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剧变大事记(18)

附录:

     哈维尔: 政治家应该担负更多的责任

              文/崔卫平

    2003年2月2日,瓦茨拉夫.哈维尔卸任捷克共和国总统职务,告别他几十年风风雨雨、动荡起伏的政治生涯。有报道说他将重操旧业,在离开权力巅峰之后返回他的老本行——写作。作为一国之领袖,他因出色的思想和高尚的实践,被誉为现代“哲学王”。

哈维尔1936年10月5月生于布拉格一个有产阶级家庭。1951年完成十年制义务教育之后,因为家庭出身原因,无法继续升学。此后他担任过化学实验室助理员、舞台管理员,念过技校,还服了两年兵役,其间开始在文学和戏剧杂志上发表文章。1963年布拉格一家颇为活跃的剧院接受了哈维尔第一个剧本《花园聚会》,接着上演了他的《备忘录》和《思想越来越难以集中》。这些剧本锲而不舍地探索生活的意义,却以某种怀疑主义和自我嘲讽的面貌出现,体现了1960年代弥漫于捷克社会的某种情绪。此时,哈维尔已经成为捷克公众生活中的一位人物,当然,其主要影响还是在戏剧、文化界圈内。

1968年苏军入侵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哈维尔的剧本不能上演,许多艺术家、知识分子被打入社会最低层。哈维尔1974年在一个啤酒厂打工,早晨五点钟起床滚啤酒桶。但他并没有忘记作为一个公民、一个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中应该发挥的作用。次年,他提笔给当时的总统胡萨克写了一封长信,描述了捷克社会在表面上的繁荣稳定之下潜伏的道德和精神危机: 在人们高涨的、从未有过的消费热情背后,是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屈从和冷漠;越来越多的人变得什么都不相信,除了已经到手和即将到手的个人利益。哈维尔指出,这种情况对于一个民族整体上的伤害是久远的,在暂时稳定的背后,付出的将是未来某个时刻的“超额税款”。

1977年,“宇宙塑料人”摇滚乐队的几名成员被捕。依据捷克已加入赫尔辛基人权条约的事实,哈维尔和他的朋友们发起了一场签名营救运动,呼吁落实这个国家已有的宪法。先后在这份文件上签名的有两千多人,这就是所谓的“七七宪章”运动。与此同时,哈维尔还是一个叫作“保护受不公正起诉的人委员会”的成员。哈维尔的这些活动给他带来了三次牢狱之灾,前后被关押了近五年。在这前后,哈维尔写下了大量的文章,其中最著名的有《无权者的权力》、《政治与良心》、《对沉默的解剖等。

1989年10月,哈维尔作为“公民论坛”的主要领导人,参与了捷克的“天鹅绒革命”。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这场革命从头至尾没有打碎一块玻璃,没有点燃一部小汽车,没有任何冲击政府机关部门的激烈行动。1989年12月,哈维尔当选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1992年斯洛伐克分离出去之后,1993年哈维尔当选为捷克共和国第一任总统,1998年连任,按宪法规定他只能当两届总统。

作为一个对当今世界产生有力影响的人物,哈维尔的思想和行为给这个时代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启发,他赋予了“政治”新的解释和新的样板,简单说来有这样几条:

第一,就最低限度来说,政治不应当与人类的生活为敌。政治是建立在人类生活基础上的社会组织形式,它借助和依赖人类生活的基本状况,是在人类生活的框架之内产生而不是凌驾于人类生活之上;人类生活拥有什么性质,人们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便拥有什么样的面貌。而说到底,人类生活是丰富多样的、多元的,在一个社会或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中,不同的人们有着不同的利益、需求、兴趣、立场、信仰等,这就要求政治制度也能够反映这种生气勃勃的多元化的要求,而它本身也是多元化和多元途径的。当权者如果将任何不同的诉求都看作是对于自己的冒犯,只会给自己招致更多的敌人,令自身权力丧失其合法性,也导致民族整体生活的萎缩。

第二,同样,政治不应当与人类良知为敌。因为,不管对于什么人来说,良知是他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是他作为人类身份的标志,是人的存在的最深刻的根源。只有实现了人类良知的要求,一个人才觉得没有被他人或者自己的影子踩歪,才会感到扬眉吐气。在一个人人说谎的社会里,人类良知会成为重要的政治领域和雄厚的政治资源。一个无权者可以通过说真话从而获得难以置信的政治影响力,远甚于全部成群结队的受雇的宣传机器。而越来越多的人企图说出真相,抑或到了真相无法掩盖的时候,真正的变化就降临了。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并不是少数专家或政治家的事情,而是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其中的事业。即使是一个工程师,只要他心术端正,懂得尊敬超越于他之上的东西,并摆脱恐惧,便能够影响其民族的历史。

第三,政治是一种责任。对掌权的人来说,他们手中的权力,不是支配他人或者按照个人的意愿来分配社会财富,而是为社会提供服务,为那些有名有姓的人们提供切实的、具体的帮助。而那些手中正在掌握着更大权力的人们即政治家,便意味着对其他人、对整个民族乃至世界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个立场哈维尔贯穿始终。在给胡萨克的那封长信中,他诚恳地呼吁: 作为一个政治领导人,你的责任是巨大的,因为由你决定着人们在其中生活的氛围,也决定着将来的某一刻因为今天的稳定所付出账单的最终规格。及至他自己当上了国家领导人,他念兹不忘的也是在这个位置上他本人可能对民族所造成的影响。他将尽力按照政治理想去做,包括直接影响身边的人们,在高层领导之间,积极创造一种积极的气氛,一种慷慨、容忍、开明、宽容大度的气氛,创造一种根本性的友谊和互相信任。对整个社会同样如此,他一反胡萨克政权将人们的善意压抑下去而将恶意释放出来的做法,尽量通过自己的行为来激发人们当中“沉睡的善意”,努力让人们知道这个社会的“最高层”是站在他们一边,是寻求善意、认可善意并大力培育善意的。

1996年哈维尔接受美国哈佛大学荣誉学位发表演讲时,在分析了当今世界的种种危机之后指出,除非唤起人们的责任感,其他别无二途。而这“尤其是政治家的任务”,政治家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是不同寻常的: 即使在最民主的情况下,政治家的影响力也是巨大的,也许比他们自己意识到的更巨大。他们与众不同的角色在于,要履行他们对这个世界的长远前景的责任,以他们的一言一行在公众心目中树立榜样。他们有责任勇敢地、富有远见地思考,不去曲意迎合大众。他们的行动应该充满一种精神特质,并一再向公众和他们的同行解释——政治绝不仅仅是体现个别团体和组织的利益。当着美国人的面,哈维尔这样说起美国在当今世界所要承担的——那些拥有最强大的国家和影响力的人也担负着最伟大的责任。不管喜欢与否,美国现在担负着我们这个世界何去何从的最伟大的责任。因此,美国应该对它的责任作出最深刻的反省。

 

(原载《南方周末》2003313)

荀路转抄于2022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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