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发现在官方宣扬的高速公路缔造的经济奇迹背后,是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更多底层民众被抛弃、被践踏、被凌辱的事实。公路越多,速度越快,中国离一个公平正义的国度反倒越远。
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能胜。
——圣经《传道书》

与公路有关的文学和电影,在西方早已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门类。凯鲁阿克的《在路上》记载了美国“垮掉的一代”的梦想与失落,没有公路,哪有“在路上”的精彩人生呢?而晚近二十年以来的“中国崛起”,更是以高速公路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爲标志。儘管中国的经济总量尚落后于美国,但中国的高速公路里程已达十万公里,超过了美国的九万公里。所以,公路文学和公路电影也在中国应运而生,如美国作家何伟的报道文学《寻路中国》、韩寒的小说《一九八八》以及电影《后会无期》。

独立纪录片导演张赞波的《大路:高速中国裡的低速人生》一书,是他拍摄纪录片《大路朝天》过程中的“副产品”。这不是一部经典意义上的公路文学,虽然公路是这本书的核心意象,但作者所拍摄和描写的,是那些被大多数人忽视的修路的人,而不是那些在路上开车的人。在湖南怀化市一个偏远村落旁边的工地上,张赞波与数百名修筑高速公路的人员一起生活了三年之久。由此,他发现在官方宣扬的高速公路缔造的经济奇迹背后,是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更多底层民众被抛弃、被践踏、被凌辱的事实。公路越多,速度越快,中国离一个公平正义的国度反倒越远。

修路的人和开车的人生活在两个世界

既然农民是中国的劣等公民,那么农民工就不属于受尊重的“工人阶级”。中国崛起的“国家机密”,无关乎制度创新和科技发明,归根结底在于对数亿农民工的无情压搾与掠夺。

正如那些在城市裡修房子的农民工,纵然修建广厦千万间,也买不起一间城裡的天价房,当他们年老了、白了头、干不动了,只能回到凋敝的农村或者龟缩在杂乱无章的城乡结合部的贫民窟;在荒郊野岭间风餐露宿地修路的农民工,纵然修筑过多条高速公路,也买不起宝马香车,不可能在高速公路上风驰电掣地驾驶着,奔向无比美好的明天。他们都是“爲他人作嫁衣裳”,在那些富丽堂皇的通车典礼上,从来不会有他们衣衫褴褛的身影。

在张牙舞爪的龙的阴影下,这些农民工如蚂蚁般听天由命地生存着。韩寒笔下那些带着文艺青年范儿的主人公,当然不会跟这个阶层的人们相遇。张赞波却愿意耗费三年时间,与这群如野草般既坚韧又懦弱、既愤怒又顺从、既善良又冷漠的农民工朝夕相处,建立起相濡以沫的友情。如此,“中国模式”的真相,如同经过火烤之后一点点浮现出来的密码本,终于大白于天下。

张赞波描写了农民工老何、老姜、老曾、老朱等数十人的故事。他们当中,有作为“共和国同龄人”、虽已年老却不得不干“打桩”这种充满危险的强体力活的老人,有参加过七十年代初“抗美援越”战争、如同哈金笔下的“战废品”的“被遗忘的老兵”,也有憧憬着以修路挣来的钱盖房子、娶老婆的年轻人。修完这条路之后,作者与其中一些人仍然保持着联繫,有的人开始修筑下一条路,有的人回到偏远的家乡继续土裡刨食的“祖业”,有的人则“转战”到沿海地区的“血汗工厂”。他们的命运依然卑微,绝无可能翻转成为“既得利益阶层”。

作者本人也出身底层,但毕竟接受过高等教育,受过民主自由等现代理念的洗礼,他在溷迹于筑路工人之间时,仍然保持了独立的思考力和判断力。他同情底层民众的遭遇,却并不美化他们,更不愿製造出一个“凡底层人必善良、正直、无私”的道德乌托邦。社会学家孙立平所説的“底层沦陷”、“比赛邪恶”的趋势,也出现在张赞波笔下:他描述了人们残忍地虐待小狗的场景,被凌虐者偏偏用同样的方式对待比之更弱小的对象,他感叹説:“对暴力的无动于衷,在我所生活的这个底层集体表现得十分突出,事实上,这也是当代中国人的特质,这是一个在革命、战争、政治运动中生活了太久的群体,以致冷漠变成了基因。”

作者还写到一场有趣的争论:在讨论利比亚格达费垮台的国际新闻的时候,人们眉飞色舞、群情激昂地发表反美言论——儘管伤害他们的切身利益的不是美国,而是共产党政权。张赞波听不下去,刚回应一句“格达费出动直升机卫队扫射平民是不应该的”,人们却七嘴八舌地反驳説——“哪有政权不杀人,这完全可以理解。”“要是你当了皇帝,你的手下要反对你、推翻你,我敢肯定你也会杀人。”在这种思维模式之下,共产党政权犯下的滔天罪行——从大饥荒到六四屠杀——都被遗忘、都被容忍,这就是鲁迅所説的“奴在心者”。于是,奴隶和奴隶主各安其位、各得其所。

通往黑暗地带的不归路

圣经中记载了犹太人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中塑造金牛犊作为偶像崇拜的故事。今天中国的金牛犊是什么呢?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房地产、股票、航空母舰、航天飞机以及习近平编造的美不胜收的“中国梦”。

高铁的执行者之一,是曾贵为铁道部长、掌控千亿预算、如今却只能在狱中度过馀生的刘志军;高速公路的执行者之一,是让湖南省走入“弯道超车”时代、并在调任到新疆这个更大的辖区之后複製此一经验的封疆大吏张春贤——然而,新疆高速公路里程倍增,新疆原住民的分离主义趋势却愈演愈烈。

其实,从中央部会到地方省市,哪一个官员不是如此迷信政绩工程呢?张赞波在书中涉及了诸多修筑高速公路过程中的既得利益群体,从巨无霸式的路桥建筑公司以及项目部、监理公司、大小包工头,到利益均霑的各政府机关、执法部门,其错综複杂的关係编织成一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大网。作者发现:“在中国特色的现实裡,‘关係’这两个字是决定一条高速公路修建与否的核心指标,从项目的招投标到正式的建设,再到考核和结算,方方面面,都离不开它。” 对于局外人来说,这足以构成一门名为“工程关係学”的高速公路建设必需的专业知识。

作者并没有单单基于道德的义愤而谴责那些权贵人物都是卑鄙无耻的“吸血鬼”,而是抽丝剥茧般地梳理出一条千丝万缕的利益交换链条。在庞大的筑路经费当中,真正用到筑路上的只有很小的一个百分比,大头部分用在官商的层层剥皮和打点各项关係上面。比如,施工方要使用炸药,而当局出于“维稳”考量,对炸药的使用严加控制。于是,由一名科长专职负责申请炸药的事项,张赞波跟随这位科长将此流程整整走了一遍。从派出所长到公安局长,再到公安局指定的、垄断性质的保安公司、运输公司,一直到仓库储存,每个环节无不雁过拔毛。签一个字、盖一个章,便可坐收渔利、捞足油水——如果将这部分利益加入到官方公佈的“维稳”费用当中,那么实际的“维稳”费用大概要膨胀一倍以上。

书中还详细记述了当地方政府与高速公路修建方发生冲突时,地方政府僱用黑帮前来打杀工地上的农民工的“十月九日事件”。血肉横飞的是那些命薄如纸的农民工,大人物们永远在幕后讨价还价。双方从剑拔弩张到握手言和,整个过程充满了戏剧效果,正如张赞波感叹的那样,该事件的发生诱因,较量方式和处理结果彰显了一条典型的中国式博弈路径:利益——暴力——宣传——私了。矛盾始于“利益”,经过“暴力”和“宣传”的激励较量,最后出于“维稳”的考量终于“私了”,“这样的路径某种程度暗合了这个国家的传统和现实”。

在这些如同晚清谴责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官场现形记》的故事中,还有一个让张赞波和读者们倍感沮丧的细节:有一次,省上来了一名年轻的、拥有博士学位的官员检查工程质量。此人对施工方摆设的标语和招贴不屑一顾,冒着烈日亲自测量,对未达标凖之处发出雷霆之怒。施工方领导个个面如土色,张赞波以为终于出现了一个包青天。谁知,次日施工方老总驱车前往省城,专门约了该官员会面,用一个硕大的红包就化险为夷了。“他们总是习惯用人民币去擦屁股。”一位老于世故的工作人员云澹风轻地对大吃一惊的张赞波説。既然温家宝都是如假包换的影帝,共产党政权内还能有值得信赖的包青天吗?

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湖南省交通厅党组成员、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原局长冯伟林被判无期徒刑,冯在法庭上痛哭流涕说,“我给自己修了一条不归路”。“工程上马、厅长落马”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仅湖南一省的交通系统,一两年间就有从厅长以下的二十七名官员落马,甚至出现了“夫妻、父子、父女、兄妹”同堂受审的“盛况”。不过,张赞波人微言轻,不可能拍摄到这些高层腐败的内幕。

是冷静的观察者,还是严峻的批判者?

在前往重庆探望那几位农民工朋友的路上,张赞波偶遇了一个名义上的同行——爲官方拍摄大型纪录片《三峡》的、踌躇满志的导演。两人都拿摄影机,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作为御用製片人,有充足的资金支持,有电视台的播出渠道,所拍摄的全都是光鲜体面的画面;而作为独立纪录片工作者,不仅资金捉衿见肘,作品也无法在电视台播出,比如张赞波此前的几部作品,在豆瓣网上只有数百人点击观看。那么,为什麽还要坚持拍摄那些不被待见的小人物呢?张赞波説:“我所拍摄的对象,只能是和我呼吸相通、患难与共、悲喜相连的人:我的朋友、亲人、同学或者父老乡亲,他们都是像我一样卑微而无力的人群。他们就真实地生活在我面前,我可以感受他们的温度、质感和形状——甚至,他们说话时迸发的唾沫星子。”不为帝王唱赞歌,只爲苍生留侧影,这就是张赞波的理想。

所以,在拍摄过程中,张赞波无法充当一名冷静、客观、置身事外的旁观者,而不知不觉地成了一名严峻、热切、“路见不平一声吼”的思考者和批判者。近年来,中国有多名独立纪录片导演不由自主地成了人权活动人士——面对那无边的苦难和不公不义的现实,他们无法保持长久的沉默。就在张赞波隐姓埋名地扎根在工地上拍摄的时候,“老大哥”并没有放过他:怀化市国保大队的三名警察专门赴辰溪县调查他的情况。虽然国保只是请张赞波採访过的对象“喝茶”,而没有直接去骚扰他,但党国维稳机器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事实,仍然让他吃惊不已。党国对于任何企图暴露“社会阴暗面”的企图都深怀警惕,张赞波则自我辩护説:“所谓的阴暗面,也只是世间真相的一部分。而阳光和阴暗,本来就是事物的一体两面。既然你们成天用‘大机器’展现光明,那么为什麽我就不可以用‘小机器’勾勒出光明背面的影子呢?这些影子正是我的生活,我不断亲眼看见它压在和我一样的底层人们身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重印记。”

中国的高速公路四通八达,中国却失去了方向和远景。如果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汽车没有刹车装置,再顺畅的高速公路也不能避免车毁人亡的惨剧,这就是中国的现状。张赞波的影片和文字,验证了经济学家陈志武语重心长的告诫:“中国表面上看来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地方官员和高层官员都把大量精力放在形象工程上,但中国不能只陶醉于这种表面的东西。中国如果继续把钱投入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忽略看不见摸不着的制度建设等软体,是很危险的。”然而,像陈志武和张赞波这样“不说吉言”的先知,在故乡是不受欢迎的。

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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