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火龙随笔 火龙随笔 2019-05-31 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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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本书想阐明的就是这样两条准则：如果个人的行为并未损害他人的利益，就无需对他人和社会负责，旁人可以劝导但无权干预；如果个人的行为损害了他人的利益，就需要负责，必要时应受到舆论或法律的惩罚。
比如，一个懒惰的人，如果他既不需要公众接济，又没有违背任何契约，社会就不应对他进行干预；但如果他因为懒惰而不能履行抚养子女的义务，社会就可以强迫他劳动以履行义务。
再比如，通常情况下，社会不应管制人的酗酒行为；但是一旦有人酗酒伤人，则应予以惩处。而且，对那些有酗酒伤人前科的人，可以通过法律限制他的酗酒行为，避免他再度伤人。
有时，我们追求自己的目标，也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他人的损失。比如，赢得一个万人争抢的职位，意味着其他的众多竞争者白忙活了一场。这种情况下，只要获胜者没有使用不正当的竞争手段，社会也不应干预。
那么，在个人可以自由行动的事情上，他人是否有权劝阻或“怂恿”呢？稍作思考就会发现，自由原则所依据的各种理由此时依然适用。所以，只要不会对第三方造成伤害，人们之间有权自由地互相劝告，既可以劝阻，也可以“怂恿”。
还有一点也要特别说明。基于对个体自由的尊重，我们通常对一个人的自愿行为不予干预，但如果他的行为是“自卖为奴”，就违背了自由原则的本意，我们必须予以制止。也就是说，自由原则不允许一个人有放弃自由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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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商业领域的自由和管制。
商业是一种社会行为，原则上似乎应该受到社会的管辖。因此，人们曾经主张由政府来限定商品的价格。后来，经过漫长的奋斗，人们终于明白，给生产者、销售者、购买者充分的自由，才是通往物美价廉的正道。这就是贸易自由，它背后的原因虽然和个人自由不同，但也同样坚实可靠。
有一些法规，表面上干预的是贸易自由，其实干预的是个人自由。例如禁酒、禁止出售有毒的药品等。这一类法规的真正问题，不是侵犯了生产者或销售者的自由，而是侵犯了购买者的自由。
谈到禁止出售有毒的药品，我们需要弄清楚一个问题：警察职权的恰当边界在哪里？或者说，为了防止犯罪，自由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被合法侵犯？
事前预防犯罪和事后惩治犯罪，都是政府的职能。我同意，如果看见有人明显正准备犯罪，应该予以阻止，不用非等着他犯下罪行再惩治。但我们也要意识到，预防犯罪比惩治犯罪更容易被滥用，更容易损及自由。举着“以防万一”的令牌，几乎能够侵犯人们的所有自由。
如果有毒的药品只会被用于杀人，那么禁止其生产和销售就没有问题，这完全等同于对犯罪的预防。但如果它们还有其他合法用途，禁止其生产和销售就侵犯了正当使用的自由。
如果某事只是可能（并非必然）带来伤害，是否值得冒险就只能由当事人自己判断了。这时，不该强行阻止他，只要告诉他可能的危险就行。例如，给有毒的药品贴上标签，说明它的危险性，这就是一种不至于侵犯自由的好方案；而如果要求购买者必须出示医师的证明，就会给合法使用者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既要阻止有毒的药品被用来害人，又要避免侵犯合法使用者的自由，最合适的办法是边沁说的“预设证据法”。就是要求售卖者将购买者的姓名地址、购买时间、药品数量和用途都记录下来，甚至要求在场的第三者作见证。日后药品万一被用于犯罪目的，这些可作为证据。
“预设证据法”，既不会妨碍药品的合法使用，又能对那些企图逃避侦查的罪犯构成障碍。售卖那些适合被用作犯罪工具的商品时，都可以参考这种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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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谈谈教育领域的自由和管制。
在对子女的教育问题上，人们非常普遍地误用了自由理念。父母们以为，对子女的教育是自己的自由，旁人无权干预，自己对子女有绝对且排他的控制权。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如果只管生育不管抚养和教育，不论对子女还是对社会，都是一种罪行。对于不履行教养义务的父母，国家应当强制他们履行。
国家不但要规定儿童应接受良好的教育，还要帮助那些负担不起的孩子支付教育费用。但国家并不需要亲自提供教育资源。由国家推行教育，和由国家亲自教育，这是两码事。我极度反对把教育操于国家之手。
本书反复论证了思想言论和行为方式需要多样化，这意味着教育也需要多样化。全面统一的国家教育，是一个将人们塑造成“标准品”的模具，随着它的日渐有效，便建立起了控制人心的专制，最终顺其自然地导向控制人身的专制。
由国家设立和控制的教育，如果一定要有，也只能作为诸多教育资源里的一种，目的是提供某种质量示范，以使其他教育资源也达到一定的质量水平。除非社会非常落后，民间实在无力提供合适的教育资源，国家才不得不全面承担这项责任。
为了确保义务教育得到贯彻，需要对儿童进行测试以了解其知识掌握程度。但测试的内容应该限于事实和实证科学，以防止国家借各种测试引导和控制意见。宗教、政治或其他有争议的科目，不应该测试意见的是与非，只需要测试对事实的了解，例如某某作家或教派的主张以及背后的理由。
只有这样做，下一代才能真正自由地呼吸知识的空气，自由地成长为各种信徒或非信徒。国家不需要关心一个人将成为哪种信徒，只需要关心他们是否都受过良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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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谈谈限制政府干预范围的三类理由。
•第一，有些事政府做不如当事人自己做，没有谁比那个有切身利益的人更合适。比如工业生产领域，政府的干预就出现过很多失误。关于这一类理由，政治经济学家已经论证得非常充分了。
•第二，尽管有些事情，人们自己做可能做不到政府那么好，但还是应该让人们自己做。比如地方自治和城市自治制度，以及我们的陪审团制度。这些事情，是一种特殊的公民训练，是政治教育的实践部分，它能帮助人们领会公共利益，提高人们的判断力和主动性，推动社会的长期发展。
•第三类理由，也是最重要的理由：给政府增加不必要的权力会造成极大的隐患。政府权力越大，对人们的影响力就越大，可能带来希望也可能带来灾难，还会使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变为政府的迎合者。
如果公路、铁路、银行、大型公司、学校以及公共慈善事业，都成了政府的分支，如果这些雇员的任命、升迁、薪酬都由政府控制，那么，再多的言论自由和再民主的立法机关，都没办法给人民真正的自由。
如果国内所有杰出人才都被纳入政府，社会中的其他人无论追求什么，都必须看他们的脸色行事，那么，挤进公务员队伍就成了每个人的奋斗目标。
在这种体制下，任何有悖于官僚集团利益的改革都无法实施。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每一个人，都成了组织和纪律的奴隶。政府的进取精神迟早会丧失殆尽，陷入例行敷衍的惫懒状态。
要想让政府远离腐败和懒惰，保持创新和进取，就必须设法让一批杰出人才独立于政府之外，并保障他们对政府进行监督和批评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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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需要在领袖的带领下，凝聚集体的力量来实现目标，但这种做法一旦越过某个临界点，又会变成毁灭自由和进步的可怕隐患。
既要集中力量和智慧，又要避免政府权力过大，临界点究竟在哪里？这是政治里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没有绝对的规则可循。但总体而言，在不违背效率的前提下，应该尽可能让权力分散。
一个国家的价值，归根到底是组成这个国家的人民的价值。
如果国家为了追求效率，搁置了人民的智慧和精神的提升；或者为了追求秩序，使人民变得顺从和弱小。最终都会发现，愚昧和弱小的人民无法成就任何伟业。
那些不惜代价追求机器般的效率和秩序的国家，最后将一无所获，因为它的人民缺少活力，而活力已经被扼杀掉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