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零八宪章》与英国的《大宪章》、捷克的《77宪章》，有着某种精神血缘关系，估计学界无人会否认。这些宪章都将进入各自的民族史、国家史、人权史和民主自由史，也都将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献，供后来人研究一个时代的民主与人权理想的丰碑。但《零八宪章》对于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来讲，有其特殊意义。《零八宪章》是中国大陆沦陷于苏俄极权主义傀儡政权65年来，中国仁人志士最具思想高度的一次集体反抗，一次集体的不服从与公民抗议。尽管中共秉政以来，零星的反抗、个人英雄主义式的对极权的出击，不绝于史，反右的大规模镇压也源于知识分子们对极权当局的不满，八九天安门运动民众也大规模上街抗议；但如《零八宪章》万人规模的集体对中共极权统治的公开唾弃，在65年来的沦陷史上还是首次。《零八宪章》绝非奏折派和上书派，其政治理念是向极权专制社会的民众进行启蒙和动员，其政治主张是民间自由民主力量的系统政纲；当局对《零八宪章》运动的残酷镇压，只能加速人民认清中共当局的真面目。
2014圣诞又临，五年前的圣诞节前夕，北京的寒风凛冽中，正是中共当局审判刘晓波博士的时刻。中共当局选取圣诞前夕审判刘晓波，无非是觉得：西方媒体及民众忙于过节，无暇顾及中国的这一人权大案。海内外有识之士都明白：无论中共指控刘晓波何种罪名，实际这是一起当代文字冤狱，祸起于刘晓波、张祖桦等人起草和发起，303名中国各界人士联署的《零八宪章》。中共未能料想：《零八宪章》给刘晓波带来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殊荣；中共也更未能料想：《零八宪章》在其残酷打压和恫吓（首批签名303人几乎人人被调查、讯问）下，陆续仍有近1万5千名各界人士签名，这些人尽管职业不同、教育背景有异，但在总体的政治立场上趋同，可称之为当代中国的宪章派。《零八宪章》问世后，海外舆论高度关注，大陆内部不胫而走，经过6年的时间淬炼，有必要再回首《零八宪章》的历史、现实与未来意义，追寻它的历史定位。
如果说，《零八宪章》与英国的《大宪章》、捷克的《77宪章》，有着某种精神血缘关系，估计学界无人会否认。这些宪章都将进入各自的民族史，国家史，人权史和民主自由史，也都将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献，供后来人研究一个时代的民主与人权理想的丰碑。
但《零八宪章》对于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来讲，有其特殊意义。
从社会转型而言，《零八宪章》是划时代的历史风标。并不是说《零八宪章》在政治思想上有多么深刻，文本上有多么简洁典雅，但它能集结中国思想界的仁人志士，集结中国法律界、维权界的实践者进行公开的政治宣誓。《零八宪章》是中国大陆沦陷于苏俄极权主义傀儡政权65年来，中国仁人志士最具思想高度的一次集体反抗，一次集体的不服从与公民抗议。尽管中共秉政以来，零星的反抗、个人英雄主义式的对极权的出击，不绝于史，反右的大规模镇压也源于知识分子们对极权当局的不满，八九天安门运动民众也大规模上街抗议；但如《零八宪章》万人规模的集体对中共极权统治的公开唾弃，在65年来的沦陷史上还是首次。八九天安门运动尽管追求民主自由，行动悲壮，结局惨烈，但是参与者对中共极权当局的认识，依然停留在寄望其改革和改良上，这从当时学生们和市民们把向独裁暴君毛像投掷染料的“三君子”扭送到警察局，就知道绝大多数人在精神层面并未与极权断奶和决裂。
从地缘文明的角度看，《零八宪章》为几千年的专制中国和65年的极权中国的黑暗天空增添了一颗亮丽的星辰，为追求自由、人权的斗士增添了一束火把。尽管极权中国的谎言教科书和宣传机器，长期要把其历史伪造为世界文明中心，但实际上，中国文明一直处于欧亚核心文明的边缘地带。近东文明和地中海文明，才是世界文明史上最古老的文明；欧美文明，才是当代最人性的文明；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后一座大专制极权堡垒，奴隶集中营，恰恰在远东大陆的最边缘，人权、民主、自由观念十分稀薄。要想改造这个文明，难度极大。虽然民国时期，中华文明一度充满希望，但很快，共产极权病毒从俄国传入，远东大陆甚至退回到比帝制时代还不如的蛮荒时代。最有力的标志就是：私有财产权被全面摧毁，所有的自由，连同生育自由也被摧毁。此种惨况，蒙元都前所未有。古中国的仁人志士，为中国的进步，曾经也不惜集结抗议，甚至抬棺死谏，如东汉末年的太学生集结，导致党锢之祸；宋朝的陈东、马伸等太学生在开封的集结请愿，明末的太学生集结请愿，以及清末的公车上书，都是知识分子大规模集结，督促社会进步，但特权阶层不管洪水滔天，结果很快政权覆灭。《零八宪章》内含当代人的人权和自由民主精神，不仅继承了古中国仁人志士的勇气，而且更为未来中国指出了一道方向。《零八宪章》绝非奏折派和上书派，其政治理念是向极权专制社会的民众进行启蒙和动员，其政治主张是民间自由民主力量的系统政纲；当局对《零八宪章》运动的残酷镇压，只能加速人民认清中共当局的真面目。
从推进自由与民主而言，《零八宪章》也很有建树。宪章派虽然没有大规模集会，但宪章签名者由于政治立场的公开亮相，有利于形成不同的小群体，这些群体都是中国民主的种子；宪章派也没有形成上街抗议等社会运动，但通过网上的思想动员，为公民不服从与各种抗议准备思想动力。从某种意义说，中国的宪章运动是新公民运动的前驱，新公民运动的发起人和参与者中，不少人是《零八宪章》签署者和理念同路人（赵常青、滕彪、张辉是宪章首批联署人，刘萍、魏忠平、李思华、李化平等人也是宪章联署人，许志永等新公民运动人士为祝贺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还到北京地坛公园门口打横幅，活动遭到警方冲击和禁止，多人被拘捕）。新公民运动从网上走到了网下，从案头走到了街头，通过竞选地方人大代表、上街要求官员公示财产、呼吁教育平权等活动，成为宪章运动的延伸和实践。
《零八宪章》颁布6年，刘晓波仍在狱中受难，极权的连坐导致刘晓波妻子刘霞常年丧失自由，主要起草者张祖桦先生也长期被严密监控和软禁，303人不少在牢在监，有的被迫害、殴打、骚扰，拘禁，有的流亡异国他乡。303名《零八宪章》签名者中，据我所知，以各种罪名被囚禁，至今还在狱中的就有：刘晓波、浦志强、高瑜、铁流、唐荆陵、王清营、袁新亭、徐晓、陈西、郭玉闪、赵常青、李铁、王扣玛、谢福林、张林、李化平、周维林、刘贤斌、陈卫、陈西、朱虞夫、赵枫生、刘杰、刘萍、魏忠平、李思华、陈惠娟、姜力钧、朱瑛娣、李必丰、于世文、王玉文等数十人。
我不知道刘晓波等发起人当初定下首批303人有何考虑，还是一种巧合。在中国和西方历史上，303是一个神奇的数字，斯巴达有三百壮士，宁死也不愿屈服于波斯大军，不愿成为波斯人的奴隶；大宋中国则有苏东坡、司马光等元祐党人303名，因为反对王安石名为强国富民实则扰民害民的前社会主义式的改革，这303人都被朝廷打入另册，遭到政治歧视和迫害，他们是当时的“黑五类”，连子女出仕和婚姻都受牵连。传说宋朝皇帝命人把这303人名刻入石碑，作为反面教材警醒士人，不料雷电交加，将此元祐党人碑辟为两截。但民心向背，于此可知。我想，《零八宪章》303人，虽然不一定都像斯巴达三百壮士那么勇毅决绝，不一定像元祐党人303名“黑五类”那么学富五车，但这303人心忧中国、顾恋黎民苍生的人道关怀，则是可以肯定的。
《零八宪章》发布6年来，中国这匹老马，正在极权当局敲骨吸髓式的高压和虎虎生风的皮鞭下，驱策着在荒原歧路间奔行。雾霾蔽日，河水如血，污染遍地，癌症高发。宣传中的盛世像一个服了壮阳药的神话，夕阳残照中，炼狱的烈火正烧得通红。但《零八宪章》如同洒落在中国荒原上的种子，种子虽然被践踏，被埋入土中，种子的生命却没有完结，终会有一日，它将催生中国的自由、民主、人权之花。
2014年12月19日圣诞前夕
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