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正明兄（“人祸”等佳作的作者）正在写一部关于文革历史的著作，寄来文革时北京清华大学造反派向全国发行的一份铅印小报“井冈山”，向我了解此报上一篇批判陶铸的文章的背景。此文提到陶铸在文化革命初期有一个黑八条，并支持湖南的张平化在湖南“抓黑鬼”。由于报纸的语言是文革中的官方语言，与当时实际发生的事情有一段距离，需要我这类亲身经历其事的人才能将其译成现在人们能懂的史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说明了文革中毛泽东如何操纵语言，以使他发动的利用市民对共产党官僚机器不满的造反运动能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内运作。这篇批判陶铸的文章登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出版的铅印四开小报“井冈山”第四版。题目是“坚决彻底打倒资产阶级保皇派——撕开陶铸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画皮”。此文通篇指控陶铸如何反对毛主席，压制文化革命运动，读者今天一定会认为当时发生的事无非是传统的共产党式的残酷权力斗争。但丁正明兄还是个有心人，从字里行间发觉当时有一个“抓黑鬼运动”，而这个运动的社会内容是他所感兴趣，但却又不能从文革式的话语系统的迷宫中搞清楚。我在此文中就以我个人在那段时间的经历与这篇批判陶铸的文章对比，向读者叙述当时的史实，也能给丁正明兄提供一点他的著作所需的史料。
我是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初被当时湖南省委派到长沙市一中的文化革命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学生，罪名是参加了学生中的非法组织活动。那个组织没有名称，只是一些对工作组不满的学生暗中的一些聚会。工作组选择打击我，还因为我父亲与当时省委书记张平化的一些冲突。我父亲是老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周小舟时的秘书长，曾公开反对大跃进，因此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毛泽东把周小舟和我父亲打下去后，从湖北调来张平化的一个班子，这班人文革开始后，仿效北京打击彭真的榜样把我父母定为黑鬼，作为文化革命打击的对象。工作组在批判我前后，向党团骨干披露我父亲的反党材料。
我当时很快就向工作组认错投降，当然对共产党也开始有了仇。我们学校有八位学生被打成反革命后，拒不认错，其中后来出名的谢若冰（她父亲与我父亲出境相同）不知如何弄到一些北京来的消息，说是毛主席反对派工作组，江青支持反工作组的学生。于是这八位学生偷偷逃出湖南，去上海、北京找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告状。
当时湖南是省委的一统天下，除了这八位学生，没人再怀疑省委迫害学生的正统性。我对前途失望，感觉到家庭和自己被全社会歧视和不被社会所容的痛苦。那是我第一次体验到五十代年右派在政治迫害压力下的感觉。
八月十八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长沙的高干子弟以省委书记的子女为头也组织起“红色政权保卫军”，誓死保卫省委、市委和红色江山。市委书记孔安民模仿毛泽东，身着军装接见这些红卫兵。我当时根本不敢想象，红卫兵出现意味着我们前一段的“非法组织活动”其实并不非法。记得八月五日，工作组把正在参加双抢的学生叫回长沙。在军区大操坪听刘少奇、周恩来和李雪峰的录音报告。会场四周贴着标语“同学们万岁！人民万岁！”听了录音报告，才知道派工作组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犯下的“错误”。好久以后我们才知道，这些录音报告是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工作组的人神色紧张和故作镇静，工作组长特别走到我们这些反革命学生面前观言察色，并警告不要妄想翻案。因此我虽然知道“十六条”中特别规定，不能以任何理由把学生打成反革命和右派，要允许学生自组政治组织，并要保护少数，但在省委工作组的迫害威胁下，我不敢妄想翻案。只是认为“十六条”像共产党所有说得比唱的都好听的许诺一样，没有任何现实意义。
因此我看到长沙的保守派红卫兵成立时，心中感到恐惧，心情大概与当年犹太人看见褐衫党成立时一样。我旁观了长沙一中红色政权保卫军的成立大会，虽然这是长沙第一个非共产党的政治组织，但他们宣誓时杀气腾腾，誓死保卫省、市委和共产党红色江山，而且声言要打击狗崽子和形形色色右派，黑鬼。八月十九日，湖南大学的学生也自组了政治组织去市委示威游行。市委马上把工厂的党团员组成赤卫队，并动员红色政权保卫军去市委保卫共产党。那天湖大的学生被几千人围攻、殴打，这就是有名的“八一九”事件。据说当时全国各地都发生了类似事件，市民分为两派，一派由党团员骨干组成，以反右积极份子的姿态保卫省市委，另一派支持被保守派围攻的学生。
当时我虽同情大学生，但却为他们难过，这是明显的鸡蛋碰石头，一定会像五七年的右派一样，也会像我文革初的遭遇一样，不会有好结果。我父亲由于他的处境糟糕，特别再三叮咛我不要去支持造反的学生，否则省委会认为他是黑手。我虽然向父亲保证绝不卷入，但我还是忍不住去市委附近看大字报。
当时造反派的大字报提出打倒三相信（相信省委、市委、和工作组）和罢省委书记、市委书记的口号。傍晚时分，一队不整齐的产业工人的队伍游行到市委，他们看去刚下班，穿着工作服，抬着打倒三相信的标语。路旁的市民欢呼雀跃，我不禁热泪盈眶。在这个共产党一手遮天，蛮不讲理的世道，居然还有这么多人有良心和正义感。但我相信他们的结局一定是悲剧，虽然这悲剧深深感动了我。
看到共产党今天在香港与港督骂架的态势，就使我想起了文革初那场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冲突，共产党当时迫害造反派时的横蛮无理与今天可算是一脉相承。它总是把潜在的政治对手一棍子打下去，对任何不同意见总以搞破坏、捣乱、反革命、反政府等大帽子加以迫害。
但是意外的事发生了，《人民日报》不久发表一篇社论，点名指责各地的赤卫队是由走资派挑动斗学生。此文一出，长沙的形势马上改观，湖大的造反司令部有了合法地位，支持他们的造反派工人也纷纷与他们串联，中学也出现了与红色政权保卫军对抗的造反派组织。
八月十八日时，被省委打成反革命的谢若冰被毛泽东邀请到天安门城楼亲自接见，表示支持。消息传到长沙，省委市委声言反革命谢若冰骗取毛主席信任。不久谢若冰回到长沙，人们终于相信毛主席中央文革完全了解长沙打反革命的情况，并且真的支持为谢若冰平反。
在此同时保守派红卫兵受到挫折，遂将注意力转向破四旧，打砸抢抄出身不好的市民。但到九月十五日时，形势又发生转折，林彪发表了他有名的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的讲话。他特别指出有些地富反坏右份子利用文化革命之机，炮打无产阶级各级司令部。这时陶铸派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张平化回长沙，并有一个八条，大意是按林彪这个讲话的精神在各级抓黑鬼。
于是张平化发表了有名的九月二十四日抓黑鬼动员报告。这个报告动员各级党组织反击趁文化革命之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反革命、坏份子。因十六条明文保护学生，所以抓黑鬼运动主要是在工人、干部及非学生市民中进行。很多在文革中有所参与的五类份子都受到打击，有的被单位关押，有的被关进看守所。前一段支持造反派学生的活跃工人都被打成黑鬼，被单位关押、批斗。工人因为不能合法组织造反派组织，所以马上被谙熟政治运动的党组织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但学生有合法的造反组织（因为十六条的保护），于是利用他的组织与被迫害的工人串联，组织工人上街告状，造反和保守两派形成拉锯战。
我当时因为父母的再三告诫，不敢参加任何组织。我去了北京两次，第二次去京时正是抓黑鬼运动的高潮，我心中彷徨，不知所从。但在北京听到首都三司成立的消息，并了解到中央文革提出了反迫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为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学生平反，销毁黑材料，以及为被打成反革命的工人平反。这成了使我激动的合法诉求。于是我带着所有这些消息回到长沙，决心把这些消息告诉那些垂头丧气的“反革命黑鬼”。我们家当时还在省委，我于是把各种有关反迫害，平反的首长讲话和北京消息抄成大字报，在省委和机关里张贴。我觉得我应该做些具体的事，于是决定去探访省委内被打成黑鬼的人，把这些新消息告诉他们，并把他们的材料传到社会上去，使人们能帮助他们。省委当时是个常人不能进去的地方，对造反派有利的消息在省委里是听不到。
我了解到省委当时有三个人被打成黑鬼，一个是汽车队的司机，前一段支持湖大的造反派学生，省委代书记张平化亲自点名，说他鼓吹炮打几级司令部，反共气焰比当年的右派还嚣张。另一位是一位科长，最后一位是省委招待所一位管食堂的干部。我没有找到那位汽车司机，但我找到了那位科长。我见到他时，周围的小孩正在向他投石子，大骂黑鬼周某某。我向这位科长讲明来意，想向他了解他被迫害的详情，他一脸恐怖，根本不敢细谈。我后来又去找他几次，终于说服他讲出了省委把他打成黑鬼的经过。他的罪行是公开发表过言论支持反对省委的造反派学生。省委批斗他时，说他是隐藏很深的右派，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我也找到了那位招待所的干部，他非常勇敢，表示在多次批斗，大字报围攻后，他仍没有认错。省委加给他的罪名是支持反省委的造反派学生，并曾发泄对大跃进的不满，攻击毛主席。他矢口否认他曾攻击过毛主席，并把省委迫害他的详情告诉我。我后来把这两份调查报告，抄成大字报，与中央文革当时支持为反革命平反的消息一起贴到大街上。父母都被我的举动吓得要命，他们几次要撕掉我的大字报，并声称，省委一定会认为我的这些行动都是他们在背后指使。
我虽没参加任何组织，但我支持造反派，我与造反派同学一起到工厂去调查过几次工人被打成黑鬼的情况。当时在造反派学生的支持下，很多被打成黑鬼的工人，教师都跑到北京去告状，有的人自己开着汽车用一个星期开到北京，有的在同情造反派的铁路工人帮助下到了北京。这些告状的工人教师在北京与首都三司接上头，了解到中央文革支持为他们平反，于是自发组织了湖南第一个包括非学生人员的跨行业准政党型组织——湘江风雷。湘江风雷回到长沙后，以“为反革命平反”，烧毁歧视迫害市民的“黑材料”为号召，很短时间内，其成员就超过当地共产党的人数。
不久，十月份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的报告就正式将反迫害，为反革命平反，销毁迫害人的黑材料和批判刘邓资产阶级路线作为文化革命的主题。同时，工人农民被允许成立自己的政治组织。这是刘少奇及共产党组织和保守派在市民中从优势转为劣势的一个关键转折点。造反派工人和学生，无疑都真心支持这些新政策，他们要付给毛泽东的代价，当然是在党内权力斗争中支持毛而反对刘、邓。刘邓当时的确因为他们文革初对市民的政治迫害而陷入孤立境地。我相信，邓小平很多年后都对那次突然孤立心有余惊，但与其他党内斗争的失败都不同之处是，那次他是真正在市民中孤立了。造反派市民真心反对刘、邓、陶铸、张平化。因此陶铸在文革中的失势不但与权力斗争有关，也与他搞的那次抓黑鬼运动和对市民的政治迫害有关。
从以后邓小平对八九民运的迫害，和在香港与香港市民打交道的蛮不讲理，我们可以看出，共产党根本没有从文革真正吸取教训。文革不仅仅是毛泽东的恶意，而且有毛泽东成功利用市民对共产党不满的一面。如果共产党迷信自己对政治的垄断权、蛮不讲理，不尊重民意，总有一天在将来中国的政治斗争中，有人会再次利用人民对共产党积下的一肚子怨气使整个共产党身败名裂，彻底孤立。
（《北京之春》1996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