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剧变大事记(18)
附录:
哈维尔: 政治家应该担负更多的责任
文/崔卫平
2003年2月2日，瓦茨拉夫.哈维尔卸任捷克共和国总统职务，告别他几十年风风雨雨、动荡起伏的政治生涯。有报道说他将重操旧业，在离开权力巅峰之后返回他的老本行——写作。作为一国之领袖，他因出色的思想和高尚的实践，被誉为现代“哲学王”。
哈维尔1936年10月5月生于布拉格一个有产阶级家庭。1951年完成十年制义务教育之后，因为家庭出身原因，无法继续升学。此后他担任过化学实验室助理员、舞台管理员，念过技校，还服了两年兵役，其间开始在文学和戏剧杂志上发表文章。1963年布拉格一家颇为活跃的剧院接受了哈维尔第一个剧本《花园聚会》，接着上演了他的《备忘录》和《思想越来越难以集中》。这些剧本锲而不舍地探索生活的意义，却以某种怀疑主义和自我嘲讽的面貌出现，体现了1960年代弥漫于捷克社会的某种情绪。此时，哈维尔已经成为捷克公众生活中的一位人物，当然，其主要影响还是在戏剧、文化界圈内。
1968年苏军入侵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哈维尔的剧本不能上演，许多艺术家、知识分子被打入社会最低层。哈维尔1974年在一个啤酒厂打工，早晨五点钟起床滚啤酒桶。但他并没有忘记作为一个公民、一个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中应该发挥的作用。次年，他提笔给当时的总统胡萨克写了一封长信，描述了捷克社会在表面上的繁荣稳定之下潜伏的道德和精神危机: 在人们高涨的、从未有过的消费热情背后，是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屈从和冷漠；越来越多的人变得什么都不相信，除了已经到手和即将到手的个人利益。哈维尔指出，这种情况对于一个民族整体上的伤害是久远的，在暂时稳定的背后，付出的将是未来某个时刻的“超额税款”。
1977年，“宇宙塑料人”摇滚乐队的几名成员被捕。依据捷克已加入赫尔辛基人权条约的事实，哈维尔和他的朋友们发起了一场签名营救运动，呼吁落实这个国家已有的宪法。先后在这份文件上签名的有两千多人，这就是所谓的“七七宪章”运动。与此同时，哈维尔还是一个叫作“保护受不公正起诉的人委员会”的成员。哈维尔的这些活动给他带来了三次牢狱之灾，前后被关押了近五年。在这前后，哈维尔写下了大量的文章，其中最著名的有《无权者的权力》、《政治与良心》、《对沉默的解剖等。
1989年10月，哈维尔作为“公民论坛”的主要领导人，参与了捷克的“天鹅绒革命”。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这场革命从头至尾没有打碎一块玻璃，没有点燃一部小汽车，没有任何冲击政府机关部门的激烈行动。1989年12月，哈维尔当选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1992年斯洛伐克分离出去之后，1993年哈维尔当选为捷克共和国第一任总统，1998年连任，按宪法规定他只能当两届总统。
作为一个对当今世界产生有力影响的人物，哈维尔的思想和行为给这个时代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启发，他赋予了“政治”新的解释和新的样板，简单说来有这样几条:
第一，就最低限度来说，政治不应当与人类的生活为敌。政治是建立在人类生活基础上的社会组织形式，它借助和依赖人类生活的基本状况，是在人类生活的框架之内产生而不是凌驾于人类生活之上；人类生活拥有什么性质，人们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便拥有什么样的面貌。而说到底，人类生活是丰富多样的、多元的，在一个社会或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中，不同的人们有着不同的利益、需求、兴趣、立场、信仰等，这就要求政治制度也能够反映这种生气勃勃的多元化的要求，而它本身也是多元化和多元途径的。当权者如果将任何不同的诉求都看作是对于自己的冒犯，只会给自己招致更多的敌人，令自身权力丧失其合法性，也导致民族整体生活的萎缩。
第二，同样，政治不应当与人类良知为敌。因为，不管对于什么人来说，良知是他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是他作为人类身份的标志，是人的存在的最深刻的根源。只有实现了人类良知的要求，一个人才觉得没有被他人或者自己的影子踩歪，才会感到扬眉吐气。在一个人人说谎的社会里，人类良知会成为重要的政治领域和雄厚的政治资源。一个无权者可以通过说真话从而获得难以置信的政治影响力，远甚于全部成群结队的受雇的宣传机器。而越来越多的人企图说出真相，抑或到了真相无法掩盖的时候，真正的变化就降临了。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并不是少数专家或政治家的事情，而是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其中的事业。即使是一个工程师，只要他心术端正，懂得尊敬超越于他之上的东西，并摆脱恐惧，便能够影响其民族的历史。
第三，政治是一种责任。对掌权的人来说，他们手中的权力，不是支配他人或者按照个人的意愿来分配社会财富，而是为社会提供服务，为那些有名有姓的人们提供切实的、具体的帮助。而那些手中正在掌握着更大权力的人们即政治家，便意味着对其他人、对整个民族乃至世界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个立场哈维尔贯穿始终。在给胡萨克的那封长信中，他诚恳地呼吁: 作为一个政治领导人，你的责任是巨大的，因为由你决定着人们在其中生活的氛围，也决定着将来的某一刻因为今天的稳定所付出账单的最终规格。及至他自己当上了国家领导人，他念兹不忘的也是在这个位置上他本人可能对民族所造成的影响。他将尽力按照政治理想去做，包括直接影响身边的人们，在高层领导之间，积极创造一种积极的气氛，一种慷慨、容忍、开明、宽容大度的气氛，创造一种根本性的友谊和互相信任。对整个社会同样如此，他一反胡萨克政权将人们的善意压抑下去而将恶意释放出来的做法，尽量通过自己的行为来激发人们当中“沉睡的善意”，努力让人们知道这个社会的“最高层”是站在他们一边，是寻求善意、认可善意并大力培育善意的。
1996年哈维尔接受美国哈佛大学荣誉学位发表演讲时，在分析了当今世界的种种危机之后指出，除非唤起人们的责任感，其他别无二途。而这“尤其是政治家的任务”，政治家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是不同寻常的: 即使在最民主的情况下，政治家的影响力也是巨大的，也许比他们自己意识到的更巨大。他们与众不同的角色在于，要履行他们对这个世界的长远前景的责任，以他们的一言一行在公众心目中树立榜样。他们有责任勇敢地、富有远见地思考，不去曲意迎合大众。他们的行动应该充满一种精神特质，并一再向公众和他们的同行解释——政治绝不仅仅是体现个别团体和组织的利益。当着美国人的面，哈维尔这样说起美国在当今世界所要承担的——那些拥有最强大的国家和影响力的人也担负着最伟大的责任。不管喜欢与否，美国现在担负着我们这个世界何去何从的最伟大的责任。因此，美国应该对它的责任作出最深刻的反省。
(原载《南方周末》2003年3月13日)
荀路转抄于2022年6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