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72)
红色帝国覆亡之谜(24)
城市住房面积(人均平方米)
1960 1970 1980
全苏联 8.8 11 13
俄罗斯 8.6 11 13.2
乌克兰 9.8 11.9 14
白俄罗斯 8.6 10.7 13
乌兹别克 7.8 8.2 9.3
哈萨克 7.9 9.8 11.6
格鲁吉亚 9.8 12.2 14.5
阿塞拜疆 8.1 9.3 9.9
立陶宛 9.4 11.3 13.6
摩尔多瓦 8.4 10.1 11.6
拉脱维亚 12.2 13.9 15.8
吉尔吉斯 7.4 8.8 10
塔吉克 7.9 8.8 9.8
亚美尼亚 7.9 9.6 10.9
土库曼 8.4 9.8 10.5
爱沙尼亚 11.5 13.6 16.3
储蓄存款(人均卢布)
1960 1970 1980
全苏联 51 192 589
俄罗斯 61 216 644
乌克兰 46 193 685
白俄罗斯 31 161 658
乌兹别克 23 78 212
哈萨克 32 138 402
格鲁吉亚 52 247 685
阿塞拜疆 30 101 268
立陶宛 31 236 925
摩尔多瓦 21 93 610
拉脱维亚 51 239 677
吉尔吉斯 30 102 274
塔吉克 22 86 194
亚美尼亚 44 249 637
土库曼 28 96 254
爱沙尼亚 59 295 759
上面是各加盟共和国1960、1970、1980年人均消费水平。从这些数字显然可以看出，各共和国生活和收入水平有着相当大的差距。除波罗的海诸国之外，1980年，非俄罗斯民族共和国的居民生活水平都大大低于俄罗斯联邦，中亚地区和阿塞拜疆大约低25%以上。这一时期，各共和国的生活水平排列顺序比较稳定: 波罗的海三国名列榜首，俄罗斯第四，塔吉克最低，只有白俄罗斯和摩尔多瓦的名次有较大的提高。然而，在这一时期，俄罗斯联邦的百分率以及其他非俄罗斯民族共和国的相对地位总的说下降了。地区差别在1970年代加剧了，变化系数1960年为105，1970年为107，1980年为142。
这些估价掩盖了各共和国之间一些差异。正如上面所表明的，1980年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比人均消费水平较高的俄罗斯更大，同时，这两个共和国人均储蓄也高于俄罗斯。然而就这两方面的数字而言，波罗的海诸国总的来说最高，而中亚和阿塞拜疆最低，这一情况与全苏人均消费情况一样。
在什么程度上我们可以推断统计资料所表明的各共和国生活水平上的差别反映出命名民族的情况呢？显然，情况因各共和国而异。也许最重要的是要考虑命名民族在整个共和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以及城乡之间的比例、教育水平及命名民族职业分布与共和国总体情况契合的程度如何。1979年，除哈萨克和吉尔吉斯外，命名民族在各共和国中均占其总人口的54%以上。在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立陶宛和亚美尼亚，命名民族占74%以上。在四个中亚共和国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和土库曼，命名民族总人数占每个共和国的54—84%。那么，以民族的人口比例为标准，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除哈萨克之外，各共和国均能大致地表明命名民族的地位。
然而，1970年的人口普查资料表明，命名民族的农村人口占本民族人口的比重高于共和国整个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只有俄罗斯和亚美尼亚是例外。命名民族农村人口的比重与共和国农村人口的比重的差别，立陶宛最小，只有4个百分点；哈萨克最大，有24个百分点。从全苏联来看，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平大约是城市的2/3到3/4；从质量上讲，差别还要大。仅就城乡计算，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除了亚美尼亚和俄罗斯外，命名民族的生活水平可能低于各共和国统计资料所表明的水平。这种城乡差别在立陶宛、白俄罗斯和格鲁吉亚也许不大，在爱沙尼亚也许不存在，因为那里的农业收入往往超过非农业收入；而在哈萨克、摩尔多瓦和中亚的大部分地区却相当大。
总而言之，可以有把握地说，波罗的海人和俄罗斯人经济状况最好，中亚人和阿塞拜疆人经济状况最差。这是从对各共和国统计资料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而且我们还发现，生活在这些共和国的各个民族中，男女经济地位和城乡生活水平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
经济管理权限和财政资源过分集中，共和国经济权限过小和利益不均衡，地区生产专业化与经济综合发展结合不好，大多数少数民族共和国居民生活水平处于全联盟低位，为这些共和国的主权要求、离心倾向和民族分离主义的滋生准备了土壤。因此，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受压迫和吃亏情绪。但究竟亏在哪里，各自考虑的角度是不尽相同，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波罗的海三国、它们与北欧国家相邻，历史联系密切，原来经济基础比较接近，被苏联吞并以后，比照西方深深感到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远远落后于北欧邻国。而且，由于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比其他加盟共和国要高，唯恐继续留在苏联会被“共产”。而西方一直不承认苏联对它们国家的强行占领，它们独立后会得到西方的支援。在这一系列的因素和意识的驱动下，波罗的海三国脱离苏联的独立要求日益强烈。
第二类是中亚五国、外高加索三国和摩尔多瓦。这些国家原来经济比较落后，加入苏联后实行地区专业化分工，基本上是原材料供应地和果菜园，多年来经济虽有一定发展，但是相对落后的地位没有改变，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消费水平都低于全苏平均水平。由于经济结构单一，造成这几个国家经济对联盟中央和其他共和国的依赖性，这是这些国家(除格鲁吉亚外)独立要求不积极并提出较晚的重要原因；同时，经济结构单一又是经济“殖民地”化和相对落后状态固定化的主要原因，这又成为这些国家要求扩大权力、自主发展本共和国经济、乃至后来要求独立的经济根源。
第三类是乌克兰，独立要求主要出于民族主义情绪。乌克兰是苏联的老二，一方面在苏联政治经济中不具备俄罗斯的主导地位，属于非主体民族和非主体共和国，另一方面又是非主体民族和非主体共和国的大哥。这种特殊地位使乌克兰成为最不甘心非主体地位的非主体共和国，一有时机必然争取独立，竭力摆脱非主体地位，摆脱联盟中央集权过多、自身经济权限过小的境况。同时，由于经济比较发达，除石油等个别品种外，一般工业产品都能生产，不担心脱离联盟后经济不能自立。
第四类是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俄罗斯资源丰富，工业部门齐全，科技实力雄厚，经济能力在全苏占主导地位。但俄罗斯作为联盟的核心，几十年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从经济上说，在与其他共和国的关系上，俄罗斯认为自己支援过多，是头“奶牛”，任人吸乳，于是产生了“甩包袱”的思想；在与中央的关系上，由于俄罗斯境内的联盟工业比重高达69%，它们使用的是俄罗斯的资源，生产的产品却归中央部委，创造的利润归中央财政，因此俄罗斯认为自己的资源和产品被无偿占有，财政经济大权被中央控制，产生了收回经济主权的要求。而且，如果经济主权得到承认，则不仅可以垄断本国资源，还可以把配置在本土上的巨大联盟工业据为己有。因此，俄罗斯同联盟中央对立，一方面是争夺经济主权，另一方面是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争夺最高政治权力。白俄罗斯经济介于大国小国、富国穷国之间，与各方面的矛盾较小，所以主权要求不像俄乌那样强烈，只是唯恐失去自己的一份而跟在俄乌后面跑。
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离心倾向的产生和发展，除了从共和国角度看待各自的特殊经济原因之外，还有从联盟角度看共同的经济原因，即计划体制导致整个国家经济处于某种危机状态，从商品短缺发展到经济衰退，从技术落后发展到经济时代的差距，整个社会不仅同西方形成巨大反差，而且同本国的资源和潜力形成无法容忍的对比。
关于苏联经济领域的“劫富济贫”现象，《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以“地区间的收入转移”为题作了如下论述:
收入转移(即在一个共和国创造的收入以消费和投资的形式在另一个共和国使用)的特性和程度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兴趣。根据有关资料，在苏联时期，乌克兰向其他共和国转移了大约10%的收入(最近几年达到14%)，也就是说，乌克兰创造的国民收入超过本共和国用于消费和投资收入的10%。1960年以来，阿塞拜疆的收入也开始往外转移，不过直到1975年，转移的数量极为有限。然而到1981年，阿塞拜疆的国民收入超过本共和国使用的国民收入24亿卢布(25%)。虽然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在六七十年代大部分时间里纯粹接受转移收入，但近几年它们也向其他共和国转移收入。1960年以来，拉脱维亚一直向其他地区转移收入，一般是每年5~6%。
相反，中亚各共和国一直以来是其他共和国收入转移的接受者。例如，乌兹别克1961—1975年间所创造的收入低于在本共和国使用的收入2~18%，1978年的比率为6%。这一时期，这一比率对其他共和国而言显然一直比较高。
总而言之，在苏联时期，各加盟共和国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收入再分配现象，中亚共和国是主要的获益者。但对那些受益的共和国而言，资金似乎主要是用于投资而不是消费。虽然收入转移对发展那些共和国的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有促进作用，但是很明显，并没有直接提高它们的消费水平。正如我们所看到的，20年来，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的人均消费水平相对下降了。
在苏联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体制下，中央采取各种措施加强统一集中领导，限制了各加盟共和国的自主权，各共和国必须严格按照联盟中央统一指令行事，不能越雷池一步。这样，各共和国就无权决定和管理自己的事务，也无权决定联盟的重大问题，从而造成各共和国与联盟中央之间利益失衡，各共和国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多民族国家逐步失去发展活力。苏联是世界上领土最大、自然资源丰富、人口文化素质较高的国家，可是多年来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社会劳动生产力、人均产值都大大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结构不合理，片面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造成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日益下降，消费品供应短缺，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从而使苏联对各民族的凝聚力日益削弱。
在苏联高度集权体制下，联盟中央过分强调统一的国家利益，轻视各共和国和民族地区的利益。长期以来，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决策权完全由联盟中央控制，各共和国无权决定自己的经济发展方向。直到1986年，苏联工业总产值中联盟所属企业仍占58%，联盟与共和国所属企业占31%，共和国所属企业仅占6%。与此同时，各共和国还要严格按照中央统一指令性计划安排农业生产，各种农产品也归中央统一计划调配，这就势必造成经济发展结构不合理，使共和国利益受到损害。例如，中亚五国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等自然资源丰富，棉花、蚕丝产量占全苏的90%和70%，畜牧业也比较发达，但加工业相当落后。中亚地区输出的大部分是原料和半成品，输入的大部分是机器设备、工业消费品和食品。外高加索三国情况也差不多如此。因此，各共和国每年都要按联盟中央统一指令计划输出和输入各种产品，但由于产品价格不尽合理，致使各共和国都埋怨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可见，联盟中央对各共和国经济发展控制太死，加深了各共和国与联盟中央之间的矛盾。
事实上，俄罗斯联邦一直享有特权地位，而且联盟中央权力实际上由俄罗斯人掌握。这就使得俄罗斯凌驾于其他共和国之上，俄罗斯民族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造成了各共和国和各民族之间的鸿沟。因此，就难以消除少数民族对俄罗斯人的不信任和猜疑情绪，从而影响俄罗斯民族和其他民族的关系。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承认联盟国家体制变形影响了族际关系，在各加盟共和国居民中播下了对联盟中央即“莫斯科之手”的不信任和偏见的种子，加深了它们对联盟中央政权的对立情绪。
这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怨不得别人，只能怪自己。
《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一书对苏联民族经济问题得出这样的结论:
苏联在社会经济方面实行的民族政策有成功的一面，也有失败的一面。在高度中央集权政府的领导下，各民族本该“繁荣”和“接近”，从而削弱民族主义这股潜在的、具有分裂作用的社会政治力量。如果说“繁荣”意味着经济高速发展、高速城市化的话，那么各民族明显是“繁荣”起来了，而且教育也有很大的发展。如果“接近”是指缩少教育水平差别，至少在最小程度上向居民提供公共医疗卫生和社会安全保险，缩小男女之间、城乡之间经济和社会的差别，那么“接近”的目的也达到了。如果像十年前所反复强调的那样，这意味着各民族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平等化，那么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大量的证据表明，各共和国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差别及由此带来的命名民族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差别仍然存在。不过，这一发展过程给苏联带来了重大的政治利益，即各加盟共和国及其民族之间相互依赖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很大程度上的经济一体化。
但是，社会经济现代化并没有根除作为潜在分离力量的民族特性和民族情绪。俄罗斯化和同化的目标已证明是一场不可能实现的梦。即使苏联政府帮助中亚较贫穷的共和国实现了工业化并使它们掌握了俄语，中亚人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成为俄罗斯人的盲从者，其道德、文化、宗教特性仍然十分强大。另外，提供资金转移的各共和国的命名民族，尤其是乌克兰，肯定怨恨被迫帮助那些不发达的共和国实现工业化。虽然波罗的海诸国按苏联的标准相对比较富，但是那里的民族主义仍然很活跃。非俄罗斯民族地区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并没有自然而然地导致其人民与苏维埃国家的一体化。总之，苏联的民族政策并没有铸造出一个民族大熔炉。
既然苏联总体发展政策的目标之一是要赶上发达西方国家的生活水平，那么阐述一下苏联各民族已经取得的成就似乎是顺理成章的。我们运用各共和国的调查资料和其他一些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作比较，结果表明1980年俄罗斯和波罗的海诸国的人均消费低于所有西欧国家1975年的水平，也低于匈牙利和波兰的水平。西部诸共和国、哈萨克和格鲁吉亚接近南斯拉夫的水平。亚美尼亚与罗马尼亚的水平不相上下。中亚的水平接近或略低于伊朗、叙利亚和巴西的水平。然而，在估计其中的福利因素时，我们必须考虑苏联收入和消费的特殊性。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人民都获益于普及教育和公共卫生保健事业，他们不害怕失业，国家提供各种退休金和其他津贴。然而，各加盟共和国的人民不得不忍受集中的计划社会主义的弊端: 生活必需品短缺、黑市、排长队以及产品和服务质量低劣等等。而且非俄罗斯人要被迫屈从于俄罗斯人的统治。
在即将来临的困难时期，对薄弱的投资资金的竞争将是激烈的。苏联中央政府被迫提供大量的资金以保障各共和国的持续发展，同时还必须考虑到人口增长因素。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对资金需求尤为迫切，因为它们必须给迅速增长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解决剩余劳动力的另一种办法是把他们迁移到劳动力贫乏的其他地区。但这种迁移已被证明是困难的，将来也可能是如此。很明显，在这种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导致族际关系紧张和民族冲突的潜在因素大量存在着。尽管民族主义活动会时常发生并越来越具有破坏性，但是，在没有严重的国内剧变或国际冲突的条件下，很难相信它们会对现存的政治秩序造成严重的威胁。这些导致民族骚乱的潜在因素是令人烦恼的问题，正是这些潜在的因素使“内聚力”成为苏共庆祝建国60周年的口号。但这样也就含蓄地承认: 在建国以来的60年里，在苏维埃国家的合法性问题上，公众意见并未达成一致，国家在民族问题上的目的也未达到。
作者预言: 未来的10年或者20年将肯定是苏联国家及其各民族的困难时期。从整体上讲，国家的经济将出现滑坡……
作者的预言在时间上提前了，仅仅在此书出版的五年后，这个红色帝国便分崩离析了，而民族危机和经济危机是重要的原因。
(未完待续)
荀路 2022年5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