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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活着,感觉不到脚下的国家。

  十步之外,听不到我们说话。

  可是,只要从哪里冒出半句,

  哪里就会想起那克里姆林的山民。

  他肥胖的手指,像油腻腻的蛆虫,

  准确的话语,像重量级的秤砣。

  他的蟑螂触须满含笑意

  一双大皮靴闪烁着油光。

  一群细脖颈的头领凑在他周围,

  半人半妖的仆从任凭他游戏,

  有的嘘嘘,有的喵呜,有的哭啼啼,

  唯独他一个,像个粗婆娘杵在中央。

  他发出一道道指令,犹如钉马掌——

  朝大腿根,朝脑门,朝眉心或眼眶。

  无论怎样的处决,都是他的马林果[1]

  让他挺起奥塞梯人[2]宽阔的胸膛。

  (1933年,王嘎译)

这是一首著名的“亵渎之作”,诗中的主人公,地球人都知道。当作者以挑战的姿态将艺术抛开之际,作为艺术元素的形象性依然完好地保留在这十六行当中。以赛亚·柏林称这首诗为“无需任何评论的精妙绝伦但又令人不寒而栗的小诗”。作者是跟1958年诺奖得主帕斯捷尔纳克齐名的另一位俄国天才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生长在彼得堡的犹太人,深受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熏染的纯粹艺术家,对世界文明怀有深沉的眷恋,崇尚严整有致的自然法则。在曼德尔施塔姆笔下,彼得堡大理石与花岗岩庄重华美的雕塑和建筑,正是规则与形式的永恒象征。在诗人看来,他所置身其中的人类现代进程,不是自然之道在现实中的对应或投射,不是理性与人道主义的凯旋,倒是一种对世界原型的“非人化”的扭曲和颠覆。曼德尔施塔姆曾以充满博物学意象的奇异诗行,描写了人性在“进化阶梯”上的逆向式演化,即从高到低的逐级沉降,直至跌入“大自然不再需要我们”的万劫不复之境(《拉马克》,1932年)。

面对俄国新时代“强行闯入的外来物”,诗人以赤子情怀,持守着柏拉图式的文明理念,对一切人为强制所带来的流变和不确定性都怀有本能的敌视,甚至甘愿飞蛾扑火般地投向绝对自由与抽象自由的烈火。就此而言,曼德尔施塔姆与讲求“顺服于天命”的帕斯捷尔纳克,堪称俄国精神史上差异迥然的两极。有人将两者称为“对蹠者”,意在强调他们精神上的对立性。

30年代的曼德尔施塔姆,已然沦为时代的弃儿,失落与愤懑使他的行为举止越来越像一个旧日的癫僧。他不停地要求对其文学地位做出公断,不停地跟人发生龃龉,惹是生非,他的私人生活,完全变成了一场悲怆的滑稽剧。布罗茨基指出,他的这一变化,除了纯政治性的因素之外,“还取决于他对他的作品与同时代其他作品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与同时代几乎所有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而民族道德和精神的堕落,则让他想起了“遥远的罗马”。

俄国当代诗人德米特里·贝科夫在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传记中写到这样一幕:在大恐怖即将来临的1934年,曼德尔施塔姆在街上遇到帕斯捷尔纳克,把他拉到一旁,读了以上这首政治讽刺诗。帕斯捷尔纳克的反应迅疾而冷漠,他说,“我建议您不要再向任何人读这首诗。这不是诗,是自杀。我可不想参与您的自杀。”

曼德尔施塔姆显然不曾顾及旁人的劝诫。这一死亡之歌在小圈子里流传,像有毒的空气一样渐渐扩散。当年5月,曼德尔施塔姆被逮捕,1938年,死在苏联劳改营。确切死因至今不明。

帕斯捷尔纳克后来对诗人的妻子说,这是一首“肮脏的作品”,‘超出了艺术的界线”。但是,对作者而言,既然为了其所持守的理念连生命都不在乎,何须在乎艺术形式的界线。正如俄国谚语所云,“脑袋都掉了,还在乎头发?”

许多文献都提到,“克林姆林的山民”曾经亲自打电话给帕斯捷尔纳克,试探他是否会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尽力营救落难的“诗歌兄弟”,还问他是否听作者读过上面这首大逆不道的诗作。帕斯捷尔纳克兜了个圈子,避而不答。反过来要求与电话那头的人尽快见面,称他们之间“必须谈一些有关生和死的根本性问题”。帕斯捷尔纳克的这一做法,在文学史上增添了一桩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公案。据以赛亚·柏林记述,这位诗歌的主人公当时还留下一句话:“如果我是曼德尔施塔姆的朋友,我会更清楚如何为他来辩护。”

那个来自克里姆林宫的电话,几乎将帕斯捷尔纳克逼向了道德选择的绝境。他对曼德尔施塔姆的冷漠,自有值得同情的万般衷曲。文学也绝非依据道德勇气来论功行赏的舞台。不过,倘若我们可以从当时的情境中抽身并追问下去:文学与政治,打个庸俗的比方,是否像切西瓜一样,一刀切下去,就是各不相干的两半?这世上是否真的存在所谓纯之又纯的“零度写作”,能够让我们抛开自身的感受力、对于多样生活的需求,以及对于平常而美好的事物的想往和认知?或者说,“零度写作”,大概只能造就一堆跟人的思想和行为完全无关的事物,甚至跟生活本身也并无任何关联?

曼德尔施塔姆遭流放的3年期间,帕斯捷尔纳克与其保持着联系,并经常寄去包裹和钱物。

顺带说一句,我个人的阅读取向,未必完全集中于这种极端个性化的异国悲情,继而从文学艺术中探寻一种可用于影射的政治意味。假如生活有更多美与善的真实呈现,那又何苦“为赋新词强说愁”?这些因为阅读和翻译而衍生的感受,或许也只是对于文学艺术的僭越吧。

在《时代的喧嚣》这篇著名的散文中,曼德尔施塔姆留下了一番惊世骇俗的言论,而他悲剧的结局,也在提醒着人们,不要忘记他啐向时代脸上的一口浓痰:

“我把世上所有文学作品分成两类:被准许的和不被准许的。第一类是废料,第二类是偷来的空气。书写着明知是被准许的玩意儿的作家们,我要朝他们啐口水……我要是可以禁止这些作家结婚成家生儿育女就好了。他们怎么能有孩子呢?要知道,孩子们应该接替我们继续下去,替我们把最主要的说完,既然他们的父辈早在三代之前就已经预售给那麻脸的鬼怪[3]了。”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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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俄国常见的一种浆果,转义为令人愉悦的事物。

[2] 高加索地区的一个民族。

[3] 暗指脸上长有麻子的斯大林。

来源: 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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