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九六年七月号上王湘先生的文章《刘少奇扮演的角色》指斥刘少奇在文革初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了许多无辜人民，因而对刘作了否定的评价。我在文革初深受资反路线迫害，对刘自然没有好感。但从历史的角度看，愚以为刘少奇仍有值得肯定之处。
如所周知，刘少奇与林彪一样是靠捧毛起家的。他在中共七大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的名目，并将“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写进七大党章，从而得到毛的青睐，跃升为位居周恩来之上的第二号人物，并被指定为毛的继承人。
刘得志后，便欲取而代之。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后，刘亦在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批判中共党内的“个人崇拜”（却不提对毛的个人崇拜的始作俑者正是他自己），锋芒直逼毛，又指使邓小平在八大党章中删去“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句话，从而使毛怀恨在心，为自己埋下祸根。
诚然，刘对毛前恭后倨是为了争权夺利，与老百姓的利益无甚关系。但刘的某些自由化主张与政策在客观上有利于中国人民。
早在中共执政之初，刘便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确保私有财产”、“联合资产阶级”、“长期保护富农经济”、“雇工、单干应该放任自流”、“宁右勿左”、“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等等，与毛恨不得一夜之间消灭所有资本家、富农（那时地主已被打倒），马上实现工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的左倾政策恰成对照（所以毛在文革初说刘是老反革命）。假如当时中共按刘的主张行事，邓小平也无须在三十年后补资本主义的课。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大饥荒时期，毛无颜见人，以退为进，让刘收拾残局。刘仿效赫鲁晓夫的改革，推行自由化政策。在农村提出著名的“三自一包”（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与包产到户）。这在毛眼里是反对集体化、复辟资本主义。
在企业界刘提出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专家治厂、一长制等；而毛一贯欣赏“鞍钢宪法”，即政治挂帅、只算政治帐，工人参与管理、党委领导等。
在教育界刘主张教授治校、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突出政治要落实到业务、重点培养尖子等；而毛则强调党委领导、突出政治落实到人的思想革命化、阶级路线即出身歧视、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指教授）等。
在文艺界刘受赫鲁晓夫“解冻”政策影响，允许有限度的暴露阴暗面，鼓吹人性、人情、人道主义，主张文艺可以不描写革命与阶级斗争等，催生了一批类似苏联“解冻文学”的作品，如电影《草春二月》、《舞台姐妹》、《北国江南》、《青春之歌》（后被江青指斥为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与小资产阶级情调）与《不夜城》、《林家铺子》（后被江青指斥为美化资本家、宣扬阶级调和、合作论），邓拓的杂文《燕山夜话》，吴晗的戏剧《海瑞罢官》、田汉的戏剧《谢瑶环》、孟超的戏剧《李慧娘》等（都被毛江指斥为借古讽今、暴露阴暗面），同时也使毛所谓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外国死人充斥中国舞台、银幕。毛的文艺政策则是不准暴露（共产党与社会主义的阴暗面），只准歌颂，而且要塑造不食人间烟火的没有七情六欲的高大全的无产阶级英雄，如江青“培育”的“革命样板戏”。
应该承认，刘的经济政策救活了许多百姓特别是农民，开了邓小平八十年代改革的先河（邓当时也是刘的合作者）。刘的教育政策培养了一批人才，刘的文艺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活跃了思想，这都是中国人民不应忘记的。
当然，刘少奇是个正统的共产党人，他搞这些是为了补天，不是拆天。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确实减轻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与痛苦，刘不失为一个清官与贤相。
毛从其中国农民式的共产乌托邦主义出发，当然容不得刘的自由化经济政策；毛从其中国农民的狭隘天性出发，更见不得刘的教育政策导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翘尾巴”（在毛眼里，所有受过现代文化科技知识教育的人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毛从其中国农民的文化趣味出发，也见不得刘的文艺政策导致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大泛滥”（在毛眼里，所有受过一点西方文明熏染即沾点洋气的人都是小资产阶级，他们谈情说爱、交友待人及表达思想感情的方式均属资产阶级人性论）。何况刘的那些政策是从赫鲁晓夫那里搬来的，而赫氏又是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带头羊，而刘则是批判毛的个人崇拜的带头羊。他与刘在权力上你死我活，政见上南辕北辙，文化上格格不入，终于导致文化大革命与“炮打司令部”。
关于毛发动文革动乱，人们已说了很多，归纳起来有：权力斗争说、反官僚主义说、确保自己死后无赫式人物焚尸说。这都有理，但人们忽略了毛的文化趣味动机。记得周恩来文革初对红卫兵说过，毛发动文革就是要让全国社会的风气回到延安时代去。所谓延安风气，就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军事共产主义加上“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翻身道情”之类的“工农兵文艺”，即以禁欲主义为特色的军事农民文化（当然这只是规范小兵小民的，并不妨碍中共领袖们在窑洞里开舞会）。毛发动文革的重要目的之一及时用他的心爱的军事农民文化取代他深恶痛绝的资产阶级文化。
如所周知，中国的老农最见不得青年男女在街上“拍拖”。阿Q老前辈为了发扬正气，不惜躲在暗处向街上并肩而行的“鸟男女”扔石子。记得文革初北京红卫兵冲到上海破四旧时，曾把在南京路上拍拖的男女当作资产阶级批斗，还剪他们的烫发、裙子、裤管，敲断其高跟鞋的跟，可见阿Q他老人家其实并未如小尼姑所言“断子绝孙”。同理，毛也见不得文艺作品描写男女恋爱（当然并不妨碍他自己玩女人），所以江青培育的革命样板戏里的无产阶级英雄一律没有情人或配偶，阿庆嫂的丈夫阿庆已与她分居，李玉和没有老婆却有女儿，祖孙三代似乎都是无性繁殖的。
毛在文革中通过全民军事化与“普及样板戏”一度成功地使全国回到了延安时代。那时所有工厂、学校、商店、机关都在军宣队统治下实行军事编制，不分老幼多要整队出操，可谓团结矣；出操后便整天开会学毛著斗私批修与斗阶级敌人，可谓紧张矣；无论男女一律穿国防绿军便服，无人敢上街拍拖，可谓严肃矣；每天看听唱革命样板戏与颂毛歌舞，可谓活泼矣。
可惜好景不长，全国军事化刺激起林彪的野心，普及样板戏刺激起江青的野心，这两个暴发户在一九七零年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上的火并打乱阿毛的“伟大战略部署”，震落了毛头上的光环，加速了文革的破产与毛的死亡，这多是毛所始料不及的。
（《北京之春》1997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