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留学生回国，一直是个热门的话题。如今又有了一个新说法，叫做“再中国化”。
这个颇为新鲜的命题，是来自祖国的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俞新天教授，在东京的一次纪念近代留学生出洋留学一百周年的集会上提出的。原话照录如下：
“从留学生本人来看，回国意味着‘再中国化’的过程。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是概念而是活生生的现实，留学生必须对与发达国家的工作和生活差距有思想准备。例如，我社科院对于人才给予特殊倾斜政策，从职称、工资到房子，然而实行时又是千差万别的。”
二
这“再中国化”提得真有意思。留学生回国，尤其是搞社会科学的留学生回国，“再中国化”意味着什么呢？仅仅是“职称、工资和房子”么？俞教授出于好意，说是这些已经有了“特殊的倾斜政策”，留学生也该知足，或者至少谅解了。
但问题似乎没有那么简单。
中国是一个活生生的发展中国家，没错。但还有另一个’活生生的现实“在，便是这发展中国家呢，是”社会主义“的；这社会主义呢，是有着”中国特色“的；这中国特色呢，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
于是，这留学生回国的“再中国化”，碰上了两个“活生生”，麻烦就更大了。留学生，尤其是搞社会科学的留学生，计较的，恐怕不仅仅是前一个“活生生”，而是后一个“活生生”。
三
搞自然科学的，问题还不太大。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海外是相对论，在国内也还是相对论，即使哪一个自作聪明的留学生回国后，硬跟爱翁过不去，说成是“绝对论”，也无所谓的，因为与“立国之本”的什么原则毫不相干。况且这纯属没几个人搞得懂的“学术”，你爱怎么讲，就怎么讲吧。
但要是换成搞社会科学的，问题就来了。就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来说吧，若有哪个不识实务的留学生回国后，就是要公开地和小平同志摆摆龙门阵，商榷商榷，修正修正，哪怕是“学术性”的，行不行呢？
如果在海外，那没有不行的事。你找柯林顿，找桥本龙太郎去商榷什么理论不理论，完全可能没人来理你，但绝无可能有人来管你，或送你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或冒出个“中宣部”来，发个“红头文件”，此人的文章从此不得见天日。
然而在国内，不管是不行的。因为一个脚踏入社会科学的领地，所谓学术与政治之间，便永远也不可能筑起一道万里长城。
君不见，前几年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结果还不是引发了一场“清除精神污染”的“文化小革命”么？你说这“人道主义”，这“异化”，是学术，还是政治？
四
留学生既食人间烟火，那回国后的职称、工资和房子，固然极需要，也是很喜欢的。但这些还是小事；管住自己的嘴巴，以免“祸从口出”，这才是大事。“再中国化”之需，需在此；之难，亦难在此。
知识分子，尤其是从海外回去的知识份子，要做到“管住嘴巴”这一条，实在是件痛苦的事。想来想去，除了职称、工资和房子，尚缺什么呢？缺的是不好意思说出口，或不敢说出口的两个字：自由。于是换句客套话：国内尚未具备与海外同等自由的“学术环境”。
留学生在海外，生活上也并非天天在享福。他们没有人人都拿到高级职称，住高级洋房，乘高级轿车，吃高级料理。但无论如何，他们在精神上至少是自由的。
这“至少”在哪里呢？比如，在海外他们至少不必担心，自己的言论触犯了哪一项“基本原则”，有组织上的同志来找你“谈心”，要你自觉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这还是客气的，不然的话，被哪位首长点了名，上了哪一份“内部通报”，你的名字连同文章，便从此在全国的大小报刊上销声逆迹。如果你不买帐，甚至想借海外的舆论，助你一臂之力，那么好，国家安全局该找上门来了。“再中国化”至此，也就“化”到家了。
作首俏皮的打油诗，此所谓：职称诚可贵，房子更需要，若为自由故，二者只能抛。
五
总之，俞教授所推广的，“再中国化”也罢，“特殊的倾斜政策”也罢，都无意或有意地回避了伤脑筋的“自由”问题。而这正是不可回避，也回避不了的问题。恕我在此打开天窗说亮话，作了个煞风景的补充。
这“特殊的倾斜政策”，能不能有一天倾斜到“自由”的头上来呢？具体地说，留学生回国，能允许他们自由地办报纸，自由地出书，自由地结社，自由地集会和演讲吗？
这自由，不仅是写在《人权白皮书》上给联合国看的，而且是实实在在地动真格的。比如，留学生乃至所有的人们，他们说——不是在家里关起门来说，而是能堂而皇之地在电视台上说——社会主义制度好也可以，不好也无妨，如同日本的左中右各人各派，评论天皇制度一样；他们说江泽民主席行也可以，不行也无妨，如同美国人轻轻松松地给柯林顿总统打分一样。
六
中国人当中，有人愿意“中国化”，那就尽管“中国化”；有人不愿意，那就让他们爱什么“化”，就什么“化”吧。这才叫作一个国家的“多元化”。这有什么不好呢？
同样，这世界上，还从没听说过，美国人非得“美国化”，日本人非得“日本化”，哪国人非得哪国化不可的道理的。除非这个国家，不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国家。
中国人要是有了选择要不要“中国化”，或者辩论如何改造“中国化”的自由，那可真是了不得的一大进步。届时也无所谓什么政策的倾斜不倾斜，更没有非要“中国化”和“再中国化”，才能当中国人的事了。
可惜这已经不是俞教授们所能决定的问题了。但中国所应有的，正是这么样的一个自由的社会和国度。
（《北京之春》1996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