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瑞典首相访华导致国会提起不信任案投票
本刊记者 莫莉花
在踏上北京人民大会堂那块隐隐透出血迹的红地毯时，一贯自信的瑞典首相约然·佩尔松做梦也没有想到，和中国领导人李鹏、江泽民的会见险些成为他政治生涯中的滑铁庐，虽然反对党联盟提出的要求他下台的“不信任案”在国会没有获得多数通过，但在三十天来铺天盖地的批评声浪之后，民意调查显示，瑞典人对他的信任度下降了百分之四十五。在风波稍微平息之时，佩尔松首相决定邀请现居瑞典的“中国人权”组织北欧代表陈迈平，民阵总部监事章雨，以及流亡瑞典的中国政治异议人士郭承东和莫莉花到首相府会谈，以表示他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心和他在北京出言不慎的歉意。
“政治稳定”一语惹祸端
十一月三日，在浴血的六四事件过去七年之后，第一位瑞典首相去到北京，会见了以“屠夫”之称著名于世的中国总理李鹏。
在此次首相出访之前，瑞典国内曾有过很大的反对之声。各在野党不论左翼右翼，都认为首相访华不合时宜，反对者的主要理由是：出动如此高级别的政府代表团，无疑是对中国政府残暴镇压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的认可，在道义上站不住脚，“中国人权”北欧代表陈迈平也提请瑞典政府注意中国最近人权状况恶化，对异议人士的迫害日趋严重的一些事实。
然而，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政府不愿改变佩尔松访华的计划。六十多家瑞典最大企业已报名参加随同首相访华的商业代表团和医学代表团。在欧洲各国进军中国大陆市场的队伍中，瑞典已远远落在他国的后面了。机不可失。原为财政部长，只是由于老首相突然宣布退休而偶然有机会接任首相之职的佩尔松处在跃跃欲试的企业界人士的包围之中，竟没有想到应该抽空去听听本国资深的中国问题专家的意见，也没有去了解一下他的富有外交经验的前任是如何使用外交辞令的。这就是酿成瑞典历史上少有的国会对首相动用“不信任案”投票的起因。
在和江泽民、李鹏宾主交谈之时，佩尔松确也不负大赦国际、中国人权等人权组织的委托，他尽义务地表达了瑞典对人权问题的原则立场，谈到了中国滥用死刑和中国孤儿院虐待儿童的问题，递交了一系列被囚禁的异议人士名单要求释放他们，或给予他们治疗。首相还特别拿出前不久重判王丹的案例给中共领导人。虽然具有表演艺术才能的江泽民假装从未听说过王丹被判的事情，但他还是煞有介事地要秘书把王丹的名字登记下来。瑞典首相的面子不可谓不大。
然而不知是否就在宾主签订巨额生意合同，首相对此行的收获得意忘形之时，他竟说出了一句叫他的中国主人大为受用、而令他日后私下里后悔不已的话，即赞扬中国目前“政治稳定、经济发展”。
“他怎么这样不聪明！”
至今为止，尽管反对党一再要求公开佩尔松和中共领导人对话的记录文件，但都被外交部以“保密”为由拒绝，但中共的报纸如《人民日报》等却不给配尔松保密，他们对此以头版头条大加宣传，深以一个西方民主国家的首相夸奖他们“政治稳定”为荣。
随行采访的瑞典女记者莉娜说，当时她在瑞典驻北京大使馆的餐厅里和一群本国企业家吃饭，当听到首相带有“哲学意味”和赞扬口气地谈到中国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时，她并没有太愤怒，只是吃惊地掉落了手中的筷子。这可能是因为她初学使用中国筷子水平还不够高，更可能是因为就在前一天，她的记者同行——瑞典电视台记者玛格特试图采访中国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许良英时，刚在楼梯上碰见那位七十岁的老教授，旋即就被几个守株待兔的中共便衣警察抓走。玛格特一行被关押在公安局里好几个小时，被迫写了“认错书”才获释放。在民主国家享有极大自由和倍受尊重的瑞典记者深刻领教了什么叫中共的“政治稳定”。
更多的瑞典人是在摆满刀叉的晚饭桌上听到他们的首相在北京的高论的。“他怎么这么不聪明？”许多人对着电视机叫起来。笔者的一些大赦国际组织的朋友说，一九八九年六四大屠杀发生时，他们在得到消息半小时内上街行动起来，不久就有上百万封请愿信飞向北京。所有的请愿信都催人泪下：“让他们（指天安门的学生和市民）活下去！”
虽然万里迢迢，但所有的瑞典人都知道中国的“政治稳定”是建立在鲜血、压迫和侵犯人权的基础上的。
个人言论不能代表国家
这样简单的一个事实，难道他们的首相竟会不知道？在一个以崇尚民主人权、追求公正道德著名于世的国度里，这样赞赏一个满手血腥的专制政权，社会各界都觉得不可容忍了，虽然佩尔松这次访华生意上的收获不小。
讨伐之声首先来自国会。反对党一致表示愤怒，声称首相个人信口而出的不成熟的言论不能代表瑞典。不少国会议员质疑佩尔松作为民主国家首相应具有的民主观念和外交知识经验，指责他不拟讲稿信口开河，以致丧失瑞典的道义立场。连为首相辩护的执政党的国会议员也不得不承认他在中国的言论太粗心和不经思考，反对党的国会议员并对佩尔松在事先不与国王和反对党商量就邀请中共领导人江泽民和副总理吴邦国访问瑞典提出指控。
一个由知识份子组成的小党——人民党一马当先，他们的女领导人玛丽亚强烈要求佩尔松收回他的讲话，否则就要在国会提出对首相的不信任案。
电视、报纸等媒体一拥而上，争先恐后地发表批评首相的报道。报纸以巨大篇幅登载一九八九年六月中共的坦克开进天安门的画面，刊登王丹、魏京生等一系列政治犯的照片，并冠以醒目标题“这就是代价”。此外还有中国孤儿院被虐儿童的照片和电话采访原上海孤儿院医生张淑云的报道，指责首相邀请吴邦国访瑞是“邀请了一个错误的人”，因为吴邦国要对上海孤儿院的事件承担罪责。各媒体列举出大量证据，一些六四时曾在北京杀戮现场采访的记者再次叙述亲身经历，声声控诉中共在“政治稳定”的口号之下侵犯人权的斑斑劣迹。
瑞典著名汉学家，中国人权北欧代表也接受电视采访，强烈批评首相的讲话应和了中共当局所谓的“稳定压倒一切”，认为首相应该收回他的错误言论。在国会举办的“中国人权问题讨论会”上，瑞典的中国问题专家更以大量的社会研究数据，证明中共治国的失误和潜伏在表面“繁荣稳定”之下的深刻的经济危机。
时事评论家提出佩尔松首相的角色问题：“在他表达对中国稳定的看法那一瞬间，他由一个政治家变化为一个商人。”
关于首相访华的争议甚至给了广告艺术家以灵感，瑞典的一个叫做“Transwede”的航空公司在推销国内最廉价机票时，自行拼造了佩尔松与屠夫李鹏二人乐哈哈地亲密握手的广告画面。当首相的新闻发言人表示要请法律部门调查这一侵权事件时，为航空公司设计这一讽刺性广告的广告公司并不害怕，他们说他们只是想要幽默一下而已。
国内的暴风雨般的批评声传到此时仍在北京的佩尔松耳中，这位被公众一致认为不够成熟的国家首相的反应是“沮丧失望和十分惊愕”。他为自己辩护，说：“人们当然应该批评侵犯人权的暴行，我所说的中国政治稳定只是意味着经济发展。”面对反对党要提出“不信任案”的严重威胁，一贯性格固执的佩尔松非常反感，他拒绝公开收回他的错误言论，并反斥提出不信任案是反对党“廉价的政党策略。”
和中国政治流亡者的通信
与向本国反对党反唇相讥不同，佩尔松首相对来自中国政治流亡者的批评表现了客气和谦虚的态度。
在瑞典展开空前的有关中国问题大讨论时，笔者作为流亡瑞典的中国前政治犯，觉得自己没有权利继续沉默。十一月七日，瑞典最大晚报“Aftonbladet”发表了笔者致佩尔松首相的一封公开信。笔者在信中剖析中国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真相，批评首相仅凭表面印象而赞扬中共，并指出中国人民要求自由民主的愿望不能以“经济发展”为借口而被压制。
笔者的公开信批评言辞尖刻辛辣，然而却被首相所属的社民党本党报纸刊登并重复引用，这给笔者上了“民主”的一课。几天以后，疲倦不堪又患了旅行不适症的首相从中国回来，立即在“Aftonbladet”给笔者回信。佩尔松首相在信的开头为自己辩解说：
亲爱的莫莉花：
我读了十一月的“Aftonbladet”发表的你写给我的信，你在信中谈到了我在中国的访问，我心里很悲哀地确信，你对我的关于中国发展的观点有了一个错误的印象。
我很遗憾，你和那么多其他的人得到这么一个理解，认为我想要赞美中国的侵犯人权的社会制度。
这是明显的，我没有代言专制政权优于民主制度。人权和民主永远超越于经济发展之上。
……
接下来首相列举了他在中国为中国被囚禁的异议人士所做的一系列事情，以及瑞典和中国所签署的一些有关人权的活动的协议，其中包括对中国监狱管理干部的教育。首相并表示要将这些工作继续做下去。最后，首相向笔者解释他对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看法，并阐述瑞典政府选择的影响中国的对话政策。
继笔者之后，有旅居瑞典的中国民运人士郭承东、李惠、黄仕辽、徐丽芳、蔡宁、王小华等六人致函首相，也对佩尔松的错误言论进行了批评，《北京之春》十二月号对此曾经做过报道，笔者不再赘述。
国会大讨论和投票表决
十一月二十日和二十二日是瑞典首相佩尔松最难堪的日子。虽然有两个友党——中间党和左派党承诺支持他，环境党宣布弃权，使得不信任案注定不获通过，但无论如何，提出不信任投票本身就是个不光彩的历史记录。
在二十日的国会大讨论中，国会大厅济济满堂，气氛严肃。佩尔松像个做错了事的大孩子，既执拗又紧张。他在刚发言时好久不抬头，声音颤抖地念着手稿。他不肯认错，只是反复强调他说的中国的“稳定”的意思被人们歪曲了，委屈地诉说他自己因此被迫参加这样的讨论，承受不必要的压力，而国家还有许多严重的失业问题等着他去解决。他还指责反对党趁他不在家时搞风搞雨。当他坐下聆听批评时，他一会儿脸涨得通红，一会儿搓手摸下巴。幸好镇定自若的女外交部长列娜一直坐在他身边，给予他安慰。
如果把这样的讨论仅仅看成是政党斗争，那就未免太肤浅了。国会讨论那天笔者不巧正被北方的一个城市邀请去参加联合国儿童日活动，回来后只得看朋友帮助录下的录像带，整个国会讨论简直就是一个对准首相的“批判会”，不仅反对党炮火猛烈，就是不愿对首相提起不信任案的友党，也在会上毫不客气地给予指责。作为来自一党专制的国家的中国人，笔者在表面的多党斗争的讨论之中，看到了深植于瑞典人心中的对民主、人权的坚定信仰。
“我们不能出卖灵魂！”
瑞典政治家们所面对的，决不仅是首相在北京所说的一句错话。这几年瑞典经济陷入困境，从一个举世称羡的高福利国家到背上沉重债务和高失业率。这些国会议员们不是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巨大的市场对瑞典企业界的诱惑力可以说是不可抗拒的。这次随同首相访华的公司，其中仅一家公司签下的出售的手提电话合同就达二十六亿瑞典克朗，这无疑是给举步维艰的瑞典企业注入一针强心剂。
然而在各党派议员们的精彩发言中，有不少表示这个小国人民气节的句子可圈可点。例如：
我们瑞典可以出售火车、可以出售电话，但是不能出卖自己的道德、自己的灵魂！
柏林墙倒下了，中国的城墙也不应再堵住民主。瑞典不能背叛千百万梦想民主的中国人。
今天，我们瑞典已经成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新任理事，许多投我们票的国家信任我们，因为我们有很好的民主制度。那么我们不能仅仅考虑怎样对本国的企业有利，还应该问问自己对国际和平、人权事业做了些什么。
我们希望中国民主自由，这一点，所有的政党应该知道，出售商品的商人也应该知道，他们也有一份责任。
紧张的国会讨论虽然有各种声音，但大致形成了一些共识，如瑞典应该有一个清楚的对华外交政策，并学习扮演一个维护道义的国际角色。首相应该有更好的外交事务顾问。同时，国会也讨论了帮助中国受迫害的民主人士和他们的家庭的问题。
国会大讨论之后，佩尔松首相向记者说，他非常愿意会见在瑞典的中国民运人士，并说“如果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因为我的话而受到伤害，我愿意向他们道歉。”
但是首相坚持不肯对本国的反对党认错，因此反对党提起不信任案投票在二十二日如期举行。投票不出所料，不信任案以一一九票支持，二零四票反对未获通过，首相借由左派与中间党的支持安然渡过危机。
反对党表示，他们早就知道投票会有什么结果，之所以仍要提起不信任案，是为了避免为佩尔松的错误承担共同责任。
如释重负的佩尔松首相在记者们的簇拥下离开投票场所，一个调皮的摄影记者把摄影机高高举上他的头顶，于是所有的瑞典人都看到了他们的还算年轻的首相头上的秃顶。可以数出那里又少了几根头发。富有幽默感的瑞典人评价：首相被外交政治烧焦了手指。
两败俱伤 谁是赢家
三个反对党在国会对首相提起的“不信任案”以三分之一强的支持票宣告失败。社民党的首相虽然免于被弹劾的命运，却损失了百分之四十五的民意支持。看来这场激烈的政党斗争是两败俱伤。那么，谁是这场风波中的胜利者？
一个瑞典知识份子告诉笔者：“是民主和人权理念胜利了！”
经过二十来天的大讨论，瑞典政治家和瑞典人民都加深了对中国问题的了解，加强了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理事保护人权的责任感。对于在中国投资和帮助中国推进民主化进程的关系进行了严肃的思考。政治家和企业家都接受了一次再教育。正如瑞典首相在给笔者的公开信中强调的：“人权和民主永远高于经济发展。”
瑞典所面临的经济利益和道德良心的冲突，其实是所有与中国有经济交往的西方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但是，只有瑞典这个被誉为“世界的良心”的北欧小国，使得这个问题成为全民关注的大讨论，从而在市场经济利益的诱惑下，仍然决定高举起人权民主正义的旗帜。
笔者为自己的第二祖国深感自豪！
（《北京之春》1997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