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火龙随笔 火龙随笔 2022-04-29 19:23 发表于上海
本章内容缩译自哈耶克经典著作“The Road to Serfdom”, 1944，并参考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版《通往奴役之路》的相关章节。本章提及的”社会主义“指的是德国和前苏联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译者，麦大叔
如果国家是唯一的雇主，反抗就等于慢慢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古老原则，已被“不服从者不得食”的新原则代替。
——托洛茨基，1937
经济保障往往被看成真正自由不可或缺的条件。的确，无法通过自身奋斗找到前途，就很难保持思想独立和个性坚强。但“经济保障“这个概念非常含糊，需要澄清。
我们先来对比两种保障，一种是所有人都可享有的、有限的保障；另一种是绝对的保障，在自由社会里只能作为特权给予像法官这样的特定群体，以便保证他们至高无上的独立性。第一种保障是为了防止严重的物资匮乏；第二种是某种生活水准或相对地位的保障。第一种保障可以面向所有人，是在市场以外、对市场体系的补充；第二种只面向少部分人，提供的保障必须通过控制或废除市场机制才能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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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这种已经普遍富裕的社会，第一种保障并不会危及普遍的自由，难点在于这种保障该做到什么程度，以及依赖这种保障的人是否应该享受和自食其力的人完全同等的自由，对这些问题处理得不够谨慎可能会造成严重的政治问题。但整体而言，为所有人提供维持健康和工作能力所必需的食物、住所和衣物并没有什么争议，许多英国人已经享受了这些保障。
政府也没有理由不帮助个人应对自然灾害或生活中的意外伤害（如疾病或事故）。由于这些事件的不确定性，很少人能够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政府在这些领域提供的协助，并不会减少人们为预防这些事件的自我努力。所以，要求政府协助提供社会保险的理由是非常充分的。尽管在哪些服务该由竞争体系提供，以及社会保险是否会降低竞争有效性等方面，还有一些争议，但在原则上，由政府提供更多社会保险并不会和维护个人自由相冲突。
最后，当下最迫切的问题是应对经济周期波动以及伴随而来的大规模失业。很多经济学家希望用货币政策来应对，货币政策和自由主义是完全兼容的。但也有些经济学家主张适时投入大规模公共工程，这种尝试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因为这会严重限制竞争范围，可能会导致经济活动越来越受政府支出的方向和数量的影响。在我看来，公共工程既非唯一，也非最有效的应对严重经济危机的方法。但不管怎么说，为应对经济波动所做的必要努力并不会危及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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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由造成隐性伤害的是另一种保障——收入保障，它确保人们的收入不会下降，而收入下降是竞争社会中的正常现象。一个行业的收入水平，应该由这个行业对社会其他成员的价值决定，对收入进行保障将导致报酬脱离实际价值。
的确，环境变化有时会使某些行业或技能突然失去价值，比如一些社会价值巨大的发明，可能使某些人辛苦习得的技能突然变得一文不值。过去一百年里，这种悲剧一再发生，成千上万人因为自己无法控制的原因而遭受收入剧降的痛苦。因此，各地政府都给这些人们提供了同情和帮助。这种帮助往往不止是让他们免于贫困，而是要维持他们先前的收入水平，使他们免受市场波动的影响。
由于无法预测和控制的环境变化，有些技能的社会价值降低了，有些技能的社会价值升高了。如果前者的收入不因此减少，后者的收入不因此增加，那么工作的报酬就会和它的实际价值失去关联。人们的收入将不得不由当局的主观判断来决定，很快就会出现同工不同酬的局面，收入的差异也不再能对社会就业进行指引。
如果劳动力在不同行业里的分布，无法通过报酬变化这种“奖惩“机制来调整，那就只能由政府直接发出指令。既然个人的收入由政府保障，他就无法只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决定从事或放弃某份工作；既然个人工作变动带来的利益或损失不再由个人承担，对他工作调整的决定就只能由控制收入分配的人来作出。所以说，收入保障和自由择业之间是互相冲突的，人们获取了恒定的收入，就失去了择业的自由。
报酬可变这种奖惩机制不但有助于激励人们努力工作，更重要的是，它给了人们一种容易理解的工具去衡量各种职业的社会重要性，帮助他们判断和选择该做什么。如果报酬和对社会的价值之间没有关联的话，主观意愿再好的个人也无法作出明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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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如果自身利益和努力程度无关，是很难长期努力工作的。所以，报酬恒定的计划机制下，维持纪律将成为一个挑战。一位对政府计划有丰富经验的美国工程师解释道：“要进行一项工程，必须既能够从外部挑选工人，也能够开除不合格的工人。否则就只能像管理奴隶那样靠皮鞭维持纪律了”。
报酬恒定的计划机制下，对管理疏忽的处罚也有同样严重的问题。有句话说得好：“竞争经济的最后手段是法警，而计划经济的最后制裁是绞刑官。”在计划机制下，和工人的情况一样，厂长的职位和收入也无法仅仅由他的工作成败决定。他不能根据自己的判断，而只能根据给定的规章来做决策。一个“应该避免”的错误没能避免，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对社会的罪行，会得到相应”惩治“。如果平稳履行职责，他可能比资本主义的企业家收入更稳定，但如果把事情搞砸了，他要面对的危险可能比破产还严重。只要上级满意，他在经济上就有保障，但这种保障需要以自由和生命的风险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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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实际上是两种互不相容的社会组织形态，即商业型社会和军事型社会。我们面临的是非此即彼的选择，没有第三种可能。要么拥有选择的自由并承担相应的风险，要么没有选择的自由也不承担风险。
军事型社会和军队很像，在那里工作由当局分配，如果资源不足，大家就一起缺衣少食。只有在这种体系里，个人才是真正有经济保障的，但这种军队式的保障同时意味着对自由的限制和军队式的等级制度。
理论上，可以把自由社会的某些部分按照军队化的方式组织起来，并允许那些愿意放弃部分自由的人加入。但这种方案实际上很难实施，因为自愿放弃自由换取保障的人总是毫无道理地希望别人的自由也同样被剥夺。
如果社会只有一部分成员是按照军队方式组织的，那么，对他们自由的限制总会有个度，限制太过分的话他们会选择退出。但如果像众多社会主义者期望的那样，把整个社会都变成一个巨型军事化工厂，那社会恐怕就会变得像古代斯巴达或者当代德国那样——德国在经过两三代人朝这个方向的努力后，已经几乎达到那种形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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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想象习惯自由的人们会真心愿意用自由换取保障。但到处在奉行的不时给这个群体或那个群体保障特权的政策，正迅速地使人们渴望保障更甚于热爱自由。每次把保障特权赐予某个群体，其余人的不安全感就会增加，对保障的渴望也会增加。如果你承诺从一块尺寸在变化的蛋糕中分出固定大小给某些群体的话，那么剩余蛋糕的尺寸波动幅度就更大了。
要保障特定行业的收入水平，唯一的办法是限制行业产量以维持高价,这必然意味着行业对外开放的机会将减少。如果某个行业受到保护，不需要再面对潜在进入者的低价竞争，那些潜在进入者的境地就变差了。任何行业对进入自由的限制，都意味着对行业外所有人的保障减少了。得到保护的行业越多，行业以外收入受损的人的就业机会就越少。在过去数十年间，正是各种争取保障的手段导致了大量人口失业和失去保障。
被摒弃于保障以外的绝望者和有保障的幸运儿之间，隔着天堑鸿沟，后者由于无人竞争，根本没必要为前者做任何退让。由于自认为他们的“生活水准”、“合理收入”理应受到保护，这些幸运儿们并不愿意减少收入或牺牲部分福利来分担别人的不幸。结果虽然特定价格、个人收入稳定了，但是就业和生产都会剧烈波动。
管制竞争，造成了优势地位的生产者对弱小不幸的生产者的剥削，其恶劣和残酷程度超过了任何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没有什么口号比“稳定”特定价格（或工资收入）带来的伤害更大了，一部分人越有保障，另一部分人就越朝不保夕。
随着保障特权的增加，原本自由竞争为人们提供的最重要的保护伞——多样化的机会——越来越少，而理想中那“普遍而公平”的保障也并未实现。真实世界里，保障特权被非常零乱、重复地授予某些群体，那些受到冷落的群体的不安全感日渐升高。最终，这种特权的价值越来越高，对它的需求也越来越紧迫，以致于人们愿意为这种特权付出任何代价，甚至放弃自由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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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的是，拥有保障特权的人和没有保障特权的人之间越来越对立。保障越成为一种特权，被排除在外的人就越感到危险，就越想不惜代价得到它。
随着获取特权的人数增长以及特权本身的增长，新的社会价值观就形成了：确定身份地位的是保障而非独立。择偶标准从能否成就一番事业变成了是否有稳定的退休金。如果不能在年轻的时候取得保障特权，就要在贱民般的悲惨处境下度过一生。
人们为获取保障特权而付出的努力，逐渐使社会发生了变化，这在德国尤为明显。年轻人更愿意选择薪资稳定有保障的职业，而不愿去商业企业承担风险。在他们成长的环境里，商业企业被看成是不体面的，赚取利润被看成是不道德的，指挥100个人被视为荣耀而雇佣100个人却被称为剥削。
尽管强制力量不一定能够消除所有的自由精神，但倘若只有当国家公职人员才能获得荣誉和地位；倘若从事指定工作比发挥个人所长能得到更多赞美；倘若除了在官僚体系中取得地位和收入保障外，其它成就都显得低人一等；那么，要人们选择自由而非保障就实在是强人所难了。一旦事态发展到需要牺牲几乎所有美好的东西才能换取自由，自由就成了笑柄。越来越多的人会感觉到，没有经济保障的自由“不值得拥有”，这正是诱劝德国人民放弃自由的最好说辞。
毫无疑问，政策应该提供免于穷困的基本保障，但为了不伤及个人自由，这种保障只能在市场以外提供，不能让市场内的竞争机制受到阻碍。基本保障对维护自由的确必不可少的，但与此同时，我们决不能忽视当前危害极大的”以自由换取保障“的风尚。
我们应该认清这一事实：自由是有代价的，有时需要作出重大的物质牺牲才能维护自由。如果我们希望保有自由，就必须时刻记住富兰克林的箴言：“那些愿意放弃基本自由来换取暂时保障的人，既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