之后，伦施又发表了一种令人深思的观点，该观点包含了许多事实因素：由于社会主义劳工50年来的艰苦奋斗，国家已不再是1867年普选刚开始时的样子，社会主义也不再是当年的社会民主主义了。国家经历了社会主义化的过程，而社会民主主义则经历了国家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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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伦格和伦施先后为纳粹主义直接领导人提供了指导思想，其中最有名的两位分别是施本格勒和缪勒·范·登·布鲁克。
施本格勒认为旧时的普鲁士精神与社会主义信念同出一辙，而所有自由主义改良派则都是“英式的”，这种“英式的”精神将被从德国革命中驱逐出去。他说：“普鲁士人的本能是：权力属于整体……每个人都被安排了位置，一个人要么命令他人，要么服从他人。这便是18世纪以来的专制社会主义，其本质是反自由主义和反民主主义的……英国民族的结构建立在贫富差别上，普鲁士民族的结构建立在命令与服从的区别上，两国的阶级区别的意义有本质的不同。”他还指出：“严格意义上讲，私人是不能存在的，体制如钟表机械装置一样精准地运转，每个人就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普鲁士观念”要求每个人都应成为国家公务员，一切薪水全由国家规定，未来的国家应该是官僚制的。作为纳粹主义的早期领导者，缪勒·范·登·布鲁克宣称，一战是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战争，战争的失败是反西方的失败，是社会主义反自由主义的失败。同施本格勒看法一致，他也将自由主义看作头号敌人。
反对任何形式的自由主义，反对打败德国的自由主义，这将社会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联合成了统一阵线。这种思想最初在极具社会主义精神的“德国青年运动”中被接受，并完成了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融合。
二十年代后期到希特勒上台之前，一批年轻人在费迪南德·弗里德的领导下成为了这种思想在知识界的主要拥护者，他们在德国被称为“高尚的纳粹”，弗里德的《资本主义的末日》可能是他们最具代表性的产物。令人感到不安的是，今天我们在英美也能见到这样的文学作品，它们把左右翼的社会主义者联合起来，反对一切原有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大批作者使用“保守社会主义”或“宗教社会主义”的口号摇旗呐喊，在今天的英国，这俨然已经成为一种主导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